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传统蒙文：ᠪᠣᠷᠵᠢᠭᠢᠨ ᠤ ᠬᠣᠪᠢᠯᠠᠢ，西里尔蒙文：Боржигины Хубилай；1215年9月23日－1294年2月18日），蒙古尊号“薛禅汗”（拉丁拼写蒙文：Secěn qahan）， 元朝 第五位大汗 ，元朝开国皇帝（1260年－1294年在位）。 成吉思汗 铁木真之孙，监国拖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哥弟。
蒙哥汗在位时，忽必烈受命总理漠南汉地军事，后受封于 京兆 。在此期间招揽 汉族 儒士，整饬军政，并参与蒙哥远征 大理白族自治州 、围攻南宋的战役。孛儿只斤·蒙哥死后，孛儿只斤·忽必烈自前线回师，与同母弟 孛儿只斤·阿里不哥 争夺汗位，并即汗位于开平城，建元 中统 。至元八年（1271年），废除“蒙古”国号，定国号为“大元”，翌年正式迁都大都。 至元十一年（1274年），命伯颜等大举伐宋，两年后攻陷宋都临安，至元十六年（1279年）于崖山海战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中国的大一统。 统一全国后，相继重用 阿合马 、 卢世荣 及 桑哥 专理财政。同时接连派兵远征 日本 及东南亚各国，然多以失败告终。但他抗击海都等西北诸王的侵扰和平服东北诸王叛乱的活动，仍是较为成功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病逝，享年八十岁。 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元世祖。
忽必烈是少数能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其在位期间，建立了包括行省制在内的各项制度，加强对边疆的控制，注重农桑，倡办学校，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但其频繁的对外征战，以及在元朝一代始终保留大量蒙古旧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对元朝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孛儿只斤·忽必烈（一译呼必赉，拉丁化拼写蒙文：borjigin-u qubilai），生于元太祖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公元1215年9月23日），是 成吉思汗 铁木真的孙子，其父为 孛儿只斤·拖雷 孛儿只斤·拖雷，其母为孛儿只斤·拖雷的正妻唆鲁禾帖尼，在 孛儿只斤·拖雷 的十个儿子中排行第四。
孛儿只斤·忽必烈年少时，仁厚聪慧、英明敏锐，又对母亲十分孝顺。 孛儿只斤·窝阔台 四年（公元1232年），孛儿只斤·拖雷逝世，丧父之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孛儿只斤·忽必烈迅速成熟，为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孛儿只斤·忽必烈募集藩王府内的臣子及各地精通儒学的学者，向他们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了解前代君王的功业逸事。在孛儿只斤·忽必烈的一系列努力下，他身边逐渐汇集了一批来自亡金的儒家学士和通晓经术的一时豪杰英雄。
在临时应召和长留漠北的 汉族 士大夫中， 张德辉 、 刘秉忠 、 李冶 、 姚枢 等人系统地向孛儿只斤·忽必烈献上了治国之道。张德辉为孛儿只斤·忽必烈讲解治国之策与 儒家思想 ；刘秉忠时常上书进言，为孛儿只斤·忽必烈治理国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窦默为孛儿只斤·忽必烈讲解三纲五常、正心诚意之说；姚枢为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同时针对蒙古国的弊政，结合汉地王朝的统治经验，总结了治国理政的八条宗旨和救治时弊的三十条建议，深受其认可。而李冶则就举才用人向孛儿只斤·忽必烈提出了诸多见解。这些学者的建议为孛儿只斤·忽必烈提供了许多知识，也为他了解中原汉地和日后治理国家提供了思想准备。
总领漠南
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六月，孛儿只斤·忽必烈的长兄孛儿只斤·蒙哥在术赤系的宗王长者拔都的支持下登上汗位，成为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帝国大汗），是为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即位之初，孛儿只斤·忽必烈以皇太弟身份日侍圣驾，开始进入汗廷决策圈并参与政事，替兄长出谋划策。对于孛儿只斤·忽必烈的上奏，孛儿只斤·蒙哥大多听从他的意见。孛儿只斤·蒙哥认为孛儿只斤·忽必烈在自己的同母弟弟中最为年长，也最有才干，因此将 内蒙古地区 汉族地区的军国事务全部交给孛儿只斤·忽必烈处理，以应对孛儿只斤·窝阔台系、 察合台汗国 系诸王等敌对势力。但文臣 姚枢 劝说孛儿只斤·忽必烈，认为汉地地大物博，如若孛儿只斤·忽必烈掌握大权，容易遭到 可汗 猜忌。于是，孛儿只斤·忽必烈请求只掌管漠南的军事，不领民政，从而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了兄弟间的猜嫌。得到 孛儿只斤·蒙哥 同意后，孛儿只斤·忽必烈率众南下，驻扎于原金桓州附近的金莲川（今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正蓝旗 上都镇 附近）。
此时，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延请四方文学之士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号称“金莲川幕府”的谋臣侍从集团。这些谋臣和侍从地域种族各异，技能职业有别，学术派别林立，志趣主张也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刑州术数家、理学家、金源文学家、经邦理财家、宗教僧侣等。他们分别从自己的学术志趣出发，阐释各自的政见方略，为孛儿只斤·忽必烈提供理政建议。孛儿只斤·忽必烈对于目的不同的人群提出的建议，往往兼容并蓄，多听多问，择其有益者从之，并不明显地抑此褒彼；即使是对个别不友好、不合作者，他也不失礼。
