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 - 全界百科

谢灵运（385-433年），名公义，字灵运，小名“客儿”，人称“谢客”。又因为袭封康乐县公，又称谢康乐。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生于会稽郡三界镇（县治在今浙江省嵊州市三界镇），因祖父在会稽建有故宅“始宁墅”而移籍会稽。为陈郡谢氏士族，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晋宋间诗人、文学家、旅行家、佛学家，是中国“山水诗派”鼻祖。

谢灵运从小在钱塘县（今杭州）杜家长大，十五岁返回建康（今南京），十八岁袭封康乐县公。司马德宗义熙元年（405年），谢灵运出仕为琅邪王司马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后历任抚军（刘毅）记室参军、太尉（宋武帝）参军、中书黄门侍郎等职。永初元年（420年），刘裕代晋自立，谢灵运被封为康乐侯，又任命其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后来谢灵运凭出色的文学才华取得了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的爱赏，很快他们便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文学群体。刘裕死后，宋少帝即位，废庐陵王为平民，并将相关群体逐出京城。永初三年（422年），谢灵运被调任永嘉太守，远离朝堂，他内心愤慨不平，不理政事，肆意遨游。一年后又称病离职，回老家游山玩水，写了《山居赋》。元嘉三年（426年），时局已变，文帝刘义隆因赏识谢灵运的过人才气，有意拉拢，召其回朝任秘书监。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书籍多有散失，遗留异地，谢灵运奉诏著录，四处收访，亲为校理，终于在殷淳等目录学家的协助下撰成《秘阁四部目录》；同时负责整理现存秘阁书籍，补足旧文，并令他编撰《晋书》，谢灵运粗立条目，书竟不就。然而谢灵运自许名辈应参时政，对文帝的赏遇并不满足，仍是常常称疾不朝，游山玩水，不久，谢灵运遭到弹劾而称病辞官回会稽始宁。元嘉八年（431年），刘义隆又让谢灵运出任临川内史。后被人以叛逆罪弹劾，流徙广州。被弹劾后起兵反叛，文帝只罚他充军广州，他再次意图反叛，元嘉十年（433年），谢灵运以“叛逆”罪处绞刑，终年四十九岁。

谢灵运才学富瞻，文辞优美，与田园诗开创者陶渊明并称“陶谢”，与同时代的颜延之二人并称为“颜谢”，与同样擅长写山水诗的谢朓合称为“大小谢”，加上族弟谢惠连合称为“三谢”，与颜延之、鲍照合称“元嘉三大家”。他大量描写山水，语言雕章琢句、富丽精工，雕章琢句又清新自然如“清水芙蓉”。他创作的《山居赋》作为山水赋的代表，对后世山水诗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也引领了南北朝山水小品文。同时，谢灵运还是著名的佛学家，撰写了佛学论文《辨宗论》。他的哲学观念于儒、释、道都有密切交涉，并且有所发挥，形成新说。谢灵运身处政局更迭之间，一直怀抱强烈的政治愿望，同时保有不羁狂放的魏晋之风。

人物生平

出身显赫

东晋太元十年（385年），谢灵运出生于会稽郡始宁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是谢玄的孙子、王羲之的曾外孙。他的家族陈郡谢氏，在东晋时期与琅琊王氏并称“王谢”，是最为显赫的高门大族。谢氏名人辈出，有官至宰相的谢安，有才智超群，精通音律的谢尚，还不乏谢石、谢玄等将才。陈郡谢氏几乎垄断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是一个与皇族司马氏“共天下”的门阀世家。但在谢灵运出生的这一年，父亲谢瑛、从祖父谢靖，从曾祖父谢安都去世了，谢灵运少时被寄养在钱塘杜家，得乳名“客儿”。

谢灵运从小便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聪慧，好学而博览群书，工诗善文，文辞之美在江左一带几乎无人能及，堂叔谢混尤其喜欢他。他还精通经学、史学、老庄佛教，擅长书法、绘画。祖父谢玄十分看重他，曾感叹“我乃生瑍[huàn] ，瑍那得生灵运！”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谢灵运继承了祖父的爵位，被封为康乐公，享受两千户的税收待遇。援引先例，谢灵运被朝廷授予员外散骑侍郎的职务，但谢灵运拒绝担任该职务。

