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胤禛 [yìn zhēn]（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自号破尘居士、圆明居士， 爱新觉罗·玄烨 第四子 ， 清朝 第五位皇帝，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世称雍正帝。
清 康熙 十七年（公元1678年）十月三十日，胤禛在 北京 紫禁城 永和宫出生，因生母 孝恭仁皇后 身份低微，胤禛被康熙的 孝懿仁皇后 佟佳氏 抚养。 康熙 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胤禛被封为贝勒，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晋为和硕雍亲王。在此前后，他积极经营以谋取储位，参与“ 九子夺嫡 ”，最终于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登基，改次年为 雍正 元年（1723年）。即位后，他惩处了曾参与“九子夺嫡”的允禩[sì]、允禵[tí]等兄弟，随后又将“揽权结党”的 年羹尧 、 佟佳·隆科多 等大臣处死或幽禁。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于 北京 圆明园 中突然离世，葬于 清泰陵 ，庙号“世宗”， 谥号 “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胤禛在位的十三年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在政治上，对内通过设 养廉银 、打击朋党、整顿旗务、 改土归流 、设军机处、建立秘密立储制度等举措进行改革并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重农抑商，并通过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推行 摊丁入亩 与士民一体当差、废除 贱籍 、实行铜禁等举措加强财政管理；文化上崇儒尊孔，糅合儒释道三家理论维护其统治，并 兴文 字狱以打击朋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对外进行多次统 一战 争，如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出征 准噶尔汗国 等，并对 日本 、朝鲜等国采取恩威并施的外交政策，加强与海外的贸易往来，被认为是康乾盛世承前启后之人。
《 清史稿 》称“圣祖政尚宽仁，世宗以严明继之，论者比于汉之文、景”。《清世宗实录》称他“韬略机宜，皆所洞悉”。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康熙 十七年（公元1678年）十月三十日（公历12月13日），爱新觉罗·胤禛在北京 紫禁城 永和宫出生，是 康熙帝 序齿 第四个儿子，他的生母 乌雅氏 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宫人，且为镶蓝旗包衣籍，身份低微不能抚养皇子，胤禛遂交由康熙的 皇贵妃 佟佳氏 抚养。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不满6岁的胤禛入尚书房，跟随翰林院学士 张英 学习四书五经，向 徐元梦 学习满文，和廉洁奉公、“品行端方”的老师 顾八代 关系密切。 此外，胤禛爱同僧侣讨论佛学，对习武射箭也有所涉猎。 为历练儿子们， 康熙 经常会带年纪较长的皇子们随驾出游，为此，胤禛自九岁起就经常和太子 爱新觉罗·胤礽 [yìn réng]等一起跟随康熙外出，并会奉命办理一些政务。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胤禛还曾跟随康熙北征 绰罗斯·噶尔丹 。 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二十一岁的胤禛被封为贝勒， 爵位 比年长他的 皇长子 爱新觉罗·胤禔 、皇三子 爱新觉罗·胤祉 低一等，和皇八子 爱新觉罗·胤禩 等三位年龄较小皇子同列。
争夺储位
在受封贝勒后，胤禛跟随 康熙 一同视察 永定河 工地、巡幸 五台山 ，还曾侍从康熙南巡江浙，对治理 黄河 、 淮河 的工程进行验收。在此期间，胤禛对 清朝 主要地区的民情风俗、经济物产等都有所了解，并积累了一定的从政经验。 与此同时， 康熙 对太子胤礽开始有所不满。胤礽出生后不久，其母 孝诚仁皇后 赫舍里氏 就离世，康熙随即把还是婴儿的胤礽册为太子，将他带到身边悉心抚养，并在其长大后给予他较多政治权力。 康熙 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康熙亲征 绰罗斯·噶尔丹 时，曾令胤礽 监国 理政。然而，胤礽预政后，身边逐渐聚集起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开始和 康熙 争权，康熙曾多次打击他的亲信予以警示却无济于事，父子感情也日益淡薄。
康熙 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康熙以“不孝 不仁 ”“不法祖德，不遵朕训”等罪名废黜太子 爱新觉罗·胤礽 ，诸皇子纷纷开始谋求太子之位。 其中 皇长子 爱新觉罗·胤禔 因诅咒并提议诛杀废 太子胤礽 被 康熙 斥为“乱臣贼子”囚禁起来。皇八子 爱新觉罗·胤禩 因被 大学士 富察·马齐 等满汉诸臣推举为太子，被 康熙 视作结党营私，胤禩也因此被革去 多罗贝勒 的爵位。而 胤禛 在 胤礽 被废圈禁时，因替 胤礽 向 康熙 代奏其没有谋逆之心，被康熙认作“性量过人，深知大义”，令他参与重要政务、祭祀以及皇室事务的处理，还将 圆明园 赐给他居住。 但事实上，胤禛曾暗中和胤禩合作，筹划彻底扳倒太子 爱新觉罗·胤礽 ，以便于自己谋取储位。
由于废黜 胤礽 时 康熙 没有考虑好新太子人选，为避免皇子们争储引起朝堂争斗， 康熙 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三月，康熙复立 胤礽 为太子，此后又封 胤禛 等三个皇子为 亲王 ，皇七子 爱新觉罗·胤祐 [yìn yòu]、 皇十子胤䄉 [yìn é]为郡王，皇九子 爱新觉罗·胤禟 [yìn táng]、皇十四子 爱新觉罗·胤禵 [yìn zhēn] （即 胤禵 ）等为 贝子 。 然而， 爱新觉罗·胤礽 被复立后，继续集结 兵部尚书 耿额等实权人物与 康熙 对立，还曾筹谋逼 康熙 退位。 康熙 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九月，康熙再次废黜太子 爱新觉罗·胤礽 。皇八子 爱新觉罗·胤禩 以及支持他的胤禟、 胤䄉 等又开始积极争储，但因引起 康熙 忌惮而失败。 而皇十四子胤祯却逐渐被康熙重用，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十月，康熙任命 胤祯 为 抚远大将军 去 西北 驱逐 准噶尔汗国 入侵势力， 胤祯 因此地位攀升被称作“大将军王”。 爱新觉罗·胤禵 是 胤禛 的同母弟，却和 爱新觉罗·胤禩 等皇子交好，在胤禩夺嫡无望后，此前支持胤禩的势力转而开始支持 胤祯 ，而 胤祯 在出征西北后较关注朝廷动向以及 康熙 病情，有意争夺皇位。
与此同时，胤禛实行“韬略”，通过自请侍疾、尽力办事等方式赢得 康熙 好感与信任，与皇十三子 爱新觉罗·胤祥 以及康熙近侍搞好关系，拉拢身居步军统领 之位且较受康熙信任的 佟佳·隆科多 ，因其是养母 佟佳氏 之弟，特称之为 隆科多 舅舅。纳与其产生主属关系 的 四川 总督 年羹尧 之妹为侧妃，为防年羹尧和 爱新觉罗·胤禵 联合，令其将十岁以上的儿子、弟侄送回京城为质，从而在年羹尧升任川陕总督后，间接拥有了前线兵权。 因 康熙 不允许皇子结党， 胤禛 采用“外弛而内张”的策略来掩饰自己和亲信之间的关系。 在二次废太子之后，胤禛被 康熙 赞为“诚孝”，被委派处理孝惠章皇太后的丧事，参与国家大事和皇家内部事务的处理，且先后十多次参与重要祭祀并多次代替康熙进行大祀 。 康熙 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还曾特意召见 雍正 之子 乾隆 （即 爱新觉罗·弘历 ）的生母 钮祜禄氏 [niǔ hù lù shì]，赞其是“有福之人”，但立谁为太子 康熙 一直没有定论。
登基称帝
