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惨案（ 英语 ：Katyn massacre），又称卡廷大屠杀，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于1940年4月至5月对 波兰 军官和战俘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处决事件。
1939年9月17日， 苏联 侵略 波兰 后，对波兰公民实施了大规模镇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将大量受过教育的波兰精英阶层作为战俘抓捕。 1940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 约瑟夫·斯大林 （Joseph Stalin）决定处决在 西乌克兰 和 白俄罗斯 的营地和监狱中被关押的25,700名 波兰 战俘。 处决行动从1940年4月初开始，每晚都进行。确认身份后的战俘被带到隔音牢房，跪下后即被从背后射杀。尸体随后被移至等候的卡车，紧接着另一名战俘被带入，重复相同的处决过程。 被处决的战俘包括 波兰 士兵、飞行员、政府代表和皇室成员以及平民。 据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IPN） 数据显示，卡廷惨案的受害者共约22,000人，其中确认死亡的最低人数为21,768人。
1943年4月， 纳粹德国 政府宣布在 卡廷森林 （ Katyn Forest）发现大规模坟墓。 约瑟夫·斯大林 因波兰流亡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此事而与波兰断绝了外交关系。1943年9月至10月， 苏联 重新夺回 斯摩棱斯克 ，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开始了掩盖行动，并声称受害者是被纳粹杀害的。 直到1990年4月13日，苏联正式承认为卡廷惨案负责。 卡廷惨案在战争余下时间及之后深刻影响了 波兰 与苏联的关系。对于波兰人来说， 卡廷 成为了 斯大林主义 （Stalinism） 众多受害者的象征。
事件背景
入侵波兰
1939年9月1日，纳粹 德国 挑起了“波兰战役（Invasion of Poland） ”，引发 英国 和 法国 根据与波兰的《英波军事同盟》（Anglo-Polish military alliance）及《法波同盟》（ 中非金融合作法郎 Polish alliance）协议对德国宣战。 然而， 英法海底隧道 两国在随后的“假战（Phoney War）”阶段只进行了最低限度的军事活动。 9月17日， 苏联 根据《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Molotov–Ribbentrop Pact） 入侵 波兰 ， 苏联红军 迅速推进，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因为 波兰武装力量 接到的命令是不得与 苏军 交战。 在这次苏联入侵中，约有250,000至454,700名 波兰 士兵和警察被俘虏。 其中125,000人被关押在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管理的营地。不过，其中42,400名主要是 乌克兰 和白 俄罗斯 族裔的波兰士兵于10月被释放，而出生在纳粹控制的波兰西部的43,000名士兵被转交给 德国 。相对的， 苏联 从德国接收了13,575名 波兰 战俘。
波兰战俘
侵略波兰后，苏联对波兰公民实施了大规模镇压。由于波兰的征兵制度要求所有未受豁免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军事预备役军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得以将大量受过教育的波兰精英阶层作为战俘抓捕。 据 波兰 国家记忆研究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IPN） 估计，约有320,000名波兰公民被驱逐到 苏联 。在 苏联 统治下，约有150,000名 波兰 公民死亡。 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建立了战俘和拘留者事务总局，管理着多个接收中心、过境营地和战俘营，其中包括 科泽利斯克 （Kozelsk）、旧比利斯克（Starobilsk）和奥斯塔什科夫（Ostashkov）这三个“特别集中营（special camps）”。 这些营地主要用于拘留军官、警察和其他 波兰 知识分子，如神职人员和法律工作者。大约40,000名 波兰 战俘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拘留，其中许多人被分配强制劳动。
事件前夕
