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

熊希龄（1870年7月23日—1937年12月25日），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湖南凤凰县人，祖籍丰城市石滩。是民国时期政治家、教育家、实业家和慈善家。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他的父亲熊兆祥20岁从军，历任守备、副将。

清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1870年7月23日）熊希龄出生在湖南省湘西凤凰县，14岁时中秀才，光绪十七年（1891年）中举人，三年后被选为庶吉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熊希龄担任两湖营务处总办，撰写了《军制篇》，提出改革清朝军制的建议。不久后入湘参与维新，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熊希龄和维新派人士谭嗣同一起在长沙市创办了时务学堂与《湘报》。戊戌变法失败后，熊希龄被革职回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熊希龄跟随常德市知府朱其懿办理西路师范学堂，并受到了时任湖南巡抚的赵尔巽的赏识，然后被清廷重新起用，前往日本考察实业。后在清朝末年受江苏巡抚陈启泰重用，历任要职。民国元年（1912年）4月，任唐绍仪内阁财政部长，7月辞职。民国2年（1913年）7月，熊希龄当选为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和梁启超、张謇等出面组阁，成立“ 名流内阁 ”，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而辞职。后被袁世凯任命为煤油督办，并任参政院参政，继续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四年后，熊希龄离开政坛，开展慈善事业，他赈济顺直（今河北省）水灾，建立香山慈幼院。 1920年，又成立妇孺救济会，以收容战争中的难民，不久后组织“北五省灾区协济会”以赈济旱灾。两年后，熊希龄组织世界红卍字会，随后任北京老弱临时救济会名誉理事长，并设立救济院。后来，熊希龄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华总会会长。 1928年，国民政府任熊希龄为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三年后改充赈务委员。抗日战争期间，熊希龄参与发起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以支持抗战。 1937年，熊希龄赴爪哇出席远东禁贩妇孺会议，会上就如何禁止贩卖妇女和儿童等问题提出建议。不久后抗战爆发，北平陷落，熊希龄此时在上海张罗救治伤兵难民之事，同时筹划将香山慈幼院迁离北平。同年12月南京陷落，他取道香港特别行政区准备前往长沙市，但不幸在香港病逝。享年68岁。

清朝末年，熊希龄创办醴陵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制造公司，促进了醴[lǐ] 陵的瓷业发展。在北洋政府任职期间，熊希龄实行了烟草专卖政策。退出政坛后，熊希龄建立了香山慈幼院，和世界红卍字会来开展慈善工作，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熊希龄著有《熊希龄集》等。熊希龄参加乡试时，主考官评价他：“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

人生经历

早年经历

清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1870年7月23日）熊希龄出生在湖南省湘西凤凰县一个军人家庭，其祖上三代从军，家住凤凰县沱江镇文星街。他的父亲熊兆祥20岁从军，承袭了云骑尉世袭封职，历任守备、副将，嗜好诗文字画，对熊希龄管教很严。熊兆祥自愧一介武夫难预风流，因而一方面加强自身修养、着力培养长子熊希龄，熊希龄自幼接受严格家教、一心向学。熊希龄少时曾在凤凰镇读入塾读书，后移居芷江侗族自治县的熊公馆。光绪十年（1884年），熊希龄14岁时考中了秀才，熊希龄前往芷江县的秀水书院继续读书。四年后，熊希龄奉父母之命与廖氏成亲，后结识沅州知府朱其懿，得知朱其懿为造就有用人才，延聘饱学之士作教习且师资雄厚后，立即投考进入这所沅水校经堂就读。后来，熊希龄参加州府的岁、科连试，名列全郡第一，补优生。因成绩优秀被湖南学政张亨嘉抽调到长沙市的湘水校经书院深造。光绪十七年（1891年），熊希龄参加湖南省的乡试，中第19名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熊希龄参加壬辰科会试，中第六十五名中贡士。但当时殿试要求馆阁体，熊希龄此类书法不佳，于是决定暂不参加此次殿试。光绪二十年（1894年），熊希龄参加殿试，名列二甲，赐进士出身，并被选为庶吉士。次年，熊希龄原配夫人廖氏病逝，熊希龄在沅州太守朱其懿的撮合下，与其妹朱其慧缔结姻缘。

