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科恩

伊利·科恩（外文名：Eli Cohen，1924年12月16日—1965年5月19日），犹太人，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以色列特工，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称为无可匹敌的情报专家，享有“西方佐尔格”的赞誉。

1954年，伊利·科恩参与“ 苏珊娜行动 ”的破坏计划，行动失败后遭到埃及反间谍部门逮捕，之后被释放，继续在埃及协助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役爆发，他被埃及当局拘押，年末通过秘密渠道离开埃及。 1957年，伊利·科恩抵达以色列，年底进入国防部担任翻译员，不久遭到辞退。1958年，他受聘为营业工会组织的会计师并获得晋升。此后，伊利·科恩被以色列情报部门选中执行叙利亚潜伏任务。情报机关为他伪造叙利亚富商卡马尔·阿明·塔贝斯的身份。 1960年开始，他开展谍报专项训练，学习伊斯兰教相关知识、叙利亚方言，掌握电台操作、显微照相等技能。

1961年初，伊利·科恩前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办贸易公司，结交叙利亚侨民。1962年，他潜入大马士革，以进出口生意为掩护，打入叙利亚军政圈层，多次传回边境增兵、军队部署等情报，并短暂返回以色列汇报工作。之后他继续搜集叙利亚政局动态、军备建设以及约旦河改道工程等绝密情报，深度接触复兴社会党高层。 1965年1月21日，伊利·科恩给特拉维夫发送电报时被叙利亚反间谍机构逮捕，他通过暗号通知以色列总部被俘消息。叙利亚官方随后公布伊利·科恩的真实身份，以色列发起全球外交营救行动，多国首脑、知名人士都向叙利亚当局呼吁免除伊利·科恩死刑，所有请求均被叙利亚方面拒绝。同年5月19日，伊利·科恩于大马士革烈士广场被处以绞刑。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1924年12月16日，伊利·科恩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一个普通犹太家庭。后来，伊利·科恩被送进由当地犹太人团体开办的学校——迈穆尼德斯学校学习，他在那里上了第一堂希伯来文课，从《圣经》中学习这种古老的语言，并对犹太教产生了兴趣。

伊利·科恩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之后，他进入法学博士文丢拉开办的高等希伯来语研究院，进一步研修希伯来语言和文学，兼修阿拉伯语和法文。他从高等希伯来语研究院毕业后，考入了亚历山大法鲁克一世大学，专修应用电力学。

地下活动

1944年，伊利·科恩受到巴勒斯坦犹太斗争事件的触动，他和佩服斯特恩帮成员被捕后严守秘密的行为。同年他在亚历山大加入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依靠自身影响力团结了一批青年。他参与组织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地下活动，引起埃及当局注意。 1947年，在他要毕业的时候，他却被迫离开了法鲁克一世大学，中断了自己的学业。此后他在当地伐木场担任会计师，以此为掩护，继续开展犹太复国主义地下工作。

1954年，伊利·科恩参加了代号为“ 苏珊娜行动 ”的破坏计划。同年7月23日的行动中，负责执行任务的内桑森被埃及警察当场抓获。行动失败了。伊利·科恩也被埃及反间谍部门抓获，但由于他能言善辩，埃及人相信，他与“苏珊娜行动”没有任何联系，不得不把他放了。此后，伊利·科恩依然留在埃及，帮助当地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 1956年10月下旬，以色列部队入侵西奈沙漠。苏伊士运河的战役一开始，伊利·科恩就被埃及当局逮捕，拘押在亚历山大一所犹太学校里，直到英法联合作战失败后，他才获释。这年年底，他通过曾经帮助其他许多移居者使用过的秘密渠道，离开了埃及。

1957年初，伊利·科恩抵达以色列与家人团聚。年底，他才找到一份工作，凭着他的语言知识，被国防部聘任为翻译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后，由于他的现代口语化的希伯来语知识不足以胜任剪报的翻译工作，所以被辞退。1958年新年过后，伊利·科恩被以色列的营业工会组织聘为会计师。在这里，他的工作很受重视，在获得上司的多次表扬后，伊利·科恩得到晋升。这年他去内格夫·索多姆和埃拉特港等地作短途旅行，逐渐对以色列熟悉起来。1959年，他第一次到叙利亚边境察看。

