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陈寅恪[kè]（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祖籍 修水县 ，出生于 湖南省 长沙，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 宗教学 家、语言学家， 景星学社 社员，晚清 湖南巡抚 陈宝箴 之孙，近代 同光体 诗派代表 陈三立 之子。

清光绪十六年 庚寅 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 光绪十九年 至二十年（1893年-1894年），陈寅恪幼年就读 私塾 ，曾在名儒 周大烈 门下学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 陈师曾 东渡 日本 求学，回国后在上海 复旦大学 就读。 宣统 二年（1910年）陈寅恪考取官费留学，在 德国柏林大学 、瑞士 苏黎世大学 、 法国 巴黎高等政治学校 、 美国 哈佛 大学等欧美多所著名大学学习各种学科，重点研究 梵语 等东方语言，掌握蒙、藏、满、日、梵、英、法、德等十几种语言。归国后，陈寅恪先后任职任教于 清华大学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香港大学 、 岭南大学 等。1950年8月，陈寅恪受邀成为中国历史学会 广州 分会的委员之一，这是陈寅恪第一次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术机构的职务。1952年底，陈寅恪任 中山大学 历史系教授，后拒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1956年1月，陈寅恪担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特邀委员之一，之后又担任第三届和第四届委员。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陈寅恪病逝，享年八十岁。

陈寅恪一生致力于 魏晋 南北朝 及隋唐史的研究，对 佛经 翻译、校勘、解释等中古佛教史、 西域 民族史、 中国 中古史等课题的研究有重要贡献，他的著作有《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元白诗笺证稿 》《金明馆丛稿》《 柳如是别传 》等。 陈寅恪运用“诗史互证”方法研究历史，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与 叶企孙 、 潘光旦 、 梅贻琦 一起被列为 清华大学 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 吕思勉 、 陈垣 、 钱穆 并称为“前辈 历史学 四大家 ” 。与 王国维 、 梁启超 、 赵元任 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被国学⼤师 吴宓 评价为全 中国 最博学之⼈。 他还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清光绪十六年 庚寅 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通泰街的 周达武 私宅，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且恪为兄弟间排辈，因此为其取名寅恪。陈家属于客家人，从陈寅恪六世祖陈公元开始从 上杭县 迁到江西 义宁州 （今 修水县 ）居住。陈寅恪的祖父是清末担任 湖南 巡抚的 陈宝箴 ，父亲 陈三立 是 光绪 十五年的 进士 ，后辅助其父陈宝箴处理湖南政务，被时人称为“晚清四公子”之一。 陈寅恪是陈三立的第三子，陈氏家族总排行第六，有兄弟四人和姐妹三人。

光绪十九年 至二十年（1893年-1894年），年仅四五岁的陈寅恪在湖北武汉被安排进 私塾 启蒙读书。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寅恪祖父陈宝箴调任湖南巡抚，陈家全家搬往 长沙市 居住， 陈宝箴 邀请 湘潭市 宿儒 周大烈 担任陈寅恪等兄弟的家庭教师。陈寅恪在这样的环境下，幼承家训且饱读经史，对于《 十三经 》《 皇清经解 》等书基本能背诵；同时受 陈宝箴 的影响，陈寅恪对《 本草纲目 》等中医著作也感兴趣。 光绪 二十六年（1900年夏天），祖父 陈宝箴 去世后，陈寅恪随父 陈三立 举家迁居江苏金陵，由于家学渊源深厚，陈寅恪眼界开始扩及东西洋。

两次留日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十三岁的陈寅恪跟随长兄陈 衡恪 东渡 日本 自费留学，他们同时和率领官费留学生的舅舅 俞明震 一同乘船前往日本，到达日本之后，陈寅恪兄弟二人入日本 巢鸭 东京弘文学院 速成普通科 江南 班，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除此之外还学习其他的文化知识。两年之后的暑假，陈寅恪返回 南京 看望父亲，并在同年与五兄 陈隆恪 一道通过官费留日学生的考试，到达日本后仍在弘文学院高中部学习。

