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千秋(?—前77年),又名车千秋, 西汉 长陵今陕西 咸阳市 人,约生于 刘彻 执政初期,死于 刘弗陵 元凤 四年。他的政坛起点为高庙寝郎,于“ 巫蛊之祸 ”后为 刘据 鸣冤上书,得以由此荣升为 九卿 之一的 大鸿胪 ,并在几个月后再升迁为 丞相 。一生历经武、昭二朝,共计任丞相十二年,并且最后终老于 相位 ,成为 西汉 刘彻 朝少有能得以善终的丞相。
征和 四年(前89年),田千秋为已故太子辨冤,得到汉武帝赏识,被封为 大鸿胪 。几个月后,田千秋被汉武帝升为 丞相 ,封富民侯。田千秋为人敦厚,拜相后尽力劝谏 刘彻 下令停止用兵,推广农具,鼓励农业生产,停止追究参与太子举兵一案的官员,以安定人心,颇有政绩。 刘彻 死后, 刘弗陵 即位,田千秋不喜争权,政事都听命于大将军 霍光 。昭帝一朝,天下也较太平,社会经济发展,百姓比以前松了口气。 始元 六年(前81年)二月,田千秋主持召开了“ 盐铁之议 ”,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田千秋年老力衰后,昭帝允许他可以乘小车入宫,所以,时人又称他为“车丞相”“车千秋”。 元凤 四年(前77年),田千秋病死,被追谥为定侯。
后世很多学者对田千秋评价一般,认为他没有什么能力,是个平庸的人;但也有学者认为田千秋查验“ 巫蛊之祸 ”,率领群臣的上书祝寿,促进了“ 昭宣中兴 ”局面的形成,政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人物生平
显赫家世
田千秋的祖先原本是极为显赫的,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历史事件“ 田氏代齐 ”,说的就是他老祖宗的事迹。公元前386年(安王十六年),名义上的“天下 共主 ” 姬骄 册命 田和 为齐侯,标志着田氏在 齐国 国君地位的正式确立。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齐国田氏作为“关东九族”之一,被西迁至了 长陵 地区(今陕西咸阳东北)。 长陵 便成了田千秋的故乡。
据 班固 《 汉书 》田千秋传所载,他最初的官职是高寝郎。“高”即指汉高帝 刘邦 ,由于此时汉高帝早已去世,故这里应当再延伸为汉高帝庙;“寝”是指“卫寝”;“郎”即官职名称。三个字合起来就是指奉祀汉高帝刘邦的 庙宇 的护卫官。这不是一个重要的官职,一般情况下发展前途也不是太大。
平反太子
征和 二年(前91年), 刘彻 在北山甘泉宫得病, 佞[nìng] 臣 江充 妄言此病系有人在搞巫蛊所致。年老而又多疑的武帝遂大兴巫蛊之狱,京城及郡国牵连被冤杀者数万人。江充又胡说皇宫中有蛊气,汉武帝就命他带兵去皇宫搜查。江充因与太子不和,就乘机诬告太子宫中埋有许多木偶,在施巫术诅咒汉武帝早死,以便继位。太子惧怕,索性起兵讨杀了江充,汉武帝调兵镇压,激战五日,太子及数万人败死, 卫子夫 也因此被废而自杀。
征和四年(前89年),田千秋大胆上急变讼太子冤,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罢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此时汉武帝已经明白太子是由于惶恐不能自保才捕杀江充的,很后悔,在看了他的上书后马上召见了田千秋。汉武帝见田千秋身材伟岸,一表人材,十分中意,认为是高祖庙显灵派他来辅佐自己,当场就拜他为大鸿胪。田千秋又奏请遣散方士,以免他们装神弄鬼,迷惑皇上,武帝也采纳了。
劝上施恩
几个月后,田千秋被汉武帝升为 丞相 ,封富民侯。田千秋没什么大的才能学识,也没立过大功,只因几句话合了 刘彻 心意,就从一个低微的高 郎跃升为 丞相 ,实为前所少见,故颇遭非议。后来汉朝的使者到匈奴, 去特若尸逐就单于 问使者汉朝新拜的丞相是怎么来的,使者表示是因为上书言事的缘故。单于表示假如是这样,汉朝选拔丞相,并非要用什么贤能的人,随便一个男子上了书就能得到丞相之位了。使者回来,说了单于的话, 刘彻 以为使者不善于答对,辜负了使命,想把他交付法官审讯。过了好久,才赦免了他。
