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鼠疫，也被称为京师大鼠疫或者明末 华北 大鼠疫，具体指的是始于1633年、持续十余年之久、在华北大肆传播的那场大鼠疫。
自明 嘉靖 始， 明朝 与蒙古边境之间常有变乱，致使许多 汉族 被俘或逃往蒙古草原，大面积的牧场被开垦为农田，改变了牧场的 生态环境 。其中，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 生存空间 被压缩，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 万历 期间曾有过三次大旱且均引发 瘟疫 。 崇祯 六年（1633年）， 山西省 在大旱之后暴发了 鼠疫 。崇祯十四年（1641年），再遭大旱且历时4年。旱灾肆虐，难民逃难保命，较大数量的老鼠也进入人类的居住地寻找食物。 鼠疫杆菌 通过寄存在它们身上的 跳蚤 将病毒传染给了难民，而难民的迁徙流动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而 华北地区 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后期的主战场，天灾人祸并至，在1643年北京城爆发了大瘟疫。 在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在 万历 及 崇祯 年间华北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中，三省死亡人口合计超过1000万。
万历年间的华北 鼠疫 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可以说，明末鼠疫间接造成了 北京 的沦陷与 明朝 的灭亡。
背景
生态破坏
历史记载，自明 嘉靖 始，明朝与蒙古边境之间常有变乱，致使许多 汉族 被俘或逃往蒙古草原，大面积的牧场被开垦为农田，改变了牧场的 生态环境 。其中，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 生存空间 被压缩，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
气候异常
同时，明朝末年恰又是旱灾频发的年代，万历期间曾有过三次大旱且均引发 瘟疫 ； 崇祯 十四年，再遭大旱且历时4年。旱灾肆虐，逃荒保命的不只是难民，老鼠也需到处寻找食物，较大数量的老鼠进入人类的居住地也就顺理成章了。 鼠疫杆菌 通过寄存在它们身上的 跳蚤 将病毒传染给了难民，而难民的迁徙流动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华北地区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后期的主战场，天灾人祸并至，明末大瘟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酝酿。
1618年，万历46年， 广东省 下起了 大雪 ，这标志着“小冰河时期”的开始，从这时开始中国遭到了持续干旱和低温的侵袭，到1638年， 崇祯 11年，漕河干枯，1640年，崇祯13年， 黄河 干枯了，而 长江 和 淮河 竟然已经全部封冻。明朝末年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进入小 冰川 时期，全国性的旱灾蝗灾和 鼠疫 常年反复上演。对于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根本无力抗拒这种打击。伴随着自然灾害而来的是内部的暴动，东北和 中国西南地区 发生的叛乱。
崇祯10年-14年，中国华北地区连续4年大旱。崇祯14年，在 山西省 北部一个春季干旱荒野上的午后，一只因为体内 鼠疫杆菌 正在大量繁殖，而堵塞消化道无法吸血的 跳蚤 ，跳上一只灰老鼠身上拼命的叮咬它，这时大量的鼠疫菌进入被叮咬的灰老鼠体内。于是鼠疫菌在这个身材比跳蚤大无数倍的新家更加快速的繁衍，十多个小时以后，灰老鼠开始出现高热症状，它的内脏开始溃烂出血。在灰老鼠死时，它体内的大量鼠疫菌开始转移到附近的其他老鼠身上，随后从一个老鼠家庭向另外的老鼠家庭传染。
常年干旱食物减少，老鼠们身体虚弱，免疫力下降，很快整个地区，都布满了 鼠疫杆菌 。干旱缺水也导致了鼠疫菌以更快的速度繁殖。
很快成群结队的带菌老鼠由于高热导致身体炎热难忍，它们到处寻找水源拼命的喝水。于是为了寻找水源，老鼠们集体出发，开始了向四面八方搬家的历程，在这个旅程中更多被感染的老鼠加入了搬家大军。
崇祯 14年夏天，中国内地突然出现大群大群的老鼠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 河南省 ， 河北省 等诸省。
50%的崇祯年份都是大旱，大旱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国民体质严重下降，卫生条件极度恶化。在这一年崇祯14年，中国内地还是普遍大旱，在河北春季几乎无雨，老鼠大军找不到水喝继续向更南的南方进军。
同时饥荒中慌不择食的人们开始偷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成片死在路边的老鼠，横扫全国的 鼠疫 大爆发终于开始了。于是在中国的史书上留下了， 崇祯 14年始，大名府 瘟疫 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广平府 大饥疫，人相食。京师大疫， 天津市 大疫。 河南省 全省大疫， 东京汴梁 阳武县 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
