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王国 桢[zhēn] ，字 静安区 ，又字伯隅，号礼堂、人间、永观、东海愚公、观堂等， 谥号 是忠 悫[què] 。汉族，
王国维，中国学者， 海宁市 人。 清朝 秀才 ，早年科举仕途不畅，王国维就到 上海市 的《 时务报 》担任书记一职，并结识 罗振玉 。之后罗振玉出资让王国维赴日留学。1903年归国，然后王国维进入 张謇 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就职。在1904年下半年，王国维前往 苏州市 就任 江苏师范大学 学堂教员。1905年11月，王国维离开苏州回到海宁老家。同年，王国维跟从罗振玉北上 京都 谋职，不久后王国维为学部总务司行走，后又转任学部 图书编译局 编译以及被委任为“编定名词馆”协修。1911年11月，王国维前往 日本 ，1916年2月份回国。回国之后，在 哈同 所办仓圣明智大学执教。1922年，王国维前往 北京大学 就职，之后离职。在1923年4月到1924年11月，王国维担任南书房“行走”。1925年，王国维到 清华大学 就职，除研究古史外，兼作 西北 史地和蒙古史料的整理考订。其后又因为长子去世这一变故所发生的事情与 罗振玉 决裂。最后，由于社会环境恶劣，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 昆明湖 。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他精通英文、 德语 、 日语 ，对外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使得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具备独树一帜的优势，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 中原地区 旧文学的第一人。 陈寅恪 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学术大师，被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教育、戏曲、美学等领域也有深远影响。王国维生平著作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 收入《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亦称《 王国维遗书 》）的有42种。以《 观堂集林 》最为著名。其著译以2010年出版的《 王国维全集 》收罗最全。 顾颉刚 评价道：“他虽然只活了五十一岁，假使他能有 康有为 般的寿命，他的成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现在呢，他竟然中年而逝，竟然自己将自己筑起的学术高台毁灭。为学术界着想，他的死是一个极重大的损失，说不出代价的牺牲。”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 浙江省 海宁州 盐官镇 双仁巷（今浙江省 嘉兴市 海宁），祖籍 开封市 。王氏家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及学人辈出的 海宁市 乡风，对王国维的成长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 王沆 ，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
王国维出生后，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光绪九年（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 王乃誉 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他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
光绪十二年（1886年），王国维全家迁居城内西南隅 周姓 兜新宅，此处后成为 王国维故居 纪念馆。光绪十八年（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四月，王国维前往 杭州市 参加 府试 ，但未考取。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进一步学习，王国维于 光绪 十九年（1893年）七月再次前往杭州参加科试。1894年，他前往杭州考入崇文书院。可王国维对崇文书院主要教授的 八股文 无兴趣，再加上各项开支费用较大等原因，不久他就离开崇文书院回到 海宁市 。回到 海宁市 后，王国维密切关注时局变化，又充任几家私塾先生来获取薪水补贴家用。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 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 中原地区 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 盛世危言 》《 时务报 》《 格致汇编 》等等。1895年11月，王国维与同邑商户莫寅生之女莫氏结婚，生高明。婚后，王国维继续按照父亲意愿准备参加来年的 乡试 ，又未及第。至1897年，他在 同邑 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做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时务”谋生
出洋留学不成，科举仕途不畅，于是王国维不得不奔赴 上海市 开始他新的人生征途。王国维到上海后，他许多的同学好友都积极为其谋划，终于由当时在上海《 时务报 》担任书记一职的同学许家惺，他辞掉了书记一职并推荐王国维就任。《时务报》创刊于 光绪 二十二年（1896年），根据 康有为 策划，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专门宣传维新思想的旬刊。刚到报馆没几天，王国维就向同事借阅 梁启超 撰写的《读 西学 书法》及《农务新诠》等书籍，从中学习阅读外国书记的要领以及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在这期间，王国维得以师从“康门弟子” 欧矩甲 ；同年3月，康有为在京发起保国会，王国维曾去拜访。之后，王国维因为薪水问题和当时报馆总理 汪康年 兄弟发生了嫌隙，让王国维心里更加郁闷。但是王国维对追求新学的热情丝毫不减。为了实现其新学救国的梦想，利用公余时间，他到金石学家 罗振玉 和藤田丰八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及 物理化学 ，他和 沈纮 、 樊炳清 虽未及格但仍入学。之后，王国维就结识了罗振玉，并且还在罗振玉的帮助下完成了学校的课程。
留洋前后