官场得志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谢灵运出仕为司马丕司马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谢灵运喜爱奢侈豪华，他车子的装潢鲜艳而美丽，他的衣着玩的用的东西，无不改变以往的旧样式，世人都学他的样子跟着变，人们都叫他谢康乐。义熙三年（407年），巡抚将军刘毅镇守姑孰，谢灵运跟随刘毅，先是担任了刘毅的记室参军，刘毅镇守江陵后，又让谢灵运接着担任卫军从事中郎。义熙八年（413年），刘毅起兵反刘裕，兵败后自缢身亡，刘裕任命谢灵运为太尉参军，返京后，又转任秘书丞，在秘书丞任上因事被罢免。义熙十一年（415年）转任中书侍郎。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征讨后秦姚氏，骠骑将军刘道怜留守首都；同年，谢灵运出任刘裕仲弟、骠骑将军刘道怜任下的谘[zī] 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又担任世子刘义符的中军谘议、黄门侍郎，任职后，谢灵运又奉命出使彭城，慰劳刘裕，并写了《撰征赋》。元熙元年（419年），刘裕在徐州市建立宋国，35岁的谢灵运被任命为宋国黄门侍郎，再升任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但后来因擅自处死门生，被刘裕的心腹王弘弹劾，意欲治罪，但最后仅仅是被免官。永初元年（420年），刘裕代东晋自立，创刘宋，是为宋武帝，随后将谢灵运的爵位由康乐公降为康乐县侯，食邑五百户，出任散骑常侍，转任太子左卫率。谢灵运从初入仕途开始，都效力于当时最有权势的人，虽无大的政治作为，但官宦之路一直较为平顺。

恃才傲物

在改朝迭代的风波中，谢灵运一直因刘裕较为宽容的态度而没有卷入斗争的漩涡。但身为太子左卫率的谢灵运，却与刘裕的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交好，引起了朝廷权臣的不安。永初三年（422年），太子刘义符少帝即位后，权力掌握在大臣手中，庐陵王刘义真被废为庶人并被徐羡之等人所杀，谢灵运也因“构扇异同，非毁执政”被司徒徐羡之等人忌惮排挤，外放出守永嘉。

永嘉远离朝堂，然而谢灵运志向远大，内心愤慨不平，宋书记载：“灵运为性褊激，多愆[qiān] 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

到永嘉后，谢灵运不理政事，肆意遨游。一年后又称病离职，回老家游山玩水。从弟谢晦、谢曜、谢弘微等人写信劝诫他，未果。魏晋以来，儒家思想衰落，求新求异的张扬之风顿起，谢灵运的个性中这种与时俱进的张扬、躁动、傲然也正是其创作的主导因素。他在老家会稽时好营园林，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带着仆人、门生好几百人整天游山玩水，探访险峻高峰，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是古代第一位攀岩运动的先行者。为了探险旅游，谢灵运曾大兴劳役，从始宁南山到临海一路伐木开道，游历时也常开路搭桥，工程浩大。为了登山方便穿着一种前后齿可装卸的木制钉鞋（特制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于是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稳当，被称为谢公屐。他还在一些陡峭山峰上建造了亭台，便于旅游人士歇息。他还常常作诗为乐，传到京城引得人们竞相传抄，名声大噪，还写下《山居赋》，用创新的“自注”形式描绘自己的这段隐居生活。

