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债是指一国对国外的负债。 按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 国际银行 的定义， 外债是“包括一切对非当地居民以外国货币或当地货币为核算单位的有偿还责任的负债”。
外债 净额 等于一国的外债总额， 减去该国居民对非居民的全部债权 (即海外资产)。 外债总额和外债净额反映的都是过去历年累积的对外债务， 即外债的存量； 国际收支 资本项目中则反映每年外债的增减变动额，即外债的流量。
近代中国外债
在 鸦片战争 以前，政府从来不举借外债，并且禁止该国商民赊欠 外商款项，违者按“交结外国诓骗财物例”治罪，发遣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边境当差。鸦片战争以后，随着 中国 从 封建社会 向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转变， 清朝 举借的外债逐年增加。
开始借外债
清政府开始举借外债是在1853年（ 咸丰 三年） 上海小刀会起义 时，苏松太道 吴健彰 （原广州同顺行商）向上海洋商贷借款项，雇募外国船炮，进行镇压。1855～1856年两次在上海关洋税中扣还的银数，即达十二万余两。1858年10月， 两广总督 黄宗汉 以粤海关印票作抵，向美商 旗昌洋行 借银三十二万两，月息六厘，充镇压 广东省 人民继续抗战的费用。这项外债据传还是 英法 侵略军进城时英军掠夺广东藩库存银的转手贷放。
《 北京条约 》签订
19世纪60年代初，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 江苏省 、 福建省 、 台湾 、广东等省地方官僚，为了共同勾结扑灭 太平军 ，先后向外国洋商举借了十二次外债，总数达两百余万两，1866～1881年（ 同治 五年至 光绪 七年），陕甘 总督 左宗棠 向上海洋商六次举借“西征借款”银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余两以镇压陕甘 回族 起义和新疆各族人民起义。
日本 侵入台湾后，1874年 8月海防大臣 沈葆桢 向 汇丰银行 首次订借福建海防借款两百万两，充购买铁舰、快船、洋枪、炮药及台湾防务经费。 中法战争 时期， 海防 费用，特别是购买
外洋船炮的费用，主要依靠外债支付。从1883年9月到1885年2月，以 广东省 海防、 福建省 海防、援台规越、滇桂借款等名义向 汇丰 、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等银行举借的外债共计七次，总数达库平银一千二百六十二万余两。
掠夺 中国 的工矿
从80年代中叶起， 资本主义国家 开始利用借款掠夺中国的工矿、铁路等项权益，相互之间展开了竞争。1885年 3月 怡和洋行 为了同 汇丰银行 争夺各项借款特权，以兴修京西铁路、煤矿的名义向醇亲王奕？的 神机营 贷款五百万两，实际上这笔贷款除付船炮价款外，大部被挪用于修建 颐和园 工程。1886年奕命令 李鸿章 、 周馥 等向英、法、德诸国在津银行进行借款时，汇丰银行就通过粤海关监督增润向 清朝 贷放银一百万两，充奉宸苑修缮 南海 工程费用。而德国华泰银行的代理商 礼和洋行 则于1887年提供了五百万马克的借款，作修缮三海费用。这些借款实际上等于向封建统治者变相行贿，而谋求染指当时铁路、 航运 、矿产等权益。1886～1888年， 汇丰银行 的 轮船招商局 借款，两次防堵黄河郑工决口及购买浚泥船机借款，和津通铁路借款等，共达三百三十二万余两，逐步实现它垄断对华借款的野心。到1889年 张之洞 的武昌织布局购机借款，汇丰银行的资本更渗入当时政府兴办的新式工业了。
同时，德国财团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也逐步巩固了它的阵地。1887年德国华泰银行和英国 怡和洋行 共同对开平 矿务局 修建 津沽铁路 投入借款，数额达一百零七万余两。1889年 德国 财政垄断集团决议设立 德华银行 后，它不仅资助德国驻华军火商泰来洋行同 山东省 巡抚 张曜 出借嵩武军借款二十万两，并在1890～1891年，贷放了山东河工和 福建省 借款共约五十六万两。
中日甲午战争 爆发
上述外债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除少数几项借款外，绝大部分都已清偿。从1853～1893年的四十一年间，四十五项外债，共折合库平银四千六百二十六万余两，其中最多的一年（1885）占该年总岁入的17.63%；本利的支出平均只占总岁出的4.3%，最多的一年（1892）占6%，外债的担保品主要是 关税 ，仅一小部分是 厘金 和其他收入。