光绪 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中旬，王国维因 营养不良 加上劳累过度导致腿病发作，就不得不回到 海宁市 老家治疗修养。八月，王国维出生两个多月的长女夭折。九月，维新变法失败，《 时务报 》停刊。十一月，王国维再次离开家乡前往 上海市 。罗振玉在创办了《农学报》，于是王国维就被罗振玉安置在《农学报》馆里，担任东文学社庶务，月薪30元大洋。与此同时，王国维还继续在东文学社继续学习课程，不仅 日语 有进步，在英语、数学、化学等课程上也有一定的学习。 光绪 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王国维的谋生很顺利，且与妻子还有了一个儿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王国维知晓了 浙江省 将开设官费“出洋考试”。三月，王国维在 罗振玉 的支持下来到回 杭州市 准备参加这场考试，但是时间被推迟了，于是王国维又回到 海宁市 等待出国留学的时机。之后，罗振玉再次去到 上海市 ，邀请王国维继续办理《农学报》事务的同时，还表示愿意资助王国维到 日本 留学的一切费用。六月，王国维再赴上海做翻译工作，结识 狩野直喜 。 光绪 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春，应罗振玉之邀，赴武昌湖北农务学堂任译授。夏，王国维到沪主编《 教育世界 》杂志。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二月，王国维在罗振玉资助下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物理学校研习数学与理学，专注于学业。次年（1902年）六月，王国维因腿疾复发提前归国。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七月，王国维从 日本 归来后，就返回 海宁市 老家学习 西方哲学 。十月，王国维接到了京师大学堂和 南通市 （今 南通市 ）师范学堂的邀请，经过与其父亲的商议，于十一月就任由 张謇 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哲学、心理学、 伦理学 等。但是王国维在此学堂近一年的教学生活并不如意，还在结束教学工作返回海宁的途中，行李箱上的锁掉落，箱内的贵重物品要么被浸湿要么不知所踪，然后这件事就致使他大病一场。而且，在即将完成教学任务时，王国维得知了有一个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在 光绪 三十年（公元1904年） 春节 过后，王国维一直没有等到这个消息，却接到了 罗振玉 邀请王国维出任《教育世界》的真正主编。十二月，王国维前往 苏州市 就任 江苏师范大学 学堂教员。同时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兼通世界之学术”的“独学”阶段，写出《 红楼梦评论 》等多篇哲学、美学论文。后自编为《 静庵文集 》，于1905年出版。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十一月，王国维离开苏州回到 海宁市 老家。
寄寓京城
光绪 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罗振玉入京师任学部参事，王国维就跟从罗振玉一家北上 京都 谋职。初到京城，王国维就住在 罗振玉 的寓所里面，一边等待罗振玉为他向学部谋职，一边为《 教育世界 》编译稿件。此后，王国维一直在谋职上受挫， 光绪 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八月，王国维的父亲病故。于是，王国维辞别罗振玉一家，南下海宁奔丧。在为父亲守孝期间，王国维还为父亲撰写了一本生平事迹——《先太学君行状》。在守孝期满过后，王国维送二十岁的弟弟 王国华 前往 上海市 谋生，自己又在 光绪 三十三年（1907年）初春返回 北京市 。不久之后朝廷就任命王国维为学部总务司行走。随后，在 罗振玉 升迁之后，就举荐王国维，王国维进而转任学部 图书编译局 编译，之后又被委任为由 严复 任总 的“编定名词馆”协修。然而，就在他进入学部 图书编译局 工作不久，妻子 莫姓 因生产染病病危。 光绪 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七月初，王国维回到家乡，但是十天过后妻子还是离世了。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一月，继母也病逝了。同年3月，王国维迎娶莫氏的表外甥女 章怀皇后 。随后，王国维携带一家老小北上京城，安居在北京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后。虽然他每天要到清朝廷学部所属的图书编译局“上班”，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却始终沉浸在 戏曲 的史海钩沉里。从这一年的八月到 宣统 三年（公元1911年）十月，王国维先后完成了戏曲考原》、《曲录》《录曲馀谈》《 优语录 》《唐宋 大曲 考》《录鬼簿校注》等作品。
流寓日本
光绪 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一月， 光绪帝 去世，于是两岁多的溥仪即位。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的十年间， 清代 已经经历了近千次人民暴动和国内民众武装斗争。随着 孙中山 和 黄兴 领导的 黄花岗起义 打响，接着随着 四川省 的“ 保路运动 ”发动，四川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全国各地的暴动此起彼伏。面对全国这样的局势，在 宣统 三年（1911年）十一月中旬，王国维与罗振玉等四十多个人，在 天津市 乘坐日本商轮从大沽口起航前往日本神户，并在当月27日安全抵达神户码头。初到 日本 ，王国维一家住在京都郊外吉田山一带的田中村，王国维一家住在山坡上。之后，王国维又搬迁定居在神乐冈净土寺附近的一处住所里，一住就是接近五年多。抵日后，其研究方向开始从哲学、文学转向经史、小学。他与 罗振玉 在学术上相互交流切磋，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藏书时得以尽窥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王国维治甲骨文字也始于此时。王国维专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代中国历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各方面皆有涉及。在日本期间王国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1912年，和 缪荃孙 、 铃木虎雄 多有书信往来，并结识 青木正儿 。1913年，创作《 宋元戏曲史 》。而在中国这边，溥仪退位，中华民国在 南京市 宣告成立。在流寓 日本 的几年时间里，王国维主张回归“国学”，于是在国学方面的著作有《 简牍检署考 》《 齐鲁封泥集存 》《 流沙坠简 》等。自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六月开始，王国维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共编撰了《宋代 金文 著录表》(1卷)和《国朝金文著录表》(6卷)等著述及两篇序文。王国维所著涉及多个领域，在 历史地理学 方面的著作有《鬼方昆夷护犹考》，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清王朝灭亡，结合人生体验，有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在中国 古代历法 方面，就撰写了《生霸死霸考》。
归国路途