康熙 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在 畅春园 离世，三日后， 胤禛 宣布满文本继位诏书，说康熙于临终前曾召集 爱新觉罗·胤祉 、 佟佳·隆科多 等宣布传位给自己。 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在 太和殿 即位称帝，改次年（公元1723年）为雍正元年， 为避皇帝名讳，改其他皇子名子中的“胤”字为“允”，将皇十四子 爱新觉罗·胤禵 改名为 允禵 。 命贝勒 爱新觉罗·胤禩 、皇十三弟 爱新觉罗·胤祥 、 大学士 富察·马齐 、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召 抚远大将军 允禵来京，令 年羹尧 之兄 年希尧 为广东 巡抚 ，并于 康熙 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再次加封允禩为 爱新觉罗·胤禩 、允祥为 怡亲王 、皇十二弟 爱新觉罗·胤祹 [yǔn táo]为履郡王、废太子 爱新觉罗·胤礽 之子 爱新觉罗·弘晳 [hóng xī]为理郡王，同时令隆科多为 吏部尚书 ，以廉亲王允禩管理藩院尚书事 ，以 张廷玉 为 礼部尚书 。
雍正初政
康熙 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刚刚登基的 雍正 为整顿财政，令户部全面清查钱粮，并在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在中央设置 会考府 ，令 爱新觉罗·胤祥 负责稽核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责令各地清查府库令其于三年内补清亏空，期间，惩处了大量贪腐官员。
雍正还号令官员兴利除弊进行革新，并对吏治进行整顿，反对朝廷官员结党营私，告诫他们要为政务实。为此，他还创立秘密立储制来避免皇储党争，完善并推行 密折制度 ，从而可获知更多地方事务信息。 为清除赋税制度积弊， 雍正 二年（公元1724年）四月，下令在全国推行 摊丁入亩 ，规定根据拥有田产的面积征收人口税。
与此同时，雍正为稳定政局对曾参加争储的 爱新觉罗·胤禩 、 爱新觉罗·胤禵 集团进行分化，在加封 允禩 以及支持他的 富察·马齐 等大臣的同时，将当时声名较盛的 允禵 削去其王爵，囚禁在 康熙帝 的 清景陵 （位于今 遵化市 ）。将皇九弟 爱新觉罗·胤禟 遣发西大通（今青海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东南）交由 年羹尧 看管，以避免他与尚有权势在握的生母 宜妃 联合乱政。同时，将皇十弟 爱新觉罗·胤䄉 革去郡王爵，抄家监禁起来。
雍正 元年（公元1723年）五月，西部边疆生乱， 青海 蒙古各部在 和硕特 部 首领 罗卜藏丹津 的号令下，不接受雍正 新朝 册封并起兵叛乱。 雍正 派 西宁 侍郎 常亮 劝告无果，于同年十月命年羹尧、 岳钟琪 整军以备。次年二月， 年羹尧 等仅用十五天便顺利平叛，罗布藏丹津在之后逃入 准噶尔汗国 。此后， 雍正 将 青海省 化分为二十九旗，设办事大臣以加强控制。
在青海局势稳定后，雍正开始加紧处置 爱新觉罗·胤禩 等政敌，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四月发诏斥责 允禩 “干法违纪”，欲与“众大臣共正其罪”。 但由于此前平定 青海 有功、手握川陕甘 三省 军政 大权的 年羹尧 ，在声名鹊起后不仅对朝臣傲慢无理，且“在御前箕坐，无人臣礼”，“结党揽权”经常触犯 皇权 ，而在其即位时起到关键作用的 佟佳·隆科多 也“独掌用人大权”出现“揽权作威福”的情况，又私下 常和 允禩 等来往， 雍正 怕这些势力相联合，遂暂时放缓了对 允禩 等人的处置。
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雍正免去年羹尧川陕 总督 的职务改调其为 杭州 将军，收回其军权，并在此后逐步加罪将其革职抄家，与其有过书信来往的人也被彻查：侍讲 钱名世 因曾赠诗赞扬年羹尧平定青海之功被雍正革职， 幕僚 汪景琪因在年羹尧平定青海后写《功臣不可为论》劝其自保、另在《 西征随笔 》中讥讽 康熙 ，非议雍正年号，被雍正下令处死， 年羹尧 也因此罪加一等。 同年 十一月 ， 雍正 下令免去年羹尧所有职衔将其锁拿进京，列举他贪渎[dú]、反逆等92项大罪赐其自裁。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 一月 ，雍正削去 佟佳·隆科多 职务，令他与 俄国 使臣议定边界，同时发表长谕痛斥 爱新觉罗·胤禩 不忠不孝，将其和 爱新觉罗·胤禟 先后圈禁。 允禩党 人在外积极活动，民间流传诸如谴责雍正对兄弟残忍、即位不正当的言论， 同年三月雍正将 允禩 改名“ 阿其那 ”、将允禟改名“ 塞思黑 ”，并将他们囚禁至死，又将 爱新觉罗·胤禵 迁禁于北京 景山 （今北京 西城区 ），将依附他们的势力清除殆尽。 雍正 四年（公元1726年）七月，雍正召回 隆科多 ，历数其欺罔、结党、贪污等41项罪名，并于次年十月将其监禁。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六月， 佟佳·隆科多 死于禁所。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在清除政敌、打击朋党的同时，雍正为巩固西南边疆，下令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土司世袭制改为派遣流官制，从政体上和全国保持一致，并在当地编制户口，征收田赋。
执政中期
摊丁入亩实施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为进一步充实财政和整顿吏治， 雍正 五年（公元1727年），雍正宣布实行耗羡归公，将各地向百姓征收的“火耗”收归地方司库统一支配，将大部分“耗羡”分发给地方官员做养廉银。 同年十二月， 清代 曹家因亏空公款、转移家产等问题被雍正皇帝下令抄家。
为防官员利用 科举制度 中的师生关系结党， 雍正 曾在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时下令禁止官员投拜门生。 河南省 官员 田文镜 在执行此令时引发士人不满，拥有较多 门生 、在科甲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官员 李绂 [lǐ fú]、谢济世等为此与田文镜产生矛盾，于 雍正 四年（公元1726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接连弹劾田文镜，雍正认为此乃科甲结党违抗政令实施，将他们降职惩处后，又对有科甲结党之嫌的官员进行压制、打击。
此前依附允禩等的反对势力借机加紧活动，散布不利于 雍正 的负面舆论，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 湖南省 秀才 曾静 因听到传言后，认为君主失德而此时正是恢复汉室的机会，便派弟子 张熙 送信给川陕 总督 岳钟琪 ，历数传言中雍正“弑父”“屠弟”“逼母”“杀害功臣”等十项罪名，并以 岳钟琪 是 岳飞 后人而雍正品行不端为由劝岳钟琪趁机起兵兴汉，却被岳钟琪告发。 雍正 为平息民间议论未杀掉曾静等人，写 大义觉迷录 驳斥曾静为自己辩解，否认满洲和中原有华夷之分。 又因查出 曾静 是受 吕留良 “华夷”思想的影响， 雍正 将已故的吕留良 戮尸 ，焚毁其遗作、流放其家人，清查处置了大批与吕留良有关联的知识分子以及官员。
而官员 陆生楠 [ l ù shēng nán]因出身科举且籍贯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 ，被 雍正 认定与曾在广西任职的李绂有朋党之嫌，在查处科甲朋党时被革职，后又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被发往 西北 军营效力，心有不忿的他在作 《通鉴论》 时借古论今，讥讽 康熙 不会教育太子，致使皇子争储成仇人，并对 爱新觉罗·胤禩 等的遭遇报之以同情，谴责雍正滥用君权。 雍正 得知后怒斥其“罪大恶极”，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底将其处斩。
