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是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撰写，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5月1日出版的一本书籍。本书以影印文献原书并为每一种文献撰著提要的形式，系统地展示了公元1314年至1884年这五百多年间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通过“异域之眼”，直观地呈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国地感性样态。

内容简介

本书搜辑了现存于越南的79种独立成书或成卷的燕行文献, 以影印文献原书并为每一种文献撰著提要的形式, 从一个特殊的侧面, 系统地展示了公元1314年至1884年这五百多年间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 同进也通过“异域之眼”, 直观地呈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国地感性样态。

媒体评论

大型文献丛书《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2010年5月份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6月13日下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共同举办了盛大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诸多媒体争相报道。截至6月17日，“ 新华出版社 ”、“ 中国新闻社 ”、“ 人民日报 ”、 “ 光明日报 ”、“ 解放日报 ”、 “深圳晶报”、“ 新民晚报 ”、“ 东方网 ”、“ 新民网 ”、“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 天津市视窗”、 “台湾中央社”、 “台湾中国日报”、 “台湾网”、“台湾联合新闻网 ”等数十家媒体纷纷给予报道。

《人民日报》、深圳市《晶报》集中介绍了这套文献的历史背景以及对于研究元明清中国的意义。上述媒体在报道中指出：越南文言文燕行文献是指历史上越南官方使节北使中国，或民间人士来华旅行而撰述的相关汉文记录，其主要形式为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使程图。该丛书搜集了现存于越南的79种独立成书或成卷的燕行文献，从一个特殊的侧面直观感性地呈现元明清时期的中国。“ 新华出版社 ”引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越南汉喃研究院院长郑克孟教授、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兼总编辑贺圣遂三位的致辞，并着重指出该文献对于中越两国友好的重大意义：葛兆光教授表示，“这些珍贵文献展示了京族眼中的古代中国，记载了中越两国历史上的友谊和交往，也给研究者提供了“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的视角。”越南汉喃研究院院长郑克孟介绍说：“该文献从一个特殊的侧面，系统地展示了公元1314年至1884年这五百多年间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贺圣遂董事长表示复旦社“还将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日本、韩国相关研究机构合作继续推出韩国、日本相关文献，为学界研究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东南亚文化的交流提供第一手的必备文献。”

“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视窗”、“ 中国新闻社 ”、《新民晚报》、“ 东方网 ”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该文献收录的内容和背景资料，说明了该文献从不同角度真切地显示了当时中国的诸多实相：“该文献所收诸书中，既有像爱新觉罗·旻宁中年就齿牙落尽那样的当时中国官绅绝不敢形诸笔端的内廷实录，也有如近代著名诗人陈三立现存最早期的两首佚诗这样重要的文史文献；既有李文馥以汉诗所绘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尚对澳门行使主权时的当地和煦风光，也有黎贵惇用文言文所述乾隆使程舟船因伴送钦差的管家勾结船主沿途贩卖私盐，导致归程延滞之类的官场腐败现象。”此外，“四种使程图细绘镇南关至北京所经路线和各地名胜，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的水路、塘汛描绘尤详。凡此均从不同的视角，真切地显示了当时中国的诸多实相。同时，该文献的出版是三方精诚合作的结果，越南汉喃研究院提供了丛书所收大部分文献的清晰扫描件，并搜辑了部分作者的传记资料。复旦大学方面则负责文献的真伪考订、编年排次、提要撰写和影印出版，为此多次派员赴越南，核对相关文献原书，查验扫描文件。”

《解放日报》除了介绍该文献的背景资料外，还引用贺圣遂董事长的讲话，报道了复旦大学出版社还将继续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日本、韩国相关研究机构合作推出《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日本汉文燕行集》和“日本汉籍荟萃”等“从周边看中国”的系列丛书。“ 新民晚报 ”于会后采访了董事长贺圣遂，在采访中，贺董事长表示，该书以周边眼光看中国，可以算是稀缺史料，已经有不少学者和学校联系购买，所以不太担心销售问题。“ 台湾网”、台湾《中国日报》指出，2010年是中越双方政府拟定的中越友好年，本丛书必将促使海内外更多的关注中国和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历史因缘。台湾“中央社”详细介绍了该文献收录的内容和背景资料，并刊登了贺圣遂董事长以下发言主旨：该丛书以及“从周边看中国”系列丛书的初步，必将促使海内外各界较以往更关注中国和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历史姻缘，更加重视东南亚文言文文献资源利用与研究，进而更深入地认识汉字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深刻影响。

