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约前280年 —前233年） ，又称韩子 、韩非子， 战国 末期 韩国 都城 新郑市 （今 河南省 郑州市 新郑市 ）人。 是中国古代 思想家 、散文家， 法家学派 代表人物。
韩非出生于贵族之家，天生口吃，但善写文章。在他年少时，韩国就经常受他国侵扰，不断被削弱，于是韩非立志报国，积极向君主上奏自己政治主张，却始终未被韩厘王认可，韩非遂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文章。韩非为求治国良方，还曾游学于 儒家 学派代表人物 荀子 ，与 李斯 同学，学成后潜心著述，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子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 儒家 的思想。 韩王安 即位后，韩非逐渐受到重视。后来，韩非的文章传至 秦始皇 处，得到嬴政称赞，并感叹道：“寡人若能见到此人，同他交游，死而无恨。” 秦国遂欲进攻韩国夺取韩非。韩王安五年(前234)，韩非到了秦国，但因立场受怀疑等原因，并未受到信任和重用。后来，李斯等进谗言，秦王政下令将韩非治罪。前233年，李斯派人用毒药逼韩非自杀。韩非想亲自向秦王表白，没能见到。后来秦王十分后悔，派人赦免韩非，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著有《孤愤》《 五蠹 》《内储说》《外储说》《 说林 》《说难》等文章 ，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一书，该书共55篇，十余万字。 韩非传承 荀子 、结合 老子 思想发展了 法家 学派，集 商鞅 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具有君主集权思想。他指出，法是社会群体唯一的行为规范与标准，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客观性、公开性等特点。韩非认为君主必须运用自己的权力和势位才能令行禁止，君主的权力主要体现在赏罚生杀之权。此外，君主要掌握驾驭群臣和调节君臣关系的秘术，要知人善任、循名责实。法、术、势相互依存，法为中心。韩非的法治思想源自其人性论，他认为人性莫不自私，莫不趋利避害。而君主之利与国家之利一致，须富国强兵，奖励农战，务实而不道仁义。这些思想具有 功利主义 特点。韩非还认为历史无常，事物不断变化，以此为自己的变法理论辩护。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著作《韩非子》中有寓言故事三四百则，书中著名寓言如“守株待兔”“自相矛盾”“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成为文学经典，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秦国 用他的理论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历史上立志改革的政治家也多受其影响。
人物生平
出身贵族
韩非出生于韩国 新郑市 （今属河南）的一个贵族之家，是韩姓众多公子中的一员。韩非天生口吃，不善于言谈，却很有文才，善于写文章。
读书欲挽危国
在韩非青年时代，韩国屡次败于秦国，损兵削地，国势日衰，韩非于是就多次上书劝谏韩厘王变法图强，但却始终未被接受。然后，他又写了《难言》《和氏》等进奏韩厘王 (约公元前 273 年)，以 和氏献璞 自比，再次劝谏韩厘王纳谏听言，运用法术来治国图强。当时堂谿公受韩厘王的命令召见了血气方刚的韩非，看见了韩非的上书后，劝韩非行礼辞让，修行藏智，以求身全名遂，而不要设法度以犯众怒，舍安途而行险道。但韩非表示提倡法治乃是“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自己不会改变信念，他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要继续宣传自己的法家思想主张。 虽然韩非并未得到君主认可，但他并未放弃了自己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他针对现实、总结历史，写下了《孤愤》《说难》《五蠢》《内外储说》《说林》等十余万言的著作。
拜于荀子门下
韩非为谋求救国方略，曾在荀子到楚国任 兰陵令 (公元前 255 年)后，就学于荀子。 和韩非一样投奔荀子门下学帝王之术的还有李斯等人。公元前247年，李斯学成告辞老师荀子，西行入秦。 后来韩非也返回韩国，潜心于写作，十万余言。 韩王安即位后，韩非才得到重视，并曾与韩王安研究削弱秦国策略。
游说败亡于秦
