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璇，字叔玑，浙江瑞安人。1876年（清光绪2年）11月9日生，耕读世家，父为 举人 。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年17入县学，19岁补为 生，可享受俸禄。1898年 戊戌变法 失败，国事日非，愤而改习新学，1902年入上海南洋公学。1904年应聘湖北编书局，编辑《湖北学报》。翌年，应广东学务公所之聘，任编撰员。1907年公派留日，初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继人 东京帝国大学 农科，1913年毕业回国。1928年9月任 南通大学 （Nantung University）校董。
人物生平
1876年，出生于浙江 瑞安市 。
1893年，入县学（入 ）。
1896年，补廪生员，每年可得俸禄。
东京帝国大学
1898年， 戊戌变法 失败，转习新学。
1902年，入上海南洋公学。
1904年，任湖北编书局编辑员。
1905年，任广东学务公所编撰。
1907年，公派留日，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
1913年，京师大学改为 北京大学 校，应聘任该大学农科教授兼农场场长（农场设 卢沟桥 ）。
1914年，北大农科改为农业专门学校，仍任教授兼农学系主任。
1919年，被推为中华农学会 北京 地方干事。
1920年，改任北京农专教务主任，率学生赴日参观。
1922年，代理北京农专校长，力求整场，不得行其志，乃请辞本兼各职。
1923年，出任浙江农业专门学校校长。
1924年，北京农专改北京农科大学，回任该校校长。
1925年，因不屑与其上峰某为伍，愤而辞职。相从者多人，是年秋，某去职，复回任。
1926年， 张作霖 执政，某亦复职，愤而南下。
1927年，回任浙江农专教授，不久农专改第三中山大学农学院，仍任原职。
1928年，兼任中华农学会会长， 浙江省 合作人员讲习所所长。9月，应 张孝若 之邀任 南通大学 （Nantung University）校董（1930年11月私立南通大学更名为私立南通学院）。
1932年，回任 浙江大学 农学院长。
1933年，愤而辞浙大农院校长，相从者60余人。回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经济主任。
1934年，11月9日 脑出血 逝世于 北京农学院 任内，终年59岁，经北平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举行校葬。
人物简介
许璇，（1876—1934）早期著名农学家、农业 教育家 ，我国 农业经济 学科之先驱。清末留学 日本 ，回国后执掌 北京 、 浙江省 等高等农业院校，担任中华农学会会长。最早开设农业经济、农村合作和粮食问题等课程，提出“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教育方针，创建农村建设实验区，毕生为 农业教育 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生平介绍
此前，清廷在北京开办 京师大学堂 ，师资多延聘于国外，而以日籍为主，辛亥革命后，改为 北京大学 ，方期有所革新。许璇归国后即被聘为农科教授兼农场场长，场址在 卢沟桥 附近，离城较远，交通不便，又属新创，修渠辟地，颇费辛劳，但他不以为苦，反因能结合实际，乐此不寝。
尔后，或因政局变迁，或因学校改制，或因其桑梓关系，先后几次离京去 杭州市 ，任职 浙江大学 ，但始终坚持教学，主讲 农业经济 及其 相关课程 。
