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是 康有为 集中阐述变法理论的专著。始撰于1892年，1898年正式刊行。
书中运用托古改制的方法，宣称《六经》皆 孔子 改制手作，所载尧、舜、文王的 命典章和圣德 大业 均无从稽考，实为孔子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行，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改革社会的张本。康有为认为孔子改制的精义，主要表现在《 春秋 》一书中，而《 公羊传 》则是正确阐述《春秋》的典籍。他从维新运动的政治要求出发，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附会公羊派的“三统”“三世”学说，认为人类社会必然沿着“据乱”（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民主共和时代）三世有序不乱地向前发展。他的学说给顽固派“敬天法祖”的思想以很大冲击。
《孔子改制考》是 康有为 否定古文经，转向今文经后，建立其 经学 理论最为重要的著作，其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塑造孔子为“新王”和论证孔子“创教改制”，来为其社会变革思想提供学理依据。《孔子改制考》的成书也标志着康有为 今文经学 理论走向成熟。
个人简介
康有为 ，名 祖诒 ，字广厦，号长素，别号更生，晚号更 ，又号 天游化人 ，门生尊为南海先生。出身于以理学传家的封建官僚家庭。有为少年聪颖，又加上家庭环境的影响。四岁时就会识字，五岁能够背诵几百首唐诗。六岁入 私塾 ，师从 番禺区 简凤仪，当年就读完了《 大学》､《中庸 》、《 中庸 》、《 论语 》、《 孝经 》，老师出“柳成絮”为题让他作为， 康有为 应声而答“鱼化龙”，听这说件事的人都认为康有为是个能干大事业的人。后来，他拜读 广东省 名儒 朱次琦 门下，深受老师“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及“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 孔子 ”的治学态度的影响。
但 康有为 “日有新思”，独好陆王心学，并以陆、 王来 对抗程、朱，“舍弃考据贴括之学，专意养心”，“以经营天下为志”。同时又涉猎 西学 ，“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为他的阅历而开阔境界。儒学和西学成为康有为维新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源泉。1888年，上书极言当时的国运危机，请求变法。1891年—1895年，他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讲学的宗旨就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 历史学 、西学为用。”在这段时间内，他又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廖季平，从廖的《知圣篇》、《辟列篇》等文中受到启迪，相继写出了《 新学伪经考 》及《孔子改制考》，宣称 东汉 以来统治者独尊为儒学正宗的古文经，实际上是 刘歆 为 王莽篡汉 而伪造的新学，这些伪造的新学，湮没了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在尊奉孔子为托古改制的伟大的改革家同时， 康有为 阐发了今文学家“ 通三统 ”、“张三世”的学说，完成了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创作背景
1895年，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起“ 公车上书 ”。后来他又创立学会，办报刊，大力从事变法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多次向皇帝上书，争得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 失败后，他逃亡在国外，此后与国内形势要求背道而驰，成立保皇帝党，反对革命，坚持改良。1927年，病故在 青岛市 。康有为的著作主要有《 新学伪经考 》、《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 礼运注 》、《康南海先生诗集》等。《孔子改制考》是一部被称作“火山大喷火”一样的变法理论著作，是他倡导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共二十一卷。这部书集中体现了 康有为 的 社会主义 。
首先，书中体现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天下大同 ，是维新派孜孜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在康有为的 思想体系 中占有很重的位置。这种思想的核心是把西方 资产阶级 进化论学说和 中国 传统的今文哲学中变易的哲学观点融为一体，又吸收了《 礼记·礼运 》的小康大同说，附会 公羊姓 三世论，认为人类社会是循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规律发展，最终达到“政府皆由民造”，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随着 康有为 对 西学 认识的逐渐加深，尤其在甲午战败后， 帝国主义 列强对中国侵略加剧，中国人民灭临着亡国灭种的命运，康有为和其弟子便决定把这种大同思想广为传播，并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精神武器。《孔子改制考》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 康有为 在序中开门见山地宣称：“ 孔子 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为读其遗言，渊渊然思，凄凄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见太平之泽，被 大同 之乐者，何哉？使我 中国 ……不得见太平之治，被大同之乐者，何哉？”