留学 日本 期间，陈寅恪主要将精力放在学习日语上，同时体验日本的生活习俗和研究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学术著作等。 光绪 三十一年（1905年），陈寅恪由于所患的 脚气病 加重，不能再坚持学习而休学回国调养，但却一直关心 日本 学术界的发展情况，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做借鉴，从这年秋天到 宣统 元年（1909年），陈寅恪一直就读于 上海 吴凇 复旦大学 （后来的 复旦大学 ），期间他一边就医一边读书，涉猎各种学科的知识，还曾在某次夏季考试中考取第一名的成绩。

三赴欧美

宣统元年（1909年）秋，陈寅恪尚未从 复旦公学 毕业，就在三舅 俞明颐 的资助下被父亲 陈三立 送到 德国 留学， 到达德国后陈寅恪于次年考入 柏林洪堡大学 学习语言文学，期间为日本吞并朝鲜感到愤懑而写诗讥讽。 宣统 三年（1911年）春，由于 脚气病 复发，陈寅恪不得不转地治疗调理，后他自费来到 挪威 旅行。同年秋天陈寅恪转到 瑞士 的 苏黎世大学 学习语言文学，学习期间成为第一个读过 卡尔·马克思 德语 原版《 资本论 》的中国人。

然而由于祖父 陈宝箴 去世后，家里经济状况出现问题，再加上 辛亥革命 爆发后国内环境混乱，陈寅恪和两个兄长的留学费用难以筹集，因此陈寅恪不得不于1912年春天暂停学业提前回国。次年春天，陈寅恪筹足留学的费用，只身前往 欧洲 并考入法国 巴黎高等政治学校 社会经济部学习，选择社会经济专业。由于陈寅恪自费留学的生活开支很大，因而在 法国 期间生活贫困，但期间他学习了西方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他之后做历史研究提供借鉴。

1914年秋， 江西省 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以“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为由电召陈寅恪回国，次年春天陈寅恪到 北京 担任经界局局长 蔡锷 [cài è]的秘书，主要负责翻译东西方 政治经济学 资料，1916年还被湖南督军 谭延闿 [tán yán kǎi]邀请担任湖南公署交涉科科长，负责对外联络事宜。从1915年至1918年，陈寅恪连续三年为 江西省 批阅留德学生考卷，但之后由于生性清高而厌倦官场习气，最后选择辞官专门治学。

1918年11月，29岁的陈寅恪从 上海市 乘船至 美国 留学，次年抵达美国后他注册 哈佛大学 文理研究院学习 世界历史 ，并师从蓝曼教授学习 梵语 和 巴利语 ，期间陈寅恪广泛涉猎 历史学 、 佛学 、文学等学科，还与美国比较文学系教授 白璧德 讨论佛理。 1921年，为进一步研究梵文等 中亚 语言文字，陈寅恪选择进入 德国柏林大学 东方语言研究所，并师从吕德施教授继续深造梵文等语言。后他申请加入首个以 汉学 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组织—— 景星学社 。

清华执教

1924年下半年， 吴宓 担任 清华学校 国学研究院筹办处主任，并致信校长 曹云祥 邀请陈寅恪回国任教，次年曹云祥同意以薪资四百元邀请陈寅恪至清华研究院任导师。但陈寅恪在1925年收到吴宓的回信后并未立即动身，反而要求国学研究院购进一批国内买不到的图书。同年8月，吴宓多次奔走于庶务处、会计处和曹云祥校长等处活动。曹校长经过考虑，同意预支陈寅恪薪金2000元，预付购书公款2000元，折合成美元于9月3日、9月18日，由 吴宓 亲自交 花旗银行 汇出。10月8日 吴宓 给陈寅恪汇去追加的购书公款2000元。

12月18日，陈寅恪从 德国 出发动身归国，并在收到吴宓寄来的款项后请 罗家伦 等朋友在德国帮忙购置图书。1926年，陈寅恪回到 杭州市 看望已患 尿闭 症的父亲 陈三立 ，同年7月在陈三立病情稳定之后他到达 北京 清华园 报到。在 清华大学 任教期间，陈寅恪支持吴宓主编 天津市 《大公报·文学副刊》，后又资助经济困难的《 学衡 》杂志，结交归国的欧美留学生和文化教育界 名流 等人。1927年7月21日，陈寅恪在反对提前毕业出洋的 宣言 上签字，并与 金岳霖 等人一起登报质问清华董事会，反对留美预备部学生提前被遣派出洋，最终迫使外交部训令否决预备部学生的提前出洋决议。