山东青州， 济南市 ，德州， 泰安市 相继发生大疫。安徽大疫，青蝇大如枣，凤阳府，安庆府，庐州府相继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达到90%，于是庐州府，就是现在的 合肥市 一带，民有绝户，繁华大街如同静夜，无人行走。
流民因素
气候变化还会导致瘟疫的流行。由于大规模的流民出现， 瘟疫 在明代后期也日益猖獗。据《明史》记载，从1408年到1643年，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 河北省 、 山东省 、 江苏省 、 浙江省 等。当时著名医学家 吴有性 在《瘟疫论·原序》就着重指出：“ 崇祯 辛已（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
过程
西北爆发
这场“古今方书所无”的怪异瘟疫在这一年遍传北京城内外，患者会忽然在身体肢节间突生一个“小瘰[luǒ]”，接着“饮食不进，目眩作热”，还会呕吐出“如西瓜败肉”的东西。一人感染，全家都会传染，甚至有的“阖门皆殁”，全家死绝。亲戚更是不敢上门慰问吊唁，因为只要一进病家门口，必会感染，等到他回去时，又把 瘟疫 带回了自己家中，瘟疫死亡如此之巨，以至于帝都的九座城门“日出万棺”。但这还不是这场瘟疫最恐怖之处。死亡在一瞬间发生，甚至来不及诊断和治疗，这才是这种瘟疫最可怕的地方。
明万历年间，政府的赋役越来 越重。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 吴越 、荆楚、 三辅 ，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 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 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 门不起者"。同年，在 太原府 （治今太 原）的 太谷区 、 忻州市 、苛岚州及保德 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 辽州（治今 左权县 ），再传至潞安府（治 今 长治市 ），疫情进一步扩大。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 崇祯 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 鼠疫 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 兴县 过黄河，就是 陕西省 的 延安府 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 米脂县 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迅速蔓延
崇祯 十三年（1640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 蝗蝻 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 顺德区 、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 左懋第 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 临清市 ，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 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 河北省 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 淋巴结肿大 的称呼。疫情还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
崇祯十五年， 天津市 开始爆发大鼠疫，有朝染夕死者，日每不下数百人。排门逐户，无一保全。崇祯16年，疫情还在进一步加剧，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崇祯 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瘟疫，疫情很严重， 夏燮 《 明通鉴 》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染病死亡之多，无法 计数 。《 崇祯实录 》又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尽管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上述官方记载说明：当时的大 瘟疫 ，势态极其严重，北京城死亡人数之多，竟达无人收尸的境地——“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 崇祯 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jū]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昌平区 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这场 鼠疫 ，发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棺、无棺的情况皆有。