刘义隆刘义隆即位后，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诛杀权臣徐羡之等人，谢灵运的堂弟谢晦也被杀害。谢灵运被文帝调任为秘书监，但两次召见，谢灵运都没理睬，当时已经颇具名望的他本不肯就任，经文帝派光禄大夫范泰写信称赏他，才前去就职。在任上，他率人整理秘阁图书、补足旧文。撰《晋书》，但最后书未成。相传他在此期间还编纂[zuǎn] 了《秘阁四部目录》，但存在争议。据阮孝绪《古今书最》称：《秘阁四部目录》著录了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佛经四百三十八卷，分为六百四十五帙。比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四部书目》著录更为宏富。谢灵运祖上显赫，自己声名远播，当时的统治阶级也频频对他的才华表现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抱着较高的期待回朝，既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同时也想发挥自己出色的文学才华。却发现自己的职位实为一个虚职，“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大为失望。于是变本加厉地敷衍，经常称疾不朝，平日里就是种树养花、出城游山玩水。有时一天走一百六七十里，往往一走就是十多天，离开岗位既不上书请示，也不请假。同文帝的关系也因此疏远。很快也遭到其他大臣的不满和弹劾，元嘉七年（430年）谢灵运上表陈疾，文帝准他回家养病。屡次被征召，又屡次不被重用的遭遇，令谢灵运不再对仕途抱有幻想。于是承袭祖上遗风以文学立身，成为他彰显自身存在、赢得世人认可的惟一途径。

叛逆遭诛

元嘉八年（431年）。辞官回家后的谢灵运，游玩集会的阵势很大，常惊动郡县长官，谢灵运还因此曾得罪会稽知府孟顗。孟顗信仰佛教，事佛诚恳，谢灵运很瞧不起他，还故意奚落孟顗说：“成佛得道的应该是有灵气的文人，你升天一定在我谢灵运前面，但成佛一定在我之后。”孟顗非常厌恶谢灵运所言。后来谢灵运还上书，想将会稽境内的回踵湖填埋变成稻田，孟顗认为回踵湖距城郭很近，一方水土养一方百姓，改做稻田没能物尽其用，十分可惜，因而坚决不执行朝廷的命令，拒绝了这一请求。于是谢灵运又上书请求将始宁县的岯崲湖改做稻田，孟顗还是不赞成。孟顗认为这两个湖是当地百姓的生活来源，绝对不能擅自填埋，于是写了一道奏疏，说谢灵运放荡不羁、对百姓多有侵扰，横行霸道，还私自调用本郡军队防守自卫。

谢灵运听说此事，急忙回到京城面见皇上解释清楚，称自己并无对不起皇上之处，却满肚子冤屈无处申诉，因此带病前来投奔皇上，希望皇上能鉴定是非曲直，即使身死也如同活着一般；如今有人捕风捉影、凭空造谣，自古以来的陷害没有比这更残酷的，自己并非爱惜性命，只是难以忍受其中的冤枉，文帝知道谢灵运是被冤枉的，没有判他有罪，也了解其本性如此，便把他调到临川，任职临川内史并增加俸禄到两千石。可谢灵运仍和以前一样，我行我素，和在永嘉太守任上时没有两样，又被有关人员弹劾。谢灵运被弹劾后本该接受调查，却反而抓住前来逮捕自己的从事郑望生，起兵反叛，写诗说：“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坐实了孟顗说的“造反”行径。谢灵运率领部众造反，彭城王刘义康认为谢灵运死罪不容恕，皇帝刘义隆仍然爱惜他的才华，下诏谢灵运之罪确当死刑，念在其祖父谢玄有功，免其死罪，将他充军广州市，希望他能安分一点。元嘉十年（433年）秦郡府将调查之时，见路边有人鬼祟私语，审问下得知谢灵运不甘就此流放，暗地里花钱召集人马，购买兵器来营救自己。于是上奏按法逮捕谢灵运，文帝下诏书，命令在广州将谢灵运就地正法。谢灵运以“叛逆”罪处绞刑，终年四十九岁。谢灵运临死时写诗说：“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惘惘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悯。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他诗中称述的龚胜、李业，好比前诗中说的子房、鲁仲连。

