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原无题名，又可名《纪年》等，由中国 战国 后期魏国史官编纂[zuǎn]，是 晋朝 太康初年在 汲郡 （今 河南省 汲县西南）战国 魏襄王 （一说魏安釐王）墓地中发掘出的竹简古书之一。 关于具体的出土时间， 陈梦家 归纳为四种说法：咸宁五年（279年）、太康元年（280年）、太康二年（《晋书·束皙传》）及太康八年（《尚书·咸有一德正义》）。
荀勖 、 和峤 、 束皙 、 卫恒 等西晋著名学者，将出土的 文言文 摹拟作隶书，并整理出先秦古书约十余种，共七十五篇，其中包括“古本”《竹书纪年》。“古本”早已散佚，如今辑佚出约四百条，内容始于夏、商、周，终于魏今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按年编次，在夏、商、西周时期纪年使用夏历， 东周 时期用晋纪年， 公元前403年 三家分晋 以后用魏纪年。
现存的《竹书纪年》即“今本”，是后人重编的版本，包括两卷，上卷包括 黄帝 、 五方上帝 以及夏、商的帝王，下卷从周 牧野之战 直到周隐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用周王纪年，从东周平王开始记录晋国史事。
《竹书纪年》，尤其是“古本”《竹书纪年》，是中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编年体通史，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记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它对晋唐间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也为中国上古史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并能与传世、出土书籍进行补充互证，尤其是它与《 史记 》传统 儒家 历史记载的区别，进一步揭开了历史真相。
书名
《竹书纪年》本无书名，根据其按年编次的体例，出土当时的整理者将它命名为“纪年”。或又根据书写载体，称之为“竹书““竹书纪年”“ 汲冢竹书 ”；或根据出土地，称之为“汲冢纪年”“ 汲郡 竹书”“ 魏郡 竹书”“汲冢书抄”；或根据文字，称之为“汲郡 古文 ”“汲冢古文”；还有“书纪年”“纪年篇”等称法。但最通行的称呼还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书名繁多，尤其是古时各家所述，往往各随所便，没有定式，汲冢所出之书皆可称为“竹书”或者“ 汲冢书 ”，浑言不别，即在笼统的称呼上相同，在阅读时需要加以斟酌鉴别、辨析异同。
出土与整理
中国 晋朝 初年，汲郡（今 河南省 汲县西南）人不准在 战国 魏襄王 （一说 魏安僖王 ）墓地中发掘出一大批的竹简古书，史称“汲冢书”，其中就有《竹书纪年》。该批竹简“汲冢书”因战乱散失，仅《竹书纪年》和《 穆天子传 》通过传抄保留下来。 《竹书纪年》原用战国文字书写， 荀勖 《穆天子传序》称之为“ 文言文 ”，即《 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 》、三体石经等所保存的六国文字资料， 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称之为“科斗文字”，则是古文的别名，这是因为古文的 笔画 一般写得前粗后细，或两头细中间粗，形状像 蝌蚪 的缘故。
出土年代
关于具体的出土年代， 史书 记载并不统一，主要存在 咸宁市 五年（公元279年）、 太康 元年（公元280年）、 太康 二年（公元281年）、 太康 八年（公元287年）这四说。现在一般持 太康 初年的说法。
《竹书纪年》出土年代的不同说法及相关记载
整理经过
汲冢竹书的出土受到了当时的重视，经过了 荀勖 、 和峤 、 束皙 、 卫恒 等当时著名学者的整理，写定成书七十五篇，共计十余万字。《竹书纪年》十三篇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
荀和本
传世文献如《 隋书·经籍志 》、 孔颖达 《 春秋左传正义 》对汲冢书的出土与整理经过有所记载。 司马炎 时期， 汲冢竹书 出土，但由于发掘者不以为意，竹简散乱无序，字迹漫 不清，已经不能辨认，在传抄中讹误益多。于是 中书监 荀 、 中书令 和峤奉命对其展开编次工作，并用“今文”，即 隶书 书写，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共十三篇。
《晋书·荀勖传》记载：“及得 汲郡 冢中 文言文 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这是说，汲冢书经过整理编次后，还被 荀勖 列入了中国第一部 四部 体系分类目录《 中经新簿 》丁部之中。
卫束本
由于竹简文本的残缺、文字转写的讹误、古文理解的困难等诸多原因，初释本的内容解读也存在诸多争议。《晋书·王接传》与《束皙传》记载， 刘彻 下命编次 隶定 工作以后， 司马衷 时，任秘书丞的 卫恒 也展开了对汲冢书的考正释义，但未完成而遭 永嘉之乱 ，于是佐著作郎束皙接续完成了义证。 卫恒 、 束皙 相继对汲冢书展开了考正、释义，是为考正本，又称“卫束本”。
其他