九门计数显示，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 万到100 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 瘟疫 ”，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崇祯 十六年（1643年）八月， 天津市 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 骆养性 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波及江南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并灾，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结果
妥善治理
10月初的 北京 ，一座恐怖的绝望之城，来了一个担任后补 县佐 虚职的福建人，他发现了 鼠疫 的治疗办法。他使用刺血法给病人治病，每天来看病排队的患者多达万人。到 崇祯 16年的冬季， 大雪 纷扬，北京的老鼠差不多死光了，人口也死的差不多了，导致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再加上这位福建人的治疗。北京的鼠疫病情逐步得到扭转。但彼时的北京城里，人鬼掺处，薄暮人屏不行。时人称因北京死人太多，鬼魂白天就在城中游荡，夜里更是群鬼夜号，处处 鬼影 。
自毁长城
崇祯17年4月， 北京 这座被鼠疫折磨了超过1年的帝国京城早已元气大伤。京军三大营的军队因为 鼠疫 死亡过多，正所谓“大疫军死者众”，而京军的2.7万匹战马，也只有1千匹可以骑乘，京军已彻底失去野战能力。北京内外城墙15.4万个垛口，只能由5万名羸弱士兵据守。
4月16日， 李自成 的50万农民军开到北京城外，虽然在 崇祯 14年大疫以前，李自成曾经屡次被明军打的满 中国 的跑，但是现在已经今非昔比。双方经过了2天不算激烈的战斗，李自成的大军就攻陷了这座阴气森森的“ 丰都鬼城 ”。冲入城里的李自成大军到处搜刮金银妇女。那位治疗 鼠疫 ，拯救了 北京 全城市民生命的福建人也被李自成的士兵杀死。
43天后，八旗军联合 吴三桂 的关宁军大破主要由饥民组成的没有多少战斗力的 李自成 部队。一般传说李自成大军是在北京感染了鼠疫才失败的，其实不然。因为在 李自成 进入北京的时候，鼠疫已经得到了控制。其原因很简单，李自成的部队根本就打不过明军的关宁军，在鼠疫大爆发以前，关宁军就经常在关内杀得 高迎祥 ，李自成等各路反军到处抱头鼠窜。所以 山海关之战 李自成大败，随后1万已经投降 清朝 的关宁军，又在永平， 卢沟桥 ， 保定市 ， 庆都 ，真定等地连续大破李自成。
明清易代
鼠疫 的流行与旱灾、 蝗灾 及战乱的接踵而至， 明王朝 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9月19日， 顺治帝 福临 ，也就是 顺治皇帝 进入 北京 ， 清朝 建立。令人惊奇的是，席卷肆虐全国的干旱和鼠疫鼠疫在清顺治元年后就消散得无影无踪。 华北 各地风调雨顺，社会经济开始复苏。
明末大鼠疫的发生，直接造成了 明朝 华北和 江南 人口锐减，税银和粮食收入锐减，军队非战斗损失巨大，人民体质虚弱。让仅有10万披甲的 清代 就征服了 中国 关内地区。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一只来自 山西省 北部荒凉山野的染病老鼠，如同穿越心脏的致命一剑杀死了庞大的 明帝国 ，也彻底杀死了 中国历史 的进程。1910年10月接替了明帝国位置的 清王朝 的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就在这个冬天，一场百年不遇的大 鼠疫 袭击了 东北地区 。第2年， 清朝 灭亡。所以，我们不要亵渎那些萌萌的老鼠，也许这次亲密接触将改变未来的历史。
轶事
一个化名为“花村看行侍者”的明代遗民是这场1643年京师大 瘟疫 的亲历者，在他的回忆录《 花村谈往 》中，他一口气举出了几个耸人听闻的突然死亡的个案。
一名官员前一刻还和同僚喝茶打恭时，后一刻就“不起而殒”了；两个人一前一后骑马聊天，后面的人刚叙话几句问前面那个人，却发现这人已经“殒于马鞍，手犹扬鞭奋起”；最令人骨栗的恐怕是两个小偷的诡异之死：一家富人在 瘟疫 中全家死绝，于是这两名小偷打算发一笔横财，这二人约定一个在屋檐上接应，一个下到房中将偷来的东西递上来，结果下面的人递着包就突然猝死，而上面的人在接的时候也染上瘟疫毙命，死的时候，这两个小偷手里还攥着偷来的包袱。
有的新婚之家，新婚夫妻一起死在婚礼上，有人骑马而行，正在说话，后面的人已经死去。
有一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刚准备去 温州市 赴任，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久久不见回来，原来竟然死在棺材店里。有一对新婚夫妇，婚礼之后，夫妇坐于帐中很久没有出来，打开帐子一看，夫妇两人死于床的两头。只有 鼠疫 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影响
明末的大鼠疫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秩序、人口结构、政治格局和人文环境。
