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是宋英宗时期 北宋 朝廷关于如何尊礼英宗生父 赵允让 的大讨论。宰辅大臣主张 朱祁镇 称允让为“皇考”，而两制、台谏则主张尊仁宗为“皇考”。
赵祯 没有后代，死后以濮安懿王允让之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即位次年（ 治平 二年），诏议崇奉生父濮王典礼。 侍御史 吕诲 、 范纯仁 、 吕大防 及 司马光 、 贾黯 等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而 中书 韩琦 、 欧阳修 等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英宗因立濮王园陵，以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而告终。
宋朝 两个集团之间的濮议争论引起了治平年间一系列政治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名分问题
朱祁镇 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 有关部门 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 赵祯 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 治平 二年四月九日， 韩琦 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 英宗 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 北宋 史上有名的“濮议”。
百官反对
结果，以 王珪 为首的两制认为， 濮王 于仁宗为兄， 朱祁镇 应称其为皇伯，而以 韩琦 、 欧阳修 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 英宗 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 韩琦 等人，认为不当称 赵允让 为皇考。 英宗 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太后下诏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 朱祁镇 和 韩琦 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 慈圣光献皇后 （ 慈圣光献皇后 ）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 釜底抽薪 ，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 治平 三年， 中书 大臣共同议事于 垂拱殿 ，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 赵曙 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 濮王 称皇考，由 欧阳修 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 韩琦 、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 曹太后 一直与养子 朱祁镇 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 慈圣光献皇后 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 韩琦 、 欧阳修 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 宦官 ，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事件结果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 韩琦 对 朱祁镇 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 皇帝 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 御史 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 欧阳修 等人的意见，将 吕诲 等三名御史贬出 京师 。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 赵允让 称亲，以 为园，即园立庙。 英宗 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 司马光 在内的 台谏 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 幕僚 王猎 、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 朱祁镇 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 王珪 ，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 濮王 只能称皇伯，是希望 赵曙 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 韩琦 、 欧阳修 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 赵祯 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 朱祁镇 ，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慈圣光献皇后 或是被说服，或是迫于无奈，同意 赵允让 称“皇”（非“皇帝”），三位夫人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英宗生母）并称为“后”（非“皇后”），然而英宗在位仅四年就驾崩，未及给父母上 谥号 ，此事也不了了之，赵允让的谥号仍为“王”，三位妻妾则并称“王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