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夕大火

文夕大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火烧长沙市的事件，发生于1938年11月12日。因当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又称火烧长沙事件。

1938年11月，因日军进犯，国民政府采用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 13日凌晨，长沙起大火。大火持续多日，长沙几乎毁于一旦，伤亡惨重，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43%。也让长沙市成为二战时期受创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事件内容

背景

“ 七七事变 ”之后，长沙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之一，接收伤兵和沦陷区的机关团体。随着广州市和武汉相继在1938年10月12日和10月25日沦陷，地处武汉以南、广州以北的长沙，一跃成为抗战的最前线。

1938年11月1日南岳会议后，长沙市开始对在长沙的机关团体和市民进行疏散。11月11日，日军占领距离长沙 140公里的岳阳市。

在日军全面侵华后，由中国国民党主战派将领李宗仁提出来的“焦土抗战” ，逐渐成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一项策略。国民政府对于守住长沙市缺乏信心，在蒋介石提议对长沙采用“焦土抗战”的作战计划时，与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并未反对。

经过

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原定出席，在1938年11月12日下午举办的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但在这天上午他接到蒋介石密电：如果长沙失陷，就焚烧长沙城。希望早点做好焚城准备。同时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也专门打电话命令张治中，对长沙实行焦土政策。

收到命令，张治中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徐权，交代由悌主办、徐权协办计划此事。根据最后定好的焚城准备计划，张治中任命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和社训总队长王伟能为副指挥。

在原定计划中，与起火有关的有关键的三条：长沙市外围万一失利，则弃守长沙城前要焚毁一切，不能便宜了敌人；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的命令为依据，湖南省警备司令发布书面命令，才是起火命令；起火信号，一是长沙市空袭警报器发出的一分钟短促音响，二是天心阁上方的火炬，同时听到和看到起火信号才能起火。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临危受命，焚城队员们没有时间学习燃料管理和使用知识，也来不及进行演习训练。众人在当晚10时以后就领到了纵火的油料和器材，并陆续进入预习准备位置。11月13日凌晨2时，长沙南门方向突然起火，纵火部队误以为是放火信号，随后开始全城放火。

此前消防人员早已按要求提前离城；时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文重孚也率领警员撤离。一时之间找不到人来灭火。

结果

自11月12日晚间纵火，至14日大火熄灭，全城房屋大部焚毁，居民被烧死3万余人，财产损失无数。

日军反应与市民怀疑

日军并没有紧接着进攻长沙市，只是在大火之后，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引起了长沙市民的强烈愤慨及对火灾真相的迫切怀疑。

事件后续

文夕大火发生后，社会各界反应强烈，纷纷要求惩办祸首，救济灾民。

人员处置

1938年11月16日夜，蒋介石赶赴长沙，次日，他登上天心阁。从天心阁下来，蒋介石立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3人抓了起来，并组织军法会审，限两天结案。11月18日上午7点，审讯开始。初审时，文重孚和徐昆一口咬定是按长沙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行动，酆悌则愿意负全责。最后终审判定酆悌系首犯，判处20年徒刑；文重孚、徐昆系从犯，分别判处10年、5年徒刑。终审案卷上报蒋介石后，他将三人处置结果改为枪毙。

文夕大火结案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置：酆悌和徐昆犯辱职殃民、玩忽职守罪，枪毙；文重孚犯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枪毙；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徐权惊慌失措、动摇人心，革职查办；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许权在逃，革职、通缉查办；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

善后处理

蒋介石下令由军委会拨款20万元、湖南省政府拨款30万元来救济灾民。同时将驻守株洲市的三十二军团一部和宪兵十团调入长沙，分别负责长沙外围警戒和城内秩序。将长沙警备司令部并入株洲，改为长（沙）株（洲）警备司令部，司令由三十二军团军团长俞济时担任，并负责善后事宜。陈诚将军于前线督战时，得悉长沙大火之消息，立即训令某军团司令兼任长沙卫戍司令，维持长沙之和平与秩序，并恢复交通。

武汉沦陷后，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人从武汉撤到长沙市。文夕大火发生当晚，众人相继逃出火海。直到11月16日，周恩来、郭沫若和田汉等人才得以回到长沙进行救灾。一开始设立了12个接待站，为灾民提供吃住，鼓励灾民自救。随后国共两党精诚合作，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在更多救灾人员到达后，成立了“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和“长沙市火灾救济委员会”，有序开展善后救济活动。

