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驹（1909—2002），笔名钱磊，经济学家。 浙江武义人。1932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 经济系。曾任北京大学讲师， 广西大学 教授，《中国农村》《经济通讯》主编， 香港达德学院 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
个人经历
1931年，千家驹是“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宣言的起草人，强烈谴责 国民政府 对日 不抵抗政策 。 1932年毕业后，千家驹曾任北大经济系讲师、广西大学教授、香港达德学院教授。 1936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常委。1945年加入 中国民主同盟 ，任民盟南方总支部秘书长。1949年出席中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 中国人民银行 总行顾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副院长，中国 社会科学 院顾问，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 中国财政学会 、中国金融学会顾问， 中国钱币学会 副理事长兼《中国钱币》主编，民盟第一至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委和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 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文革中遭到严酷迫害。1991年3月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议，鉴于他严重违反政协章程，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中国民主同盟 中央决议撤销其民盟中央副主席、常委职务。后回国居住在 深圳 ，2002年9月3日在深圳因病逝世，享年93岁。
主要作品
著有《中国的内债》《新财政学大纲》《中国货币发展简史》《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广西经济概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等。
活动年表
1926年17岁时考进 北京大学 ，一边读书，一边参加中共地下活动。
1931年，他是“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宣言的起草人，强烈谴责 南京 政府对日 不抵抗政策 ，后来在南京被捕，押回 北京 。北大非常学生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主席。
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他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 广西大学 教授，《中国农村》《经济通讯》主编， 香港达德学院 教授。
1936年千家驹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理事。
抗日战争 时期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 从事民主运动，并为《 大公报 》撰写 社论 。后回 广西 ，在 黄姚古镇 与 欧阳予倩 等办《 广西日报 》 昭平县 版。胜利后又去香港，办《经济通讯社》，兼达德学院教授。
1945年8月13日加入 中国民主同盟 ，任南方总支部秘书长。
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 后，他历任 中国人民银行 总行顾问， 清华大学 、交通大学教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 顾问等职。他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
1989年6月客居 洛杉矶 。
千家驹晚年曾多次致函中共中央领导，对 邓小平理论 表示坚决拥护，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表示由衷敬佩，对我国 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后由 美国 返回祖国，居住在 深圳 。
千家驹先生住院期间和去世后，李瑞环、丁石孙、王兆国、费孝通等领导同志和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问和哀悼。
相关事件
社会良知
年届80的时候，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客居 洛杉矶 的千家驹，仍如此回忆他的青年时代和新 中国 建立初期时的感受：“回想我们青年时代，为了 社会主义 在新中国的实现，九死一生，颠沛流离，但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还说，“我虽不是党员，周恩来总理是把我当成自己人看待的，因为我追随党一辈子。”
与大多数那一辈 中国 知识分子一样，千家驹也逃脱不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反右派运动和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 文化大革命 的折腾。在各 民主党派 当中， 中国民主同盟 的“ 右派 ”是最多的。千家驹尽管是漏网的“右派”，但也少不了要为他的“右派”言论作检查。“文革”中，他被抄家，被民盟群众斗争。那时，他甚至“决心了此残生”，跑到香山跳崖自杀，被救后又表示后悔。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他被下放到干校 劳动改造 ，日后他把那段生活形容为“啼笑皆非，动辄得咎”。
文革后情况
“文革”过后，千家驹以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或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身份重新返回中国政治舞台。随着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改革以及全国政协作用的完善，8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一度在北京举行的“两会”逐渐成为了 中国 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并为大众传媒所关注。也在这时，千家驹成为颇为著名的 公众人物 ，因为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上，他是一颗“明星”。
两会上敢言
千家驹这时“出名”，因其在“两会”上“敢言”。比如，针对当时国家及地方教育投资欠债过多、知识分子待遇过低，他谈到知识分子的“三五牌”生活，即“年龄五十岁、一家五口人、工资五十元”，将知识分子的“苦景”描述得淋漓尽致。事隔多年之后，一位当年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仍不忘当时的情形：讲了30多分钟，掌声30多次。
千家驹当时力议，把 基本建设投资 压缩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增长教育经费一倍，真正把教育当做生产投资，当做硬任务，真正把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要仅仅局限于研究生、大学生的数量。
人物评价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千家驹，在经济学上并无大量的著述，这种情况在他那一代学人中较为普遍。因此，如今在 经济学 界，问及千家驹的学术成就，大多不能详述之。但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有这样一句评价：“社会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