参与维新

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熊希龄立即计划投笔从戎，但这一热情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浇灭，失望的他告假还乡。次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掀起了变法维新的风潮。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给当时的洋务派领袖、两湖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呼吁变法维新。他本人随后正式投笔从戎，前往军营谋事，投奔两湖营务处的黄忠浩部，后被张之洞任命为两湖营务处总办。期间，他认识到当时军队的各种积弊，学习西方，比较中外古今各种军事制度撰写了《军制篇》，提出改革清朝军制的建议。与此同时，湖南省展开了变法维新的斗争。熊希龄向湘抚陈宝箴提议在湖南创设枪厂，随后辞去两户营务处总办一职，入湘参与维新。为湘省兴利致富，熊希龄与叶德辉、蒋德钧等人反复商议，确定了把开办机器制造工业及筹办湘省内河航运作为突破口。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熊希龄和维新派人士谭嗣同一起在长沙市创办了时务学堂，并任时务学堂总理。他还向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筹集学堂经费，并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同时，他参与创办了《湘报》，并任董事之一。为保证该报的顺利出版，熊希龄于4月通过上海市《时务报》馆总理汪康年订购了印刷机器和铅字。这些机器于11月下旬运回长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熊希龄主持定立了《湘报馆章程》，以统筹全局，各明职守，规定《湘报》的宗旨是“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同年2月，熊希龄与谭嗣同等人创办南学会，任议事会友，负责会中事物，制定章程，活动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维新。次月，《湘报》正式出刊，其中的激进言论引起了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责难，因此5月中旬，陈宝箴对《湘报》进行整顿，之后再也没有激进的论说文章出现。但7月间，熊希龄在《湘报》上连刊自己的两篇反击与揭露王先谦等人的文章，陈宝箴动怒，逼熊希龄交出报馆，熊希龄不交，陈遂取消每月二百两的公款津贴，使《湘报》至7月19日发至115号时被迫停刊，后虽于8月2日复刊，报馆改为商办，熊希龄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湘报》。8月，光绪帝电诏熊希龄入京觐见。10月间由于戊戌政变发生，报馆被查封。戊戌政变发生时，熊希龄因参加百日维新运动被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革职后，熊希龄被朱其懿安顿在衡州府的衙门，后回到芷江侗族自治县的旧居，闭户读书。

办学授业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实行“新政”，广设新式学堂，对戊戌党人的管束也趋向缓和。朱其懿署常德市府知府后，在常德府开设了师范讲习所，熊希龄受邀前往常德帮他办理学务，并前往上海市采购学堂所需的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随后，他招集沅江上下游二十八个府、厅、州、县的举、贡生员，来讲习研究。在开设师范讲习所的同时，熊希龄还在常德办了一个“启智书局”，以开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风气。次年，熊希龄建议朱其懿在原办师范讲习所的基础上，开办一所师范学堂即西路师范学堂，并参与了学堂章程的起草工作。学堂正式设立后，熊希龄任副办，掌管学校内外事务。在办理西路师范学堂的同时，熊希龄又联合武陵区、桃源、龙阳、沉江四县，开办了常德市府中学，并将该中学办成了“常德全郡之模范”。

再入仕途

熊希龄办学的成绩受到了时任湖南巡抚的赵尔巽的赏识，赵尔向清廷上奏请求对熊希龄“免于严加管束”。光绪三十年末（1904年）。赵尔巽升为户部尚书，熊希龄则被派往处理实业问题。次年（1905年），清廷令赵尔巽增补盛京将军，他向清廷奏请起用熊希龄获得批准，熊希龄说服赵尔巽要求先赴日本考察实业，得到同意。同年7月，在赵尔巽、托忒克·端方的保荐下熊希龄充作爱新觉罗·载泽、端方等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随员，游历日、美、英、法、德、俄等国，于次年返抵上海市。期间，熊希龄不仅留意日本社会改革和教育，且与宋教仁等留学生来往甚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赵尔巽征调熊希龄去沈阳市，熊希龄以道员身份补用，派为奉天农工商总局总办。期间，熊希龄提倡移民垦殖等建议，并撰写了《东三省移民开垦意见书》。次年，熊希龄调至江苏省，两江总督端方委派他负责督署总文案、咨议局筹办处会办、办理南洋牙刷厂等事务。这期间，熊希龄又与他人创办股份有限公司，返湘后创醴陵瓷业学堂，设瓷业公司。同年4月，熊希龄又前往日本考察工业教育制度，参观实践女学校。不久后，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此时熊希龄正在日本调查浚河工程及商务，回国后，赵尔巽已离开辽宁省，熊希龄把家安顿在上海决定不再留奉或随赵尔巽入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8月，熊希龄接受了江苏巡抚陈启泰的征召，担任他的师爷。随后，他又被陈启泰委任为江苏农工商局总办，兼苏属议局筹办处会办、抚辕文案，又被托忒克·端方委任为督署总文案，兼宁属谘议局筹办处会办，并充任南洋印刷官厂监督。次年，熊希龄派充东北地区分省补用道，旋即派为清理财政各省正监理官，调查各省岁入岁出总数。不久后到沈阳市履任，并任热河都统，以文人出任武职。