1928年春， 北平大学 北大学院院长 陈大齐 聘请陈寅恪为历史系学生讲解佛教翻译文学和“ 蒙古源流 ”，此后陈寅恪一直在 北平大学 与 清华大学 两处奔走，同年8月30日，陈寅恪赴 上海市 与 台湾 巡抚 唐景崧 [táng jǐng sōng]的孙女 唐筼 [táng yún]结婚。次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因 梁启超 、 王国维 等人去世而宣布停办，陈寅恪改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同时在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设专题课，结合 德国 利奥波德·冯·兰克 学派、西方 东方 学理论、 中国 乾嘉学派 的考据方法研究并指导学生。1929年，陈寅恪提出不脱离教学和不负责行政工作的要求，获允之后同意受聘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主任。

同年6月，为纪念 王国维 去世二周年，陈寅恪受邀撰写王国维纪念碑文，其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1931年5月，他在《 国立清华大学 二 十周年 纪念特刊》上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职责》，系统阐发自己的历史价值观，表达对中国 历史学 研究落后 日本 的担忧，以及调整研究方向以振兴中国学术文化的意图。同年，陈寅恪由于学术研究方向有变而退出德国东方学会。从1931年至1937年，陈寅恪一直专心于史学研究和 清华大学 执教。

南迁岁月

1937年， 七七事变 爆发之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陈寅恪的父亲 陈三立 义愤绝食五天，并于当年的9月14日去世。治丧完毕后，陈寅恪本来打算隐居读书而观察时局变化，但受父亲绝食而亡的刺激，同时日本人已经注意到其行踪，因此陈寅恪为避免个人失节问题而决定改装离开 北平市 ，适逢 清华大学 、 北京大学 、 南开大学 三校南迁湖南 长沙 组建临时大学，陈寅恪携 全家 和朋友 毛子水 一同前赴长沙。

1938年由于战局变化， 清华大学 奉令前往云南昆明，与 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组成 国立 西南联大 ，陈寅恪选择从 衡阳市 转到广西桂林，再乘船抵达 香港特别行政区 并取道 安南 到云南西南联大授课。同年8月，陈寅恪在 西南联大 开学之前抵达 昆明市 ，并担任文学研究所史学组导师，次年6月主持文学研究所的口试招生工作。 但陈寅恪在 昆明 期间，身体羸弱且眼病加重（右眼 视网膜脱落 ），其妻子 唐筼 和女儿身体状况同样欠佳，虽经 傅斯年 四处筹款医治，但由于战时医疗条件较差，而未能将陈寅恪的眼病根治。陈寅恪靠着对知识的记忆和毅力完成《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于1940年在重庆 商务印书馆 出版。

1938年，陈寅恪得知英国 剑桥大学 汉学 教授 孟乐 退休，于是向 剑桥大学 申请教授职位，但由于申请资料未到而被剑桥大学延缓申请。后 牛津大学 向陈寅恪发出邀请，但最初陈寅恪由于经济薪酬问题而婉拒。1939年春，牛津大学正式聘请陈寅恪为该校的汉学教授，并授予他 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 研究员的职称，陈寅恪成为牛津大学 建校 以来第一位中国人专职教授。同年6月22日，陈寅恪从 昆明市 出发抵达 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和家人短暂团聚之后准备前往 英国 ，但由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而终止行程。

重返 昆明 之后的第二年（194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陈寅恪新著《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以学术研究社科类 一等奖 ，同年4月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期间陈寅恪因 蒋介石 指定 顾孟余 为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而愤懑不平，坚决反对投票支持，后虽然其心中候选人 胡适 未能继任院长，但陈寅恪却对蒋介石的行径感到不满，于是离开 重庆市 返回 香港 ，并致函 牛津大学 要求开始下半年授课。

1940年11月，陈寅恪被聘为 香港大学 哲学客座教授，并由中英庚款委员会支付其薪水以供生活，次年接替病故的 许地山 担任中国史教授。1942年日军发动 太平洋战争 并攻占 香港 ，陈寅恪未能成功逃离，后他辞去 香港大学 的教授职位而在家闲居，委托学生张向天谋得图书馆中的职位以过生计，期间陈寅恪多次拒绝 日本 和汪伪汉奸的邀请和劝降，虽生活贫困但仍保持文人气节。不久 中国国民党 要员 朱家骅 被陈寅恪的爱国事迹感动，并筹资四万元帮助陈寅恪离开 香港 。