许璇为人，刚直不阿，作风正派，治学严谨，认真负责，重视理论与实践之结合，更讲求人品气节，不畏强暴。他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期间，恰是 北洋军阀 混战之际，他的上司某专横跋扈，且吸食 罂粟 ，各专门学校教职员，咸鄙其为人，联名请予罢免，未果。许璇乃自动辞职。不久，该某离去，许璇复任农大校长，未几， 张作霖 执政，某又上台，许璇又耻与为任而去之，南下 杭州 任浙江第三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村社会系主任。继而该校改 浙江大学 ，许璇被任为 农学 院长，不意就在 浙大 改建的时候，上峰以当地特产火腿，应加强改进为由，要农学院设立“火腿系”，许璇未予置理，上峰责其抗命，许璇愤而辞职，校方委派林学家 梁希 继任院长，梁许至交，观点一致，梁也拒不接受，从而引起公愤，同院教授 金善宝 、 蔡邦华 等60余人，群起支援，一并离开浙大。这在当年曾成为农学界的一件大事。
任职经历
1928年9月，应 张孝若 之邀任 南通大学 校董（1930年11月南通大学更名为南通学院）。
1933年，许璇重返 北京大学 时原北京农业大学已改为 北平大学 农学院，任教授兼 农业经济 系主任，并着手整理多年来所授之《粮食问题》讲稿，时常为校正及新增有关数据或史料而废寝忘食，孜孜不倦。他患有高血压病，至此日益加重，医生屡屡规劝，他还是笔耕如故，终致以 脑出血 猝死 案头。
生于忧患
为创建农业经济学科而鞠躬尽
许璇，世代书香。马叙伦所撰的 墓志铭 中有：许家源于湖南长沙， 五代十国 时避乱而迁浙江温州瑞安。他的七世祖，仕宋，官右丞，以理学名于世；他的 曾祖父 ，治商致富，父亲是 举人 ，有子6人，他居长。从小就嗜学如渴，博通经史。17岁便人了县学，20岁为廪生。
许璇出生时，正值 光绪 即位， 两宫 垂帘听政，内忧外患，纷至沓来，19岁发生 中日甲午战争 ，23岁发生 戊戌政变 ， 谭嗣同 等六君子罹难，他愤而放弃一生俸禄，改习新学，入上海南洋公学，以后又留学 日本 ，矢志攻研 农学 。辛亥革命后，他已经38岁，才从国外回来，投身 农业教育 事业，直到59岁去世，共计21年。这21年中，他在北京的工作时间约占3/4，其间适逢 袁世凯 帝制失败，北洋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及 九一八事变 ， 一二八淞沪抗战 ，炮火连天，国无宁日，教育界也是一片混乱。以致他不得不经常变动他的职务，时而是教务长，时而是系主任，时而是院长、校长，甚至离京南下，任职 杭州市 ，但是始终坚持农科教学，以教授终其一生。
许璇国学根基深厚，诗文并茂，30岁以后，决心学农，博览群书，兼重实践。出任 北农大 农业经济学 教授时，还能担任农场与林场场长，当时农科师资缺乏，他因任农大行政职务，责任所迫，不得已时曾兼授 畜牧学 、 地质学 、 气象学 等，而且认真备课，从不苟且。他的至交 梁希 教授曾在追忆文章中说，有一次他竟向梁借去《 养蜂学 》备课，可是当有人提到这些往事时，他都拒而不谈，说是怕人笑话。其实他是有相当基础的，只要承担了一门课程，就一定认真准备，决不草率。1918年毕业于该校农科的沈宋瀚在其回忆录《 克难苦学记 》里曾着重提到：“余在 北京农学院 所得教益最多者为许师叔玑（许璇之号）之农政学、 农业经济学 、畜产及肥料”（原书38页），此书系其中年所作，许之渊博，由此可见。
