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

明光宗朱常洛，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十一日（公历1582年8月28日）出生，，朱翊钧朱翊[yì] 钧长子，母孝靖皇后孝和皇后，明朝第十四任皇帝，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初一即位，同年九月初一（公历1620年9月26日）逝世，史称“一月天子”。

朱常洛之母王氏原为慈圣皇太后的宫女。因母出身卑贱，朱常洛从小不被明神宗喜欢，并由此引发十余年的国本之争。在朝臣的极力谏争和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被册立为皇太子。

册立为太子后，又经历了妖书案、梃击案等重大事件。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钧驾崩后，朱常洛即皇帝位，年号泰昌。在位仅仅一个月，便于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因病崩逝，史称“ 红丸案 ”。朱由校朱由校即位后上谥号为贞皇帝，定庙号为光宗。葬于庆陵。

在位期间，罢除矿税、榷税，发放边防军饷，弥补官员空缺，重振朝廷纲纪。《明史》评价：光宗德行潜在张扬，全国盼望有新的局面。但老天不保佑，登基只有一个月，政策还没施展就驾崩了。

人物生平

意外出生

朱常洛是明神宗与王氏所生。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一次朱翊钧来慈宁宫见到王氏，因偶然被明神宗临幸。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十一日，王氏产下一子，皇长子朱常洛诞生。王氏因出身低微，一直不为明神宗所喜，朱常洛虽为明神宗长子也因此不受明神宗喜欢。

国本之争

明朝皇位多为长子继承制，因明神宗不喜欢王氏所生皇长子而更喜欢显肃皇后所生的皇三子所以有意在继承人问题上废长立幼，神宗这种违背宗制的想法引起了廷臣不满。万历十四年（1586年）起，群臣纷纷上奏要求明神宗确立皇长子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但神宗以各种理由进行拖延。从此展开了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

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郑氏的弟弟郑国泰因为群臣的议论也上疏请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加上内阁和群臣的坚持，最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十五日，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册封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五子朱常浩为瑞王，六子朱常润为惠王，七子朱常瀛为桂王。

妖书案

在朱常洛确立太子之前就人撰写《忧危议》，称郑贵妃编写此书是为了立朱常为太子找证据。此次神宗得知后只是将嫌疑人逮捕入狱，但未处理妖言的事。

到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又出现了《续忧危竑议》。书中大意为：万历二十九年册立皇太子是神宗不得已而为之，他日必改封弘光帝为太子。神宗得知后也很生气，令必须找到制造妖书的人。但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涉及人员复杂，逐渐发展成党派之争并牵扯到太子讲师。朱常洛对此事件也极为关心，多次对身边人言及此事。办案官员认为这个案子不容易结案，于是将此案件推到了一个造谣的无赖身上。最后，《续忧危竑议》妖书案不了了之，以无赖被凌迟处死而结案。

梃击案

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仍然有为福王能成为太子的想法不肯死心，并策划了一场刺杀太子的行动。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伤及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内官韩本用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经审刑部十三司会审，得知与郑贵妃宫中太监有关。事件发展使郑贵妃被牵连，朝中大臣们议论纷纷，神宗无奈只得让郑贵妃去求太子，郑氏跪拜太子，太子慌忙回拜，神宗也亲自去安慰太子。太子碍于郑贵妃的求情和父亲的安慰也想赶紧了结此事。

五月二十八日，赵顼亲自到慈宁宫会见诸臣，并说只处理首恶元凶不要牵连其他人。朱常洛也表示与父亲关系和睦，埋怨诸臣这样做是在陷其为不孝之子。并告诫诸臣，疯癫之人应该赶紧解决，不要株连他人，遂以疯癫奸徒为罪名，将张差杀于市。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史称“ 梃击案 ”）。

短暂在位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驾崩，八月初一即皇帝位，年号泰昌。光宗上位后废除神宗年间开始征收的矿税，并两次给边关发放军饷，任命各部所缺官员，朝政颇有振兴的局面。

到八月初十，光宗感觉身体不适，十二日还带病处理政务。当时，郑贵妃在侍奉神宗病体，留在了乾清宫，到了光宗即位也没有搬出去；光宗继位为帝之时仍受郑妃与李康妃的影响和控制。郑贵妃担心光宗因为朱常洵的事记恨她，于是贡献了八名美女和珠宝。光宗虽然身体不适，但未能克制自己欲望，一日退朝内宴，当晚连幸数人，病情由此加重，这为后来的“ 红丸案 ”、“ 移宫案 ”埋下了伏笔。

