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按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之命令，被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被迫成为性奴隶的妇女。
日本女子挺身队 一词来自 日语 。 是指在 中日战争 和 太平洋战争 时期，被日军强迫成为广大官兵性对象的女性。 1932年，为了解决大量外派日军的性欲问题 ，日本海军在中国上海开始试探性地推行军队的性服务措施，并设立了4个海军指定慰安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有计划地掳掠妇女充当慰安妇，设立慰安所，慰安妇制度由此正式确立。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慰安妇”制度不断完善，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 日本投降 才正式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该制度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数十万名无辜女性被迫沦为性奴役对象。学者估计总数在数十万人，例如 苏智良 认为约有36至41万人，其中中国的慰安妇人数达到了约20万。 日军通过俘虏、抢夺强征、欺诈诱骗等手段强迫妇女充当慰安妇。绝大多数 日本女子挺身队 们处在饥寒交迫、超负荷劳作而得不到任何报酬的状态。她们不仅受尽屈辱虐待，丧失人格尊严，失去人身自由，还有可能随时随地被杀害。 这些妇女受害者主要来自中国、 日本 、 朝鲜 、 韩国 和 菲律宾 。此外，还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有缅甸、 东帝汶 、 马来西亚 、 泰国 、 越南 等。在日本征召的“慰安妇”被称作日本女子挺身队。其中，中国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的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
二战后，“慰安妇”问题被淡忘。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一批学者和相关女权团体、人权团体的协助下， 日本女子挺身队 的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1996年 联合国 曾就日军慰安妇问题出台报告，将慰安妇制度认定为性奴隶制度。 日军对妇女施加暴力侵害的个别案例也受到审判。 而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对“慰安妇”问题公开否认。2012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示美国所有文件和声明禁用按 日语 直译的“慰安妇”一词，将其改为“被强迫的性奴”，以此要求 日本 正视二战期间的性暴行。此后，韩国政府也表示考虑采用类似称呼取代 日本女子挺身队 。 2015年12月28日，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 就慰安妇问题向 韩国 道歉。 截至2023年5月，日本政府仍没有向广大遭受迫害和奴役的“慰安妇”给予赔偿和正式道歉。“慰安妇”问题也成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众多历史遗留问题中的一个。
概念阐释
“慰安妇”一词来源于日本语。 最新版本的《 广辞苑 》（2008年第六版）对“慰安妇”的定义是“在 中日战争 和 太平洋战争 时期，被日军强迫成为广大官兵性对象的女性，其中还包括很多殖民地和占领区出身的女性”。然而“强迫成为性对象”，未能充分反映“慰安妇”的性质，混淆了性对象和性奴隶之间的关系，掩盖了日本犯下的罪行。
日本女子挺身队 是按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制度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日军特有的、深入日军内部的一种制度。然而“慰安妇”不是“军妓”。据史料记载，自古 巴比伦 始，战争期间便有军妓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二战期间，不少参战国为了稳定军心征召军妓。应征入伍的女性多是生活所迫无奈选择，或是自愿应征。“慰安妇”则不同，“慰安妇”由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朝鲜东南亚各地和少数 澳大利亚 、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妇女在日本 帝国主义 的强迫下被迫充当，由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强征、骗征。 日本女子挺身队 一词在制度正式实施若干年后才真正出现在军方资料中。在此之前，“慰安妇”一般被称为“酌妇”“特种妇女（人）”“特殊妇女（人）”。“卖笑妇”“贱业妇”“接客妇”“卖淫妇”“艺娼妓”“艺妓”“妓女”“妓妇”等风俗业女性的惯称也被用来称呼“慰安妇”。
制度由来与演变
提出和实施
1918年8月，苏俄军队向全国推进，进入了 西伯利亚地区 地区。为阻止苏俄军队的东进，有着霸占西伯利亚和 俄罗斯远东地区 野心的 日本 乘机出兵向北满、西伯利亚扩张。在侵略苏俄的过程中，日本的娼业主们得到特许，带妓女随军行动。然而日本兵薪水较低，于是日本的娼妓大多以薪水较高的 美国军队 为服务对象，情绪低落的日本士兵在抵触情绪下频频侵犯当地的苏俄妇女，导致军队内性病流行，这一情况迫使日本军方开始关注军队中性病泛滥的问题。为解决官兵的性问题，防止军队因性病战斗力减弱，1927年3月25日日本贵族院批准《花柳病预防法》，并于1928年9月1日起开始部分实施。《海军军医会会报》、陆军《军医团杂志》也提出必须建立由军队控制的性服务制度，来解决日益庞大且外派增多的军队性欲问题。
