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 战国 中期 儒家 代表人物孟子及其弟子共同著述的对话体典籍，成书于 战国时期 。 全书共七篇，以问答驳论为主要论证方式，记载了 孟子 的思想、言论和事迹，是反映 先秦 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著作。《孟子》整体上注重气势，善于说理，着重刻画了孟轲这一人物形象。历朝历代的《孟子》注本数量繁多，《孟子》学影响深远。 宋代 《孟子》由“子”入“经”，成为了“四书”之一，后又被列为“十三经”之一。 此外，《孟子》一书在海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日本 、 朝鲜 乃至西方国家都对《孟子》有专门的研究。 南朝 时期的文学评论家 刘勰 称赞《孟子》是“理懿而辞雅”。
作者
《孟子》的作者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是由孟子与其弟子 万章 、 公孙丑 一起撰写的，孟子是主要撰者。其二是由孟子独自编撰，因而以《孟子》为书名。其三认为《孟子》是孟子死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编撰的。大部分认可《孟子》是孟轲及其弟子共同完成，孟子是书籍的主导者和主要编撰者。《孟子》记录的是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且成书时孟子尚且在世，他和弟子共同回忆游历期间的言行，共同编撰成书。
孟子，名轲，字不详， 邾国 （今山东邹城东南）人， 鲁国 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子幼年丧父，受教于他的母亲，《 韩诗外传 》和《 列女传 》记载了相当多的轶闻故事。长成后，孟子受教于名师，并受到了 曾子 、 孔伋 等人思想学说的影响，孟子学生众多，和 孔子 一样非常注重教育事业。 孟子一生致力于发扬 儒家思想 ，成为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对儒家学说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
东周 末年， 周代 权力衰微，导致各诸侯国之间关系紧张。 春秋战国 时期，新旧矛盾错综复杂，社会进入了大动荡大变革阶段。诸侯之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兴起，封建领土制度的瓦解，封建地主制度的确立，让社会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新的政治观念和生活伦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变革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突飞猛进。于是思想家们纷纷著书立说，出现了诸子 百家争鸣 的局面，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高潮。在当时的“九流十教”中， 儒家 便是其中的重要一家。《 论语 》是 孔子 及其弟子思想的结晶，也是现存的首部儒家经典著作。《孟子》一书便是在 战国 中期 诸侯争霸 的政治环境中，受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影响，在仿照《论语》体例、内容，继承《论语》思想的多重作用下产生的儒家又一部经典著作。
作者背景
《孟子》早年受教名师，潜心求学，广收弟子，直到中年《孟子》才带着自己的弟子周游列国，从事政治活动。孟子及其弟子到过 鲁国 、 宋国 、 滕国 、 梁国 、 齐国 等国，致力于宣传自己的 社会主义 ，历时二十多年。经过多年的奔走和四处碰壁，孟子明白了自己的“ 王道 ”“ 仁政 ”理想终究无法实现，于是效仿 孔子 ，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与弟子 公孙丑 、 万章 一起著述《孟子》，阐明自己的主张，记述自己的一生。
内容
刘歆 在《 七略 》中记载《孟子》有十一篇，除了现在可见的七篇，还包含了四篇外书，即《 性善辩 》《 文说 》《 孝经 》《 为政 》，但现在四篇外书已经散佚。 赵岐 在《 孟子章句 》中对四篇外书进行了真伪考证，他认为四篇外书文辞道理不够宏大精深，难以与内篇相较，据此判断外书应当不是出自孟子之手，是后世依托孟子之名放在其中的。因此赵岐并未给四篇外书作注，后人逐渐不再阅读和研究这四篇外篇，外篇随即失传。
《孟子》共七篇，分别是《梁惠王》《公孙丑》《 滕文公 》《离娄》《 万章 》《告子》《尽心》，全篇约三万五千字，七篇之中又有二百六十章。原先《孟子》七篇并无上下之分，到 东汉 赵岐 著《 孟子章句 》，才把七篇各分为上下两篇，后人加以沿用。《孟子》的内容体例都是仿《 论语 》而作，在内容上《孟子》章与章之间的联系不大，积章而成篇，篇名也比较随意，在每篇第一章中选取几个字，和整体内容都没有联系。这种体例和《论语》是相似的，只是各章的篇幅比《论语》长。
思想
