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字敬之，贵州省兴义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何应钦早年曾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参加沪军。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到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1916年秋，何应钦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到贵州任讲武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等职。 1924年赴广州市，何应钦任大本营参议，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黄埔党军建立后，何应钦被任命为第一团团长。次年，何应钦参与平定陈炯明叛乱，因军功升任第一旅旅长。国民政府改组军队后，历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第一军军长等职。蒋介石发动“ 中山舰事件 ”时，何应钦对此持支持态度，事后，何应钦任黄埔军校教育长。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北伐开始后，何应钦任潮梅警备司令，防守潮梅。期间，他击溃了福建省督办周荫人九个师的兵力，并占领福州市。之后，他率军攻占杭州市。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何应钦追随并表示支持，并在浙江省进行反革命屠杀。当月下旬，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何应钦被列名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1929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新军阀矛盾激化，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相继爆发，何应钦为蒋介石运筹方略，助其取得了新军阀混战的胜利。1931年，蒋介石任何应钦为湘鄂赣闽四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总司令并兼南昌行营主任，负责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何应钦对红军发动了第二、三、四次围剿，但均告失败。1933年，日军侵占山海关区、热河省等地，何应钦奉命主持华北军事。期间，他奉行对日妥协的政策，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1935年6月又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 1935年12月，何应钦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1936年12月，“ 西安事变 ”发生时，何应钦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何应钦被任命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导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1940年，何应钦制造了“ 皖南事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应钦奉命宣布中国军队开入英属缅甸协防。之后，他指导入缅远征军攻占缅甸仁安羌。1944年，他指导了缅北会战和缅北反击作战。12月，国民党军统帅部设立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市，何应钦兼任陆军总司令。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军投降；同年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原军校大礼堂举行的中国战区投降签字典礼上，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接受侵华日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递交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的投降书。随着何应钦位高权重，蒋介石对其产生疑心，1946年7月，何应钦被派赴美国，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1948年3月，何应钦回国，蒋介石任命其为国防部长，但未授予军事指挥实权。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与中共举行和谈。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于4月21日胜利渡江。何应钦见大势已去，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于8月前往台湾，后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总统府”一级上将 “战略顾问”等职。1987年10月21日在台北市病逝。

王成斌在《民国高级将领列传》中认为，何应钦在抗日战争中被视为亲日派人物，并对蒋介石的抗日、妥日、“反共”政策紧步后尘，积极卖力。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90年4月2日，何应钦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市泥凼镇，祖籍为临川区。家里兄弟五人，何应钦排名第三。何应钦的父亲何其敏早年是一名牛贩子，后来开了一家染织工厂。母亲为史氏。何应钦7岁入乡塾，10岁就读于本乡初等小学，13岁入县立高等小学。17岁那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2月），他以考选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入贵阳的贵州讲武学校第一期学习；1908年，被选送到武昌陆军第三中学，与谷正伦成为同学。1909年秋（宣统元年），清政府陆军部尚书穆尔察·铁良考选留日学生，当时在武昌陆校读第二学期的何应钦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应选，与谷正伦、朱绍良等20人被选送日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习，并与在该校第十期学习的蒋介石相识。在振武学校学习期间，他一面接受军事教育，一面开始接触反清革命思想，在日本期间还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何应钦回国。之后，他在陈其美领导的沪军都督府任训练科一等科员。不久，陈其美筹组沪军，何应钦任第二十三师第三团连长，后升任营长。1913年7月，孙中山决定讨伐袁世凯，发起了二次革命。黄兴在江苏省领导武装讨袁，何应钦出任江苏陆军第七师第一旅第三团步兵营长，参加了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又回日本继续学习军事，此前在日本宇都宫市陆军步兵第五十九联队实习时为入伍生，初任上兵，半年后升下士官，此次从该联队入伍生升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二十七期步科。

崭露头角

1915年，何应钦毕业后回国，经沪返黔。当时，贵州陆军总司令王文华成立黔军第一师，广觅军事人才。何应钦到贵阳后经刘显世和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保荐，任黔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兼学生营营长（一说任暂编贵州陆军第一师学兵营中校营长），并负责筹办贵州讲武学校和组织新军训练。1916年4月30日，何应钦与贵州督军刘显世外甥女，王伯群、王文华之妹王文湘在贵州结婚。同年7月，何应钦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兼黔军援川支队参谋长。