在处置科甲朋党案的同时， 西藏噶布伦阿尔布巴 于 雍正 五年（公元1727年)发动叛乱并意欲投奔 准噶尔汗国 ，雍正随即派 查郎阿 率军入藏，在平叛后驻兵 前后藏 ，设 驻藏大臣 。而雍正也随之认为， 青海省 、西藏之所以接连生乱，究其根本原因是准噶尔势力在 西北 作乱，并认为若西北不安稳，蒙古也会受到影响，且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准噶尔汗 策妄阿拉布坦 离世，其子 噶尔丹策零 继位后 准噶尔 政局不稳，却屡次进犯中原袭扰 清朝 边境。 雍正 遂于同年底决定开始筹划对 准噶尔 用兵。
为便于商议 军务 ， 雍正 七年（公元1729年）设军机房，选其较为信任的臣子如 爱新觉罗·胤祥 、 张廷玉 等入 军机处 ，令他们负责对重要谕旨进行上传下达。 而 军机房 也于三年后更名为军机处，取代 内阁 成为常设的 中央机构 ，内设 军机大臣 ，负责帮雍正处理、传达重要事务。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五月，雍正派傅尔丹、 岳钟琪 分领北、西两路大军，出兵攻打 准噶尔汗国 ，因指挥不当等原因接连战败后，准噶尔进击至 杭爱山 （今蒙古中部），并袭扰蒙古 策凌 部劫掠了策凌的子女， 额驸 策凌怒而攻击准噶尔军，取得了 光显寺 之战的胜利，重创了准噶尔，而准噶尔在此后无力再发起进攻，不得不于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冬向 清朝 求和。 雍正 遂以次年七月，派 傅鼐 [fù nài]等前往议和，但终雍正一朝双方未达成和议。
人物逝世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二月，雍正参祭 东陵 之时，身体 康健 ，还曾于次月亲耕耤[jí]田，下诏在地方为政要以得人心为要。同年八月二十一日， 雍正 在 圆明园 染疾，但“仍照常办事”，二十三日凌晨却突然在圆明园离世。 乾隆 二年（公元1737年），雍正被葬于 清泰陵 , 谥号 为“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为 世宗 。
墓葬略述
乾隆 二年（公元1737年）， 雍正 被葬于 泰陵 ， 而 泰陵 位于今 河北省保定市 易县西永宁山下的太平峪[yù]， 和 康熙 的 景陵 相隔较远。 由于此举打破了子随父葬的 中国 制度传统， 雍正 八年（公元1730年），雍正在决定另开 清西陵 建 泰陵 之前，诏朝臣具奏以避争议，大臣们特意列举了历史上远离 祖陵 另辟陵区的例子，并提出 泰陵 之址在风水上于国家有利，雍正便以此为由另辟新陵。
清泰陵 以一条2500 米长 的神道为中轴，由南向北排列着多座建筑，另有 孝敬宪皇后 乌拉那拉氏 、 敦肃皇贵妃 年氏和 雍正 合葬，规模较大。1961年时， 清泰陵 在内的清西陵被认定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施政举措
雍正 在政治上反对因循苟且，力主用严猛的手段去清除历代积弊，主张“ 人治 ”，认为国家应以君主一人的指导思想为准，而官员则需励精图治，负责对君令进行实施推翻，为此他反对臣子结党，并要求他们为政务实，从实际出发宽严并济地执行律令从而能更好解决问题。
政治
整顿吏治
爱新觉罗·玄烨 末年，吏治败坏，官员贪腐盛行以致国库空虚。 雍正 即位后，在全国彻查钱粮，并对贪污钱粮的官员予以严惩，对循私 容隐 贪污行为的官员从重治罪。但他认为单纯禁止、惩处官员贪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在提倡兴利除弊，整顿吏风的同时，将整顿吏治与赋税改革相结合。
为此，他设置养廉银，提高在京官员俸禄。其中在京汉官可得双倍禄米，而吏、户、兵、刑、工五部堂官则岁俸和禄米均翻倍。对外放官员，则根据各省经济状况、地方事务的繁简、用度多寡等规定了不同的养廉银数额，由户部统一发放，且养廉银数额一般都会超出官员岁俸数倍之多。此外， 雍正 实施 奖廉惩贪 的政策，对廉洁奉公的官员奖励丰厚，官员合法收入随之增多，为吏治整顿提供了经济保障，且规定上司不得向属员索贿摊派，裁除了官场陋习，并为官员形成廉洁奉公的品行创造了条件。
此外，雍正较为重视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经常派出巡察人员监察地方，并完善了密折制度，扩大了使用密折的官员范围，规定中央部院侍郎以上官员、中央派出的盐政、关差、 织造 等官员，以及由他特许的其他官员都可以使用密折上奏。为保证奏折内容不被泄露， 雍正 规定 密折 需由官员本人撰写，不许他人代笔，另制作带锁的皮匣，派专人负责直接运送奏折到御前。此后，地方官可以直接将机要禀告 雍正 ，雍正也可以随时了解地方事务。且雍正鼓励官员通过密折揭发其他官员的违法行为，据实考核后，会对贪污渎职的官员予以处罚。 密折制度的完善，提高了行政效率，对吏治 清明 起到积极作用。 此后，官员所奏机要事务均先经奏折呈报，获得 雍正 后允准后在朝堂奏报，原有的朝堂题本成为虚设，而这一制度也被沿用至清末。
雍正 的吏治整顿，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对吏治的大规模多维度的整肃，克服了政治上的弊病，祛除了历代官场陋习，加强了皇权，但由于其未脱离封建专制的本质，只能解一时一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吏制问题，而这也是 乾隆 时期吏治再次腐败的根本原因。
打击朋党
雍正 即位后，前朝遗留下的皇子党林立，结党营私的现象严重。允禩等为谋私，不惜打击良善损害朝廷利益。 为此， 雍正 对皇子党核心成员允禩、允禵等进行分化处理，在虚尊允禩的同时，将允禵圈禁，将 爱新觉罗·胤禟 遣往远离京城的 西北 ，并将没有实权的 爱新觉罗·胤䄉 抄家囚禁。又于 雍正 二年（公元1724年）发布 《御制朋党论》 论述朋党之害，为打击朋党立下理论基础。
在权臣 年羹尧 出现结党揽权的情况后，夺去其兵权，赐其自尽。将党附他的官员 查嗣庭 、 钱名世 等加以惩处。又将 允禩 、允禟囚禁致死，将允禵迁禁 北京 ，并将有结党行为且与 允禩 等私下来往谋私的 佟佳·隆科多 囚禁。 为限制官员通过科举师生关系结党， 雍正 下令不准官员投拜门生，对于此有异议的官员 李绂 、 谢济世 等“科甲朋党”进行压制打击。 在打击朋党时，雍正使用了较为严苛的手段，但也有效地治理了朋党积弊，刷新了吏治，于政治 清明 有积极意义。
改革旗务
清朝 八旗制度中，旗主对旗下百姓有治理之权， 雍正 即位之初承袭旧制，任用王公和亲信弟兄管理旗务，但由于皇帝管理旗民需要通过旗主，而旗下属官与朝廷相关官员职权难分，容易产生摩擦。 雍正 下诏限制旗主对违法行为的审理权，并禁止旗主向旗民自派差役，规定旗主不可滥用“额真”尊称，将他们的 官名 “固山额真”改作“固山昂邦”，降低他们的地位。
雍正 严格对旗内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制度，常亲自查看被引荐的官员，考校他们的骑射等能力，对世袭的官员也会严查其 家谱 。对旗内官员进行整肃，严查贪污、营私舞弊等进行查处，并严禁赌博等行为。设立宗学来培养旗下子弟，想以此改变旗民当中骄奢、钻营、不思进取的不良习气。告诫他们量入为出，并通过赏赐丧葬费用、扩大兵额、 限制买卖 八旗 公田 来保障他们的生计，还开设八旗井田令16-60岁的无地八旗子弟进行耕种，并通过赏赐官房给贫苦旗民、设立米局平抑物价等举措对旗民进行优抚。
整顿旗务维护了清廷统治的根本，对康乾盛世起到积极作用。令旗人自食其力发展生产的举措虽有先见之明，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旗人的方针，也无法阻止从 清代 就被养起来的 八旗 子民的逐渐腐化。
改土归流
自 元朝 起， 中国 西南地区 如 云南省 、 四川省 、 贵州省 、 广西 等地，因聚居大量少数民族，且经济较为落后， 生产方式 与中原不统一，历代以来都由朝廷任命该族头人即 土司 对地区进行治理。而土司因为权势较重，易形成割据势力发生叛乱，且各土司为争夺 领地 彼此之间也经常发生争斗，不利于社会安定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雍正 时期，西南与 中原地区 交流增多，而土司与治下百姓矛盾激化，中央政权与土司的矛盾也日益尖税，在 西林觉罗·鄂尔泰 等官员的极力提议下， 雍正 为加强中央集权、夺取 战略要地 ，在对 中国西南地区 进行调研后，决定因地制宜地将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变换为和中原地区统一的政体，即 改土归流 。
