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书》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周敦颐的代表著作之一，本名《易通》，共四十章。宋代祁宽认为“通书”一名是就 周敦颐 著作的特点而命名的，如其言：“此书字不满三千，道德性命、礼乐形政，悉举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学者宜尽心焉。”今传本由 南宋 朱熹 整理过，并有《 通书解 》。此书除编入《 周子全书 》外， 1936年中华书局收入《 四部备要 》时，题为《周子通书》。
其内容主要是通过对《 易传 》中辞句的解释，发挥其观点。其中也解释了《 中庸 》《 论语 》等书中的辞句，并同《易传》 合在一起。其核心观念是“诚”，“诚”包括天道和人性两重意义， 为人生最高原则。它既是“寂然不动”的 宇宙 中心，又是“纯粹至善”的道德本体。要达到“诚”的道德境界，必须通过“静虚”“无欲”的道德修养的途径。
从 易学 史上看，其对《 周易 》经传的理解，既不同于汉易，也不同于 道教 易学，而是把它看成是讲政治教化和道德修养的典籍，表现了理学家解易的特色。从哲学史上看，此书也是为其成圣人的理论，立一形上学的依据，对程朱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通书》开启了宋明理学家对于“孔颜乐处”这一重大问题的探索，为宋明理学家提供了新的学术 范式 。 南宋 理学家、湖湘学派奠基者之一的 胡宏 评价曰：“人有真能立 伊尹 之志，修颜回之学，然后知《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事业无穷也。”
作者简介
周敦颐 （1017年5月5日-1073年7月14日），为 北宋 道州营 道县 （今 湖南省 道县）人，初名敦实，避 赵曙 讳改名为敦颐，又名元皓，字茂叔，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 谥号 元，也被称为周元公。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被推为“北宋五子”之一。
北宋 天禧 元年（公元1017年），周敦颐出生在一个书香仕宦之家，良好的家庭环境让他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养。其舅 郑向 作为龙图阁 大学士 ，对他影响颇多，让他得到了荫补入仕的机会。 周敦颐 在为母服丧期满后，开始了他的地方仕宦生涯，从 北宋 庆历 六年（公元1046年）到北宋 熙宁 元年（公元1068年），整整22个年头， 周敦颐一直在州县两级地方官的职位上徘徊，历任 苏仙区 县令、 合州判官、永州通判、邵州 知州 等职，县令、通判等官，周敦颐任职期间恪尽职守，清正廉洁，造福百姓。凭借自己的才能受到赏识和举荐，最后升职为 广南东路 提点刑狱。周敦颐继承了汉代以来的官教合一的传统，在理政之余，还讲学。作为文人，在理政讲学之余还作文，有多部著作传世。 周敦颐 晚年归隐九江，公元1073年（ 北宋 熙宁六年），周敦颐病逝于 庐山 濂溪书堂，终年57岁。
周敦颐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 通书 》《 太极图说 》中，主要有宇宙生成论、“诚”本说，但是后人又从周敦颐的字句中窥到他的生死观、道德价值观、文学思想、 社会主义 和教育思想。周敦颐作为宋明道学家解易之先驱，依据《 易传 》《 中庸 》和唐 韩愈 《 文心雕龙·原道第一 》，接受 道教 、佛教的某些思想，提出了 太极 、理、气、性、命等一系列 哲学范畴 ，成为 宋明理学 的基本范畴，为宋明理学哲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著作有《 通书 》《 太极图说 》等，后人编有《 周元公集 》，存诗28首，赋1篇，文4篇，代表作为《 爱莲说 》。
书名释义
《通书》本名《易通》，后根据祁宽的《通书后跋》更名为《通书》。1936年，中华书局收入《 四部备要 》时，将《通书》题为《 周子通书 》。 祁宽对《通书》的名称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通书”一名是就 周敦颐 著作的特点而命名的，言“夫老氏著《道德》五千言，世称微妙。此书字不满三千，道德性命、礼乐刑政，悉举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学者宜尽心焉。”
成书过程
《通书》是周敦颐的代表作之一，其在周敦颐去世后才由人整理、命名和刊刻。 关于周敦颐的著作，最早的记载见于 潘兴嗣 的《濂溪先生墓志铭》中：“（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 易学 ，作《太极图》《 易说 》《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对此， 朱熹 认为潘兴嗣《墓志铭》中提到的 周敦颐 著作是三种，即《太极图》《易说》《易通》。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在周敦颐的这三种著作中，所谓的《易通》就是后世所流传的《通书》。