1939年10月至1940年2月期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关押在营地中的 波兰 战俘遭受了长时间的审讯和政治压力。这些审讯实际上是一个筛选过程，用以决定哪些战俘将被处决。 苏联 政治局于1940年3月5日签署了一项命令，根据 拉夫连季·贝利亚 （Lavrentiy Beria）给苏联领导人 约瑟夫·斯大林 （Joseph Stalin）的建议，决定处决在被占领的 西乌克兰 和 白俄罗斯 的营地和监狱中被关押的25,700名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这一决定源于 斯大林 希望消除 波兰 军队中的大量人才，他们被视为苏联统治下的潜在反抗者。因此，这些在“特别集中营（special camps）”内的战俘被认定为“ 苏维埃 政权的公开敌人（avowed enemies of Soviet）”。
波兰 战俘们从不同的营地被转移到指定的处决地点。来自 科泽利斯克 （Kozelsk）的战俘被火车运至 斯摩棱斯克 （Smolensk），而旧比利斯克（Starobilsk）的战俘则被运往 哈尔科夫 （Kharkiv）。 奥斯塔什科夫 （Ostashkov）的战俘被送往 加里宁 （Kalinin，现今 特维尔 ）。与此同时， 苏联 还在西 白俄罗斯 和西 乌克兰 的监狱筹划了“清洗（unloading）”行动。这些被逮捕的人被运送到 基辅 （ Kyiv ）、哈尔科夫（Kharkiv）、 明斯克 （Minsk）和 赫尔松 （Kherson）的监狱。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的特别委员会制定了“死亡名单”，即射杀命令，并由“NKVD三人小组”进行批准。执行者接受了射击人类后脑勺的专门训练。此外， 莫斯科 还指派了人员来监督这些行动。
事件经过
处决行动从1940年4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在明斯克（ Minsk ）、基辅（Kyiv）、 哈尔科夫 （Kharkiv）和赫尔松（Kherson）的监狱大约在4月20日左右展开。另一方面，在哈尔科夫（Kharkiv）和加里宁（Kalinin）的审讯室也进行了类似的处决程序。 处决通常使用由莫斯科提供的德国制造的.25 ACP沃尔特2型手枪，但也使用了 苏联 制造的7.62×38mmR纳甘M1895 左轮手枪 。 据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的首席刽子手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布洛欣在1940年4月的28天内，亲手用枪杀害了来自奥斯塔什科夫营地在加里宁监狱的7,000名战俘，其中一些年仅18岁。
加里宁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监狱处决的详细信息由该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前主席德米特里·托卡列夫（Dmitry Tokarev）在 听证会 上提供。 据托卡列夫称，处决程序每晚都进行，除了公共的 国际劳动节 假期。被判死刑的战俘在确认个人信息后，被戴上 脚镣手铐 ，带到四周墙壁用沙袋隔音、门上覆盖重毡的牢房中。受害者被告知跪在牢房中央，然后被刽子手从后面接近，并立即从 后脑 或颈部射杀。尸体被通过对面的门搬出，放在等待的五到六辆卡车之一上，随后下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被带进来，接受相同的处理。除了牢房粗糙隔音外，手枪的枪声还被整夜运转的大型机器（可能是风扇）的噪音掩盖。一些1991年后的揭露表明， 波兰 战俘也以同样的方式在 斯摩棱斯克 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总部被处决。根据尸体的堆放方式来看，其中一些战俘可能是站在乱葬岗边缘被射杀的。
伤亡结果
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INR） 数据显示，卡廷惨案的受害者共约22,000人，其中确认死亡的最低人数为21,768人。仅有395名战俘幸免于难，99%的战俘都被处决。 根据1990年解密的 苏联 文件，1940年4月3日后，共有21,857名 波兰 拘留者和战俘被处决：14,552名战俘（大部分或全部来自三个营地）和7,305名被关押在 白俄罗斯 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部分地区的战俘。其中科泽尔斯克营有4,421人，斯塔罗别尔斯克营有3,820人，奥斯塔什科夫营有6,311人，白俄罗斯和 乌克兰 监狱有7,305人。 据 美国中央情报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调查，被处决的波兰战俘中包括士兵（一名 海军上将 、两名将军、24名 上校 、79名 中校 、258名 少校 、654名 上尉 、17名海军上尉、85名士兵、3,420名 士官 和七名牧师）、200名飞行员、政府代表和皇室成员（一名王子、43名官员）以及平民（三名地主、131名难民、20名大学教授、300名医生；数百名律师、工程师和教师；以及100多名作家和记者）。