主要作品

版本流传

萧统《昭明文选》收录谢灵运40首诗，《隋书·经籍志》所录谢灵运著作36卷，主要有：《四部目录》《要字苑》《晋书》《游名山志》《居名山志》《谢灵运集》《赋集》《诗集》《诗集钞》《诗英》《回文集》《七集》《连珠集》。据《旧唐书》之《经籍志》著录，另有：《设论集》《策集》《晋元氏宴会游集》《新撰录乐府集》《回文诗集》。其中《谢灵运集》共19卷，北宋以后就已散佚。明代李梦阳等从《文选》《乐府诗集》及类书中辑出谢灵运的作品，由焦竑刊刻为《谢康乐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谢康乐集》2卷。黄节有《谢康乐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曾据清华大学讲义本校订排印。谢灵运的玄学思想兼宗儒释道，据《文选》李善注著录，有《金刚般若经注》；据《高僧传》著录，另有：《大般涅经》（改治本）《十四音训叙》。

参考资料：

主要文学体裁

赋

谢灵运的《山居赋》《撰征赋》。体式上采用汉大赋的结构，又为之自注，这在山水赋史上乃前所未有之举。他在继承汉赋特点的基础上，写实与铺排兼备，从山川和草木中联想到人生无常，呈现了不同于汉大赋的崭新风格，另辟蹊径，将辞赋这种文体向前推进了一步。

乐府诗

谢灵运《善哉行》《苦寒行》《相逢行》等乐府诗，有感自身际遇，题材上继承建安以来的传统，多吟咏时光流逝、人生短暂之悲。风格上多模拟陆机之作，情感上承载了自己政治失意之音，从而赋予了其乐府诗以丰富的情感内涵，创造性地发挥民间诗歌艺术。

古体诗

谢灵运《登池上楼》《岁暮》《过始宁墅》《初去郡》等诗，大都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仍带有玄言诗的尾巴。尽管如此，谢灵运以他的创作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

创作特点

寄寓玄理

正始以后，玄学将哲学之思引入了诗歌创作。面对当时盛行的以庄子 “尚自然”“逍遥游”的观念，谢灵运不禁悟出了人与“道”之间相以契合的途径——将个体情感融入到对世界变化、自然流转的理性思考结合起来。但总是志不获逞，隐而不甘，将玄学名理作为印证或点缀，终未达到“得意忘言”的境界。如谢灵运创作的《富春渚》，其在诗文中描述旅游中见到的奇山异水、优美景色的同时，也将“形于当行，止于当止，人生本位无法超越”的人生道理体现在诗文中；又如《过白岸亭》中“空翠难强名，渔钓易为曲……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感慨道既然荣辱休戚如此无常，不如放开心中的执念头，在山水自然中保持本真，写的是白岸亭边的景色，表达的是对仕途黑白颠倒、世事险恶的不满之情，抒发的是回归自然才能全身养性的玄理。谢灵运赋作中也常蕴含玄理，如《逸民赋》中“于天唯舍唯用。其见也则如游龙，其潜也则如隐凤。”用了《周易》之典，讲出运行与止息的道理。

曲尽自然

谢灵运所处时代尚玄学的趋势，虽然形成了一种关注山水的风尚，但仍然呈现出一种空洞的“以玄对山水”的特点，自然之美并没有真正成为诗歌审美的主体对象。而作为行旅的孤独者，肆意率性的谢灵运，带着对世俗境遇的不安和忧愁，全身心地投入山水的怀抱，《郡东山望溟海》：“采蕙遵大薄，若履长洲。白花皓阳林，紫春流”之句，明明可以看出，山水的疗伤止痛令他精神格外爽朗，又曾大彻大悟般感叹“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以此抒发自己寻求同道的思友之情。他以层次丰满的真情投入山水，远离尘世价值，赋予笔下山水内在的诗歌风神，拓开山水诗的新境界，使其不再是空洞谈理的展示。

风格清新

谢灵运善于描写自然景色，对山水的刻画更是细微精致，透过他的诗歌似乎能看到那幅生动美丽的画面。如他的《游南亭》中的“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馀清，远峰隐半规。”这句诗中作者写到了白云，落日，密林，远峰等意象，并将这些单独的景色联系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幅意境优美的落日图。又如《于南山望北山经湖中瞻眺》一诗中，诗人将景物分成一个个片段，展示给读者，从洲渚，松林，小径，潺潺流水，初芽到新鲜的紫蒲，欢快的小鸟，作者描绘的这些景物清新自然，毫无娇柔造作之感，读到此诗就有种美景就在眼前的感觉。再比如《登池上楼》中，作者写到了微风、新阳、池塘、春草、园柳、鸣禽等景物，短短的二十个字却轻松的将这些意象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展现了一幅情景交融、鲜明敞亮的美好景致。诗人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大自然的美好，将旅游中看到的色彩与听到的声音融入其中，给读者带来五感方面的享受。谢灵运对景物的描写功底深厚，这是需要经历一番雕琢和锤炼才能达到的。