远征西南
孛儿只斤·蒙哥 二年（公元1252年），孛儿只斤·忽必烈在曲先脑儿觐见蒙哥后，奉命率军十万远征大理，这是他总领漠南后的第一项重大军事征伐。由于蒙古军久攻江淮和 四川省 而不下，但攻打 吐蕃 却十分顺利，加上 大理白族自治州 国力衰微，因此，孛儿只斤·蒙哥决定远征大理国，从西南包抄南宋，进而攻灭南宋。根据孛儿只斤·蒙哥的旨意，全军军事由大将兀良哈·兀良合台和孛儿只斤·忽必烈统领。七月，远征大军从漠北祃牙祭旗出发。
大军途经六盘山时，许多地方官赶来，请求孛儿只斤·忽必烈开恩庇护，只有延安路（今陕西省延安市）兵马使袁湘向孛儿只斤·忽必烈进言，说明本路军户困乏的弊端，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孛儿只斤·忽必烈采纳了袁湘的意见，并对他进行了表扬，对其他官吏只求私利的行为则进行了训诫。这样一来，孛儿只斤·忽必烈在陕甘一带留下了体恤百姓疾苦和秉公不徇私的名声。
次年八月，孛儿只斤·忽必烈所率大军到达了忒 剌[là] （今 四川省 松潘县 附近），然后兵分三路，将领 兀良合台 率领西路军，孛儿只斤·忽必烈率领中路军，诸王抄合、将领也只烈率领东路军，取道人迹罕至的地区，避开南宋军队，继续行军。渡过 金沙江 后，蒙古军队逐个攻下了临近的 栅，兵临 大理国 城下。孛儿只斤·忽必烈派出三名使者前去劝说大理国归降，使者有去无回，于是，孛儿只斤·忽必烈下令攻城，还亲自登上点苍山查看战况。在蒙古军的攻击下，大理守军溃败，大理国王 段兴智 和权臣高祥率众逃离。孛儿只斤·忽必烈命大将也古领兵追击，擒杀高祥。
入城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发现自己派出的使者已经被杀，十分愤怒，想要屠城，但在侍从张文谦、刘秉忠、姚枢等人的劝谏下，孛儿只斤·忽必烈放弃了屠城的想法，并命姚枢在布帛上书写止杀之令，做成旗帜，插在大理的街上。蒙古军士看到旗帜后，不敢肆意抢掠，大理城民众的身家性命和官民财产得以保全。元宪宗四年（公元1254年）春，孛儿只斤·忽必烈率军返回，留下将领兀良合台戍守云南，并命刘时中为宣抚使，管理云南地区。同年秋，段兴智被俘归降，大理灭亡，在他的协助下，蒙古军队迅速征服了云南全境。
远征大理的成功，使得蒙古国完成了对南宋的包围之势，也打开了向南亚、东南亚扩展的通道。云南被纳入蒙古王朝的统治，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壮大。远征大理的成功，也展示了忽必烈的军事才能，为他在之后的汗位争夺中赢得蒙古诸多贵族的拥戴做了准备。
治理汉地
孛儿只斤·蒙哥 对孛儿只斤·忽必烈十分器重，于元宪宗三年（1253年）命孛儿只斤·忽必烈在 商丘市 （今河南汴梁）、 渭河平原 （今 西安市 ）二地择一为封地。孛儿只斤·忽必烈听从了 姚枢 的建议，选择关中为封地。元宪宗六年（1256年），因京兆户口过少，孛儿只斤·蒙哥又将怀孟（今河南省焦作市）作为封地赐予孛儿只斤·忽必烈。孛儿只斤·忽必烈对汉地失于抚治的情况了解颇多，于是，他请求孛儿只斤·蒙哥将黄河以南的属地交付自己试行治理。孛儿只斤·蒙哥同意了他的请求，孛儿只斤·忽必烈以便宜之权治理河南、关中。在姚枢等人的建议下，孛儿只斤·忽必烈设立河南经略司，又陆续设置宣抚司、从宜所、行部等机构，统辖管理其京兆分地和陕西地区，任用 史天泽 、 杨惟中 、 赵璧 等人为经略使，在边境修筑城堡，又整顿吏治、均平赋税、兴立屯田、建立学校、恢复农业生产，使所辖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关陇地区的吏治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孛儿只斤·忽必烈运用汉法对 河南省 、 渭河平原 等地的成功治理，受到汉地士大夫的普遍赞誉，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通过交相引荐聚集在孛儿只斤·忽必烈的幕府里，称他为“圣王”；一些汉地世侯也成功被他拉拢，进一步取得了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
兄弟失和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汉地实行的汉法政策，引起了蒙古贵族守旧势力的不满，兄长孛儿只斤·蒙哥也对他猜忌日深。一些蒙古贵族为诋毁孛儿只斤·忽必烈，向孛儿只斤·蒙哥告发孛儿只斤·忽必烈的“罪状”，于是，孛儿只斤·蒙哥于元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派陕西行省大必阇赤阿蓝答儿及亲信刘太平、脱因等在关中设钩考局，前往京兆、河南等地考察财赋出入盈亏，实际上是对孛儿只斤·忽必烈治理区域进行整肃，削弱孛儿只斤·忽必烈的势力。阿蓝答儿性情苛刻，在河南经略司、京兆宣抚司的官员中编织了一百余条罪名，旨在除灭孛儿只斤·忽必烈所信用的官员，使得他手下的许多官吏都难逃其祸。
孛儿只斤·忽必烈听取了姚枢的意见，送家口前往和林作为人质，并于十二月亲自在也可迭烈孙之地主动 觐[jìn] 见孛儿只斤·蒙哥，以化解误会。孛儿只斤·蒙哥看到弟弟谨遵旨意，转怒为喜，乃至亲自为孛儿只斤·忽必烈斟酒，并下令停止考察，将自己派出的亲信召回，但孛儿只斤·忽必烈设置的经略司、宣抚司等机构都被撤销，意味着孛儿只斤·忽必烈治理关中和河南的授权被废止。
争夺汗位
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孛儿只斤·蒙哥率军南下，征伐南宋，当年年底，蒙古军顺嘉陵江南下，想要进攻 重庆市 ，结果在重庆北的 钓鱼城 （今重庆市东北钓鱼山）遭到殊死抵抗。 孛儿只斤·蒙哥 率军轮番进攻钓鱼城的城门，但五个月后，蒙古军仍未能破城。至次年七月，蜀川一带暑热难忍，军中 瘟疫 流行，蒙古军只好暂时停止进攻钓鱼城，转而进攻重庆。而身患疾病的孛儿只斤·蒙哥在转移营地途中逝世。