韩人郑国作秦国间谍事发后， 秦始皇 迁怒于一切士人，下 逐客令 。 李斯 力谏取消逐客令，并提议先攻打 韩国 以威慑他国。 同时，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传播到秦国。 秦始皇 见到《 孤愤 》《 五蠹 》这些书后佩服不已，认为能见到作者死而无憾。于是， 李斯 告诉了秦始皇作者是韩非。 秦始皇 因此立即攻打韩国以得见韩非，韩王安于是就派遣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秦国，上《存韩》书，批评 李斯 、揭大臣 姚贾 ，由此得罪了李斯和姚贾。 因此， 秦始皇 虽然喜爱韩非，但还没重用就被李斯、姚贾谏言要加罪名处死韩非，因为韩非是只会帮 韩国 而不帮 秦国 的韩国公室子弟，若放他回去则后患无穷。秦王同意了，李斯派人给韩非送毒药劝他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剖白，但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时，韩非已死。
思想主张
作为先秦思想家中的最晚出者，韩非的理论体系带有集众家之长的性质，其思想核心围绕君王的统治之术展开，最关注的主题是君王如何利用臣下，同时防范臣下篡位的野心。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术以知奸”（通过策略辨析忠奸）、“以刑止刑”（以刑法抑制犯罪，最终减少刑罚）的主张，并强调“事因于世，备适于事”（政事需结合时代实际调整，措施要针对社会事务制定）的原则，在人性论和道德观方面，他对老师 荀子 的 哲学 加以继承和批判，对“人性恶”的一面进行了发挥，从人的本性好利恶害到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利益关系。 所以韩非把加强法治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而不是只依赖人们的道德自觉。基于此，法治之赏迎合人的好利本性；法治之罚，针对人的恶害本性。 同时，韩非思想也受道家影响，司马迁认为韩非思想“其本归于黄老。” 在《解老》《喻老》篇中可见其的改造性发展，通过对道的解释让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性为“术势”思想创建基础。 此外，韩非还在 法家 先贤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发展和改造，提出“法术势”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思想即“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同时，韩非积极入世宣传自己的思想，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从 春秋 开启的“复古、崇古”的历史观， 韩非抱有积极改变的历史进化观，提倡因时变法即“古今异俗，新故异备。” 以及要适应时势的需要，“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而非“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即一成不变的统治方式。
思想形成
从荀子处传承
韩非虽是在荀子“ 性恶论 ”的基座上建构他的洽世学说，但却在此基础上批判地将之改造成人性趋利、自利自为的人性论，并在这一基座上建构起他的法术学说。 即旨在让人君可以运用手中的权柄，以严刑重赏为其杠杆，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私心引导人们 “背私为公”。也就是说趋向虽异，但方法相同，韩非的 人性论 是在荀子的性恶论基础上往前走了一步。
道家思想影响
道家 尤其是 老子 对韩非的影响深巨， 司马迁 认为韩非的思想“其本归于 黄老之道 。” 韩非若干方面的思想受到老子影响，在文章中能间接体现。但韩非并非基于本旨继承，而是有所改造。即使在韩非所作的《解老》《喻老》篇中，韩非子也是按照他的理解改造了老子的思想，为他的学说作注。韩非提倡“因道”，就是要人们遵循 宇宙 发展的 客观规律 ，即所的“缘道理”、“不逆天理”。而韩非主张的这“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对限制统治者的随心所欲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
此外“因道”的哲学观不但是韩非“全法”思想的暂学基础，同时又是其为君主独裁思想的理论根据。韩非提出的“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 是通过解释道可以支配万物运行的合理性，运用到社会政治生活中，便成了“君不同于群臣”、君主应该支配群臣的观念，所以他认为，“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
法家先贤影响
对韩非法家思想影响最大的是 商鞅 “法”， 申不害 的“术”以及及 慎到 的“势”。