田千秋为人敦厚而有智略,身居相位,自然称职,其政绩竟然超过了前后几任 丞相 。起初,他开始就职视事,看到皇帝连年审理太子的案子,诛杀责罚的太多,僚属们都心怀恐惧,便想着宽慰皇上的心意,抚慰安定百姓。于是与 御史大夫 及中二千石级的官吏共同祝寿,称颂皇帝的美德,劝说皇帝施加恩惠,减缓刑罚,听赏音乐,涵养心志,和悦精神,为天下而自享娱乐。皇帝虽然表面没有接受,但内心还是有所触动。还下了“罪己诏”,对自己多年来穷兵 武,严刑峻法、赋税繁重的政策表示忏悔,使尖锐的社会矛盾趋于平缓。
晚年善终
后元二年(前87年), 刘彻 病死。田千秋与 霍光 、金日 砷[shēn] 、 上官桀 被拜为托孤大臣,共同扶拥年仅8岁的汉武帝之子 刘弗陵 即位,是为昭帝。由于昭帝年幼,政事都听命于大将军霍光。田千秋深知霍光的权力欲极强,其处事就更为谨慎。每当公卿朝会,他都要表示对霍光的仰仗,而且对霍光的主张很少有什么异议,所以两人能和睦相处,霍光对他也很敬重。每次遇上吉祥嘉应出现,多次褒奖赏赐丞相。在昭帝一朝,天下也较太平,社会经济发展,百姓比以前松了口气。
始元 六年(前81年)二月,田千秋主持召开了“ 盐铁之议 ”,会上60余名由地方官员推举出来的地方和基层代表,与以 御史大夫 (“三公”之一,相当于副总理) 桑弘羊 为首的京官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激烈辩论。重点议题是对 刘彻 主政时期国家施政政策的得失,特别是盐铁专卖政策,进行全面的总结和辩论。会议最后经过表决,通过了废除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制度,打破国有公营的垄断,对昭宣时期汉王朝的统治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田千秋年老力衰后,昭帝善待他,朝见时允许他可以乘小车入宫,所以,时人又称他为“车丞相”“车千秋”。 元凤 四年(前77年),田千秋病死,被追谥为定侯。田千秋的儿子 田顺 继嗣为侯,官至云中郡太守, 宇文赟 时任虎牙将军攻打匈奴,因私自增加俘虏人数冒功而获罪自杀,封国取消。
人物影响
田千秋对“ 巫蛊之祸 ”后期所作的上书讼太子冤、罢除方士侯神仙者等政治举措,于朝于国都是必要的,有十分积极的影响。整个“巫蛊之祸”其实就是 刘彻 过于 迷信 神怪之论而导致的。田千秋能在 西汉 政治秩序重建的关头适时地把这个根源拔除,可见他的政治眼光还是相当独到的,这个建议使整个西汉政府最终稳定下来,直接促进了“ 昭宣中兴 ”局面的形成。
在当上 丞相 后的率群臣上寿中一事,田千秋同样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智慧。田千秋上寿所要求的是要 刘彻 颐养天年,放松休息,这对于刘彻个人的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就全局看来,西汉社会当时的众多问题和矛盾已经不再适用刘彻的多欲进取的政策统治了。整个社会就象汉武帝 刘彻 一样需要休息,如果刘彻还要继续执掌朝政,那社会经济的恢复可能很难得以进行。所以田千秋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利国利民的,虽然没有被汉武帝刘彻所接受,可整个动机和目的已经能够显示出田千秋的政治价值。接下来他在昭帝一朝的经历中,虽然没有什么积极的政治贡献,但如 盐铁之议 、举荐贤良等事情都留下了他的点点足迹。史称:“讫昭帝世,国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实。”取得这样的成绩既要看到 霍光 专权时政策的合理,也要想到 丞相 在政令施行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这段时期是 西汉 中叶“ 昭宣中兴 ”的起步阶段,丞相田千秋在其中的功绩不该被抹杀掉。