在 清朝 关税收入中，支付外债本利的款项平均约占15.8%，最多的一年（1892）占19.6%。这时外国列强虽还不能利用借款来控制 中国 的财政经济命脉，但已牢固地掌握了海关征税和 行政管理 特权。贷款单位初期全是 上海市 、 广州市 、 福州市 、 厦门市 等商埠的外国在华洋行；性质多属高利贷的短期借款， 利息率 由月息六厘到一分半和年息五厘到一分五厘，期限从四个月到一年；而 外国在华银行 很少参加。从1874年 8月 汇丰银行 开始单独承募外债以来，它的贷款总额共计库平银两千八百九十九万余两，占 甲午 前 清朝 外债总额的69.16%，充分显示出它阴谋垄断对华借款的募债权，而 怡和洋行 、天祥等洋行反居下风。于是外国在华银行的长期巨额借款（利息率由年息五厘到一分，期限从三年到三十年）代替了以前的短期 小额贷款 。贷款银行开始在香港和中国内地通商口岸及其该国 金融市场 上发行债票。外国银行的高利盘剥又和 中国 经手人的中间剥削结合在一起，更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例如1877年6月的第四次“西征借款”， 汇丰银行 贷出银五百万两，作价英金约一百六十万四千二百多镑，年息一分，在伦敦发行的债票则是年息八厘，九八发行，而在 左宗棠 呈报 清朝 时，依据经手人 胡雪岩 所报， 利息率 却增至月息一分二厘五毫，折合年息一分五厘，遇闰则达年息一分六厘二毫五。
大规模增加了外债
中日甲午战争 起，清政府大规模增加了外债。 福建省 台湾 巡抚 邵友濂 首先向上海洋商贷借规银五十万两，筹办海防。接着，时任海关税务司的 罗伯特·赫德 串通 汇丰 银行向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供了两次巨额借款，计银二千八百六十五万余两，即所谓“汇丰银款”和“汇丰镑款”。于是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克虏伯炮厂和伏尔铿船厂通过 瑞记洋行 向 南洋大臣 张之洞 贷出英金一百万镑。同时， 英国 军火商阿墨士庄也通过伦敦克萨银行和 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 贷出同样数额的借款。这几项总额计银四千一百五十四万余两的大借款，名义上都是为了加强国防，实际上用这些借款举办的所谓防务，在 中日甲午战争 中并没起多大作用。
《 马关条约 》签订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由于 清朝 必须举债偿付巨额赔款和归还 辽东半岛 费用（计银二亿二千二百三十三万余两），对华贷款就成为 帝国主义 垄断集团剧烈竞争的对象。俄、法、德三国迫使 日本 交还辽东半岛（见 三国干涉还辽 以后，清政府决定投靠 沙俄 。在 俄罗斯帝国 财政大臣 维特的指使下， 圣彼得堡 和 巴黎 的十家俄法银行组成一个 财团 ，获得了偿付第一次 甲午 赔款和还辽费的优先贷借权，贷出为数达四亿 太平洋法郎 的“俄法借款”，俄法两国由此而取得参加中国海关的 行政管理 特权。以后两次的甲午赔款、还辽费，以及 威海卫 驻兵费等，则用 汇丰银行 和德华银行联合组成的 英德市 财团的借款加以偿付，即所谓“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各英金一千六百万镑。这样，仅在1894至1898年内， 清朝 所借外债合计达库平银三亿五千零九十一万余两，比甲午前所借总数超过六点六倍，而铁路借款尚不在内。
“庚子赔款”
义和团运动 被扑灭以后，中国人民又被加上了 关平 银四亿五千万两“庚子赔款”的负担。清政府无力筹付这笔赔款，于是赔款也变成年息四厘、三十九年摊还的长期债款；到1905年按 金价 核算，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余两。 英德市 等国侵略势力借口为债务提供担保从控制海关的洋税收入，扩展到垄断各口岸的常关税收，以及各地盐课、 厘金 。 清朝 把这些外债本息摊派到各省，导致各省的 田赋 、 地丁草 、粮捐、 契税 、盐斤加价、厘金、 统税 ，以及苛捐杂税迅速增加。借款的摊解额在1894年仅为库平银一百三十四万余两，1895年即增至九百二十二万余两，1902年达四千七百七十二万余两。借款的本息银数在1899年约占清政府财政总岁入额的25.9%和岁出额的22.8%，到1905年就分别增加到41%和31%。
极高的垄断利润