11月17日，周恩来在长沙发表重要讲话。他批评了中国国民党，把抗战当成少数人的纯军事行动，对人民保密，不发动群众，不向人民宣传的错误做法。同时要大家将仇恨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

灾后重建

在救灾的同时，重建工作也在进行中。11月16日，驻长军邮人员设立第六军邮局并开始营业。而到11月25日，长沙邮务全面恢复。随后，有近百家商店开始营业；长沙火车站也开始恢复运行；湖南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社从沅陵县迁回长沙市；省电讯局在长沙设立收报处，开通省内长途电话；省际、国际、商务电报陆续开放；同时长沙至湘潭市的长途汽车，和长沙至浏阳的班车也相继开通。

事件影响

人员伤亡

对于大火烧死了多少人，至今说法不一。中央社记者刘尊棋估计有7000多人；两湖监察使高一涵根据掩埋尸体数量认为有607人，但这个数字并未包括其他参加掩埋尸体的单位上报的数字，以及在烈火中被完全焚毁者。也有说，遇难者有2万余人。还有种说法，直接死于火灾的有过万人。

建筑损失

长沙市全市1100多条街巷，其中约690多条街巷片瓦不留，190多条街巷只幸存一两栋房屋，130多条街巷幸存三四栋。近90%的街道受灾严重。房屋建筑有65%全毁，1%半毁。

经济损失

粮食业

文夕大火发生前，长沙碾米业和粮栈业共有百多家，存有谷米200多万石（旧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大火中只有12家半厂、栈得以幸存，损失谷米190多万石，折合银洋1000多万元。

四大行业

长沙“金行、钱庄、绸店、纸业”四大行业在此次大火中损失惨重，许多老店不复存在。坡子街曾是钱庄、笔墨纸砚店、金银首饰店等最集中的一条街，毁于文夕大火中，100多家纸行纸坊化为灰烬。绝大多数绸庄布店的损失在10万以上，八大家之一的“大盛”绸庄损失高达80-90多万元，总计390万多元。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所有绣庄和绣品、画稿全都被大火毁灭。

现代轻工业

轻工纺织业等行业中，不少名气不小的企业在这场大火中几乎被焚毁。其中裕湘纱厂的厂房、机器设备、原料等损失达到200多万元。

教育文化业

明德中学等私立中小学被烧毁31所，仅校舍损失就达130多万元。湖南大学等公立大中学校也被烧毁。图书馆、民教馆、剧院、公园等文化单位，也无一幸免。

文物损失

长沙市众多收藏家收藏的古籍版本收藏（多数是明清时期刻本），全在大火中烧成了灰烬。著名金铺余太华金号收藏的国宝级汉印 440颗，在大火中融化成铜块铁饼。建于西汉刘恒年间的贾谊故居，在大火中毁于一旦。

天心阁，原名“天星阁”，曾是古人观测天象、祭祀天神的地方，当时还珍藏着许多古人留下的作品和文物，一并在大火中消失。建于西汉年间的定王台，在清末改建为“湖南省立图书馆”，连同馆中万卷善本等古籍图书均在火中焚毁。建于1064年的长沙府学宫，曾是供奉孔子的文庙，原有正殿五进，在大火中只幸存了一座“道冠古今”的石坊。

五代十国时期，南楚王马殷所建开福寺，其两旁高高耸立的亭阁，也消失在大火中。而建于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的火宫殿，是长沙祭祀火神的地方，在大火中仅留下了一座门楼。

事件评价

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发表了《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讯，曾正面评述文夕大火：“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

新华日报发表《论坚壁清野》的社论：“我们完全赞同在必要的地区上，用坚壁清野来打击敌人，即使蒙受重大的物质损失也在所不惜！但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种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关心民众疾苦的‘火焚’办法。”

这次大火，让长沙市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二战中受损最严重的城市。“文夕大火”也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

事件纪念

遗址纪念墙

湖南电灯公司遗址纪念墙建于2004年，坐落于现今湘江风光带与劳动路交汇处。此为长沙市首个以“文夕大火”为题材的纪念性建筑。

警世钟雕塑

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文夕大火”警世钟雕塑在2005年于长沙市天心阁公园落成。每逢“整五”“整十”周年，长沙市都要组织大型的撞钟仪式，其他年份则组织小规模的撞钟仪式。

省会各界集会纪念“文夕大火 ”70周年

2008年11月12日上午，由湖南省戏剧家协会、省湘剧院、湖南鑫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办的，“纪念‘文夕大火’70周年暨湘剧抗日宣传队成立70周年及长篇小说《火烧长沙》首发式”，在长沙火宫殿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