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

胡雪岩（1823年—1885年）。本名胡光墉，幼名顺官，字雪岩，出生于安徽徽州绩溪，13岁起便移居浙江杭州。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政治家，徽商代表人物。

胡雪岩少时贫困潦倒，流落杭州务工为生，因其在钱庄打工时展现过人天赋而崭露头角。后继承阜康钱庄，先后结识官员王有龄及晚清重臣左宗棠，成为红极一时的官商。胡雪岩曾出资帮助左宗棠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并赞助左宗棠开办一系列洋务企业。他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利用过手的官银在上海市筹办私人钱庄，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阜康”钱庄分号，被称为“活财神”；在杭州吴山脚下创立了“胡庆余堂”中药店，其所制中成药“避瘟丹”“行军散”“八宝丹”供军民之需。药店传承至今，有“江南药王”之美誉。后因希望打破洋商对中国本土蚕丝市场的价格垄断，又卷入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政争，导致资金周转失灵，造成挤兑风潮而破产，1885年12月6日在潦倒中病逝。

胡雪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商业人物，是徽商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商业活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问题，稳定了当时的政治局势。胡雪岩善于把握商机，善用情谊构建商业纽带，其经商理念至今依旧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人物生平

白手起家

清道光三年（1823年）9月29日，胡雪岩出生于安徽省徽州绩溪县湖里村，胡雪岩幼年时，家境十分贫困，以帮人放牛为生。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胡雪岩12岁那年，父亲病逝，为谋生计，于次年（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孤身出外闯荡，流落杭州谋生。胡雪岩先后在杭州杂粮行、金华火腿商行当过小伙计，后到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学徒期间，胡雪岩因记账仔细和会计技巧高超而崭露头角。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9岁的胡雪岩进入杭州阜康钱庄当学徒。学徒期间，胡雪岩办事勤奋，为人上进，深得钱庄于姓掌柜赏识。于姓掌柜没有后代，把办事灵活的胡雪岩当做亲生儿子，弥留之际时将价值五千两白银的钱庄悉数托付予胡雪岩，这所钱庄堪称胡雪岩在商海中的第一桶金。

纵横商场

胡雪岩继承阜康钱庄后，因其手段灵活、讲究诚信、广交朋友，钱庄生意迅速扩大。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胡雪岩资助了当时还是捐官候补的王有龄。后王有龄官运亨通，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奉旨署理湖州知府一职，不久后又调任杭州知府。在王有龄任湖州知府期间，他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胡雪岩投桃报李，让其开始代理湖州公库。胡雪岩利用时间差对湖州公库的款项进行腾移挪用，以此形成低成本甚至免费的资金库，还借助这一便利在湖州办丝行，用湖州公库的现银扶助农民养蚕，再就地收购湖丝运往杭州、上海，脱手变现，再将本金按照规定解交浙江省“藩库”，不仅资金周转顺畅，还免除了一切利息。后胡雪岩又通过王有龄的关系说服浙江巡抚黄宗汉入股，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并利用浙江巡抚的权力在各路运粮人员中安排承接供药业务，将药店快速发展起来。

清咸丰十年（1860年），胡雪岩37岁时，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感恩图报，鼎力相助胡氏的“阜康钱庄”，此时正值庚申之变（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开始拨款大量招募士兵。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钩，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雪岩的钱庄中，后又委派胡雪岩办理兵粮器械、综理漕运等重任。巅峰时期，胡雪岩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大权。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太平军攻打杭州时，胡雪岩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食接济清军而为左宗棠赏识。是年底，杭州城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胡姓顿失依靠。但很快，左宗棠由曾国藩疏荐接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后又升任闽浙总督。胡雪岩后来又帮助左宗棠组织"常捷军"、创办福州船政局，并凭借在辅助浙江财政事务上的表现获得信任。在杭州城被清军收复后，左宗棠因信赖胡雪岩，委任其为总管，主持杭州城解围后的善后事宜及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使阜康钱庄大获其利，也由此走上官商之路。

此后，胡雪岩经常利用自己亦官亦商的身份，出入于上海市、宁波这些有大量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他非常重视与洋人交往的机会，一边经办军需物资的购买事宜，一边与外国军官尤其是法国的军官攀关系。利用这些关系，胡雪岩帮助左宗棠训练出了“常捷军”。常捷军是一支由法国军官领导、训练，以中国士兵为主的雇佣军武装，兵力有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战斗力凶悍。它多次与清军联合进攻太平军在浙江控制的城市，如宁波、奉化、绍兴、湖州市等。