此前，孛儿只斤·蒙哥命蒙古宗王塔察儿率领东路大军攻打荆、襄地区，但塔察儿无功而返，于是，孛儿只斤·蒙哥命远在漠北休养的孛儿只斤·忽必烈接替塔察儿率领军队进攻。孛儿只斤·忽必烈自 开平 （今河北省唐山市）出发，与诸军会合南下。孛儿只斤·忽必烈抵达 长江 北岸时，听闻 孛儿只斤·蒙哥 猝死，认为：“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仍决定全军继续南下，围攻长江中游的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并派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 兀良合台 军队。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围攻 鄂州市 时，接到了妻子察必从漠北传来的密信，得知弟弟孛儿只斤·阿里不哥正在抽调军队，意识到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可能在为汗位争夺作准备，便召集文武臣子商议此事。大臣 郝经 上《班师议》一书，认为孛儿只斤·忽必烈应退兵返回漠北，孛儿只斤·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命将领兀良合台、 霸都鲁 等率军留守 长江 北岸，并与南宋使者进行和谈，约定南宋割地并送岁币，自己当日轻骑北返燕京。
中统元年（1260年）初，孛儿只斤·忽必烈抵达燕京（今北京市），在燕京近郊驻扎，将孛儿只斤·阿里不哥的部下脱里赤强行征集的民兵全部遣散，民心大悦，挫败了孛儿只斤·阿里不哥的密谋。阿里不哥又借助自己留守和林（今 蒙古国 后杭爱省 额尔德尼召）、主持国政的优势，决定在漠北举行孛儿只斤·忽里台贵族会议，在会议上解决汗位继承的问题，逼迫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会议上就范。而忽必烈拉拢了贵族 塔察儿 ，抢先在开平举行了忽里台贵族会议，塔察儿在会议上率先劝说忽必烈继承汗位，其他拥护孛儿只斤·忽必烈的贵族也纷纷表示臣服，孛儿只斤·忽必烈再三退让后，登上大汗之位。即位后不久，孛儿只斤·忽必烈颁行诏书，阐明自己继承大统的合理性，抨击了孛儿只斤·阿里不哥的乱国行为，并主张建立一种适合帝国广阔疆域的蒙、汉二元政治文化秩序。
在得知孛儿只斤·忽必烈在 内蒙古地区 召开贵族会议后， 孛儿只斤·阿里不哥 匆忙召集拥护自己的贵族，召开贵族会议，宣称继承大汗之位。这样， 元朝 就出现了两位并立的大汗。孛儿只斤·忽必烈和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在继位后，分别派遣使者宣扬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双方也曾多次谈判，但未能达成一致，只能诉诸武力。在与孛儿只斤·阿里不哥的作战中，孛儿只斤·忽必烈制定了一套正确的战术，即以漠北为主，秦陇为辅，两战场南北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漠北，确保蒙古本土作战的胜利。
中统 元年（公元1260年）五月，孛儿只斤·忽必烈决定先拿下秦陇地区。孛儿只斤·忽必烈命派往秦陇的军队由宗王合丹统一指挥，在合丹和大臣汪良臣等人的指挥下，秦陇会战取得胜利， 孛儿只斤·阿里不哥 的部下阿蓝答儿、浑都海被俘杀死。与此同时，孛儿只斤·忽必烈将驻守 长江 北岸的军队召回，率军亲征漠北。抵达和林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命人封锁了粮食运输通道，孛儿只斤·阿里不哥陷入绝境，只得仓皇逃离和林，回到吉尔吉思地区，并假意向孛儿只斤·忽必烈提出投降，孛儿只斤·忽必烈信以为真，率军返回燕京。
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在得到休养后，再次发兵叛乱，忽必烈召集汉地军队和蒙古贵族，率军北上，与阿里不哥展开决战，大败敌军，孛儿只斤·阿里不哥率领残部向北逃窜。之后， 孛儿只斤·阿里不哥 的部下纷纷归降孛儿只斤·忽必烈，孛儿只斤·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只得于 中统 五年（公元1264年）南下归降，并于第二年因病逝世。至此，汗位之争以忽必烈的胜利告终。孛儿只斤·忽必烈的胜利维护了 元朝 的统一，同时，蒙古贵族统治集团中的革新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孛儿只斤·忽必烈和元帝国走上了缔造蒙、汉政治文化二元结构的道路。
统一全国
孛儿只斤·忽必烈即位之初，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反叛，对蒙宋边境实施以防为主的策略，力求使双方大体保持和平或休战状态。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孛儿只斤·忽必烈派翰林 侍读学士 郝经 为使者，与南宋议和，但南宋 丞相 贾似道 将郝经秘密扣留十余年，宋议和宣告失败。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政权得以巩固后，积极谋划南下攻宋。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孛儿只斤·忽必烈采纳了南宋降将 刘整 的建议，改变了主攻四川的方略，命蒙古军都元帅阿术和刘整率军筑城围困南宋重镇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又修建军船、训练水军，还截断了宋军的运粮通道。在围困襄樊长达五年后，孛儿只斤·忽必烈下令强攻樊城，元军使用西域进献的 回回炮 攻打樊城，军队也奋勇进攻，樊城很快被攻破，襄阳守将 吕文焕 孤立无援，只得举城投降。
在攻下 襄阳市 后，孛儿只斤·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命将领 伯颜 率军南下。在伯颜的指挥下，元军顺利攻取了杨罗堡， 鄂州市 、汉阳的守将也纷纷投降。 其后，在孛儿只斤·忽必烈的指挥下，伯颜、 董文炳 、阿剌罕所率三路大军在临安府近郊会师，对临安城进行包围。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南宋太皇太后谢氏带宋帝赵 㬎[zhào xiǎn] 出降，向元军进奉传国玉玺及降表，南宋都城临安府陷落。 之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又陆续消灭了南宋的益王 赵昰 [zhào shì]、广王 赵昺 [zhào bǐng]等南宋残余势力，并逐一攻破 重庆市 、 泸州市 （今 四川省 泸州市）等川蜀地区，全国领土最终得以统一。
平服诸王