11月，何应钦任黔军第五团团长，随王文华入川讨伐刘存厚，先率部讨伐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省查办使吴光新。12月，何应钦在黄角桠大败吴军，并迫使吴光新退出重庆市。次年（1917年），他仿照意大利建国英雄朱塞佩·马志尼建立“少年意大利”的先例，创设了“少年贵州会”，自任会长，该会成为中国国民党（由同盟会等党派改组而成）在贵州的外围组织，并很快在全省八十一县成立分支会，创办机关刊物《少年贵州日报》。

讨伐刘存厚之役后，王文华扩编黔军为五个混成旅，何应钦任第五混成旅旅长，率部驻防湘黔边界。他还向王文华推荐自己的同学朱绍良为王文华的参谋长，张春圃、谷正伦分别为第三、第四混成旅旅长。因此，他在贵州省取得相当的地位，崭露头角，同时兼任贵州省警务处处长。

1920年，在黔系军阀内部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与刘显世为首的“旧派”内讧中，作为“新派”骨干的何应钦参与了贵阳“民九事变” ，支持谷正伦部出兵，杀耆老会会长郭重光、省府秘书长熊范舆等人，逼走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1921年3月王文华在上海被刺杀，贵州局面群龙无首。何应钦的第五旅缺乏实力，在谷正伦及警卫团团长孙剑锋等人的逼迫下交出兵权，并于1921年底奔赴昆明。之后，他被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聘为高等军事顾问。不久，贵州守旧派刘敦吾收买刺客谋刺何应钦，何应钦身中两枪，伤到腿部和肺部，经抢救脱险后，他离滇赴沪养伤。

获蒋赏识

1924年初，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令蒋介石筹备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何应钦得知消息后，托王柏龄向蒋介石推荐。之后，孙中山任命何应钦为大本营军事参议，协助廖仲恺筹备建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5月，黄埔军校开学后，何应钦被任命为军校少将总教官，负责军事教学、训练。在此期间，何应钦受到优遇大为感激，因办事严谨、负责，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蒋何二人的关系日益紧密；9月，他受命筹备成立军校教导团；10月，又率黄埔师生参与讨平广东商团叛乱，同月任代理军校教练部主任（主任李济深）。年底，蒋介石建立黄埔党军，将第一期毕业学生编成两个教导团，何应钦被任命为第一团团长。教导第一团辖三个营，分别以钱大钧、刘峙、顾祝同为营长。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陈炯明分兵三路进攻广州市。大元帅府成立东征联军，分路迎击叛军，何应钦率教导第一团沿广九铁路线开进，担任攻击淡水城的主力军。淡水城的守敌是叛军洪兆麟部的一个旅，何应钦企图在叛军后续部队未赶到前速战速决攻占淡水，但考虑到部队首次打仗就遇上攻坚战胜负难测，且序战必胜是对黄埔军的考验，于是组织官长10人、士兵100人成立敢死队，承担爬城任务。2月12日拂晓，何应钦指挥敢死队分成若干战斗小组攻城，经过激烈战斗，何应钦率部攻入淡水区城内，全歼守军一个旅。之后，何应钦又指挥部队，以两千多新兵击退了洪兆麟一万多人。

3月上旬，陈炯明因洪兆麟部被何应钦两千多新兵打败心中不服气，集中林虎、李易标两部大军四五万人，从兴宁市、梅县区等地分路南下，寻求决战，企图一举歼灭黄埔军。何应钦见部队虽然斗志旺盛，但连续作战，已呈十分疲劳之态，于是率部至揭阳市、普宁市休整了半个月，以图再战。当叛军倾巢来犯、迫近潮汕地区时，何应钦率部正好以逸待劳，向前迎击。3月11日，双方到达棉湖、鲤湖附近一线展开激战。棉湖战役，以何应钦的第一团为主力，攻击敌之正面；第二团攻击敌之右侧背；粤军许济旅的一个团作为预备队。3月12日拂晓，第一团在棉湖西北山地与林虎主力遭遇，当即展开激战，战斗从拂晓持续至下午4时。由于第二团团长钱大钧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向敌人侧背攻击，叛军遂全力对付第一团，给该团造成巨大压力，导致第一团全团官兵伤亡三分之一以上，整个阵线呈现动摇之象。

这时，蒋介石令何应钦一定要坚持住，否则他们再无希望返回广州，革命事业也将遭到严重挫折。何应钦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亲自督队冲锋，后又得到粤军配合夹击，终于击溃七八倍于已的敌军。此次战役后，蒋介石对何应钦更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之感，他将击溃敌军的3月12日定立为两人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黄埔军击溃林虎等部主力后，第一、二团均由何应钦指挥，转为战役追击。他追至河婆时，采纳苏联顾问的建议，重新调整部署，用奇袭战法从速结束战争，具体方案为以第一团取捷径奇袭五华并将其占领，尔后迅速向兴宁转进；第二团紧紧尾随溃退的叛军攻向兴宁；同时联络李济深第一师的陈铭枢旅，协同攻击兴宁，歼灭叛军占领了兴宁。至此，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何应钦因战功升任第一旅旅长。