从清政府这些外债借贷中， 外国在华银行 和垄断集团攫取了极高的垄断利润。“俄法借款”的实交折扣约达94%，在 巴黎 、森彼得、 伦敦 的发行价格是96.5%，巴黎的市场价格甚至涨到 102%，承购数超过原数十二倍以上。“英德借款”的实交折扣为94%，而“英德续借款”的实交折扣低到83%；可是银行在市场上的发行价格却较实交额为高；前者发行价格为98%，后者为90%；这些差额都成为贷款银行的垄断利润。此外经手发行债票的银行还要支取2.5～5%的“小行佣”，这也归债务国负担。并且在借款合同里大都规定，借款在动用以前，必须存于出贷的银行或其指定银行，存款利息就比出借利息低 1%还多；这项“回息”的差额也是贷款银行垄断利润的一个来源。
“英德借款”
中国 本是用银的国家，而从1873年 世界经济 危机以后，国际银价不断下落，外债却改为 金本位 的外币或外汇。而实际贷付的仍是烂板 银元 或 纹银 。中国的 汇率 由 外国在华银行 操纵，它们在交付借款时总是提高外汇兑价，少付银两，而当收取债款本息时则又压低外汇兑价，多收银两。由于银价的不断跌落，各项按外币单位所订借款的逐年偿付的本息银数，都比按订借年份平均汇价折算所应偿付的银数为多；这就形成所谓"磅亏",有时甚至把这种亏欠数另行订立一项借款，称为“磅亏借款”。如"俄法借款"在1896～1934年间共付本息库平银二亿四百九十七万余两，超过 清朝 的实收银数一点二六倍；“英德借款”共付本息银数二亿三千二百三十五万余两，也超过实银数一点五四倍，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属于历年外汇的磅亏。在铁路借款中也同样发生这种磅亏情况。
列强掠夺 中国 海港
在 帝国主义 列强掠夺中国海港、租借地和划分 势力范围 的活动中，铁路借款经常起到直接瓜分所不能达到的作用。它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分割和再分割势力范围的活动之一。1898年10月 汇丰银行 对关内外铁路贷出英金两百三十万镑，使 英国 势力扩展到 山海关区 外，直达 辽东半岛 的 牛庄 ，伸入 俄罗斯帝国 的势力范围。芦汉铁路是贯通南北的一大干线，本是美、英、德、法等国争夺的对象，到1898年 6月， 清朝 实行借用比款拒用美款后，俄法财团就占了优势，从 华北平原 伸展到 长江流域 和英国相竞争，英俄矛盾也表现在争夺津镇铁路的承建上。这条铁路是和芦汉铁路相并行相竞争的线路，可是必须通过 德国 认为是它的 势力范围 的 山东省 ，于是英国汇丰银行和 怡和洋行 合组的中英公司和 德华银行 就在 伦敦 进行谈判，于9月2日签订了瓜分津镇铁路利权的协定，由德华银行承建北段（从天津到山东 县），中英公司则包修南段（从峄县到江苏镇江，后改浦口）。此外，中英公司为了掠夺 长江中下游平原 富庶地区的物资，还在1903年和1908年提供借款三百四十万镑，修筑了 沪宁铁路 和 沪杭甬铁路 。1907年 3月它贷出了九铁路借款英金一百五十万镑，以加强 英国 在华南，特别是 珠江 的垄断地位。可是，代表美国财团的华美合兴公司于1898年 4月和驻美公使 伍廷芳 在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签订了 粤汉铁路 款草合同，获得了贯通华中华南的粤汉干线的修筑权。由于伸进到英 帝国主义 的 势力范围 ，它不得不和中英公司达成分赃的协议，容许英国资本参加粤汉铁路投资，到1900年 7月方才签订了款额达三千四百万美元的正合同。然而由于它私售股票权于比商所构成的毁约行为， 两广总督 张之洞 向 香港总督 借款英金一百万镑赎回粤汉铁路，于是 英国 便在华南排挤了 美国 势力。
1902～1903年， 华俄道胜银行 和比国铁路公司利用借款修建芦汉铁路的运矿支路正太铁路和 汴洛铁路 ，于是俄法比财团的势力深入到 山西省 、 河南省 。
为了削弱俄法集团的势力，英商 福公司 就提供英金八十万镑的借款修道清铁路，一方面取得了豫晋两省的开矿权，另方面也使豫晋等省与 长江流域 联成一气。 日俄战争 以后，法比财团在英国的压力下，不得不谋和英国妥协。由英商中英公司、福公司和扬子公司等合资组成的华中铁路公司就吸收了法商 东方汇理银行 、 法兰西银行 等增资改组为 英法海底隧道 合资的辛迪加，共同承建津浦、浦信以及从汉口到 成都市 的 川汉铁路 。同时 英国 利用 清朝 收赎 京汉铁路 的机会，渗入了京汉铁路；由 汇丰银行 和东方汇理银行共同承募“京汉赎路借款”英金五百万镑。可是在清 邮传部 发行的京汉赎路公债中， 德国 和 日本 也参加承募，这使得列强的竞争益形复杂。1909年（ 宣统 元年）重建粤汉路借款问题发生后，德国 财团 首先和清政府驻德公使 荫昌 在3月7日签订了三百万镑的借款草合同，迫使掠夺华中铁路的 英法 财团与德国财团妥协，而于同年7月6日和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了英、法、德 三国 银行团对华铁路借款的合约。