对“积恶累世，荼毒边疆”的乌蒙、镇雄等 土司 ， 雍正 采取出兵镇压的方式，迫使相关土司逃离领地；对位于 清水江 流域物产丰富且无土司管理的新辟 苗疆 ， 雍正 根据具体情况，惩治苗霸以及顽抗的寨主，劝降那些愿意归降的势力；对地势险要，为山水所隔的澜沧江地区，令清军持斧锹开路将山水深处的割据势力一一找到，于 普洱市 （今 云南 普洱境内）、橄榄坝设官置兵，避生隐患，以达到一劳永逸的改土效果。
因改土归流受到当地土民的支持，接近中原的 湖南 、湖北、 四川 等地的势力较小的土司迫于压力，相继交出印信让出领地。而 雍正 对主动接受 改土归流 的 土司 予以奖赏，对顽抗者出兵征伐并没收其财产，为防生乱，还会将土司和其属官迁往他地居住。 此后， 雍正 在当地编制户口，并根据当地情况，减轻土民的 税赋 ，同时在改流地区实施和 中原地区 一致的 官制 、兴办学校、实施科举。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春，改土归流基本完成。
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清军在征讨地区实施较为激烈的军事手段，产生了不好的民族影响。 但改土归流总体上解决了土司割据隐患，减轻了土民所遭受的压迫，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制度由此发生重大变革，清廷也因此加强了对 中国西南地区 的控制，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
秘立皇储
在 雍正 朝之前， 清朝 没有完善的立储制度，也因此造成了 康熙 末年皇子争储的激烈斗争。 雍正 即位后，为防止皇太子与皇帝争权的情况再现，又为了能早立继承人以安定朝廷，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八月建立了 秘密立储制度 。
此制度规定，在选择储君时，重视其才能而不论其是否为嫡长，并会将事先选好的储君名字藏在 紫禁城 最高处——乾清宫 正大光明 牌匾之后，由专人看管。在皇帝离世后或临终前予以公开。 秘密建储制是 中国 历史 上皇位继承制度的重大变革，冲破了 嫡长子 继位的历史局限，保证了帝王的素养和能力的延续，避免了 皇权 和储权发生争斗，保障了皇位的顺利交接，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助于 清朝 的稳定发展。
设军机处
雍正 七年（公元1729年）对准噶尔用兵前，为亲掌 军政 大权，提高处理 军务 的效率， 雍正 特设军机房，指定其较为信任的 爱新觉罗·胤祥 、 张廷玉 等进入 军机处 处理军务，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时改 军机房 为 军机处 ，军机处官员由 雍正 从满汉 大学士 、 尚书 、侍郎等官职中选调，人数不定，且均为兼职，入职军机处的官员一般称为“军机处行走”，仍保留原来的职务。主要负责参与官员奏折的处理，对用兵、刑事、人事任免与考试等方面的机要政务进行商讨，出任钦差 巡抚 地方以帮助皇帝搜集相关信息。军机大臣上设领班大臣，负责与皇帝商讨政务、奉旨起草谕旨等。
而军机处里有满屋、汉屋等机构，其中满屋负责处理满文文件，办理除 绿营 外军营官员的补放任免，负责在蒙古、藩部以及喇嘛 朝贡 时为他们拟赏单，以及 军机处 的事务性工作；而汉屋则负责处理 汉文 文件并负责对外联系，办理皇帝交办的事务，管理军机处档案，办理 文官 和绿营军官的补放任免等。还有负责管理各种文件的档案库。
雍正 还对军机处进行了职权限制，军机处一般只能以传达皇帝谕旨的形式来办理政务，军机处值房门口也常驻 御史 进行监察，规定非军机处官员不准在军机处值房门前逗留、窥探，而入值的军机大臣也不能与其他衙门之人有所往来，且私下不能接纳重礼。
创设军机处方便了皇帝行使职权，提高了中央的决策效率以及行政效率，使 清朝 决策机构更加明朗化，并因此被 清代 后世统治者沿用。同时，在军机处成立之后，满贵族议政制逐渐被取消，军机大臣取代原来的 内阁 处理军国要事和机密事务， 大学士 的 政治权利 增大，军机大臣揽权结党不断。而当后世出现倦政的皇帝时，军机处非但没有加强皇权，反而分化了皇权。
经济
设立会考府
康熙帝 末年，虽设置有负责监察的都察院，以及分管财赋、注销文卷的 六科 ，但各部院想要动用钱粮，往往是自行奏销 ，没有相关部门对实际数目进行审计，财政管理混乱。 而官员也趁机大行贪贿，全国各库钱粮亏空严重。 雍正 即位后，为解决钱粮奏销弊端，在中央设会考府，规定各部门钱粮出入均要由会考府审核，且要经由主理会考府的怡亲王 爱新觉罗·胤祥 、 佟佳·隆科多 、 大学士 白潢[huáng]、尚书朱轼会同办理。此外，他特令允祥严格清查政策，防止各部院营私舞弊。
会考府分为左右司，所处理档案后均要加盖所属司印信。除允祥等四位王公大臣外，下设满汉郎中各三人、 员外郎 两人、 主事 三人、 笔帖式 十人，并根据公务繁简情况，酌情增减人员。主要负责审核所奏销钱粮是否合理准确，过程是否符合规章制度，并对奏销制度提出改进措施。 雍正 三年（公元1725年）由于 爱新觉罗·胤禩 、 爱新觉罗·胤禟 等的政治势力已经大为削弱，财政整顿基本完成，且由于会考府拥有较高的审查权利，引发了新的弊端。于是，同年九月 雍正 下令撤除 会考府 。
会考府作为一个独立的财务审查机构，成立不到三年，所承办的550件钱粮奏销事件当中，就有96件因违规被驳回， 禁革了奏销中存在的部费陋规，遏制并打击了官员的贪腐行为。同时，由于会考府对允禩主管的工部的奏销严格控制，从经济上对允禩等反对势力进行了有效打击，对稳固统治、加强皇权起到有利影响。
耗羡归公
清代 时，除征收规定要缴纳的钱粮外，会征收部分附加税（耗羡），用以补充碎银铸熔过程中以及粮食转运途中产生的损耗，而耗羡主要由地方官员私征，并逐渐成为地方官员补充私用、贿赂上司、弥补府库亏空的来源，有些地区耗羡加征至 税赋 的50%，不仅加重了百姓，还造成了 吏治腐坏 。
为清除积弊， 雍正 即位后下令将耗羡收归国家统一管理。在不同地区规定了不同的耗羡率，禁止官员私自加征。而归公之后的耗羡，主要用途有三：第一，为官员支发 养廉银 ，用以增加官员收入，防止他们因私用不足营私贪腐。第二，补充府库亏空。雍正在清查亏空后，责令各地补齐。但由于国库亏空积弊已久，原因或与现任官员无关，而雍正规定用耗羡的一部分用来补充以往亏空，在不继续加重百姓负担的同时，也为无罪的现任官员寻找了一个补上亏空的方法。第三，用作地方公用。包括地方杂费，修造河堤的耗费等。
由于耗羡归公后，规定了各地的征收比例，从一定程度上遏制耗羡滥征的情况，对吏治进行整肃的同时，也对财政进行了弥足。但由于对各地没有形成有效监察，实际耗羡征收往往高于额定征收率，有官员在征收归公耗羡后，会加征耗羡私用，耗羡归公也在 爱新觉罗·弘历 时期就出现弊端。
摊丁入亩
清朝 入关以来，主要的赋税徭役有“ 田赋 ”和“丁徭”，另有多种苛捐杂税，由于税收管理混乱致使百姓负担较重，影响生产发展。 康熙 在位时，为鼓励生产曾实施“永不加赋”的经济举措，而对多丁的贫苦人家来说，丁徭依旧负担很重，为此，民间常瞒报人丁，致使国家税收不足。 为保障国家正常税收， 雍正 改革赋役制度，将丁徭和土地联系在一起，规定按土地面积收取 丁银 ，而没有田产的农家则不需要再交纳丁银。
摊丁入亩 因损害了部分拥有大量田产的富户的利益，受到各地富户缙[jìn]绅的强烈反对，且其在实施时，因摊丁不均、豪强转嫁 税赋 等，反而加重了部分百姓的负担， 但它使财政收入得以保障，且从总体上促使了税收的相对公平，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的 土地兼并 ，而将 田赋 和丁徭分开后，无地农民可根据自身需求向城镇流动，减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同时，增加了工商业从业人员数量，有利于 资本主义萌芽 的生长和发展。
重农抑商
雍正 即位之初，出现人口多、垦荒少，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为鼓励农业生产，雍正在各府州县设立先农坛，置耤田，让各地方官耕田以“知稼墙之艰难”“量天时之晴雨”，并给各地“勤劳作苦”的老农发放 顶戴 ，通过奖励措施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同时，他鼓励 垦荒 ，禁止官员对报垦农户进行私征勒索。兴修水利，营造河道、水田，为发展农业创造条件。调各地有经验的老农去农业相对落后地区教授种田事宜，以提高生产技术。为防谷贱伤农，还通过发放官帑[tǎng]购买滞销商品、设立社仓出粜[tiào]谷米来平抑物价。