晚年与病逝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 牛津大学 任教，顺道去 伦敦 治疗眼疾，经英医诊治本已见成效但由于此前受国内庸医手术影响，再开刀眼病逐渐加剧，最后被诊断双目失明。陈寅恪失望之余辞去聘约，于1949年经北美返回祖国并任教于 清华园 ，同年他移居 广州市 ，拒绝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所长 傅斯年 要他去 台湾 、 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邀聘，应 岭南大学 教授 陈序经 的邀请任教于 广州岭南大学 ，担任中文和历史双系的合聘教授。从1949年到1952年，陈寅恪先后在《 岭南学报 》《 南国 》等嶺[lǐng]南大學刊物止發表了《白乐天 之先祖及后嗣》《论 元白 诗之分类》《白乐天与 刘梦得 之诗》《崔浩与寇谦之》《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元和体 》等论文，以及《论 韩愈 》《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述 东晋 王导之功业》等十篇新论文。

1950年8月，由 杜国庠 [dù guó xiáng]主持的 中国历史学会 广州分会成立，陈寅恪受邀成为该会的委员之一，这是陈寅恪第一次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术机构的职务。1952年底， 岭南大学 合并于 中山大学 ，陈寅恪于当年的 初冬 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次年11月，陈寅恪的学生 汪籛 [wāng wèi]受郭沫若等人的委托劝说陈寅恪北上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但陈寅恪要求研究所不尊奉 马克思列宁主义 并不学习政治，后郭沫若再次向陈寅恪发出任职邀请又被其拒绝。1954年春天，陈寅恪评论 清代 女子 陈端生 《 再生缘 》的作品《论再生缘》最终定稿，次年9月，中山大学校方采纳陈寅恪的建议正式聘请 黄萱 担任陈寅恪的专任助教。1956年1月，陈寅恪担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特邀委员之一，之后又担任第三届和第四届委员，但陈寅恪都没有前往与会。

1960年7月，由著名文人 章士钊 提议和中央相关部门批准，陈寅恪和 沈尹默 等四人担任 中央文史研究馆 副馆长，但陈寅恪等人都没有北上接受聘任。1962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洗浴时不慎跌倒，右腿 骨折 ，但仍坚持完成《 柳如是别传 》的初稿。 文化大革命 开始之后， 广州市 的 红卫兵 赶走陈寅恪的得力助手 黄萱 女士，他们还张贴大字报要求陈寅恪不能出校门，将其列为“特号对象”，冻结他的薪俸与银行存款，陈寅恪珍藏的大量诗稿书籍也被焚烧，因此陈寅恪的身心遭受巨大折磨。1969年5月5日下午，陈寅恪躺在床上，气脉几近衰竭。同年10月7日晨5时30分，陈寅恪由于 心力衰竭 和 肠梗阻 、肠麻痹等疾病在广州病逝，享年八十岁。

人物成就

陈寅恪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在很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巨 大成 就，尤其是 史学 领域如 宗教史 、 西域 民族史 、蒙古史、 魏晋 南北朝史、隋唐史、史学方法等方面的贡献更为突出。 他是 中国 现代第一代的 魏晋南北朝 隋唐 史专业史学家，其后中外名家辈出, 莫不尊奉他为现代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先驱。 直到现在，中古史领域的许多根本性问题的检讨依然建立在陈寅恪先生提供的分析框架中，陈寅恪的论著构筑了中文世界中古史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典范。

治学思想

诗史互证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他从文、史、哲多视角思考并综合中外前代 史学 研究方法，然后加以继承和发展而总结的“以诗证史、以 史说 诗”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质上讲是以最广义的“文化”来界定其“诗”和“史”的内涵，“以诗证史“就是以最广义的 文化史 料来考证“ 正史 ”，侧重于归纳；“以史说诗”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阐释传统文化作品，侧重于演绎，而在过程中使用不同于 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分析法”——“文化 决定论 ”，比如陈寅恪在《讲演录》中，“以诗证史、以史说诗”表现为“史”(或“诗”)与其他多学科多事物间的复杂联系，除了包含以诗、文等传统的文学材料证“史”之外，至少还包括以野史笔记和其它子、集部材料证史，以文字、音韵、训 等 经学 、小学资料和方舆、天算等辅助材料证史，以及上述诸学科材料在“诗”“史”互证中兼综贯通诸义。