5月，驻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发动叛乱，企图推翻革命政府。何应钦秘密地将部队撤离东江，集结军队于广州附近，11日拂晓发起攻击，一举夺占白云山、龙眼洞、瘦狗岭等要点。12日，协同友军将叛乱的滇军全部肃清，使革命政权转危为安。平定刘、杨叛乱后，广州国民政府把驻在广东的军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黄埔军编成革命军第一军，何应钦任第一师师长。这时，被第一次国民革命军东征击溃退入闽边的陈炯明残部再次入粤，趁何应钦部撤离东江、回师广州平乱之机驱兵南下，集重兵于惠州，企图凭借惠州险要作为基地，伺机夺取广州市。10月，蒋介石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同率领国民革命第一军之第一师和第二师的第四团，进行第二次东征。12日，第四团担任主力部队进攻惠州城，但由于没有组织好步炮协同，连续进攻两天均未奏效，部队伤亡惨重，城墙下死尸堆集如山，团长刘尧宸阵亡，全团只剩下几名战斗兵。14日，何应钦的第一师接替战斗。他重新组织了步炮协同，首先集中炮火于一点，经过一天的不停轰击，终于摧毁了敌人几个重机枪火力点，并轰开了一处城墙缺口。攻击团乘机用云梯入城，经过剧烈的巷战，终于歼灭了敌军主力，占领了惠州城。

惠州战役后，何应钦率领第一师向海陆丰、潮梅地区进击，至11月底，整个东江地区的叛军全部被消灭，至此，结束了陈炯明的叛乱历史。战争结束后，何应钦任潮汕善后督办，兼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校长、惠潮梅绥靖委员，代表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次年1月，何应钦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接任蒋介石任第一军军长。

国民革命军东征胜利结束、广东统一告成后，何应钦拥护蒋介石渐萌的反共、绝俄以及建立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的主张。在蒋介石发动“ 中山舰事件 ”后，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指示，解除了第一军内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职务。事后，何应钦任黄埔军校教育长。

誓师北伐

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时，何应钦任潮梅警备司令，率第一军三个师防守潮梅。当北伐军主力打到武汉市时，孙传芳五省联军系的福建省督办周荫人见广东省内部空虚，欲乘机进攻广州市，配合孙传芳的剪长绳战略，消灭北伐军，推翻国民革命政府。何应钦认为，敌人有九个师的兵力，自己兵少势弱，原地防守无异于坐以待毙。于是，他转守为攻，发表攻闽宣言，先声夺人，督师征讨周荫人部。周荫人闻讯，急领五个师分路向三河坝前进。双方在松口、永定展开激战，周荫人部被击溃。12月，何应钦进占福州市，并先后解决了周荫人部两个师，稳定了福建局势。

同月，国民革命军直指长江下游，剪除了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辖六个纵队，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负责由福建省而浙江省，攻取上海市，会师南京。1927年初，东路军由赣东及南平市入浙，于2月18日攻占杭州市。之后，何应钦采取分兵的策略，令一小部分兵力留守杭州，然后令白崇禧指挥第一军之第一师、第二师，第二十一师和二十六军，沿沪杭路前进，夺取上海；何应钦自率第三师、第十四师和第十四军、第十七军各两师，以及第十九军一部协助程潜之江右军，攻占南京。白崇禧进军到上海郊区时，周恩来已经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因此，白崇禧一枪不发地进了城。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何应钦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何应钦被列名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5月，何应钦被任命为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北伐，并于6月2日攻占徐州市。这时蒋介石为对付武汉方面汪精卫、唐生智声言的东征，把何应钦的第一路军，白崇禧代理的第二路军和李宗仁的第三路军，全部撤回江南，从而使江北一带，复归孙传芳、张宗昌等部占领。

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军、政大权由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把持。他们都认为，南京是孙中山生前指定的首都，绝不能放弃，决定共同御敌、誓守南京。8月26日，孙传芳的部队渡江反攻南京。当时，何应钦的第一路军留在南京附近的只有警备师及第二十一师，经过三昼夜的激战后，被孙传芳部击溃。何应钦自率不满三百人的特务营，亲临前线。从前方溃败下来的官兵在何应钦的率领下立刻向敌人反攻。这时，到上海市筹款的白崇禧回到无锡车站，就地指挥沪杭一带第一路军之第二、三师及第十四军，与何应钦指挥的部队形成腹背夹攻之势。在与孙传芳部激战七昼夜后，何应钦、白崇禧部全歼孙传芳军五万余人，缴械四万余支。战后，何应钦获得“捍卫党国”奖旗一面。

