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 儒家 十三经之一，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争论不休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孝经》为七十 子之 徒所作（ 毛奇龄 观点），大概成书于 春秋 末至 战国 前中期。《孝经》今文本十八章，古文本二十二章 。《孝经》以阐释“孝”而闻名，书中包含的孝道理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极受重视，其中蕴含的思想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 。
书名
班固 认为，《孝经》之名来自于“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因此“孝经”一词非常重视“孝”的重要性，这一观点也解释了《孝经》如何得名。后世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首尔大学教授 郭沂 认为《孝经》的“经”应当解释为“常”，在此基础上，他引用诸多观点后指出《孝经》书名之含义包含有二：一是“孝经”二字为同位词，代表着人们所必须遵守的准则和道理；二是将“孝经”视为偏正结构，意为有关孝的准则和道理。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先秦时代书籍的命名简单而直接，《孝经》的命名或许也并无深意，仅仅是摘取篇中字句而成，语言学家 余嘉锡 、儒学大家 舒大刚 均持此观点。为了得出更准确的结论，舒大刚更是结合《 古文孝经 》以及《 儒家者言 》来研究《孝经》的命名，因此他的观点也得到了许多学人的支持 。
成书
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经典相继成书，如《 诗经 》《 论语 》《 尚书 》等，这是 中国传统文化 大发展的时代 。 儒家 以史为鉴，认为人性本善，其学说致力于发掘人们心中爱亲、敬亲的感恩情愫，并将其与“慎终追远”、“孝悌为本”、“孝治天下”的主张结合，由此形成了儒家学说中系统的孝道观念。“孝”的思想，从其产生之处就具有明显的教化意义。 春秋战国 时代，“孝”更是被奉为百行之先。 孟子 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孝经》文本产生了，它是对儒家孝道思想和儒家孝道教育的理论总结，而它的出现也标志着儒家孝道理论的完成 。
作者争议
孔子说
汉代 《 孝经援神契 》一书中提出了“《孝经》为 孔子 的作品”这一观念。这一观点在后来也被写入《礼记·中庸注》与《公羊传解 ·序》，为 郑玄 、 何休 等人所分别引用。郑玄曾注《毛诗》《 周礼 》《 论语 》等著名儒家经典，他所支持的 孔子 说也被后世学人广为征引 。学者蔡汝 著有《孝经通考》，在该书中他从四个方面否定了孔子作《孝经》一说，并进行了详细、充分的论证。他认为《孝经》中的鬼神思想、孝道分阶级的思想均与《论语》中的思想不同，甚至相冲突，且《孝经》中的内涵更为浅薄。可见，《孝经》作者为 孔子 这一理论假说的依据并不充分 。
孔门七十子后学说
司马光 、 郑辰 、 毛奇龄 等人均认为《孝经》为孔门七十子后学所作，其观点分别在《古文孝经指解》、《古文孝经》、《孝经问》中有体现。 周予同 也持此观点，他在《 群经概论 》及《孝经新论》中明确指出：孔子说多来自于 汉代 儒者，且汉代的经学家在《孝经》是否为孔子所著这一问题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究其原因多为汉代这些经生和官僚的学说均为维护 统治阶级 利益而生，因此他们均支持孔子说。此外， 蒋伯潜 同样主张《孝经》为孔门七十子后学所作，他在《经学 要》中表达了相应观点。七十子后学作《孝经》，此说的存在价值在于其它学说均有明显的矛盾性而难以成立，这种情况下七十子后学说也显得更加合理 。
曾子门人说
胡寅 、 董鼎 、 吕维祺 等人均持此观点，后世学人也认为《孝经》的主要思想与 曾子 思想是一致的，甚至以 曾子 思想为源头，而曾子的思想以孔子思想为基础。宫晓卫、 黄得时 等人经过考证，指出《孝经》为 曾参 的门人编撰是一个较为稳妥的说法，《孝经》内容本意可能出自 孔子 ，但将其内容集录起来、传诸后世的，应当是曾子门人。诸多学者认为，从《孝经》的思想内容、称谓、用字等方面来看，曾子门人说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他们认为曾子的弟子假托孔子与曾子对话，在宣扬曾子论孝这一基本思想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
版本
古文《孝经》
“孔壁本”