重视考据

陈寅恪继承乾嘉学者的优良考据传统，认为准确地鉴別[bié]史料便能提高 历史学 的科学性。陈寅恪在考据史料中不依靠偏僻的史料或版本上的异文立论，而是多引用常见的典籍和通行的版本，另外从许多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判断某一事的真伪、发生、变化和发展，而不偏重于字句的比勘。陈先生认为文字的校订也是考据的一种手段，并非不需要，在他的著作中也视善本书的作用。他认为从文字 上校 订史料，属校勘学的范畴，而校勘学不过是 考据学 的一个部分。他把文字校勘作为事证的旁证。比如陈寅恪在《 桃花源 记旁证》中考证了 陶渊明 所写的“桃花源”，并非纯出于乱世人们对 世外桃源 的向往，而是当时确实存在的坞堡的情况。

讲求史识

陈寅恪直接继承了宋贤重义理求通鉴的 历史学 思想，特别强调“在史中求史识”，“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要摆脱“时间空间之限制”达到“总汇贯通，了解其先后因果之关系”，从而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他重视在丰富的史料考证基础上的阐释与批评，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普遍性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体现历史或文学的发展规律。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陈寅恪多次强调比较方法在 文学史 研究中的重要性，主张回到“原典”，探索 比较文学 背后之文化本原，从个别的比较研究上升到对文学规律和文化特质的总结。陈寅恪讲求“史识”，善于从大量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一些 古今 相同的历史或文学史“规律”。

研究成果

佛教文化

陈寅恪留学欧美期间就学习 梵语 、 巴利语 等 东方 语言文字，以研究 宗教史 崛起于 史学 界，尤其是对中古佛教史的研究成就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陈寅恪注重中古 佛经 的文字校勘和考证，力图通过考证来说明社会文化现象，他根据《 三国志 》考证出 三国 名医 华佗 二字来自 天竺 语agada，意为“药”，汉译时脱去字首 元音 “a(阿)”即为 华佗 。华佗原名华剪，因医术高明，人们将其比附于 印度 神话中的药神； 竹林七贤 虽有七贤存在，但 竹林 一词则是假托佛教名词Veluvana的译语，是 佛祖 释迦牟尼 说法的地方。七贤大谈玄道，故以Velu一词比附，遂有竹林之游一说。

第二，陈寅恪注重 佛教经典 与中古文学的联系，他考证出许多 中国 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可溯源于佛经故事，比如《 西游记 》中 唐僧 弟子 孙悟空 的原型为 印度 著名叙事史诗《罗摩延传》第六篇中的工巧猿，合并了《贤愚经、顶生王缘品》中 顶生王 升天争位的故事，于是有猿猴大闹天宫一节； 慈恩 法师 流沙河 诵经去恶鬼的故事则为 沙和尚 故事之起源。除此之外，陈寅恪还通过研究佛典中长行与偈[jì]颂相间的形式以及向说经文体的递嬗，指出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是说经文体的一种结构。散文偶杂诗歌为说经文体的另一种结构，这为 中国 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起点。

第三，陈寅恪借佛教来解释社会历史的一般状况，比如佛教教义“无父无君”、“ 沙门 不拜”、“ 沙门 不敬王者”等亦皆与中国传统的忠君孝亲观念不相容而不得不摒；借用佛道行 般若 之意旨以解释 庄子 之《 逍遥游 》，便是以佛释道之一例， 天台宗 也是佛教华化的结果。除此之外，陈寅恪还详细注重佛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指出详细地分析了 杨坚 、 隋炀帝 [yáng dì]、 武则天 与佛教的关系，以此说明自隋大业至唐景云年间佛教地位的升降与政治集团变易的关系；中国传统之声本位为五声，即宫、商、角、徵、羽，而所谓平、上、去、入四声，乃摹拟 西域 读经之方法以供 中国 行文之用。