韩非子法家思想中的“术”就是出自申不害，并在其基础上发挥而成。申不害所主张的“术”思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人君任免考核赏罚官吏的方法和手段，其二是人君暗中驾驭臣下的阴谋权术。 杨幼炯 认为韩非的“言人君 无为 之术”，是来自 管仲 、申不害、慎到。 《韩非子》中所引申子的言行多集中在 《内外储说》 诸篇及《难三》篇中，其言多宣扬做君主应该实行无为之治。在韩非的《外储说右上》就有“申子曰:‘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其知见，人饰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效见，人司之;其有效见，人饵之。故曰: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之。” 申不害的“术”是隐秘于无为之中的，他对韩非的启示除了术的隐秘无为，还有名实相符。前者启示韩非，君要不显露出好恶，使臣子无法揣测君主的用意而只能本分地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后者启示韩非，君主在设置职位、委任官吏，用人听言，乃至考核政绩等方面都应该用术，使名与 实相 符合。
申不害认为国君和臣下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臣下只能按照国君的决定行事，国君必须依靠法令才能建立自己的尊严和权威。 申不害 强调了“驭下之术”的重要性，却对统一法令、加强法治等方面认识不足，韩非因此批判道，“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所以针对这一缺陷，韩非的“术”在 申不害 的基础上又扩展至具体的“术治理论，用以解决日益突出的君臣矛盾。
于是，韩非吸取了申不害的“术 ”思想 ，并使 “法 ”和“术 ”结合起来 ，成为“术治”，同时为他的“以法为本”，法 、术 、势相结合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韩非认为，“秦行 商鞅 而富强” 。 商鞅 对法的一致性、不分贵贱的一断于法的见解无疑影响到了韩非“言无二贵，法不两适” 严格行法思想，商鞅的言、行、事“不中法者”都不应为之 也在韩非“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能找到痕迹， 蔡元培 认为韩非“袭商君而益评其条理”。 杨幼炯也认为韩非思想本源中“变古与重刑”是“本诸商鞅”。
韩非充分继承到了 慎到 对“势”的 客观性 及强制性的理解。 韩非 在 《难势》 篇引用了 慎到 的说法，“贤人而进于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 并指出尧和桀之所以能治天下并不在于其贤而在于“势”，即说明“势”的客观性。
韩非虽然继承慎到对“势”的理解，但韩非的“势”与慎到的“势位”有质的不同，韩非的“势”结合了“术”与“法”。韩非认为“势”要与法结合即“抱法处势则治”， 且不能离开术，“国者君之舆也，势者君之马也” 而只有“法势结合”才能避免 人治 主义的缺点即“不仁而在高位”的危险。
主张内容
人性自利论
韩非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自为”即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所以，“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天死也。” 即此祈愿无关善恶“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只是他们都从自身利益出发“情非借人，利在人之死也”。”君主和后妃、儿子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利害冲突，所以他们“欲君之死也”以达到“势重”目的。 奸臣也就常常利用这一点窥现君权，以至劫君弑主。故君主应该“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时刻“备内”，“则奸邪无所容其私”。因此关于“人性自利”的认识也极大影响了韩非立法的基础，他特别提出君主的立法应合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且不应为人的主观意愿或好恶、情感所左右，特别是应防止奸臣劫弑君主、篡夺君权的各种“奸术”“名内”。
历史进化观