波兰第二共和国 （ 波兰语 ：II Rzeczpospolita） 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并非所有被处决者都是波兰族裔。其军官团队包括 白俄罗斯 人、 乌克兰 人和犹太人。 科泽利斯克 营地的战俘在 卡廷森林 （ 卡廷 Forest）被处决并埋葬；旧比利斯克营地的战俘在 哈尔科夫 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内部监狱被处决，尸体被埋在皮亚季哈特基村（the village of Piatykhatky）附近；奥斯塔什科夫营地的战俘在 米哈伊尔·加里宁 （ 特维尔 ）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内部监狱被处决，并被埋葬在梅德诺耶（Mednoye）。这三个埋葬地点都曾是1937-1938年大清洗受害者的秘密墓地。
后续事件
1941年6月，随着 纳粹德国 发起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 ， 波兰 战俘的命运问题迅速成为关注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波兰流亡政府（Polish government-in-exile）与 苏联 政府签署了 弗拉斯迪劳·西科尔斯基 麦斯基协定（Sikorski–Mayski agreement），双方同意共同抗击纳粹德国，并在苏联领土上组建一支 波兰武装力量 。由波兰将军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ładysław Anders）着手组织这支军队，并要求了解失踪的波兰军官情况。在一次私下会面中，苏联领导人 约瑟夫·斯大林 向他和波兰总理 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 （Władysław Sikorski）保证所有波兰人都已被释放，但由于在满洲（Manchuria）“失去了他们的踪迹”，并非所有人都能被追踪到。
1942年，当 斯摩棱斯克 （Smolensk）周边地区落入 德国 占领时，被俘的 波兰 铁路工人从当地居民处得知 卡廷 附近 科泽利斯克 （Kozelsk）存在一个埋有波兰士兵的大坑。他们将这一发现报告给了波兰地下国（Polish Underground State） 。这一发现起初并未被重视，因为人们并不认为发现的坑中会有如此众多的受害者。
德国方面
1943年初， 德国 军官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弗赖赫尔·冯·盖斯多夫（Rudolf-Christoph von Gersdorff）接收到有关 波兰 军官大规模坟墓的报告，指出这些坟墓位于卡廷附近的山羊山（Goat Hill）。纳粹宣传部长 约瑟夫·戈培尔 （Joseph Goebbels）认为，这一发现可以用来破坏 波兰 、西方盟国与 苏联 之间的关系，并加强纳粹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怖及其对美英的影响的宣传。为了证明苏联是这场屠杀的幕后黑手， 德国 甚至邀请了一些盟军战俘参与调查。
1943年4月13日，德国国家广播公司宣布在 卡廷森林 发现了一个有3000名 波兰 军官尸体的万人冢（ mass grave），并指控苏联在1940年执行了这场屠杀。 德国人邀请了一个由来自多个国家的法医专家组成的卡廷委员会（Katyn Commission）进行调查。 战后，一些委员因其国家成为 苏联 的卫星国而被迫撤回证据，为苏联辩护并指责 德国 。1943年4月14日， 约瑟夫·戈培尔 在日记中表示，他们正在利用这一发现进行大规模的反布尔什维克宣传。但他也预见到，随着 德军 从 卡廷 地区的撤退，苏联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大规模坟墓并将责任归咎于 德国 。
波兰方面
1943年4月17日，波兰流亡政府（Polish government-in-exile）发布声明，要求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Red Cross）对卡廷惨案进行调查。然而， 苏联 领导人 约瑟夫·斯大林 拒绝了这一请求，并将 德国 提出的类似调查请求视为波兰与德国合谋的“证据”，进而导致波兰与苏联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波兰外交官爱德华德·伯纳德·拉辛斯基（Edward Bernard Raczyński）记载，他与将军西科尔斯基于1943年4月15日与英国首相 丘吉尔 （Churchill）和贾德干爵士（Alexander Cadogan）进行了私下会谈，向他们展示了波兰方面认为证明苏联对此次屠杀负有责任的证据。 温斯顿·丘吉尔 在回应中指出“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 可以非常残忍”，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拉辛斯基认为丘吉尔的态度表明他对此并不怀疑。
