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敛之

英敛之（1867年11月23日-1926年1月10日），出生于北京，满洲正红旗人， 满族 老姓 赫舍里氏 ，汉姓郁，名英华，字敛之，后以英为姓，以字行，号安蹇，晚号万松野人， 教名 文森蒂斯（Vincentius），《 大公报 》创办人之一。

英敛之出身于满族下层家庭，为了早入 军籍 改善家境，英敛之勤练武艺。后来意识到习武没有出路，20岁左右，英敛之正式弃武从文。英敛之一心想寻求富国强民的方法，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找到答案，于是转向西方文化，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 天主教 影响，于1888年领洗入教。 戊戌变法 中，英敛之因支持维新派而遭到 清政府 缉拿，被迫流亡。 1901年英敛之再次回到 天津市 。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立《 大公报 》。 1912年， 袁世凯 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英敛之不愿意与袁世凯合作，加之身体不佳，遂离开大公报馆，携夫人退隐 香山县 ，全身心投入到天主教事业中。1913年，他在香山创办了辅仁社。为摆脱 法国 传教士对华采取的愚民传教政策，1917年，他撰写了《劝学罪言》一文。后来又筹建了 台湾辅仁大学 。 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病逝。

《大公报》所确立的办报宗旨“开风气、 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恰是英敛之所提倡的“移风易俗、开启民智” “忘己、无私”等理念的体现。 英敛之以“文人论政”的鲜明特色，开启了《 大公报 》最早的黄金时代。因此，他也被尊为“大公精神”发轫的奠基者。 现在很多报社的成规、制度，都是《大公报》最早创立、实践的。 英敛之明确了《大公报》的商业性和社会责任，这种对报纸双重性质的判断当属中国第一人。 英敛之信奉 天主教 ，拥护 君主立宪制 ，倾向于保守温和的改良方式。英敛之的宗教观也体现在他的“宗教救国说”上，而“以宗教救国说”也从反面维护了天主教，二者相辅相成。以西方宗教为参照物，英敛之将天主教与中国民众普遍的“信仰”进行对比，从而认为自己找到了中国社会出现问题的根源，这也使得他在评论中时有“抑中扬外”的基调。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1867年，英敛之出生于北京西郊的一个 满族 下层家庭。父亲靠摇 煤球 为生，是社会中最底层的人。这种情形下，家世贫寒的英敛之只有通过考核列入 军籍 才能领取钱粮以改善家庭窘境。为了早入军籍，英敛之勤练武艺。但当时八旗兵役虽然可以提供一定粮饷，但是对于整个家庭以及不断抬高的物价而言则是杯水车薪，英敛之遂决定弃武从文。英敛之童年曾入学，尽管连《 四书 》都没有读完，但是起到了开蒙的作用。十六七岁时，英敛之在西山遇到了乔霁轩。在英敛之弃武从文的转变过程中，乔霁轩起到了引领和推动的作用。乔霁轩又将英敛之介绍到彭蓼渔、志刚的门下，他们都是当时素有声望的博学之士。20岁左右，英敛之正式弃武从文。他特别喜好吟诗作文，而且阅读面极广，博览群书、广学兼收为他打下了厚实的知识基础。英敛之做了乔霁轩的书童，随这位先生在一户有钱人家里教书，并在此时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爱新觉罗·淑仲。由于生活在社会底层，英敛之深刻体会到贫富差异带来的社会不公，后又读了诗书，对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国家多了一些思考，因此英敛之目睹当时国家衰败、吏治腐败，不由得痛心疾首。

英敛之一心想寻求真道纯德的根源以及富国强民的方法，然而他并没有在传统的儒释道中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意识到 中国 引以为立国之本的儒家学说缺乏治国功效，于是转向了西方文化，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 天主教 影响，于1888年领洗入教。入天主教后，英敛之针对时人对天主教的敌意，积极护教，努力通过文字的形式为天主教辩护，以消解社会人士对天主教的误识。自1891年至1898年前后，英敛之在《益闻录》发表的文章共有近百篇之多，它们不仅反映了英敛之的护教思想，更体现了英敛之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戊戌变法 中，英敛之发表《论兴利必先除弊》以配合，因支持维新派而遭到 清政府 缉拿，被迫流亡。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英敛之对 清政府 失望至极。生活的重压、外国侵略者的骄横，使他开始重新思考挽救国家颓势的方法和途径，将救国思想由早期的理论层面逐渐向实践层面转化。