潜伏叙利亚

因伊利·科恩早年所接受的基本训练及实际活动经验，加上他曾长期在阿拉伯国家生活，所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利·科恩有着从事谍报工作的潜力。尽管派他去埃及已不可能，但派到叙利亚阿拉伯国家是可以的。而且他小时候有过一段叙利亚阿勒颇的生活经历，他还能使用叙利亚方言。另外，他更倾向于阿拉伯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已婚的伊利·科恩很快就被同意充当以色列的特工人员。以色列情报机构为伊利·科恩制定叙利亚潜伏方案，伪造完整身份档案，掩护身份为叙利亚富商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虚构履历为：1930年生于贝鲁特，父母为叙利亚人，1933年全家迁居亚历山大，1947年移居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在当地经营进出口贸易。这一经历是符合那些因贫困、战乱和本世纪的革命而颠沛流离的成千上万个阿拉伯家庭的情况的。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就有50多万阿拉伯人，其中叙利亚人占很大一部分，所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些人中间生活。如果说他的叙利亚口音还不很纯正，会引起别人的疑心的话，这也不难做出解释，因为他基本上是在埃及和拉丁美洲长大的。如果他看上去对埃及的了解比对叙利亚还多的话，那是因为他过去曾在埃及呆过的缘故。唯一的问题是他只会讲几句西班牙语，不过耶路撒冷的外语补习学校的速成课很快就帮助他弥补了这个不足。

1960年秋，伊利·科恩伪装成耶路撒冷的一名大学生，跟着一个正统的伊斯兰教教长穆罕默德·萨尔曼学习《伊斯兰教圣经》。他背会了五种常用的祈祷文和“法塔”——祈祷开始前的开场祈祷文。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本《古兰经》，每逢星期五，他总同其他礼拜者一起，朝麦加的方向拜倒在地，没有人对他的穆斯林身份表示怀疑。经过前期系统的训练后，伊利·科恩又接受了内容更复杂的训练。从凌晨开始，一直安排到深夜。他每天几次收听大马士革电台的广播，以学会叙利亚口音和掌握时局的变化。秘密情报局的专家们教他使用各种类型的发报机，从普通型号到便于间谍掩藏的小型发报机。他的指导者欣赏地发现他动作敏捷。过去作为业余爱好的摄影技术现在也成了专业手段，而且还学习了使用小型相机进行显微照相。此外，伊利·科恩观看了大量叙利亚的影片，包括反映叙利亚日常生活的纪录片，甚至还有秘密拍摄的短片。同时，他还阅读了大量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小册子，熟记其中的内容，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报纸，背下重大的政治事件的日期和发生的背景。最后，伊利·科恩还接受了根据战利品和各种缴获的武器对战斗作出判断的训练。

1961年初，伊利·科恩以新身份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依靠情报部门提供的资金开办进出口公司，借此结交旅居当地的叙利亚上层侨民，积累人脉资源，为进入叙利亚做准备。 1962年1月1日，伊利·科恩登上了从热那亚开往贝鲁特的“阿斯托里亚”号客轮。他用一瓶名贵红酒，很快与船上的阿拉伯巨商沙伊特·阿尔德成了朋友，阿尔德亲自开车把他带过了黎巴嫩与叙利亚边界，到达了大马士革。几天后，他对他新结识的朋友们说，他多年漂泊，现在终于回到了故土，今后就不想再离开了。叙利亚是他的老家，是他准备度过有生之年的地方。通过从拉丁美洲带来的私信结识的朋友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帮助，他很快就在市中心的阿布鲁马纳区找到了一套公寓，正好对着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他非常清楚周围许多邻居肯定都是叙利亚的军官，同时，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和一些大使馆也设在这里。他住在这里不会引起什么怀疑。一切安排妥帖之后，他就架起了无线电发报机。他把发报机巧妙地隐藏在看上去像是做饭用的混频炉里，天线固定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天线林立的房顶之上，拉进屋内，就像接在他的自动剃须刀上的一根长长的电线。