民国初期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熊希龄开始支持共和。次年初，中华民国联合会在江苏教育总会成立后，熊希龄被选为该会参议员，不久后，该会改为“ 统一党 ”，熊希龄任该党理事。同年末，熊希龄参与上海共和建设会的活动，不久后他邀集湖南省人士组织了湖南共和协会，为共和建设诸事多方奔走。次年，他以该会正会长的名义领衔，率同副会长张学济等一百五十人，致电袁世凯请促清帝迅速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熊希龄受聘为南京临时政府顾问，关注临时政府的财政问题。袁世凯上台后，任命他为财政部长，他因民初财政困难，治理不易多次请辞，但均被拒绝，同年4月，熊希龄出任财政部长，随后成立财政筹备处。

当时内阁总长唐绍仪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谈判破裂，为给南北两方军队发放月饷，避免大乱，熊希龄与银行团重新谈判。5月，为获得一千二百余万两借款来解决民国财政，他与银行团签署了垫款合同与监督开支暂时垫款章程。由于该章程提出设立核计处，并由中国和银行团各任命一名核计员，负责签署资金拨款的支票。同时，在使用借款发放军饷和遣散军队费用时，需要备三联领饷清单，并由高级军官和税务司签署备查，并且鉴押的三联单需要由核计员核对。舆论立即大哗，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同盟会革命党人黄兴于5月24日通电斥责熊希龄，面对外界的反对与谩骂，熊希龄发出通电解释借款原委。随后请求辞职未果，又与银行团重开谈判，此时，银行团新增日、俄两国，组成六国银行团。熊希龄不愿接受银行团提出的更苛刻条件，因此他们停止支付垫款，谈判于7月9日中止，熊希龄向银行团发出“另筹他款”的声明，随后辞职。

辞职后，熊希龄受袁世凯之托在总统府当顾问，并担任临时财政委员会会长，继续处理借款之事。在与六国银行团谈判期间，熊希龄暗中与与北京姜克生国际银行团的代表白启禄联系，并向英国伦敦姜克生万国财政社借款一千万英镑。随后委托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为全权代表，与英国姜克生商订借款合同并与姜克生万国财政社订立借款契约。但草约签订后，姜克生万国财政社征得中国方面同意，又将其承办借款的权利转授给英伦的克利司浦公司。8月30日，中国与克利司浦公司正式签订《克利司浦借款》合同，又称《五厘金镑借款》。同年10月，熊希龄以借款事宜办理完毕，告辞袁世凯回沪。1912年12月，他被任命为热河都统，任职期间对热河行宫古物进行了清理。

任国务总理

1913年，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成进步党，熊希龄等19人被选为名誉理事。进步党意在民主共和的制度下，与袁氏力量联合，排斥中国国民党激进派，取得国会多数。同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袁世凯镇压了“ 二次革命 ”，导致国务总理赵秉钧等人被谴责，内阁解体。为了利用进步党的力量，袁世凯提名熊希龄担任国务总理。8月26日，熊希龄任总理一职，提出“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的口号，避免陷入“党争”。他上任后，想要把自己的内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内阁”，任用梁启超掌管财政，杨度掌管交通，但受到袁世凯阻拦，袁世凯只留下教育、司法、农商等部待熊希龄配置。不久后，熊希龄又兼任财政总长，并由梁启超始掌司法，张謇主农商，孙宝琦任外交，朱启钤务内政。他的内阁被成为“ 名流内阁 ”。

熊希龄在担任国务总理期间，与袁世凯频繁产生意见分歧，但由于内阁还能够按宪法履行职责，他只得忍耐屈服。他反对派遣北洋军驻扎在湖南省，主张派遣云南省都督蔡愕出任湖南都督，但袁世凯却派出陆军总长段祺瑞与他发生冲突。梁启超曾拟定省制改革计划，包括废除省级政府以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财政等一整套政策和法规。然而，这些计划与袁世凯的最终目标相冲突。同年11月，袁世凯解散中国国民党，并制造“热河行宫盗宝案”，利用《群强报》《新社会日报》等报纸刊登熊希龄前在热河都统任内盗窃前清热河行宫内的古瓷器、书画二百余件的消息，以挟制熊希龄。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根据所谓的“政治会议的决议”颁发了解散国会的命令，内阁迫于形势不得不副署。次月熊希龄还是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辞职。而几天前，熊希龄代表中国政府与纽约士丹达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即埃克森美孚）的代表艾文澜签订了合资开采中国石油的合同，辞职后被袁世凯任命为煤油督办，并任参政院参政，继续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