王国维自 宣统 三年（1911年）十一月到达 日本 后，曾两次回国，第一次是1915年3月，携眷返国，会 海宁市 扫墓 后到 上海市 ，本打算到 安阳市 、 洛阳市 考察，但因为眼疾未果。正巧 沈曾植 寓居麦根路，常常去请教，与之结交。月底，与 罗振玉 一起返回日本，结识 神田喜一郎 。第二次是1916年2月4日，王国维到 京都 已经历四暑五冬，均有罗振玉出资补助，由于生计问题，且不愿再麻烦罗氏，便决定回国。正巧同乡邹安替上海著名英国富商 哈同 给王国维写信，希望他可以出任《学术丛编》的编辑，于是在给罗振玉拜年后，偕长子回国任职。2月11日，王国维到沪后移居吴兴里392号，继续从事 甲骨文 、考古学研究。
“哈园”就食
王国维回国后，就应邀到“哈园”来主持一份还未创刊的名叫《学术丛编》杂志。哈园，是哈同花园的简称。其实这个花园的正式名称叫作爱俪园。创建哈同花园的是哈同夫妇。19世纪末 哈同 夫妇在时来运转之后成为了 上海市 首屈一指的房地产大鳄，并担任了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在有金钱和地位之后，这对夫妇就开始热心文化、教育、慈善事业，并创建了哈同花园和华严大学，之后改名为仓圣明智大学。
当时这所大学准备创办关于 甲骨文 研究的相关研究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此时恰逢王国维回国并希望到上海就职，于是同乡好友邹安知晓王国维在 甲骨文公司 研究方面已经卓有成就，就邀请王国维到这所大学研究哈同花园内收藏的多达一千余片的甲骨，并筹办相关学术杂志之举。但是王国维认为这所学校没有治学方法以及主持者也是没有治学精神，有点后悔当初的贸然应聘。但是 罗振玉 劝告王国维不要与哈同花园闹僵，希望王国维能够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于是王国维又与介绍人邹安经过多次协商，终于正式进入了哈同花园。之后，王国维就发表了《学术丛编》，由哈同花园出资，但是发表著述的 决定权 由王国维一人掌握。
据统计，在其主笔《学术丛编》四年间，该杂志共出版发行24期发表著述52种，而王国维一人就有24种著述刊登其上，数量几乎达到一半。由此可见，《学术丛编》成为王国维和 罗振玉 在几年间发表著述的主要阵地，而王国维也成为《学术丛编》名副其实的“主笔”。当时，仓圣明智大学的主持者 姬觉弥 希望王国维兼任此大学的教授，为学生讲授 经学 。王国维碍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答应下来。由于家中子女众多且开销大，王国维于民国六年（1917年）12月份，又通过友人得到了一份编写书目的兼职。
北大之决
北京大学 的前身是 京师大学堂 ，自1898年创建到1917年 蔡元培 出任校长，在这20年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滋生了严重不良习气，可以说是积弊丛生、流速横溢。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就任文科教授，是在蔡元培上任半年之后，也就是在民国六年（1917年）9月。但是此时的王国维正在研究 甲骨文 ，没有贸然答应。在四个月后，北京大学第二次邀请王国维，但是王国维因为种种原因还是婉辞了。在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6月，王国维收到第三次邀请，又拒绝了。第四次邀请是在民国八年（1919年）底，第五次邀请是在民国九年（1920年）底，这个时候， 北京大学 已经成立了国学研究所，希望聘请到王国维担任研究所的学术远程指导导师。最终，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3月，王国维终于接受了北京大学的邀请，入职北京大学。民国十二年（1923年）春，溥仪欲遴选海内硕学之士，同年4月16日，经升允推荐的王国维获溥仪下“谕旨”任命，与杨钟羲、景方昶、温肃一同在南书房行走。5月31日王国维抵达 北京市 。四天后便进入 故宫 从此开始了他“行走”南书房的短暂岁月。
京都际运
然而，王国维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因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篇宣言而宣告结束，这一宣言指斥清小朝廷皇室人员盗卖宝藏、毁坏古迹，引起王国维的强烈不满，于是就写了一封长信为清室予以辩护。而且在这封信中王国维还向 北京大学 发出了“决裂”的宣言，以自己身体病弱为借口，停止在北京大学就职。在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底，王国维单方面终止了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一职，结束了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同年11月， 冯玉祥 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结束了他的“行走”南书房之职后。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清朝），因阻于家人而未果。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王国维就应 清华大学 之聘入住清华园，从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稳定舒适的短暂生涯。王国维初到清华时，国学研究所正处于筹建当中，具体负责筹建工作的办公室主任 吴宓 就经常前往王国维的寓所请教筹建事宜。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9月9日正式开学。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的两年间，主要时间都用在了教授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等方面。
罗王之裂
1919年，王国维与罗振玉结为亲家，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王国维长子王潜明突然生病，经过治疗但是病一直不见好，并在9月26日病逝，这成为王国维与罗振玉30年莫逆之交决裂的导火索。王潜明是 海宁市 王家的 长房集团 长孙，寄托了王家的殷切期望。之后，王潜明投考海关成功，准备调往天津海关工作。但是，王潜明和其妻子的性格都非常要强，王潜明不愿意之后再 天津市 工作的时候住在罗家。在长子王潜明病逝之后，王国维就在 上海市 办理王潜明的丧事并沉浸在悲痛之中，罗振玉也赶到了上海，并在女婿王潜明入殓后带着自己的女儿 罗孝纯 不辞而别回到了天津。于是，王国维感到极为不满。随后，随着两位 亲家 关于海关发放的 抚恤金 归属问题展开了书信辩论，双方的言辞逐渐激烈并且上升到人格方面，从而最终导致了近三十年的深厚友情和学术情谊的彻底决裂。在这之后，再无交流。
学人之死
1926年7月， 中原地区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 国民革命军 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 蒋介石 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北洋军阀 内部也发生内部战争， 北京市 的政权交换频繁。学界也在政府高压下抗争、惶恐和苟活，当时的社会状态极为混乱。像王国维这样的品格高贵的学界 钜子 ，是经受不住侮辱的。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吸完一根烟，11时左右，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并留下一封遗书，遗书的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最后落款时间和签名是：“五月初二，父字。”遗书内容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我死 后当草草棺殓，即行 藁[gǎo] 葬于清华 茔[yíng] 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死因争议