当时，战乱频繁，时而直军占领 丰台区 ，时而 奉军 攻打 卢沟桥 ，农大设在阜城门外，他家住在城内，时局不清，他全然不顾，住在学校每天除了教课就是备课，枪声炮声，听而不闻，只是经常备烛开夜车，不完成任务不入寝。据 梁希 和他的学生 汤惠荪 （农经学家）的回忆，无论在北农还是 浙江大学 ，校舍里每晚一两点钟，总看见许璇的窗下还亮着灯光。走进去一瞧，满地烟头。20多年间，他走南闯北，无非是争取多做一点学问，多教几个学生。本来他身体健壮，以后逐渐不支，血压经常超过200，医生再三警告，他都一笑置之。
1913年许璇回国后开始主讲 农业经济 方面的课程，在他之前，国内基本上还没人开过这门课，因而必须事先编写讲稿，他的讲稿旁征博引，引用国内外有关调查统计资料，而且他对引用的数据，定稿前都要一一校订校正。据他女婿周邦垣教授回忆，他常常在家发动儿孙，帮着查书算数字，往往在星期日全家都忙。至于他辛劳的成品，据 汤惠荪 教授的回忆“先生的文章，确是淋漓尽致，令人百读不厌。先生的高足，常把他所编的讲义，都当做国文那样来诵读”。许璇在开 农业经济 这一学科时，首先就明确它的意义与范围，认为：“将关于农业之经济行为及自此而生之种种关系视为社会现象，或 国民经济 现象观察之，并就其与一般社会之经济关系详加研究、记述或解说其状态，且探究其间所应有之经济原理及法则”。同时， 农业经济 学 因以农业为研究对象，但各国农业经济学之内容与发展，颇不一致，因而我国农业经济之研究，应以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及社会情形为基础。他在开始授农业经济学的同时，兼任农场场长，在北京西郊进行农村经济调查，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筹建农村建设实验区；在 杭州市 ，他设立了浙大农学院的农业推广部，兴办农村小学，创建 浙江省 农民银行，主办合作指导人员养成所。一贯密切联系实际，深入群众，并提出“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办学方针，高瞻远瞩，不同凡响。
学术研究
《粮食问题》与《 农业经济学 》
许璇在 戊戌变法 失败之后，才开始转攻 西学 ，特重数学，兼及生物、地质、 物理化学 等科，且注意实践。所以他能在讲授农经各科的同时，还担任农场、林场的场长，而讲授的课程，则包括农业政策、农业金融、农业 关税 、租佃制度、农村合作、土地问题、粮食问题等。这些课程，既要追溯 中国 历史渊源，又要参照国外的实际情况，这必须有大量资料数据为证。而在本世纪的初期中国几乎是空白，收集和整理数据资料是十分困难的。从许璇的遗作中，不但可以见到他从 爱新觉罗·旻宁 、 同治 等朝代的户部史料中摘录出来的数字，还有 日本 驻 东北地区 某某领事的调查报告，可见他下的苦功。数年间他编写的讲义盈尺，但他自己却认为“历年 列大学讲席，所积文稿颇多，然皆不慊于心，未敢出而问世”。直到他去世前二三年，才着手整理，不意《粮食问题》刚刚定稿，即以 脑出血 猝死 。据当时 北京农学院 院长刘远筹追忆：“一视先生之 书案 ，则中外 参考书 10余册，尚展而未合，残稿罗列，以眼镜压之，墨盒不关，一枝毛笔方搁置于其次，先生力学，真可谓至死方休”。
许璇的着作存留下来的，除散见于报纸期刊者外，只有2册。一为《粮食问题》，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约15万字，除序言外，计五章十六节，引用中外统计共48个表。他首先从 人口问题 论起，然后为粮食之生产、粮食之自给、农业 关税 、粮食 统制 ，最后论述战时之粮食统制问题，当时他已预见到战事即可能发生。
粮食问题