1962年3月，加利利海边境冲突爆发，伊利·科恩通过观察叙利亚总参谋部夜间灯光变化、街头军车调动情况，判断叙利亚正在增兵，情报传回以色列后促使以军加强加利利沿海防御。 3月8日晚7时，他听到大马士革电台广播：“我们英勇的士兵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粉碎性的打击。叙利亚武装部队摧毁了在加利利海面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船，敌人遭到严重损失，他们在叙利亚军队到达前就撤退了。”在对这条消息的确切性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猜测到这个报道会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叙利亚在海面上又向以色列发起挑衅了。以色列在内阁周会上对这一严重事件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电台的这个消息也使科恩提高了警惕。他躲在能看得见总参谋部的窗帘后面，又开始细心地观察起叙利亚总参谋部的情况。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夜晚，阿尔赫申突然带着叙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侄子马阿齐中尉拜访科恩。科恩伪装成爱国人士博取信任，打消对方戒备。闲谈中，马阿齐透露叙利亚空军实力孱弱、战机短缺，军方强硬派纳哈拉威旅长不满政府、或将引发政局动荡，还邀约科恩等人择机同去军事禁区，几人敲定局势平稳后便前往。客人离去后，科恩连夜进行情报整理，他在译成密码之前先写了一个草稿，就在当天夜里向特拉维夫发了一封情报：“1、叙利亚空军害怕以色列空军。埃及拒绝把他们拿走的米格飞机还给叙利亚。2、一些叙利亚军官并不掩饰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太软弱，其中最强硬者是纳哈拉威旅长。……”尽管发完电报后他已疲惫不堪，但他直到破晓才入睡。 3月16日，叙以边境战斗爆发，以色列获胜。此后伊利·科恩利用商业通信渠道，通过信件、货物夹层中的缩微胶片向以色列传送情报。期间他实地前往叙以前沿阵地勘察，获取叙利亚前线火力点、火炮、坦克等军事部署情报。

1962年夏季，伊利·科恩以商务出差为由绕道苏黎世、慕尼黑返回以色列，提交全部情报报告。上级为其更换新式电台与密码，并且下达搜集叙利亚约旦河改道计划的任务。同年7月底，伊利·科恩重返大马士革。回到叙利亚后，伊利·科恩设宴拓展人脉，结识叙利亚国家广播出版局局长乔治·塞夫。经由塞夫引荐，伊利·科恩拜访哈菲兹将军，二人建立密切关系。此后伊利·科恩又通过私人聚会、幽会场所等方式，取得叙利亚伞兵突击队司令哈图姆上校等人的信任，从军政高层人员口中获取叙利亚武装部队编制、内部派系斗争、对以政策动向等机密情报。同年12月，叙以边境局势再度紧张，叙利亚在加利利海岸、北部边境多地发起挑衅。伊利·科恩搜集并传回大马士革政府内部主战与主和派系分歧情报，以色列据此在北部地区进入一级战备，叙利亚随即停止边境军事行动。

1963年春季，是叙利亚政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伊利·科恩应允塞夫和哈图姆借用他寓所之举使他赢得了他们的充分信任。2月份，哈图姆告诉他，前线军队总司令哈里里上校，这位年仅37岁的军官已全部控制了驻扎在叙利亚边境的几个师，他正在总参部策划一场反对大马士革文官内阁的政变。伊利·科恩通过密电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特拉维夫。特拉维夫的秘密情报专家们周密地研究了这份情报的价值。虽然他们经常从大马士革这位间谍手中获得十分可靠的重要情报，但这次他们却认为，科恩关于“ 叙利亚可能会发生政变”的情报只不过是当地无足轻重的传言。一个月后，在1963年3月8日深夜至第2日凌晨，哈图姆无意中泄露而被伊利·科恩预言的那场政变终于爆发了。复兴社会党掌权之后，哈菲兹出任内政部长、反间谍机构负责人，伊利·科恩得以打入叙利亚新政权核心圈层。同年夏季，叙利亚军方高层人事更迭，哈菲兹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伊利·科恩受邀参加官方高层招待会。以色列情报部门又向科恩下达任务，搜集叙利亚即将获得的米格-21战斗机、导弹舰艇等新式武器情报。伊利·科恩再度返回大马士革，向哈菲兹赠送大额支票与贵重礼品巩固关系，并且取得叙利亚广播电台“海外侨胞们”栏目不定期主持人身份。