《 汉书·艺文志 》中记载，“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孝经》、《 论语 》”。这一版本的《孝经》分二十二章，用 先秦 文写成，被称为“孔壁本”。学者 王正己 在《古史辩》中对此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古文《孝经》的这个出处不可取信。而 黄得时 则指出，古文《孝经》应当为孝昭帝时 鲁国 三老所献，这一出处被记载于《 说文表 》中。胡平生综合两种观点后指出，古文《孝经》本为壁 中书 ，在 刘彻 时被发现于 孔子 宅中，但 孔安国 仅仅献出了与之同时发现的古文《 尚书 》，并未献出古文《孝经》，此后才有 刘弗陵 时鲁国三老所献的古文《孝经》 。
“刘炫本”
隋朝 时，《古文孝经》因战乱而失传，当朝秘书学士王孝逸偶然买到一册《古文孝经》，便将其送给 王劭 。王 得到此书后，将其转交给当时的 经学 大家 刘炫 校订，由此产生“ 刘炫 本”。随后， 杨坚 将“刘炫本”《古文孝经》与 孝明皇后 注《今文孝经》均收录于官府簿籍，并作为官方版本颁行天下 。 杨伯峻 在《 经书浅谈 》中指出，《古文孝经》早已失传，因此“刘炫本”《古文孝经》以及所谓“ 孔安国 传”均为伪书。胡平生将“和平二年( 公元552年 )康丰国写本”《孝经》残卷与“指解本”、今文《孝经》以及 日本 “足利本”比较后发现，“康本”与“足利本”最为接近。目前考证证实“康本”不可能为 伪书 ，而“足利本”的祖本为“刘炫本”，由此可证明“刘炫本”《古文孝经》并非伪作 。
“指解本”
舒大刚 认为，“指解本”《古文孝经》是出于 项羽 妾墓的“石函绢素古文本”，为 司马光 所得，存于秘府。此本与“刘炫本”秉承了不同的经文系统，在 字形 、分章、文字、内容等方面均与“刘炫本”存在很大差异。 南宋 时期，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被人大肆篡改，面目全非 。当今流传的司马光《 古文孝经指解 》并非原本，而说被后人加入了《古文孝经说》、《今文孝经注》内容后的“合编本” 。司马光“指解本”的原貌，可于重庆大足北山的石刻《古文孝经》中窥得一二，该石刻版《古文孝经》可帮助恢复其旧观，在经 学史 、 文献学 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
“日传本”
古文《孝经》还有一 日本 传本，即1732年日本学者太宰纯的《古文孝经孔氏传》。但这一传本并非 孔安国 所作，而是由流传入日本的 刘炫 《 孝经直解 》为底本，参考其他书籍后加以音注而成，可视作《孝经》的 隋唐 旧注 。日本流传的 足利 本《古文孝经》的祖本为“刘炫本” ， 隋唐时期该本传入日本，因而“日传本”的产生时代早于 司马光 “指解本”，足利本《古文孝经》内容尤具古风，文字也较可靠。近代有人指责“日传本”《古文孝经》为近世日本人伪造，这一观点也不攻自破 。
今文《孝经》
汉代 以后，同其他经典一样，《孝经》也有了今文、 古文 之分 。今文《孝经》分为十八章，但其来源在《 汉书·艺文志 》并未注明。直到唐初 陆德明 在《 经典释文 》中才提及，今文《孝经》为颜芝所藏 。颜芝所藏本，即颜芝之子颜贞用 隶书 写成的十八章版本，为今文《孝经》。后 刘向 点校颜贞本，又有 郑玄 、 马融 等人为其作传。 唐 玄宗 开元 七年（公元720年），玄宗将今文《孝经》经本定为十八章，并于 天宝 四年（公元745年）刊刻发行，此版本即为《 石台孝经 》。历史上今古文《孝经》也多次发生融合， 唐朝 出现了今古文之争，在此阶段今古文《孝经》相互借鉴、融合 。
思想内容
《孝经》古文本二十二章，分别为：第一章《开宗明义章》、第二章《天子章》、第三章《诸侯章》、第四章《卿大夫章》、第五章《士章》、第六章《庶人章》、第七章《孝平章》、第八章《三才章》、第九章《孝治章》、第十章《圣治章》、第十一章《父母生绩章》、第十二章《孝优劣章》、第十三章《纪孝行章》、第十四章《 五刑 章》、第十五章《广要道章》、第十六章《广至德章》、第十七章《广扬名章》、第十八章《谏诤章》、第十九章《感应章》、第二十章《事君章》、第二十一章《丧亲章》、第二十二章《闺门章》 。《孝经》今文本十八章，与古文本相比缺少第二十二章《闺门章》的内容，并将古文本中的第六章《庶人章》和第七章《孝平章》合并在一起，又将第十章《圣治章》、第十一章《父母生绩章》、第十二章《孝优劣章》合并 。
今 文言文 《孝经》在分章内容、章节排序、章句字词上存在细微的差异，但并不影响《孝经》主体文本内容，因此今古文版本也不存在本质区别 。《今文孝经》十八章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
孝为诸德之本
《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章》为全书内容上的统领，该章共121字，通过 孔子 与 曾子 论“孝”，提出了“孝为德本”的中心思想，界定了“孝始”和“孝终”的含义和“孝”的目标层次，指出“孝”能够让社会达到“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境界，并强调了“德本”的重要性 。后文在第一章指明“孝”乃“ 至德 要道”之后，提倡站在 统治阶级 的立场上通过以身作则来推广孝道 。《开宗明义章》以“立身”为线索贯穿始末，而其终点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可见《孝经》一书中呈现出的 封建君主制度 和 宗法家长制度 。