孛儿只斤·窝阔台 的嫡孙海都不满于孛儿只斤·窝阔台系失去汗位继承权，对 孛儿只斤·蒙哥 及其弟忽必烈继承汗位很不满。孛儿只斤·忽必烈继位后，对海都十分宽厚，曾赏赐海都白银、文绮等，但海都连续三年拒绝出席忽里台贵族会议，并利用元军征伐南宋之际扩张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并联合术赤系诸王，继续与忽必烈为敌。孛儿只斤·忽必烈为压制海都的势力，派察合台系的宗王八剌率兵攻打海都。海都在战斗中，获得了术赤兀鲁思新君主蒙哥帖木儿的援助，大败八剌。其后，海都又派使者与八剌议和，八剌、海都、蒙哥帖木儿的使者在塔剌思草原举行会议，重新划分了三方的势力范围，排挤了孛儿只斤·忽必烈在该地区的实际权力。
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海都率兵攻击纳邻部，孛儿只斤·忽必烈则派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反击，迫使海都军队返回。其后，为遏制日益强大的海都势力，孛儿只斤·忽必烈命 孛儿只斤·那木罕 在阿力麻里驻扎，并设置了对付海都的前线统帅部，还派中书省 丞相 安童 辅佐那木罕。但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于安童分配物资不均和拖雷系宗王内部纠纷，那木罕的部下脱黑帖木儿、 昔里吉 发动兵变，拘捕了那木罕和安童，企图与海都结盟，对抗元廷。次年，脱黑帖木儿和昔里吉率兵袭击乞儿吉思地区，弘吉剌部的只儿瓦台也举兵响应，加入叛军。为平定叛乱，孛儿只斤·忽必烈命中书省右丞相乞里迷失率军北上援救，在元军的攻势下，昔里吉叛乱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得以平息。
昔里吉之乱后，元廷已无力对海都采取积极主动的攻势。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海都再次发动叛乱，与都哇一同进犯漠北，进至杭海山一带，与孛儿只斤·忽必烈的皇孙甘麻剌统率的元朝岭北驻军会战，元军战败后东撤，海都军随即跟踪追击，占领和林。七月，孛儿只斤·忽必烈以七十四岁高龄御驾亲征，海都闻风西走，元军收复和林。之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在漠北设置宣慰司，派遣皇子或宗王担任总兵，选取军事才能杰出的人才负责军事防御，逐步摆脱了被动防御的局面。
皇位传授
自 成吉思汗 建国以来，汗位继承始终缺乏固定的制度，因此汗位争夺和政局动荡时常相伴。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 元朝 后，接受了汉族儒臣的建议，采用汉地的嫡长子继承制度，预立皇太子，以改变蒙古国汗位继承的混乱状况。孛儿只斤·忽必烈的嫡长子朵儿只早逝，故孛儿只斤·忽必烈将嫡次子 孛儿只斤·真金 作为继承人培养，命他跟随姚枢等人学习，在孛儿只斤·真金成年后，将他封为燕王。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孛儿只斤·忽必烈正式册立孛儿只斤·真金为皇太子。
孛儿只斤·真金从小接受儒学教育，汉化程度较深，这与孛儿只斤·忽必烈的治国理念有所不同，因此，两人的分歧越来越深。孛儿只斤·忽必烈七十岁时，江南行御史台 监察御史 上书建议孛儿只斤·忽必烈禅位于皇太子孛儿只斤·真金，权臣 阿合马 借机挑拨离间，孛儿只斤·忽必烈得知后大为光火，体弱多病的皇太子真金在听闻父亲发怒后十分恐惧不安，不久便逝世。 孛儿只斤·真金 死后，孛儿只斤·忽必烈于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将皇太子宝授予孛儿只斤·真金的第三子孛儿只斤·铁穆耳。
因病驾崩
孛儿只斤·忽必烈晚年时经常卧榻办公，对 朝政 逐渐力不从心。至元三十年十二月，孛儿只斤·忽必烈病重。次年正月十九日，孛儿只斤·忽必烈病危，将 御史大夫 玉昔帖木儿 、中书省 平章 不忽木 、知 枢密院 事 伯颜 三位大臣召至禁中，宣布遗诏。二十二日，孛儿只斤·忽必烈在 元大都 紫檀殿驾崩，享年八十岁，皇孙孛儿只斤·铁穆耳登基。按照蒙古习俗，孛儿只斤·忽必烈被葬于漠北的陵地起 谷。五月，孛儿只斤·忽必烈被尊谥为圣德 神功 文武皇帝，庙号元世祖， 蒙古语 尊称为薛禅汗。
执政举措
政治
改元建都
在与 孛儿只斤·阿里不哥 争夺汗位的同时，孛儿只斤·忽必烈进行了建年号、国号，定都邑等工作，以创建一个与 元朝 、汉地传统王朝都有继承联系的帝国。登上汗位后，孛儿只斤·忽必烈于五月十九日发布《中统建元诏》，正式建立大蒙古国的第一个年号“中统”。又在战胜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后，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将国号定为“大元”。“元”的涵义是“乾元——天地万物的起源”或者“原始力”。并将自己驻扎的开平府定为元上都，1264年八月将燕京改为中都，窝阔台汗建立的草原都城则被放弃。 首都 的改变，意味着孛儿只斤·忽必烈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转移到 内蒙古地区 。
采用汉制
孛儿只斤·忽必烈即位后，采纳 刘秉忠 、 许衡 等人的建议，推行汉化政策，在沿袭金、宋的旧制的同时，对蒙古习俗进行继承和改造，形成了元朝的政治制度。孛儿只斤·忽必烈采取 汉族 儒臣的建议，在中央设立中书省，由太子任中书令。中书省是对金朝尚书省的延续和改造，取代 蒙古国 时期掌管政治刑法的 札[zhá] 鲁忽赤（即 断事官 ）。中书省下设左、 丞相 、平章政事等，还设左三部（吏、户、礼三部）和右三部（兵、刑、工三部），掌管各类事务。此外，中央机构还有枢密院、御史台等，负责全国军务、谏言进谏、监察百官等。孛儿只斤·忽必烈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疆地区设立宣抚司，由忽必烈的旧臣担任正、副宣抚使，负责输送军需物资、监督征税和刑狱、 劝课农桑 、考核州县官吏等，对地方官吏进行监督。其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将宣抚司改为宣慰司，增加 蒙古族 和 色目人 （元朝时对来自中西亚、西亚和 欧洲 的各民族的统称）在其中任职的比例，以更好地实行对汉人的监督。经过孛儿只斤·忽必烈的以上举措，元朝的国家政治制度基本得以确定。