《孟子》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主旨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孟子劝说君主们实施 仁政 和 王道 ，要重道德，讲仁义，坚决反对霸道。并提出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等的重要执政理念。
政治主张
王道与仁政
孟子生活在 战国 中期，一个政治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在变革，因此孟子认为只有仁政才能改变时代，救百姓于水火。 孔子 主张“敬德保民”“民为邦本”，倡导君主要以德治国，而《孟子》在继承孔子德治的基础上，将孔子以君王为出发点的民本思想，转移到了以人民为政权的中心之上。军权能否取得，是由民意决定的，否定了君权神授，肯定了君权民授，这也是孟子 仁政 思想的超越之处。
《 孟子·离娄上 》中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核心思想一个是“仁政”，一个是“ 王道 ”。孟子向往尧、舜、禹、汤、文、武、 周公 等先王时代，将拨乱反正，平治天下为己任，认为只有效法尧舜等先王，才能治理好百姓，也能给后世留下学习的范本。孟子从历代王朝兴衰中得到启示，认为百姓为国家存亡之本的道理，在《 尽心下 》中，他提出: “民为贵， 社稷次之 ， 君为轻 ”。明确表示在君主、百姓、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民众是最宝贵的，国家次之，君主的重要性最低。
无论是上位者还是下位者，都必须遵守“仁”，否则不仅无法保全事业，可能连自身都无法自保了。 但是《孟子》中所提到的的 仁政 思想在战国时期并没有受到君主们的采纳，君主们认为国家的兵马武力越强，国家的权力和领土才会扩大，其 王道 的政治理想并不在霸道的现实政治中占据上风，甚至是越来越与社会现实脱节。
义利之辩
孔子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把 义利 之辩归结于君子和小人之上，认为人不能见利忘义。《孟子》在继承 孔子 义利之辩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义利之辨的内涵，并将其系统化。 《 梁惠王 上》中孟子和 梁惠王 关于义利的对话，是《孟子》一书中义利观的重要表现，梁惠王见到孟子后直接就问了自己的国家如何才能强盛，而孟子又能如何为他的国家获利这样的问题。 在孟子看来， 梁惠王 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心中只有富国强兵、征地打仗这样的想法，是不符合孟子义利观的，于是他劝诫梁惠王，一个国家只知道讲“利”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国家想要强盛，只能施行 仁政 ，推行 王道 。
伦理思想
性善论
《 孟子·滕文公上 》写道：“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 孟子·告子上 》中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中提出了性善论的观点，区别于 告子 的“性无善恶”思想，也和之后 荀子 的“ 性恶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性更是向善的。《 公孙丑上 》中说“人皆有不忍之心”，肯定了统治者的善 性和 人民的善性，因此治理国家要以德服人，教化为先。 至于那些不善的人，孟子认为不是他们自身的罪过，而是后天教育的缺失和环境的影响，因此要加强对善的引导。总体来说，《孟子》中的性善论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在人性的争论中却具有开创意义。
仁义孝悌
《孟子》中的仁义孝悌观念首先表现在明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人和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也是孟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其次人要有仁义之心和羞恶之心，具体就是要用“礼”来约束自己，而仁、义、礼其实就是“智”的具体表现，仁、义、礼、智四者是相互约束又相互促进的。最后，《孟子》一书中诠释了孝悌观，主张孝和礼的结合，还树立了舜这一典型的孝道形象。 《告子下》中说：“ 尧舜 之道，孝悌而已矣。”《梁惠王上》中又说：“谨 序之数，申之以孝悌之义。”孝悌既和仁义相互阐释，又是仁义观的具体化。孟子认为侍奉父母是人之根本，《孟子》中记载了孟子建议 滕文公 为父亲 滕定公 行三年之丧， 齐宣王 想缩短守孝的时间，孟子对此也十分的不满，还让自己的弟子去给 齐宣公 讲孝悌的道理。
养浩然之气