《晋书·王接传》还记载了在卫恒、束皙之后，还有一代代学者参与了整理工作，比如，时任 东莱 太守 的王庭坚，与束皙一样，也对汲冢书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证，他们二人皆亡故，散骑侍郎 潘滔 支持并劝说王接继续开展论说，解决二人留下来的疑问与纠纷，王接于是开始著述论证，其成果得到了对汲冢书有所研究的 挚虞 、 谢衡 的赞同。《儒林传·续咸》记载 西晋 的文臣 续咸 也有著作《汲冢古文释》十卷。
《竹书纪年》的出土整理过程中，在统治者命令下， 荀勖 、 和峤 进行编次 隶定 ， 束皙 、 卫恒 进行考正注释。后续过程中，还有王庭坚、 王接 、 挚虞 、 谢衡 、 续咸 等学者自发参与了汲冢书的考释与讨论。当时《竹书纪年》流传甚广，学术界对其给予了很高的重视。但历经 安史之乱 、 五代十国 等变故，最初的十三卷本，在《 宋史·艺文志 》仅存《竹书》三卷，元代以后连三卷本也失传了。
内容与体例
古本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 魏国 的 编年体通史 ，其内容与体例和一般列国 史书 有很大的不同。
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对《竹书纪年》的性质有扼要的说明：“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下至 魏襄王 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竹书纪年》是一部始于上古 夏商周 三代，终于魏今王（或称 哀王 、 齐襄王 ）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即秦 统一六国 （公元前221年）之前78年的通史，是魏国的史书。
杜预所见荀和本《竹书纪年》起自三代，如今的“古本”《竹书纪年》则 辑佚 出了五帝纪部分。五帝纪内容简略，不如“今本”有规整的脉络，因此其是否应该属于正文，学界仍存争议。 朱右曾 、 方诗铭 等学者就认为，编年纪事始于三代，五帝纪别为一编，将其视作夏商周纪的附录。
《竹书纪年》按年编次，在夏、商、西周时期，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 立春 ”，使用夏历，记叙的重点是王室世系与年代，并不涉及王室下属的列国；东周时期，叙事重心转移至 晋国 ，用晋纪年； 姬午 二十三年（ 公元前403年 ），也是 晋烈公 十三年，韩、赵、魏 三家分晋 成为诸侯后，“晋国灭，独记魏事”，开始专详 魏国 史事，用魏纪年。
“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时代及其君王顺序
“古本”《竹书纪年》在内容方面存在与传世史籍截然不同的历史记载，可以进行对比考证，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例如，《史记·五帝本纪》对尧舜王位继承过程的记载十分平和：“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於天。……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尧认为自己的儿子 丹朱 不足以胜任，于是将舜推荐给上天。“舜曰‘天也’，夫而后之 中国 践天子位焉，是为 帝舜 。”舜称自己继承王位是上天的安排。《 史记正义 》引述《竹书纪年》则指出“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通过囚禁尧获得王位。
又如，对于禹的儿子启得到王位继承，《 史记·夏本纪 》记载为“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竹书纪年》则记载殊异：“益干启位，启杀之。”《竹书纪年》这一记载在《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战国策·燕策一》中有相近的说法，与《 史记 》的传统说法形成抗衡之势，《 史记索隐 》《史记正义》也正是注意到这一点，故时而引用《竹书纪年》对《史记》有所补充。
今本竹书纪年
“今本”《竹书纪年》包括两卷，上卷始于 黄帝 ，后有 五帝 ，以及夏、商的帝王，记载了夏、商每任君王的即位年、卒年以及相关史事。从尧元年（公元前2145年）开始有系统的编年，各王元年有 天干地支 纪年。下卷记载了 周代 从周 武王伐纣 直到 周隐王 （ 周郝王 ）十六年（公元前299年）期间每一任君王的即位年、卒年以及相关史事。用周王纪年，从东 姬宜臼 开始记录 晋国 史事，不再记录 周王 即位。
“今本”《竹书纪年》卷次及其所记君王顺序
古今对比
记载时代上，“古本”始于夏，“今本”始于 黄帝 ，“今本”推前了时代的上限，有更丰富的 夏朝 以前的六帝的资料。
格式体例上，“今本”相比“古本”增加了注释。
采用纪年上，“古本”春秋战国时期采用魏、晋纪年，“今本”改为 东周 王室纪年，并且从尧开始增加了 甲子 天干地支 纪年。
记事内容上，“古本”记事偏重东周以后，“今本”则在东周以前更加详细，“今本”所记史事基本涵盖了“古本”的内容。
“古本”“今本”《竹书纪年》与《 春秋 》对比
价值与意义
古之视角
从古之视角来看，《竹书纪年》对晋唐间的 史学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 史学家 刘知几 《史通·外篇·申左》通过引用 束晳 之语，给予了《竹书纪年》高度的评价：“若使此书出于汉世， 刘歆 不作五原 太守 矣！”《 史通 》还指出， 杜预 援引《竹书纪年》与《 春秋 》经传互证， 干宝 以《竹书纪年》为师范，《竹书纪年》在未散佚时，流传甚广，被视为信史：“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竹书纪年》客观上推动了晋唐间古文经向史学的转化，以及历史 考证学 与疑古精神的发展。