1964年，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于开罗召开，会议确定叙利亚实施约旦河改道工程。伊利·科恩从多名项目相关官员、工程技术人员、承包商处，逐步搜集完整的戈兰高地引水渠道施工方案、路线长度、泵站建设、工期、承建单位等全部情报。同时他实地勘察戈兰高地库奈特拉前沿指挥部，获取叙利亚高地防御工事、战壕、苏制火炮、坦克、战机部署等大量军事情报并传回以色列，以色列据此着手采取措施阻挠改道计划。

被捕牺牲

1965年1月21日，伊利·科恩给特拉维夫发完一份电报，叙利亚反间谍部门人员突袭其公寓，他当场被捕。被捕之时，伊利·科恩利用预先约定的电报指法暗号，向以色列总部发出自己被俘的信号。叙利亚官方随后公布伊利·科恩的真实身份，多名与他往来密切的人员遭到牵连拘捕。听到伊利·科恩被捕的消息，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立即在特拉维夫召集当地各家报社的社长和编辑开会，向他们转达政府的意图：政府希望能在友好国家和海外知名人士的协助下拯救科恩的生命，报纸不要发表进一步的有关新闻，这样政府可以多方设法，采用各种手段营救科恩。同时，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营救科恩的政治战和外交战。驻各国的以色列使馆都紧急动员起来了。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特派代表、非官方人士等都开始在各国对那些有影响的友人做工作、造舆论，以期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两个月后，对科恩的审讯结束。科恩还是被判了死刑。以色列又以加倍努力，投入新的营救工作。

哈菲兹主席收到曾给他动过手术的卡斯博士来信，呼吁“以生命的名义”免予科恩死刑。另外一名与哈菲兹有私交的住在大马士革的法国病人也为科恩奔走，均遭到哈菲兹主席的拒绝。不少国家的首脑和知名人士，包括罗马天主教皇保罗四世、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宫尔、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国际红十字会及数目惊人的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南美各国的国会议员、参议员、新闻界人士及各界重要人士都向叙利亚当局发出“对科恩免予死刑”的呼吁都没奏效。比利时首相胡斯曼、东欧几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亲自到大马士革请求赦免科恩，但他们的请求同样被置之不理。

1965年3月7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在海法市逮捕了为叙利亚搞谍报活动的5名叙利亚特工人员。以色列立即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并提出用他们5人再加上前些时候被逮捕并判了刑的一名叙利亚间谍来换取伊利·科恩一人，但叙利亚对此建议未作任何回答。 5月18日，大马士革电台播报伊利·科恩会被处以绞刑。次日，伊利·科恩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被绞死。伊利·科恩死后，在以色列秘密情报部门科恩的卷宗里已装满了他提供的各种情报，其中的大部分在几小时内就送给了驻守叙以边界的以色列部队。1966年，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进行的“ 第三次中东战争 ”中，凭借科恩提供的情报，以色列军队仅在几小时之内就占领了戈兰高地。在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机关里，人们为伊利·科恩举起酒杯，以示怀念。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伊利·科恩的父母都是东方犹太人，会经商。他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5个弟弟。伊利·科恩身材修长，头发乌黑，一双大眼睛，他很聪明。他的父母在城里经营一个卖领带的铺子，规模虽然不大，倒也衣食无忧。这使得他们兄弟姐妹可以接受当地最好的教育。伊利·科恩到希斯塔德拉琴的中央销售代理处当会计期间结识了娜迪亚，他和娜迪亚很快产生了感情，并于1959年结婚。

兴趣爱好

1937年，别人送给伊利·科恩一部小型的柯达照相机，从此摄影成了伊利·科恩的一种业余爱好，这个爱好后来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不论走到哪儿，总是随身带着这部相机。