在 儒家思想 中，其中心理念是“仁”，儒家认为“仁”是一切的目的和出发点，而其中孝又是最根本的，从孝道中产生来对百姓的教化。在血亲关系中，“孝”被置于核心地位，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因此社会要稳定，首先需要家庭稳定，这样人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人们的生活才能稳定和谐，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也以“齐家”为第一 。个人是家庭和社会的组成，并非独立存在的。因此个人必须认清自己的责任，明确自己的义务，并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 儒家 的孝道思想是广义上的从家庭到社会的“孝”，一个人终其一生，必须报答父母的恩情，在此基础上进而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最终才能实现个人价值 。
实行的具体要求
《孝经》第二章至第六章中阐述了天子、 诸侯 、卿大夫、士、 庶人 这五种人对孝行的要求。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贵贱地位，因此不同的人需要遵守的“孝”的要求也存在差异，这就是《孝经》中所说的“五等之孝”。对于天子而言，爱父母和爱人民是出于同样的道德情感；对于诸侯而言，只有保证自己的道德和行为符合规范，才能保其国家，并使人民和睦；对于卿大夫而言，对上“事君”、对下“和民、利民”，即为对天子之孝、诸侯之孝的延伸；对士而言，对待君主和上级均要秉承侍奉父兄般严谨、恭顺的态度，这样才是忠诚；对于庶人而言，最根本的“孝”就是努力生产，供养父母 。《孝经》的内容带有 现实主义 倾向，社会中的人存在等级差别，而从天子至庶人，只要遵循“以孝治天下”的思想，恪守“事亲”的原则，人人各依其职，各尽其责，各自实行自己的“孝道”，就能达到立身、行道、平天下的目标 。
孝道的政治作用
《孝经》旨在通过小孝来实现大孝，即移孝作忠 。第七章《三才章》进一步阐述了孝道是道德根本，也符合天地运行法则，以“孝”治天下才能安邦定国 。第八章《孝治章》对治国者、治家者的行孝提出了具体要求，又在第九章《圣治章》中借 周公 以孝治天下的例子，对孝道的重要政治作用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
“孝”这一伦理道德规范，本限于家庭范畴内，但随着“孝”含义的延伸，“孝”首先表现为“事亲”，再进一步表现为“事君”。《孝经》将“治家”移于“治国”，用亲子间的关系代指君臣间的关系，以达到维护社会安定、政权稳固的目的 。《孝经》中“移孝作忠”的思想，符合历史上各代统治者的需要，而父子人格平等与独立的内涵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子女对父母、尊长的无条件顺从，伦理观念向着政治化发展，“孝”的内涵变为了顺从。《孝经》在封建王朝长期受到重视，统治者用其教化百姓并使之顺从。 赵光义 在其统治年间就曾多次书写《孝经》， 清代 雍正 年间也编撰颁布了《 孝经集注 》 。“孝”的观念不断扩散，达到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衍发出了“忠”但内涵，因此“忠”可被视为“孝”的观念在道德上的延伸 。
谏中显孝
第十五章至第十七章阐述了当父、兄、君有过错时，行孝者应持有的态度。如《谏诤章》中指出，要敢于指明他们的错误，并力求让他们改正。若明知父、兄、君有错，却依然顺从，这是不孝的表现。《感应章》中认为“天佑孝子”，圣明睿智的帝王行孝才能得到天助。而臣子不粉饰君主的过错，勇于纠正其失误之处，这样才是真正的忠臣 。
特色
“孝”含义的广泛性
《孝经》用“以孝治天下”为指导思想，为天下统一提供了思想策略。《孝经》中的“孝”在思想意义上也得到了极大的延伸，与治、忠、教化、法、名等内涵融合，并贯穿于汉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贯穿《孝经》全书，孝也成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明代 姚舜牧 在《 孝经疑问 》中指出，忠与孝应当为一体，他认为忠与孝并行不悖，而“孝”的标准也巧妙地变为做父母长辈所希望之事，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 。