1932年1月28日，日军为策应 东北地区 ，转移建立伪满洲国的视线，在上海发动 一二八淞沪抗战 。与之同时， 日本 海军在上海 虹口区 选择了一批日本妓院作为海军的指定慰安所，军方与“贷座敷” 的老板达成协议，利用现存在上海虹口区的妓女作为军妓。这些慰安所不挂慰安所的牌子，也没有慰安所的名称，它除了接待日本海军军人外，也同时接待日本侨民，里面的妓女也有一定的人身自由。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慰安所共达17家。这是 日本女子挺身队 制度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慰安妇”，主要是日本和 朝鲜 的娼妓。
首次以不同于上述方式组织“慰安妇”的是 日本 副军参谋长 冈村宁次 。他在1949年2月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1932年，为了防止发生大规模的强奸事件影响军纪和战斗力，冈村宁次电请 长崎市 县知事，迅速征召妓女，并组织“慰安妇”团，运输到上海虹口区日军占领区建立慰安所为日军作专门服务。自1932年3月6日到1932年7月15日，冈村宁次在沪4个月，日军在吴淞、 宝山区 、 庙行镇 和真如等地建立了第一批慰安所。此次冈村宁次特别组织的“慰安妇”团比海军就地利用现有妓女更进一步，此举得到了日本 内务省 的支持，“慰安妇”更进一步趋向制度化。
制度正式确立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开始在南京进行大屠杀，并全面推行“慰安妇”制度。日军在南京大规模的奸淫烧杀，致使性病迅速流行，再加上国际社会对他们奸淫行为的强烈谴责，日军高层考虑需迅速全面推行慰安妇制度。 淞沪战争结束之后，司令官 松井石根 于1937年12月命令 方面军 参谋长 冢田攻 建立慰安所。 命令下达后，日本关西地区开始开展 日本女子挺身队 的召集工作。其中，来自 北九州市 的日本女子多是妓女，朝鲜女子则多是被掳掠或诱骗来的少女。
1938年1月13日，在上海东部的沈家宅， 日本 华中方面军的东兵战司令部挂出“杨家宅慰安所”木牌，这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第一个日军正式经营的慰安所。该慰安所的一些做法也成为后来慰安所的样板。和式木屋结构、包括小型的“慰安妇”房间、小窗的式样，乃至门上插有“慰安妇”名字的金属牌，在 中原地区 各地及东南亚采用。各国“慰安妇”须穿 和服 ，以便让日军官兵接触时有亲近感，也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慰安所。
而后，为了满足需求，日军改变了由军队包办一切的做法，参照过去海军慰安所的方式，采取与战地日侨合作的办法，制定了建立一批民间慰安所的计划。当时居住在 上海市 虹口等处的日本侨民达7万人，其卖笑业十分发达。日军与这些娼业老鸨合作，设立慰安所。由于与民间合作，慰安所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其中江湾是”二战“时期日军慰安所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分布与数量
分布地域
中国
战争初期，日军的慰安所分布在中国东南、东北的占领区，主要有上海、 苏州市 、南京、 镇江市 、 杭州市 、九江、 芜湖市 、 南昌市 和东北等地。不久，各地日军利用各种手段，大规模地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其活动日益规范化、保密化和合法化，几乎遍及日军占领区。
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地，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军队规模从大部队到 警备队 、小分队，甚至在前线阵地的 堡里均设有慰安所，几乎遍及所有的中国大陆、 香港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占领区。综合各方面的史料统计，日军在中国的以下地区设有慰安所。
以上信息参考来源为
东南亚各地
1941年 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日军侵占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新加坡、缅甸和泰国等东南亚地区，日本军部将慰安妇制度有计划地推广到了这些地区的日军驻地。到1942年末，东南亚各地都出现了日军慰安所。
通常日军首先选择占领地的上等房屋设立慰安所。后来，为规范慰安所的建筑，他们研制了一种简便慰安所房子。这种房子用轻型木材制作，运输方便，拼装简单。这种房子在日本建造，由军舰运往前线，然后拼装成慰安所。
日本本土
日军在中国设立慰安所始于中日战争开始时期，且多是将妓院改建而来的。 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由于军方的强烈要求，日本国内也建立起慰安所来。根据日海军第三鱼雷艇队《战时日志》中的“兵员劳动慰安并休养之概要”记载，日军在国内因任务紧张，力不从心，为“使之充分睡眠或入浴...需指定慰安所”，从而国内的大量妓院被改为慰安所，以示慰问。1944年2月25日，日本颁布《决战非常措施要纲》，大部分高级餐馆、艺妓馆、青楼等被迫停业，妓院的设施被用到战时生产方面去。
数量估计
由于日军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要准确计算慰安妇的数量较为困难。根据日本学者千田夏光的研究，慰安妇的总人数可达10万。按照一名慰安妇满足二十九名官兵的原则推算，在日 韩国 学者金一勉估计慰安妇的总体人数约为10万。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会长尹贞玉认为其人数应该是30万至40万人，日本学者 秦郁彦 认为是15万人。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吉见义明 认为是10万至15万左右。中国学者管宁认为当时日本军队中慰安妇的总人数最高限应为30万人，最低限为20万人。 苏智良 认为在慰安妇制度实施的7年间，计慰安妇人数大约有36至41万人。从国籍来分析，慰安妇的主体包括中国和 朝鲜半岛 的女性，韩国官方数据显示，朝鲜半岛女性沦为日军 日本女子挺身队 的人数在8万至16万之间。日本慰安妇的人数为2万人左右，东南亚一些地区的慰安妇有数千人， 澳大利亚 、美国、 英国 、 西班牙 、 俄罗斯 等国的慰安妇各有数百人，而中国的慰安妇人数最多，人数总计在20万以上。