6月9日的《中华读书报》以整版的篇幅刊对《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出版进行了报道。

钱穆说，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国人的思想，经常是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来开头的。历史，是文化中国的长城。探寻和还原丰厚的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正是大国崛起前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傅斯年以及胡适、陈寅恪、陈垣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看到了这些“新资料”的价值，可是，七十来年过去了，除了吴晗在《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之外，似乎有关中国的日本、越南和朝鲜文言文资料，国内还没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近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成《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这套卷浩繁、耗费编者大量时间、心血，耗费出版者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型文献，是中国学术界、出版界首次对越南汉文文献的系统整理，是学者葛兆光所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燕行录集”系统出版的开始，牵引出了一个以汉文连缀的共同教养和共享传统的时代，一个新的、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对于民众而言，在与不同民族、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记载的“对视”中，我们更懂得了中国，懂得了自己。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

中方主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教授葛兆光

越方主编：汉喃研究院院长、教授郑克孟

全书25册，定价15000元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5月出版

葛兆光：多面镜子看中国

■葛兆光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2007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上海刚刚成立时，我曾经提出，把“从周边看中国”作为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从周边看中国”这一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对周边文化区域所保存有关中国的文献的研究，即借助“异域”的眼睛来重新审视“中国”。为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学会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道理很简单，因为自我想象常常会自大，单靠一面镜子则容易片面。

无论在日本、朝鲜还是在越南，有关中国的文献包括文言文书写的文献都相当丰富，我们相信，这些文献恰好能够让我们“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了解中国的真正的历史和文化特性。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拥有基本文献，没有文献的论述只是纸上谈兵，因此，我们把越南、朝鲜、日本所藏有关中国的汉文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当作复旦文史研究院这一研究课题起步时期的基础工作。其中，跨越元明清三代长达数百年，来自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东亚诸国的使臣、僧人、学者、商贾在中国出使、旅行和游历时留下的文言文记录，就尤其值得格外关注，因为这些“亲历中国”的异乡人，可能比本土人士更加敏感，会注意到文化、风俗和政治上的差异，而这些民族、传统和国家立场不同的旅行者，不仅会对异国有实录，也会有批判甚至想象，当然，也呈现着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各国之间，人们曾经有过的友谊和交往。无论是实录、批判、想象或是友情的记录，都是古代越南、朝鲜和日本人对中国的感观和看法，它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自我认识的新资料。很幸运的是，在2008年，我们得到越南汉喃研究院的支持，把“越南所藏燕行文献”当作我们合作的项目，由越南方面提供文献的扫描件和作者资料，由中国方面进行整理影印和提要撰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现在，总算将这79种将近10000页的文献汇编成册，可以提供给有兴趣的学术界同仁了。

在翻阅这些古代京族有关中国的记载时，我常常会有一些奇特的感受。一方面这些出自越南文人之手，以文言文书写的诗歌、散文、游记，表现了古代越南人对于传统汉文化的熟，黎贵惇（1726—1784）《见闻小录》曾记载，明清两代越南使者与朝鲜使者在北京会面，便用汉文写诗彼此唱和，以汉文写序互相题赠，这让我想起朝鲜通讯使在日本出使时与东瀛学者同样以汉文笔谈交往的情景，也许可以说，汉文就像早期欧洲的拉丁文一样连缀起一种文化，这个区域确实曾经有过一个共同教养和共享传统的时代；但是另一方面，从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例如在黎（1750—1805）的《北行丛记》和李文馥（1785—1849）《夷辩》等记载中，也可以看到清代与周边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像他们要求把越南和朝鲜、日本、琉球王国和中国同样看成是“天地间同文之国”，这并不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认同，实际上却是这个曾经和中国共享汉字传统的国家，试图摆脱朝贡体系，和清国渐行渐远。