在孙传芳驱兵反攻南京的同时，唐生智的部队循江而下，图谋南京。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为铲除孙传芳的残余势力，并对付唐生智的东犯之师，决定西征和继续北伐。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相互配合，11月克蚌埠市，12月打败直鲁联军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反攻，占领徐州市。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总司令，将何应钦的第一路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何应钦改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留守南京。

助蒋混战

1928年6月，蒋介石宣布北伐完成。9月，何应钦被中央政治会议推定，与蒋介石、孙科、谭延闿、王宠惠等十二人审查五院组织法。10月，何应钦兼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训练总监部总监。1929年1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成立“编遣委员会”，“编遣”全国军队。何应钦当选为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中央编遣区主任。他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提出编遣方案。该方案充分体现了蒋介石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调“统一”和“集中”，并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归命中央”，遭到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反对，从而使四派新军阀的矛盾更加激化，陆续爆发了蒋桂战争和蒋、冯、阎、桂之间的中原大战。

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参谋长、中国国民党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兼署中国革命军总参谋长，帮助蒋介石运筹方略，一举打败了桂系。5月，何应钦奉派前往汉口整顿两湖党务及改编桂系残部，署武汉行营主任。11月，张发奎与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军联合反蒋。何应钦改任“广州行营主任”，主持讨伐张桂联军军事。12月，张桂联军被平定后，驻郑州市的唐生智和驻安徽的石友三，又举兵反蒋拥汪，何应钦走马武汉主持讨唐军事。1930年元月，唐生智通电下野。何应钦因指挥讨唐作战有功，获一等宝鼎勋章。3月，何应钦任军政部长兼署武汉行营主任，严防阎锡山、冯玉祥异动。

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南方的桂系联合对蒋介石的中央军作战。以骁勇善战著称的桂系军队倾全力出湖南，意图占领武汉，动摇中央军的后方，何应钦在武汉行营，指挥湘、鄂、赣、粤各省讨逆军，对桂系军队作战。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占领长沙市后，直逼武汉。当时，武汉兵力空虚，溃军没有较多兵力援助，难以作战；何应钦采用“空城计”迷惑桂军，果然争取了一周的时间，抽调军队，增修要塞。同时，从粤军中派出跟追桂系军队的蒋光鼐、蔡廷锴两师，也到达耒阳市一带。桂军知道进窥武汉的时机已经失去，于是，决计回师来耒阳。鉴于此，何应钦命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移衡州（今衡阳）以避其锐，并将李蕴珩等部掩蔽于衡州附近构筑工事，设置伏兵引诱桂军来袭。前两日，他命蒋光鼐、蔡廷锴部据城顽抗。最终，衡州一役，桂军惨败。

衡州战役胜利后，何应钦见津浦铁路战事紧张，便以少数的兵力，追击桂系残部，而把蒋光鼐、蔡廷锴师调到津浦线去作战。津浦线在得到这一大批生力军后，一鼓而下，相继占领了济南市、德州，对阎锡山、冯玉祥的作战，也迅速结束。10月，中原大战已尽尾声，何应钦被调任郑州行营主任，主持前方军事和西北善后事宜。

“剿共”败北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开始全力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并接连对中共中央苏区发动军事“围剿”。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后，蒋介石于1931年1月任命何应钦为湘鄂赣闽四省“剿共”总司令并兼南昌行营主任。2月10日，何应钦赶到南昌市部署“围剿” 中国工农红军。4月，他指挥20万中国国民党军队，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向江西工农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但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避开了何应钦的主力部队，寻找其薄弱的结合部，各个击破，国民革命军被歼3万余人，红军在15天里连打5个胜仗，打垮了何应钦的15个师。第二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

7月，何应钦又调集了三十万军队，开始第三次“围剿”。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何应钦任前敌总指挥。何应钦将三十万军队编成左中右三路，自兼中路军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由南昌市、南丰、吉安三个方面向中共中央根据地进攻，企图首先消灭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然后再进行“清剿”。何应钦命令各路军向红军大举进犯后，由于遭到少数红军和地主武装、赤卫队的阻击与扰袭，始终找不到红军主力之所在，陷于盲目进攻的苦境。在此期间，红军主力实行积极的退却，绕道千里，由闽西建宁地区分路出发，沿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冒着炎暑急行军，经过安远、宁化、长汀、瑞金，避开国民党军前锋，于22日前后进到于都以北的银坑地区，28日回到兴国县集中。此时，何应钦判断红军有西渡赣江的可能，便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向兴国急进，以聚歼红军于赣江东岸，结果陷入红军的包围，损失惨重。