2022年5月，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分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在 湖南省 新确认了3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2023年5月，中国台湾地区最后1位“慰安妇”幸存者去世，一生未等来道歉。 2024年2月14日凌晨，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 欧阳奶奶 在 平江县 逝世，享年97岁。 同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在 湖南省 平江县新确认一位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湘奶奶。 2024年12月28日，原 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湘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去世，享年95岁。 2025年5月7日凌晨1时许，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小瑞奶奶（化名）在湖南 华容县 去世，享年96岁。2026年7月8日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慧奶奶（化名）在湖南 平江县 居所去世，享年99岁。截至7月8日，经上师大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调查确认的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只剩6人，分别是 易菊连 、 何如梅 、 彭竹英 、 刘慈珍 、李奶奶（化名）、 李秀青 。 据统计，截至2026年3月，韩国政府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共240人，其中235人已经去世，仅5人在世。在世的幸存者平均年龄为95.8岁，最年长者出生于1928年，已经97岁高龄。
“慰安妇”的经历
战时遭遇
慰安妇的年龄大多为18—20岁，在南京最小的被掳掠走的只有9岁，而年老的则达50多岁，乃至60岁。 中国或朝鲜的 “慰安妇” 通常被改名为 日本 女性的名字，或者以编号相称。在慰安所的“慰安妇”必须穿上 和服 ，且按规定一年四季下身一律不许穿裤子。
“慰安妇” 被强迫“慰安”的次数，因各个慰安所的不同和时期的不同而有区别。一般“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10多人，也很有可能接待30—50名士兵。而在特殊情况下，一天之间甚至被迫接待60—70名士兵。经期间、怀孕期也得被迫接客。
日本女子挺身队 除了满足士兵的性欲之外，还要做护士、洗衣妇、厨师，勤杂工以及女招待等工作。并且日军官兵还经常对她们进行殴打与侮辱。不少 “慰安妇” 曾受到香烟 烫伤 、打伤、给刀枪刺伤或者扭伤、 骨折 等。慰安所的经营者对此往往视而不见，不加任何处理。
绝大部分 “慰安妇” 没有任何报酬，食物与居住环境也极为恶劣。并且，长期的摧残使她们出现便秘、 肺结核 、阴部膨胀、 乳房 剧痛、胸部疾病、性病等疾病，不少“慰安妇”年龄很小便停经或是终生不孕。在这样惨无人道的折磨下， 日本女子挺身队 的死亡率极高。
战后待遇
绝大多数幸存的“慰安妇”都有着深刻的精神创伤和肉体创伤。心理上，在女性的贞洁被普遍重视的环境下，以及家仇国恨的大背景下，幸存下来的“慰安妇”们往往会受到周围人的歧视和羞辱。中国第一位站出来的 “慰安妇” 侯冬娥 ，其经历就被村里人编为黄段子取乐。据田野调查，大多数幸存下来的“慰安妇”都患有 抑郁症 、焦虑症等精神疾病。生理上，头痛、梦魇、 神经衰弱 这些疾病伴随她们终生。部分女性的 生殖系统 遭受到严重破坏，从而终生不孕。
由于日本政府回避甚至否认问题的态度，战后受到创伤的 日本女子挺身队 们并未得到日本政府官方公开的道歉和赔偿。 不过，“慰安妇”所在国家的政府、民间组织以及个人都对她们施以关怀。在韩国，民间团体以福利院的形式为受害者提供生活住所，部分私立医院为受害者发放免费医疗卡，为受害者们提供终身免费医疗，位于 首尔特别市 的几家医院于每年秋天流感季节为受害者免费打针。 而中国对慰安妇的救助则以金钱补助为主，在心理辅导和医疗健康方面基本不进行涉足。20世纪90年代，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每个月给所调查的受害者每人100元生活费，其资金主要来源是海外募捐。2004年，民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在南京自发成立，开始对受难者进行援助。此外，南京市民政部门也在年终发放一些慰问金。 上海师范大学 苏智良 教授也在众多好心人的帮助下，给全国各地的慰安妇老人每月发放100元生活补贴。截至2015年，发放的生活补贴增加到每人每年5000元，提供给她们最低生活补助。 台湾作家 李敖 为抵制 日本 规避政府责任，捐出100件收藏品义卖，和马英九、“蓝委” 李庆华 等人合作，义卖所得加捐款共3800万余元 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846万元），用于为“慰安妇”捐款补偿。 但是，得到社会关注和援助的受难者人数仍然相当有限，多集中在少数有一定知名度的受难者身上。
道歉赔偿
日本政府的回应
亚洲妇女基金会
1995年7月19日，时任日本首相 村山富市 倡议成立亚洲妇女和平国民基金会（简称亚洲妇女基金会），日本政界试图通过民间募款和政府资助的形式解决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该基金会在东京港区赤坂正式成立。自8月15日，基金会公开向国民募捐。然而，在亚洲妇女基金会的所有文件里，从来没有“补偿”一词，也没有“赔偿”这一概念。舆论认为，这是日本政府为回避过去行为负法律责任的权宜之计，因而采取批评态度。各地的原“慰安妇”团体也都对基金会的活动予以拒绝。 亚洲 妇女基金会于2002年5月，由于遭到各国的抵制，停止运作，2007年3月31日解散，一共只有266人申请补偿。
韩日慰安妇协议
2015年，为了打破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的僵局， 日本 向 韩国 派出了时任外务大臣 岸田文雄 进行商议。在会谈中，岸田文雄提出：为了解决眼下的僵局，日本政府愿意向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支援团体支付10亿 日元 ，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这一提案被韩国方接受，双方签署了《韩日慰安妇协议》。