语言锤炼

谢灵运注重诗歌中细节的处理。这也是他创造了许多千古名句的重要原因之一。从遣词造句来看，他在描绘景色的过程中对于字词的选择和锤炼就是十分细致的，例如“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扉”中的“敛”和“收”字精炼的表现出了夜幕降临，夕阳西下的美景；“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中的“旷”和“高”字表现了平芜的宽广阔大，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感觉。谢灵运不仅仅注重诗句中重要字词的锤炼，他也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叠词。如“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别时花灼灼，别后叶秦秦”；“明月在人间，迢迢不可得”；“ 莓莓兰清急”亭亭晓月映，冷冷朝露滴”等等诗句，这些诗句的的叠词都运用得十分正确精妙，其中的“祁祁，萋萋，灼灼，秦秦，迢迢，莓莓，亭亭，冷冷”都是叠音词，给人一种奇妙的感受，能使表达变得舒缓、深沉、婉转。让诗歌既具有口语的朴实自然，又具有音乐的旋律，同时表达了作者更加丰富的情感，有栩栩如生的表达效果。

《山居赋》被称为放大的山水诗，集汉大赋的结构与写实性的手法于一身，赋中刻画山水时，谢灵运的精心构思出一种巧妙的空间意识：“凌绝壁而起岑，横中流而连薄。始迅转而腾天，终倒底而见壑。”几句写得灵动飞扬，精彩绝伦，也使用了夸张、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但与传统汉大赋相比，铺天盖地的铺陈更是没有，而且全段无生僻字，艺术性也大大加强。

不拘旧式

谢灵运的赋作较少，但篇篇独具个性，随意抒写，体式多变，缺少法度。其诗体式自由，兴到而发，兴尽而止；其赋虽然继承了汉赋铺排的特点，但也常根据需要进行改造，以表现特定的内容。他的赋作《山居赋》甚至体例也进行了创新，不仅有序言，还有自注；内容上。“ 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心放俗外”句，也背离儒家思想，意图随心去除文辞外饰，只求朴素的道家思想意蕴。

佛学内涵

晋宋之际佛教盛行，谢灵运本人也崇奉佛教，大量结交僧侣、积极从事佛教著作的改编与笺注。谢灵运物我交融的诗赋审美和生活方式，都带有佛教色彩。他的诗歌、赋等作品，常追求透过物质的外相，在感悟中获得新的精神情感，达到空明澄彻境界。《山居赋》中“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句，恰是佛教“色空不二 ”之说；而《答慧琳问》中道 “真知者履寂，故理常为用，常用在理，故永为真知。”其中的“理”，就是形神、物我之间的熔铸，也是佛教的哲学。

思想主张

文学思想

文学“性情”说

谢灵运要求“顺从性情”“而以作赋”, “性情”为“作赋”之内因。又要“援纸握管”以达到“会性通神”或“通神会性”, 则通“性情”又为“作赋”之目的。故赋中又云：“研书赏理，敷文奏怀”。“性”一般有本性、本质的意思。而“情”, 《礼记·礼运》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 七者弗学而能”, 可见“情”是人真实本质的体现。“性情”之内涵就有尊重本性、个性与情绪的倾向, 不虚伪不隐饰。谢灵运在文学中讲究“性情”就是要求文学因“性情”而发, 把文学当作个人情绪、本性的真正体现。