韩非善于从历史进化观和当今的历史现状出发，论证法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不得不化”是韩非哲学思想的精髓，因为韩非认为，“万物各异理，而 道尽稽万物之理 ”，进而又提出万物的异理“无常操”，继而点出“万事废兴焉。”也即由“道”主宰的各种事物都有兴衰存亡。因而历史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政治措施也就“不得不化”，否则就难以把社会治理好。韩非结合上古实例总结出出，“圣人立法不期修古， 不法常可 ，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即圣人是不期望完全效法 陈规 ，而是研究当代事情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他还以 周文王 、 徐偃王 为例，指出治国方法应随时代而发生相应的变革，“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他认为立法应因时制宜，因时变法“古今异俗，新故异备。”， 指明不能采用过去的“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
此外，韩非还认为立法一定要适应时势的需要，“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即法度顺应时代变化就能治理国家，统治方式适合社会情况就能收到成效。“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即时代发展而统治方式一成不变，社会必然危乱。所以韩非认为，治理民众要“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即法制和历史时期同步发展，禁令和智能水平同步变更。
严格贯行法治
韩非思想的基本特点是要坚决而全面地推行法治。在韩非眼里，情感即“亲疏”、道德即“善恶、忠奸”以及智力即“贤愚”，不可作为君主决策的依据。而帝王并没有精力“身察百官”，即使“身察”，又由于在性恶论里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当“上用耳”时，“则下饰声”，“上用虑”时，“则下繁辞”。 出于对情感和道德具有主观性的判断，韩非认为唯有简省明了的法律能管理好天下即“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所以“法者，事最适者也。” 此外，在韩非看来， 封建国家 的富强和诸侯霸业的完成，都必有赖于法治。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人民群众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他还认为“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人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韩非还举出当 魏国 在彰明立法、从事法令建设的时侯，因强调“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盛得可以匡正天下。等到法令懈怠，赏赐混乱，国家也就日益衰弱了。 所以韩非认为，“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即赏罚分明才能让人民拼死，兵力才会强盛，君主才会尊贵。反之，“是以刑法不必则禁令不行。”
在贯行法治时，韩非的标准是“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他坚决地要强调以律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唯一途径，以行为结果是否合法作为行赏罚、作决策的唯一标准，既不能包庇权贵“ 法不阿贵 ，绳不挠曲。”，赏罚也不区别对待大臣或匹夫“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更不能用智者的言辞开脱，勇者的抗争而逃脱“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
法术势合一体
韩非为先秦 法家思想 的集大成者，主张在以法为中心的原则基础上，用权势和权术来辅助法的实施。他继承并发展了 战国 以来早期 法家 特别是商鞅、慎到、 申不害 三人的法治思想，形成了一个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体系。
韩非不仅论说了严格执“法”的重要性，而且还认为“徒法”而无“术”“势”与之结合，就不能真正成功地实行法治。韩非认为，如果君主只是行“法”，则会导致“无术以知奸，是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 ， 商鞅 于 秦孝公 时在 秦国 实现的变法就是如此。而如果只有“法”和“术”，没有“势”也不行，君主要独有势，即“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如果君臣共同拥有威势与权力，那么众多的邪者就肆无忌惮了。 韩非还以 桀 尧 作对比，“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 也即“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说明“势”之所以能够不分是非善恶地发挥作用在于“势”是一种客观存在且具有强制特征的权力形态，也即《八经》所谓“势者，胜众之资也”