后世纪念

伊利·科恩死后，以色列投入巨额资金，以求寻回这名王牌间谍的遗体和个人物品，给予他一个英雄葬礼，但除2018年7月通过秘密行动获得据称是他生前使用过的一块手表外，一无所获。叙利亚对伊利·科恩遗骸的保存地点始终严格保密。

人物轶事

伊利·科恩的首次情报工作

伊利·科恩的情报工作，从监视窗户对面的叙利亚总参谋部展开。为了能探测出特别不寻常的迹象，他不间断地监视着进出大楼的人们。在最初的几天里，他自每日上午8点总参谋部开始办公起，一直监视至傍晚6点多，大多数军官和职员离开大楼为止。在连续监视了几个晚上之后，他注意到只有5间房子的灯是彻夜不熄的。因而他推测那是夜间值班员往的地方，并断定这些房子是属于“军事情报作战处”的。这段时间，大马士革总的看起来是平静的，因为在总参谋部除了那5间房子之外几乎是一片漆黑，这是风平浪静的标志。伊利·科恩经常与年轻的阿尔赫申见面，并经他介绍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他向所有这些人特别是那些官员们打听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商品会遇到什么困难。他告诉他们自己有相当一笔钱存在瑞士和比利时的银行里，利用这笔资金和他在欧洲的关系，他打算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

阿尔赫申在大马士革商人中享有很好的声誉，伊利·科恩到任何地方都由他介绍给大家。这样伊利·科恩受到普遍的爱戴，慢慢地，伊利·科恩的交际越来越广。他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的计划得到了赞同和支持。不久，伊利·科恩的门前挂出了一张招牌，写着“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的字样。他的举止和爱国主义表现，使他获得了很多在大马上革和他相遇的人的同情和友谊。依托成熟的社交与商业身份，伊利·科恩结识了叙利亚陆军中尉马阿齐·扎赫雷丁。马阿齐身为叙利亚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阿卜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的侄子。在一次与马阿齐·扎赫雷丁交谈中，伊利·科恩获悉叙利亚空军整体实力薄弱、战力不及以色列空军，且埃及截留叙利亚米格战斗机拒不归还，苏联承诺的战机援助迟迟未能到位，同时掌握叙利亚军方与政府存在严重矛盾，军方高层将领纳哈拉威对现政府极为不满，认为叙利亚军方战力薄弱、政府执政软弱，意图推动政局变动。此外，他还得知叙以边境军事管控严格，边境战区戒备森严、间谍活动频发，且马阿齐·扎赫雷丁掌握边境通行权限，可带其进入军事禁区。在交谈过程中，伊利·科恩始终保持谨慎，避免对方怀疑。交谈结束后，送走客人，伊利·科恩归纳了他刚从谈话中得到的消息，他在译成密码之前先写了一个草稿，就在当天夜里向特拉维夫发了关于叙利亚空军害怕以色列空军。埃及拒绝把他们拿走的米格飞机还给叙利亚；一些叙利亚军官并不掩饰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太软弱，其中最强硬者是纳哈拉威旅长等情报内容。