各国索赔
中国
对于“慰安妇”问题，中国尽管放弃了国家赔偿，但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慰安妇”问题为代表的日军在战争中损害受害国人民权益的战争遗留问题不断在 日本 被提起，舆论在国际不断发酵。中国民间出现对日索赔动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和其他战争遗留问题受害者一起，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 1996年夏天，中国政府支持北京市中元律师事务所等部门的努力，派遣曾被迫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到 东京 进行索赔诉讼。 截至2020年4月，中国大陆共有24位“慰安妇”受害者原告分四批对日提出索赔要求，这些原告均已辞世，无一人得到道歉与赔偿；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受害者仅剩10余人。
2024年4月，中国18位慰安妇受害者子女再次起诉日本政府，并已将诉状交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是民间对日申诉32年来，首次在中国法院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慰安妇受害者 万爱花 的女儿在民事诉状中请求判决被告日本政府就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对受害妇女万爱花实施的绑架、拘禁、强奸、殴打、虐待、摧残、伤害、疾病传播等严重违法犯罪的侵权行为，并请求 日本 政府公开道歉、忏悔；赔偿抚慰金200万元人民币。
2024年8月7日，中国湖南长沙、 郴州市 、 岳阳地区 8名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委托该律师团队向 湖南省 高院邮寄起诉材料，要求判决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法院8月8日已签收。律师团队表示，法院签收材料后，会在规定时间内决定是否立案。
韩国
2000年，韩国民间团体组织慰安妇受害者在 日本 东京女性 国际法 庭控告日本军性奴役战犯，在这个过程中，慰安妇受害者证言被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在客观性和可信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此外，韩国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作为战争时期对女性/儿童的性暴力问题多次在海外提出，韩国方面积极动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市民权利委员会、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人权机构等国际组织介入，慰安妇受害者代表先后到 加利福尼亚州 联邦法院等地亲身控诉，并请求国际社会的援助。
2021年1月8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曾对“慰安妇”受害人作出一审判决，要求日本政府向每人赔偿1亿 韩元 （约合人民币60万元）的经济损失。2023年11月23日，韩国首尔高等法院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裁定日本政府应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韩国 日本女子挺身队 受害者支付赔偿金， 日本 政府应向16名原告每人支付2亿韩元（约15.4万美元）的赔偿金，其中包括“慰安妇”受害者及遗属。
其他国家
除此之外，还有 菲律宾 “慰安妇” 于1993年4月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诉讼 、 荷兰 被俘人员于1994年1月在 东京 地方法院的诉讼等等，均以失败告终。
“慰安妇”问题历史
对“慰安妇”问题的揭露和研究
二战结束前夕， 日本 将大量有关的重要文件和资料销毁，战后的历届日本政府都没有公布关于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的军队、警察、外交、内务等部门的档案。
对“慰安妇”问题的揭露和研究，首先是从 日本 知识界开始的。麻生彻男的《从上海到 上海市 》（1993年）、千田夏光的《从军慰安妇》（1973年）均有揭露 “慰安妇” 的真相，引起日本乃至世界舆论的广泛瞩目。旅日学者金一勉于1976年出版《天皇的军队与 朝鲜 人慰安妇》，首次对朝鲜“慰安妇”问题做了理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很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纷纷加入研究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的行列，并发表了诸多相关作品，如铃木裕子的《慰安妇问题》(未来社，1994年)、川田文子的《赤瓦之家》、伊藤孝司编著的《证言——从军慰安妇和女子挺身队的朝鲜女性们》、金富子的《更想知道的慰安妇问题〉等。
各国学者也在为揭露真相不断努力。韩国汉城梨花大学教授尹贞玉用数十年的时间调查和搜集资料，领导 韩国 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研究会详细调查了朝鲜“慰安妇”的遭遇，取得重要成果。 在中国，华公平于1992年出版《从军慰安所“海乃加”的故事》一书，将 上海市 最大慰安所“海乃家”的内幕公布天下。1992年山西民办教师 张双兵 调查和采访了该县几位幸存的“慰安妇”，接着在《 山西日报 》刊登调查结果，中国“慰安妇”的问题首次披露于社会。而后，全世界有不少学者和社会人士参与对“慰安妇”问题的披露、调查、研究工作。