中古历史

陈寅恪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开始讲授中国中古史课程，研究中国中古史长达30多年，学术成就和贡献比较突出，大概是三个方面的研究方向。为首的是政治内容（ 统治阶级 内部各集团势力的起伏），陈寅恪从文化的角度指出 魏晋 之兴亡递嬗[shàn]乃 东汉 晚年两大集团竞争胜败的问题，他将 东汉末年 的统治阶级分为两大集团（尚法轻礼、出身寒族的内廷阉宦和出身豪族、崇尚儒学的士大夫）；他还首先提出 南北朝 隋唐 时期“ 关陇集团 ”的说法，初唐社会的轴心“关陇集团”和以 山东士族 为代表的高门贵族相抗衡， 武则天 改革 科举制度 引进人才而打破关陇集团；中唐后士大夫分为两党——世族旧人和科举新人勾结内廷 宦官 （ 牛李党争 ）。

除了政治之外，陈寅恪还注重考证典章制度的前后继承，比如在第一部 史学 专著《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精细地考察了隋唐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制度的源流，纠正了人们认为隋唐制度渊源于 西魏 、 北周 的一般看法，指出其源流主要是 北魏 、 北齐 ，其中包括了 晋朝 、 南梁 前期所承 魏晋 文化以及保存于河西一带的 汉文化 ，集 江左 、中原、河西三种文化之 大成 ，是 隋唐 制度的主体，其次还有梁陈一源和西魏北周一源；关于刑律，先生指出隋唐与北魏、 北齐 嫡系相系，而与北周律无涉。

陈寅恪还将眼光扩至当时的民族融合与迁徙，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和《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中，都反复强调种族和文化问题“是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先生对五胡种族，少数民族政权的民族政策，民族的分布和迁徙以及各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都进行细致分析并提出独特见解。例如在《述 东晋 王导之功业》一文通过分析两晋之际南来的北方各阶层迁徙的路线及定居地来说明 东晋 南梁 300年间政治社会之变动及文化之融合；在《东晋南朝之吴语》和《从史实论切韵》中，则通过语言现象来看北方 侨姓 移居南方后南北文化的交流。

边疆民族

陈寅恪注重研究 中亚 地区的民族并取得重要成就，他先后研究过中亚地区的突厥族、 藏族 和 蒙古族 。首先，陈寅恪对 突厥 史以及突厥和 唐朝 关系研究最详。他利用掌握突厥文的优势，并吸取国外著名突厥史专家（ 法国 的 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 [shā wǎn]、 俄罗斯 的巴托尔里德）的研究成果考证 唐代 许多重要史事。比如 李渊 曾向突厥 阿史那·咄吉世 称臣、 唐 太宗 与 突利可汗 结为兄弟等为唐代史家所避讳的史实，经过陈寅恪考证为世人熟知，除此之外还分析 唐太宗 灭突厥汗国成功原因、太宗用突厥蕃将兵和 李隆基 用蕃将兵的异同。

其次，由于 吐蕃 在唐代历史上关系重要，陈寅恪在中古史著作中对它有不少精辟论述，主要考证对藏族历史事件和人物、挖掘藏族历史资料。比如陈寅恪在《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中考证出吐蕃彝泰的名号和年代，为吐蕃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陈寅恪对《长庆唐蕃会盟碑》的研究成果学术价值不菲，尤其是陈寅恪考证出已被埋没的吐蕃名僧 法成 大师（ 吐蕃 译经僧人，生为 唐文宗 太和之世，对佛教传播和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其藏译本 佛经 可以校勘出 文言文 佛经中的许多错误）。

最后，陈寅恪对 蒙古族 历史的研究成就主要集中于对古代蒙古 史书 《 蒙古源流 》的考证。由于《蒙古源流》中内容艰深，长期不为人所重视。陈寅恪曾发表了一组研究此书的文章（最有代表性的是《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全面分析、论证此书并订正错误。陈寅恪研究《蒙古源流》最大的特点是首先引进西方的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方法，后采取勘对满、蒙、汉文本译名的异同，订正汉文史籍中对藏、蒙古史中的错名等，突破了晚清学者沿袭补证或重修 正史 的 老路 ，使得30年代后的蒙古史步入新阶段。