富甲天下

清同治三年（1864年）年初，清军攻下了太平军在浙江所有据点，大小将官在战争中掳获、掠得了大量财物。由于胡雪岩有深厚的政界关系，这些将官将所掠得的财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使胡雪岩的钱庄财力更为丰厚。他开始以这些存款为资本，在江南各市镇广开商号，获利颇多。

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胡雪岩进一步加强了与左宗棠的合作关系，将银号开进杭州，利用该银号专门为左宗棠筹办军饷和军火等军需物资。依靠着左宗棠和湘军的权势，胡雪岩不仅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开设阜康钱庄的银号共二十余处，还广泛开展生丝、药材和茶叶等商品的贸易，著名的胡庆余堂中药店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筹措。此时的胡雪岩已是富甲一方，他开始全盘掌控江浙一带的商业，家产逐渐上升至白银上千万两。除了商业上大获成功外，胡雪岩也受左宗棠委托管理赈抚局（晚清负责慈善事业的机构）业务。他设立了粥厂、善堂（抚养无人照顾的婴儿和老人的机构）、义塾等慈善机构，出资修复在战争中被破坏或年久失修的古刹，并收殓了数十万具因为战乱而无人收殓的尸骸。他还出资恢复了浙江地区先前因为战乱而中断的牛车交通，便利了百姓出行；同时利用自己在商政两界的名声，动员劝说浙江的官绅大户捐款纳粮，解决战乱之后的财政危机。在慈善事业上的成功使得胡雪岩名声大振，还让他在商界彻底奠定了良好的信誉。

辅助洋务

在先后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的一些开明派官员发起了洋务运动，左宗棠便是这些官员之一。清同治五年（1866年），在胡雪岩的协助下，左宗棠在福州市开办了以造船业为主的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新式造船厂。

福州船政局船厂刚刚动工不久。新疆爆发了阿古柏之乱，坚决主张“塞防”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清政府突然下令调任他为陕甘总督，负责整个西北的平叛事宜。左宗棠赴任之前，向朝廷推荐亲信江西省巡抚沈葆桢为船政大臣，同时竭力推荐胡雪岩继续协助料理船政的一切具体事务。清同治八年（1869年）秋，“万年清”号轮船下水成功，成为福州船政局建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的下水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中国民众的自信心，从马尾船厂试航至天津港靠岸时，天津港几乎是万众欢腾。

清同治十年（1871年）初，福州船政局自主建造的“镇海”号兵轮下水成功。远在西北边疆的左宗棠得到消息后特地写信给胡雪岩，夸赞了他经营船政的成就。到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已布及大江南北，拥有20多处分号，资金达白银两千万两以上，拥有的田产多达上万亩，被时人称为“活财神”。

红顶商人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11月），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正式开始了筹备许久的收复新疆的计划。为完成这一计划，左宗棠需要调兵遣将，筹集军粮、军饷和军需物资，有大量的资金需求。为筹措所需的巨额资金，左宗棠写信委托胡雪岩向上海的外国银行借款，以解西征军燃眉之急。当时借外债十分困难，连恭亲王向洋人举债都遭到了拒绝。胡雪岩通过在商界和政界的关系，先后六次出面同外国银行斡旋，最后以南方沿海三省（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的海关收入为担保，借得外债1870万两白银，彻底解决了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时的军费问题。这笔借款的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属于惊人的高利贷，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借款举动是值得的。胡雪岩还通过自己正在筹建中的胡庆余堂中药店，制作了“诸葛行军散”“胡氏避瘟丹”等大批中成药并赠予左宗棠的军队，有效缓解了军队水土不服之苦，为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的战争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清光绪三年（1877年），在洋务运动的“求富”口号催动下，胡雪岩又投资帮助左宗棠在甘肃兰州建立了“兰州织呢总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民用轻工业企业。清光绪四年（1878年），胡雪岩筹建已久的药号胡庆余堂正式成立。胡庆余堂规模宏大，建立之初便推出了十四大类成药，并免费向民间广泛赠送辟瘟丹、痧药等百姓日常生活中必需的太平药，还在《申报》上大量刊登广告，这使得胡庆余堂在尚未开始营业前就已名声远播，这正是胡雪岩放长线钓大鱼的经营策略。胡庆余堂开业伊始便生意兴隆，客人络绎不绝，到1878年春，前期的各项投入换来了成倍的利润。至清光绪五年（1880年），胡庆余堂的资本达到白银二百八十万两，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药店同仁堂并驾齐驱，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