离开官场

1915年，袁世凯计划推行帝制，因此同年8月，熊希龄以母亲生病为由请假省亲，获袁世凯批准，随即启程返湘。11月，袁世凯电催熊希龄回京，距离期满尚差二天，熊希龄拍一电要求续假一月。此时袁世凯计划将南京总统府改为新华宫，设立12名女官和一名女官长，并推举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为女官长，朱其慧为避免遭遇不测只好同意。不久后袁世凯颁发诏书到熊府，熊希龄因家室被袁世凯监视，于1916年1月返回北京。回京后，被授予中卿，加上卿衔。不久后，贵州护国军攻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他再次向袁世凯 “请假”回乡迎母亲到汉口避难，袁世凯想利用他“疏通“南方。而他回乡后在汉口成立妇孺救济会，以救济来自四川省、湖南省的逃难者，直到3月，护国军攻破黔阳，他才开始张罗迎母。不久后，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利用他联络接洽过境北军，他是借“宣慰”之名，以行卫乡救灾之实，并呼吁罢兵恤民。事毕，熊希龄致电北京政事堂统率办事处，请取消宣慰使职。1916年5月，熊希龄还致函袁世凯劝其退位。次月，袁世凯身亡，熊希龄返回北京，随后辞职隐退，在天津市英租界小孟庄10号本宅奉母终养。次年，熊希龄被黎元洪任命为平政院长，推辞不就。不久后，熊希龄发电声讨丁巳复辟。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时北洋军阀混战，熊希龄多方周旋希冀消弭战事。次年10月，他与蔡元培、张謇等24位社会名流宣告将成立和平期成会，以图和平。随后逐渐转向慈善事业。

从事慈善

1917年8月，顺直（今河北省）发生水灾，受灾103县，淹没田亩25万余顷，灾民600万人。熊希龄被特派督办京畿[jī] 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尽力抚恤流亡，赈济饥乏，他在各县设留养所共170多所，收养老弱近4万人，并在北京创办慈幼局（原为临时收容难民），收容男女灾童千余人。他还组织了联合办赈机构—— 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自任会长，同时设法根治水患，开展以工代赈，这一举措既帮扶了灾民，也为受灾地区的长远发展留下了建设基础，并于次年8月成立顺直水利委员会，自任会长。1918年4月，慈幼局准备解散，灾童除家长陆续领回外，尚有200余人无人认领。但由于在北京城内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于是熊希龄只能请示大总统徐世昌，请其出面和前清皇室内务府交涉，拨出已废弃的前清行宫香山静宜园旧址，建筑永久校舍，创建香山慈幼院。 1918年12月，熊希龄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慈善团体全国联合会”，该会于次年1月正式开会成立，熊希龄被推选为临时正主任。

1920年7月，北方发生了直皖战争，熊希龄偕夫人朱其慧在北京创办了妇孺救济会，并在石驸马大街本宅设办事处与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达七八百人。随后又在铁路俱乐部、香山来青轩、北京女子师范、培华学校、通俗图书馆等六处添设收容所。同年秋北方直隶、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陕西省五省发生特大旱灾，灾情较顺直水灾尤甚，饥民达到3000多万。熊希龄邀集北京的各慈善团体共商办法，决定组织“北五省灾区协济会”，举黎元洪为名誉会长，熊希龄任副会长。同年9月，他与北京学生联合会商议，派出50命学生组成调查团，分队前往各县调查灾情，同时派人前往上海市等地，购运杂粮麦种，又赶筹冬衣，运往灾区接济。并将各灾区满足“有人介绍及其家长请求”条件的孤贫儿童，送交北京香山慈幼院教养。次年，湖南省发生春荒，熊希龄任湖南急赈会名誉会长，筹款十余万元以赈济灾情。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熊希龄又组织救护队，前往战地救治难民。军阀混战的持续让他认识到筹组全国性慈善社团联合会的困难，于是决定组建一个永久性的救济机构来应对无休止的天灾人祸。民国11年（1922年）10月28日，熊希龄与道院的一批人及中外人士在北京正式联合发起成立了一个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的慈善救济网络——世界红卍字会。同年11月，熊希龄任北京老弱临时救济会名誉理事长，随后在北京宣外下斜街斗鸡坑感化学校与老墙根玻璃公司设立救济院两所，收容贫民达二千余人。次年9月，日本发生大灾，熊希龄以红卍字会名义筹赈日灾，并成立日灾筹赈会，自任会长。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随后三年里，熊希龄以世界红卍字会名义组织救护队奔赴战地，同时多次函电劝告交战的各方军阀停战议和。民国12年（1925年），熊希龄被推举为世界红卍字会会长。次年，熊希龄将香山慈幼院改行分院制，行政上自堇事会以至各分校院，均行新组织法，并设法筹措资金，以维持慈幼院。