韩非还将三者关系形容为“千钧得船则浮，锚铁失船则沉，非千钧轻错铁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所以，“法”“术”“势”一定要相互配合运用，不可分离，所谓“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
主要著述
韩非的主要名篇有 《孤愤》 《五蠢》《内储说》 《外储说》 《 说林 》《说难》等，现均收录于《 韩子 》，今称《韩非子》，20 卷，共55篇，约有13万字左右，为后人编集整理。在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韩非子》的编集者，因此学界有不同说法。迄今知道为《韩子》最早作注的是 北魏 的 刘昺 ，惜其本失。现今流传的最早版本是 南宋 乾道 年(1165年)黄三八郎 刊刻本 ，简称“ 乾本 ”。
按文体可将整部《韩非子》分为九类：
第一类为“游说类”，包括《初见秦》、《存韩》、《难言》和《 爱臣 》，旨在“说秦”。
第二类为上书类，包括《主道》《有度》《二柄》《扬权》《八奸》《十过》《孤愤》 韩非子·说难 《和氏》 《奸劫弑臣》 《亡征》《三守》《备内》《南面》和《饰邪》15篇，多为“谏韩”之书。这一类著作为 韩非 平素所作，其篇名俱有意义,，经韩非之手定也。
第三类为老学类,包括《喻老》、《解老》两篇。二者区别，陈千钧引 冯振心 先生云“解当径释老义,喻则援引古事以明之。”
第四类为纪事类,包括《说林上》、《说林下》两篇。陈千钧认为，韩非子最排斥放言高论之徒,故其言必有事实以证明之。
第五类为君术类，包括《观行》、《安危》、《守道》、《用人》、《功名》、《大体》、《内储说上七术》、《内储说下六微》、《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共12篇。其中内储、外储,经(附传)。陈千钧引 冯振心 先生云:“《内外储说》左右上下共六篇，皆先经后说，所言尽人主御下之术，人情机变谲诈，可谓发露 无余···.. ”内外储诸篇篇首所谓“经”,韩非子之文,实为列出的论纲,然后辅以若干事例来说明谓之“说”。
第六类为辩难类,包括《难一》、《难二》、《难三》、《难四》与《难势》5篇。陈千钧说这是“辟当时之俗论”。是“韩非子极辩论之能事，俱归诸法术赏罚之道，难势》一篇尤佳， 吴汝纶 以为议论之绝调。”
第七类为问答类，包括《问辩》、《问田》和《定法》3篇，为韩非子之徒所记。
第八类为通论类，包括《说疑》、《诡使》、《六反》、《八说》、《八经》、《五蠢》和《显学》，共7篇,陈千钧说，旨在“痛斥时弊力尚功利”。
第九类为补辑类，包括《忠孝》、《人主》、《伤令》、《心度》和《制分》5篇。陈千钧认为乃“ 韩非 子之徒所杂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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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成就
《韩非子》在 中国 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韩非子》 还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在中国 文学史 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韩非子》的理论文章不纯粹只有概念和推理组成的，且具有很强文学性。 唐代 著名的文学家 李翱 曾称《韩非子》“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 清代 卢文强 认为，“非之辞辨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 时至现代，人们以新的文学观来看待 先秦 诸子的文章，《 韩非 子》在文学家的心目中仍具有崇高的地位。如 郭沫若 曾将它视为 先秦散文 的“四大台柱之一，他认为，“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 韩语 的峻峭，单拿文意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 现时出版的各种《 中国文学史 》，几乎都不否认《韩非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写作手法
说理剖析严密
