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是由日本东映映画制作发行的141分钟传记影片。该片由 成岛出 执导， 役所广司 主演， 玉木宏 、 濑户朝香 、 香川照之 、 田中丽奈 等共演，于2011年12月23日在日本上映。
该片以二战时期为背景，讲述了“反战”军官 山本五十六 在处理 偷袭珍珠港 上的苦恼，以及想方设法尽早结束战争的故事。
剧情简介
作为一名实际上的反战派，山本五十六在身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时代，对于不得不开始的战争显得十分苦恼，在早期以终战为目的进行的和谈，他一直考虑的问题不是如何在战争中获胜，而是如何能早日将战争结束。
在山本五十六还担任海军次官时，他就认为如果与德意两国结盟， 日本 将很有可能向 美国 开战，并因而走向毁灭。因此他强烈反对日本和德意结为同盟，原因就是日美两国实力悬殊，但大家却都认为他是“胆小鬼”。
媒体拼命煽动开战，引起了民众的狂热，他们希望透过战争来打破国内的停滞状态。结果“ 轴心国 ”还是形成了，反对开战的 山本五十六 以联合舰队的司令身份站在与美国战斗的最前线。山本计划透过短期决战来取得优势，这样就可以有利的条件和美国议和。
在和美国的议和无望之后，山本五十六也在去前线视察途中遭到 美国军队 袭击而身亡。
角色介绍
音乐原声
获得荣誉
幕后制作
男星 玉木宏 接拍新作，在 役所广司 主演的电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山本五十六》中饰演报社记者真藤利一，是片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已经跨入而立之年的玉木宏将在该片中拓展新的戏路。玉木宏饰演的真藤利一在赞美战争、鼓吹日美开战的报社工作者。战争时代只有报纸和广播，各报社联合起来支援开战。真藤利一也是认为应该开战的《东京日报》的一个记者，他认识了回避日美战争的 山本五十六 之后，在采访中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开始烦恼，自己所写的文章是否把 日本 引向了正确的方向。 玉木宏 认为报社记者就是用文字和照片把事实以最快速度传达给世人的人，他说：“现在媒体种类很多，情报也错综复杂，但通过报纸来得到情报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再次让大家明白，传达真实给世人的重要性。”真藤利一是个能冷静捕捉周围意见、状况，而且沉默寡言的人，对饰演演员的演技要求很高，而 玉木宏 对这个角色很有自信。
播出信息
票房记录
作品评价
在叙事方法上，影片采取双线结构。一条线索是 山本五十六 的活动，全面涉及了他在海军省、联合舰队、家庭、朋友等方面的 人际关系 ，按时序叙述反对德意日 三国同盟 、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偷袭珍珠港 、 中途岛战役 与山本之死等重要情节；另一线索是《东京日报》年轻记者真藤利一几次采访山本的见闻，并通过写作《 大日本帝国 战史》，理解山本的存在对日本的历史意义。真藤这一叙事线索的存在，一方面突出媒体在战时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如同近年 日本 海战 电影惯用的“追忆结构”，通过年轻后代对历史人物的重新理解，而引入影片对日本社会的判断。《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出现及其接受，都充满了政治意味。不过这种政治性，如果仅在指责其“ 军国主义 ”、“ 右派 化”的层面进行，无疑会隔靴搔痒，并在定型化想象的基础上加剧民族主义冲突。事实上，影片带动的是复杂的反应，其民族主义表述也曲折得多。 （ 新浪 评）
日本海军建制、设施和技术的现代化、军队教育的 精英主义 、严谨的职业 伦理 以及英俊潇洒的形象与独特的海军电影美学，也不同于一般日军影像与观感。最让人惊讶的，可能是 山本五十六 这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 法西斯主义 海军头目、策划突袭 偷袭珍珠港 而点燃 太平洋战争 战火的罪魁祸首，居然是个“反战派”。“反战”而又被迫发动太平洋战争，正是 山本 “爱国”的表现。可以说，《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是21世纪日本社会一种新民族主义的呈现。它格外地凸显了一种“保护危机中的 日本 ”这样的民族意识。影片片头的长冈大火与片尾的 东京 废墟呈现的危机意识，显然直指日本社会。这种危机意识，在直观的层面让人想起与影片2011年的311大地震，更联系着19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的迟缓与停滞，联系着作为邻国的 中国崛起 ，联系着日美之间暧昧的共存关系，以及日本主流社会难以释怀的战败记忆。以一种感伤的姿态，以一种“ 平民化 ”的立场直面日本民族最伤痛的时刻，借此唤起民众对日本社会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感，并力图从民族危机叙事中召唤新的国家认同。 日本 战争电影较少涉及陆军进行的“大东亚战争”，而主要集中于以日本海军为主的“ 太平洋战争 ”，就是这种战争观的具体呈现。由此，其关于战争受害的记忆，就主要是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惨败和 广岛市 、 长崎市 的原子弹爆炸对日本国民的伤害。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以及 亚洲 诸国的侵略和破坏，在这种战争记忆中是看不见的。在这样的战争记忆中，国民—国家的 民主化 理想只能处在一种分裂状态中。国民—国家本来就是 资本主义 现代世界体系的一项发明，如果不能认清它置身的全球格局与内在的 国家主义 动力，而仅仅用国民的理性与民主来克服国家的无理性，恐怕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修辞术。特别是，把 日本 的战争记忆局限在日美 关系结构 中的“ 太平洋战争 ”，对媒体战争责任的追究和国民理性的召唤，并不深入到现代日本的全部历史中，对战争的反思就只能停留在日本社会内部一种自怜和自恋式的伤悼中，并以此召唤“守护危机中的日本”这样的民族意识 。 （《 中华读书报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