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还命 刘秉忠 、 许衡 等人主持订立朝仪，对汉、唐等有关制度进行承袭和变通，创造出蒙汉结合的礼仪制度。 在诸类礼仪制度中，孛儿只斤·忽必烈最为重视的便是仿照汉地制度建设的太庙。元太庙始建于 中统 四年（公元1263年），于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落成。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太庙中祭祀列位祖先，并在仿照汉法的同时添加了诸多 蒙古族 因素，如宗庙的祝祷之文用蒙古文书写，祭祀时命喇嘛作佛事等。通过建年号、定都、建太庙等举措，孛儿只斤·忽必烈推动了蒙古文化与汉地儒学的融合发展，有利于多元文明的共存和发展。
设立行省
元朝 建立后，孛儿只斤·忽必烈派遣中书省的大臣前往地方管理事务，作为朝廷中书省的临时派出机构，称“行中书省事”。之后，行中书省变成了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名称，又成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简称行省或省。此外，至元元年（1264年），孛儿只斤·忽必烈还设置了总制院（后改名宣政院），以管理吐蕃（乌斯藏）并监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关系，八思巴成为总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长官。行省制是 秦汉 以来郡县制的发展，奠定了明清乃至现代中国的规模范围，方便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在 西藏自治区 地区设立的管理制度将西藏地区置于元王朝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并成为后世管理西藏的范例。
严惩贪腐
出于统治的需要，在总领 内蒙古地区 之时，孛儿只斤·忽必烈便对官吏的任用和调整尤为留心，曾派部下 史天泽 诛杀了百姓痛恨的 河南省 总管刘福及其党羽。即位之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又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罢免州县官员世袭之制，改为选拔德才兼备之人为州县长官，并下令将贪污腐败的官员根据情节轻重进行惩处。这些措施成效显著，使得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位时期成为了 元朝 政治最 清明节 的时期。
经济
劝课农桑
在长期的战乱中，汉地的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孛儿只斤·忽必烈继位之后，明确规定不准进行掠夺和屠杀，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农业生产的发展。忽必烈设立劝农司、司农司等，负责农桑水利，检查农业发展，还将劝课农桑的成绩作为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并且令人编辑《农桑辑要》于至元二十三年颁行全国。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还下令禁止蒙古贵族占民田为牧地，禁止损害庄稼，以保证农田资源充足。其后，忽必烈也积极鼓励开垦荒田，推出定期减免开荒者税收的政策，促进百姓开垦田土。在朝廷的推进下，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兴修水利
孛儿只斤·忽必烈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和 漕运 河道的建设。忽必烈继位后，大臣 张文谦 将水利专家 郭守敬 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当即在便殿召见他。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六条水利建议，孛儿只斤·忽必烈便将他任命为提举诸路河渠，专职负责各路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在郭守敬的建议下，孛儿只斤·忽必烈下令修复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 地区的农田水利工程，使得 宁夏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还下令开凿了 通州区 至 元大都 的 通惠河 ，自此，南起 杭州市 、北至元大都的南北 大运河 全线贯通，江南地区的粮食可以直达大都，南北物资运输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财赋整顿
孛儿只斤·忽必烈即位之初，战事频繁，军需开支庞大，再加上新设 军政 机构的 禄和宗藩岁赐，都需要巨额经费。孛儿只斤·忽必烈命中书省平章政事 王文统 全权负责财赋税收之事，王文统主持了对汉地户口的整顿和分类，根据户口不同进行收税，使国家得以 直接控制 较多的户籍和赋税。王文统还加强了对各地 盐的管理，降低榷卖食盐的价格，使得榷盐收入大量增加，为孛儿只斤·忽必烈提供了稳定又可观的财赋来源。此外，王文统还在全国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废除各路原先使用的钱钞，中统钞的广泛流通和钞值物价的平稳，方便的民间贸易及百姓生活，也改善了国家的财政收支。王文统的财政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功，使得 中统 年间府库充实，民生安定，国用充足。