恰如韩非学说的质实 直切 ，《韩非子》的文章也犀利峻峭，长于面面分析，层层剖剥，鞭辟入里，直指要害。一如《 荀子 》说理的全面周到，且更着力全方位捕捉回题的各个侧面和各种可能。 论人臣成奸，有八术 ( 《八奸》 )论人生之失，有士过 ( 《十过》 )谈亡国之征，一连列举出四十六个“可亡也” ( 《亡征》 )。 《说难》讨论说人主之术，一论“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分别列出对方“为名高”“为利厚”“阴为厚利显为名高”三种心理、四种结果;二论可能导致说者身危的种种情况，一连列出七个“如此者身危”;三论可能导致对方误解的方面，“则以为”如何，有八处;四论“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须揣摩之后方可进辞者有十一项;五论进辞时的处境，有可言不可言之分;六论进辞时对方的情绪，有或喜或怒之别。
巧用史及寓言
取材实而不玄
《韩非子》中的故事取材十分广泛，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伦理、民俗、技艺、医术，甚至儿童嬉耍都在搜罗之列。然而取材虽广泛，但平而不奇，实而不玄。 《韩非子》中用来“喻”“说”事理的故事与 庄子 中倾泻胸臆的“寓言”大不相同。 庄子 超现实的想象让他的“寓言”往往随着自我意识的流动任意杜撰，因而带着汪洋恣肆、奇幻玄虚的 浪漫主义 色彩。然而 韩非 是个面向现实的人，他竭力把思想贯穿在现实世界中，所以他的故事很少以拟人化的动物或神异色彩浓厚的神话为题材，也很少出现虚幻的想象和奇异的描绘，而往往以较为平实可靠的历史事迹或现实生活为题材，并且写得具体踏实、毫发逼真，带着 现实主义 的光彩。即使是古代带有神奇色彩的传说，到韩非手里也给历史化、现实化了。如 《国语·鲁语下》 载 孔子 言云:“ 丘闻之 :昔禹致群神于 会稽山 ， 防风氏 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 专车 。此为大矣。”在《 韩非子·饰邪 》写道，“禹朝诸侯之君 会稽 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
构思跌宕有趣
而且韩非引用的构思往往起伏跌宕，富有冲突。韩非无论是引用史料，还是创作 古代寓言故事 ，虽其取材虽平而不奇、实而不玄，但他记述的故事在艺术构思上却能于平实中见奇妙，从而使这些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与历史故事能够深深地打动人，说服人。《韩非子》 中的故事，往一开始就揭出尖锐的矛盾纠葛，而在情节进展的过程中，又往往波澜起伏，跌岩生姿。 如《说林上》，“ 田驷 欺邹君，邹君将使人杀之。田驷恐，告 惠子 。惠子见邹君，曰:“今有人见君，则映其一目，奚如?’ 君曰:“我必杀之。’ 惠子曰:“蓉，两目映，君奚为不杀?’君曰:“不能勿映。’ 惠子曰:“田驷东慢齐侯，南欺 荆王 。驷之于欺人，瞥也，君奚怨焉?’邹君乃不杀。” 故事一开头就把田驷置于将被杀头的惊险遭遇之中，以悬念吸引读者;但接着却写了惠子拐弯抹角地与邹君说起“笑话”，不紧不慢;接着，惠子又用一个类比推理将故事推向高潮，使其中的矛盾白炽化。邹君对这一招无法抵挡，故事就在这矛盾中结束。这种时起时伏、急缓相间的构思艺术，是韩非文学特色之一。
语言幽默隽永
此外，韩非语言幽默风趣，朴素隽永。有些故事的描述，虽然片言只语，却写得形象生动，风趣幽默，具有言简意 、馀味无穷之妙。如 《说林上》 ，“温人之周，周不纳客。问之。”曰:“客耶?’对曰:“主人。’问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也诵《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则我天子之臣也。岂有为人之臣而又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温人的答辞，充分利用了古代对《 诗经 》断章取义的传统方法，写得诙谐风趣，令人回味无穷。 至于 《说林上》鲁丹所说的“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 ，更是丰富生活经验的艺术结晶，写得洗练生动，充分反映了韩非语言的概括力和表现力。韩非的言辞不但发人深省，而且寓可笑于严肃之中，显示出了韩非的幽默技巧。
人物争议
称谓
关于韩非称谓，有“ 韩子 ”、“韩非子”两种，其变化原因已无可考，只有现代学者的一些推测。
“韩子”出现最早，在 司马迁 的《 史记 》中对韩非以“韩子”称,如“韩子皆著书”,“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以及“韩子引绳墨·.....”等。而《 汉书·艺文志 》明确记载“《韩子》五十五篇”。 东汉著名思想家 王充 在 《论衡》 中有《非韩篇》,通篇称“韩子”。 其后《 隋书·经籍志 》《 旧唐书 ·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三》《 宋史·艺文志 》均在子部录 法家 《 韩子 》二十卷。