在战后 苏联 占领下的 波兰 ，亲苏当局遵循苏联官方宣传路线，对 卡廷 事件进行了掩盖，卡廷成为战后波兰的禁忌话题。 波兰人民共和国 的审查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政府审查不仅压制了所有提及它的内容，甚至连提到这一行为都是危险的。1981年， 波兰团结工会 竖立了一个简单的纪念碑“卡廷，1940”。后被警察没收，换成了官方纪念碑，上面写着：“向安息在卡廷土地上的 波兰 士兵——希特勒 法西斯主义 的受害者致敬。”然而，在每年的诸灵节（Zaduszki），类似的纪念十字架在 波兰 的波瓦兹基公墓（Powązki Cemetery）和许多其他地方被竖立，随后又被警察拆除。
苏联方面
苏联政府迅速否认了 德国 关于卡廷惨案的指控，声称1941年波兰战俘在 斯摩棱斯克 西部参与建设工作，并在同年8月被入侵的 德军 俘获并处决。 面对 波兰 的要求， 约瑟夫·斯大林 指责波兰政府与 纳粹德国 合作，随后断绝了与波兰的外交关系，并推动西方盟国承认亲苏的波兰爱国者联盟政府。 1943年9月至10月， 苏联红军 重新夺回 斯摩棱斯克 后，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开始了掩盖行动，摧毁证据并威胁证人。 苏联 秘密警察植入虚假证据，将 大屠杀 时间伪造为德军控制该地区的1941年中期。
1944年1月，苏联特别国家委员会（Soviet Extraordinary State Commission）成立了由苏联医学科学院（ 苏联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院长尼古拉·布尔登科（Nikolai Burdenko）领导的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但委员会的结论早已预设，并将事件归咎于纳粹。同月， 苏联 邀请美英记者团体前往卡廷，尽管有争议，但苏联试图利用此事进行宣传。记者们对苏联的展示印象不深，未被说服。 1945年12月28日至1946年1月4日，苏联在 圣彼得堡 （Leningrad）对七名 德国国防军 军人进行了军事审判。其中一名受审者阿诺·杜雷（Arno Dürre），被控在 苏联 村庄使用 机关枪 杀害众多平民，并供认参与了 卡廷 埋葬（但非处决）15000至20000名 波兰 战俘。因此，他被免于执行死刑，改判15年苦役。但他后来撤回了自己的供词，声称是在审讯中遭受 酷刑 逼迫而认罪。
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波兰和 苏联 政府释放卡廷惨案相关文件的压力增加，1987年波兰-苏联联合委员（Polish-Soviet commission）会被迫将卡廷事件纳入议程。 1989年，苏联学者确认 约瑟夫·斯大林 下令进行了屠杀，1990年苏联领导人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承认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执行了对 波兰 战俘的处决，并确认了梅德诺耶（Mednoye）和皮亚季哈特基（Piatykhatky）等其他埋葬地点。1989年10月30日， 戈尔巴乔夫 允许波兰卡廷受害者家庭协会组织的访问团到访国家卡廷纪念馆（National 卡廷 memorial）。访问团中包括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此次访问中。一位悼念者在纪念碑 上将 “纳粹（Nazis）”字样更改为“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 布热津斯基 强调了真相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真相才能为 苏联 和 波兰 人民之间的真正友谊奠定基础。1990年4月13日，即卡廷万人冢（ 质量 grave）发现47周年之际，苏联正式对卡廷惨案表示遗憾，承认苏联秘密警察对此负有责任，4月13日被定为卡廷纪念日（ 英语 ： Katyn Memorial Day， 波兰语 ：Światowy Dzień Pamięci Ofiar Katynia）。
国际方面
随着波兰与苏联关系的紧张，波兰对盟国的重要性开始减弱，因为苏联和 美国 这两个军事和工业巨头已加入战争。英国首相 丘吉尔 和 美国总统 富兰克林·罗斯福 在支持 波兰 盟友和满足 约瑟夫·斯大林 要求之间陷入矛盾。 1943年4月， 女王陛下政府 施压波兰，要求撤回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卡廷惨案的请求。 英国 和美国的非官方报告都倾向于认为 苏联 有罪，但为了保持与苏联的联盟，两国官方立场支持苏联，甚至审查相反的说法。
尽管有证据指向苏联，但罗斯福和 温斯顿·丘吉尔 都选择压制这些信息，以维护对苏联的外交关系。1943年 德国 带领两名 美国 战俘参观 卡廷 ，他们向美国上级发送了加密消息，表明苏联有罪。1945年，两名战俘之一的约翰·范·弗利特（John H. Van Vliet） 上校 提交了“范弗利特报告（Van Vliet Report）”，指出 苏联 屠杀的证据和结论，但该报告被克莱顿·劳伦斯·比塞尔（Clayton Lawrence Bissell） 少将 销毁，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为了不激怒 苏联 盟友而保守了这一秘密。