为避免粮荒，他鼓励种植粮食作物，限制 经济作物 的种植与发展。为防止兴商影响农业生产， 雍正 严禁各地开矿，并加强了对商人的管理，要求各地对辖区的商人的财产状况定期汇报，并以此决定是否继续委办盐务或者发放借贷事宜。 雍正重农抑商的政策，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在当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由于他将农业和工商业绝对对立起来，阻碍了 商品经济 以及 资本主义萌芽 的发展。
士民一体当差
清代 时， 秀才 之家称作儒户， 监生 之家称作宦户。 而儒户和宦户可以免除差徭，地方官也常将他们应交的耗羡转嫁给贫民。且士绅还和地方官吏勾结，包揽地方钱粮和诉讼，并以此向百姓收取费用，在地方欺压百姓、腐蚀官僚败坏吏治，激化社会矛盾。于是， 雍正 二年（公元1724年）， 雍正 下令革除儒户、宦户的特权，严禁他们包揽钱粮和诉讼，并让他们和百姓一样交粮完税。
此举引发了 生员 士绅的不满，但对抗令拖欠粮赋的士绅， 雍正 均严惩不贷。同时加强对监生的管理，严禁士绅干政，又制定法令规范主佃关系，严禁士绅欺凌佃户，抢占 佃户 妇女，规定对擅自处罚佃户的 秀才 、监生等革除功名，但对逃佃不交税的佃户也予以严惩。 此项法令让佃农和士绅在法律上拥有了相对平等的地位，打击了士绅的不法行为，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
推行保甲法
历朝以来，户口编制大多倾向于记录人口数字和家庭财产状况，以便于赋税征收，由于 摊丁入亩 的实施时已获取了赋税征收时想要的信息，传统的户口编审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 雍正 决定实施侧重于 治安管理 的保甲法对户口进行编制，保甲法规定十户为一牌，设 牌头 ，十牌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正。要求地方根据保甲法编制户口，并从中选择 民壮 加以训练，以维护地方治安。该户口编制法，将流民也编入户口，解决了流民入籍的问题，适应了赋役制度的变化，维护了社会秩序。
废除贱籍
雍正 即位之初，社会上有乐户、世仆、 丐户 等 贱民 ，他们多为罪臣之后，世代被迫从事官方规定的卑贱的职业，没有任何 政治权利 ，地位在佃农和雇工之下，雍正元年(1723)三月，因 监察御史 年熙 上书，请求 雍正 削去山陕乐户的 贱籍 ，并解释称只因其祖先是在 明朝 时拥护 朱允炆 的 良臣 ，山陕乐户在明成祖 明成祖 登基后不得世代堕入贱籍，而压良为贱有伤风化， 雍正 同意了他的请求，此举开启了除良为贱的 先导 。
随后几年，雍正接连废除乐户、 堕民 等贱民的名籍，使他们拥有和平民一样的权利，可以读书出仕，也可以垦殖农业。废除贱籍的举措，解放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清除了前朝积弊，变易了社会风俗，维护了纲常伦理，而 雍正 也因实施 仁政 获得了更多政治资本，同时避免了不法士绅借贱籍之限制欺压 贱民 、激化社会矛盾。
钱法与铜禁
随着 商品经济 的发展，需要的货币增多，但 雍正 为抑制商贸禁止开矿，后虽允许 云南省 等地区进行 铜矿 开采，可铸造货币所需要的 黄铜 产量依旧不足，出现了钱价高于银子价格的现象。而民间私铸者为获得更多利益，私熔制钱再制作成更多劣币以次充好，破坏了制钱的信誉且加剧了制钱短缺。
雍正 为防止民间私铸 钱币 ，下令除三品以上官员外其他人禁止使用 青铜器 ，令民间搜集制钱所需原料一应交官，然而此举在地方上推行困难。于是， 雍正 派出官员至各地设立公所，动用藩库钱粮以每斤给价一钱一分九厘九毫三丝的价格收购 黄铜 。允许百姓拿 黄铜 抵钱粮之税，允许捐纳官职之人拿黄铜抵价。每收取一定数量的 黄铜 ，就会下令开炉铸钱，又制定法令对私铸货币者进行惩治。 此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黄铜 短缺的问题，铜禁和禁止私铸货币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助长了销毁制钱打造铜器的风气。不利于商品的流通以及商业的发展。
军事
平定青海
雍正 元年（公元1723年）， 罗卜藏丹津 发动叛乱， 雍正 因继位不久， 朝中 事务较多，不愿意轻易用兵，于是一方面派 西宁市 侍郎 常寿 劝其罢兵，一方面令 年羹尧 筹备打仗。而罗布藏丹津不听劝告，将常寿扣留，另与西宁附近的 塔尔寺 大喇嘛私下联系，欲利用教众进攻西宁。 雍正 于是决心出兵平乱，令年羹尧通领 西北 平逆将军 爱新觉罗·延信 ，边关负责理饷的诸位官员，以及 四川 、 陕西省 、 云南省 三省 的官员进行讨逆。
年羹尧随后将 张掖市 （今 甘肃 张掖）军营移驻西宁，派兵驻守 永昌县 （今甘肃金昌境内）和 布隆吉河 ，以防敌兵攻入甘肃内地，又截断叛军入藏通路，杜绝叛军与 准噶尔汗国 的联系，之后对叛军展开猛攻， 罗卜藏丹津 吃败逃亡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 雍正 又采用 岳钟琪 建议，派精兵五千攻打其营帐，罗布藏丹津不得不化为女装逃向 准噶尔 。而这次军事行动仅用了十五天。
战后， 雍正 根据 青海 各 首领 在战时的态度予以奖励和惩罚，并仿照 内蒙古自治区 给青海蒙古各部指定 游牧 地区，以防止其内部生乱起斗，同时将他们编制成二十九个旗，将他们分为 三班 ，每三年一班入朝 朝贡 ，并允许他们和内地定期互市，并将青海境内原向 罗布藏丹津 交税的藏民编户，减免此前的部分赋税后向他们征税，并设立卫所（次年改为 西宁 府），增加驻军，整顿 喇嘛寺 ，同时在 西宁市 与 张掖市 、 武威郡 （今甘肃武威）之间兴办屯田，从而巩固了对 青海 的统治，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平乱西藏
雍正 即位之后，曾下令将 康熙 时期的驻藏军队回撤至察木多（今 西藏 昌都），清廷对 西藏 的控制力减弱，而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西藏噶伦 阿尔布巴等杀掉朝廷册封的首席噶伦康济鼐发起叛乱，并欲转投 准噶尔汗国 。 雍正 为使 边防 能长久安稳，决定出兵平乱，并在之后将达赖喇嘛从西藏移至 西宁 ，从而保证西藏的安稳。但又怕阿尔布巴闻知发兵消息，劫持达赖喇嘛逃入准噶尔，只好下令停止出兵。
而管理后藏的 颇罗鼐 却在之后率军击败了 阿尔布巴 ， 雍正 由此确认阿尔布巴无法再劫持达赖喇嘛，于是令 查郎阿 统领一万五千 余人 进藏继续平叛。 雍正 六年（公元1728年）秋，查郎阿至 拉萨市 杀掉已被颇罗鼐擒获的阿尔布巴等，随后，雍正封颇罗鼐为 贝子 后又加封至贝勒，令其总管前后藏。同时为巩固对 西藏自治区 的统治， 雍正 设正副 驻藏大臣 ，令他们领二千士兵分驻 卫藏 。
此时的驻藏大臣主要负责管理驻守清军，却为 乾隆 时期设驻藏大臣和 达赖 共管西藏事务的驻藏制度打下基础，有利于 中国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出兵准噶尔
阿尔布巴叛乱的同年，新任 准噶尔 汗 噶尔丹策零 频频袭扰 清朝 边境，干涉西藏事务。为防止准噶尔利用宗教继续祸乱 西北 边境，进而彻底解决 西藏 和 青海省 问题， 雍正 七年（公元1729年）， 雍正 以讨要逃亡 准噶尔 的 罗卜藏丹津 为名分西北两路出兵准噶尔。其中， 傅尔丹 领北路军，辖下主要为满族兵和蒙古兵。 岳钟琪 领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 属下 多为 汉人 ，而西路军被作为主攻力量。
闻听清军出兵， 准噶尔 派出使臣特磊于岳钟琪处谎称要把罗布藏丹津押送往清廷，雍正出兵借口被打破，而雍正不愿背负“出兵不仁”的名声，下令暂缓进军，并诏 傅尔丹 和岳钟琪进京商讨。 准噶尔 则趁机开始筹备对西路军用兵的策略。 而在岳钟琪离开军营后，其负责放牧 驼马 的 满洲民族主义 部下查廪[lǐn]纵酒为乐防范放松，被准噶尔劫掠去十几万头牲畜，代理岳钟琪处理 军务 的 纪成斌 派人夺回大部分驼马，并欲处罚查廪。由于查廪是 查郎阿 亲戚，而 岳钟琪 回营后也认为 满族 党派众多且排挤汉臣，不能随便予以惩罚。于是隐瞒事实，谎称取得了大捷， 雍正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嘉奖。