在千余言的序文中，有为提到“太平之治，大同乐”达八、九次之多，后人往往认为《孔子改制考》是 康有为 “为变法改制张本”的著作，却忽略了它同时也是一部张扬大同思想的宣言。在这部书中，康有为把孔子极力描写为一个力主改革的圣人，把大同思想说成是孔子教义的最高境界，只是由于“新 出，伪左盛行， 文言文 篡乱”，才使孔子地位降低，“ 公羊姓 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暗然不明，郁而不发。”
同时，为了宣扬大同思想， 康有为 对当时统治地位的 朱熹 思想也进行大胆的讥讽。他在序言中说朱熹“多言义而寡言人，知省身寡过而少极民患”，实际上是指责程朱理学只注重宣传纲常教义，束缚人们的手脚，禁 人们的头脑，而不注意解决实际问题，把人们从现实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因为他们“蔽于据乱之说，而不知太平大同之义”。因此，认为朱熹的言论，实际是偏安之论，而康及其弟子就是要拨开云雾见日，使 大同 思想重现于世。
记载内容
《孔子改制考》的序言集中表达了康作书的目的，用大同社会代替封建专制统治，向 封建社会 提出了挑战，振聋发聩。
其次，在书中， 康有为 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表现了民主自立的思想。康有为认为，人类大同理想要到遥远的太平盛世才能实现，“方今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然而，康有为并不是消极地等待大同之世，而是主张积极争取。
例如，第十二卷《 孔子 论制法尧舜文王考》中，康有为认为孔子改制只是效法尧舜，原因在于“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然其恶乎夺而重仁让”。所以有了禅让制，他非常推崇这种盛德，“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并进而引申说：“ 春秋 ，诗皆言君主，惟 尧典 特发民主义，自钦若昊天后，即舍嗣而 位，或 四岳 共和，或师锡在下，格文祖而集 明堂 ，辟四门以开议院，故尧典为 孔子 之微言，素王之臣制，莫过于此。” 康有为 托古喻今，与他选“议郎”，开议院的论说相照应。
另外还有许多文章热情地称颂 民权 ，认为百姓应该有“自主自立之权”。第八卷《孔子为制法之五考说：“ 孟子 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主，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又说：“一画贯三才谓之王，天下归往谓之王，天下不归往，民皆散而去之，谓之匹夫。以势力把持其民谓之霸……。夫王不王，专视民之聚散与向背名之，非谓其黄屋左，威权无上也。 康有为 完全用人心向背来解释 王权 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以 资产阶级 的民权思想来批判封建的君主专权。
不仅如此，文中有不少篇章直接批评 中国 延续的封建君主专制。第十七卷《儒政诸子考》中说：“ 孟子 、 荀子 都认为桀纣非君，汤武非弑，其道理在于：“为民贼者，人人皆得而戮之也。”他甚至由此引申开来，把 陈胜 起兵反秦看作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一种举动“见秦王无道，人人皆得而诛之，而陈涉， 项羽 首先亡秦，可以代秦，是亦一汤、武也。” 康有为 在此把农民起义的领袖和历来被推崇为圣人的汤武相提并论，确实是一种石破天惊的论调，表现了他鲜明的阶级感情。
由以上的综述中可以看出，《孔子改制考》言民权、倡 大同 。是康有为假托 孔子 的名义来实行变法的一个理论基础。他以封建 统治阶级 最尊崇的权威 孔夫子 来打击政治上守旧的顽固派，以减少新法推行中的阻力。
但是，事情并非像有为预想的那样，《孔子改制考》一刊登，在封建士大夫的各个阶层中间都掀起了轩然大波。顽固派视民主大同如洪水猛兽，指责它是邪说，他们认为“孔子之制在三纲王常，而亦尧舜以来相传之治道也。”指责 康有为 伪典籍灭圣经，托古论制而乱法律，主张民权，目无君上，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要求 清政府 严惩。
洋务派 和顽固派的观点大体相同， 张之洞 见到刊出《孔子改制考》后，十分恼怒，在《 劝学篇·荀子 》中予以反驳。洋务派认为，君臣之义“与天无极”，而《孔子改制考》却完全抛弃 三纲五常 ，鼓吹民权。洋务派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康有为的观点。张之洞指责他有菲薄 名教 之心，批评他“忘亲”、“忘圣”，“欲举世放恣 乱而后快。”
不仅如此，原来与维新关系极为密切的帝党官僚也开始改变对 康有为 的看法， 翁同龢 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四月）初十日，……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 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孔子改制考》知之。’”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改制考》的刊出在当时的思想界确实影响很大。康有为本来是想借 孔子 改制的理论为他的变法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基础，唤起民众的注意，以转换人心。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民主大同理论树立得太高，曲高和寡，不但一般士子难以接受，还引起了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不满。