书中认为不符合“孝”的要求之事均为不孝。历史上记载， 周代 时已经会对行“不孝之事”的人进行处罚，因此“孝”与“法”也密切相关。“孝”不仅是一种伦理道德，更是维护着社会等级关系和社会统治秩序稳定，因此如有违反“孝”的相关规定必然要受到当朝法律的惩罚。同时，从产生之初起，“孝”便具有教化意义。《孝经》是古代社会中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教化教材，它将“孝”融入政治教化中，以为统治者服务 。
融合先秦古籍思想
《孝经》中的许多内容直接引用了《 诗经 》，因此《孝经》与《诗经》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开宗明义章》中的“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一句，直接引用《 大雅 》；又如《诸侯章》中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句，引用自《诗经·小 》。《诗经》与《孝经》不仅在内容上联系紧密，还在教化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将《诗经》与《孝经》结合起来读，也一直是古代学者的一种研究方法 。《诗经》中有不少直接表述孝道的诗句，如“应侯顺德，永言孝思”，而其中对崇周史事的描述，也呈现出与《孝经》类似的儒家孝道思想 。
同时，《孝经》与《 左传 》中的一些语句近乎雷同，可见除《 诗经 》外，《孝经》还同《左传》有着密切关系。 朱熹 更是认为，《孝经》的一些字句是《左传》中抄录缀缉而成，因有些句子《左传》中通顺易懂，而《孝经》中却难以理解， 清代 姚际恒 在《 古今伪书考 》也持有此观点。此外，《孝经》还继承了《 论语 》中关于孝的论述 。《孝经》与《论语》均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而《论语》中的孝道思想较《孝经》而言更为简略、平实。《孝经》对《论语》中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发挥，也可视作对《论语》孝道思想的扩大和超越 。
最后，《孝经》与《 周易 》的基本思维模式还形成了自然融通，其中关于普遍联系、直接联系与多样联系等层面都在不同层次上具有相似性。这种联系性的思维，又可以向着动态性思维转化，《周易》卦象能够还原出事物细节，也因此达到了卦爻辞与《孝经》每章节间的互补。与此同时，《孝经》中的孝道观念也使得《 易经 》中的孝道意蕴更加彰显，在这种层面上可以说《孝经》与《周易》达到了相辅相成的境界 。
影响
中国影响
文献史料方面
据考证，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孝经》约成书于 春秋 末至战国时期，因此《孝经》作为重要文献资料，其中的思想内容对了解战国时期的社会情况、政治形势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孝经》中所强调的“移孝作忠”的思想，正是在宗法制社会中，统治者用血缘关系来巩固统治的重要表现，也是此时社会政治形势的反映 。而不断被发现的《孝经》各类注本，也成为重要的文献史料，如 敦煌藏经洞 出土的《孝经》郑氏注残卷，为研究《孝经》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能够帮助我们检验前人相关著作之优点与不足 。有关《孝经》的文献数量多、内容丰富，这也促进了 中国 古代、现代 辑佚 学的发展。如 清代 年间，辑佚风气盛行，清儒不仅关注《孝经》 郑注 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还对 爱新觉罗·旻宁 年间 马国翰 、 王仁俊 的《孝经》古籍整理工作进行了辑佚。自 汉代 以来，出现了数量繁多的《孝经》注本，但大多亡佚，少数能够流传下来，辑佚工作取得的成就能有效帮助古文献的流传与整理 。
社会建构方面
中国历代统治均重视《孝经》，因此孝道观念在中国非常成熟，并在社会和政府体制中也存在着重要影响。提倡孝道，不仅使得 人际关系 更为融洽，而且使得社会与家庭结构、国家政体更加稳定 。“孝”是《孝经》内容的重点，而“孝”也作为纽带连接着人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什么关系都能够以“孝”为纽带实现彼此间和睦相处，这也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一思想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华儿女， 中华民族 优良的孝文化传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当代中国提倡的建立和谐社会，也正与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密切相关。以孝道促进家庭和睦，家庭和睦才能建构出和谐社会 。
国际影响