但不久后， 雍正 就获知了其中实情，对 岳钟琪 开始心生猜忌，另派伊礼布、 石云倬 [shí yún zhuō]为西路副将军，分去岳钟琪的统兵权对其进行防范监视。在岳钟琪提出御敌战略时，雍正也不再完全采信。而在 岳钟琪 率兵出征后，代其为川陕 总督 的查郎阿也在后方对其进行挟制。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 准噶尔汗国 自 乌鲁木齐市 袭扰 哈密市 ， 岳钟琪 在派兵迎击的同时，派石云倬断敌后路，因石云倬动作迟缓放走了准噶尔兵， 岳钟琪 随即对其进行奏劾，却遭到 大学士 西林觉罗·鄂尔泰 反驳。鄂尔泰认为岳钟琪身为将帅不能料敌于先， 雍正 也认为岳钟琪对部下不能一视同仁，遂将其召回予以斥责并削去其公爵，令查郎阿接替他统领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而 查郎阿 和 岳钟琪 向来不睦，两人因调兵筹饷、遣兵用将等方面屡次发生争执，在 查郎阿 的弹劾下，岳钟琪于 雍正 十一年（公元1733年）被下狱论死，而西路军也始终没有取得较大胜利。
与此同时，北路军也战况不利， 雍正 九年（公元1731年）主将 傅尔丹 轻信 准噶尔汗国 间谍故意承报的 噶尔丹 策零的驻军处，带兵攻击时落入敌军陷阱，所领一万士兵只余两千人逃往 科布多省 （今蒙古西南），但 雍正 闻讯为他掩盖失败，还将腰带赐给 傅尔丹 。次年十月，傅尔丹又在乌逊珠勒大败，以至于准噶尔进攻至 杭爱山 （今蒙古中部），又袭击了 蒙古国 的 博尔济吉特·策棱 部，劫掠了 额驸 策凌的子女。策凌怒而带兵突击准噶尔军，赢得了 光显寺之战 的胜利。 雍正 闻讯嘉奖策凌，令其屯兵 科布多 经理 军务 ，并削去了 傅尔丹 的官职。而经过光显寺之战， 准噶尔汗国 无力再发动进攻，流露出求和之意。雍正也不愿再战，遂于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五月暂停进兵。此后不久， 雍正 在与 张廷玉 、 查郎阿 、策凌等商议后决定议和。
雍正 十二年（公元1734年）七月， 雍正 派 傅鼐 、 内阁学士 章佳·阿克敦 等前往准噶尔议和，欲划定准噶尔与 蒙古国 各部的游牧区，但由于双方各存异议，和谈一直没有决论，直到 乾隆 四年（公元1739年），双方才谈定以 阿尔泰 山作为 准噶尔 和喀尔喀的分解线。 对 准噶尔 用兵期间， 雍正 调度失利、用人无方，奖罚失当，且由于八旗兵战斗力削弱、 满族 上层腐化等原因，导致损兵折将、耗费钱粮却未达到预期目的，另刺激了满汉矛盾。但经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 ，喀尔喀蒙古部和清廷的联系加强，而 准噶尔汗国 也不能再干涉 西藏自治区 、 青海省 事务，对西部边疆的稳固起到积极作用。
文化
思想政策
雍正 尊崇 孔子 以及 儒家思想 ，将孔子的 五代十国 先人追封为启圣王， 将孔子生辰日改为大祀礼。将帝王去 南京夫子庙 的书面叙述从以往的“幸学”改为“诣学”以示尊崇。下令避讳孔子名讳“丘”，变姓氏“丘”为“邱”。科举取士时，重视对《 论语 》《 孟子 》《 大学 》和 子思中庸 四书的考量，另加试《 孝经 》。隆礼尊孔的同时， 雍正 宣扬 三纲五常 ，借助儒学的影响治理国政。 而在儒家思想的引导下，治下之民更容易安分守己，从而强化了雍正的 政治统治 。
此外，为了体现自己是天命所归， 雍正 大搞祥瑞，在官员 西林觉罗·鄂尔泰 上报天现“卿云”（皇帝孝顺时才会出现）时给予奖励，以此证明自己并非 曾静 等人所说的不孝之子。雍正还糅合佛、释、道三方的思想，用沙门统做 谋士 ，将神权和政权相结合，以加强思想方面的统治。 此外，雍正还在民间提倡拾金不昧、简朴节约，以扬风化。
雍正 对儒、佛、道三家采取了并行不悖、各取所需的政策，不管是尊孔崇儒还是推崇佛教、 道教 ，都注重其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实际作用，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助其走出了帝位合法性的隐影，对稳定社会秩序、稳固其统治起到积极作用。
兴文字狱
雍正 在位13年间，先后处理了25起 文字狱 案件。它们大致分为两种：第一，为打击朋党而制造的文字狱事件。比如在打击 年羹尧 、 佟佳·隆科多 朋党时， 雍正 借口年羹尧在奏折 上将 “朝乾夕惕”写作“夕乾朝惕”是暗指皇上的行为配不上“朝乾夕惕”这个词，于是对 年羹尧 大加指责，并借此为打击年羹尧做舆论准备。在年羹尧案发后，侍讲 钱名世 被疑和年羹尧结党，便以其曾写诗称赞年羹尧为由将其免职逐回家中禁锢，还亲书“名教罪人”令其挂在宅中对其进行羞辱。 年羹尧 幕僚 汪景祺 则因在《 西征随笔 》里称赞 年羹尧案 、讥讽 康熙帝 ，在年羹尧平定 青海省 后作 《功臣不可为论》 劝说年羹尧自保而获罪被 枭首 处死。而 年羹尧 也因此罪加一等，被令自尽。而官员 查嗣庭 因与 佟佳·隆科多 结党，在出任 江西省 主考官时，在根据《 诗经 》出了“ 维民所止” 的试题后，被人弹劾称“ 维止” 两字意在将“ 雍正 ” 两字“ 去首” ， 雍正 便判定其为大不敬将他处死，另祸及其家人。
第二，为肃清 汉族 反清的民族意识而制造的 文字狱 。比如， 汉人 知识分子 曾静 以反清复汉为由向川陕 总督 岳钟琪 投书劝其反清，被岳钟琪告发后，雍正借此大作文章，对 曾静 和其弟子 张熙 严加 审讯，在得知他们受 吕留良 “华夷”思想的影响后，雍正又查得 吕留良 在著作中，有“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论”等诸多反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思想，而其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学者在生前怀念 明朝 拒绝在清为官，其门人也延续了他的思想理念。为清除 汉人 反满反清的思想， 雍正 作 大义觉迷录 ，在驳斥 曾静 以及民间舆论对自己品行、即位合法性的指摘后，又提出不以地域作为评判 君王 好坏标准的理论，认为满洲和 中原地区 同出一源，无华夷之分。此后，他释放了 曾静 、 张熙 ，令曾静到 江南 等地宣讲《大义觉迷录》。同时将已离世四十年的 吕留良 戮尸 ，烧毁其遗作，命 大学士 朱轼 等批驳吕留良的 《四书讲义》 、流世语录，并编书刊发在 南京夫子庙 宣讲。将 吕留良 的已逝的儿子 吕葆中 、弟子 严鸿逵 戮尸枭示，斩杀其另一子 吕毅中 以及弟子 沈在宽 ，将其孙辈发往 宁古塔 ，与披甲人为奴。与吕留良有过交往的孙克用、为吕留良刻过书的 车鼎丰 以及收藏其书籍的周敬舆等均被处死。此外， 广州市 同知朱振基因是吕留良同乡且供奉过其 牌位 ，被人告发后死在狱中。
文字狱 加强了思想方面的控制，但严重钳制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文化典籍，在 曾静 、 吕留良 之后，文人骚客因或一时不查用错词藻就被治罪，随着文祸蔓延，人人自危，形成明哲保身的社会风气，而除考古活动外学者们不敢再轻易涉猎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阻碍了文化的积极发展。而此后，臣子不敢轻易纳谏，奸佞之人则借机对统治者进行阿谀奉承，致使 清代 “至亡国无死节之臣”。而文字狱作为中国文化机体上的一个毒瘤，对 中国 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外交
驱逐传教士
康熙 热衷于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对教授他学习 算学 、 几何图形 等 西学 的 传教士 心怀好感，其为政时期允许 天主教 在清朝自由传播，天主教也因此在清朝得以迅速发展。 康熙 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 雅威 教皇 禁止 中原地区 教徒祭拜 孔子 ，不许在家中祭拜祖先，并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派节使来华监督执行。 康熙 认为此举与中国的道理相悖，于同年 十一月 宣布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规定除有技艺之人可以留用外，其他传教士需离开 清朝 。由于 康熙 和传教士一向交好，下层官员并未真正执行他的命令。