1928年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时，仍准许世界红卍字会继续立案，并任熊希龄为赈款委员，不久后又任他为豫陕甘赈灾委员。次年，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成立，熊希龄任委员。 1931年，国民政府将赈灾委员会改为赈务委员会，熊希龄改充赈务委员，民国20年（1931年），熊希龄著《十六省救济水灾意见书》，对于救济的办法、措施、步骤做了十分详尽的论述。同年8月，熊希龄的妻子朱其慧因病去世。

抗战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熊希龄与朱庆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于12月致电张学良、冯玉祥等将领，请求坚持抗日，共赴国难。次年1月10日，熊希龄应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他臂缠黑纱，参与集会，发表宣传抗日的演说。随后，他又以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的名义领衔，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蒋介石等人，指责政府不作为。“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后，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市，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奋起抵抗。他即组织“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处理各种善后之事。2月12日，熊希龄发布《香山慈幼院通告》，开展了全院性的抗日救国总动员，同时动员家人投身救国抗日活动。此外，他组织院内200人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女性则加入红十字会救护队，在战区医院工作。1932年下旬，中华民国救国团体联合会成立，他被推为代表，前往北京见张学良，促请出兵抗战。

为表明自己奔赴国难的决心，他在香山北辛村的熊家墓园为自己筑了生扩，表明若在抗日救亡中倒下，就埋葬在这里，他还将自己所有的家产全部捐献给了社会慈善事业。1933年，熊希龄以北平红卍字会的名义，设北平市第一后方医院，救护受伤的抗战官兵，又设公墓收葬抗战时的阵亡军民。不久后抗战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起，熊希龄在上海与红十字会的同仁合力设立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收容伤兵，救济难民，同时筹划将香山慈幼院迁离北平。次年，他组织华南救济队赴闽浙救济难民，不久后，出席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慈幼领袖会议，担任副主席，并在北京西郊青龙桥创办卍字中学。

晚年与逝世

1935年2月9日，熊希龄在女儿熊芷的撮合下，与毛彦文在在上海慕尔礼堂举办婚礼。 1936年8月4日，熊希龄携毛彦文去青岛市参加中华慈幼协会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同年10月，熊希龄发起组织香山乡村服务委员会，主要包括昭慧幼稚园、昭慧托儿场、乡村通俗图书馆、民众体育场四项事业，并聘毛彦文为委员之一。

民国26年（1937年）1月19日，熊希龄携夫人毛彦文赴爪哇出席远东禁贩妇孺会议，会上熊希龄呈交《中国代表团建议书》，就如何禁止贩卖妇女和儿童等问题提出建议。 3月，熊希龄等人从爪哇乘轮回国。6月下旬，与毛彦文去青岛，参加与青岛市人民政府合办婴儿保育园的筹备事宜，与青岛市政府商洽合办托儿场事。“ 七七事变 ”发生后，熊希龄于毛彦文由青岛市乘轮船回上海市。不久后， “八一三”事变后。熊希龄会同沪上红十字会同仁合力办理救护工作，同时致函北平红十字会会长胡恩光，请他暂时代理自己担任院长，设法保全慈幼院。9月，熊希龄从上海致函长沙市朱经农，表明在江西南昌或长沙设立分校，设法将香山慈幼院的儿童航海南迁。他特电邀香山慈幼院第三校幼稚师范部主任张雪门来沪，让他先赴长沙落实校址，又电第二校小学部的教员张子招、周仰岐南下，协助张雪门具体办理各有关事项。熊希龄与毛彦文慢行一步，打算等上海市救护工作完成后赴湘。12月13日，南京沦陷，熊希龄伤心欲绝，立刻离沪回湘，但长江道阻，遂与毛彦文登上意大利邮船，取道香港特别行政区，打算由粤汉铁路转回长沙。12月24日晚，熊希龄在旅馆突发脑出血；12月25日晨6时，因抢救无效在九龙医院去世，享年68岁。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人物评价

光绪十七年（1891年）时任湖南学政的张亨嘉称许他“年甫及冠，拔起边，谈兵如何去非，说地如顾景范。他日当为有用之才，不仅以文学显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任安徽提学使的沈曾植与梁启超谈论当世人物时“推秉三并时无两”。