2000年4月，首届中国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学界第一次召开相关专题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中美韩日学者分别用4种语言宣读决议书：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战前、战时的殖民地和占领地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军事性奴隶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女性人权的严重侵犯。同年12月，盛况空前的 东京 “慰安妇”民间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也明确指出，战时日本政府推行“慰安妇”制度，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凌辱、残害日军占领区的妇女，违反了当时的国际法，已构成犯罪。
联合国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
“慰安妇”问题提出后，应 韩国 等国家的要求，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对 日本 战时召募从军“慰安妇”的问题进行独立调查。接着，联合国代表团分别访问了韩国、日本，与政府代表和非政府代表举行座谈，并对一些原“慰安妇”进行了调查。1996年2月，科马拉斯瓦密完成了名为《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这是针对“慰安妇”问题的独立调查报告。4月19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该项报告。报告肯定了日本的犯罪事实，并劝告日本政府以国家立场向前日军“慰安妇”进行谢罪和赔偿，并对加害者加以惩罚。但最终完成的报告书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关于中国大陆 慰安所 的规模、地域、中国“慰安妇”的人数等问题均没有展开。
对于 联合国 的报告， 欧洲 国家表示欢迎， 亚洲 各国则要求 日本 了结这一历史陈案，中国、 朝鲜 和韩国等则劝告日本政府“应马上接受报告书中提出的劝告”。然而，日本政府却继续置国际舆论于不顾，公然抗拒各国的批评。3月间， 日本 政府对联合国的调查书提出反驳书，并将它散发到欧、亚20个多国家。
1997年，分委员会任命麦克杜格尔(Gay J.Mc Dougall)为特别报告员负责调查战时集体强奸、性奴役以及其他奴役行为。次年，麦克杜格尔公布了关于日军性奴役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的报告，但日本政府同样不接受分委员会的劝诫。联合国人权机构并未因日本政府不接受劝诫就结束审议“慰安妇”问题，而是坚持审议“慰安妇”问题。
2006年，人权委员会在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中被新设立的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取代。为了改变人权委员会主要审议发展中国家人权问题的现状，新设立的人权理事会对 成员国 施行新的审议制度，即以4年为一个周期对所有成员国进行UPR(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审议 。
2008年、2012年和2017年，人权理事会对 日本 人权状况进行了三次UPR审议，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均被列入审议范围并就解决该问题提出建议。
各国态度
中国
20世纪90年代初，为回应国际话题，中国政府也对“慰安妇”问题给予关注，对日方予以督促，强调应当正视历史，维护事实真相的尊严。1992年，中国驻 日本 国全权大使杨振亚明确“慰安妇”问题的性质：逼使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 亚洲 犯下的可耻罪行之一，并提出希望日方能够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的希望。在国际上，中方在1996年又重申了这一立场。1996年4月10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副代表张义山在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关于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会议上，指出：“日本政府必须面对历史和现实，他们有责任对这一问题进行切实的解决”。
21世纪，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分别在不同场合强调 日本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的重要性。2005年9月，胡锦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提到“只有不忘过去、记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重演”。2015年，习近平在 雅加达 会见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 时首先评价了安倍政权对历史的态度，并指出日本应当向其他国家“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一直努力用事实证据来回击日本政府否认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的行为。比如，自2014年以来，中国公布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 日本 暴行的相关档案相关档案《“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选》《上海公共租界档案》《战后接收日占资产档案和调查战争损失档案》等。
