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亦侯（1886—1970），浙江温州人，曾在京师译学馆学习外交，毕业后在 湖南师范大学 学堂教授英文，1912年入上海 浙江兴业银行 工作，1927年应 盐业银行 总经理 吴鼎昌 之邀在盐业银行北京分行任襄理等职，1929年调至盐业银行天津分行，1933年任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 开滦集团 董事和恒源纱厂董事。上世纪四十年代，与胡仲文一起历尽艰难保护了包括 金编钟 在内的一批国宝，并在 新中国成立 后将所有物品上交政府。1970年因病逝世。
人物生平
陈亦侯在1927年应 盐业银行 总经理吴鼎昌邀在盐业银行北京分行任襄理等职。1929年调任盐业银行天津分行，1933年任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开 矿务局董事和恒源纱厂董事。1922年， 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结婚大典，急需用款，曾以清宫珍存 爱新觉罗·弘历 八十大寿时各省督、抚贡品黄金编钟一套十六件（重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等为抵押，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四十万元，期限一年。到期后溥仪无力偿还，形成呆帐。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还贷无望。 盐业银行 遂将 金编钟 列入帐外，送外商银行保管库密藏。因时局动荡，1932年将其秘运到津，存至法租界 天津盐业银行 库内。
1939年，风传日军要接管法租界，陈亦侯心中不安，请示远在 贵州省 的盐业银行总经理 吴鼎昌 ，问万一无法保存时如何处理，总经理回电曰“毁”。陈亦侯则决心奋力护住国宝，遂与四行储蓄会经理胡仲文约定，将金编钟转该会地库密藏。转年的一个春夜，二人连同一司机、一工友将金编钟秘运妥放至该会一小空库内，门口又放置数吨煤炭掩护。其后，日军多次盘查，因陈亦侯坚决保密，都未能查获。光复后， 中国国民党 也曾询问此事，陈亦侯推说不知。直至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数日，他们即将国宝十二 金编钟 等全部上交军管会，使其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如今，十二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陈列展出。1940年代初，战事更加紧张，租界也不安全了，陈、胡商定将 编钟 分装在4个木箱子里，转运到解放路的四行储蓄会。
一天夜里，在暮色的掩护下，一辆小车在靠近 海河 的四行储蓄会后门口停了下来，在四行储蓄会后院内，有一个圆形上下的铁制防火楼梯，楼梯下面是一个闲置的小仓库。为避人耳目，陈亦侯借口战事频繁，社会动荡，要储备一些煤等必备物资，派人从 开滦煤矿 运来几车煤。运送国宝的汽车也分不同的路线到四行储蓄库。一次由中街直接送到四行储蓄会，一次从佟楼再转回来，由陈的司机杨兰波和储蓄会经理室工友徐祥二人装卸，将 编钟 存放在这个楼梯下的小仓库内。随后，用煤将地下库封死。 日本 侵略者对这批国宝贼心不死，日驻津副领事几次向陈亦侯软硬兼施，要他交出编钟；还多次盘查，借口修防空洞，丈量地下室，希望从中找到一些破绽。此时，陈亦侯早已把编钟和其他国宝安顿完毕，其中瓷器、玉器在地下室做了夹墙，用泥封好，安放在夹墙中，两千多册宋版书则巧妙地放入屋顶。日本宪兵队数次搜查都没有查到，就误认为这批国宝已经销毁。
抗战胜利后不久，陈亦侯接受了两位 中国国民党 要员的询问。先是军统特务头子 戴笠 到 天津市 来查，后来 孔祥熙 也过问这件事情。陈亦侯假装生气地回复：“当时你们把国宝留在天津，把这个要丢脑袋的事让我处理，你们却躲到了大后方，当时不是已经命令我销毁了吗？怎么还来查问？”戴笠和孔祥熙见状，也只有作罢。就这样，这16个 金编钟 和其他国宝，终于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1949年1月，陈亦侯、胡仲文代表 盐业银行 ，毅然将秘密护藏长达10余年之久，经历了重重险境的16个金编钟，完好无损地奉献给国家。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陈亦侯列出保管清单，将 编钟 交到天津军管会。运到 天津市 的国宝就此保留下来，并很快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
人物轶事
【 保护国宝 乾隆 金编钟的经过 】
陈亦侯，原籍浙江温州，1922年溥仪大婚，为讲排场，就用包括 金编钟 在内的一批国宝做抵押，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当抵押合同到期时，由于“小朝廷”无力偿还贷款，编钟便归 盐业银行 所有。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方社会动荡不安，许多军阀都曾经打过这批国宝的主意。 张作霖 、 阎锡山 曾探询 编钟 的下落，但盐业银行都是矢口否认。此时，盐业银行已经意识到这批国宝放在这里不太安全。
九一八事变 爆发后，北京盐业银行深感这批国宝放在东交民巷不保险。此时， 天津盐业银行 的新楼已经落成，内有保管库，于是该行决定将 编钟 以及玉器、瓷器等国宝于1932年由北京秘密运津。由于这批国宝的规模太大，为避人耳目，这批国宝分批运到 天津市 ，每次都是陈亦侯亲自到 北京市 ，用自己的车运回。当时陈亦侯是四行储蓄会的负责人，因此，陈亦侯就决定将 编钟 存 盐业银行 库内，玉器、瓷器存在四行储蓄库。
“二战”爆发后， 日本 侵略者横行租界。 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日本宪兵队进入位于天津的其他国家的租界，对这批国宝，日本侵略者更是垂涎三尺，他们在北京盐业银行总部得知，这批国宝已经运到了天津，于是就加紧对 天津盐业银行 的搜查。
为了威胁陈亦侯，日本宪兵队“请”陈亦侯到宪兵队参观，但陈亦侯不为所动。此时，陈亦侯更加意识到保护这批国宝的紧迫性，他决定与已经离开北京到 重庆市 的 盐业银行 总经理 吴鼎昌 联系。
在 天津市 发电报显然不行，陈亦侯派人到 西安市 给吴鼎昌发电报，将国宝目前的处境告诉吴，并派人请示吴鼎昌，万一 编钟 无法保护，应如何处理。西安、天津的人都在焦急地企盼着吴的回答，不久，已经担任 贵州省 省主席的吴鼎昌将处理结果回复西安。在吴的回复电文中，只有一个字：“毁”。
眼见这批国宝就要熔化为一千多根金条。当时，陈亦侯与许多文化名人都有交往，在与友人的攀谈中，更加坚定了保护这批国宝的决心。陈亦侯认为编钟是国宝，毁掉太可惜了，于是又找到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原 盐业银行 副经理 朱虞生 之婿胡仲文。经商议，将国宝也运到四行储蓄会地下仓库。既然 吴鼎昌 有了毁掉国宝的命令，他就可以先从账上把这批国宝划掉，至于如何处置，兵荒马乱的，没有人会查银行是否将国宝熔化成金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