此后，传教士为获得下任皇帝支持，涉入 康熙 末年的争储斗争，传教士当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穆经远等和 允禩 、 爱新觉罗·胤禟 来往密切，且西方宗教中有关神权大于皇权的理论侵犯了皇权。 雍正 元年（公元1723年），因 西班牙 传教士在 福建省 传教，使“男女混杂”并 宣扬 有违 清代 男女之防的言论，在 雍正 支持下， 总督 满保在福建封禁教堂、驱逐传教士。之后，又在全国范围内驱逐传教士。在传教士的积极活动下，除去留在京城的有技艺的 戴进贤 等二十余名传教士外，其他各省传教士被允许暂时 羁押 至 广州市 居住，但不允许他们出外传教。 雍正 十年（公元1732年）时，容留广州的传教士又被驱逐至澳门。
雍正对传教士的驱逐，表面上免除了传教士带来的种种麻烦，但其抛却了 康熙帝 时期对西洋传教士在控制的基础上加以利用的政策方针，对西洋传教士一力禁绝，对其能传播的西方文化也不再如康熙一般重视，从客观上使 清朝 逐渐陷入闭塞，对清朝后世产生不利影响。
开闽粤洋禁
康熙 收复 台湾省 、国内统一后，曾允许商人出海贸易，并开设海关，对对外贸易进行管理和征税，但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发展后，许多商人载大量粮食出海后定居海外不再返回，引起清廷担忧。于是， 康熙 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时朝廷禁止商人与南洋开展贸易，然而，禁海之后，走私贸易盛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雍正 即位后，朝堂上反对 海禁 之人众多， 蓝鼎元 等官员认为开海禁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能“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促进闽粤地区的经济发展；且禁海之后，沿海百姓因为生计无着落聚众走私，长期以往容易起乱，不利于地区稳定。 雍正 在权衡之后，于 雍正 五年（公元1727年）下令重开闽粤地区海禁。
为防止留居海外的人归来后怀有异心，影响社会安定，雍正不允许在之前就居住海外的人趁机回国；设立商总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规定出洋贸易的 商船 要有清晰标志，令其在朝廷规定的时间内返回，若延期未归则拒绝其再回国。后来又根据实际情况将归国规定改为：若因海难飘泊他处，取得当地印信便可返还，若故意延迟，则要予以处罚。而出洋人员则需要办理注明年龄相貌等信息的出洋手续，且需手持所在地户族开具的证明。过往 商船 以及出洋人员一律在 虎门 、 厦门 等海关接受检查。
开放闽粤洋禁后，南方沿海地区人民重获被剥夺的谋生手段，有利于中国与 南洋 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 雍正 阻止久居海外的华侨回国，对出洋之人毫不顾惜，致使 中国 沦为半 殖民地 国家后，华侨在他国备受欺凌，而其对海外贸易的限制，也阻碍了商品贸易的发展。
对俄关系
康熙 时期，与 俄国 签订了 尼布楚条约 ，规定双方可以开展贸易，并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线，但此后 俄国 继续蚕食 喀尔喀蒙古 地区的领土，还曾试图引诱中国边民叛逃、迫使 准噶尔汗国 向其称臣。为此， 康熙 曾于 康熙 五十八 年（公元1719年）下令中止中俄贸易活动，此后， 清朝 在俄国请求下曾试着放开中俄贸易约束，但 俄罗斯帝国 不遵守协议，继续在 中国 西北 边境从事颠覆活动。 雍正 二年（公元1724年）， 清朝 完全断绝了中俄贸易往来。 俄罗斯帝国 也因此失去了重要的财政来源。
为此，新任 沙皇 叶卡捷琳娜一世 积极谋求中俄两国进行贸易谈判，而雍正也想通过出兵 准噶尔汗国 解决 西北 边疆问题，并想在出兵准噶尔之前和 俄罗斯 达成和谈，以防止他们和准噶尔相联合。 于是， 雍正 四年（公元1726年）时，雍正派 佟佳·隆科多 、 博尔济吉特·策棱 等组成代表团与 沙俄 重新谈判贸易和边界问题，因 大学士 富察·马齐 （ 允禩 支持者）泄密，加上雍正对隆科多的不信任， 清代 表团在隆科多被 雍正 召回后被迫接受了俄方的全部要求，将 恰克图 （今俄蒙边界北岸）以北的大片领土让给 俄国 。
双方于同年八月 三十一 日签订了《 中俄布连斯奇条约 》，又于 雍正 六年（公元1728年），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规定以恰克图为界，东自 额尔古纳河 ，西至沙宾达巴哈（今 俄罗斯 西萨彦岭山脉西端）为线，划定中俄边界。同时规定各自疆域内不得容留对方逃犯， 俄国 商人可每三年到 北京 贸易一次，商队不得超过二百人， 清朝 对其不加收赋税，且允许俄国在北京建立教堂。 条约签订后，俄国无法再公开支持 准噶尔汗国 分裂势力，使 清政府 能集中力量对准噶尔用兵。加上 雍正 又增设边哨（卡伦）五十九个，反倒增强了对喀尔喀地区的控制以及对 沙俄 的防御。 随着两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加强， 雍正 向俄国第一次派出使团，中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关系也空前友好。
对日关系
日本 江户时代 (公元1603年—公元1868年)，为防止 基督教 渗透 日本 实施了锁国政策， 康熙帝 在收复 台湾 后，允许 商船 赴日贸易，但也只是华商赴日的单边贸易。 由于 清朝 有矿禁政策且滇铜尚未开发，对日本 黄铜 需求较多，日本在两国贸易期间也逐渐掌握了主动权，对清朝 货船 推行“信牌”贸易制度，要求清朝 商船 必须有日本颁发的“信牌”才能靠岸贸易，无“信牌”的商人只能原船返回，以此威胁 清朝 商人将军工等违禁品偷运往日本，为日本窥探清朝情报、网罗清朝技术人才等， 并对琉球施加影响欲与 清朝 争夺 琉球王国 作为藩属国。
雍正 即位后，继续 康熙 时期对琉球的怀柔政策，在 朝贡 中对琉球“厚往薄来”予以优抚， 加强对赴日商人的管理，立富商 李君泽 等八人为商总，要求他们对赴日 商船 进行检查并做出“一体连坐”的担保。其次，组建 北洋水师 防范“倭寇”。第三，增加巡查哨兵，对海上的违法行为进行打击。另加强对 日本 情报的搜集。此举防止了军工等重要产品的走私，避免了人才外溢，形成了较为严密的 海防 体系，并从客观上震慑了 日本 ，使其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两国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前提下，商总成为贸易交涉中的有效机构，但由于 雍正 对日贸易中只关注 黄铜 贸易，不注重对外贸易的政策调整，该时期的对日贸易中 清朝 依旧处于劣势，且由于地理优势，日本在 琉球王国 的影响力也逐渐较清朝更加深入。
对朝关系
由于 朝鲜 与 明朝 外交关系密切，在明朝灭亡后，朝鲜虽迫于压力和 清朝 建立了宗藩关系，但对清朝并不认同，多次想趁乱参与 反清复明 ，并对清朝修撰的 明史 中有关 朝鲜 的史实提出异议。 康熙 时期，清朝多次通过停止互市等手段对朝鲜进行警示迫使其臣服。且随着 清朝 统治的巩固，朝鲜态度发生转变，双方关系也逐渐缓和。
雍正 即位后，对 朝鲜 实施怀柔政策。在 朝鲜 继续指出《明史》有关朝鲜的记载中的错漏之处，要求 清朝 予以修改删除时， 雍正 予以允准，并对朝鲜实施“厚往薄来”的朝贡政策，减免朝鲜岁贡次数和贡品数量的同时，给朝鲜的赏赐加多；还规范了遣使制度，要求出使 朝鲜 的官员不准自行索要贡品，需依照规矩办事；对涉朝越境的案件也从宽处理。
在 怀柔 的同时，雍正坚持维护 宗主国 的威严，不允许 朝鲜 有过多军事装备，要求其行使藩属国该有的 朝贡 等职责，而 雍正 时期的对朝关系，承袭了 康熙 时期的对朝政策的同时，对朝鲜进行优抚，促使了朝鲜对 清朝 宗主国地位的肯定，为 乾隆 时期双方形成稳定的宗藩关系打下基础。
重要争议
关于继位
关于 雍正 继位，有学者认为雍正是篡位 自立 ：比如清史专家 孟森 认为 康熙 帝并非寿终正寝，雍正系篡位自立，并指出 雍正 能继位“内 得力 于 佟佳·隆科多 ，外得力于 年羹尧 ”。 王钟翰对此表示认可，认为 康熙 本想把皇位传给皇十四子 爱新觉罗·胤禵 （ 允禵 原名），而“ 胤祯 ”和“胤禛”形似，为 雍正 修改遗诏提供可能性。 康熙 的遗诏不管满文版本还是 文言文 版本都是 雍正 继位后篡改所成，且遗诏是由“汉文本翻译成满文本的”。 学者 戴逸 也认为 雍正 继位“可能出于矫诏篡立”。