革新文体观

谢灵运没有对当时文体发展作出直接评价, 但他的观念还是在他的创作中得以表现。其革新文体观念主要体现在赞、颂两种文体的创作中。

谢灵运在赞、颂创作中都用了五言这种流行句式, 反映了他具有突破原有文体局限、用新起句式改造旧文体并增强其艺术性的观念, 也体现了他主动提高五言文体学地位的思想。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 《〈维摩诘经〉中十譬赞》 (八首) 中的七首 (《焰》一首为五言六句) 《衡山岩下见一老翁四五少年赞》《王子晋赞》《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等都是五言八句, 每首都讲究用韵, 虽是言理, 却是当时五言诗的形式, 具有融合诗颂、诗赞的倾向。

宗教思想

佛学思想

谢灵运通梵语，信解佛教，参加过《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涅槃经》的润改和注释，编有梵汉字典《十四音训叙》。谢灵运以佛教经典为人生指南，信解并阐说大乘佛教的中观思想，于注文中，他反复表达了对佛教“圣者”及其“菩提妙果”的崇拜与赞美之情。谢灵运广泛结交佛教人士，与庐山僧团的领袖人物慧远、佛经翻译家慧琳、建康僧团中的道生等人交流颇深，造诣也很高。潜心钻研佛学典籍并撰著著作，为佛教顿悟派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的推动作用。在《辩宗论》一文里，谢灵运主张佛性说与顿悟论互为表里，联系紧密，合勘二者为：众生皆可一次性顿悟成佛。《辩宗论》又称《与诸道人辩宗论》，其中的“诸道人”，就是法勖[xù]、僧维、慧驎、驎维、法纲、慧琳等僧人。

顿悟论

谢灵运反对渐悟论，支持顿悟论。他认为，这种循序渐进的修行法，是佛教用来教化愚者的，对修行者来说是行不通的；而“顿悟”可以让修行者一步能达到佛理的最高境界。并且他认为“明非渐至，信由教发”，“暂者假也，真者常也”，所以，渐悟对于信佛的来说，是不可取的。谢灵运认为，只有顿悟，才能达到佛理的最高境界，即成佛。

折中佛、儒

在谢灵运的眼中，佛教、儒教都是救世救民的，但“ 权实虽同，其用有异”（《答法勖问》）。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华民”与“夷人”所在国的国情不同。所以，他用古人所擅长的儒、道合一为例，主张折中儒、佛二家，来求成佛之道。

政治思想

报国思想

邓潭州《论射灵运和他的山水诗》一文指出，在谢灵运的思想和行为中有值得肯定之处， “首先，他具有一定的关怀祖国的思想，他希望朝廷兴师北伐，收复中原夫地。”对处于异族统治下的汉族人民之悲惨命运感到很痛心。另外，从他的某些作品中也可看出，谢灵运对周围百姓之疾苦并不是冷酷无情，“而是有所关怀的，这就是他不同于当时其他贵族大官僚的可贵之处。”

济世情怀

虽然谢灵运崇赏“达人”的逸情乐志，而建立济世之功是其根本：“君子有爱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横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己以济彼，岂以名利之场，贤于清旷之域耶？语万乘，则鼎湖有纵；论储贰，则嵩山有绝孔。又陶诸高揖越相，留侯愿辞汉傅。”

对于祖父谢玄功高而德显，却抛弃功名利禄，毅然归隐，谢灵运在《述祖德》表现出强烈的惋惜之情：“贤相谢世运，远图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他自己最终的理想是在政治风云中大显身手,建立自己的历史功绩。尽管谢灵运在仕途上并未实现其抱负，但不可否认他还是有兼济天下的思想。在其诗文中亦得以体现：如《上留田行》中将庶卒久征不归的情绪展现的淋漓尽致：“此别既久无适，上留田。此别既久无适，上留田。寸心系在万里，上留田。尺素遵此千夕，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 ” 格调低沉，委婉缠绵，体现了谢灵运同情之心的一个侧面。

人物关系

参考资料：

影响

文学

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的奠基者，也是第一位全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他的诗以全新的山水题材为审美对象，通过巧言切状，曲写毫芥的艺术表现一扫自晋朝永嘉以来诗坛溺于玄风，辞谢雕采的沉闷空气而开一代诗美理想新风，清人 null 《 null 》曾说：“谢诗经营而返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此外，谢灵运对自然美描绘的尝试，对五言诗形式的深耕，以及民歌中描写自然景物的艺术经验，也为山水诗的出现做好了文学上的准备。