语言研究

陈寅恪的《四声三问》从 印度 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事实出发，探讨了其对汉语音韵发展的作用，分析了 梵语 发音对汉语音调的影响，进而解释出汉语四声音调的历时变化过程。通过对比 印度 古时 唐僧 所称的《声明论》之三声，陈寅恪在分析汉语音韵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近代汉语的音韵和语调的特征，他借用传统的“体用”之说，论证四声的产生与 佛教传入中国 的关系，解释了四声与中国宫、商、角、徵、羽的关系；以五声为体，四声为用，陈寅恪以严谨缜密而又公正科学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外来文化对汉语的影响，认为四声的演变、骈[pián]文的繁荣和 近体诗 的兴起，都与四声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

人物作品

人物评价

作家 陆键东 评价：“有些人死了，但他依然活着。作为历 史学 家，陈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尔不群的著作之中；作为一个文化大师，陈寅恪的灵魂已经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 文化史 上。”

中国历史学家 周一良 评价：“陈先生（寅恪）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无从着手，不可企及。”

著名历史学家 傅斯年 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 来一 人而已。”

陈寅恪的弟子、史学家 卞僧慧 ：“陈寅恪先生教育我们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

著名学者 毛子水 曾评价：“那年夏天 傅斯年 也从 英国 来 柏林 ，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 中国 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 俞大维 。’”

陈寅恪的弟子、语言学家、历 史学 家、佛学家 季羡林 评价：“乃师（陈寅恪）博学多能，泛滥 无涯 。”

国学大师刘文典评价：“ 联大 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 冯友兰 先生是一个， 唐兰 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国学⼤师 吴宓 评价：“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

哲学家 金岳霖评价：“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

钱钟书讽刺陈寅恪：“解放前某位大学者在讨论 白居易 的《 长恨歌 》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考证‘ 杨贵妃 入宫时是否 处女 ’的问题，而这是一个比‘ 约翰·济慈 喝什么 稀饭 ’、‘ 亚历山大·普希金 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仿佛要从X光 透视 里来鉴定图书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

近代国学大师 钱穆 评价：“陈寅恪的作品一是‘冗沓[tà]而多枝节’且不可诵；二是‘临深为高，故作摇曳’。”

家族成员

人物轶事

四不讲

陈寅恪先生，曾坦言自己的讲课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讲课，听众甚多，甚至连 朱自清 、 冯友兰 等知名教授也风雨无阻前去旁听。陈寅恪的“四不讲”其实就是说点自己的话，言人所未言，讲人所未讲。

妙对吴宓

1929年吴宓与其原配夫人陈心一离婚，意图与 海伦 女士结合，但后来海伦与他人结合，吴宓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陈寅恪为安慰 老友 而送联给吴宓，联曰：“ 新雨 不来旧雨往，此生未卜他生休。” 上联取自 杜甫 《秋述》一文中的“常时 车马 之客，旧， 雨来 ；今，雨不来”，下联是 李商隐 《 马嵬 [mǎ wéi]》诗中的一句，此联两处暗嵌吴宓字“雨生”，“新雨”与“旧雨”相对，暗喻与吴宓有关之两位女性，而这两个词又分别与下句的“他生”和“此生”相对，喻示了吴宓的今生必定充满悲剧，而来生是否幸福也不得而知。 吴宓 得此联后知道是 老友 对己之幽默雅致的同情之语，而陈寅恪也正是此意，因为他知道对于吴宓正面的劝解往往不会有效的。二人相知如此，不愧为真正的终生知己。后来吴宓自己也曾戏撰一联，对一生予以总结，其中也暗嵌“雨僧”二字，可以与陈寅恪此联相呼应，联曰：“一生长畏风留雨； 三宝 终依 佛法僧 。”

大宴东方楼

陈寅恪初到 哈佛大学 ，不少中国同学、同乡接连为其接风洗尘，陈寅恪为表示谢意决定于“东方楼”（哈佛附近最大也最有名的中国饭馆）大设 宴会 ，宴会出席者人数众多，菜肴丰盛，和当年 北京 、 上海市 著名 大饭店 的规模和内容相差无几， 燕窝 、 鱼翅 、海参及中国各地名特产等应有尽有，所费自然不宽。陈寅恪不像 吴宓 属于公费留学生，他完全是自费留学，所以长期在外生活，经济上常常紧张，但因个人节省，除买书外基本无其他日常花费，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筹划经营的办法，所以陈寅恪可以拿出钱来招待朋友，后来吴宓认为陈寅恪请客一事可以算作中国留学生在 哈佛大学 之趣闻之一，因此套用《 红楼梦 》中的题目，把它戏编为小说回目：“陈寅恪大宴 东方 楼，吴雨僧三探南车站”。