殉清说
持这种观点的有两类不同的意见。第一类是最早提出的，正面肯定“殉清”，支持这类说法的多为 清代 遗老或以清朝遗老自居的人，认为王国维的死是为清室殉节。殉清论的炮制者是 罗振玉 ，在王国维自沉过后，他写了一份《遗折》交给溥仪，溥仪大为感动。第二类支持“殉清说”，他们站在反面立场上，对“殉清”持否定态度，认为王氏“殉清”是错误的。他们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人民的立场批判王国维，认为王国维是遗老的身份，为封建统治势力的灭亡而殉葬。从近十年的论文研究来看，支持“殉清”说的大多为第二类。但是“殉清”的疑点很多。首先，王国维如果要殉清应该在 辛亥革命 时，因为在1927年，就算北伐军要进攻 北京市 ，溥仪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自保，谈不上折辱。其次，王国维当时只是南书房行走，是一个五品小官，当时担任大官的都不殉清，他何来理由殉清。第三，《遗折》是 罗振玉 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所捏造出来的。综上所述，“殉清”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迫害说
这种观点认为王国维是罗振玉逼迫而死。但是关于这个逼迫而死又有不同的版本。在溥仪《 我的前半生 》里面，王国维是因为帮溥仪卖画，罗振玉去帮卖画并将所卖的画的钱扣下以抵偿王国维欠的钱款。在郭沫若的《 鲁迅 与王国维》里面，王国维的儿子帮助罗振玉在 天津市 开书店，但是这书店赔本太多，于是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天津，这就伤了两个人之间的情谊。还有一个说法是史达在《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因》，罗女是王国维的儿媳，在王国维长子去世后， 罗振玉 要求王家每年拿出两千元作为津贴给罗女。以上三个说法都试图证明王国维因债务问题，被罗振玉逼得太急不得已自沉于昆明湖。
畏惧革命说
这种观点认为，王国维是出于对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的恐惧而导致其自沉于昆明湖。 顾颉刚 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认为， 国民革命军 在湖南长沙把 叶德辉 枪毙，在 浙江省 把 章太炎 的家产籍没，深深刺痛了王国维的心，使王国维认为革命军进入北京后，他们也会依法炮制，办他一个复辟的罪名。因此，与其到时受辱而死，还不如趁早做个清室忠臣，落个千载流芳。 梁启超 在给其女儿梁令娴等人的信中也谈到了与此差不多的观点。 卫聚贤 在《王先生的死因，我知道了一些》一文中，除了提到以上几点，还提到，1927年6月1日晚上王国维看到了《世界晚报》刊出的《戏拟党军到 北京市 后被捕的人物》，王国维的名字也列在其中，并认为这有可能对王国维最终走向死亡起了重要刺激作用。他们认为由于王国维埋头于故纸堆，并且还拖一个大辫子，和他所了解的 叶德辉 有些类似，因此王国维担心北伐军到达北京后，他就是第二个叶德辉。 但是，“畏惧革命”说只能是诱因或一个并不主要的因素，王国维所殉的乃是趋于消亡的 中华文化 ，“辫子”和“清”都不过是这种传统“旧文化”“旧道德”的象征。
献身文化说
关于“殉文化”说，最早的提倡者是 陈寅恪 ，陈寅恪是王国维的弟子、同事以及好友，所以说，他的话事颇有份量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序》首先提出殉文化一说。陈寅恪的学识、家世以及为学的性格与王国维很相似，且两人只是交往一年有余就成为王国维的知己，所以陈寅恪很了解王国维。所以，陈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说，是王国维自沉的诸多外因当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真正的导火索。
悲观论
缪钺 与 萧艾 是最早提出王国维自沉是受 阿图尔·叔本华 悲观主义 人生观影响的人，他们也是悲观论中最具代表和权威的人。赵利民也认为王国维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促使他的自杀，而王国维之所以具有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人生观是因为他无法摆脱矛盾和文化心态。这种矛盾的文化心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传统思想观念与 资产阶级 启蒙思想观念的矛盾；第二个是王国维自身对 西学 本身所具有的矛盾心理。总的来说，持“悲观论”的文章都没有跳出 缪 与萧艾的圈子，没有找到更新的材料来佐证此观点。
主要著作
文学
纵论“红楼”
1904年王国维发表《 红楼梦评论 》。《 红楼梦 评论》一共五章，约一万五千个字。“欲”是王国维评论《 红楼梦 》的理论支点，然后将《红楼梦》与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的《 浮士德 》进行比较，进而阐释《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以及作出伦理反思，最后为后起的“新红学”提出了研究“发题”——作者的姓名以及著这本书的年月。
《静庵诗稿》
《静庵诗稿》是王国维1905年9月亲自选编后出版的《 静庵文集 》的附属品。一共有49首诗歌，承载了王国维短暂人生中珍贵的片段记忆以及太多的情感和思想发酵。
“词话”人间
阕词
王国维一生填词115阕，其中于 光绪 三十二年（1906年）春编选的《人间词·甲稿》收有61阕，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编选的《人间词·乙稿》收有43阕，这些词都是王国维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 光绪 三十三年（1907年）之间填写的，并陆续发表在《 教育世界 》上，另有11阕词是他后来填写的。在王国维这115阕词中，有一个现象很有趣，那就是所有的词几乎都是“ 小令 ”，并无一阕“ 长调 ”，而且《蝶恋花》和《浣溪纱》的 词牌 使用最多。
《人间词话》
《 人间词话 》写于 光绪 三十二年（1906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之间），并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于《 国粹学报 》上分三期连载，是王国维运用 中原地区 传统词话方式所写的一部 文学批评 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共收录词话64则，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词学理论中的“境界说”进行阐述；二是以时代为脉络通过对历代词家之作的解析，对如何创造“境界”以展示诗词魅力进行分析；三是通过对历代文学体式演进过程进行解析，作为词学理论中“境界说”的补充和延伸。
