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伯川

屈伯川，男，著名教育家，中共党员，1909年11月出生于泸县，1934年赴德国留学，1937年获得德国化学工程博士学位。

屈伯川（1909年11月16日—1997年2月18日）著名学者、教育家。大连理工大学主要创始人，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始人之一。原名屈伯传。四川省泸县人。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09年11月，屈伯川诞生在四川省泸县。少年时，他饱读了《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古书，古人的智慧给了他最初的精神滋养。

1928年春考入金陵大学（1952年并于南京大学）预科，同年暑期考入台湾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其间，他接触了一些进步学生和进步思想，参加了学生运动。

1932年“918”事变后，屈伯川因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遭到当局迫害，被登报开除了学籍，先后到四川泸县中学和广西桂林第三高级中学当教员。

赴德留学

1934年9月，一心揣着教育救国和学业救国的屈伯川远渡重洋，自费到德国留学，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完成学习，获化学工程博士学位，还与在德国留学生中的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8年4月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

毅然归国

1938年4月回国，参加筹备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任驻会干事负责人，10月参与筹建延安自然科学院，任教育处长。

1939年初，屈伯川在重庆意外遇见了吴玉章，吴玉章介绍他认识了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林伯渠引领他到延安市，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邀请屈伯川和少数科技人员到中央机关合作社会餐，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积极参加筹建我党创办的第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高校——延安自然科学院，李富春、徐特立先后担任院长，屈伯川担任教育处处长。

1940年1月任延安新华化学工业合作社主任（即新华化学厂厂长）。

1942年初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任副局长。

1945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向中央提出要求派科技人员到那里帮助开展工作，经批准，屈伯川和军工局的江泽民一起带领科技人员和家属20多人一路北上。9月任晋察冀军事工业部工业试验所所长。

1947年，屈伯川一行来到了大连市。大连是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屈伯川的到来受到了当时旅大市委的热烈欢迎，并要求他们留下部分同志搞建设，就这样，屈伯川和部分科技人员留在了大连。他在大连担任了关东工业专科学校的校长，他把延安革命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带到了大连，开始了他在大连的教育事业。

1947年1月到大连担任“关东工业专门学校”校长。

创建大工

1948年9月参加大连大学的筹建工作，任工学院院长兼科学研究所所长。

1950年7月工学院独立为大连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任院长兼党组书记。

1960年使大工成为中国首批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文革”期间受到冲击。

1979年3月再度出任大连工学院院长。

1980年，使第一个培训高中级经济管理人才的基地--中美两国政府合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设在大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引进国外现代管理教育的办学机构。

1981年9月起任大连理工大学名誉院长（大连理工大学名誉校长）。并帮助大连市筹建大连大学。

1948年，东北地区即将全部解放，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地方局创办一所正规的大学，以应对解放后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1月2日，在沈阳解放的同一天，大连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屈伯川担任筹委会委员，并同时接收日本人办的暂属中东铁路管理的“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这个所为今天的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9年3月15日，大连大学成立。屈伯川担任工学院院长和化学研究所所长。1950年，根据形势需要，大连大学取消，大连理工大学成立（1988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屈伯川担任院长兼党组书记。

在大连理工大学60年的历史上，屈伯川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名字。他将自己一生的半生的心血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奉献给了大连市。

1948年学校筹建时，当地师资十分缺乏。屈伯川派专人到北京、上海市等国统区通过地下党聘请人才，请来了王大珩、张大煜、毕德显、彭少逸等数十位知名的专家学者。屈伯川对他们尊如上宾。不到一年时间，大连工学院就办起了全国一流的物理实验室。王大珩始终铭记屈伯川的知遇之恩，在1991年5月重返大工时，仍无限深情地对他当年的学生说：“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十分舒心，精神振奋的一段美好日子。”

1952年开始的大规模院系调整中，上述几位第一流的专家，先后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和兄弟院校。为使学校有更多的名师执教，屈伯川“三顾茅庐”，从浙江省请来了著名的力学家钱令希教授（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从此，他们两人从满头乌发合作到双鬓染霜。

“文革”中，屈伯川遭到了冲击，“文革”结束后，1979年3月，他再度出任大连理工大学院长。

1980年5月，邓小平访美时与吉米·卡特达成协议，中美两国要在科技上开展合作，在我国创办一个培训中心，学习研究美国现代化管理的知识和技术，培养我国现代化工业管理和科技管理人才。得知信息后，他连夜赶往北京，找到国家经委的相关负责人，提出了把这个中心办到大连市去，他认为这是学校发展管理学科的良好契机。他的建议得到了国家三个部委和美方代表的赞同。当时的大连工学院要办这个中心，从硬件上来说是困难重重，没有现代化的教室，没有像样的外国专家招待所。屈伯川说：“对办学有利的事，就是要冒点险。不干，机会就错过；一闯，也就上去了。”8月18日，“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正式开学。这个中心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管理思想、理论和经验的第一个窗口。美方从30多所大学聘请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伦斯·克莱茵在内的130多位教授、专家来讲课。培训中心不断发展壮大。2002年，这个培训基地成为原国家经贸委确定的“全国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训重点基地”——“国家经贸委大连经理学院”。2006年1月13日，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在大连理工大学揭牌，如今大连已成为全国培养最高层管理人才的基地。

首倡211

1983年5月，联合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上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提出“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主要内容是建议国家拿出50个亿，重点资助50所高校，使这些学校到90年代，在仪器设备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一建议受到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后来逐渐形成共识，90年代初期，国家教委即提出“ 211工程 ”的设想。

1981年，屈伯川退出工作一线，把大连理工大学院长的接力棒交给了他亲自请来的力学专家钱令希教授，屈伯川担任名誉院长。职务上退休了，但是，他仍然坚持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

1983年5月，粉碎“四人帮”后我国首次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屈伯川与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联名上书党中央，建议选出部分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把它们办成重点大学中的“重点”。这就是今天的“ 211工程 ”的缘由。

屈伯川组织起草了一份建议书，建议书中说：“我们认为，从全国700余所高等院校中，选出50所左右基础较好、师资力量较强、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较高，既能培养质量较高的大学本科生，又能培养合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规模也较大的院校，作为高等教育建设的战略重点。”这样做，“不仅不会对我国的经济带来多大负担，相反却会大大加速和更加有效地促进重点经济建设。他们所创造的价值不是任何一个重点经济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所能比拟的。因为作为智力投资的总效益是长远的，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这项建议很快被国务院采纳。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了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 211工程 ”。

1991年5月，一次重病后，屈伯川立下遗嘱：“我总有一天要去见卡尔·马克思。遗体献给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供教学科研使用(如果用后要火化，就把骨灰送给大连理工大学，同绿化用肥料混合，撒在学校绿化园地)。不要开遗体辞别仪式，事后在校报和《大连日报》登个消息就是了。”

1997年2月18日，这位为新中国解放和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的老教育家与世长辞。他的家属忠实地履行了他的遗嘱。

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编写了《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传略》，着重介绍了包括屈伯川博士在内的18位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

1997年1月，《屈伯川教育文集》由高教社出版。

经典名言

“办第一流的大学要靠第一流的教师。”

“对办学有利的事，就是要冒点险。不干，机会就错过；一闯，也就上去了。”

“大学阶段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你们要好好把握，要学好本领，才能建设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