发展商业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重视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对商业发展给予了较高的保护和重视。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位期间，战争接连不断，国土面积不断扩大，庞大的军费和财政开支只靠农业税收难以支撑，因此发展商业便成为孛儿只斤·忽必烈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手段。国家直接派人经营多种官营商业，实行政府专卖，垄断专利，蒙古贵族也多与商人共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同时，元朝政府还任用各族商人出任中央高官和各级政府的官吏。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先后发行了中统元宝交钞、至元宝钞等纸币，并以白银作为纸钞的发行后备， 元朝 的纸币管理制度得以逐渐形成和完善。在孛儿只斤·忽必烈的支持下，元朝的商业发展较为发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较为频繁，中国真正进入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发展交通
元朝都城大都“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各级政府机关、军队以及“编民”的物资供应，加上元朝疆域广大，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都依靠水陆交通，因此，孛儿只斤·忽必烈十分重视交通发展。窝阔台汗统治时，设立了站赤制度（即驿站），解决使臣长途驰骋和搬运货物的困难。孛儿只斤·忽必烈继位后，健全完善了站赤制度，并将其推广到全国。除站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还设立了 急递铺 ，用于军政重要公文的传递。忽必烈统一全国后，还开创了从江浙沿海到渤海直沽（今天 津市市 ）口岸的海运通道，在之后的几十年间，海运的路线得以完善，运船规模也不断扩大，海运逐渐成为 元朝 的重要运输通道。水路交通的发展便利了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巩固元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事
对外征战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位期间， 蒙古族 的征服思想一直影响着孛儿只斤·忽必烈的对外政策。除了平定叛乱、统一全国之外，忽必烈命阿剌罕征伐日本，命唆都征伐占城，命脱欢征伐安南，还频频发动对缅甸、爪哇等亚洲诸国的军事征伐，这类军事行动连年不断。通过征讨 高丽 ，孛儿只斤·忽必烈使得高丽成为元朝的附属国；之后，孛儿只斤·忽必烈又征服缅甸，使得缅甸蒲甘王朝及所属各部归附 元朝 ；但在与日本、占城等地的战争中，元朝并未取得胜利。孛儿只斤·忽必烈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在亚洲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通过对外战争，元朝加强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中国与亚洲诸国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也更为频繁。另一方面，频繁的战争给国内民众带来了巨大负担，遭遇入侵的 亚洲 人民也遭受了巨大苦难。
军制改革
成吉思汗 建国后，左、中、右三万户是最高的军事统帅组织，军权主要由大汗、宗王、万户掌握。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 元朝 后，改革了军事制度，设立枢密院掌管军政，负责军队的调发、军官的奏举与 选、军人的赏罚与存恤等。枢密院的设立加强了中央集权，在调兵遣将、协助孛儿只斤·忽必烈应付各种战事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中央，由于蒙哥的怯薛大军在扶柩北归后大都滞留于漠北，孛儿只斤·忽必烈在潜邸宿卫的基础上迅速扩充、重建了怯薛，即直属于 可汗 的宿卫军。他将自己在藩邸时期的宿卫纳入怯薛，并召集官员贵族的子弟入京，亲自挑选怯薛人员，作为自己的亲卫。在重组万人怯薛的同时，孛儿只斤·忽必烈招募兵士，创设了以 汉族 为主的五 卫武公 色目人 、 蒙古族 单独组建的卫军两大 侍卫亲军 集团。这些忠于他个人的精锐部队主要用于保卫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开平一线的心腹地区。
孛儿只斤·忽必烈对 成吉思汗 创立的 千户 制度没有太大改革，只是撤销了千户之上的左、右翼万户长，千户直属于朝廷，由朝廷派遣的枢密院官员和总兵宗王负责管理。中央宿卫军之外，孛儿只斤·忽必烈又根据需要，增设了镇戍军及其相关制度。镇戍军包括蒙古军、汉军、 探马赤军 、新附军四类，镇戍军直接受枢密院管辖，驻守在全国各地。在全国范围内，孛儿只斤·忽必烈广泛推行军屯制度，以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推动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并保证军队资粮的供应。
文化
创制文字
蒙古族 形成之初，并没有文字，记事方式是较为原始的“刻木、结绳”。在灭亡金、 西夏 的过程中，蒙古族大量接触到 汉族 和 汉化 程度高的 辽朝 、女真等人民，在文化上受到很深的影响。一时间，大批蒙古子弟开始学习、使用汉语汉字。但不久之后，孛儿只斤·忽必烈与 孛儿只斤·阿里不哥 为争夺汗位展开战争，在此期间，被孛儿只斤·忽必烈倚重的 山东省 汉族军阀 李璮 [lǐ tǎn]起兵叛乱，严重威胁了孛儿只斤·忽必烈的后方安全。受到叛乱事件的影响，孛儿只斤·忽必烈对汉族等民族产生了强烈的疑惧心理。因此，孛儿只斤·忽必烈敕封来自 西藏自治区 的 活佛 八思巴 为国师，并命他造“蒙古新字”。之后，八思巴按照 藏文字母 的形式造出“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孛儿只斤·忽必烈随即诏令颁行全国，使之成为 元朝 的官用文字。但蒙古新字未能在全国顺利推行，仅在官方的公文中有小范围应用。元朝灭亡后不久，蒙古新字失去了正式使用的场合，逐渐销声匿迹。
宗教政策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位期间，对各种宗教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允许各类宗教发展。