清光绪七年（1881年），因协助清军收复新疆之战有功，胡雪岩被授予江西候补道及布政使衔，赏穿黄马褂，官帽上可带二品红色顶戴，并总办江苏、浙江省、江西、福建省四省的公库。因为身为商人的胡雪岩被赐予了二品红色顶戴，故而有了“红顶商人”之称，风光一时无两。

商战失败

作为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政治上依附于左宗棠，因此与依附于李鸿章的买办盛宣怀多有矛盾。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胡雪岩就曾弹劾盛宣怀，使盛宣怀失去了轮船招商局督办之职。胡雪岩曾与盛宣怀争夺长江电报线的架设权，最终以盛宣怀获得架设权而告终。盛宣怀垄断电报架设权后，资本日益雄厚，与胡雪岩的商业争端日益增加。

19世纪末，由于各大官员纷纷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大办洋务，发起洋务运动的潮流，使得当时的中国兴起了一股造铁路、开煤矿、兴轮船的热潮，相关的股份公司纷纷建立。随着股份公司的建立，股价虚高，大量资金从钱庄、商号流向股市。而清政府对这一投资热潮疏于监管，任凭其蔓延。

胡雪岩旗下的钱庄在这一风暴潮中放出大量贷款，这些贷款多数被用于投入股市投机。与此同时，胡雪岩为从西方商人处夺得生丝定价权，因此投入大笔资金囤积生丝。清光绪八年（1882年）年末，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再加上中法关系紧张，中法战争一触即发，市场出现恐慌情绪，银根紧缩，上海市的股票市场发生暴跌风潮，形成股灾。股灾冲击下，大批投入股市的贷款无法偿还，引发大批钱庄倒闭，冲击到胡雪岩的阜康钱庄。

此外，由于盛宣怀有意破坏，加之各地官僚竞相提款、敲诈勒索，引发挤兑风潮。清光绪九年（1883年）夏，胡雪岩向洋商贱卖囤积的生丝以回流资金，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但依旧难以周转。同年秋，在股灾冲击下，阜康钱庄因资不抵债被迫倒闭。十一月初七（1883年12月6日），清政府下旨让时为闽浙总督的何璟、浙江省巡抚刘秉璋密查胡雪岩资产，以备抵债。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政府下谕旨将胡雪岩革职，并令左宗棠负责追缴胡雪岩的欠款。

潦倒离世

清光绪十年正月初七日（1884年2月3日），在清政府的下旨催促下，左宗棠不得不加紧清理胡雪岩的欠款，并派人查封了胡雪岩在杭州的当铺、商号等，以资抵债，并向清廷奏报。为偿低欠款，胡雪岩变卖了所有家产，并遣散了妻妾。尽管左宗棠竭力运作，尽量减免胡雪岩所欠债务，但最终胡雪岩还是家产尽没，只余下了十万两白银的最后资财。

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病逝。同年十一月，再也无力东山再起的胡雪岩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享年62岁。

主要成就

政治

经办洋务

作为洋务派官员的代表，左宗棠是清末洋务运动最早的推动者之一。早在太平天国运动被清政府成功镇压后不久的同治四年（1865年），左宗棠就点名调胡雪岩随自己入闽，而胡雪岩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了建设新式造船厂的建议。清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上奏折阐述建设新式造船厂的重要性，并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左宗棠将筹建福州船政局的任务全权委托给了胡雪岩，包括雇佣西方工程师和中国工人、开办新式学堂和购置造船机器等，很快就完成了福州船政局的落成工作，这使得它成为了中国第一家新式造船厂。此后五年，福州船政局先后造出轮船十余艘，对中国的近代工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为推动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左宗棠又开始筹划在西北地区开办洋务业务，而远在东南的胡雪岩又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光绪三年（1877年），胡雪岩受左宗棠委托购置兰州织呢局所需的织呢机器，他通过德商泰来洋行，订购了全套毛织机器，还雇佣了德国技师负责安装和传授技术。光绪六年（1880年），兰州织呢局正式建成开工，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家新式工厂。除此之外，胡雪岩还曾帮助左宗棠购买开河机器以开凿西北地区的泾河河渠。