熊希龄参加乡试时，主考官评价他：“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

民国初年的报刊称赞熊希龄的《军制篇》：“于古今中外军事融会贯通”，可视作“中国改革新建陆军之矢”。

1949年10月，基金社董事会立下一块石碑：“先生（熊希龄）于举世行财产私有制度时代，独倡此举，实为社会主义之先进者。勒诸贞石，用志勿。”

现代学者周秋光：“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时期的激进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杀身成仁的谭嗣同与唐才常。他是《湘报》的创办者与主持人。他的‘洋人不可与之开衅’的主张不应当片面加以指责。他在民国初年担任财政总长所经手的大借款是不得已而为之举措，也是唐绍仪内阁全体成员的一致决定，不应当由他一人承担责任。他在袁世凯解散中国国民党和国会的乱命上副署，虽是他难辞其咎的人生一大污点，却也是有原因和苦衷的，在指责他时也应当多一点理解。他晚年脱离袁世凯而投身社会慈善事业与抗日救亡，这是他人生最为闪光的一面，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现代学者王学文：“观其一生，熊希龄不失为一个怀有爱国热忱的名流人士，经历政坛风风雨雨之后，找到奉献心力的慈善事业。以一片赤子之心，期望教育普及，社会改良，国富民强，并始终践行己愿，以经世治国之才，导社会福利之业。”

家族成员

人物成就

经济方面

倡导烟草专卖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熊希龄旅行欧美，考察政治和经济情况时，他在美国纽约参观了比尔·杜克经营的美国烟草公司。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前后，他多次上书户部尚书张百熙和度支部尚书爱新觉罗·载泽，呼吁清政府尽快实施烟草专卖制度。他认为，中国每年的税收很少，烟草属于奢侈品，加征烟税能增加国家收入而对大多数人的利益影响不大。然而清政府内外困顿，根本无暇顾及烟草专卖，尽管载泽等度支部大臣曾就烟草专卖事宜请教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熊希龄的建议还是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熊希龄出任内阁财政总长，次年他与梁启超、张謇等人组阁，担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当时社会上呼吁实行烟草专卖的声音越来越多。议员钱宝钧、陈其昌等向民国政府提出纸烟专卖议案，上海三星纸烟公司总经理刘树森向熊希龄建议：与英美烟草集团商议，将各种纸烟统一归政府独占收买并加税售与人民，或合资成立卷烟厂；若英美烟公司不同意，则由政府在内地设立专卖局，筹款500万元在天津、浦口、汉口三处设立卷烟厂以示抵制。熊希龄同意并派员前往上海市协商。鉴于中国烟酒分销的情况，他派员考察了日本的专卖制度，并决定先开征烟酒牌照税再实行烟草专卖制度。1914年2月，他向袁世凯呈请建立烟草专卖筹备处，还提到筹备处需研究各国烟草专卖办法、调查国内产烟相关情况，并涉及资本筹集、工场设立及烟叶处理等具体实施思路。然而不久后内阁爆发了权利之争，他被迫辞职。

湖南瓷业

光绪三十年（1904年），熊希龄决定对湖南醴陵的瓷业进行改革，以振兴这一产业并抵制国外画珐琅的倾销。他首先对醴陵瓷业进行了调查和考察，并发现其瓷土非常丰富，共有七处产地，包括山、赤足岭和青泥湾等。这七处产地一年总产值高达三十四万元，是醴陵县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由于生产工艺落后且产品质量普遍较差，只有下层贫民才购买，销路不畅，生产效益欠佳，甚至出现了亏损。醴陵瓷业不振的原因主要是窑户小本经营，资本不足，技术不先进，生产场地受限制，受高额利息和行规的控制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随戴鸿慈和托忒克·端方出国考察了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国，后又专程到日本考察新的制瓷工艺。通过考察和分析，熊希龄认为醴陵瓷业的改革创新完全可以实现。他以自己的实业思想为指导，制定了创办瓷业学堂、设立瓷业公司等方案。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醴陵瓷业学堂开学，熊希龄被任命为学堂正监督，学堂分永久、速成二科。永久科学习三年，速成一年。并聘请5名日本制瓷技师,分别教授制陶、图画、窑务、制泥、辘辂模范、模型模范、陶画模范等。同时，熊希龄在姜湾等地下设立了“湖南瓷业制造公司”，并亲自担任总经理。他聘请来自日本的技师和国内的优秀技工，引进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生产工艺和设备，全力推动细瓷的研发。湖南制造瓷业公司在客观上刺激了醴陵市的瓷业发展，并且细瓷在民国初年取得突破性进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醴陵细瓷更垄断了东南及西北各省市场。