谢灵运与田园诗开创者陶渊明并称“陶谢”，与同时代的 null 二人并称为“颜谢”，与同样擅长写山水诗的 null 合称为“大小谢”，加上族弟谢惠连合称为“三谢”，与颜延之、鲍照合称“元嘉三大家”。作为中国第一个山水诗人，谢灵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极大，在山水意识高涨的南朝，因顺应“ 吟咏情性 ”的文学审美需求，他的诗风被称为齐梁诗坛三流派之一，被南朝人视为一种艺术范本而推崇以至争相效仿，一时有所谓“谢灵运体”；直到唐代，谢灵运的个性风神与诗歌精神愈加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成为盛唐之风的精神养料，当时的诗人往往在登山临水时称引谢灵运游山的典故及其诗句。王维、孟浩然在学习谢诗的写景模式与形式技巧等方面的基础上创造了辉煌的山水田园诗，李白对谢灵运洒脱不羁、闲旷自适的个性，清新自然的诗歌艺术也非常欣赏，诗作也深受谢灵运的影响。

谢灵运的研究在英语世界日益受到重视，现已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谢灵运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澳大利亚学者者傅乐山，是英语世界谢灵运译介与研究的第一人，他在翻译中保留原作，传递中国古代诗歌特有的文学色彩，成为汉学译作中的典范，藉此拓宽了汉英间的对话渠道。

佛学

推动了般若真空向涅槃妙有的转变

谢灵运通过折中儒释的方法，大力提倡顿悟成佛、顿悟不废渐修的理论推动了般若空观思想向涅槃妙有理论的转变。谢灵运之后的慧严、慧观对此做了大发挥，提出了更具特色的顿悟思想，涅槃佛性思想形成了涅槃师。由般若学说发展到涅槃学说，代表着佛教思想由理论的铺展转变至实践的功夫上。“涅槃佛性”的问题，成为南朝时代佛教理论的中心问题，也影响中国思想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他的《辨宗论》是倡导和发挥顿悟成佛理论并施影响于后世的关键性论著。而事实上，对于唐宋禅学，对于宋明理学，《辨宗论》都可以视为来自中古学术的重要渊源之一。“佛性”说不仅仅提供了佛教成佛理论之基础，连带着的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之关注。

折中儒释促进了三教融合

谢灵运提出“折中孔释”，取两家的精华将之配合运用，这样的作法虽然是“其离孔释矣”，但却符合了魏晋时儒道佛三家融合的理论发展。谢灵运之所以“敢以折中自许”，正在于他已体认到这样的做法才是真正的“儒佛会通”。在这样的一股思潮流行之时，谢灵运《辩宗论》的出现，不但提醒了当代世人儒佛两大思想系统虽有不同但殊途同归的观念外，更指引了一条新的道路来调和彼此，而这条路是当时学者所未曾提出的。他的努力也为后来中国思想讲求心性之学，开启了一条先河。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null 名将，谢灵运的祖父 null 对谢灵运赏识倍加，曾说：“我乃生瑍（ null ），瑍那得生灵运！”

刘宋文学家 null 应颜延之请求进行评价，他高度评价谢灵运的五言：“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同时认为颜延之的作品如同铺锦列绣，满眼雕缋。他的山水诗在描绘景物方面，也明显受到谢诗的影响。

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指出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王粲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并将谢灵运列为“上品”，认为他：“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之为辅。”还提到谢灵运诗歌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并称他笔下五言为：“五言之冠冕，文辞之命世也。” 钟嵘评价谢灵运的诗风高洁清丽，以至“ 松花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南齐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评价少年时期谢灵运的文辞之美，便已经冠绝当时的江东一带，确立了谢灵运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唐代政治家魏徵《隋书·经籍志四》中将谢灵运列于当时最为杰出的文学家之中：“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朓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煇焕斌蔚，辞义可观。”