收复新疆

胡雪岩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行动作出了卓越贡献。清光绪元年（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正式拉开了西征收复新疆的序幕。光是出关粮运经费每年约计白银二百余万两，加上西征军官兵的饷银，每年共需经费八百余万两白银。左宗棠想起来了胡雪岩。但清政府无力解决收复新疆的战争中所需的军费与武器，加之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矛盾引发海防塞防之争，使左宗棠须自行解决军费问题。左宗棠决定向外国银行借款，并让胡雪岩出面洽谈。因胡雪岩旗下的“阜康钱庄”恰好与英国渣打银行有生意往来，胡雪岩亲自出面，很快与英国渣打银行达成协议，以江苏、浙江省、广东海关收入为担保，筹得部分军费。对于敏感的借款对象问题，胡雪岩的态度是：‘谈得成功，我是代表中国政府；谈不成功，我只代表我自己。’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胡雪岩先后多次向外借款，共为西征大军借洋款1195万两，彻底解决了西征收复新疆的军费问题。此外，胡雪岩还斡旋购买了大量新式武器，对左宗棠西征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胡雪岩依靠自己在上海滩生意场上的商业信誉，先后四次出面向汇丰银行等英国财团借得总计白银1595万两，解决了西征经费问题，为左宗棠彻底击败阿古柏并收复新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左宗棠为此表示“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胡雪岩也靠着这一贡献被赏赐了官职和顶戴，先后朝廷授予盐运司衔江西试用道（正四品）、按察使衔福建候补道（正三品）、布政使衔福建补用道（从二品）等官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红顶商人”。

商业

胡雪岩以经营阜康钱庄起家，由于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他的经商之路有着鲜明的官商特色。胡雪岩首先依靠着与王有龄的关系获得了大量的经营门路，抬高了钱庄的身价；后来在左宗棠率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吸纳了大量在战争中暴富的湘军将领的存款，使得阜康钱庄迅速有了雄厚的资本实力。此外，胡雪岩还被委派主持赈抚局，这使得胡雪岩一方面通过主持赈济工作积累了良好的社会名声和广泛的人脉，另一方面又加大了经手的资金量。依靠着这一系列的官商合作关系带来的资金和渠道，胡雪岩得以广泛扩大生意网络，除了本业的钱庄的放贷业务外，他还经营当铺、生丝、药材、茶叶等业务。

阜康钱庄是胡雪岩商业业务的核心。由于胡雪岩同官方的一系列合作关系，阜康钱庄拥有数额极其庞大的委托理财，这些理财来自官员和将领的个人财富，主要为官商的利益输送服务，是阜康钱庄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阜康钱庄中还存有巨额的公款，其主要来源是各种由胡雪岩经手办理的政府借款、还款和其他的公款存款等。这些资金的存在使得阜康钱庄拥有庞大的资金库，除了有利于扩大放贷业务外，还可以为胡雪岩在其它生意上的投资提供资金。在这些资金的推动下，胡雪岩进一步开办了众多的钱庄、银号及当铺，分号遍及全国，甚至连北京的王公贵族们也有在胡雪岩的钱庄中的存款。

胡雪岩在实业经济上的经营主要集中在生丝、茶叶和药材方面，其中尤以生丝为大头。江浙一带是重要的生丝产区，原本生丝产业完全被外商把持，在胡雪岩加入生丝市场后，成功夺取了一部分市场，并排挤了一部分外商势力，使得外商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操弄生丝价格，也减少了江浙一带的农民所遭受的市场盘剥。

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药店，即胡庆余堂国字药号，是胡雪岩影响最为深远的商业成就。它筹办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式创建于光绪四年（1878年）。在胡雪岩的精心经营和广泛宣传下，依托着优质的药材和精良的制药工艺，胡庆余堂在创店后不久便生意兴隆，规模迅速扩大，成为了与北方老字号药店同仁堂齐名的中药店铺。胡庆余堂也是胡雪岩的产业中唯一流传于世的。 2002年，胡庆余堂上榜中国驰名商标。 2006年，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入围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药号被商务部认定为首批中华老字号。