何应钦发现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黄坡地区后，命令所有向西向南的军队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坡，猛力并进，对黄坡采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寻找红军主力决战。8月16日，红军以一部伪装主力向大金竹方向佯动，何应钦部误认为是红军主力，于是全力尾追。然而，就在当天晚上，红军主力于其战斗队形二十华里的间隙偷越过去，向西急进，转移到枫边地区休整。待何应钦发觉时，红军已休息了半个月。就这样，何应钦指挥的各路大军，在赣南的丛山峻岭中，被红军牵着鼻子来回游行，疲于奔命，又在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不断打击下，损兵折将，吃尽苦楚。9月初，何应钦无可奈何地命令其各路军全线退却。在退却中，又遭到中国工农红军的全线追击，其五十二师和第九师在老营盘、方石岭等地区被歼灭。至此，何应钦指挥的第三次“围剿”，被红军消灭十七个团，俘虏两万余人，死伤近万人。

第三次“围剿”失败后，何应钦于1932年5月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总司令，调集了四十多个师约五十五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1933年1月，何应钦将军队编成左、中、右三路军：以陈诚指挥十个师为中路军，在抚州、浒湾地区集结，担任进攻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蔡廷锴指挥的七个师为左路军；余汉谋指挥的七个师为右路军。何应钦企图以左右两路协同中路军围歼中国工农红军。2月10日，双方在南城激战三日，形成对峙。何应钦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令陈诚火速派部增援南丰，拖住红军主力，并限令各路军于13日扑向该地。与此同时，周恩来、朱德决定撤南丰之围，实施战略退却。2月22日，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由新丰镇以南公开渡河向东，到黎川附近活动；主力一、三、五军团于23日陆续撤出战斗，秘密转移到广昌西南以东韶为中心的吴村、南团、洛口地区荫蔽集结。何应钦、陈诚被红军的声东击西的战法所迷惑，误认为红军主力撤向黎川、建宁、泰宁县地区，立即兵分三路向该地区推进。27至28日，陈诚中路军的五十二师师部和两个旅进到大龙坪附近时，遭到中国工农红军的伏击，激战数小时后即被歼灭，师长李明被俘。接着，其五十九师在黄坡西北一带高地被红军消灭，师长陈时骥被红军活捉。

何应钦和陈诚。见两个师被红军一举歼灭，便改变计划，将原来的三路“分进合击”战略，改为“中间突破”战略，即以陈诚指挥的六个师，编为前后两个纵队，拟以前后重迭梯次掩护的办法，取道新丰、甘竹，继续向广昌方向进攻。结果，其后纵队的第九、十一师被红军分割包围，大部被消灭。前纵队不敢回援，从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至此，何应钦指挥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以失败而告终。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撤了中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的职务，何应钦为避免继续同中国工农红军作战遭失败，借故返回南京。

对日妥协

“ 九一八事变 ”爆发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又向华北进行新的侵略扩张，并于1933年初侵占山海关区，2月下旬进犯热河省，3月初占领承德，华北局势恶化。热河失守后，3月12日，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奉命赴北平市（今北京）接替张学良，继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主持华北军事，并秉承国民政府 “一面抗日一面交涉”的国策。当时，日军扩大侵略，喜峰口、秦皇岛市、昌黎相继沦陷。5月6日，何应钦致电行政院和蒋介石，要求速定对日妥协方案。蒋介石指示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相机行事，设法缓和华北局势。黄与日方拟定了停战协议案，何应钦表示同意。此时日军继续进犯，于5月11日强行渡过滦河后，连续侵占密云区、唐山等冀东 22县，平津危急。何应钦又闻悉通州失守的误传，于24日夜谋议撤军。经黄郛与日方联络，何应钦于25日派北平军分会作战处长徐祖诒向日军正式提议停战。5月31日，何应钦又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等到塘沽，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协定实际上默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的非武装区，中国不得驻军。

此时，冯玉祥等将领在张家口市建立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出兵收复了康保县、宝昌、沽源县，多伦县等地，将日伪军完全赶出察省。但何应钦奉蒋介石之令，调派庞炳勋等率军入察，并于京包铁路集结大军，和日伪军一起形成对抗日同盟军的包围夹攻之势。何应钦还和日本关东军土肥原贤二联络，秘商协同进攻之步骤。8月，冯玉祥被迫通电“收束军事”，何应钦立即遣散了抗日同盟军。