1951年和1952年，马登委员会（Madden Committee）在 朝鲜战争 背景下对卡廷惨案进行了国会调查，得出结论大约4243名 波兰 军官和知识分子在1939年9月 苏联 波兰战役 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杀害，并建议将此案提交国际法院。尽管如此，责任问题在西方和 铁幕 背后持续存在争议。在1970年代末的 英国 ，为受害者建立的纪念碑上标注1940年（而非1941年）被认为是在 美苏冷战 的政治气候中的挑衅行为。此外，1969年在 白 俄罗斯 村庄哈廷（Khatyn，1943年 大屠杀 发生地）建立的纪念碑被指与 卡廷 混淆。
斯摩棱斯克空难
2010年4月10日，搭载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及其妻子和其他87名政治家和高级军官的飞机在 斯摩棱斯克 坠毁，机上96人全部遇难。乘客原计划参加卡廷惨案70周年的纪念活动。 波兰 全国震惊；未搭乘该飞机的总理 图斯克 称这次坠机事故是“战后波兰最悲惨的事件”。事故发生后，出现了许多阴谋论。这场灾难也在国际上，以及 俄罗斯 媒体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促使电影《卡廷》在 俄罗斯 电视上再次播放。波兰总统原定在正式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致敬受害者，强调 大屠杀 在后战 共产主义 政治历史背景下的重要性，并强调波兰- 俄罗斯 关系需要专注于和解。尽管讲话未能发表，但其内容已以 波兰语 发表并提供了英文翻译。
事件争议
俄罗斯和 波兰 在 卡廷 惨案的法律定性上存在分歧，波兰将其视为种族灭绝，并要求进一步调查及完全公开 苏联 文件。1998年， 鲍里斯·叶利钦 （Boris Yeltsin）和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同意在卡廷和梅德诺耶建立纪念设施。同时， 俄罗斯 提出1919至1924年间约16,000至20,000名苏联战俘在波兰营地中因传染病死亡，一些 俄罗斯 官员称这相当于种族灭绝，被波兰视为制造“反 卡廷 ”的挑衅。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和一些亲苏联的俄罗斯政治家及评论员质疑苏联对卡廷惨案负责的说法，认为1990年公开的文件是伪造的，并坚持认为原始版本——将罪责归咎于纳粹是正确的。他们要求 俄罗斯 政府启动新的调查来修正2004年的调查结果。然而，这种替代说法被一些 俄罗斯 历史学家和组织如纪念组织所驳斥，他们指出替代说法中的矛盾，尤其是关于 特维尔 地区梅德诺耶的同期大规模处决地点的细节。这部分中央俄罗斯从未被 德国 占领，但却发现了与 卡廷 同一营地的受害者遗骸；梅德诺耶的受害者也是在1940年4月至5月被杀害的。直到1990年代才进行的梅德诺耶调查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 波兰 军服、文件、纪念品和1940年的 苏联 报纸。
2009年9月， 约瑟夫·斯大林 的孙子 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 （Yevgeny Dzhugashvili）因《新报》（Novaya Gazeta）发表声称斯大林亲自签署针对波兰平民的处决令的文章而起诉该报，重点质疑斯大林下令导致卡廷惨案的文件真实性。但在当年10月， 俄罗斯 法院驳回了这一诉讼。
2010年11月，俄国议会下议院 杜马 （Duma）通过决议，声明长期保密的文件“显示卡廷惨案是在 斯大林 和其他 苏联 官员的直接命令下执行的”。该决议还呼吁进一步调查以确认受害者名单。杜马中的 共产党 成员否认 苏联 对卡廷惨案负有责任，投票反对该决议。
事件影响
卡廷惨案在苏联战后时期被严格保密。在 纽伦堡 国际军事法庭上，苏联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指责 德国 ，同时成功避免了自身的审判。这一事件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反映了 苏联 对 波兰 的长期敌视态度。战后，苏联通过对波兰的控制，压制了对 卡廷 真相的追寻。直到1989-1991年 苏联解体 期间， 俄罗斯 开始公开卡廷事件的真相，但对历史上的罪行责任追究仍不明确。虽然建立了纪念公墓，但许多受害者的身份和遭遇的具体地点仍然未能查明。
卡廷惨案对波兰与 苏联 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了战争剩余时间及战后时期。对于波兰人来说，卡廷成为了 斯大林主义 （Stalinism） 众多受害者的象征。 波兰 从未接受卡廷惨案及其后果。波兰总统认为，未受惩罚的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助长了罪犯的有罪不罚感，为他们的继承者和追随者提供了绿灯，使他们继续在追求统治的道路上犯下类似的罪行。 波兰 强调，必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坚决反对历史的歪曲和执行者与受害者角色的颠倒。 波兰 表示，将要求将这个案件提交到 国际法庭 ，并采取一切可能的外交措施，确保世界不会忘记卡廷惨案，并一致谴责其肇事者。