慈善

赈济灾民

胡雪岩非常重视慈善事业，同治十年（1871年）开始，中国直隶、江苏沿海、浙江、安徽、山东等地接连发生重大水灾，房屋被毁，漂泊无依者不计其数，胡雪岩先后多次捐款资助。同治十年（1871年）直隶地区的水灾，他捐赠一万五千件棉衣，花费一万两白银购置牛具籽种，并全部捐赠。次年，京师和直隶地区再次发生特大水灾。胡雪岩又捐钱一万串，用以购买籽种堵住堤坝，还采办粮米送往天津。光绪七年（1881年），江苏沿海等地发生风潮，滨海溺死者达上万余名，胡雪岩首先提倡捐资，并请人前往灾区办理具体事务。次年，安徽爆发洪水，胡雪岩捐赠棉衣一万件。之后江苏、山东、直隶、浙江均遭水灾，粮米严重不足。胡雪岩累计捐助达一万两白银。

光绪二年（1876年）到光绪五年（1879年），中国华北地区爆发特大灾荒，持续四年之久，覆盖广泛，包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5省，饿死者达一千万人。胡雪岩不仅自捐小麦八千四百石、棉衣四千七百件，制钱三万串，还劝上海士绅筹集银一万一千两、棉衣三千数百件交予江苏士绅李金镛，最终筹得十万元赈资。陕西旱灾时，胡雪岩还捐银五万两，捐赠山东二万两、白米五千石、制钱三千一百串，又劝捐新棉衣三万件，还筹集二万石助赈。

赈济杭州市

同治元年（1862年），左宗棠击败太平军并收复杭州，由于长期战乱，杭州城满目疮，人口大量流散。为尽快恢复战后秩序，他委派胡雪岩经理赈抚局事务。胡雪岩劝说浙江的官绅大户捐款纳粮，筹借了白银十万两及白米十万石，设立了粥厂、善堂、义塾等慈善机构。左宗棠在振抚局善后事宜完毕后，在地方官员的提倡及杭州绅商们的积极参与下，杭州商界形成了具备多种功能，互相独立又紧密联系的“杭州善举联合体”。胡雪岩在其中担任总董之一，为普济堂捐夏布帐二百五十顶，棉衣九百件，助塾生肉食钱三百六十千文；为同善堂捐资掩埋城西一图地二方，城西二图地一方，会保图地十三方；为育婴堂捐夏布帐四十顶，孩衣一百件，先后加给乳妇工资二万三千七百五十千文。此联合体还参与地方仓储管理，用以调节市场米价免民食贵，或储存粮食以备荒歉，周恤灾黎，是维护地方秩序、渡济灾荒的一项重要慈善措施。

此外，胡雪岩还出资修复在战争中被破坏或年久失修的古刹；收敛了数十万具因为战乱而无人收敛的尸骸，分葬于杭州岳庙左侧里许及净慈寺右侧数十大家；还设立义塾，供贫困子弟读书；他还出资恢复了钱塘江地区先前因为战乱而中断的牛车交通，并在钱塘江上开设义渡，设“钱江义渡”和牛车，迎送旅客于湖沼和横渡钱塘江之中；还捐修桥梁，先后捐助修建了杭州登云桥、杭州新江桥、杭州五乡碘石桥，便利了百姓出行，使杭州城乡人们普遍受益达百年之久。靠着这些突出的慈善贡献，胡雪岩很快有了“胡大善人”的美名。

其他公益活动

此外，在清末轰动一时的冤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胡雪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先是出资200两帮助杨乃武姐姐杨菊贞赴京告御状，又积极为他们疏通关节、倾诉冤情，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在冤案昭雪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杨乃武出狱后，立马登门向胡雪岩致谢。

胡雪岩所开设的胡庆余堂药店，以乐善好施而闻名，“庆余”之名便是来源于《易传·文言传·坤文言》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胡庆余堂开设后，曾多次向杭州及浙江的百姓捐赠辟瘟丹、痧药等居家必备的药物，在民间爆发瘟疫时更是主动捐药抗疫。胡雪岩也十分重视中国文物外流的问题，先后两次赴日，从日本收藏者手中购回了大量原属中国的青铜器、瓷器和古钟等文物。