另有学者认为， 雍正 是合法继位。比如 冯尔康 认为 康熙 生前曾将胤禛当做太子候选人之一进行考量，在其弥留之际，为防朝堂动荡不会考虑将皇位传给远离京城的 爱新觉罗·胤禵 ，并进而推测若是 康熙 有意传位给十四皇子 允禵 ，不会让他一直待在千里之外的 军中 。 杨启樵 在 《雍正篡位说驳难》 一书 中认为学术界各种“篡位说”不能成立， 雍正 为合法继位。 史松认为“ 康熙 传位胤禛，实为顺理成章之事”，并认为康熙晚年时因疼爱 乾隆 （ 乾隆 ），才最终决定将胤禛确立为继承人。
关于离世
雍正 陡然离世，且其死亡后 爱新觉罗·弘历 驱逐了被雍正帝亲近的僧侣道人， 金梁 在 《清帝外纪》 中认为雍正帝因为中了丹药之毒而死， 杨启樵也认为雍正帝是“服饵丹药中毒而死”， 郑天挺 在 《清史简述》 里则认为，雍正帝死于 中风 。
历史评价
乾隆 认为父亲雍正“重道尊师”“安边怀远”，勤政安民，为人有毅力，做事有原则，可以“树百王之模范”。 清代 爱新觉罗·昭梿 [zhāo lián]在 《啸亭杂录》 中认为， 雍正 勤政却不图享乐，才能将国家治理得国库充盈、人民富足。并认为他体恤臣子，设 养廉银 一事很得人心。
近代以来对他的评价多一分为二，比如近代清史专家 孟森 认为 雍正 “英明勤奋”“勤政”无人能及，并认为在 康熙 的所有儿子当中， 雍正 治国天分最高，即位后能“ 一清 积弊”，刷新政治。但同时认为他在夺嫡继统时，以及对待“有意居功要挟之人”有些“刻深惨毒”。
近代历史学家 萧一山 认为雍正“ 刚毅 明察”可以和 汉代 刘启 相比， 其为政期间吏法清廉，库藏充裕，国家太平，倘使其后代都如他这般，便“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mān hān] 无为 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但其“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之谅解”，才有了“ 血崩 之传说”。
近代历史学家 戴逸 认为 雍正 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他对 康熙 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建立了 乾隆 时代繁荣兴旺的基础，但他“在政治上和个人性格上也存在很多缺陷”，他“性情褊[biǎn]急，手段残酷，造成不少冤假错案。又好大喜功，急于求成”。
当代清史专家 周远廉 认为雍正帝继位合法性有可疑之处，对政敌较无情，因而声名不佳，执政的十三年里，也犯了不少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位勇于进取、兴利除弊、政绩卓著的”“勇于革新”的封建君主，并认为 雍正 的系列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也有关于他的完全正面的评价，比如当代历史学家 冯尔康 认为 雍正 本人是有作为的、对 中国历史 发展做出贡献的君主，而雍正朝，在康乾盛世中承上启下，清除了数百年来政治积弊，其 摊丁入亩 政策解决人口税问题，是“巨大创举”。 耗羡归公 和 养廉银 政策，具有现代财政预算、财政管理的意义。他所行的经济举措，可以和 唐朝 刘晏 实行两税法、 明朝 张居正 推行 一条鞭法 相媲美。
当代学者 李治亭 认为雍正“是一个非常务实，也很有政治见解和胆识的皇帝”，为政期间“吏风好转，社会风气也随之好转”。并认为他创建的 秘密立储制度 ，提高了皇权，避免了圣祖晚年诸皇子争夺太子之位的明争暗斗。
当代国学学者 南怀瑾 认为 雍正 的“文学词章并不亚于任何一位翰林学士，谈禅说道，并不逊于禅门宗师”。为政期间，雍正使内外肃穆，奠定了 清朝 的江山，是“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为历代职业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一人”。 而当代学者 易中天 则认为，雍正刻薄但不寡恩，冷酷但并非无情，其为政期间官员多清廉。
法国 思想家 伏尔泰 认为比 康熙 更爱法律、重公益，认为他关心国计民生，重视农业。 主编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 裴德生认为 雍正 “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人”，他“追求效率”“鼓励创新”，使用的官员也有类似品质，但 雍正 不信任官僚制度，着力强化皇权，故“未能建立可以确保政治和经济不断加强的制度”。认为其向 准噶尔汗国 用兵是“没有首尾一贯的政策目标”，并认为他于 西北 最终直接对 西藏自治区 行使主权，在西南巩固了疆域。
旅日清史专家 杨启樵 评价：“ 康熙 宽大、 乾隆 疏阔，要不是 雍正 的整饬， 满清 恐怕早已衰亡。”同时认为由于“人亡政息”，雍正的举措反而引起了一些流弊，并认为如果他能多活几十年，也许“因而改易了此后 中原地区 的命运”。
人物作品
雍正自撰和编辑的书籍较多， 乾隆 时将其编纂成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 ，共30卷，其中文20卷，诗10卷。文有谕、诏、册文、杂著等13种体裁。
家族情况
长辈
兄弟
后妃
子女
人物轶事
易禾之缘
清代 掌故遗闻汇编 《清稗类钞》 [qīng bài lèi chāo]中提到， 雍正 还是皇子时，经常 微服私行 ，一次在 杭州市 出游时，在 涌金门 遇见一个卖字的 书生 。 雍正 见他精通 八股文 ，便令他写一副字，那人却将“秋”写做“火禾”，且引经据典力证自己这般写是对的。雍正认为书生知识 广博 ，便资助书生数笏[hù]马蹄金 让他去考取功名，书生后来果然考中了翰林，但并未认出殿上的皇帝正是彼时资助他的人。雍正却认出了书生，故意将“和”字写成“口禾”给他看，书生仍未会意，还以为是皇帝写错了字。次日，他收到一个旨意，让他去 浙江省 任 巡抚 ，但前提是先去 涌金门 卖字三年再任职，书生这才想起来当年的事。
雍正耕织图
康熙 南巡回宫后，令宫廷画师仿照宋代《 耕织图 》作 《康熙耕织图》 ，雍亲王胤禛随后命人仿照《 康熙 耕织图 》绘制了一套《胤禛耕织图册》，后又被称作《 雍正 耕织图》，图册共有五十二幅画像，画上的农夫农妇皆按照胤禛、福晋、世子等 雍亲王府 之人的肖像绘制而成，图册中他们身着 汉服 进行耕作，刚好和康熙想要推行农业、融合满汉的想法相通， 康熙 为此对胤禛心生赞许。
雍正行乐图
雍正帝勤于政事，闲暇时的爱好之一便是让宫廷画师为自己画像。由于宫廷生活较为枯燥，雍正帝和 后宫嫔妃 都喜欢装扮成各种身份的人供画师参摹，而由 清代 风行者创作的 雍正行乐图 中，雍正时而为高人雅士时而为山林 野夫 ，有时候还会扮作神话人物。
自比僧人
雍正皇帝精于佛学，常自比僧人，青年时有替僧。自称“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即位后， 雍正 与文觉禅师等僧人道士来往密切，自称“释主”。 雍正 十二年（公元1734年）， 雍正 令文觉执掌西山香山卧佛寺法席，将其作为政治助手。雍正自己也著有 《拣魔辨异录》 等阐述佛家思想的书。
怒斩道士
雍正八年（1730）， 雍正 身患重病，密谕地方官为其寻找医生。 浙江省 总督 李卫 听闻有个贾士芳的道士很有能耐，便将他举荐给雍正。起初，雍正对 贾士芳 较满意，还在与 西林觉罗·鄂尔泰 的信中说贾士芳为自己“调治有效”，贾士芳也因此名气大增。几个月后， 贾士芳 在给 雍正 治病时，一面用手按摩，一面口诵经咒。雍正突然发怒将贾士芳下狱处斩，还祸及其家人。后世推测，贾士芳这般做，可能是想综合使用催眠术、按摩术和 气功 给 雍正 帝治疗，但由于功力不济使 雍正 病情出现反复，雍正便认为他这般做是在装神弄鬼，想要操纵皇帝的健康，故而处死了他。
自称汉子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 江南 遇灾，朝廷令 山东省 、 河南省 往江南运粜小米， 河南巡抚 田文镜 认为“江南人不食小米”请求将小米改为小麦，雍正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有意令山东也改送小麦去江南，然而 张廷玉 等大臣认为“小米 熬粥 甚好，江南人亦多食之”，雍正因而未令山东效法。但山东的 小米 运到江南后百姓都不愿意购买，这也说明田文镜此前意见正确，雍正帝为此嘉奖 田文镜 ，并批评了当初反对 田文镜 意见的 朱轼 、张廷玉、 年羹尧 、 佟佳·隆科多 等人，认为他们是故意针对 田文镜 。田文镜听说后立即上奏折谢恩。 雍正 随即朱批道：“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