事件评价
2023年4月11日， 俄罗斯 国家通讯社RIA Novosti报道称，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 卡廷 的处决是由纳粹执行的，指出 波兰 依赖的证据基础存在矛盾，并认为目前对“卡廷案”的报道不符合 客观性 和 历史主义 原则，只是一部分将 苏联 卷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信息和宣传运动。
美国 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教授格雷弗·弗（Grover Furr）评价卡廷惨案：“事实上斯大林从没犯下任何罪行！所有宣称他犯下罪行的言论都被证明是谎言。”
相关纪念
波兰
波兰 多个城市建有卡廷惨案的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位于公共场所、教堂和墓地。在 弗罗茨瓦夫 （Wrocław），有一座由特霍日夫斯基（Tadeusz Tchórzewski）创作的雕塑，于2000年公开展示，表现了对卡廷受害者的哀悼。同时，波兰圣十字山脉（Świętokrzyskie Mountains）也设有一个卡廷相关的纪念碑。
俄罗斯
2000年， 俄罗斯 开放了卡廷战争公墓（ Katyn war cemetery）的一个新纪念碑，取代了原先错误纪念“希特勒受害者”的纪念碑。在 特维尔 州立医科大学（Tver State Medical University），曾有两块分别用 俄语 和 波兰语 刻写的纪念卡廷惨案的牌匾，但这些牌匾在2020年被拆除。
乌克兰
在 乌克兰 的皮亚季哈特基（Pyatykhatky），建立了一个纪念馆（memorial complex），以纪念在卡廷惨案中被杀的4300多名军官。这个纪念馆位于前NKVD军官度假屋的一角，邻近 哈尔科夫 （Kharkiv）。有趣的是，孩子们在这个地点玩耍时曾发现了数百枚 波兰 军官的纽扣。
英国
英国 有几个卡廷纪念碑，其中一个知名的纪念碑于1976年9月18日在伦敦的冈纳斯伯里公墓（Gunnersbury Cemetery）举行了揭幕仪式，该事件在当时引起了一些关注和讨论。在冷战时期，连续的 女王陛下政府 反对英国波兰社区建立纪念卡廷惨案的主要纪念碑的计划。 苏联 不希望人们记住卡廷，施压于英国，以阻止纪念碑的建立。因此，纪念碑的建造被推迟了许多年。当地社区最终获得了建造纪念碑的权利，但在开幕式上没有官方政府代表出席（尽管一些政治家非正式地参加了活动）。1979年，在 斯塔福德郡 （Staffordshire）的坎诺克蔡斯（Cannock Chase）又建立了另一座纪念碑。罗纳德·西姆斯（Ronald Sims）的一块纪念牌也安装在 诺丁汉郡 （Nottinghamshire）索斯韦尔大教堂（Southwell Minster）内的飞行员小堂（Airmen's Chapel）。1985年，亚历山大·克莱基（Alexander Klecki）的纪念碑由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波兰社区在克利夫顿大教堂（Clifton Cathedral）竖立。 曼彻斯特 南部公墓（ Manchester 's Southern Cemetery）也有一座卡廷纪念碑，于1990年揭幕，这是 女王陛下政府 首次公开承认卡廷是 苏联 而非纳粹的战争暴行之一。
美国
在美国，有多处纪念卡廷惨案的纪念碑。其中包括： 马里兰州 巴尔的摩 （ Baltimore , Maryland）的国家卡廷纪念馆（National Katyń Memorial），位于内港东部的爱丽珊娜街（Aliceanna Street）；在 底特律 （ Detroit ）， 波兰 裔美国人在圣阿尔伯图斯罗马天主教堂（St. Albertus Roman Catholic Church）竖立了一个带牌匾的小型白石十字架纪念碑； 密歇根州 奥查德湖（Orchard Lake, Michigan ）的卡廷森林大屠杀纪念碑（Katyn Forest Massacre Memorial），由马里安·奥瓦尔斯基（Marian Owczarski）于1985年设计，位于圣母奥查德湖教堂（Our Lady of Orchard Lake church）；纽泽西州泽西城（Jersey City, New Jersey）哈德逊河畔的交易广场（Exchange Place）上的卡廷纪念 雕像 （Katyn Memorial）；以及 宾夕法尼亚州 多伊尔斯敦（Doylestown, Pennsylvania）和 伊利诺伊州 奈尔斯（Niles, Illinois）的其他纪念雕塑。
加拿大
多伦多 的波兰社区朗塞斯瓦尔斯（Roncesvalles）为纪念历史上的杀戮，竖立了一座大型 金属雕塑 。这座 纪念性雕塑 位于比蒂大道小公园（Beaty Boulevard Parkette）。
南非
在 南非 约翰内斯堡 （ Johannesburg ），一个纪念碑纪念了卡廷惨案的受害者，以及在 华沙起义 （ 华沙 Uprising）期间从南 意大利 飞往 波兰 投放补给品的 南非 和波兰飞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