当冯玉祥收束军事之际，吉鸿昌联合方振武等，将一部分同盟军队伍转移张北，准备会师商都县，创建察绥抗日根据地。但在何应钦所派大军的追堵下，吉鸿昌西征受阻，于9月宣言抗日反蒋，准备袭击北平市。何应钦向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柴山求援，并与日军第八师团相配合，围攻吉鸿昌、方振武部达一个多月，使同盟军伤亡惨重。10月，方振武、吉鸿昌被迫离开部队，之后，方振武流亡国外，吉鸿昌逃往天津市并于1934年11月被捕，随后在陆军监狱牺牲。次年4月，何应钦被国民政府林森任命为陆军一级上将。

1935年5月，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坦，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刘永勤部进入“非武装区”，破坏了“ 塘沽停战协定 ”，向国民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由关外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 6月初，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秘密谈判。9日，梅津美治郎正式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限3日内答复。10日，国民政府批准了何应钦同梅津美治郎达成的秘密协定，即《何梅协定》。同年11月，何应钦回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行政院改组，何应钦任军政部部长，回南京主事。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方式逼蒋抗日，发动了“ 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形成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何应钦不顾蒋介石生死以及宋美龄的反对，下令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在西安闻讯后，下令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天。但何应钦称蒋介石此令是在被迫下的，拒不执行；直到18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的亲笔手令给何应钦，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停下来。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抗日“反共”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对于抵抗日军侵略，何应钦缺乏胜利的信心和全面的认识，只是跟着蒋介石的部署行事。8月20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统辖第四、国民革命军第十二集团军镇守两广。淞沪会战后，日军长驱直入，兵临南京城下。何应钦对抗战持悲观失望态度。1938年1月，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编组军队，何应钦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挥。24日，何应钦受蒋介石之命，以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之职，判处不战而退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死刑。此后，何应钦对抗战的消极态度略有转变。

3月，中国国民党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何应钦在大会上做军事报告，接着他参与了台儿庄大捷的上层决策。4月，主持江防会议，指导徐州会战。徐州市失陷后，何应钦主持研究、制定了武汉会战的计划。武汉会战持续四个月后，武汉沦陷。

武汉会战后，蒋介石于11月初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在何应钦的主持下，军委会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并根据已经变动了的战场态势，何应钦负责重新调整战区，并将第四战区司令官之位让位给张发奎。1939年3月至11月，何应钦先后参与指导南昌市、随枣、长沙市和桂南会战。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将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共”方面，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与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在之后命令抗日战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组织对新四军的进攻，制造了“ 皖南事变 ”。

1941年3月，何应钦参与指导上高会战、中条山战役、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奉命宣布中国军队开入英属缅甸协防。之后，他指导入缅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攻占缅甸仁安羌。5月，指导浙赣会战。1943年2月7日，何应钦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偕同约瑟夫·史迪威等由重庆市飞往印度，检阅中国远征军，并在新德里发表演说检讨战局，3月3日返抵重庆。5月，何应钦获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授予的司令勋章及奖状。同月，他指导鄂西会战。10月，获青天白日勋章。10月10日，何应钦同蒋介石与史迪威、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伯爵一起，商讨军事合作与对日作战计划，并获一等复兴勋章。1944年1月，何应钦指导缅北会战，获一等卿云勋章。3月，英皇乔治六世授予他二级军师荣誉会员勋章。4月，何应钦指导缅北反击作战，获一等景星勋章。9月，他指导桂柳会战和贵州保卫战。同月，与蒋介石、约瑟夫·史迪威、帕特里克·赫尔利等人，商讨中美军事、经济合作有关诸问题。

12月，国民党军统帅部为联系盟军，设立了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市，12月25日，何应钦兼任陆军总司令，接受美援装备，整训军队，统一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作战、指挥及训练，兼指导贵州省全省党政事宜。为适应之后的攻势作战，他将陆军总司令部所辖的二十八个军，八十六个师，及其特种部队，共计七十一万余人，改编为四个方面军，分别以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为方面军司令，以杜聿明为昆明防守司令。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2月，他飞赴缅北战场，督师克复腊戍。