墓葬与后世纪念

墓地

陈寅恪的墓地位于 江西省 中科院 庐山植物园 的三老墓（即 庐山植物园 的创办人 胡先骕 [hú xiān sù]、 陈封怀 、 秦仁昌 三人之墓）附近，陈寅恪夫妇墓地左侧石头上的碑文为 黄永玉 先生所撰，上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落款为“后学湘人黄永玉敬书”。陈寅恪夫妇去世后，他们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 银河公墓 ，因“文革”时期遭受迫害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陈寅恪先生的遗骨，直到2003年4月30日，植物园征得陈氏姐妹（ 陈流求 、陈小彭）同意后，将陈寅恪夫妇骨灰入土 庐山植物园 。

纪念活动

2019年11月1日至2日， 清华大学 国学研究院 主办的“ 清华大学 国学研究院复建十周年暨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陈来 主持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陈来认为纪念陈寅恪先生的重要方式是总结其学术贡献与方法，并加以发展和开启中国学术的新篇章。纪念会的第一场是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副院长 刘东 的主旨演讲《古今中西间的陈寅恪》。为了准备这次纪念会，刘东一年前组织了“重读陈寅恪”工作坊，带领学生系统阅读陈寅恪的著作。在讲稿中，刘东从四个角度阐述了对陈寅恪的理解。11月1日下午， 清华大学 国学研究院自2009年复建以来招聘和培养的 博士后 ，按照 历史学 、儒学、文学文献等主题进行研讨。参与论文发表与评议的有来自 清华大学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等的二十余位学者，论题包括陈寅恪的生平、 唐朝 政治史、儒学、近现代学术史、 文学史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领域。

故居

康乐园 ，位于 中山大学南校区 ，因曾是山水诗人 谢灵运 居住之地得名。其中， 格兰堂 南有一座红色两层楼，是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的故居。故居原名麻金墨屋一号，建于1911年，由 美国 麻金墨夫人捐建。1949年，陈寅恪从 上海市 来 广州市 任教于 岭南大学 ，1953年夏他搬入此楼，并在此度过十六年。故居前的 水泥路 以白色分外 醒目 ，为方便视力不佳的陈寅恪行走而设。故居前门有 饶宗颐 先生题写的 陈寅恪故居 牌匾和“ 东南区 一号”的木质门牌。故居正厅中，有陈寅恪的半身 塑像 。壁上 陈炜湛 [chén wěi zhàn]教授用 甲骨文 手书的陈寅恪名言是陈先生在1929年为 王国维 撰写的碑铭。二楼的 陈设 保持陈先生生前的原貌。北墙窗户外可见陈寅恪的铜像。南面宽敞的走廊分为书房和教室，都留有先生当年的家具和教学工具。走廊东部的书房，是陈寅恪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书的地方。《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 》等重要论著均在此完成。

人物争议

陈寅恪的争议主要还是他姓名中最后一个字的读音，主要有两种叫法：ke（四声）、que（四声）。在民国时期确实有不少人“que”音的现象，比如 赵元任 、 杨步伟 夫妇指出“恪”字的确有很多人误读若“却”； 胡适 在1938年7月29日向英国 牛津大学 写信推荐陈寅恪出任该大学汉学教授时写道“Prefessor Ying- Chiuh Chan is about 47 years old..(陈寅恪教授时年47岁)”，这一写法念出来是“陈寅恪（却）”；陈寅恪的女儿在填 学籍 报家长名时就读“que（却）”，读法来自陈寅恪祖籍江西修水的 族谱 ，属于客家方言的旧读。但据 王钟翰 《陈寅恪先生杂记》中记述陈寅恪讲课略带 长沙 口音，因此本人不太可能发出汉语普通话中的“que”音，而且陈寅恪家族中许多恪 字辈 的成员都不读成“que”，因此陈寅恪（que）的名字也应该是误读。实质上，今天不少读“que”的人，更多是出于对自己师长的尊重，态度是有些非理性的文化崇拜意味，按照目前比较流行的 普通话 发音，读成“ke”是最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