朱熹 曾对周敦颐的著作进行过三次整理和编定。他第一次编定的“长沙本”因没有留下“序”“记”之类，今已无法得知其确切内容。朱熹后来又编定了“ 建安 本”和“ 南康区 本”。 《通书》因文字过简，涉及的问题很多，因而难于把握。 朱熹 在《通书后记》中谈到研读《通书》的三个阶段：“朱熹早岁时幸得其遗编而伏读之，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 李侗 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比年以来，潜玩既久，乃若初有所得焉，虽其宏纲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间，则有以实见其条理之愈密，意为之愈深，而不我欺也。” 朱熹 研读、考订《通书》前后达三十年之久，然而对于其“宏纲大用”，朱熹不敢自认为完全清楚，体现《通书》之深奥难读。
内容主旨
《通书》其内容主要是通过对《 易传 》中辞句的解释，发挥其观点，如根据祁宽的《通书后跋》，《易通》更名为《通书》。其中也解释了《 中庸 》、《 论语 》等书中的辞句，并同《易传》糅合在一起。从 易学 史上看，其对《 周易 》经传的理解，既不同于汉易，也不同于 道教 易学，而是把它看成是讲政治教化和道德修养的典籍，表现了 新儒家 解易的特色。从哲学史上看，此书也是为其成圣人的理论，立一形上学的依据，同样对道学家的哲学发展起重要的影响。
道德修养思想
周敦颐 在《通书》前三章节中主要阐明了怎样成为圣人，即他把圣人作为道德修养完善的最高目标。第一，他认为“诚”是做圣人之本，把“诚”作为其道德哲学的基本观念。周敦颐还认为，“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就是说，人的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百行”，都是“诚”的体现，都离不开“诚”，否则，就会走入邪路。第二，“仁义中正”是做圣人的基本内容。周敦颐认为，当人活着的时候，头等重大的事情，是学做圣人。第三，“无欲”是做圣人的要旨。 周敦颐 继承古代 儒家 “ 中庸 ”、 道家 “清静”、佛教“寂静”的思想，提出了“主静”的学说，来作为封建道德的修养方法。周敦颐认为，人只要做到了“无欲”、“静虚”、“动直”，便进入《通书·富贵第三十三》中“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的思想境界。
诚本说
《通书》中最为重要的是论述并发挥了“诚”的思想，“诚”包括天道和人性两重意义， 为人生最高原则。它既是“寂然不动”的 宇宙 中心，又是“纯粹至善”的道德本体。 周敦颐 力图将 儒家 伦理的根据与 宇宙 演化的本源统一起来，使儒家的伦理原则升华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在《 通书 》中，周敦颐融会易、庸之学，从本源或说本体的角度规定、论释儒家“诚”的范畴。周敦颐注重从天道的角度论释“诚”，肯定“诚者，圣人之本”，目的在于肯定“天之诚”乃“人之所得以为圣者”的条件或根据，他把“诚之源”归于“ 乾元 ”，肯定“诚之立”有待于“ 乾道 变化”，将“诚”与天道置于同一个层次，此时，“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本源、本体意涵的范畴。
“无欲”思想
对于“无欲”的修养论， 周敦颐 在《通书》 中将 孟子 的“寡欲”推演至“无欲”。周敦颐在《通书·圣学第二十》中，以问答的形式指出无欲是学做圣人的唯一要义。周敦颐告诉提问者，圣人是可以学而至之的，学做圣人的要点是“一”，这里的“一”就是“无欲”，只有无欲才能够做到静虚动直，从而达到明通公溥；达到了明通公溥，圣人的修养就差不多完成了。要想学做圣人，心中就必须全 太极 之实理；太极是纯粹 至善禅师 的，所以，全此实理的人心也就必须是无欲的。周敦颐将理论基础上推到了天理层面，讲“一者无欲也”，这里的“一”就是太极、是天理，“无欲”是它纯粹至善的状态。天理是纯粹至善的，没有纤毫私欲，其动静皆是从天理流出；而无欲又贯通天理之动静，使其从始至终、从表至里都是纯粹至善的状态。
文论与乐论
《通书》涉及的内容广泛，除了品格修养、行政思想外，还论及文艺方面的问题。在当时社会，文艺并非处在重要地位，只是雕虫小技，是不能与大道相提并论的“艺”。《通书》中，其文艺思想主要包括文论和乐论两个方面。 周敦颐 认识到了文辞的作用，文辞美则读者喜爱，读者喜爱则有利于思想的传播，反过来则是《通书·文辞第二十八》中，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能行文修辞，也是一门艺术。但同时，其又流露出重道德而轻文艺的思想，“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周敦颐从大量的事实中，看到文与道实际存在矛盾统一的关系。所谓文以载道只是文与道关系的一个方面，或者是某个特定阶段的关系。