打进上层军政圈

为庆祝自己返回大马士革，伊利·科恩在寓所举办宴会，邀请了阿尔赫申、马阿齐、阿乐德等一众叙利亚友人，还借此结识了32岁的叙利亚国家广播出版局局长乔治·塞夫，塞夫的女友也一同出席。宴会上，伊利·科恩精心赠送友人贵重礼品，投其所好，编造巴黎风月场的风流趣闻，深深吸引了热衷桃色新闻的塞夫、马阿齐等人。性格活泼、通晓多国语言的塞夫，十分羡慕伊利·科恩优渥的生活与欧洲游历经历。席间，塞夫主动夸耀自己身居新闻部要职，可自由出入政府各部门，深得各部部长信任。伊利·科恩顺势表露对新闻行业的羡慕，佯装遗憾自己只能从商，成功拉近与塞夫的关系。塞夫欣然邀请伊利·科恩日后前往自己的办公室参观，并赠予名片。一周后，伊利·科恩赴新闻部拜访塞夫，二人在部门餐厅闲谈时，伊利·科恩提及阿根廷的叙利亚侨民，以及归国的哈菲兹将军。得知塞夫与哈菲兹将军是故交后，伊利·科恩提出想要登门祝贺将军归国，塞夫当即应允并主动安排会面。很快，塞夫便带领伊利·科恩拜访了哈菲兹将军。起初将军未能记起伊利·科恩的身份，经对方提醒二人此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交集后，随即热情接待了他。伊利·科恩送上将军喜爱的德国上等烟叶作为礼物，并谈及自己计划推动叙利亚工艺品出口、动员阿根廷叙侨民回国投资的想法。伊利·科恩的谈吐与格局打动了将军，将军不仅夸赞他为国出力，还亲切称他为“兄弟”。闲谈中，将军倾诉了对叙利亚内政的忧虑，直言唯有复兴社会党能拯救国家，临别更是以阿拉伯待客之道坦言“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此次拜访为伊利·科恩后续的情报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不久后哈菲兹将军便就任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主席。

此后，伊利·科恩与塞夫往来愈发频繁，关系远超其其他友人。塞夫常到伊利·科恩的寓所，畅谈政府内部小道消息，伊利·科恩将所有情报悉数传回特拉维夫，还从塞夫口中获取了叙利亚派遣代表团赴苏联求助、计划开展河流改道工程的关键情报。后续塞夫职权扩大，负责监管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多语种对外广播，对伊利·科恩的情报搜集工作愈发重要。塞夫沉溺女色的弱点被伊利·科恩精准把握。初秋，塞夫提议在伊利·科恩寓所举办私密宴会，邀请叙利亚伞兵特别行动队司令哈图姆上校及几位女伴参与，伊利·科恩当即应允。彼时他与塞夫交往密切，每周都会数次碰面。初次参会的哈图姆因不熟伊利·科恩心存戒备，担心私密聚会的行径败露丢失军衔。伊利·科恩刻意吹捧、频频劝酒，用大量酒水打消了哈图姆的顾虑，让其彻底放松。自此，伊利·科恩将私人聚会定为惯例，购置电唱机和舞曲唱片，长期开放寓所，供塞夫与哈图姆携女伴聚会，每两周便举办一次。聚会中，伊利·科恩全程负责招待，适度互动却始终保持分寸，坚守间谍的观察者身份，专注聆听二人谈话、搜集国家机密情报。酒酣之际，哈图姆多次直言对叙利亚当权者的不满，吐槽其胆小怯懦、畏惧以色列，同时毫无保留地透露了叙利亚武装部队的完整编制，极力吹嘘自己麾下突击队的强悍战力。这些核心军事情报，都被伊利·科恩完整记录、悉数掌握。

搜集叙利亚水利与军事核心情报

1963年，以色列特拉维夫情报总部紧急要求伊利·科恩依托叙利亚高层人脉，全面核查两项重大危机的情报：一是叙利亚约旦河改道计划进入实施阶段，将严重破坏以色列灌溉体系；二是叙利亚即将接收苏联新式军备，包含性能优于米格-19战斗机的米格-21战斗机，以及配备科玛导弹的小型舰艇。伊利·科恩将核心工作聚焦于叙利亚约旦河改道项目，遵照上级指令全力核查该计划的实施细节、时间与具体方案。通过掌握项目内情的哈图姆、戴利两位上校，伊利·科恩获悉核心方案：叙利亚将在戈兰高地开凿渠道，引巴尼亚斯河水汇入约旦雅穆克河，每年截留约旦河1亿立方米水资源，以此遏制以色列用水。