唐代诗人李白爱慕谢灵运，诗中直接提到谢灵运的就有20余处，又常在自己的诗中模拟谢灵运诗句；他认可谢灵运诗的精神实质，并有同调和鸣之感，有“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之句，又变谢诗“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为“挂席拾海月，乘风下长川”。同时代的诗人杜甫，也认可与汲取了谢灵运以欣赏的眼光、平和的心态面对山水的客观审美观照方式。正如元代文学理论家陈绎曾认为，李白和杜甫诗风中的“以险为主，以自然为”正是取于谢灵运。

宋代文学家苏轼将陶、谢并举，肯定二人同样性情超然、诗才妙绝：“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

因符合宋人崇尚清新自然的审美追求，江西诗派的黄庭坚、李彭和赵蕃等认可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句的艺术价值之外，还将“池塘生春草”作为难得的佳句典型，用该句来言明他人诗才的高明。

明代学者黄省曾指出，谢灵运在山水诗创作中的历史地位极高，给予其登山涉水之作“妙绝古今”“千年以来未有其匹也”之评价。

明代学者、诗人胡应麟亦肯定了陆、谢是“变之善”，并归功于其“才之高”，其对谢灵运文学才华极重视，将谢灵运作为“六代之盛”，也高度评价其“风神”“以韵胜”的特点。

晚明启蒙思想家王夫之认为谢灵运是“才授自天”的作诗之才：“惟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

清代学者沈德潜，虽认为其“反自然”，但也认可谢灵运的“经营之新、俊”：“陶诗合于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

负面评价

南梁历史学家萧子显认为谢灵运所代表的诗体特征为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有精巧绮丽之处却终究显得迂回，适宜用于公宴场合但并非创作的标准范式；他指出“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的诗风源自谢灵运。

南齐高帝认为，谢灵运作诗不受约束，无规矩法度可遵循，不易学习，不宜效仿。但未必是认为谢灵运诗写得不好，也可认为是评价他的语言风格自然天成。

null 在《沧浪诗话》中将谢灵运同 null 相比较，认为谢不及陶：“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还指出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同时提到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使用了“精工”的评价与陶渊明的“自然”相对，将谢诗类为“雕琢”一派。

明朝文学家、诗论家胡应麟《诗蔽》同样认为谢灵运推进了魏晋以来的繁缉文风：“……士衡、安仁，一变而排偶开矣。灵运、延年，再变而排偶盛矣。玄晖三变而排偶愈工，淳朴愈散，汉道尽矣。”

宋代理学家看重作者的人品及作品的思想内容，认为谢灵运不遵礼度，在人品道德修养方面是不合格的，而影响到对其作品的接受，朱熹、真德秀、孙应时等一派理学家，都对谢灵运的文学价值不甚重视，认为他的成就比陶渊明差很多。

人物轶事

谢公屐

谢灵运作为登山爱好者，他喜欢徒步爬山，并且是险峻的山，为此他发明了一种特制木鞋”。这种鞋很适合登山，后人因此模仿制造，将此鞋叫做“谢公屐”。谢公屐设计巧妙，拆卸方便，使之广受人们欢迎。受它魅力吸引，人们将之沿袭至后世。在唐代，谢公屐便吸引住李白并留诗为证。

美髯公

史载谢灵运是个关羽，并且精通佛学。传言被临刑前，他把自己的胡须割下来，捐赠给了泥寺僧，装饰维摩诘佛像，谢灵运的胡子就这样保存到唐朝，唐朝时，长乐公主听说谢灵运的胡子装饰着维摩诘佛像，就命人剪了一半下来，准备玩游戏用，剩余下来的胡子不想别人得到，于是就把剩下的丢了。

才高八斗

据《夜航船》记载，有一次，谢灵运一边喝酒一边自夸道：“ 魏晋以来，天下的文学之才共有一石（一种容量单位，一石等于十斗），其中曹植（即曹植）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其他的人共分一斗。”可见他对曹植的佩服，以及称赞自己的才学。到了后世人们就用“才高八斗”来形容一个人的才学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