戏曲
《戏曲考原》
王国维从宏大处着眼，由细小处着手，用 中原地区 传统而精审的考证方法，巧妙地结合西方文学观点，对 戏曲 的起源进行了科学而细致的考证和阐释。在这一考证、阐释过程中，王国维笔锋干脆而犀利，观点明确而严谨，全篇布局严整，文字洗练精准，诸多论点都是前所未有的。
《曲录》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剧目汇编性著作，王国维历时10个月参阅近百种书刊，终于在 宣统 元年（1909年）5月完成了《曲录》的编撰工作。在这部规模宏大、编撰严谨的《曲录》中，王国维将全书分为“宋金剧院本部”、“ 杂剧 部上”、“杂剧部下”、“传奇部上”、“传奇部下”和“杂剧传奇总集部”六卷，共辑录曲目3178种，虽然留传于世的全本只有十分之二三，但对王国维全面了解 戏曲 则有了一个整体概念，为他后来撰写戏曲研究扛鼎之作《 宋元戏曲考自序 》打下了不可忽缺的基础。
《录曲馀谈》
宜统二年（1910年）6至8月分三期连载于《 国粹学报 》上的《录曲馀谈》，是王国维继《曲录》后完成的第三部戏曲专著。在这部专著中，王国维不仅记述了戏曲总目或总集的得失，而且对中国历代戏曲进行了深入的考辨，并运用西方 生理学 学理对中国戏曲中的角色进行观照。
《优语录》
《优语录》，是王国维参阅前人诸多史话和笔记等书籍，辑录自唐至明期间共50则“优人”戏语的一部戏剧研究论述。优人，在这里专指扮演杂戏的人。而由这些人演义的杂戏，也就是俗称的滑稽戏是向来不受文人雅士看重的，而王国维却苦心孤诣在浩瀚的史料中扒剔整理，不仅意在保存这些散佚 尽的稀有戏剧剧种而且还由此探求中国戏剧的源流，并获得了戏剧与这种滑稽戏之间 存有 内在联系的一大发现。
《唐宋大曲考》
《唐宋大曲考》，是王国维在连续五期发表于宜统二年（1910年）《 国粹学报 》上的《宋 大曲 考》的基础上的深化之作，也是他继《戏曲考原》后对 戏曲 进行细化考证的又一篇大著述。这篇著述中，王国维指出“ 大曲 ”一词最初见于 东汉 蔡邕 的《女训》，而详细的解释则在 沈约 的《宋书·乐志》，是以同一种乐调重复演奏的大型乐舞。为了考证这种乐舞的起源，王国维参阅诸多经典史料和笔记资料，先是辑录宋代大曲的相关内容，随后从中发现宋代大曲实际上是出自 唐朝 大曲，而唐代大曲又起始于《 伊州 》和《凉州》等曲目，由此不仅可以得出 大曲 起源地在中国 西北 的边远地带，而且还与少数民族地区独创的一种 杂剧 相关联。所以，王国维在文章最后指出了“大曲与杂剧二者之渐相接近”这一新颖观点。
《录鬼簿校注》
《录鬼簿校注》，顾名思义，是王国维对 元朝 钟嗣成 所著《录鬼簿》的校注。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是 元朝 一位剧作家。这部完成于元 至顺 元年（1330年）奇书异典，应该是一部主要记述元代剧作家及其剧作的传记类著作。确实，在这部两卷本的书中，钟嗣成共收录剧作家152人，剧作四百余种，其中不仅有如今人们都比较熟悉的 关汉卿 及其剧作《 窦娥冤 》和《 汉宫秋 》等，更多则是一些不知名的剧作者及其作品。对于这些剧作家及其作品， 钟嗣成 既为他们一一作传、留存其作品，还对那些生活窘困但很有才华的底层剧作家给予了充满感情的点评。而正是这样一部没有把笔墨涂抹给已经鲜亮名家的著作，自元代传世以来竞屡屡被世人传抄，也因此传到王国维手中时已经是 误比比，使其觉得实在有必要对这部著作进行重新校注。
《古剧脚色考》
《古剧脚色考》，是王国维对唐宋以来中国古典戏曲中角色的渊源及其变化发展所进行的一次深入考证。在这篇著述中，王国维可谓是旁征博引，融贯中西，不仅对戏曲中各种角色的名称、源流、发展和变化进行严谨审慎的考证，而且对这些角色在剧中的作用及其如何发挥展示作用都做了科学的分析，特别是他借用西方心理学和 生理学 中的观点来观照中国古老戏曲的这一做法，堪称是站在了世界文化前沿且带有中国特色的一次学术考证行动，在当时具有无人能及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宋元戏曲考》
民国元年（1912年）11月，王国维欣然接受 商务印书馆 的邀约，开始撰写《宋元戏曲考》这一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开山作用、被誉之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的著作。在这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将五万余字的全文分为五大部分十六章，从其内容上来看确实应该属于考证范畴。这五大部分为：一、阐述中国戏剧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二、考证中国戏剧形成于宋、金的根源，并对这一时期中国戏剧的现状予以论述；三、对 杂剧 的源流、兴起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其存亡和结构等进行解析，并论述了其在中国 文学史 上的历史地位；四、对元杂剧的 院本 与南戏之间的渊源进行论述，特别是对南戏作了重点考证；五、作为全书的“余论”，对 中原地区 戏剧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论述。另外，王国维在全文之后还附录了43位元代戏曲家小传，这很显然是引自他在辑录《曲录》时所获。
国学
《简牍检署考》
旨在考证中国古代书册制度演化源流的《简 检署考》，虽然全文只有一万三千字，但王国维竟先后四次对其修改和完善，可见他对这篇学术著述用功之甚、重视之深。
《齐鲁封泥集存》
所谓 封泥 ，其实就是在捆扎简牍的丝绳两端或交叉处用 黏土 固定封存，并在黏土上铃印以备验证，而这块盖有印章的黏土就叫“封泥”。这块相当于后来 火漆 或现代封条的“封泥 也有叫着“泥封”或“芝泥”的，主要随记载有重要文书的简牍而存在，一般盛行于两千多年前的 秦汉 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与《 封泥考略 》并行于世互为补充的《齐鲁封泥集存》中，王国维以其卓越深 的学术目光，从小小封泥中洞悉了其中价值，那就是以封泥上寥寥几字考释古代 官制 和古地理形态，这实在不是现今名为学者之人所能相望的。例如，王国维在《 齐鲁封泥集存 》序言中提到的他由封泥考释出“汉诸侯王官属与汉无异”的这一结论，就很明确地解决了以往人们通过 隶书 资料而没能考证确凿的问题。例如，王国维在辑成《齐鲁封泥集存》的基础上，后来还撰写了《秦郡考》、《秦都邑考》和《汉郡考》等著述，这些著述都很好地解决了关于 秦汉 历史和地理中存在的一些疑问。
《流沙坠简》
民国三年（1914年）1月， 罗振玉 和王国维分工协作，开始对沙碗所写《斯坦因在 土耳其 斯坦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稿中，所收录991枚汉简中具有诸多舛误的588枚进行重新考释。历时三个多月完成的《流沙坠简》，共分三卷，罗振玉主要负责其中与小学、 数术 、方伎及残损或字迹不清简牍的考释，而王国维则专门对记述有 汉代 屯垦戍边军事方面内容的残损简牍进行考释。《 流沙坠简 》初名《屯戍丛残考释》，由此可见王国维所负责考释的内容，无疑是这部著述的重点。
《明堂寝庙通考》