孟子首次提出“浩然之气”的概念是在《孟子·公孙丑上》，“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中接着解释了浩然之气是一种极其强大刚健的气，是可以充塞于 天地之间 的、需要用正义来培养的气。它作为一种气，是合乎义与道的。它是日月积累的正义所衍生出来的，而不是正义偶然从外而入所取得的。道德和正义是组成浩然之气的基础，也就是内在的情感和道德意志合二为一的一种 精神状态 ，也可以将其简单理解为正气，拥有了仁、义、礼、智之后的坚定心气。要养成浩然之气，就必须要有仁义忠孝思想，有了仁义忠孝的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浩然之气。
特色
人物个性鲜明
《孟子》的一大成功之处在于他成功塑造了以孟轲为中心的众多的人物形象。以孟子为例，在他与各种人的交流辩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使命的自觉，对于理论的自信，对于人格的 自尊 等。孟子在国君面前从不唯唯诺诺、胆小怕事，敢于直接切 中国 君的要害，批评其政治错误，并当面提出质疑。他对于那些阿谀奉承、看君主脸色做事的人非常鄙视不屑。虽然《孟子》属于说理性散文，以记事说理为主，不以刻画人物为目的。但是在记事说理、追述孟子坎坷一生的过程当中，也将孟子的形象鲜明地刻画了出来，留传给后人。除孟子外，对 尧舜 等先王的塑造、对圣人 孔子 的塑造等也都相当传神。
说理注重气势
《孟子》关注的都是忧国忧民、 平治 天下的大问题，因此《孟子》全书有一种宏大磅礴的气势。比如《 孟子·滕文公上 》第四章 孟子和 许行 弟子的辩论，首先孟子问许行生活资料的来源，此处连用几个问句：“ 许子 必种粟而后食乎?”“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许子冠乎?”“奚冠?”“自织之与?”“许子奚为不自织?”。接着列举了尧、舜不停躬耕的事实，最后痛斥陈相违背了师说，《孟子》一书每次描写交谈或者辩论都气势 宏大 ，并透露着孟子忧国忧民的情感，有理有据。
《孟子》中还多处运用排比、反复等 修辞手法 ，来加强重点，比如孟子与 齐宣王 论乐时，先提出：“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又问：“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用了大量重复词语，达到增强气势的效果。
语言描写生动
《孟子》在语言上功力深厚，形成了“生动明快”的风格。首先，孟子非常善用比喻，据统计《孟子》七篇260章之中，有93章用了159种比喻。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比喻对象或是眼前所见之景物，或是出于论说目的 杜撰 而来，也有部分是当时的故事。除比喻外，孟子还使用其他 修辞手法 ，如排偶、反复等。通过这些修辞手法的使用，进一步增强了文章感染力。
其次，《孟子》人物之间的对话交流非常激烈精彩。孟子在和其他人物交流时会逐渐进行诱导，把对方引导到自己的话题中，再顺水推舟，让人避之不及。比如，《梁惠王上》的“ 寡人之于国也 ”一章中，孟子先例举“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再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设问，惠王回答说：“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采用欲擒故纵的方法，让对方理亏，陷入无法反驳的境地，最后只能是赞成孟子的观点，这种语言上的一来一往让文章变得生动详实。
最后，对话体是《孟子》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孟子》延续了《 论语 》语录体的特点，但是也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形成了对话体为基础的 论辩文 ，是战国时期散文从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的代表作。《孟子》在语言上的特点很多，用词简单明确，不繁琐；口语和书面语的结合，语言真实接地气。总之，《孟子》在语言上的雕琢和技巧已经较为成熟了。
历代注本
汉代
赵岐 的《 孟子章句 》是现存唯一一部完整的 汉代 《孟子》注本，也是存留最早的《孟子》注本，其在孟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赵岐本人对孟子的思想十分推崇，认为孟子的言行可以和古之圣贤媲美。赵岐将内书七篇又各分为了上下两篇，共14卷，并在《孟子章句》开头和末尾又各加一篇《 孟子题辞 》和《孟子篇叙》。 《孟子章句》比较突出的特点是：首先，融合了 先秦 两汉时期 的一些文献，吸收其中的精华，保留了先秦时期散佚的文献，为之后的文献考证提供了文献基础。其次，《 孟子章句 》对孟子的思想进行了开辟性阐发，更深入的诠释了孟子在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内涵。 最后，根据统计 赵岐 《孟子章句》共注释2984条，其中注释句义就达到了1640条，可见其对文义阐释的注重。 [
唐代