大公报时期

创办《大公报》

1898年至1900年，英敛之先后为广州湾法军、天津法国教堂及蒙自县署办理文案。1901年英敛之再次回到 天津市 ，此时逢教友柴天宠邀他办报，柴天宠和富商王郅隆愿意出资办报，希望英敛之主事。柴天宠曾向英敛之表达过“不计较金钱利益，但只求救亡图存”的态度。英敛之此时早就怀揣救国报国之心，通过大众媒体向公众敞开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几经周折，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立，最初在天津法国租界出版，法文名L'Impartial。 创办之初的《大公报》除主笔由方守六担任，报馆的总理、撰述、编辑等，均由英敛之兼任。 他亲笔撰写的《大公报·序》，明确阐释了“开民风，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办报宗旨。有关“ 大公报 ”的题名寓意，英敛之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最初两年，遇到了很多困难，但都在英敛之的努力之下解决并且坚持下来，《大公报》和英敛之也逐渐被大众所熟知。 现在很多报社的成规、制度，都是《大公报》最早创立、实践的。比如"社论"，当年叫"社评"，就是英敛之发明出来的。

践行《大公报》的宗旨

《大公报》所确立的办报宗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恰是英敛之所提倡的“移风易俗、开启民智” “忘己、无私”等理念的体现，正因为英敛之清楚地知道报纸媒体对上可以起到监督、喉舌的作用，对下可以起到开启民智、舆论导向的作用，因此他要求大公报人不畏强权、秉笔直书，敢于为天下先，要“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在当时 中国 的政治环境下，报刊等舆论媒体做到“敢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 大清王朝 的封建统治下，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要想言论自由、针砭时政，根本不可想象。英敛之一直持守办报初衷，因此《 大公报 》的“敢言”特征就特别明显。 《大公报》是一份爱国报纸，也是一份真正的新闻报纸，英敛之认为报纸虽然有着商业的成分，但终究不是只为钱财的真正商家，监督政府，引导国民也是它的天职。这其中明确提出了《大公报》的双重性质：商业性和社会责任，当是中国第一人。

在英敛之的引领下，这家在距离清廷政治中枢很近的 天津市 创办的大公报，与 梁启超 主办在海外的《 清议报 》，以及南方若干标榜维新的报纸一起，猛攻当时 中国 落后的体制和文化糟粕。《 大公报 》在其创刊后第五期，即登出英敛之手笔《论归政之利》，公然要求 慈禧 归政于立志宪政改革的 光绪帝 ，痛陈“归政则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道理，并痛斥慈禧亲党一伙儿是“祸国殃民”的“国贼”及“谄媚小人”。当时天津由 直隶总督 袁世凯 管理，英敛之对袁世凯在 戊戌变法 期间首鼠两端，依附太后一党的行为很不齿，因此在自己的报纸上竭力揭露和批判袁世凯，袁世凯对他软硬兼施、极尽打压，但终告无效。 

“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 诗界革命 ”先行者 梁启超 对中国诗歌变革的基本设想与殷切期冀，《 大公报 》奉为圭 、身体力行。该报于1902至1911十年之中，发表的诗歌作品数量在五百首以上。另外，《大公报》创办之初的小说栏目，也紧紧围绕“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意向，大量发表包括寓言、侦探题材在内的“泰西”翻译小说。这些作品多包容有大量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方面的内容表述，给长期闭锁于国门之内的读者以充分的新知识量。到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后期，中文原创小说也渐增。他们发出的小说作品，揭示不公正社会现实、批判官场黑暗政治、扫除愚昧 迷信 旧习、倡导开化生活态度等主题，均时有所见。至1909年，英敛之及《 大公报 》对于登载小说的体验与认识已经相当明确：“社会教育之中尤以小说之功居多。论者谓一国善良之习惯，多由一代 小说家 造就之。无怪欧西人士，以小说一门为专门名家之学也。……其转移社会之力极大。” 

助开女学

在《大公报》刊发的文章中，英敛之为新式女子学校的发展进行了大力宣传和推介。他认为 中国 女子要摆脱受压迫的地位，必须读书识字，求得谋生本领，希望通过兴办女学、开启女智，引导女性追求经济独立、 婚姻自由 ，促进中国妇女的觉醒和解放，争取真正的国民地位。他不仅在文章中积极提倡建立女学堂，更是亲自参与了新式女子学校——天津女学堂的创办，为女性赢得更多受教育机会。