教育方面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4月，熊希龄接手了筹备湖南时务学堂的具体事务，并与蒋德钧一起亲赴南京，向两江总督刘坤一请求拨发督销局盐厘7000金作为办学经费。然而，督销局总办易顺鼎却横生枝节，要求从这7000金中再分拨2000金以作他用，熊希龄一直坚决拒绝。经过湘中官绅的协助和周折，最终在重重困难中保全了第一批经费。此后，陈宝箴又上书光绪帝申请拨款1.2万两用于学堂的常年经费，时务学堂的经费问题才得以解决。同时，熊希龄和蒋德钧着力购置图书和仪器，曾开办过中国近代第一个测量学会的谭嗣同也热心襄助他们的仪器购买事宜，将杨仁山（曾任驻英法大使曾纪泽的参赞）从海外购买的各类仪器售卖给时务学堂。在他们的努力下，学堂中的学生可以享用到各种先进的教学设备，如首架大天文望远镜，学生们可以在此观测各类行星，湖南省民智得以开启，湖南的风气也得到了改善。

为了实现湖南维新派的设想，时务学堂开办的是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时务学堂，中西学均精通的教师也成为一个难题。熊希龄等不得不前往领西洋风气之先的沪、宁物色人选，这一过程经过了许多波折，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7月，奉命赴湖南担任长宝盐法道兼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经过上海市，在他的帮助下，动员在《时务报》供职的梁启超和精通英文的李维格入湘，解决了人才问题。最终，时务学堂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董事会，包括熊希龄、谭嗣同、蒋德钧、王先谦等人，熊希龄也被委任为学堂总理绅（即校长）。然而，在戊戌政变后，时务学堂被守旧派接管，熊希龄接到命令送学生赴日留学，时务学堂在一年内共举行过3次招生考试，录取人数共计264人。时务学堂成就了湖南的民智开启和风气改良。

此外，熊希龄于1917年创办香山慈幼院，他将其当作是对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一种补充，极尽自己的能力让贫困的孩子享受到当时最新式最先进的教育。一年以后,熊希龄看到孤贫儿童中不乏资质聪颖者,遂改变计划,设教施学,先后开设了蒙养、小学、高小、中学、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等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学校，但因经费短缺,未能开办高等教育。慈幼院由最初慈善性质的机关后来发展为将幼儿教育、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及多种职业教育融为一体的新式教育实验学校，并形成了学校、家庭、社会合而为一的独特办学模式。

文化方面

熊希龄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写下词《辛卯马王城怀古》，表达“诸葛功名，伏波意气”的志向，次年写下《摸鱼儿·壬辰烟台》抒发“当年事，合约条条都误。金汤之险谁顾。岛夷出没烟波里，万里重洋可赴”的壮志。他还写过《念奴娇·甲午史忠正公墓》等词，他的诗词整体风格稳健端庄，七律尤工整，诗词中表达传统士绅作为核心关怀的人格养成与情性化育理想自然而然于诗学世界中丰沛流溢并进而反身润泽其精神质地。

此外，熊希龄认为中国外交办理不顺，大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新闻事业不发达，缺乏相应的新闻手段来辅助外交交涉。他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国外设立中国的新闻通讯网络，创办洋文杂志，这将在国外外文界中实现无形的裨益。在随镇国公爱新觉罗·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省巡抚托忒克·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出洋游历欧美各国的过程中，他与中国驻各国公使和留学生商议在国外设立报馆，创办洋文杂志。回国途中，熊希龄给袁世凯进呈了密函，反复论证在各国设立报馆与创办杂志的重要性，请求袁世凯能“维持保护”并“提款补助，俾底于成”。他决定在上海设立“环球通讯社”，作为与国外通信联络的总机关，待基础巩固，再将机关扩充到日、英、美、法、俄、奥、意诸国。同时，他主张在国外设立机构，在上海立总社，在北京、天津立分社，以之作为报馆之后报，以疏通隔阂、使国内外情谊交孚为宗旨。尽管他办了两家通讯社，即环球通讯社和远东通讯社，但时间都很短且没有收到很大的成效。但是他在办理这两家通讯社的过程中提出的新闻思想和见解是值得肯定的，其思想是在同时代人的前列，他强调新闻事业在外文中的重要性，具有前瞻性。

熊希龄还是湖南省最早的近代报纸——《湘报》的创办者和管理者，他规定《湘报》办报的宗旨为“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无论贵贱贫富、士农、工商皆可阅报。”他还强调报纸内容的真实性，拒绝刊登低俗内容以迎合大众，同时，他还采取措施对报馆经费、办事机构、发行推广、广告刊登等方面进行管理，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保证报馆的工作质量，使得报纸日出不误。熊希龄开创了湖南的新闻事业，做出了一系列工作和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是当时无人能及的。