是 康有为 有关孔子改制的考证，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很不严密，这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 朱一新 在政治上不满 慈禧 的专权，他在学术上指出康有为的不严谨，说：“明学术而学术转歧，正人心而人心转惑。”很明白，《孔子改制考》，不仅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反而给人可以攻击的口实。刚毅、 徐桐 等顽固派因此书对维新派愈加怨恨，即使原先同情变法的官吏也因此书而生疑忌之心。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上书给 光绪帝 ，请求严禁这种 悖论 之书。 协办大学士 孙家鼐 揭露 康有为 《 孔子 改制考》第八卷中《孔子制法称王》一篇：“杂引 谶纬 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言 春秋 即作，周统遂亡，此时王者即是孔子。无论 孔子 至圣 ，断无此 乱之心，即使后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复征引，教化天下？”孙认为，正当朝廷宣告维新，百废更张之时，康有为却要“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时，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这样，必然“导天下于乱”因此，他请求皇上明降谕旨，将康有为书中有关 孔子 改制称王等字样，“亟令删除，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
更有甚者，原来与维新派过往甚密的 湖南巡抚 陈宝箴 也上书说：“其徒松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器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甚或呈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因此，他要求皇帝“饬下 康有为 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板本，自行销毁”，认为这样既可“以正误息事”，又能使其“平日从游之徒不致味味然守成说误宇于歧趋”。另外，百日维新期间还有 御史 文悌 ， 礼部尚书 许应？癸等人均曾攻击过康有为的民权学说。
但是，我们知道，《孔子改制考》并未被 光绪帝 下令禁毁，而是在维新变法失败后被禁的，光绪未被一系列的弹劾说动，这其中是有原委的。
根据一系列的资料证明，康有为所进呈给 光绪皇帝 的《孔子改制考》与刊本有所不同，其中有很是经过了一番大大改缮的，《孔子改制考》写本与 戊戌 五月初一日（6月19日）递交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 ，五月初四日（6月22日）再由总理衙门进呈光绪帝。
戊戌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维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告了酝酿多年的变法高潮的到来，二十八日（6月16日），又召见 康有为 ，商讨变法方略。两天之后，康有为又将《孔子改制考》一书加以修改缮写呈给 光绪 ，而当时，此书已经有了刊本，康有为此举实在很令人费解，对比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进呈本和刊本有着很大的区别。
首先：进呈本在一定程度上磨灭了大同思想的精神。前文我们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已有论述，不再多言。而在进呈本中，康有为将 戊戌 正月所作序言中有关 大同 思想的论述全部删去，而写了一篇旨意相反的序言，把写此书的目的称为“尊圣扶教，防遏横流”，强调“释老词章之举行，至使天下不知尊圣，不知亲圣， 异教 横流……则我君臣父子之道将此将湮，岂不畏哉？””显然，这里的大同思想已被冲谈了许多。
其次，进呈本的主旨是宣扬以孔教抢救世变的思想。
康有为 认为，要在政治上推行新法，振兴民族，必须用孔教来统一人心，认为 孔子 的教义和他的哲学思想最适合 中国 的 国情 ，他说：“天哀大地生人之多艰，乃降圣人而极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民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示。”而他这里所讲的圣人，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尊奉了几千年的孔子。而进呈本的孔子是一个典型的君权维护者“孔子作 春秋 而乱臣惧，作六经而大义明，传之其徒，行之天下，使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仁恕忠爱之道，不然则民如标枝，人如野鹿，贼心乱性，悍鸷狠愚。”若孔子的教义深入人心，那么情况就大大不同了，皇上可以“ 晏安 无为 ”，“垂裳而治之”。在这里，孔教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灵丹妙药，成了国家的顶梁大柱。
显然， 康有为 已把孔教的传播，当成推行新法，挽救世变的根本大计。他以，他进呈《孔子改制考》并作了大幅度的改动，以称 光绪 之心，求得信任和支持。事情正如康有为所料，他的刊本《孔子改制考》大受攻击，而因为他事先有改过的进呈本交给光绪，所以，他的书也因此被保存下来。
但是， 戊戌变法 失败后，不用说康有为，连 光绪帝 也是自身难保，《孔子改制考》也和它的作者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被 清政府 禁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