一部中国古代宫室建筑史。 明堂 ，原指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举凡朝会、祭祀、庆典或开科选士等国家重大活动都在此举办。然而，就是这样一处极为重要的政治场所，其建筑制度多有变化，以致到 秦朝 时就已模糊了先前的具体制度，而到 汉朝 后更是众说纷纭，聚讼不决。对此，王国维不仅参阅《 全本史记 》、《考工记注》、《三礼图注》、《 明堂 通释》和《 隋书 》等大量经典典籍，还将其与新近出土的 甲骨文 及 金文 等对照考订，从而廓清明堂建筑制度的历史迷雾，为古代宫室建筑的历史和礼制做出了科学的总结。在这篇著述中，王国维同样发扬了其贯通中西学问之擅长，采用演绎、比较和归纳的治学方法，溯本追源，详加考释，将 明堂 最初由家庭居室到帝王宫室的演化过程予以详细分析，同时还对 聂氏宗祠 和 寝庙 等建筑的形制及名称做了明晰。
《布帛通考》
《布帛通考》，又名《释币》。在这部上下两卷本的著述中，王国维以自己的广采博识，通过汉魏以来之历史文献比对出土文献实物，对自 汉代 至元代的布帛价格进行排比综合，并参照金银价格的涨落，从而对两者之间的关联作出了精审的考释。由此可见，这是一部通过 中原地区 服饰文化来考察古代经济情况的著述。
《胡服考》
一部关于 中原地区 少数民族服饰史的著述。在撰写这部著述的过程中，王国维通篇采用大段排比式的史料，可以说是引经据典，考证精密，参阅和引用的典籍数量是极为庞杂的。在初名《袴褶服考》的这部著述中，王国维不仅明晰了胡服流行于中国的经过，以及历朝历代胡服演变的情况，还对胡服在各个朝代中与其相配使用的各种装饰品，以及服装的质地和颜色等进行考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对胡服的考释中，还就此展开对 中原地区 古代 汉族 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进行考察。
《宋代金文著录表》（1卷）、《国朝金文著录表》（6卷）等著述及两篇序文
自民国三年（1914年）6月开始，王国维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共编撰了《宋代 金文 著录表》（1卷）和《国朝金文著录表》（6卷）等著述及两篇序文。由于王国维采用分类著录，并加注新式简称，不仅使这些著述成为 金文 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而且也大受学界的赞扬。对于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浩大的著述工程，王国维明了其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所以他序言中真诚地恳请后世学者予以补录。当然，王国维在随后转向 甲骨文 等学术研究领域时，特别是回国后也曾相继撰写了《毛公鼎铭考释》、《两周金石文韵读》、《秦新郵虎符跋》和《小孟鼎跋》等文章。
《古代外族考》
《古代外族考》，后定名为《鬼方昆夷严犹考》。王国维广泛参阅孟鼎、梁伯戈和 毛公鼎 等青铜器铭文，对照《 史记 》、《 诗经 》、《 竹书纪年 》和《 周易风水 》等典籍，运用古地理和古音韵学的知识，首先指出“鬼方”是族名而不是地名的论点，随后便肯定地指出“鬼方、昆夷、 荤粥 、严犹，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而这心族即是 匈奴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考释匈奴民族源流的学者，王国维不单是考释出匈奴民族这一族名的变化过程，还就此引起他对这一民族多年来融合变化问题的关注，但由于手边相关资料的不足，他坦率地表示他只是提出这一问题，留待后人详加考证。
《生霸死霸考》
这部著作是王国维对 中原地区 古代历法方面的一篇著述。霸，在这里读pò，又可写作“魄”，是指阴历月初时的月光。 汉代 刘歆 在《三统历》中说：“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对此，自 清代 以来一直是莫衷一是，甚至搞不清什么是“生霸”、“死霸”，就连清代大学者 俞樾 在援引汉代大儒 许慎 和 马融 等相关著述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中，竟然也出现了偏差。于是，王国维根据许慎的《 说文解字 》等典籍比照智鼎等三代青铜器铭文，终于指出这是古代把一个月分为四份的做法：“一曰吉初，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日即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日即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日即死霸，谓自二十三以后至于晦也。”对于王国维的这一解读，学术界现在虽然仍有争议，但还没有人提出能驳到这一解说的系统理论。
主要成就
甲骨文研究
甲骨的著录与缀合
在甲骨的著录方面，王氏编纂姬佛陀具名的《 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公布了 刘鹗 旧藏甲骨655片。甲骨的缀合是甲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最早进行甲骨断片缀合工作的是王国维。他1917年在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时，发现了《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10与《后上》8·14应为一片之折，并将它们连缀在一起，从而论定了殷人先公上甲至 主癸 的世次与《史记·殷本纪》不合，纠正了《史记·殷本纪》的错误。
甲骨文字的考释
王国维在甲骨文字的考试方面也多有发现，其考释甲骨文文字的方法有两种：①历史的考证。即根据“时代之情状”和“文字之变化”，观察 字形 、字音、字义分化演衍之迹，结合所有辞例进行释读，一次考察甲骨文字在具体历史语言环境中的应用。② 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在《 古史新证 》 中将 《二重证据法》总结为：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互佐证。
甲骨年代的考定
甲骨年代的研究方法有以下两种。①二重证据法：即把地下出土的甲骨材料与文献相印证，以此考定甲骨之年代。②用 卜辞 中的称谓考定甲骨的年代：王国维通过父、兄等称谓，判定 甲骨文 的具体时代。
二重证据法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二重证据法”。其一重证据是“纸上之史料”、纸上之文献、已有古典文献；另一重证据即是“地下之材料”、出土的地下文献和文物等。在实物和文献互证方面，王国维主要利用玺印 封泥 、 虎符 、唐尺等来考证经史，在研究版本目录学时也利用了很多古籍版本实物。在文献和实物铭文互证方面，王国维主要根据甲骨文、金文研究 商周 史，根据汉简研究汉唐历史，据碑文考证 高昌国 、回鹊史实，以及对石经作研究等，在使用材料时，文字考释、实物分析与文献考证三者融为一体。在文献与文献互证方面，王国维充分使用他当时所能看到的 敦煌市 文书，讨论了中古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而在中国 古代史 的研究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王国维也因此成为 中原地区 第一代著名的敦煌学专家。然而，王国维的“ 二重证据法 ”的应用最突出的还是上古史文献上，是《 古史新证 》，《古史新证》精义纷呈，是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之作，在 语文学 上、学术研究上产生极大影响。
人生三重境界