唐代 出现了三部主要的《孟子》注本， 陆善经 的《孟子注》、 张镒 的《 孟子音义 》和 丁公 著的《孟子手音》。 陆善经 的《孟子注》七卷，已散佚，《 新唐书·艺文志 》《 崇文总目 》《 宋史·艺文志 》均有记载，从仅存的几条注释来看，陆善经注不喜欢延用 赵岐 注，而更喜欢另创新说，但是因此也错误较多。张 的《孟子音义》仅在 马国翰 的《 玉函山房辑佚书 》中保留一卷，共94则。《孟子音义》是 汉代 之后最早为《孟子》注音的，而且其不仅注音还兼释义。丁公著的《孟子手音》在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保留有二百一十四则， 丁注 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注音还释义，而且注重异文和名物考证，引证相当丰富，还对《 孟子章句 》进行注释考证。
宋代
宋代《孟子》注较多，有 朱熹 的《 孟子集注 》、 孙奭 （shì）《 孟子音义 》、 游酢 《孟子杂解》、 张栻 《南轩孟子说》、 张九成 《 孟子传 》、 苏辙 《孟子解》等，均保留了下来，其中以朱熹的《孟子集注》和孙奭《孟子音义》流传较广。朱熹对《孟子》的研究著作很多，除了《孟子集注》外还有《孟子问辨》《论孟精要》等。朱熹的《孟子集注》没有忽视传统的训 ，而是融会贯通，将 经学 、道学和 历史学 相结合。 赵昚 淳熙 十六年，朱熹取《 论语 》《孟子》《 大学 》《 中庸 》四篇，取名“四书”合刊，即《 四书章句集注 》。 《 孟子集注 》注重汉唐注疏，又不一味的推崇，注重哲学义理的阐释，却又没有丢掉名物训诂和典章制度的释义。 孙奭 的《 孟子音义 》兼采 唐代 三家注，合成了《孟子音义》二卷，参注旧考，采集诸注本的优点，删减异说，补其遗缺。
元明
元代的《孟子》注本主要有 赵惪 《四书笺义》、 张存中 《 四书通证 》、 袁俊翁 《 四书疑节 》和 史伯璿 《 四书管窥 》，均是在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明代则有 蔡清 的《四书图史合考》和《 四书蒙引 》、 陈士元 《 孟子杂记 》等注本。
清代
黄宗羲 的《 孟子师说 》、 戴震 的《 孟子字义疏证 》、 焦循 的《 孟子正义 》、 康有为 的《 孟子微 》是 清代 《孟子》义理学的代表。 黄宗羲的《孟子师说》显示出了 清代 重实学、重考据、重实践的特征，以“师说”的形式来分析孟子的思想，直斥当时的学风，意在通过注疏倡导新的治学之风。 戴震 的《孟子字义疏证》不仅对孟子中的字词进行了考证，还抨击了 宋明理学 和 程朱理学 ，这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戴震 在《疏证》中先罗列出理学家在著述中经常使用到的重要概念，然后对它们进行新的解释，再用疏证的方法来相互疏通证明。 焦循 的《 孟子正义 》延续了 朱熹 和 戴震 “经世致用”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升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实践性，继承了戴震“由诂训以 明理 义”的治学旨趣，提出了“证之以实，运之以虚”的研究方法。 康有为 撰写《 孟子微 》时正值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中国危机加深，康有为将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和孟子的思想相融合，从而借助《孟子微》来引进西方的思想，所以康有为的著作显然有相互比附的不足之处。
评价
南梁 文学家 刘勰 在《 《文心雕龙》 》中评价《孟子》：“孟轲讥墨，比诸禽兽。” 晚唐 诗人 皮日休 评价为：“夫孟子之文， 若经传。天惜其道，不烬 于秦 。”明代文学家 宋濂 认为：“《孟子》以大贤明圣人之道，谓之‘经’亦宜。”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研究员 张惠仁 认为：“《孟子》是中国第一部辩对散文集，或是以批驳某一观点为主；或是边批驳边提出并论述自己的观点；或是批驳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孟子在辩对散文中讲究“ 文质 并重”，其辞章艺术超过了 墨子 、 荀子 ，还对后世文章的写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世也有对《孟子》持否定态度的，比如 司马光 的《疑孟》， 晁说之 的《诋孟》， 李觏 的《常语》都使《孟子》在流传中产生了争议。司马光在《疑孟》中指斥孟子无君臣之礼，悖人臣 大义 。他觉得孟子的思想会被有不臣之心的人加以利用，或是被拿来作为反抗政权统治的工具，危害到封建统治。司马光、 苏轼 、 苏辙 等人还进一步否定了《孟子》中的“性善论”观点，认为人性不能以善恶来判断。
影响
中国影响
孟子及其学说在两宋以前，地位并不高。在官私文献中，一般是“周孔”或“孔颜”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的。虽然 东汉 时 赵岐 尊 孟子为 “亚圣”，但是《孟子》当时并不受官方 正统 承认，《 汉书·艺文志 》把《孟子》仅放在了《 诸子略 》中，将其视为子书，《 论语 》《 孝经 》《 尔雅 》则放在了《 六艺略 》。