关于何时将“ 韩子 ”改称“韩非子”,《韩子》也就成了《韩非子》已无法详考。有一说法是始自宋晁公的 《郡斋读书志》 ，其在法家类列《韩非子》二十卷·其后列《 商君书 》五卷。但是，到元代尚有 何犿 的《校韩子序》，即何 依然称之为“韩子”。至明朝，在现存的明代研究韩非子的“序”或“后语”中,只有门无子、茅坤依旧称“韩子”;而陈深、 王世贞 、张鼎文以及赵用贤皆称“韩非子”。而 张榜 的题虽然为《韩非子序》，但是在文中将“韩非氏”与“ 韩子 ”混称;王道 则在《重刻韩非子序》中,直呼“韩非”。到 清代 ， 王先谦 、王先慎均已称为《韩非子》，不复称《 韩子 》。但《 四库全书总目 》依然在子部列 法家 类《韩子》二十卷。虽然变化原因无可考据，但学者陈千钧猜测，因 唐朝 的 韩愈 也称韩子，为了避免混乱，改称韩非为韩非子,书也改为《韩非子》。
生年
韩非的生年在现存史籍中均无记载，现代的学者根据各种资料加以推测，说法并不一致。
学界流行的说法之一来源于著名学者 钱穆 ，其在 《先秦诸子系年》 中根据韩非和 李斯 同学于荀卿的史实，假定韩非与李斯年龄相当，所以韩非死的时候应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从韩非的卒年(公元前 233 年) 向前推算，那么韩非便生于韩蓝王十五年(公元前 281 年)前后。 这种说法现已经被很多词典、辞书及各种著作所采用。
但这一说法被另一位著名学者 陈奇猷 反驳，其认为钱穆的依据即韩非与李斯年龄相的假定并不可靠。因为在古时同学之间年岁相差大的例子很多，如 孔子 与其弟子。 仲由 (字 子路 ) 比孔子小九岁， 公西赤 (字子华) 比孔子小四十二岁，却同时就学于孔子。
陈奇 认为韩非约生于 韩厘王 元年 (公元前 295 年)，他分析的依据是，在秦王见到韩非书时是 李斯 告诉秦王作者是韩非，所以李斯是在与韩非同学时见到韩非书，而从李斯辞别 荀子 已在始皇前一年或二年以前，则此时韩非已大有成就，其年龄当可能为 50 岁左右的人。而李斯人秦 15 年，韩非被害当在 65 岁左右。他还以韩非与 堂豁公 的对问， 堂黔公 又与 晋昭侯 对答于时代亦合,作为补证。
与此论相近的是 陈千钧 的说法，他也通过韩非子与堂豁公的问答之言，堂豁公与韩昭侯同时，推测“假定”韩非生于 韩厘王 元年。这主要根据 《韩非子·问田》 关于堂谿公与韩非谈论的记载以及《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关于堂谿公与韩昭侯 (公元前 358 年~公前 333 年在位) 对答的载推测出来的。堂谿公与韩昭侯同时，他可能只有二三十岁，等他与韩非谈论时已九十多岁，那时韩非可能已二十多岁。再根据他被杀时 (公元前 233 年) 可能已六十多岁， 推定 他生于韩厘王元年（公元前 295 年）。
出生地
学界考据韩非出生地者少，目前存在两个说法。一说,韩非的故居在韩国国都西北部的 小韩城 ，即今河南 禹州市 浅井乡小韩村理据是， 三家分晋 后, 哀侯 在国都阳翟西北筑小韩城。 另一说,韩非的故乡应在今河南 西平县 出山镇 棠溪北岸的 韩堂村 。
历史评价
秦始皇 在见韩非所作的 《孤愤》 五蠹 之书后，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 与之游，死不恨矣！”
西汉 著名 历史学家 司马迁 在《 史记 》中写道，“ 申不害 、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 韩非子·说难 而不能自脱耳。”
北宋 著名史学家 司马光 于 资治通鉴 写道，“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 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 哉！”
清代 著名 经学家 王先谦 于 王先慎 的《 韩非子集解 》中作序道，“非劝秦举韩，话质无厘，君子于此犹悲其志也。”
日本 学者 蒲阪圆 评，“念诸子中，唯韩非子书，最切世用。”
中国哲学史学会 副会长、 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 杨立华 在访谈中评论道，“韩非子看向历史的目光是冷峻的，有点像 手术刀 一般的那种寒锋。”
著名刊物 《历史评论》 评论，“《韩非子》自然不例外，只不过它是从 政治学 角度思考这两个问题而已。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点与不足，探寻实现中华优秀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路径，至关重要。”
《中华读书报》 评，“韩非是一位批判 现实主义 者，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对现实进行了深刻清醒的剖析，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他的批判建立在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热情的理想追求之上，因而能够针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韩非思想的影响贯穿两千多年的 中原地区 历史进程，而且今天的许多社会政治现象都需要到《韩非子》一书中去寻找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