2026年2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妇女和女童歧视问题工作组’等多个人权特别机制联合向日本政府发送指控函，严重关切日本剥夺‘慰安妇’受害者寻求真相和赔偿的权利”一事表示，强征“慰安妇”是 日本 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是对相关受害者权利的严重践踏，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国际社会对这一罪行强烈愤慨。长期以来， 日本 国内始终有部分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强征 日本女子挺身队 历史。中方对日方对待侵略历史不端正、不老实的错误态度和做法严正关切，此次再次表明了立场。日方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深刻反思其罪行给受害者带来的深重灾难，以诚实和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 亚洲 邻国和国际社会。
2026年3月11日，针对“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特别机制16位专家发表联合新闻稿，严重关切日本剥夺“慰安妇”受害者寻求真相、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并在 教科书 中保护相关历史记录”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是对相关受害者权利的严重践踏，铁证如山，不容否认。联合国人权机制就此明确发声，再次表达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谴责和愤慨，显示国际社会捍卫公平正义的决心。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深刻反思其罪行给受害者带来的深重灾难，认真听取并落实联合国人权专家意见建议，以诚实和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强征 日本女子挺身队 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026年6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 泰国 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一事及相关问题发言。他表示此前不久去世的河野洋平先生曾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 日本 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然而， 日本 一些势力长期否认甚至妄图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此前不久联合国人权专家对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中方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再军事化”的逆流妄动。他还表示，中方注意到，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还敦促 菲律宾 将“慰安妇”问题纳入主流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更应树立正确 第二次世界大战 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日本
从“加藤谈话”到“河野谈话”
20世纪80年代后， 韩国 民权运动不断高涨。以尹贞玉为首的韩国学者及女权团体掀起了一场“慰安妇”运动，成为声讨日本政府的主力军。专门为“慰安妇”问题成立的市民团体“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于1990年向日本政府提出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道歉和赔偿诉求，从此开始了日韩漫长的“慰安妇”问题斗争史。
种种因素叠加，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成为 日韩关系 的主要议题及障碍，首相 宫泽喜一 原定1992年1月访韩也因此受阻。因担忧“慰安妇”问题走向悬案化， 韩国 希望 日本 采取相应措施，为两国摩擦寻求良性解决方案。
面对韩国催促，1991年12月开始，日本政府内部启动对“慰安妇”问题真相调查。但是由于军方资料尚未披露，调查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次年1月13日时任 内阁 官房长官 加藤弘一 代表 日本 政府发表第一次“慰安妇”调查结果（简称“加藤谈话"），谈话中称“从发现的资料和当事人证词来看，不可否认日军与‘慰安妇’存在关联。对‘慰安妇’饱受难以言表的伤害，我由衷地表示歉意和反省心情。”这是 日本 官方首次承认军队参与“慰安妇”问题并道歉。在此之后日方发表了新的调查结果，加藤弘一再次表达道歉和反省。
1993年3月23日，时任内阁官房长官 河野洋平 下令进一步调查“慰安妇”招募是否存在“强制性”问题。1993年8月4日，因日本记者发现一份日军文件显示日军曾直接参与营运慰安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未经国会批准发表“河野谈话”。谈话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并明确谢罪和反省之意。“河野谈话”为后来多数日本政府所继承，成为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官方立场和基本原则。
态度转变
然而对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战争责任追究遭到了 日本 右倾势力的全力抵抗，在日本遇到了重重困难。1993年，日本 自由民主党 长达38年的一党执政的局面结束，即“55年体制”崩溃。自民党 右派 势力为重新获得政权，为争取选票，他们以“爱日本”为名，否认日本历史上的侵略行为，否认慰安妇问题是其中之一。
日本的右派政治家是否定慰安妇问题的首领。他们首先直接提出观点，挑起争论，继而组织和领导日本社会的右倾势力攻击进步力量，同时向政府发难。1996年5月，自民党参议员、日本遗族会顾问、著名战争罪犯 板垣征四郎 的儿子板垣正在自民党的总务会议上攻击记载了慰安妇问题的日本历史 教科书 “不是基于历史事实”，要求重新编写。6月，由自民党16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光明的日本”议员联盟召开成立会议。会后，该联盟的会长 奥野诚亮 否认从军慰安妇的存在。9月，“光明的日本”议员联盟作出了“将慰安妇问题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的决议。