红丸案与逝世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一日，光宗病情加重。此前，内侍崔文升给光宗送泻药，光宗服用过后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此后几天，光宗未再服药。当时户科给事中杨涟上疏弹劾崔文升滥用药物。杨涟认为光宗刚丧皇父，又因国事日理万机，应该用滋养的药慢慢调理，崔文升却下猛药，这分明是不懂医术。当时，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八日，朱常洛召英国公张惟贤、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颇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到了二十九日，光宗病情急剧恶化。当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说自己有仙丹（即“红丸”），太监们不敢做主，先将此事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表示“彼称仙丹，便不敢信”，随后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光宗。光宗得知后召李可灼献药。首辅方从哲、辅臣刘一燝[jǐng] 劝谏光宗这不是万全之药，不要轻信，但光宗还是服下了“红丸”。服下“红丸”后光宗感觉舒服了很多，并且有了食欲，连续两次表扬李可灼。到了黄昏，光宗怕药力不能持续需再服用一颗，于是李可灼又送进一副“红丸”。九月初一早上，明光宗朱常洛驾崩，年仅三十九岁。

赵惇驾崩后大臣遵遗嘱，立皇太子朱由校为皇帝。九月初六，朱由校即皇帝位。十月十六日朱由校为明光宗朱常洛上尊谥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庙号“光宗”。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葬于庆陵。

为政措施

废矿税

朱翊钧去世第二天，朱常洛就停止了全国矿税，撤回征税的太监，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当时受矿税折磨的小民百姓闻讯，欢声雷动。朱常洛根据遗照废除矿税和商税，朝廷内外也都很感动。

饷边防

明神宗在位时，军饷严重缺乏。群臣多次建议从内库调拨，神宗每次都以数量不足为由拒绝。由于大臣要求强烈，万历四十四年拨出三十万两，万历四十七年又命令搜刮太后累年积蓄的备赏银三十六万两送往辽东。两次一共六十余万两。

明神宗驾崩后第二天，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朱常洛就念记辽东缺饷，军士劳苦。遵照遗旨，调拨内库白银一百万两，用于边关军饷，并命熊廷弼亲赴辽东犒赏军士。二十四日，再次拨出一百万两犒赏九边关官军。并且特批五千两白银运送两项军饷，不许骚扰驿递。

补官缺

万历十四年（1586年）后，朱翊钧开始长期怠政，官员任免也处于半停顿的状态。到神宗末年，内阁大臣只有方从哲一人。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初二，大学士方从哲请求批准明神宗生前已钦点的两个大学士吏部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㴶。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初四，光宗批准，任命吏部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密政务。十九日到二十日，任命礼部侍郎何宗彦、刘一燝、韩爌，南京礼部侍郎朱国祚一同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密政务。并征召前大学士叶向高入阁。至此，光宗登基后共增大学士七人，打破了方从哲一人为相数年的局面。

历史评价

《明史》评价：光宗德行潜在张扬，全国盼望有新的局面。但老天不保佑，登基只有一个月，政策还没施展就驾崩了。一生受到三个案件牵连纠缠，陷于党争，真是可悲。

《三朝要典》评价：一月太平天子，万年有道圣人。

年号问题

朱翊钧在七月二十一日崩逝，光宗崩于九月初一，朱由校九月初六即位。皇帝即位一般在次年改元，但明光宗从即位到崩逝仅仅过了一个月。当时有朝臣建议取消泰昌年号；也有建议取消万历四十八年以泰昌元年纪年；还有人建议今年为万历四十八年，明年为泰昌元年，后年为天启元年。时任御史左光斗建议，以今年八月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明年定为天启元年。随后便采用了这一建议。

死因之谜

明光宗朱常洛登基仅有一个月后就突然驾崩，年仅三十九岁。光宗是服用红丸后驾崩，但是不是因为红丸驾崩至今也无法确定。

红丸到底是什么药说法也不一。南炳文、汤纲所著《明史（下）》记载，“红丸”名三元丹，是妇人经水、秋石、人乳、辰砂所制，该红丸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性热，正好与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钟来茵在其论文《论红丸案》中说：红丸就是春药，并认为光宗死于纵欲过度。

何孝榮发表期刊《明光宗死因探析》中分析：朱常洛身体向来虚弱，被册立太子后也是每天提心吊胆，没登基前就已经染病。加上皇父母相继去世，典礼繁琐，又操劳国事，还不节制欲望而导致病情加重。崔文升用药不当导致光宗病情恶化并最终死亡。而李可灼进献的红丸光宗一共吃了两次，服用后也没有立即死亡，中间相隔时间不短，是毒药的可能性不大。光宗最终死因还是因病而亡，与“红丸”关系不大。

陵寝墓地

庆陵，位于北京昌平天寿山陵内黄山寺二岭南麓。是明光宗朱常洛和皇后孝元郭氏（明光宗郭皇后）、孝和王氏、孝纯刘氏的合葬陵墓。

其地下玄宫自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定穴营建，七月二十九日玄宫合龙门，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地面建筑完工。仅玄宫一项即耗帑银150万两。

宝成前的两进院互不相连。陵前建单孔石桥、神功圣德碑亭（碑亭已毁，只存神功圣德碑）。宝城入口处建方城，方城之上为明楼，明楼内立圣号碑，上刻“ 明朝 ”“光宗贞皇帝之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