人物故事

为民除害

1925年，湖南省永绥（今花垣县）地方遭受长达三个月的来自川军的骚扰和搜刮，导致民穷财尽，田义卿背叛陈渠珍，成为川军汤子模部委的第五混成旅旅长。田义卿在与陈渠珍的冲突中，杀害了巡防军副司令张云龙，并占领了花垣城。之后，他与陶显武等城中绅士发生矛盾，田义卿使用诡计杀害了陶显武等11人。熊希龄得知家乡人民受难，便转成求见当时的内阁执政段祺瑞，告诉他“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只虎—田义卿，不除掉，人民不得安宁”。在他的督饬下，段执政派内阁参事唐绍雄到湖南省查办此事，下令湖南省长赵恒惕剿除田义卿。田义卿死后，余部被改编、遣散，永绥人民得以安生。

热河行宫盗宝案

1913年，袁世凯想推行总统制，便打算赶熊希龄下台。他利用热河行宫古物案逼熊希龄就范。11月29日，北京《群强报》的“ 国事要闻”栏内，报道称现任国务总理熊希龄前在热河都统任内取去前清热河行宫内的古瓷器、书画二百余件，此事已被前清内务府大臣世续查明，世续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北京的《新社会日报》与上海市的《神州》也刊载了相关报道。熊希龄随后函请内务部转知检查厅查究此事，同时自己也派了国务院调查员朱谦明暗中查访。但内务部公函到了京师地方检察厅时，监察厅长以“来函不合公文程式”为由，将他的信件退回。不久后，熊希龄要求袁世凯派人前往热河查办此事，袁世凯派政治会议委员许世英前往调查，许世英整理了一些对其不利的传闻和证词。然而，由于证据不足，经不起熊希龄辩驳严厉，最终只得自行收场。

老夫少妻

毛彦文曾是熊希龄内侄女朱曦、朱嶷的同学，被熊希龄一家所欣赏，多次邀请她在家中度周末。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在民国20年（1931年）去世后，他经常失眠。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时，熊希龄担心毛彦文的安全，因此发电报要求她辞去上海市工作，到北平香山慈幼院任教。毛彦文犹豫不决，最终拒绝了这一建议。1934年，熊希龄萌生了向毛彦文求婚的想法，他的侄女朱曦也多次代表熊希龄向毛彦文求婚。毛彦文感到惊慌失措，直接拒绝了这一提议。这时，熊希龄的女儿熊芷专程前往上海，为其游说。毛彦文看着熊希龄写给她的10多封求爱信，感到万分感动，再加上她也想从事慈善事业，于是答应和熊希龄结婚。1935年2月9日，两人在上海慕尔礼堂举行了婚礼，这件事成为了社会上的大新闻。上海市《申报》以《慕尔堂中熊希龄续谱求凰曲》为大标题，发表了长篇报道。

主要作品

熊希龄的著作只有《东三省移民开垦意见书》《顺直河道改善建议案》《香山慈幼院发展史》和《香山慈幼院创办史》等几种著述刊行。此外，他的大部分言论和文字著述都零散出现在报刊和政府档案中，还有一些散佚在国内外。女儿熊芷编辑了《双清集》，是一部两万字左右的诗词集。1982年，《熊希龄集》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于1985年分集出版，收录了熊希龄的著述和各类文件。顾廷龙 1995年出版的《明志阁遗著》收录了熊希龄的一部分遗著，包括文章、序跋、奏折、呈移文稿。1998年12月，于为刚整理的《熊希龄先生遗稿》出版，收录了熊希龄天津寓所所藏文稿、函电稿、诗词稿件等。

熊希龄的主要作品如下表：

纪念场馆

墓址

熊希龄墓园位于海淀区四季青乡北辛村，墓建于1931年。墓坐西朝东，占地约400平方米，1992年迁葬香山熊氏墓园，属区级文保单位。

故居

北京

新文化街旧名石驸马大街，这是一条与复兴门内大街和宣武门西大街平行的东西向长街。以抗日名将佟麟阁命名的佟麟阁路，与新文化街成十字形相交，构成这一带的交通主干道。路北的五间三启的王府式大门就是熊希龄故居。熊希龄故居现为百年老校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的部分校舍。

湖南

熊希龄故居位于古城北文星街内的一个小巷里，故居往东200米便是秀丽的沱江。故居为四合院系南方古式的木瓦结构，比较矮小但很精致，很富于苗族情调，故居现存房屋4间基本是保持原貌，故居属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学校

1920年，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解放后，香山慈幼院迁到了钓鱼台北侧，改名立新学校。2015年，立新学校又改名为北京市立新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