“第一境界”原出自 晏殊 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R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D 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王国维以这句话形容学海无涯，只有勇于登高远望者才能寻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不畏怕孤独寂寞，才能探索有成。
“第二境界”两句原出自北宋柳永的《凤栖梧》（即《蝶恋花》）的最后两句：“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原词本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若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不可；王国维以这两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指出这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实现，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觉得后悔。
“第三境界”原出自 辛弃疾 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 雪柳 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用这句话比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后突然获得成功的心情，这虽不是辛弃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远意。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乃恍然间由失望到愿望达成的欣喜。
"三种境界说"出自晚清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结构浑然一体,审美哲思隽永,是人类经验本质的艺术表达,揭示出人类某种带有普遍性的情境,旨在说明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即"自我觉醒——忘我求索——真我存在"具有层进关系的三个过程。
康德哲学
王国维在中国哲学学科建构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提倡思辨哲学，重视哲学研究的久远价值，促使哲学理论向纵深发展。王国维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哲学侧重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而缺乏纯粹的形上学的兴趣和成果。他分析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的差异，认为我国的思维特质是实际与通俗的，西方的则是思辨的与科学的。他要求把哲学从政治附庸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不为一时的政治目的所左右，以深化哲学研究。此外，王国维提倡纯哲学，彻底否定程朱理学，促进哲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结合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观念，梳理中国哲学，这一开创性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雏形，他批判程朱理学，为近代哲学革命起到了清道作用。王国维本人也就是以敢于冲破封建 道统 束缚的精神来批判官方哲学从而否定“理”的客观存在而宣传唯意志论，强调个人的作用。这对当时 资产阶级 要求改革和哲学革命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国维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他是第一个在 中原地区 将美学独立为专门的学科。不仅介绍 伊曼努尔·康德 、 阿图尔·叔本华 、 弗里德里希·尼采 的美学理论，同时还介绍 德国 的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 席勒 ， 英国 的博克、 约翰·洛克 、 大卫·休谟 ， 法国 的 经验主义 美学理论，并以此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考察我国的文学艺术作品。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基本上属于 伊曼努尔·康德 的超功利 形式主义美学 理论，对我国美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重视形式逻辑和吸取西方实证科学与乾嘉学派考据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学、 历史学 的研究。他不仅在分析批判“性”“理”等传统观念时运用了逻辑方法，而且在文学学、语言学以及史学的研究中运用逻辑方法，且多有创新，如“ 二重证据法 ”。
敦煌学
宣统 元年（1909年）9月当王国维与 罗振玉 等人一同观看、抄录 保罗·伯希和 所得“ 敦煌 遗书”时，他不仅与罗振玉等人一起积极地校勘和研究这些敦煌写卷，还撰写了《唐写本 敦煌县 户籍跋》《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和《唐诸家切韵考》等大量论文，其内容涉及制度史、 宗教史 、俗文学、 西北 历史地理学 和古音韵学等诸多方面，且论述深度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关于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中，将其视角扫射到他所谙熟的历史、地理和音韵学等方面的成就。
到1920年为止，王国维发表的 敦煌 写卷专论文有30篇（则），而且这些里面还不包括这一时期王氏所撰与敦煌学研究又密切关系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胡考》《井渠考》《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及为新疆所出些简牍、文书所作的跋文等。
王国维对 敦煌市 写本的早期研究，在敦煌学的初创时期具有多方面的典型意义。其在治学方法上的启示， 塞风 先生曾在《王国维与敦煌典籍研究》一文中作了以下四点很精要的概括：(1)坚持笃实的学风，实证的方法；(2)传统考据方法与近代逻辑方法相结合；(3) 微观 的考据与揭示历史的宏观事实相结合；(4)创始近代文史学的规范。
人物评价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陈寅恪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中原地区 近代思想家、政治家、 教育家 梁启超 ：王先生作为学人，不独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之所有的。王国维先生年过五十而毫不衰疲......若再加以十年，在学问上一定还有很多量的发明和建设，尤其对于研究院不知尚有若干奇伟的造就和贡献。