4月，何应钦亲自指挥了湘西会战。当时，日军采取分进合击战略，向湘西进攻，何应钦针对日军分路太多、兵力不足、易于被各个击破的弱点，并利用湘西地形险阻的特点，指挥各方面军，首先采取分别阻击，逐次消耗日军，待诱敌进入有利地带后，再进行全力反攻，将分路进击之日军各个歼灭。湘西会战共伤毙日军两万八千余人，并俘获日军官长十七员、士兵二百三十名、马三百四十七匹、大小炮二十四门及其他战利品二十余吨。湘西会战后，日军因自知战力日减、战志消沉，无力控制所占之广大地区，于是缩短防线，集中兵力，以防反攻。何应钦于4月下旬督令所部第二、三方面军迅速反攻桂柳，收复广西壮族自治区，为反攻广州市创造条件。7月28日，何应钦所部攻占桂林市。战役结束后，何应钦获得富兰克林·罗斯福生前颁赠的金椰勋章。

在反攻桂柳作战期间，何应钦就策定了反攻广东省的作战计划。桂柳反攻战役一结束，他就将自己的指挥所移于南宁市，指挥四个方面军分别向广州和雷州半岛进攻。恰在此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反攻广东作战就成了和平接收。8月15日，蒋介石派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军投降。

参与内战

日本投降后，何应钦积极执行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政策。在国共和谈期间，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在暗地里派兵遣将，利用美国的空军、海军运输队将大批军队送往各大城市和港口，进行内战部署。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电邀，飞抵重庆谈判。紧接着，何应钦就密令各部以“恢复交通”为借口，分路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至10月中旬，进攻解放区的兵力达八十万人以上。

随着何应钦位高权重，蒋介石对其产生疑心，因此，他决定进一步重用陈诚，并将何应钦派往国外。1946年6月，国民政府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何应钦被解除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职务，奉派为中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之后，何应钦赴美，谒见了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8月，何应钦兼任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8年初，国民政府准备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当时还在美国的何应钦函告以不拟竞选副总统。3月，他离美回国，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当时，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屡遭败北，陈诚从东北地区逃回南京。蒋介石决定重新起用何应钦。5月，何应钦就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但是蒋介石并未将军事指挥实权授予何应钦，仍是自己直接控制和指挥各个战役。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蒋介石召集军长以上高级将领一百二十余人在南京举行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上，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轮流主持，进入第三天时，何应钦作全盘军事形势报告，报告中大量列举了两年来作战损耗的数字，包括兵员死伤、被俘、失踪共三百余万人；步枪一百万支，轻重机关枪约七万挺，山野重炮一千余门，迫击炮等小炮一万五千余门；还有战车、装甲车、汽车及大批的通信器材和各种弹药的数字。

8月25日，何应钦根据“撤退东北地区，确保华中地区，坚持沈阳市至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指导方针，拟定了打通沈阳南北交通的计划。但由于卫立煌不同意，该计划未能得以实行。之后，锦州市、长春市被解放军占领。

美国见国民党军节节失利，主张由国防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军事，并暗中支持何应钦负责在广州市成立军政府。何应钦虽然不敢得罪蒋介石，但已经一意作保守江南、甚至负隅岭南的准备了。10月22日，他要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拟一个南京失守迁都广州、组织军政府继续作战的计划，并将此计划交美国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审查。10月28日，何应钦召集会议，研究京、沪不保时的应变措施。次日，他召开军事会议，对“ 淮海战役 ”的方针，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提议放弃陇海铁路上的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市、蚌埠市之间的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后来，由于蒋介石几次变更计划，大兵团未展布兵力便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前线失败，后方动荡，翁文灏内阁下台，何应钦也随即辞去国防部长之职。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但蒋介石仍在幕后控制党政军大权。3月，在蒋介石的允准下，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指挥，一面加紧编组军队布防长江，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的攻势；一面与李宗仁派出和谈代表团北上与中共进行谈判，以图通过“和谈”达到“隔江而治”、南北对峙的目的，将来东山再起。何应钦秉承蒋介石“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的指令，于4月6日飞往广州市，与国民党中常委商定了“和谈”的五项原则，并转告张治中。4月16日，和谈代表黄绍竑、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回到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在协定上签字。21日凌晨，何应钦与李宗仁联名复电张治中，完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要代表团向中共建议先订立临时停战协定，最终和谈破裂。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次日，何应钦随同李宗仁飞往杭州，与蒋介石秘密会议，决定由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指挥中国国民党陆海空三军作最后挣扎。但解放军进攻迅速，23日便解放了南京，之后又向京沪线、京杭公路和浙赣线推进；此外，在武汉至九江一线的解放军也渡江成功。而此时，国民党军队并不听从何应钦的指挥。何应钦见大势已去，又无实权，便于5月21日在广州辞去行政院长职务，8月前往台湾。