成吉思汗 在位时，以全真教为首的 道教 迅速发展，一度取得了高于儒学、佛教的优势地位，但全真教时常网罗不法之徒，侵压佛教及儒学，引起了蒙古朝廷的猜忌。为了压制道教，孛儿只斤·忽必烈两次举行佛、道辩论，并判决道教辩论失败，强令道士焚烧道经、归还 佛寺 产业，全真教遭受重大打击。但与此同时，孛儿只斤·忽必烈对道教的正一、 太一 、全真等道派仍采取了一定保护措施，并与这些教派保持长期沟通与联系。
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与 海云 、那摩等 高僧 也时常交往，对佛教有所涉猎，并最终在国师 八思巴 的指引下，举行 灌顶 仪式，皈[ guī ]依 藏传佛教 。孛儿只斤·忽必烈曾多次颁布圣旨，保护天下 寺院 僧徒的礼仪，免除僧人的赋税，命僧人专心于佛事。孛儿只斤·忽必烈还下令修建了大护国仁王寺、大乾元寺、西镇国寺等寺院，以促进佛教发展。
孛儿只斤·忽必烈虽然 皈依 了藏传佛教，但对外来的 伊斯兰教 和 基督教 也保持尊重和兼容并蓄的政策。因此，不同宗教在 元朝 得以和谐共存，避免了唯 藏传佛教 独尊 的封闭性和 排他性 ，保持了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修订历法
历法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起居和农耕节令，也直接关系到王朝的 正朔 和 正统 ，向来为统治者所重视。 元初 沿袭辽、金的历法，使用 刘宋 时期 祖冲之 编制的《大明历》，而《大明历》时间 久远 ，误差较大。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孛儿只斤·忽必烈命 王恂 为 太史 令， 郭守敬 为同知 太史院 事，共同负责修订历法。经过观测和计算，郭守敬等人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编成新历，孛儿只斤·忽必烈将其命名为《授时历》，于次年颁行天下。
儒学政策
在总领 内蒙古地区 时，孛儿只斤·忽必烈主动接触和学习汉地儒学，还听取不同派别的 汉族 儒士的治国之道。但忽必烈对儒学并不是完全信奉和尊崇，而是有选择地学习和吸收。忽必烈强调儒学的应用性，对空谈义理的学说不屑一顾。此外，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大型军事征伐前夕，总会被推崇仁义的儒士劝阻，因此，孛儿只斤·忽必烈对儒学并不是十分信赖和热衷。
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 元朝 后，推崇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子学，在地方也普遍设立提举学校官，并颁布《教官格例》，作为管理教官的办法。但与此同时，忽必烈反对恢复科举，以抑制 汉人 进入统治阶层，维护蒙古贵族的权益。因此，在孛儿只斤·忽必烈统治时期，儒学中经世致用的部分受到重视，而对统治无益的义理则被忽略，儒士的地位也降至僧、道之下。
民族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位时期，不同民族在元政权下多元并存，而 蒙古族 在政治上占有优势，汉人在数量和文化先进程度上占有优势。为了巩固统治，缓和社会矛盾，忽必烈提出了以“ 天下一家 ”思想为核心理论，以“同而不等”思想为基本原则的民族关系思想，仿照 金朝 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 辽朝 、次汉儿的做法，将全国居民分为蒙古、色目、 汉族 、南人四个等级。这种民族关系使得各民族及其文化均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环境，有利于统一多 民族国家 的巩固与发展，但他又对占据数量、文化优势地位的汉人进行压迫，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外交
日本
平定 南宋 后，忽必烈将 中国 以外的东亚、南亚当作新的征伐目标。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委任 兵部侍郎 黑的担任国使，出使 日本 ，但因 高丽 护送官的劝止而未能进入日本国境。其后，忽必烈又几次遣使前往 日本 ，但日本的 镰仓幕府 拒绝与 元朝 交往，甚至恐吓来到日本的 使者 ，忽必烈欲与日本互通的愿望落空，便发动了征伐日本的军事行动。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 凤州 经略使 廉希宪 [xīn dū]和 高丽 军民总管 洪茶丘 率军渡海，征伐 日本 ，但因指挥作战不够统一，加之箭矢缺乏，元军在劫掠当地村镇后便撤退回国。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忽必烈再次派军东征，但各将领意见不和，海上又恰好生起大风，元军溃败，此次征伐亦告失败。之后，忽必烈得知 日本 尚佛，又命 元朝 僧人东渡日本，但也未能成功。其后，忽必烈决定第三次征讨 日本 ，但尚未出兵便逝世。
安南
忽必烈从 孛儿只斤·蒙哥 七年（公元1257年）开始便准备攻占 安南 。忽必烈从 大理白族自治州 返回后，便命驻守 大理 的将领 兀良合台 遣使前往 安南 诏抚，结果 使者 被安南国主 陈日煚 [chén rì jiǒng]逮捕入狱。 中统 二年（公元1261年），忽必烈封 陈日煚 之子光 为 安南国王 ，确定了入贡制度，并要求安南归附蒙古。 安南 拒不执行诏书，而忽必烈此时忙于与 南宋 的战事， 无暇 处理与安南的外交关系。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陈光昺逝世，其子陈日煊（音xuān）继承王位，此时南宋已经平定，忽必烈派遣使者强硬地要求 安南 臣服，而陈日煊多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于是忽必烈两次派兵攻打安南，均以失败告终。其后，忽必烈还希望第三次攻打安南，但尚未发兵便逝世，第三次征讨安南才算作罢。
