凌升（1886年－1936年4月），又名福贤，字云志，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 索伦右翼正黄旗（ 鄂温克族自治旗 ）人， 达斡尔族 ，莫日登氏。 呼伦贝尔市 副都统贵福之子。其先祖明信阿于 爱新觉罗·颙琰 八年(1803年)奉命从戍，由布特哈地区到呼伦贝尔，任厄鲁特旗总管；其父 贵福 ，亦任厄鲁特旗总管、呼伦贝尔副都统。
凌升幼年随父学习满文，稍长入呼伦贝尔官立初、高级小学学习 文言文 ，又入呼伦贝尔蒙旗中学。他聪颖好学，成绩优良，精通满、汉两种文字。
人物生平
凌升由 呼伦贝尔 蒙旗中学毕业后，先后任管理台站 笔帖式 (秘书)、骁骑校、劝学员、呼伦贝尔自治会副会长、 海拉尔区 警察局副局长等职。此时，正值清末民国初年，清廷在这一地区改设民治，废副都统衙门，移民实边。由于这一“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过急，又侵犯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激起少数民族官员和牧民的普遍反感。他们在厄鲁特总管胜福、新巴尔虎 右派 总管车和札的带领下，于1912年1月发起 呼伦贝尔市 历史上的独立事件。在这次“独立”中，凌升作为胜福的 得力集团 师爷 ，初露锋芒。此后，他被提升为 佐领 兼呼伦贝尔副都统署左右两厅帮办。
1917年夏，在 日本 扶助下，巴布扎布残部色布精额匪帮2000余人突然袭击并占领呼伦城。在这紧急时刻，受副都统胜福的委托，凌升组织蒙旗联军，讨伐色布精额匪帮。在这一事件中，又一次显示了他出众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深得副都统胜福和各蒙旗的信任。不久，他出任厄鲁特旗总管、署理索伦 右派 总管等职。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 蒙古国 ”的“自治”失去依靠。在这种情况下，凌升等人顺应潮流，识大体，于1920年1月6日呈请 东北地区 当局并转请中央政府，取消“特别区域”，废除《中俄会订 呼伦贝尔市 条件》。同年2月， 呼伦贝尔市 地区恢复民治，设善后督办公署，同时，仍保留副都统署，专辖蒙旗事务。由于凌升的卓越才干和突出的政绩，使他逐渐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重要代表，亦引起有关方面对他的重视。1920年以后，他先后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公署咨议、 黑龙江省 督军公署咨议、全蒙联合总会副会长、北京政府参议，并被封为辅国公。
凌升自担任上述职务以后，强调民族及地区特点，主张重牧轻农方针。他建议东北地方当局采取措施，约束关内大批农民无节制地移入这一地区，制止军警廉价征购大批役畜和畜产品。为防止匪患，减少当地驻军对牧区的扰乱，减轻苛捐杂税，他经常奔走于 海拉尔区 与 齐齐哈尔市 之间，为稳定这一地区做出了贡献。这一期间，他又先后任蒙疆 经略使 顾问、 东北地区 保安委员会委员、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等，1928年，又任 南京国民政府 立法院委员。
1929年， 中东路事件 发生， 苏联红军 进驻海拉尔，海拉尔成立地方治安维持会，凌升出任会长。这一事件解决后， 苏军 在撤退前与凌升商定：一旦苏日发生战争， 呼伦贝尔市 应向苏靠拢。“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方曾向凌升询问有无此事，被凌升一口否认。但此事引起了日方的注意。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凌升对即将成立的“伪满洲国”抱有幻想，参与“建国”活动，以为由此可以摆脱地方当局的统治和恢复昔日的副都统衙门，故作为呼伦贝尔地区的代表，随其父 贵福 赴 旅顺口区 ，请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皇帝”。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贵福任参议府特任官参议，凌升任兴安北分省省长。凌升对溥仪十分忠诚，也深受溥仪的信任。溥仪让其四妹与凌升之子 色布精太 订亲，并任命色布精太为宫内府侍卫官。
“伪满洲国”成立后， 日本 加紧其吞并我国 东北地区 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统治机构都委派掌握实权的日本官吏。这些人名义是“辅佐者”，是副职，实际上都是发号施令者，是“太上皇”。凌升在逐渐看清日本人的本质后，把日本参事官和派来的副职当作陪衬和客人，有事愿商量就商量，不愿商量就不予理睬；不通过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认；对日本人坚持己见，不唯命是从，甚至连 关东军 派驻 海拉尔区 特务机关长的话也不听。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他是“不老实的人”。
日本 在加紧推行政治统治的同时，为拢络人心和进行 奴化教育 ，曾于1932年10月组织伪满政权的官员到日本观光并参拜各地的“ 天照大神 ” 神社 ，凌升以其是日本人的神社而拒绝参拜。当伪满政权的官员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日本留学时，他又让自己唯一的儿子——时在 长春市 “伪满洲国”宫内府任侍卫官的 色布精太 退职，送往 哈尔滨铁路 政法大学学习 俄语 。
1935年6月，以伪满为一方，以蒙古为另一方的“ 满洲里市 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哈拉哈庙归属问题”。凌升作为伪满一方的首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但是，他却没有自由发言权，发言内容需由名为代表实为 日本 特务机关长的斋藤正锐决定。凌升对此极为不满，提出异议并与 斋藤一 发生争辩。日本原企图通过凌升窥探蒙方动态，进而拉拢蒙方代表，却因他如此态度而不达目的，指责凌升不为日“满”效力，心无诚意。