经商思想

交往策略

胡雪岩在行商时最为重视人际关系的经营，王有龄初任粮台要职时，被要求立即将十万漕米从杭州运往上海，这在当时施行起来会遇到不小阻力。首先浙江各地征收漕粮缓慢，其二当时民间组织起事繁多，很难保证安全。胡雪岩于是建议他直接前往上海买足漕米，并与政府沟通，获得支持，再从浙江信和钱庄贷出足够的银票，信和钱庄和上海三元钱庄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可带着银票到上海三元钱庄兑付。接着，胡雪岩四处打听囤积了大量漕米的松江区漕帮待价而沽的消息，还亲自与其掌事人多次会面，最后终漕帮于同意将囤积的粮食卖于胡雪岩，并全权负责粮食运输事宜。胡雪岩不仅为王有龄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还亲自帮助他周旋处理。胡雪岩为人仁厚，乐于助人，因此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和名声。在他的经商过程中，这些人脉和名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胡雪岩在经商时为人圆滑，善于平衡各方利益，这使得他在经商时少了许多阻碍。

投资策略

当时，以太平军为首的农民起义四起，各地都在报奏中央政府调集兵马，要一举歼灭起义军。胡雪岩认为政府势必会大量采购军火，便想接触军火生意。王有龄当时正在湖州团练，正可以借助他在浙江官场的势力，促使浙江地方购进一批军火。他表示提供给政府的货物一定要保障质量，而且只买洋枪，不买火炮。初次接触时，一定要避开当时浙江军火方面的大佬龚振麟父子，不能树敌。并且因为是政府生意，不能要太多回扣，要给足清政府面子。秉承这些意见，胡雪岩最终从洋人手里购买了一批军械，在与浙江抚台衙门一番沟通后，成功卖出。不仅如此，胡雪岩还将这次生意的一半订单都交给龚振麟父子，还另外附送一笔款项给抚台府。经过胡雪岩的谋划安排，他不仅收获了大额利润，也没有和同行结怨，同时让政府对他保有好感，获得名利双收的好结局。胡雪岩善于抓住商机，为此甘冒风险。早在钱庄学徒时期，胡雪岩便以精明能干、善于收集整理信息并抓住其中的机会而闻名。在从事商业活动时，胡雪岩善于利用不同地区、时节带来的价差进行投资；他在投资时心细而胆大，敢于将资金投入在寻常人时常会犹豫，且稍纵即逝的机会中。

企业商誉

咸丰三年（1853年），胡雪岩认为上海交通会因为当时的“小刀会”起义造成堵塞，上海丝价会因为供应不足而涨价。便顺势建立起大经丝行，决定把握时机大量囤丝，运往上海大赚一笔。开张当天，胡雪岩亲自为前来丝行门口卖丝的蚕农送药，借助社会舆论来提高大经丝行的名誉。收购蚕丝的过程中，胡雪岩不仅高价收购，还预先支付定金，将蚕农手中的新丝预订下来，让洋商无丝可收。洋商看出胡雪岩想要“侵吞”生丝市场的意图，便声称不打算在上海收购蚕丝，转而要自行去内地收丝。胡雪岩心知洋商此举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增加成本，即便买到了，因为各处关卡被清廷严格把守，也很难运出。最终洋商囤积的生丝原料用尽，只能购入他们的蚕丝。胡雪岩怜惜广大丝户的生计，采用贵价收购，接着垄断丝业，再售以外商的办法，为广大蚕农谋得福利，也为他自己赚得大笔收入。胡雪岩还极其看重产品信誉，以其创办的“胡庆余堂”为例，创办伊始，胡雪岩就亲笔题字，书作“戒欺”一匾，高悬于厅堂之上，专门挂给内部员工看。“戒欺”一词意指不可欺瞒顾客，诚信经商。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后，胡庆余堂以“药材采办务真、修制务精”而闻名，其中“采办务真”的“真”指入药的药材一定要“真”，力求“道地”，从源头优选药材质地；“修制务精”的“精”意为精益求精，要求员工敬业、制药精细，凭借此胡庆余堂迅速积累了良好的消费者口碑，这是其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至今，胡庆余堂留存百多年的匾额，在所有匾额中，其它都是朝外悬挂，唯独一块匾是面朝里挂——它是专门给经营人员看的。匾文如下：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

籍贯争议

关于胡雪岩籍贯的归属，学界内外历来众说纷纭。胡雪岩生于徽州，但无论是其早年的发迹还是此后的常居之所，都在杭州，故而历来有胡雪岩是徽州人和杭州人的两种说法。事实上这一争议源自对现籍和祖籍的不同认识。胡雪岩祖籍徽州，现籍杭州，这样的结论丝毫无损于绩溪与杭州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新安江的血脉贯通，其生平也体现了明清以来江南地区人口流动、文化交融的历史，这也是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方面的通识。