相关评价
班固 在田千秋的本传中这样评价“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意思是指田千秋作为宰相是称职的。宋代 洪迈 认为田千秋善于委婉的处理亲人间的关系,另一位宋代诗人 王禹偁 认为田千秋的这个 丞相 不太值得后人学习。而宋人 赵瞻 把田千秋和其继任者 蔡义 的水平等同起来了,称不上是贤相。
安作璋 、 田昌五 的《 秦汉史 》认为田千秋“敦厚有智,居位自称”,是一个很圆滑的人物。 李源澄 的《 秦汉史 》则说道:“本传称其(千秋)为人敦厚有智,观其一切听命 霍光 ,则其为人为明于利害者,霍光亦以此重之”。英人 崔瑞德 和 鲁惟一 编著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 》也有提到田千秋,认为“他是对三人执政(辅政集团)的决定唯命是从的人”,“是一个平庸的人”。刘曙光的《论汉武帝托孤》一文认为:田千秋的迅速上升,似乎得益于汉武帝把他当作改弦易辙、转变政策的一种象征。其前提条件是承认田千秋“无他才能术学,又无阀阅功劳”,并且还认为他“在 刘彻 心中并无多少分量,在朝廷百官中也缺乏深厚的基础”。 田余庆 的《论轮台诏》也支持了这个观点,说“他(田千秋)并不足以当政治上改弦易辙的重任,不是武、昭政局中的关键人物”。 安作璋 、刘德增在《论汉武帝》中谈到田千秋没有意识到汉武帝对晚年施行的政策转变之需要,可见其政治敏感度还是不足。
与以上对田千秋评价一般不同的是,不少的学人认为田千秋的作用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孟祥才 在《析戾太子之狱》中则肯定了田千秋在担任 丞相 后,“为 刘彻 从好大喜功的有为政策向与民休息的‘ 无为 ’政策转变创造了条件”,而且他率领群臣的上书祝寿直接促使了汉武帝对晚年错误政策的反思,这个作用倒是十分重大的。马雪芹在《简评汉武帝的历史功过》一文中以较多的笔墨对田千秋进行论述,认为他担任高庙寝郎时“沉默寡言,忠于职守”,他的努力“使汉武帝末年国家形势出现转机”,使“汉武帝始终对田千秋深信不疑”。或者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表现。王鸣春的《汉武帝时期丞相频更因由之分析》则更深入地肯定了田千秋的政治建树,说他“上台后果不负所望,查验巫蛊,平冤昭雪,安顿人心,请罢斥遣散方士……充裕国库,富实百姓”。商炜在《汉武帝与“巫蛊之祸”》文中则认为:田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正好符合汉武帝转变政策的思想。杨育坤和李泽生在《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则说道:“(田千秋)仅以‘上急变讼太子冤’而获要职。实则并不尽然,就连本传也记载:‘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 于前后数公。’足证 刘彻 授他以‘不次之位’是以才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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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掘的5座大墓规模都接近已经确认的西汉列侯墓葬,且都配置有宽大围沟等墓域设施,加之丰富精美的高等级随葬品,遗迹遗物均彰显出墓主特殊的身份,或可达到列侯级别。根据墓葬形制和陶瓷器器型特征推断,大墓年代当在西汉中期,结合其区位和共用围沟的毗邻关系,考古人员推测该墓园为西汉中期居住于长陵邑的列侯家族墓园。其中,“富民家丞”印文及田姓私印为进一步判定二号墓园墓主身份提供了关键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