台湾病逝

何应钦到台湾后，已无军政实权，被排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任一席中央评议委员。蒋介石败逃至台湾后，继续沿用“ 中华民国 ”称号，于1950年3月复任“总统”。5月，蒋介石任何应钦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此后，何应钦虽然很少参与政事，但频繁来往于台湾、日本之间，为蒋介石加强同日本的联系奔波，有时也到美国和东南亚国家访问。

1955年后，何应钦热衷于推行“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并在台湾兼任该会会长达7年之久。他还兼任台湾的“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等职务。1972年7月，“战略顾问委员会”撒销，何应钦改任“总统府”一级上将 “战略顾问”。1982年12月，何应钦又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

1986年4月的一天，何应钦在与友人打桥牌时突感不适，马上被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医生诊断为轻度中风。1987年10月21日，何应钦因心力衰竭于台北市逝世，终年98岁。

人物著作

何应钦生前著有《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国与世界前途》等著作。

人物评价

王成斌在《民国高级将领列传》中认为，何应钦在抗日战争中被视为亲日派人物，并对蒋介石的抗日、妥日、“反共”政策紧步后尘，积极卖力。

《何应钦的晚年岁月》一书中评价何应钦：“在中国国民党官场中，何应钦被称为‘第一好丈夫’，确实并不仅讥诮他惧内，而是说他一生无女色之好。”

何应钦去世后，蒋经国颁令，褒奖他：“股肱元首，羽翼中枢。出掌戎机，入参庙议。乃至长缨击敌，奏凯受降，实极殊荣。”

家族成员

轶事典故

洁身自好

何应钦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的时候，算得上是最标准的“不会谈恋爱的留学生”。当时，有些中国留学生被日本姑娘的温柔顺从所吸引，进而与她们谈起了恋爱。有些别浪荡子因为不愿忍受在异邦的孤寂，常在星期日或夜间去那些被何应钦应作“不干不净”的地方，与“不干不净”的日本女人斯混。何应钦在日本留学时间有四年多，但他从未结交过一位日本女朋友，他的星期日和闲暇时间，不是去从事打球、骑马和跑、跳之类的体育活动，就是在看戏当中消磨。他这种洁身自好和学业至上的精神，连冈村宁次日后得知时，都感到惊讶。据何应钦自己回忆说：“在我们留学的时候，学校方面管得很严，若与女人讲恋爱，被别人家报到学校，那就不得了。我既决心到日本深造，如因女人失足，就糟糕了。”

恩爱夫妻

何应钦一生宦海沉浮，但家庭生活十分幸福。1917年，他在贵阳与贵州军阀王文华的妹妹王文湘结婚。王文湘比何应钦小8岁，知书达理，温柔贤惠。王文湘终生无出，曾有人劝何应钦纳妾，生儿育女，以续接何家香火，结果被何应钦怒斥一顿。后来，何应钦的弟弟见兄长没有孩子，便将自己的女儿丽珠过继给了何应钦。王文湘到台湾后，身体一直不好，并于1952年被医生诊断出乳腺癌。当时，癌细胞已经扩散，无法手术。王文湘病重期间，何应钦悉心照顾，并每年送王文湘到日本治疗。王文湘生性开朗，她自知得了癌症，来日无多，但能够在精神上自我放松，与病魔进行斗争。被确诊癌症后，王文湘又活了20多年，于1978年4月病逝，终年82岁。

唱黄埔校歌

1979年8月，何应钦率代表团到瑞士柯峰出席世界道德重整大会。一天，他与随从到维也纳醉村游玩。村内有一小型乐队，可供游客点奏名曲，或与客人伴奏，何应钦的随从也情不自禁地唱了几首中国歌曲，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当时九十岁高龄的何应钦也突然站了起来，整一整西装领带，对其随从说：“看他们各国游客，对我们如此钦慕，我来破例唱一支歌，借以酬答他们的盛情”。等翻译后，他严肃而宏亮地唱起“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原来他唱起了当年的黄埔校歌。接着又与随从一起合唱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待到歌声停止时，全体游客叫好声、鼓掌声、口哨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后世纪念

何应钦故居：何应钦故居位于贵州兴义市泥凼镇。其故居分为两处，一处在风波湾，一处在泥凼街上。位于风波湾的故居依山势筑石为堡，房屋位于堡内，石垣上设有炮口枪洞，遇有匪患，可依堡自守。位于泥凼街上的故居，与风波湾处相距1.5千米，坐落于山腰，由前厅、两厢及正厅构成一个四合大院，院内石雕木刻图案多达百余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