1936年3月，伪满在 新京 ( 长春市 )召开 兴安盟 四省省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洲国”的“国策”，凌升进行了猛烈抨击：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 开拓团 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 日语 做“伪满洲国”的“ 官话 ”；反对 日本 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 内蒙古自治区 东部地区划为 兴安盟 四省。由于言词尖锐，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导会议的日本官员不知所措，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接受，也无法忍受凌升对日本侵略者的“伪满洲国”既定“国策”的攻击，加之凌升过去的一些种种表现，已经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日本军方下决心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绊脚石。
主要成就
为防止地方势力即主要是凌升部下和 兴安北省 少数民族的反抗，在会议期间，即3月下旬， 日本 军方开始在 海拉尔区 、南屯、西屯和莫和尔图等地戒严，由日本特务机关和 宪兵 逮捕凌升的亲信及部下，先后拘捕20余人，其中主要有：兴安北省警备军 上校 参谋长福龄(凌升胞弟，字松亭， 达斡尔族 ，生于1889年)，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春德(凌升妹夫，字子馨，达斡尔族，敖拉哈拉，生于1894年)，新巴尔虎右翼旗警务保长拉玛迪， 新巴尔虎左旗 警务课长春海，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尉倭信泰(达斡尔族，敖拉哈拉)，兴安北省警备军骑兵第七团 上尉 团副沙德勒图(达斡尔族，郭博勒哈拉，事前驻防与满蒙边境)、，兴安北省公署总务厅长荣安、总务课长双海、会计课长葆定、地方课长倭格吉布， 海拉尔区 市政管理处长德春， 鄂温克族自治旗 长恩明、行政课长 额尔很巴雅尔 等。3月29日，凌升由新京返回海拉尔，下车后即被日本宪兵以“通苏通蒙被疑者”名义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官兼日语翻译华林泰(福明泰胞弟，字泽吾， 达斡尔族 ，敖拉哈拉，生于1898年)。
凌升等人被捕后，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们谁也没有承认日本人所 罗列 的罪状，没有供出任何“通苏通蒙”的事实，也没有连累其他人。在拷问中，凌升一人承担责任，说：“别人无罪，都是我一人担当，不要牵涉别人”。4月12日，凌升等6人被移送 新京 ( 长春市 )，在军事法庭上，他们仍未承认任何罪行。4月14日，凌升等人被 夺 勋章 与纪念章。 关东军 司令部遂于4月19日发布《凌升等通苏通蒙公报》，判处凌升等人死刑。4月24日，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等4人在新京南岭惨遭杀害。沙德勒图、倭信泰两人被分别判处15年、13年徒刑——后死于抚顺监狱中(年仅21岁、26岁)，其他人则在被监禁几个月后被革职、停职。
凌升等人在被害前，其家人应召去新京监狱会见。此时，他们已知道将要被杀害，但仍很坚强。临别时，凌升跪在地上，叩拜老父贵福。凌升在狱中曾用满文书写千余字的遗嘱，大意为，我被日本人所害，是因为保护地方利益，故引起他们的不满和仇恨。
凌升等人处决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制定印发一个《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发给在伪满的“日系”官员人手一册，内分30条。手册的第一条就规定，“ 日本 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并称“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 侨民 而是主人。“凌升事件”在当时伪满政权的“满系”官员中引起极大震动， 关东军 借处决凌升威慑了自伪满皇帝溥仪以下大大小小的伪满官员，使他们对日本人更加驯服，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任由侵略者摆布。由此可见，处决凌升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和奴役 东北地区 人民。
凌升被害后，其任特任官的老父贵福被撤职，在 哈尔滨市 学习 俄语 的儿子被迫中途退学转入东京兽医高等学校。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 吉冈安直 通知溥仪，让他立即解除四妹与凌升儿子的婚约，溥仪不再同凌升家结亲。凌升家的财产亦在驻海日本特务机关的授意下，被清点，并派专人负责监管。
作为一名旧官吏，作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凌升曾维护过封建统治，但他最终作为一名有民族正义感、民族气节和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人士、少数民族代表而受到后人的尊敬。他为 呼伦贝尔市 现代史 反抗外族欺侮和 帝国主义 侵略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人物评价
史书评价
《 呼伦贝尔志略 》 ：“志量豪迈，英风伟略，冠绝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