右派 政治家在发表言论的同时，也在支持、资助政治态度右倾的宣传媒体和学者进行宣传，成立了所谓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制造种种否认侵略罪行的理由。1995年2月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对慰安妇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否认。
在日本政治家关于慰安妇问题一再发表的言论鼓动下，右翼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响应从教科书中删除慰安妇问题的倡议，并联络各地的右派团体向政府和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施加压力。1996年12月， 冈山县 议会率先通过了将慰安妇问题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的决议，以后又有 神奈川县 、 宫崎县 以及一些市、町的议会也陆续作出了同样的决议。
安倍政府的模糊化态度
安倍晋三 是 二战 后任期最长的日本首相。他对 日本女子挺身队 等二战遗留问题，持有保守历史修正主义的立场。
2007年3月1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均表示：“当年日军‘强迫 亚洲 妇女充当慰安妇’之说缺乏证据，政府资料中没有发现能够直接证明军队或政府强征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事实。”又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指出“即使 美国众议院 通过‘慰安妇’问题决议案，日本政府不会就这一问题再次道歉。”
不久之后，安倍政府开始以否定“河野谈话”来否定“慰安妇”的历史事实。2007年3月8日， 安倍晋三 强调， 日本 政府将重新调查“河野谈话”的科学性，寻求修改“河野谈话”可能。这些言论，引发了各相关国家、团体和幸存者的抗议及媒体的批评。2014年6月29日， 内阁 官房长官 菅义伟 发表《围绕“慰安妇”问题日韩之间交换意见》调查报告，指出“河野谈话”发表时未能充分确认“军队介入”和“强制性”，是日韩外交关系妥协的产物。10月，菅义伟对外宣称“‘河野谈话’有很大问题，应予否定，政府将为恢复名誉和信任努力申诉”。此为 日本 官方第一次否定“河野谈话”。
另一方面， 安倍晋三 政府也对相关媒体进行打压。 日本 媒体《朝日新闻》长期跟踪报道“慰安妇”问题，取材来源于旧日本军人吉田清治回忆录。而保守媒体认为《朝日新闻》报道有“慰安妇”人数不准确、“慰安妇”与“女子挺身队”概念混用等疑问，对“慰安妇”的事实表示否定。面对各方面的压力，2014年8月，日本《朝日新闻》宣布撤销1991年至1992年刊登的与“慰安妇”问题相关的一系列文章。9月14日，安倍对此事件评论定性：“《朝日新闻》应该面向世界，努力消除‘吉田证言’的影响”。安倍这一讲话，从官方的角度，对以《朝日新闻》为代表的媒体对”慰安妇“问题的揭露调查进行了公开彻底的否认。后续一些政治家的相关评论也表明了安倍政府的一致态度。比如内阁阁员 小野寺五典 抨击《朝日新闻》是“国贼”， 下村博文 批判《朝日新闻》“贬低日本，损害国家利益，应该‘废刊’”。
2015年8月，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 发表“战后七十周年谈话”，虽然提到继续“将在二十世纪的战争对众多女性的尊严与名誉造成严重伤害的过去铭刻在心”，只笼统地强调“日本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表示反省和歉意”，却并没有明确表明在殖民统治以及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上的反省和诚意。
同年12月， 日本 和 韩国 通过外长会谈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了《韩日慰安妇协议》，以图最终解决“慰安妇”问题。然而由于对保留慰安妇铜像这一问题的意见不一致，该协议受到了韩国国内民间团体和反对派政治力量的抵抗。 2016年9月，韩国共同民主党举行国会议员总会，决定将“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是无效的，必须重新进行协商”作为该党的方针。
韩国
1991年8月14日，受韩国女权运动的影响，加上民间组织的帮助和努力，有过从军 日本女子挺身队 经历的金学顺首次向世人公开发表证言揭示“慰安妇”问题的真相。1992年， 韩国 政府展开慰安妇受害者调查，力图解决“慰安妇”问题。韩国佛教界人士也为去世受害者提供葬礼安抚仪式。2000年，韩国民间团体组织慰安妇受害者在 日本 东京女性国际法庭控告 日本 军性奴役战犯。
除此之外， 韩国 政府在法律上和 人道主义 关怀上都做出了努力。1993年6月11日，韩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以保护和资助“慰安妇”受害者为主要内容的《日据时期日军慰安妇生活稳定资助法》。2002年，韩国政府对《日据时期日军慰安妇生活稳定资助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添加了情绪稳定心理治疗、受害者追慕仪式和纪念等项目，强化了看护等福利内容，各级市、道还会提供地方政府资助。1993－2018年间，韩国政府多次提升登记的慰安妇受害者的一次性补贴。并分别在2002年、2009年、2010年、2012年调查“慰安妇”生活状况、居住条件、婚姻子女情况、政府资助满意度等，并参照调查结果有针对性地调整和改进政策。
对于韩日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矛盾，韩国也一直坚持要求日本官方进行赔偿和道歉的立场。2008年， 韩国国会 发布了日本政府要道歉和进行法律赔偿的决议书。2016年9月，韩国共同民主党举行国会议员总会，决定将“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是“无效的，必须重新进行协商”作为该党的方针。2017年5月，韩国新任总统 文在寅 在和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 的电话中表示，出于尊重国民心理的考虑，日本政府要求 韩国 政府尽快拆除少女像是不现实的。