退隐香山时期

1911年， 辛亥革命 推翻了清王朝。1912年，清帝退位， 袁世凯 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对于主张君主立宪的英敛之而言，他不愿意和袁世凯政权合作，再加上身体原本不佳，常年办报又费心劳神，精神更是疲惫，于是离开了大公报馆，与夫人英淑仲退隐香山，全身心投入到 天主教 事业中。

为天主教在华发展的长远计，1911年，英敛之与 马相伯 联名上书 罗马教廷 ，请求 教皇 委派品学俱佳的传教士来华，创办天主教大学。为给教会弟子传授学问，1913年，英敛之在香山静谊园创办了辅仁社，“辅仁”意指培养仁德，取 曾子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反映了英敛之振兴中国天主教教育事业，弘扬传统文化的决心。 1917年秋末，英敛之受 熊希龄 之邀，出任收养灾童的慈幼局（ 香山慈幼院 前身）局长，负责收养灾孩的各项具体工作。 为摆脱 法国 传教士对华采取的愚民传教政策，1917年，他撰写了《劝学罪言》一文，不仅大力提倡中国传统文化，而且直指教会中的各种弊病，呼吁 罗马教廷 重视在华人才培养工作。英敛之积极参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工作，筹建了北京公教大学（后为辅仁大学）。1925年3月，英敛之与美国本笃会的奥图尔神父合撰《美国本笃会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无论是辅仁社还是辅仁大学，都体现了英敛之的办学宗旨：即“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和“会通中西，立足本土”。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因创办天主教辅仁大学劳累过度，在西华门里第去世，时年59岁。 他去世次年， 北洋政府 准予试办私立北京辅仁大学。

主要作品

参考资料

人物思想

保皇立宪派

英敛之在思想上属于是 资产阶级 的保皇立宪派。他具有独立不倚的个性，反对 暴力革命 的社会诉求，也跟其他同时代的维新势力保持一定距离。他迷恋西化，竭力宣传开启民智的新思维新文化，终究还是希望没落的旧有帝制改弦更张，立宪维新。通过他所主持的《 大公报 》以及其他一些主张立宪的改良派报纸的奋力促动，也迫于国内外局势的压力，清廷曾于1906年9月颁布仿行立宪的诏令，叫英敛之等人很为自己多年所致力终见曙光而振奋；可是清廷空有承诺，却迟迟没有实际行动，立宪之议到底未能兑现。当时英敛之所担心的，惟 暴力革命 会危及国家独立和大众生存，其精神站位，既受到宗教身份的局限，也和他的民族出身有关系。他不满于革命党人笼统反满的作为，指出“所谓排满者乃自排，所谓‘革命者’乃‘革汉命’也。”因而，到了 辛亥 年间国政易帜，他便离开了他10年来为之殚精竭虑的《 大公报 》。他偕家人回到北京，隐居香山 静宜园 ，一面研究宗教、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现实，一面从事他热心的慈善事业。

宗教观

英敛之拥护 君主立宪制 ，倾向于这种保守温和的改良方式，与其自身接受西方 宗教思想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天主教 的教义主要分为三位一体、天主创世、人有原罪、救赎说、天堂地狱和忍受苦难等。它自身就强调有一个万能的主来拯救我们，我们要学会忍耐，因为我们天生就是有罪的，这些与 中国 的帝制和中国儒家历来强调的温文而雅，讲礼恭顺有相似之处。英敛之也曾试图在中国发展本土的“天主教”以使其更符合中国人的宗教习惯，与 儒家 相结合，从这些事情上，我们都可以看出英敛之不仅自身对天主教有深刻的研究，同时他还有着使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尤其是民生和思想方面的抱负。这种观点也奠定了《 大公报 》时事评论的一贯特色和相对固定的风格，那就是以宗教的角度看时事，让博爱和人性充斥在评论之中。