轶事典故

乐于助人

胡雪岩在钱庄当学徒时，经常需要帮东家四处问人讨债。某日，胡雪岩在讨债途中遭遇天降大雨，眼看就要被淋湿，却幸运地遇上同行的陌生人，跑过来为他打了一半的伞。胡雪岩感激于此事，从此养成了下雨天帮其他人打伞的习惯，后来只要他带着伞，下雨天就经常帮别人打伞，时间一长，沿街的很多人都认识了胡雪岩，都说他是一个好人。这种“为他人打伞”的行为让他领悟到：只要你肯为别人打伞，别人才肯帮你打伞，这一思想也融入到了胡雪岩日后的人生之中。有一天，杭州的一位大布商在生意中栽了跟头，急需资金周转，想低价转让全部家产。为了能快速获得资金，这位布商计划将连房带地、市价至少值5000两白银的家产以2000两白银的价格贱卖。胡雪岩听了布商的诉说后沉思片刻，表示容他考虑一下，让布商明天再来找自己。布商离开后，胡雪岩立即派遣手下打探虚实，在确定其事属实后，立即安排钱庄准备5000两银子，并决定按市价5000两白银买下布商的家产。第二天，布商来到钱庄，胡雪岩对他说：“我买下你的家产，但不是2000两，而是按市价计算，我出5000两。”布商惊诧不已，好奇地问为什么低价不买却要出高价呢？胡雪岩拍着布商的肩膀说，自己只是代为托管，日后布商渡过难关后随时可赎回家产，届时只需支付微薄的利息即可。布商对此感激不已，二话没说签好协议，对胡雪岩深深作揖后含泪离去。后来布商成功东山再起，赎回了他的家产，成为了胡雪岩的忠实合作伙伴。

生活奢侈

胡雪岩在发迹后，生活非常奢靡。他在杭州的宅邸占地面积广大，装饰奢华，其布局仿照宫殿格式，有多个独立的院落。胡雪岩生前妻妾成群。以至于至今仍然无法确切考证其妻妾的具体数目，不过一般认为其妻妾有13位，甚至在自己的豪宅之外，还特别修了一座名叫“十三楼”的宅邸用来安置非正式的姬妾。《见闻琐录》中还曾记载胡雪岩喜新厌旧，时常遣散自己的姬妾后又重新招买一批新的，如此先后有数百人。《庄谐选录》中也记载，胡雪岩生活之奢靡，“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胡雪岩破产后，不得不将妻妾全部遣散，家产也几乎全部被折抵偿债。

人物评价

清末官员李慈铭：胡光墉是东南有侠义之风的人。

清末名臣左宗棠多次在其奏折中评价：胡光墉一直以来敢于任事，从来不害怕嫌隙和怨恨。他从前在浙江经办军粮、军火，无论局势缓急都值得信赖。我到了浙江以后，对他的委任更加专一，最终得到了他的有力帮助，筹备运输物资从来没有缺少和延误，实属深明大义的不可多得之员。

人物关系

后世纪念

胡雪岩墓

胡雪岩死前因为破产而潦倒，下葬也是草草下葬，以至于长期以来竟不知其墓地所在，直到胡雪岩逝世107年后方才由后人考证得出。1997年，胡雪岩墓被重修，其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中村杨家门鹭岭，如今是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胡雪岩故居

胡雪岩故居位于杭州市河坊街、大井巷历史文化保护区东部的元宝街，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当时恰逢胡雪岩事业的巅峰期，其工程历时三年方才完成，于1875年竣工。胡雪岩故居兼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西式建筑风格，建筑精良，美轮美奂，其中家具的设计、陈设及用料均为上品。整座建筑占地面积达10.8亩(约7200平方米），建筑面积5815平方米，呈现南北长东西宽的布局。胡雪岩故居堪称清末中国巨商第一豪宅，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

胡雪岩纪念馆

胡雪岩纪念馆位于绩溪县城，原址为建于明代的文昌殿，占地约800平方米，包括两个庭院。纪念馆中用大量的图片、书籍和实物再现了胡雪岩沉浮于商界宦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