之提出，源自人口，他认为人口问题自 亚当·斯密 与 托马斯·马尔萨斯 所论国民之富与贫的分歧，引发出生活资料与人口增殖的必然矛盾。接着阐述马克思的人口绝对过剩与相对过剩。他表示“ 卡尔·马克思 之主张，若现在之 资本主义 的生产方法废止， 社会主义 的生产方法实现，则失业者消灭，人口问题自当随之解决。斯说也，确有相当之理由。惟失业问题是否可完全解决 人口问题 ，不能无疑”。“若失业问题完全解决，而是养人口之食物能否充分供给，则又是别要解决的问题”。至于中国的粮食问题，他考证洋米之输入，始自 康熙 61年（1722年），但为数甚少，直到民国以后，才逐渐增加到1000万担以上。他以1871—1875年进口洋米之年 平均数 为 基点 ，到1932年已达55倍之巨，究其原由，首为历代民食政策之失当，长期禁止出口而奖励进口，“冠履倒置，莫过于此”。其次国内米谷流通不自由，各省甚至各县，层层设卡，人为地造成供应失调，否则完全可以自给。对此，他作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推论，主要是根据清乾隆6年（1741年）至民国12年（1923年）的182年人口增长的百分比，分为3个时期，最高15．14‰，最低0．81‰，年平均6．15‰，然后表示：“中国人口增加率之减少，则多为饥荒、兵灾、疫病等所致。 托马斯·马尔萨斯 所谓天然的限制者，正与之暗合。 中国 将来果能打胜天然的限制，又不讲预防的限制，则人口增加率，当不下于欧美诸国。此粮食问题所以不能不预为筹划也”（原书13页）。以下乃就稻谷、小麦、杂粮三项，分别按国内国外统计之实际情况，具体说明其论证之所据，然后着重两个方面，分析粮食问题之症结，一方面为农业 关税 之未能自主；一方面为粮食价格、粮食生产、粮食输入等 统制 问题。他最后力主实行粮食统制，包括价格之统制与生产之统制。而统制之目的不完全在于扩大栽培面积，而在于提高单产，实行 机械化 以及施用化学肥料与推广优良品种。
许璇作此书时，正值 北京 “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前夕。他不顾血压高逾200，每天工作超过18小时，奋笔疾书，在最后的结束语中，他以满腔热情，写下了一般农业理论书籍罕见的语句：“故 中国 为备战计，宜早振兴垦务，更宜于肥料及农具之补充，三致意焉。”“中国粮食之一部分，向恃外国 裸大麦 为给源，至战时，势不得不力谋自给的图存，倘奖励粮食之代用法或混用法，或不至于匮乏，非力求节约不为功……此又必须有公正无私之官吏，为之督率，精明廉洁之警察为之监视，庶不至病国而扰民，凡此诸点，皆应早注意及之。”时过境迁，难以评论其观点，而其治学的态度，当为后人所敬佩。
许璇遗作，除《粮食问题》外，另一则为《 农业经济学 》，全书181页。在他去世8年后，由他当年在 浙江大学 农学院的助教杜修昌教授整理，于1943年 商务印书馆 出版，1948年出至四版，全书分十一章，第一、二章分述 农业经济学 之定义、范围、地位及其发展；第三、四章说农业经济特性与世界各国农业情况之变迁；第五至十一章，则属各论，分别论述农业土地、农业经营、 自耕农 及佃农、农产物价、 农业机械 、农业金融及农业 关税 。
二三十年代，农业经济学在中国农科院校中已成为一门主要学科，但其性质与作物、 园艺 、植保、土肥、 畜牧兽医 等有所不同。许璇还认为“农业经济学以农业为对象，各国农业经济之内容与发展，颇不一致”，而 中国 的农业经济学由于 中国农业 以其有特殊的历史、地理及社会情况，“必须本学术情形，自辟途径”，为此应对照国外情况，阐明中国农业经济的特性，申述其研讨之途径。
首先
中国农业的集约经营为劳力的，而非资本的。因此应速行土地重划，以谋土地之改良。中国农业深受租佃制度之严重影响
其次
中国农业深受租佃制度之严重影响，必须实行减租，并规定租赁权之期限，不准增租。同时凡佃地之一切改良设施，不问地主之承从与否，佃农得自为之，其终约时，改良费用应由地主偿退。而最终应以耕者有其田为上策。
第三