为完善情报，伊利·科恩通过人脉对接了两名项目核心工作人员。他经哈图姆上校结识负责渠道施工的黎巴嫩工程师，得知渠道全长约74公里，哈图姆上校负责工程军事防务，并如实上报叙利亚改造工程兼顾自身用水、打击以色列的核心目的。同时，伊利·科恩通过哈图姆结识负责挖掘工作的沙特阿拉伯工程承包商，获取大量施工细节，确认叙利亚委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工程公司全权监管该项目。经过数月汇总梳理，伊利·科恩向以色列总部提交了全套改道计划情报，包含渠道结构、地形草图、18个月施工周期，以及巴尼亚斯河243米高程水电泵站的建设信息。该情报促使以色列决定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工程推进。与此同时，伊利·科恩三次跟随叙利亚预备役军官马阿齐·扎赫雷丁，实地勘察叙以边界戈兰高地的防御工事，掌握了叙利亚高地防线的建设规模与布局。此外，伊利·科恩向特拉维夫传回多项关键军事情报：24公里射程苏制大炮的混凝土暗炮台构造、装甲车辆专用战壕草图、200辆对以作战专用苏制J-54坦克的部署信息、叙利亚装甲部队突进以色列上加利利地区的作战方案，以及4架米格-19战斗机的人员资料、新型米格-21战机的实拍照片。

伊利·科恩被捕经过

1965年1月21日早上8点钟，伊利·科恩刚刚给特拉维夫发完一份电报。他坐在床上，就像通常发报一样，打开他的收音机，等待接受特拉维夫发来指示。他的小型发报机还放在床上。收音机中已出现一阵特有的劈啪声，说明特拉维夫正在发送信号，准备给他发布指令。突然，公寓大门被砸破了。他站起来本能地把小型发报机藏在手里。3名身着便衣的人冲进房间，用左轮手枪逼着他，命令他举起手来。他还不知道，数十名叙利亚保安人员已经包围了这个街区。指挥这次行动的是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苏米达尼上校。他冲到伊利·科恩面前：“你这该死的间谍，这回可把你当场捉住了！”他并不掩饰他对间谍的义愤和获得胜利的喜悦。“请不要动手！”伊利·科恩镇定地说，“出了什么事？我是从阿根廷来的叙利亚商人。”上校厉声说道：“少废话！说出你的真实姓名。”“卡马尔·阿明·塔贝斯，我是从阿根廷归来的侨民”，伊利·科恩坚持说。苏米达尼怒吼道：“好吧！不用担心，到时候你会通通说出来的。跟我们走吧！”

被捕后的最后一夜

1965年5月18日午夜，监禁伊利·科恩的房门被打开，伊利·科恩从睡梦中突然惊醒。他惊恐地从行军床上坐了起来，他看见两个叙利亚士兵的身影，心中猜测又要去经受一场酷刑。当他完全清醒过来后，他才注意到那个审问过他的特别军事法庭庭长戴利上校和那位大约80岁的犹太法学博士安达博站在两个士兵中间。他们的到来使伊利·科恩预感到自己的某种厄运，但他已没什么时间考虑了。上校命令伊利·科恩穿衣、立正，并宣布伊利·科恩今晚被处以绞刑。上校讲完，就向后退了一步给博士让路。法学博士安达博用颤抖的声音念着希伯来语的祈祷文：“慈悲的真主，请宽恕你的有罪的仆人罢。”伊利·科恩跟着博士小声地祈祷着。老人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当老人把一些祈祷文念错的时候，伊利·科恩轻声有礼貌地给他纠正。

伊利·科恩在4名用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叙利亚士兵的监管下与老人坐在一辆大篷车里出了监狱大门。伊利·科恩被带进警察局，在一张木桌旁坐下。上校告诉他，如果愿意，他可以留个遗嘱或写封决别信。伊利·科恩转向正在向真主唱着单调重复赞美诗的老人说：“我没有罪过，不欠任何人的东西，我不需要留下遗嘱。但是我要对我的家庭尽最后的义务，我要给他们写封信。”

在刑台上，上校向伊利·科恩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在叙利亚有同谍吗？”这些问题正是他被捕以来，一直使叙利亚领导人深感烦恼而又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伊利·科恩仍旧重复着那几句仅有的供词:“我并不以为我有什么罪过，我仅仅是做了我该做的而已。”随后，他转身离开上校，径直走向绞刑架。他拒绝让刽子手给他蒙上遮眼罩。老人又向他作了最后一次祈祷。4分钟以后，刽子手向上校报告，伊利·科恩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