今之视角
从今之视角来看，作为一部编纂于战国时期 魏国 的 编年体通史 ，《竹书纪年》补充了上古历史史料的空缺，还可以和其他已有的文献记载进行对比互证，纠正纪事之误。
上古历史的重建
《竹书纪年》为上古历史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竹书纪年》是 中国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编年体通史，也是最早系统记录 夏商周 三代的传世文献。而在此之前，文献中只有 西汉 刘歆 《三统历世经》、 晋朝 皇甫谧 《 帝王世纪 》和 汉代 所传殷历，这三类文献记载了 商周 的积年（ 天文学 上的纪年方式），而《竹书纪年》提供了有别于这些资料的夏、商， 盘庚迁殷 到殷亡、 西周 的积年。
作为出土的汲冢书之一，《竹书纪年》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价值也被 王国维 先生给予了充分肯定。 孔子 壁 中书 、汲冢书，以及 甲骨文 、 敦煌 汉简、敦煌唐写卷、 内阁 档案，这大三类文献被并列为“ 中国 学问上之最大发见”。如今，“孔壁汲冢”常并称，除了实际含义以外，还可以用来代指 先秦 古文 ，或用以比喻珍贵的古代文化典籍。
文献记载的补充
《竹书纪年》可与传世、出土文献进行对比，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传世文献中，《竹书纪年》可与先秦 秦汉 历史典籍对读，如《 春秋 》《 史记 》等。例如，对于 夏启 即位的这段历史，《竹书纪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这与《 史记·夏本纪 》“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之记载殊异，但与《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战国策·燕策一》的说法正相合。又如，帝 太甲 因暴虐被 伊尹 放逐 桐宫 ，最终又回归帝位，关于这段过程，《史记·殷本纪》称帝 太甲 “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迎回了太甲，“古本”、“今本”《竹书纪年》则皆记载为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竹书纪年》出土于 晋朝 时期，《 史记 》的撰写并未受到它的影响，且 西汉 时儒学思想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与 儒家 正统 相悖的历史记载也就难以见于史籍。《竹书纪年》可以进一步为抛开儒家叙事模式来了解历史真相提供证据。
此外，《竹书纪年》还可以与《史记·六国年表》互为补充，纠正魏、韩、赵、楚、燕、齐六国纪年的混乱。例如，《史记》记载有三位 魏王 ， 魏惠王 在位三十六年， 襄王 在位十六年， 哀王 在位二十三年，但据 辑佚 的“古本”《竹书纪年》，魏惠王三十六年后改元纪年，于是又从一年开始，直到改元十六年，这三十六年与十六年皆是魏惠王在位。
在出土文献中， 清华简 《 系年 》与《竹书纪年》都是战国时期所撰的 史书 ，与“古本”《竹书纪年》体例有相近之处，在 西周 部分的史实上也可以互相印证。
历代评价
历代学者对于《竹书纪年》存在不同的评价，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古本”、“今本”的真伪性质问题。而随着文献证据的不断发现，各种观点又有不断的修正与补充。
历代评价及其代表学者
学术争议
今本真伪讨论
“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一直是各国学者讨论的焦点，并且有过两段重要的研究时期。
清代中期至民国初年
清代 少数学者，如 钱大昕 《 十驾斋养新录 》、 王鸣盛 《 十七史商榷 》等，认为“古本”“今本”皆伪，汲冢原书可能就是晋人作伪的；一些学者笃信“今本”为真，并常引之为史证，如 顾炎武 《 日知录 》、 戴震 《 水经注 》校本、 徐文靖 《竹书纪年统笺》等；还有不少学者主张“今本”出于“古本”，如 洪颐煊 《校正竹书纪年》、 赵绍祖 《校补竹书纪年》、 雷学淇 《竹书纪年义证》《考订竹书纪年》、 陈逢衡 《竹书纪年集证》、 林春溥 《竹书纪年补证》等，他们认为“今本”并非出于杜撰，可以和经史互证。 英国 汉学家 理雅各 （James Legge）受到此说影响，将“今本”《竹书纪年》译成英文出版。
此外，还有学者主张“古本”为真，“今本”为伪。此说影响最大，在 清代 中期以后逐渐成为主流。清代官修解题书目《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 崔述 《竹书纪年辨伪》、 郝懿行 《竹书纪年校正》、 朱右曾 《 汲冢纪年存真 》等，皆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作。值得注意的是， 王国维 在朱右曾的基础上又作《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二书，其中《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逐条证明了“今本”《竹书纪年》伪托之迹，彻底否定了此书的真实性。这是“今本”《竹书纪年》真伪问题讨论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书这一观点被海内外研究者广泛地接受。