关于 农业机械化 。 西北 诸省旷土甚多，倘能一面兴办水利，一面购入大机器进行垦殖，则以北方平原之气候，均能适于机械器之使用；中部及南方诸省，当以简便之新式农具与机械推广之。总之不论何地，均应逐渐减少劳力之浪费。第四， 中国 亟宜革新 关税 制度，对内将各国唾弃之出口税及各种 厘捐 ，一扫而空，俾农产得以自由流通，以促进生产之增加；对外则创行谷物关税，并对其他农产物及其加工品，酌增税率，以防患于未然。
许璇的《 农业经济学 》虽系其当年助教杜修昌在他去世后10年编印出版，但均依据他原来编号的讲义原稿。与40年代 中国 同类书籍相比，仍属拔萃。故一经问世，三年四版，而杜修昌校勘整理之辛苦，自不殁。可是书中从未只字语及，迄80年代杜晚年时，始偶尔在与人闲谈中提起，尊师重道之精神，亦堪为风范。
论著
许璇的论着，除上述两书外，其单篇讲义演讲记录，亦为数不少，在他逝世后，由中华农学会在该会会报第138期（1935年）为之出版的纪念刊中，即选辑了约20余篇（包括 追悼会 文稿），计有：农业经营2篇，农业合作4篇，农业 关税 2篇，农业发展2篇，以及租佃制度、农地价格、农业金融、蚕丝经济等各篇。
刚正不阿
许璇教授一身正气，他处在当时社会环境，而且几度担任领导工作，开创新的事业，却始终刚正不阿，殊非易事。他与林学家 梁希 相交 最深，既是 浙江省 同乡，又是东京帝大同学，回国后在 北京农学院 、 浙江大学 、中华农学会同事一二十年，而且有时住在紧邻，聚谈特多。梁希在追悼他的悼文中，语重心长地指出：“许璇生平的长处，不在有为，在有所不为……非必不得已不干，干要干个彻底，不彻底就走，是一丝一毫也不肯迁就的。”所以许璇在1913—1934年的21年中，时而 北京 ，时而 杭州市 ，变动频繁，但每一次他的变动，都为群众所理解，并得到群众的拥戴。
实例
如1932年他拒不接受 浙大 当局无理要求，愤然辞去农院院长职务时，全院60多位教师辞职，学院所在地览桥一带的农民，数百人争相送别。又如1928年，他兼任中华农学会会长时，与德商爱礼司洋行在上海真如合办农业试验所，并附设农事试验场，从事化肥肥效对比等试验。德商提供图书仪器及每年经费官银1000两，学会提供技术人员，并由会长许璇亲任所长，开办两年，成效显著，对该公司所产狮马牌肥田粉在中国推广，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这时德方竟提出要直接派人参加农学会的理事会，兼充会计。许璇认为这是洋商要挟，侵犯我学术团体的自主权，断然拒绝，试验工作乃告停顿。至于学术问题，许璇也经常和人家争论得面红耳赤，决不作无原则的谦让。名教授黄枯桐回忆说，当年他常和许璇讨论问题，他认为在教育界、大学里，只能用学术绝不可施权术。所以当年许璇辞 浙江大学 农学 院长时，他也和 金善宝 等一同“挂冠”而去。可是有一次，在 南通市 召开的中华农学会执委会上，他们两人的意见恰恰相反，彼此争论，声色俱厉。不过，一到讨论终了，议出了结果时，许却笑嘻嘻地对他说“你们 广东省 先生，确实富于革命精神，哈哈哈。”
公祭和校葬
许璇具有诗人气质，极富感情，爱学生、爱农民，还爱校园内外的山山水水。有一次，梁希离京南归，两人依依不舍，梁许均善诗词，互相咏吟赋别。许璇逝世后，原定次日举行之农学院院庆及农民联欢会停止举行，以示哀悼，并经 北平大学 校委会决定，12月16日为许璇教授举行公祭和校葬。是日，由 南京 、 上海市 、 杭州市 及 天津市 、 保定市 等地赶来之生前友好门生，以及 梁希 等中华农学会代表的京郊卢沟桥等处农民，各大学教职员工学生代表共达300余人，由校长 徐诵明 主祭，各学院院长 许寿裳 、 白鹏飞 等陪祭。卜葬于校园邻近之 普会寺村 ，并修筑墓园，树立墓碑和由马叙伦撰写之 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