明清两代，中国也曾有过一些类似的越南行记，如黄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记》、钱溥《使交录》、杨寅秋《绥交录》、潘鼎《安南纪游》、李仙根《安南使事记》等，我总觉得，越南的燕行文献和这些中国的越南记载对读之下，可以发掘古代中国与京族在相互观看，而从这种彼此“对视”之中，既可以看到传统中国文化在古代越南的长久影响，也可以看到古代越南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以及各个民族、国家和历史意识在近世的逐渐形成，当然还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越南社会实况和风俗细节，特别是在他们南北穿行千里途中，还可以了解活生生的生活景观。

尽管中国自身的史料之多，常常被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但是这些来自异域的资料仍然有其价值，因为它的记载有另一个立场，它的评价有另一种眼光，它的观察有另一种角度，因此这是一些很有价值的新资料。新资料很重要，正如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说，史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改进其实就是学术的进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傅斯年以及胡适、陈寅恪、陈垣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看到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可是，70来年过去了，除了吴晗在朝鲜的《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之外，似乎有关中国的日本、越南和朝鲜文言文资料，还没有特别好的整理和研究。让人高兴的是，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学界都开始有人关注这一领域。人们发现这些资料可以补足我们过去历史研究中的含糊和笼统，理清单一角度的认知，更发现由于不同民族、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记载，原来会如此不同。我想，如果更多学者注意这个“宝库”，这些新的历史资料和周边各种语言，将成为新的领域和新的工具，把中国和周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

“异域之眼”: 越南使者北行中国

■ 陈正宏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越南文言文燕行文献，是指历史上越南官方使节北使中国，或民间人士来华旅行而撰述的相关汉文记录，其主要形式为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使程图。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收录的，主要是陈朝、后黎朝、西山朝和阮朝出使中国的燕行使者的著述。当年来华的使臣，如冯克宽、阮宗窐、黎贵惇、阮攸、潘辉注、李文馥、阮文超、裴文、阮述等，在越南国内均是极一时之选的著名文臣，不仅汉文修养甚高，对中国历史文化也十分熟悉。燕行途中他们娴熟地运用文言文撰述使程日记，书写往来公文，以汉诗咏叹摹写各地风光，并与中国朝野士绅文字交流——前期经过南京和后期经过湖南省的使臣，留下参与当地文人诗文之会的唱和诗作尤其多——到北京后又用汉诗汉文和朝鲜、琉球两国使节唱和赠答，并以能用汉文相互沟通而深感自豪，这充分表明在20世纪以前的东亚，由中国人创造发明的汉字及其书面语形式——汉文，确实和早期欧洲的拉丁文一样，具有跨国界通用语的功能，并成为东亚汉文化圈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年的越南使者来华，大部分是通过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中国的。在经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两湖后，其行进路线因历史时期不同而大致分为前后两路，前期东折沿长江顺流而下，经南京北上赴燕京；后期则在湖北渡长江，北上河南省过黄河，再经河北省抵燕京。其旅程经历大半个中国，往返往往要花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由于行程漫长，经历丰富，加上外国人对异国他乡的好奇，这些燕行人员在中国境内所撰述编绘的有关中国的文字或图像，时常比中国本土同时期的记录更为细致、直白而不加修饰，成为今天我们追溯往昔时代生活细节与真相的重要的参考文献。此外，4种使程图细绘镇南关至北京所经路线和各地名胜，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的水路、塘讯描绘尤详。凡此均从不同的视角，真切地显示了当时中国的诸多实相。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的成果。越南汉喃研究院提供了丛书所收大部分文献的清晰扫描件，并搜辑了部分作者的传记资料。复旦大学方面则负责文献的真伪考订、编年排次、提要撰写和影印出版，为此多次派员赴越南，核对相关文献原书，查验扫描文件。已经面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不仅对各相关文献的实际作者和撰述年代多加考辨，纠正了现在通行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中的不少错误，而且同一作者所撰各书，或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如果篇章、文字或图像都不太完备，则各本都加影印收入丛书，整体学风谨严，结构规整。