20世纪80年代以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青铜器等考古实物的不断出土，器物铭文等出土文献的释读，让学界对“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进行不断的修正与补充。仍有相当多的学者坚持“今本”《竹书纪年》之伪，他们除了继承发展 王国维 的辨伪方法和观点，还进一步从“今本”的岁名干支、列王年数、思想倾向、著书体例等方面进行阐发。与此同时，海内外一些学者对王国维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作，它虽然经过了后人的篡改和增饰，但与“古本”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 四川大学 陈力 《论别本〈竹书纪年〉》，还有美国汉学家 倪德卫 （David S. Nivison）《今本竹书纪年论集》，美国汉学家 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竹书纪年〉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在西方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然而此两说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竹书纪年》仍待新的研究与发现。
版本流传
当今学界一般将《竹书纪年》分为“古本”“今本”。这个说法源于 清代 朴学 大兴之际，当时的学者认为， 晋朝 时出土的原本《竹书纪年》十三篇在两宋时期逐渐亡佚，称为“古本”。而通行的《竹书纪年》为“今本”，或称“今书”“近本”。
也有个别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例如， 美国 汉学家 倪德卫 （David S. Nivison）认为《竹书纪年》应分为“原本”“今本”“古本”：“原本”可能早已亡佚，“今本”来自晋人对汲冢出土竹简的整理本，“古本”是近人辑录古书所引用《竹书纪年》而成的 辑佚 本。
按照主流的分法，《竹书纪年》可分为以下两部分。
古本竹书纪年
晋朝 出土的《竹书纪年》竹简早已经散佚，晋代学者所作的整理、释文也逐渐失传。
晋、唐间，引用《竹书纪年》的典籍众多，因此“古本”《竹书纪年》辑佚的文献来源，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历朝官私所修的大型 类书 ，如《 艺文类聚 》《 北堂书钞 》等；二是对前代古籍的私家注释，如 郭璞 《山海经注》、 郦道元 《 水经注 》、 颜师古 《 汉书注 》、 李贤 《后汉书注》、 李善 《文选注》，以及《 史记 》注文，如 徐广 《史记音义》、《史记》三家注（ 裴骃 《 史记集解 》、 司马贞 《 史记索隐 》、 张守节 《 史记正义 》）；剩下的专书总归为一类，如 皇甫谧 《 帝王世纪 》、 干宝 《 搜神记 》、 道宣 《 广弘明集 》、 瞿昙悉达 《 开元占经 》等。
清人 朱右曾 开创《竹书纪年》“古本” 辑佚 之先，作《 汲冢纪年存真 》；在他的基础上，近人 王国维 进一步搜集各家 类书 、古注中所引《竹书纪年》佚文，进行整理、汇辑、校订，从而形成《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在海内外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人 范祥雍 对王国维《辑校》进行订补，成《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这三部成果前后相继，在“古本”《竹书纪年》辑本中影响显著。此外，还有 方诗铭 、王修龄《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等。
今本竹书纪年
现存的《竹书纪年》即“今本”，是后人重编的版本。
由于《竹书纪年》在明代刊刻众多，清以来学者往往以为“今本”《竹书纪年》是明人所编。 范钦 《 范氏奇书 》、赵标《古今逸史》、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汪士汉《 秘书廿一种 》、吴宏基《史拾遗闻》校本、 孙承泽 《 五经翼 》校本，皆可见“今本”《竹书纪年》。其中，范钦的 天一阁 刻本是现存较早的版本。
天一阁本及大多数今本《竹书纪年》系统的版本，卷端都题有“梁 沈约 附注”，其实是后人重编过程中大量抄录了 后梁 沈约 所撰《宋书·符瑞志》。
清代 雷学淇 在其《考订竹书纪年》中言曾见一部元明间的刻本，今所未见。 洪颐煊 又在《校正竹书纪年》中指出“ 罗泌 已见今本”，指的是 南宋 时期罗泌所撰杂史《路史·国名纪》中，引用了《竹书纪年》桓王十二年事，与“今本”全同，将“今本”的出现时间进一步提前到南宋时期。
关于其确切的版本源流，至今仍限于推测，未有直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