人口锐减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 明朝 末年关内各省全部人口大约是1亿人口， 万历 和 崇祯 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 北京人 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夺去生命，20万人命赴黄泉。时人记载崇祯16年“疙瘩病”“羊毛瘟”盛行，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两月，死者数百万。 而据 曹树基 估计，明末的崇祯年间，死于 鼠疫 流行核心区即 山西省 、直隶、 河南省 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占到这三个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根据外国学者估算，明末经过持续的干旱， 蝗虫 ，鼠疫，天花和饥荒造成全国损失了40%的人口，整个国家元气大伤。就是到1651年， 清代 顺治 8年，全国也仅有1036万壮年男丁，全部人口在6000万左右。
4-8月滴雨不下， 飞蝗 遮天，鼠疫大军攻入 江苏省 ， 浙江省 ，嘉兴府桐乡县居民90%被感染鼠疫，蛆虫从房子里一直爬到街道上。邻近的 湖州府 则损失了30%的人口，民众无病而口中吐血而死，民多投河自杀，哭声震天。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 中国 ，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明朝灭亡
对于大明王朝灭亡的原因，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是 李自成 推翻的，满清人在后面撬墙脚。也有的认为是大明朝廷内部出了问题。坏在宦官和政治腐败上。这些观点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如果跳出 历史学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分析，问题便很简单了—— 鼠疫 ，是鼠疫直接导致天下大乱。 崇祯 年间的大鼠疫，间接造成了北京的沦陷与明朝的灭亡。
明末爆发的“疙瘩瘟”，就是所谓的“鼠疫”，因为从发病到死亡既烈且急，所以有时也被称为“电击性鼠疫”。鼠疫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前者死亡率达50%-90%，而后者死亡率几乎高达100%。非常不幸的是，崇祯十六年的京师大瘟疫，很可能是这两种鼠疫同时肆虐的结果，所以死亡率才如此之高。较之关内闯献作乱，关外满清南下，这场 鼠疫 大爆发才是名副其实从内部断送帝国国祚罪魁祸首。
据台湾著名明史专家 邱仲麟 的估算，自鼠疫始至 李自成 攻破北京，约20万北京人殒命，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1/5到1/4。在这样的情况下，驻守京师的明朝军队自然无法幸免。据历史记载，当时驻守京师的军队有10万人，大疫过后，仅余5万多人。加之，明末军队腐败严重，军心本就涣散，经此大疫，更是溃不成军。李自成率军攻打北京城时，当时的守城将官不得不低声下气求人守城，仍“逾五六日尚未集”，最后连三四千宫中的太监都上了城墙。1644年3月，大顺农民军兵临城下，此时，北京内城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 瘟疫 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这样军队，抵挡不住 李自成 的精锐之师。疫病肆虐的北京城，是大明朝最后的仰仗， 崇祯 可能从未料想京师会如此快速沦陷，自己连从容出逃的时间都没有，最后不得不自缢于煤山槐树之下。也许，连闯王李自成也没有想到可以如此轻易地拿下北京城。
纵横帝国内部的 鼠疫 ，也间接摧毁了帝国的边防系统，比如明军最精锐部队云集的 九边重镇 中的 大同市 ， 山西省 ， 蓟州 、宣府等镇在明末改朝换代的巨大社会变革中，根本就没有发挥出作用。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 黄河 ，十室鲜美一脱者。纵在跟着闯王有饭吃口号下，远近灾民纷纷加入 李自成 的队伍，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廷现在需要关外明军尽快击败包围 锦州市 的八旗军，随后调入关内平乱。于是皇帝连续发布密令要前线明军尽快出战，速战速决。最后在 崇祯 14年的秋季，贸然出击的明军战败，多年累积的全部精华丧尽。最后皇帝催促 陕西省 大帅 孙传庭 立刻出战剿灭李自成。这时的孙传庭处于苦于 鼠疫 横行，人死过半，根本无法征收税粮，军队缺乏口粮的困境。最后孙传庭带领饿七扭八歪的大军穿过 潼关县 战败身亡。《明史》云“传庭死而明亡矣”。这北京大疫之下，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们“衣装狼狈，等于乞儿”。士兵们全都身体虚弱的坐在地上休息，以致鞭子的抽打都不能让他们站起来。以至于 李自成 轻易的就夺取了北京城。
瓦解军队
明末农民 起义军 领袖李自成最后失败的真正原因一直是个历史之谜。百余年来，专家们对此有多种解释，有的说他败于不得人心，有的说他败于骄傲自满，有的说他败于腐败，也有人指出，李自成的百万大军亡于 鼠疫 。
艺术作品
电影，《 大明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