宗教救国说

英敛之笃信西方宗教可以拯救 中国 ，这也是他努力地将自己的这两种身份融为一体的表现。当这两种 社会角色 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有时倾向于遵循独立的“士”的道德品性，而不愿让信仰压倒一切，有时候又会将信仰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加以维护和弘扬。英敛之的宗教观并非只是在维护 天主教 上，也体现在他的“宗教救国说”上。而“以宗教救 中国 说”也从反面维护了天主教。它们二者并非脱节，而是相辅相成的。在英敛之眼里，中国民众为何无知，为何麻木不仁，原因就在于没有信仰。所以他在《以宗教救中国说》的评论中说：“何以无中国？ 中国 国魂丧失也。国魂胡以丧失？民群无爱国思想也。民群胡以无爱国思想？自固其灵魂而未曾释放也。灵魂何以不能释放？无文明教化也。何谓文明教化？宗教是也。”虽然身为教徒，英敛之的思想核心依旧是拯救国民思想，唤起民智。他的这种慷慨激昂的语气，很能够唤起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共鸣。

“抑中扬外”的评论走向

以西方宗教为参照物，英敛之将 天主教 与 中国 民众普遍的“信仰”进行对比，从而认为自己找到了中国社会出现问题的根源。他在评论中越来越偏向于一种基调，那就是“抑中扬外”。由于英敛之是《 大公报 》的主编，也就是所谓媒体的“把关人”，信息的选择都要经过他的过滤，所以《大公报》呈现出的报道几乎都和他个人的观点不冲突，也就是符合宗教气息浓厚的媒介氛围。因为在英敛之眼中，西方宗教才是治疗 中国 疾的良方。英敛之对于 中国民间信仰 的认知都比较固定，那就是愚昧、落后和 迷信 。他不遗余力地对传统民间信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但《大公报》最为出色的一点就是也并非完全一竿子打死，它仍然认为： 中国 旧有的好风俗真不少，外国新添的好风俗也很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要常常比较。

人物关系

人物轶事

更改姓名

英敛之原名英华，家族满洲老姓是赫舍里，“英”字本为行辈用字，到了他这一代，始将自己的行辈用字改为了自家姓氏。 康有为 “ 公车上书 ”后，英敛之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支持康有为的政见。但随后 慈禧 发动“ 戊戌政变 ”， 光绪 被囚，“六君子”喋血刑场， 康有为、 梁启超 逃往海外。英敛之虽然没有上书，但因支持维新言论，也在被抓之列。为怕株连，他辗转逃到 越南 ，一年后悄然回国。后来，慈禧太后为讨好洋人，大赦了一批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其中就有英敛之。由于当时抓捕名单中并没写英敛之的姓，只写了他的名“英华”。当时慈禧太后说了句“把那个 满族 英华也赦免了吧。”英敛之从此之后就只能姓英了。由于担心“英华”这个名过于张狂，英敛之就借用古人“英华内敛”的寓意，为自己取名“敛之”。

英敛之借款一万建洋楼迁新址

1906年初，《 大公报 》创始人英敛之接到“馆房转主”的通知之后，立即通过 比利时 教士 雷鸣远 向望海楼教堂借款一万元，租用“东京建物 株式会社 ”的地皮，自建2层洋楼。同年9月5日迁到新址。该址为《大公报》的第二处馆址，地址为原日租界旭街与松岛街交口处，现 和平路 与哈密道交口处，四面鐘对面，门牌为和平路169号，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评价

英敛之在思想上属于是 资产阶级 的保皇立宪派。他具有独立不倚的个性，反对 暴力革命 的社会诉求，也跟其他同时代的维新势力保持一定距离。他迷恋西化，竭力宣传开启民智的新思维新文化，终究还是希望没落的旧有帝制改弦更张，立宪维新。（ 关纪新 评）

英敛之，是我们家族中最了不起的一个人。英氏后人之所以做出一点成绩，其实都承英敛之先生余惠，他是当之无愧的英氏家族第一人（ 英达 评）

《 大公报 》创始人英敛之以“文人论政”的鲜明特色，开启了《大公报》最早的黄金时代。因此，他也被尊为《大公报》的肇始人与“大公精神”发轫的奠基者。（《大公报》评）

半页 新诗 见性情，通今博古任纵横。君应不让 云中鹤 ，岂似鸳鸯浪得名。（友人 张云亭 评）

其为学也，博闻强记，贯穿四部，能见其大，不流于破碎。躬行实践，不涉于迂谈。其为文也，浩瀚汪洋，滔滔而不竭。（友人 陈垣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