2010年是中越双方政府拟定的中越友好年，又恰逢中越建交60周年和越南首都河内（古名昇龙）建城1000年。“偶合缘千里外，相期意气两情中。”当年从包括昇龙在内的越南各地出发来中国的那些越南燕行人员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充满情感的文字，汇聚在今天出版的这部《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中，无疑已成为中越两国乃至东亚汉文化圈诸国友好交往历史的重要见证。可以预见，本丛书的出版，必将促使海内外各界较以往更多地关注中国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历史因缘，更加重视东亚文言文文献资源利用与研究，进而更深入地体认汉字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深刻影响。

郑克孟：有关汉文北使文献

■郑克孟越南汉喃研究院教授、院长

在越中邦交史上，两国使者在多个世纪里不断接触交流。关于越中邦交史的书籍资料原本相当丰富，但保存至今却并不算多。越南汉喃研究院和其他图书馆的汉喃书库中目前还保存着一批史料相当丰富的北使文献，其中大部分是越南使臣出使中国时用汉文撰述的各类作品。越南社会科学院所属汉喃研究院认识到这批文献的重要价值，因此与上海市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合作，对有关材料进行收集和整理，编纂出版《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这一丛书。

这些作品以诗歌或散文形式呈现，内容涉及出使途中日记、见闻纪事和抒发离家乡愁的杂感等。还有一些作品绘制了从昇龙（越南河内）到燕京（中国北京）沿途线路图，每个使团经过或停留的地点都绘制地图，并题诗吟咏。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选择收录的文献，包括53位越南作者的79部作品，文献原件主要存放于汉喃研究院的汉喃书库（越南汉喃书籍的主要收藏地）中。越南国家图书馆的汉喃书库中只有三部相关作品，其内容与汉喃研究院的所藏书籍重复，因此未列入这次收集的书目中。

在这79部文言文燕行文献中，时代最早的有南陈名士阮忠彦（1289-1370）撰于14世纪的《介轩诗集》。接下来15、16世纪越南使者的一些作品，由于保存不全，又不是独立完整成书成卷的，所以只能割爱。随后是冯克宽在1597年出使途中创作的诗文《使华手泽诗集》、《旅行吟集》等。其余作品主要是从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叶撰写的。在这些北使文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记述有越南使者与朝鲜使者在中国唱和的诗歌，如1597年朝鲜使者李光与冯克宽，以及18世纪朝鲜洪启禧与黎贵惇的唱和诗。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的出版形式是原书影印，每种文献前有一篇向读者介绍该文献作者及作品内容的解题。

周振鹤：“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

■周振鹤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治历史地理学

做历史，尤其是做历史编纂学，材料是最基本的东西，先材料而后方法。20世纪历史学大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有四大发现，首先是甲骨文，其后是敦煌遗书，再后是秦汉简，再后是明清档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提倡的是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材料是非常重视的。越南燕行图出在前，朝鲜燕行图也准备出版了。

燕行图在国内出了选本，比如元朝的材料，明朝的材料，全出还没有过。越南的史料基本上过去没有出过，有日本学者到越南影印过，但是没有这么漂亮、系统的出版出来，而且里边有稿本和钞本，很珍贵。首次系统而且相当完整地把这些材料出出来，对推动东亚史跟中国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好处，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

有历史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不是所有的古文化、古文明都有历史感的，比如，印度文明就没有历史感。对一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他们认为是不重要的，只关心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葛兆光所提出的从周边不同文化体看中国，当然是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了。在中国古代，文史哲本是不分家的，但现在的学科壁垒比较严重，文学和历史分家，而且历史研究也分了很多类，世界史，本国史，本国史又有专门史，断代史，社会史，经济史，越分越细，“从周边看中国”就有意有“打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光从自己国家的材料出发，到底别人怎么看我们，要多一面镜子。

我过去也说过，爱新觉罗·弘历认为清帝国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愿意与英国人交易，最多赏赐给英国人些茶叶、丝绸，他认识自己了吗？没有。因为他不认识对手。不认识对手，就等于不认识自己，因为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分量和地位。半个世纪后，第一次鸦片战争就爆发了。

所以，通过别人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历史研究也是这样，如果光拿自己的材料来研究自己，显然是不够的。西文文献里还有很多关于中国的史料，也是以后需要深度发掘的。