目前韩国社会整体形成了关于 日本女子挺身队 问题的基础共识，对于 日本 提出的诸如“慰安妇”是否自愿参与随军慰安、“慰安妇”是否是战时公娼等议题的讨论，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形成全社会愤慨之势。历史 教科书 中“慰安妇”部分的编 、术语的使用也逐渐形成统一的历史表述。
2025年8月14日，韩政府 在首尔 举行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国家纪念活动，总统 李在明 称，2025年迎来光复（摆脱 日本 殖民统治）80周年，但是慰安妇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政府会为恢复受害者名誉和尊严尽最大努力。 2026年1月，媒体报道称， 首尔特别市 警方对围绕日军 日本女子挺身队 受害者的仇恨集会启动全面追责，明确相关行为适用侮辱、损害死者名誉等罪名，同时强化全国象征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形象的“和平少女像”（也称“慰安妇少女像”）周边非法集会的取缔与监控。此外， 韩国总统 李在明强硬表态斥责，警察厅已出台专项措施严打此类违法行为。此次严打源于韩国 极右 团体“废除慰安妇法的国民行动”的系列违法集会与侮辱言行。 2月1日，韩国总统 李在明 谴责韩国一极 右派 团体涉嫌悬挂侮辱性横幅、侮辱日军 日本女子挺身队 制度受害者并要求移除“和平少女像”的行为。截至当日，该团体因相关指控接受警方调查。 3月29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声明，就一位日军 “慰安妇” 制度受害者于28日去世一事表示深切哀悼。
其他国家
2007年7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第121号议案，谴责日本在 二战 期间强征 亚洲 其他国家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 荷兰 和欧洲联合议会也通过了有关日本政府正式道歉、法律赔偿、正确的历史教育等要求的决议书； 加拿大国会 则于2007年11月29日通过决议案，要求日本为二次大战期间强迫20多万亚洲妇女充当军妓一事道歉。
当地时间2024年8月14日， 菲律宾 日本女子挺身队 权益保护组织“菲律宾祖母联盟”和“为祖母献花”的成员，以及部分受害者家属在首都 马尼拉 街头举行游行示威，纪念逝去的“慰安妇”，并敦促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作出赔偿。
纪念性建筑
铜像
“慰安妇”铜像由 韩国 市民团体及韩裔组织发起建立，截至2017年，在韩国国内外设立的“慰安妇”塑像超过40座。在 韩国 首尔、 釜山广域市 ， 日本 ，中国的上海、 香港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 ，德国柏林、维森特 ， 旧金山 、格伦代尔 等国家和地区都设有 日本女子挺身队 塑像。2017年12月， 菲律宾政府 曾在马尼拉设立一座 “慰安妇” 纪念雕像。然而在日本的不断施压下，这座雕像在设立仅四个月后即被拆除。 其中，德国 柏林 米特区议会于2020年12月1日通过了“永久保留”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慰安妇”铜像的决议。近几年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加之多方政治势力影响， 慰安妇铜像 的地点数量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中。
纪念性场所
相关事件
奥克兰 “慰安妇”雕像设立计划取消事件
新西兰 第一大城市奥克兰的“慰安妇”雕像设立计划，因 日本 政府的强烈反对被迫取消，该决定引发相关争议。 韩国 民间团体原计划在奥克兰巴里角保护区设立“慰安妇”雕像，旨在纪念“慰安妇”幸存者的勇气与坚韧，倡导和平与历史铭记，该计划遭到 日本 政府阻挠。 日本 驻新西兰大使大泽诚曾致信奥克兰议会，称该雕像可能影响新西兰境内日裔与韩裔社区的和平共处，并表示世界多地类似“慰安妇”雕像已被当作批评日本的象征。巴里角保护区所属的德文波特-塔卡普纳地方委员会曾于2025年6月批准该雕像的安装申请，同年9月又将该批准搁置。2026年4月28日，该地方委员会以4票赞成、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否决了 韩国 民间团体提出的土地使用许可申请。地方委员会主席迪恩斯表示，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后，委员会认为巴里角保护区并非实施该提案的合适地点。与韩国民间团体合作、支持设立“慰安妇”雕像的 新西兰 民间组织“和平雕像”对该结果表示失望。该组织表示，将始终坚定站在经历性别与战争暴力的幸存者一侧，持续传承相关历史精神遗产，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公然压制雕像设立的行为令人震惊，希望幸存者呼吁的正义与纪念活动未来能得到支持，而非被外部强权压制。该组织负责人吉莲·希瑟表示，韩裔新西兰人希望在自身文化空间内，为20世纪最严重的性暴力罪行受害者设立纪念物；公共空间本就承担着社区记录历史的功能，相关群体理应能与地方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讨论，而非被外国使馆的意见所影响。
日本政府阻挠他国设立“慰安妇”雕像已有先例。2017年， 旧金山 唐人街圣玛丽广场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该雕像展现了3名分别来自韩国、中国和 菲律宾 的年轻女子手牵手站立的场景。时任日本 大阪 市长 吉村洋文 曾出面干预，以雕像铭文对日军战争罪行的表述未成为历史定论为由，多次致信并威胁旧金山方面。2017年11月，旧金山市议会通过决议，将该纪念雕像正式纳入市政府财产管理；2018年10月，大阪市与旧金山市解除姐妹城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