唐代 孟子的升格运动开始初现， 韩愈 作为这场运动的启动者，他把孟子的名字上升到 孔子 之后，以尊“孔孟”取代唐初的尊“孔颜”。韩愈以孟子的传人自称，极力推崇儒学，反对六朝骈偶文，大力支持散文文体。韩愈提出的“ 文气说 ”就是在孟子“知言养气”的基础上形成的，韩愈的散文不仅气势和《孟子》一样气势磅礴，《孟子》的思想也渗透其中，比如“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 柳宗元 也是孟子的支持者，他的《 梓人传 》《 种树郭橐驼传 》甚至是通篇仿《孟子》作。升格运动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依然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直到 赵祯 的 庆历 之际， 范仲淹 、 欧阳修 再次提出“尊孟”的口号，将《孟子》列入了 唐代 形成的“十二经”之中， 儒家 十三经 至此定型。孟子的升格运动迅速发展， 赵顼 熙、丰年间达到了高潮，当时 程颢 、 程颐 、 张载 及 王安石 等人都认可“尊孟”一说，尤其是王安石，王安石把孟子当作自己的榜样和千古知己，有《孟子解》14卷，已经散佚。王安石当时掌握着国家的权力，使孟子升格运动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于是，在王安石的助力下，孟子升格运动有了质的发展。南渡之后，孟子升格运动进入了尾声，但《孟子》的地位被统治者延续了下来，学界也普遍尊崇孟学。 朱熹 时，《孟子》上升到“经”的地位，并被列入四书之中，成为科举考试必考内容。至此，孟子的升格运动结束，《孟子》和《 论语 》并列，成为了 儒家 的经典代表作，并一直影响着中国思想。
明初，许多支持 明朝 的儒者引用《孟子》内容为新王颂德， 朱元璋 起初对《孟子》多是提倡和表彰，但这仅是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秩序而使用的复兴手段。 洪武 三年（1370），朱元璋读到《孟子》中的“草芥”“寇 ”语，便罢孟子配享，又对《孟子》中不尊君的内容进行了删减，重新编 《孟子节文》，并对元代不切实用的《孟子》学予以了否定，提倡经典诠释的简易、通俗。 统治阶级 的做法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但对《孟子》实用主义的倡导影响了明代文人对《孟子》的研究方向。
清代 ，除了关注《孟子》的考据之外，更关注《孟子》哲学思想，他们诠释的重点是 理气论 、人性论和理欲观。比如，明末清初的 王夫之 ，继承了孟子“尽心”“知天”“知性”的思想，和宋代 张载 的主气说，建立了气本论的哲学体系。 晚清，科举考试中的 八股文 逐渐变得空洞无用，四书等经典 儒家 作品也被不同程度的曲解和误读，此后文人对四书的诠释常无法摆脱掉八股陋习。
国际影响
《孟子》传入 日本 的时间很早，大约在 奈良时代 的天平十年（约730年）就传入了日本，并出现了不少引用《孟子》的律令 史书 ，但当时一般作为修养书，仅在贵族阶层中流传。在日本进入中世时期以后，日本对《孟子》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开始批判性地认识 孟子思想 ，对孟子思想展开辩论。同时，也有部分日本诗人在阅读《孟子》后与之产生共鸣，他们的汉诗创作记载了他们的心路历程。直至 江户时代 ，由于 德川家族 的提倡和重视，儒教方才大兴， 朱子学 亦受到广泛关注。各种 儒家 典籍相继传入 日本 ，涌现了大量的 朱子学 、 古学 和 阳明学 学者，儒家学者们开始了对《孟子》的再阐释，先后诞生了 林罗山 、 伊藤仁斋 等孟学大家。 吉田松阴 的《讲孟劄记》、 中井履轩 《孟子逢原》、冢田大峰《孟子断》、 佐藤一斋 《孟子栏外书》等孟学著作。
《孟子》在 朝鲜半岛 同样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孟子》至少在 三国时期 就已经传至朝鲜半岛。《孟子》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要晚于《 论语 》，应该是以《 四书章句集注 》这种合集形式和其他的儒学典籍一起传入的。 新罗 末年 高丽 初期，汉文学家 崔致远 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孟子》。 高丽 初期，朝鲜半岛仍以佛教为中心，《论语》《孟子》等儒学著作并没有获得广泛关注。直到高丽末期，《孟子》和其他的 儒家 经书一起成为了 朝鲜半岛 的重要典籍，并影响了其政治建设。 朝鲜王朝 建立之后，统治阶层将崇儒政策作为官方学说，确定了儒学和 朱熹 学说的领导地位，并广泛教授《孟子》等经书，以此作为 科举制度 的考试科目。《孟子》不仅是上层阶级的流行书籍，也成为了平民阅读的典籍。
《孟子》在西方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意大利 传教士 利玛窦 就把《孟子》译成拉丁文带回了西方。之后，西方传教士、国外汉学家、华裔汉学家和中国的学者等相继对《孟子》进行英译。 然而，由于中西方思想和价值体系的不同，《孟子》英译本难以准确传达出 孟子思想 内核，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对孟子哲学思想的扭曲，这也大大限制孟子哲学思想在西方学界的广泛传播。此外，《孟子》思想本身的深奥性也限制了西方学者对《孟子》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