此外，《通书》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音乐与自然、音乐与人情、音乐与政治，以及古乐与今乐、曲与词之间的关系。 周敦颐 认为，音乐之和不过是来源于自然之和，而音乐艺术的和谐又反过来影响大自然的和谐。周敦颐把音乐放到天地 宇宙 大化中，找到音乐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而人只不过是天地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音乐感染的对象主要还是人。周敦颐在《通书》第十三章中提出礼先乐后，实质涉及音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指出礼、乐都是政治工具。周敦颐提倡古乐，《通书·乐上》中的观点与他的主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通书·乐下》章还论及歌词问题， 周敦颐 说：“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矣。妖声艳辞之化也亦然。”就如同他在文论中强调“文以载道”一样，音乐的曲调用以歌咏乐辞，乐辞是曲调的核心，美德又是乐辞的核心，这样乐论文论又殊途同归，直指心性道德这个核心。
生成论
在《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中， 周敦颐 对 宇宙 万物的生成过程作了更具体的论述：“二气 五行 ， 化生 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即是说，天地万物乃是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 五行 化生而成，五行与阴阳二气各有其不同的质，但二气的本源是“一”，一生二气，二气又化生出万物。也就是说，万物皆源于式相一致。
治国论
周敦颐 在治国理论上亦融合了 道家 的思想主张。例如，他在《通书·顺化第十一》中说：“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其中，“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是 儒家 的政治理想，而“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的蓝图则凸显出浓厚的道家政治主张的神韵。对于“公”的追求亦是 周敦颐 的道德理想和政治诉求。他认为，“圣人之道”就是要践行“至公”的美德。 周敦颐 “至公”的道德理想和政治诉求既是对前贤思想资源的继承，又不仅限于思想理论层面的阐发，亦不再停留于效法天地这一致思方式，而是进一步从具体的修养之道入手，探寻培养和践行“公”的途径，以求能够臻于“至公”的“圣人之道”。
相关著作
《通书解》
《通书解》是 朱熹 对《通书》的疏解，在文字章句上较为平实，但对此书的思想观点的把握，未必符合周敦颐的原意。朱熹实际通过注释，阐发了自己的 世界观 。如朱熹在解释“大哉 乾元 ，万物资始，诚之源也”时说：“言 乾道 之元，万物所取，以为始者，乃实理流出，以赋于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图之阳动也。”将“理”与“乾元”挂起钩来，把它当作世界的本体。又如《通书》第二十二章“理性命”，朱熹在第一节下注曰：“此言理也。阳明阴晦，非人心 太极 之至灵，敦能明之。”后人沿袭 范仲淹 ，以为“此篇言理为心之太极”。其实，各章的标题本来就是 朱熹 编订时所加， 周敦颐 在此章并没有提到“理”字，而且周敦颐并没有提出“理”的范畴。《通书》其他地方谈到“理”，均作条理解。
《 通书解 》有清 康熙 刻《朱子三书》本、清乾隆元年 李清植 刻 爱新觉罗·颙琰 六年补印《李文贞公全集》本、 光绪 年间《 重刊道藏辑要 》本等。后人所编《周濂溪集》、《 周子全书 》等，均在《通书》后附以朱熹的注解。
《太极图说》
《太极图说》，本名《 太极图易说 》， 是 北宋 理学家 周敦颐 对《太极图》所做的文字解说，诠释太极概念，阐说万物 化生 之理。该书全文共249字，现流传较广的版本由 南宋 朱熹 整理，收录于其《 近思录 》中。
《太极图说》是 周敦颐 依据《 周易 》的《系辞传》中的 八卦 生成理论建立的学说，对天地万物的根源、 宇宙 生成图式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太极图说》分为《太极图》和《说》两部分，《太极图》以图精演“太极—阴阳— 五行 —万物”的宇宙生成论，而《说》则是对图的阐释，《图》与《说》可谓相辅相成，两者共同阐发了“ 天人合一 ”的思想。《说》只有二百四十九个字，前一百三十个是对《图》的阐释，其后的一百一十九个字不仅阐释以“人极”为中心的人 道观 ，又重点说明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