缅国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忽必烈派使者出使缅国，希望缅国能够归附 元朝 ，但缅国拒绝了此要求，还将使者杀死，而此时忽必烈忙于征讨 重庆市 等地，决定暂缓攻打缅国。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缅国因怨恨阿禾归附元朝，发兵进攻阿禾，大理路总管忽都急忙率兵救援，击败缅军。之后，忽都又命部下 纳速剌丁 率军进攻缅国，招降其东北境三百余寨。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忽必烈命宗王相吾答儿等率军征讨缅国，元军攻破 江头城 、 太公城 等地，一路南下。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忽必烈还派使者前往缅国，劝说他们归附。次年，缅王被其庶子毒杀，国内大乱，元军乘机进攻，攻取缅国都城 蒲甘 ，缅国被元征服，开始向 元朝 臣服进贡。
高丽
早在 孛儿只斤·窝阔台 时期，蒙古便多次派兵攻入 高丽 ，并在高丽屯驻军队，索要人质。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采用政治怀柔的政策，加强对 高丽 的统治。蒙哥汗逝世后，入朝觐见的 高丽 世子 王禃 [wáng tiǎn]（后改名王 ）主动在 开封市 （今 河南省 开封市 ）等候北上夺位的忽必烈，忽必烈听从了大臣 赵良弼 等人的意见，派兵护送王 回国即位，并颁发赦免高丽境内的 制书 ，采取怀柔政策，巩固与高丽的联系。王禃即位后，多次亲自前来觐见，还向忽必烈请求联姻。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忽必烈将自己的女儿 孛儿只斤·忽都鲁揭里迷失 下嫁给 高丽 世子 王谌 [chén]， 元朝 和高丽结成了政治联姻关系。王谌及日后国王尚蒙古公主者，一律授予“驸马 高丽国王 ”，凭借驸马身份享有 聂氏宗祠 、司法、军事等方面的部分主权，而蒙古公主在高丽国也频繁参与国政，具有较高的地位和权力。忽必烈通过军事征服和联姻的策略，将 高丽国 改造为由元朝严密控制的附属国。
历史评价
关于忽必烈的人生经历，许多学者都进行了评价。
学者多对忽必烈统一全国、开拓功业进行了称颂。明代文臣 宋濂 在《元史》中提到，忽必烈善用人才，尊崇儒术，又十分关注农业生产，其眼光见识，与古代的 贤君 无异 。 清代 思想家 魏源 在《元史新编》中认为， 蒙古族 刚刚进入中国时，只知道杀伐攻虏，而不知法度纪纲为何物，与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并无区别。而忽必烈延请儒士，采用 汉族 的方法治理国家，使得蒙古族这一游牧民族变为华夏 正统 的一部分，建立了国家的法度，完成了全国统一的事业，使得 元朝 超越了辽、金的成就，可以与汉、唐相媲美 。但也有学者对忽必烈的不足提出了批评，如清人 赵翼 认为，忽必烈嗜利 武之心植根于天性，终身不曾改变。
历史学家李治安对忽必烈的评价较为全面客观。他认为，忽必烈在战争中改变了前代可汗滥杀无辜的行为，还在建立元朝后，做出了节俭、植树、禁赌等一系列嘉惠庶民的政绩，在政治上善用人才，勤于政事，最终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功业，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忽必烈不断发动的战争加重了财政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他所创立的“内蒙外汉”的官制加剧了蒙汉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也导致了冗官、贪污等后果，使 元朝 吏治败坏较早到来；而忽必烈推行的四等人民族制度激化了民族矛盾，不利于民族融合。总而言之，忽必烈的“内蒙外汉”政策支撑了他创建元帝国、统一南北等伟大功业，也带来了种种社会矛盾，最终致使元帝国不足百年便覆亡。
家族成员
以上主要参考资料：
轶事典故
生有异象
相传，孛儿只斤·忽必烈刚出生时， 成吉思汗 对他端详良久，然后说：“我们的孩子都是火红色的，这个孩子却是黑 黝[yǒu] 黝的，显然像他的舅父们。去告诉他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别吉，让她把孩子交给一个好乳母去喂养。”遵照成吉思汗的意见，孛儿只斤·忽必烈被交给 孛儿只斤·拖雷 的次妻、出身乃蛮部的撒鲁黑抚养。
姓名由来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蒙古文中写作“Qubilai”，在 蒙古语 中，“qubi”意为“份子”，“qubila”为动词，意为“分配”。蒙古习俗常以新生婴儿所遇到的重要事件、人物或物品取名。孛儿只斤·忽必烈出生时， 成吉思汗 攻下金中都（今北京市），命部下汪古儿等将 金朝 收藏的金银、缎匹等财物尽数取出，除进献给可汗的物品，余下财物按等级差别分配给部众。此次收获是成吉思汗建立 蒙古国 以来收获最丰盛的一次，孛儿只斤·忽必烈便因此得名。
喜爱大象
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征伐 大理 时，逐渐熟悉了 大象 的生活习性，并将其带回宫廷。其后，随着对 云南省 征伐的胜利，云南的 大象 时常被作为贡品送往大都。 元朝 以前，大象多用于宫廷娱乐，在宫廷交通工具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了完整的“象舆”制度，在出行时经常乘坐象舆，以显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孛儿只斤·忽必烈的“象舆”制度延续至元末，并对明清的“卤簿”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后世纪念
明朝 洪武 四年（公元1371年）， 朱元璋 在各地分别祭祀历代帝王，又在顺天府（今 北京市 ）祭祀孛儿只斤·忽必烈。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明廷创建 历代帝王庙 ，在 正殿 中祭祀历代帝王十七人，其中，孛儿只斤·忽必烈与汉太祖 刘邦 、 杨坚 杨坚 、 赵匡胤 被供奉于西一室。明朝 嘉靖 二十四年（公元1541年），由于蒙古时常南下入侵， 明世宗 听从了 礼部 官员 陈棐 [fěi]的建议，不再祭祀孛儿只斤·忽必烈。 清朝 建立后，恢复了在历代帝王庙中对孛儿只斤·忽必烈的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