唐朝 以来，朝廷极为重视孝道，有关《孝经》的典籍也丰富而繁盛。唐代不仅继承了 汉代 以来的“孝”文化，更推动了《孝经》的广泛传播，使得孝经学进入历史的新时期。作为古代外交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唐代《孝经》及孝道文化广泛传播到周边 日本 、 朝鲜 、 越南 等国家。根据《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记载，共有二十四种有关《孝经》的文献流传到日本，直到近代仍可见十几种古抄本。随着日本《 养老律令 》的施行， 奈良时代 《孝经》被更为广泛地抄写传播，甚至在日本皇子降生的“汤殿始”仪式上，《孝经》的诵读也成为一个必须项目 。元代 贯云石 撰述《孝经直解》，后传入 日本 。1933年，在中国久已失传的贯云石《孝经直解》元刊本在日本重显，这也成为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 。
据《 高丽史 》记载， 朝鲜 使者曾于光宗光德十年（公元959年）进献《 别叙孝经 》和《越王孝经新义》，这两部书作为外交献礼，从 中国 传入朝鲜，又传回中国。可见朝鲜同样认同《孝经》中的文化思想，并由此形成了东亚地区的“孝” 文化圈 。如今，“孝”文化仍是 韩国 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韩国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孝经》自成书以来，不断被传播到周边临近国家，在东亚乃至东南亚地区都有着广阔影响，由此将“孝”文化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文化圈，也可见《孝经》在 国际社会 上不可比拟的价值和地位 。
延伸作品
评价
正面评价
《孝经》中的孝道思想以敬畏生命为前提，强调生命的价值，又将孝道思想上升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以道德基础的价值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帮助。《孝经》中蕴含着个人、家庭、社会等方面的优秀传统道德规范，对于当下社会发展依旧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修身养性一直是人们从古至今所追求的精神财富，因此《孝经》中提倡的孝道是顺人性的，也符合人道。培养孝德，可以激发人们内在的性德，激发人们的孝心。因此孝道是人们 自我管理 的根本，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可以帮助人们树立自我品格，实现自我管理 。
从家庭层面来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 细胞 ，培养个人道德对家庭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家庭家风家貌的建设值得重视，而以孝治家便有利于实现尊亲乐道的家庭管理。 家庭成员 各司其职，家庭才能达到和善的境界 。当今社会，也应当积极吸取《孝经》中有价值和正能量的部分，将传统孝道转化为符合当代需求的现代孝道，宣传和弘扬孝道美德，促进家庭稳定的维系 。
不足之处
受限于社会制度与时代发展，《孝经》中也存在一些糟粕思想，这主要是其中一些体现出封建色彩的内容 。《孝经》中蕴含的孝道观念，是封建统治的有力武器，帮助完善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秩序。然而，完全的“孝”和“忠”也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因循守旧的保守性，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较为单一化的国民人格，制约了国民整体性格的塑造 。《孝经》中强调的“五等之孝”与 等级制度 ，强化了尊卑等级秩序，肯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符合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平等价值观，属于维护封建制度的糟粕。而在对“以孝劝忠”的思想进行论述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封建 宗族 制度的影响。因此，《孝经》中的“忠”和“孝”在某种程度上是“愚忠”和“愚孝”，这种“忠”和“孝”代表着封建家长对子女有着绝对控制权，而子女也需要绝对服从家长的要求，这夸大了夸大了家长的权利，剥夺了个人的独立性。在《 丧亲章 》中更是专门讲述了在父母去世后如何行孝才符合孝子的规范，在封建小农制度的影响下，其中的规范带有明显的重祭祀色彩，不符合现代文明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