铁路借款
美帝国主义不甘 粤汉铁路 落入英、法、德三国银行团之手。1910年11月三国银行团与美国财团包括摩根公司、昆路布公司、第一国家银行、 花旗银行 等，就铁路借款问题达成了新的协议，三国银行团因而也改组为 四国 银行团。为了使四国银行团成为国际侵华集团，并确立外国资本对中国财政控制，美国财团将它和 清朝 签订的英金一千万镑 东北地区 币制实业借款交给这个银行团，改为四国的共同借款。1911年 5月，清政府终于和四国银行团成立了英金六百万镑的粤汉、 川汉铁路 借款。
辛亥革命 爆发
到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向 帝国主义 列强所借的铁路借款合计达库平银三亿三千余万两，占所借外债总额的27.4%；由于发行债票的折扣和经手银行的佣费以及磅亏等耗损，实收银数共计两亿九千余万两，约占借款额的89%；占外债实收额的 44.54%。所以利息在各路局 总支出 中所占比重很大，如京汉路局所付外债利息，从1899年3月至1903年底止，占其总支出的16.45%，而1906和 1907年则各占 32%和28%；京奉路局对关内外铁路大借款可付利息在1902～1908年平均占总支出额的16.36%，最高达35.11%，最低为12.77%。借款所建各路除用本路财产及进款作为借款抵押外，还须国家提供有关各省的 厘金 盐课等税收来担保，甚至对它发行的 公司债 都要政府保证其本利的偿付，而行车后还要拨付所得余利分成，作为酬劳。这些都成为垄断 财团 和贷款银行的垄断利润。
组成外国银行的汇兑网
这时， 帝国主义 在华银行的势力已经深入到 中国 的重要工商业中心，它们联合各商埠的主要洋行组成外国银行的汇兑网，集中了大量的现银，控制了主要商埠的 货币市场 。 中国 旧式银钱业如 钱庄 、 山西票号 等，基本上已成为外国银行的附庸。只要几家主要外国银行拒用钱庄票或要求兑现，就会使得各埠不断发生货币危机和信贷危机。加之各省普遍设立官银钱局，滥发 钞票 ，加剧了当地的财政货币危机，因而常向 外国在华银行 借外债，此外，有些省份如直隶、湖北、 安徽 、 湖南省 等省发行省 公债 ，进行筹款，其中64%的款额是由 横滨市 正金、华俄道胜等银行和英商怡大德商礼和等洋行承募的，这实际上也是举借外债。
巨额外债
到 辛亥革命 时， 清朝 所借外债总额共计库平银十二亿五千余万两；而 甲午 以后十八年间所借达十二亿三百八十二万余两，占总额的96.3%，比甲午以前所借超过二十五倍。在 宣统 三年试办预算中，债务费的支出列为五千六百四十一万余两，占总岁出额的19%，可是已经超过 关税 收入达一千四百二十七万余两。清政府覆灭后，它所借的巨额外债曾长期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肩上。
宣布废除
民国成立后，历届政府为了摆脱经济困境，连年举债，如五国银行“ 善后大借款 ”、“ 西原借款 ”、“ 华宁县 库券借款”，以及财政、交通等部借款。旧债加新债，债台越筑越高，至1927年止，先后借债四百六十七种，总额达十三亿余元（ 银元 ）。 南京国民政府 成立后，向美、英等国举办了“美麦借款”、“棉麦借款”、“中英 粤汉铁路 庚款借款”、“公路建设借款”及“ 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 借款”等十四种。债额总数为三亿三千万余美元。 抗日战争 时期又向美苏 英法海底隧道 四国 举债二十九笔（如 美国 的中美 油桐 借款、中美金属借款、 英国 的中英整理内债借款、中英信用借款、 苏联 的中苏贸易借款、 法国 的中法金融借款、中法叙昆铁路借款，以及 德国 、 捷克 、 比利时 等国借款），债额总计十亿四千万余美元。战后， 国民政府 向美国、 加拿大 举办有"中美棉借款"、“中美铁路购料借款”、"中美购船借款"及"租借法物资"、“军事援华物资”等二十九笔，债额约计六十亿美元以上。各 帝国主义 债权国利用外债，作为互相争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特权利益的工具，长期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角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依据不平等条约所借外债，在平等互利的关系上与国外举办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