中国文化里，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中国文化正是因为有历史感，所以成为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文化从古到今的变化，自觉维护这个文化的脉络。《为政》篇中，颛孙师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损益，任何朝代都不可能把前代制度完全毁掉，这是中国文化可以长期延续下来的缘故。了解历史，就了解了这一点。有历史观是中国的优良传统——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自己从哪里来，文化的变迁过程，也可以知道我们文化的变化走向。

贺圣达： “更好的认识中国 ”

■贺圣达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化参事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有关中国的越南古代文言文的第一手资料。燕行是越南古代汉文文献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品种，是由使臣出使而产生的，包括使臣出使的经历、见闻，内容相当丰富，由于中越两国特殊的关系和历史交往，燕行文献也可以说是中越文化交流的结晶。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整理的大概是79种，整理出了1万多页，每页300来字，相当丰富。中国域外汉文文献，涉及中国的专门的记述，在我印象中，也就是吴晗先生民国时期从《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出的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从此之后，再没有这么大的系统的整理了。尤其是，越南文言文献当中有关中国的资料是第一次整理。

第二，这个文献的特点是形式多样，内容非常广泛，有多方面的很高的研究价值。越南使臣从镇南关一直到北京，路程2000多公里，有些绕道的甚至3000多公里，往返两年，时间如此之长，一路上看得比较仔细。文献的形类也是多样的，包括行记、诗文、地图，而且，时间跨度也是很长，最早的是14世纪初，最晚是法国侵占越南以前，1884年，对中越关系史，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史、社会史，还有民间民俗，历史地理学，交通史，都有研究价值。其中有些内容是正史都没有过的，补充了中国历史之不足，包括相关文献的不足。

第三，越南汉文燕行文献是汉文化圈文化史的很好的资料。其中讲到越南与中国文人、与朝鲜在北京的官僚使臣的交往，还有琉球的，是整个文言文化圈，包括汉字文化、文学史的丰富史料。更直接的是对越南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书法史等资料的意义。

第四，从语文学的角度来看，比相关的研究又进了一步。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专门对汉南古籍79种文献的真伪、编年，排次进行研究，包括作者生平和简要评价，每一种的内容提要，所以不止是辑录，更是研究，考订更细更准确。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对当下的意义，就是在于怎么样更好的认识中国。

傅杰: 建立"燕行录学"？

■ 傅杰复旦大学教授，中文系副主任

燕行文献是很特殊的史料，是当时的京族、朝鲜人、日本人，或是外交使节，或是旅行者，到中国的行记。到外国，新鲜感的刺激下，很可能就对本国人熟视无睹的东西有了新的发现，或者是和本民族的东西相比较，除了详细的记录，可能还会发表一些观感。这种记录，有的是日记，有的是诗文，带有备忘录的性质；有外交性质的记录，可能还会有情报的性质。所以，燕行资料会比较详尽，有国内的历史记载不太关注的资料。

韩国前些年出版过本国的燕行录，印过150册，当然书很贵了。有闻风而动的学者甚至宣称要建立一门燕行录学，内地已经出版了一本《燕行录研究》，主要根据韩国出版的燕行录，引了些可以补充我们正史史料所不备的东西，写了一篇燕行录学引论，宣称燕行录学将是本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标志，希望可以与敦煌学相提并论。

应该说，韩国出版的燕行录确实提供了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而越南的燕行文献更是我们以前一直所不知道的。这次由复旦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的学者一起努力，把越南重要的燕行文献进行详细的选择、考证，撰写了提要，加以影印，其中内容，上到对中国皇帝的认知，下到文人之间的交往，风土民俗的交流，确实很多可以与我们的史料相互补充。

葛兆光教授研究中国学已经有很多年，他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著在学界影响很大，他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就一直关注“从周边看中国”的问题。复旦大学聘请他来做文史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就确立了几个研究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从周边看中国”。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周边看中国，可以改变过去我们以自我中心想像天下的问题，和以西方为唯一的镜子看中国的问题。从周边看中国，主要是通过中国周边各个文化区域留存的各种文字的资料，返过来观察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这个工作很重要，但是操作起来很麻烦，首先要解决的，正是史料的问题。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国内还是不多的。

（周振鹤、贺圣达、傅杰文章由本报记者采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