法国巴黎大学教授 保罗·伯希和 ：王国维是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第一流学者。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 蔡尚思 ：先师王国维，学问博且精；半生仅半百，贡献令人惊。
中原地区 现代著名历 历史学 家、民俗学家 顾颉刚 ：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使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现在呢，他竟“中道而废”了！他竟把想象中的一座伟大的九仞之台自己打灭了！为学术界着想，他的死是一个极重大的损失，说不出代价的牺牲。
学者 窦忠如 认为王国维的人生旅途虽然只有短暂的50个 春秋 ，但他在如此众多学术研究中几乎每一领域都有着极为独到精深的创见和造诣，所取得的许多成果至今也无人能与比肩。
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胡适 曾回忆王国维：“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现今的 中原地区 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 罗振玉 、 叶德辉 、 章太炎 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 梁启超 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并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指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 历史学 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 陈垣 。” 胡适 还提到：此老真是可敬可爱的，其学问之博而有要，在今日几乎没有第二人。
中国文学家、思想家 鲁迅 ：中国有一部《 流沙坠简 》，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理事 王攸欣 ：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 人间词话 》和《 红楼梦评论 》比 朱光潜 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家庭成员
轶事典故
海宁四才子
王国维16岁时，就已顺利通过了县试、州试和 府试 的资格考——岁考之后，这个年仅16岁的“童生”在家乡开始声名鹊起，遂与陈守谦、叶宜春、褚嘉 三人被当地民众誉为“海宁四才子”，而王国维当推第一。不过，“海宁四才子”的这种交游进学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便分散异地各奔前程了。
罗王之学
罗王之学指的就是1928年 殷墟发掘 之前（主要是20世纪前三十年），以 罗振玉 与王国维为代表的“ 甲骨文 ”学的研究。这一时期， 甲骨学 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于资料整理和文字考释方面，商史研究所占比例较小，但意义重大，对于确立甲骨文的学术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对于 中原地区 现代意义上 考古学 的诞生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1903年，第一部甲骨著录书《 铁云藏龟 》出版，甲骨文从古董转变成可资研究的资料，此后一批著录书出版，大批甲骨文资料得以公布。最基础的文字考释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甲骨文开始被用于商史的研究。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商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确立了 商朝 的世系，极大促进了古史研究的进步。 甲骨学 已经初具规模，但总体的研究方法依然未完全突破传统学术的模式。
研究特点为：（1）熟习占代典籍；（2）能承受有 清代 考据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3）以此整理地下的新材料；（4）结合古地理的研究： （5）以二重证据治 历史学 经学 ；（6）完成史料之整理与历史纪载之修正的任务。
拒收“脩金”
王国维在应聘为 北京大学 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后不久， 北京大学 便于1922年春专程派张嘉甫前往 上海市 ，面交 马衡 书信和前两个月的脩金200元（每月100元）。不料，王国维收下了 马衡 的书信而坚决拒绝了“脩金”。随后 沈兼士 将每月100元的脩金解释为通邮往返指导北大学生的邮资费用，王国维复信 马衡 ，表示愿意暂存该款项，不再拒绝。但王国维后来北上入直后，就再度拒绝了北大的束脩，因其此时已在北京，“邮资”便不成其理由了。
后世纪念
海宁故居
王国维故居 坐落在 浙江省 海宁市 盐官镇 西门内周家兜，是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少年时代的住宅。庭院 坐北朝南 ，建筑为砖木结构。前厅正中置放王国维半身铜像，陈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王国维故乡、家世及其生平。第二部分，介绍王国维的主要学术成就，陈列王氏各种著作、手稿、文献、拓片及照片等。第三部分，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王国维的论著。陈列室开放以来，吸引了众多游人和学者前来瞻仰。
清华故居
在 清华大学 园 西侧，东临校河，坐落着一片整齐的平房，散布着十几户院落，这里便是清华早期教师的宿舍——西院。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环境如此清幽的西院中度过了他最后两年的学者人生。 1925年4月18日，他偕夫人搬入西院16号与18号，两所住宅皆为平房，自成小院，两院紧邻，坐北向南，有朱漆门窗、廊柱和灰色瓦顶，是典型的北方 四合院 。
王国维铜像
此铜像位于王国维海宁故居的前厅。他头戴 瓜皮帽 ，身穿中式 旗袍 ，嘴唇上留着短须，瘦削的脸上戴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看上去既斯文又折拗的样子。
王国维纪念碑
在 清华大学 第一教室楼北端后山之麓，有一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正面 端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这是为纪念中国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先生而建。
王国维墓
北京福田公墓 位于北京京郊西山风景区，北依 燕山 龙脉，西邻佛教胜地八大处，南边是 永定河 引水渠，东望 六朝古都 ，占地120余亩。在福田公墓南4组天字区，有近代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