《 太极图说 》的宇宙论思想奠定了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础，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古代儒学经典《 周易 》中《系辞》的深入理解，将其中的 形而上 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提炼，开启了宋明理学这一全新的 儒家思想 理路。 该书作为两宋理学的奠基之作，在儒家伦理哲学的发展进程中也具有 里程碑 的意义，是儒家伦理问题与 道教 形而上学 思想、佛教“空”的哲学思想的结合。
传世版本
影响
对宋明理学
《通书》在理学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其建立了一个以“诚”为核心的心性论，而心性论是宋明理学的核心。该书完整地讨论了心性论的问题，并在解答人的心性与 宇宙 本源的关系，回答人的本质、人的道德基础等重要问题和作为道德修养、道德教育、礼法制度的基础几个方面均有系统的阐述，为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书》作为最早使用理学最高范畴的概念“理”的著作，其阐述 太极 为“理”，“性”与“命”都是依附于“理”的存在。该书也对《 周易 》哲学进行了全面继承和发展，为程朱理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除此之外，《通书》还有其他对宋明理学的重要影响：其一，“志 伊尹 之所志，学 颜回 之所学”等提法，为一般士人提供了一种依据和体现 儒家思想 特色并颇具操作性的人格理想与人才 范式 ，也开启了宋明理学家对于“孔颜乐处”这一重大问题的探索；其二，通过会通 儒家 四书五经来阐发义理的方式，为宋明理学家提供了新的学术范式，使他们在儒家经典之间发现了一个可互相贯通、互相应和的 思想体系 ，据此便可超越具体言辞，系统发挥新思想。
对湖湘哲学
构成系统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理论体系是湖湘学派。 周敦颐 在《通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诚”的思想，把“诚”视为人极，作为人之本体，从而为经世致用的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使经世致用的思想真正成为 湖南省 的学术思想。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理学家、思想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遂成为湖南的学术传统。 《通书》对此后湖湘哲学的深远影响，既包括了对“诚”概念的激活，也包括了对“心”的注重，对“几”与“势”的重视，对“实”“全”“公”“通”的追求，以及对作为 王道 的制度建设的形上探索等。 南宋 初年，湖湘学派的开创者 胡宏 对《通书》涵盖的思想意蕴的推崇，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颂扬了 周敦颐 接续早已断绝的孔孟之道、传学二程的伟大功绩，指出周敦颐混论简洁的著述中包含道的真谛，也使《通书》的价值为后人所重视。
评价
南宋 朱熹 《通书序》说：“此一篇本号《易通》，与《 太极图说 》并出程氏以传于世。而其为说， 实相 表里。大抵推一理二气 五行 之分合，以纪纲道体之精微，决道义文辞利禄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至论所以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顾其宏纲大用，既非 秦汉 以来诸儒所及，而其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学者所能骤而窥也。是以程氏没，而传者鲜焉。其知之者，不过以为用意高远而已。”
祁宽《通书后跋》说：“夫老氏著道德五千言，世称微妙。此书不满三千，道德性命、礼乐刑政，悉举其要。而又名之通，其示人至矣。”
湖湘学派宗师 胡宏 ：“人有真能立 伊尹 之志，修颜回之学，然后知《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事业无穷也。”
名言章句
诚者，圣人之本，百行之源也。——《通书·诚下第二》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书·诚上第一》
实胜，善也；名胜，耻也。——《通书·务实第十四》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第十》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通书·顺化第十一》
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通书·道第六》
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通书·思第九》
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通书·幸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