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孝廉

举孝廉是汉代在继承战国及秦朝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摸索出来的一套人才选拔方式，形成于西汉刘彻年间，是察举制科目中的常科之一。

公元前188年，吕雉执汉政时曾下诏“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这一时间是汉代举孝廉制度的发端。汉武帝时，鉴于郎官制度的人才选择面过窄和早期察举制的不定时，采用董仲舒的建议设置了举孝廉制度。《汉书·武帝纪》记载：“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孝廉制度由此开始。汉武帝时期，奖察举分岁举和诏举两类，举孝廉就是常科岁举的科目。孝廉始为孝与廉两科，后来连称为一科。西汉时察举制日趋兴盛，到了东汉，孝廉、秀才等科已经成为士人入仕之正途。东汉时期，孝廉的人数改成以人口为单位，人口不满十万的郡，三年举一个孝廉；不满二十万的郡，两年举一个孝廉。边疆地区的郡则适当放宽。东汉刘秀时期，察举制出现了变化，规定“授试以职”，就是说对于举孝廉，举主应该先委以一定职务，合格者才能举至中央。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刘肇下诏，因幽、并、武威郡户口率少，规定郡口十万以上每年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岁举一人。东汉末年，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已被豪门贵族所操纵，很难继续为朝廷选出具备真才实学、能服务政治统治的人才。由于政治腐败，孝廉名额基本被各郡里的大门第之家所垄断，举孝廉制度名存实亡。黄初元年（220年），曹丕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中正制。杨坚取代北周之后，为了防止“关陇集团”等士族势力过分强大，威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实行了“偃武修文”的政策，废除了士族赖以维系的选举工具——察举制。随着科举制的确立，九品中正制被废止，举孝廉也随着察举制的废止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明清时期的举人仍俗称孝廉。

举孝廉”的逐渐推广对汉帝国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使汉代政治本质起重大变化。 “举孝廉”制度的推行，成为政府选拔和储备人才、扩大政权基础与增加政治活力的有效方式。通过“举孝廉”制度选拔人才来填补政治空间，成为刘彻时代的必然之选。同时，“举孝廉”使孝子有出仕之路，还可以免除赋税力役，为了获得孝子的美名，一些人超越正常的孝行规范，试图以更极端的行为来引起社会和朝廷的关注。于是，从汉朝开始，孔孟的孝被扭曲了，形成了愚孝、假孝的陋俗。其表现，一是欺世盗名，二是惊世骇俗。

历史沿革

产生背景

西汉立国第二年，汉高祖刘邦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诏举“三老”，要求郡国举荐年龄在50岁以上、有品行、能率众为善的老人，协助地方官员推广朝廷的政令。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此后，刘盈、吕雉于当政期间诏举“孝弟力田”。

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刘恒开始的，汉文帝即位第2年（公元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文帝再次下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亲自考核，根据举荐的人对“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等内容的回答确定等第，这是第一次对举荐的人才进行科目考试并确定等级的制度，标志着察举制走向成熟。

发展历程

两汉时期

公元前188年，吕雉执汉政时曾下诏“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这一时间是汉代举孝廉制度的发端，这一发端只是在全国范围内举出一位“孝弟力田”最突出者，名额太少，不是国家选官制度的常态。

刘彻即位后，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速之士，但只取儒学出身之人，标志着统治阶级开始尊儒学为正统。此次应诏的有100多人，全部经由汉武帝亲自考问，董仲舒脱颖而出，其治国用人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让汉武帝十分信服，最终被任命为扬州市相。董仲舒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十一月又下诏举孝廉，规定“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的免职”，将举孝廉这一制度作为国家的律令定了下来，并且在元光元年对举廉的名额做出了规定。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孝廉制度由此开始。刚开始孝廉的人数是以郡为单位。孝廉举至中央后，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人郎署为郎官，作为皇帝的侍从。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考察其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使之熟悉行政事务。孝廉在宫里待几年后，一般便能被任命到地方上做官或者留在中央任职。西汉的举孝廉比较严格，被举者如被发现不廉或失职，举者要承担连带责任，被贬秩、免官。

刘彻时期，奖察举分岁举和诏举两类，举孝廉就是常科岁举的科目。孝廉始为孝与廉两科，后来连称为一科。西汉时察举制日趋兴盛，到了东汉，孝廉、秀才等科已经成为士人入仕之正途。东汉时期，孝廉的人数改成以人口为单位，人口不满十万的郡，三年举一个孝廉；不满二十万的郡，两年举一个孝廉。边疆地区的郡则适当放宽。东汉刘秀时期，察举制出现了变化，规定“授试以职”，就是说对于举孝廉，举主应该先委以一定职务，合格者才能举至中央。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刘肇下诏，因幽、并、武威郡户口率少，规定郡口十万以上每年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岁举一人。东汉末年，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已被豪门贵族所操纵，很难继续为朝廷选出具备真才实学、能服务政治统治的人才。由于政治腐败，孝廉名额基本被各郡里的大门第之家所垄断，举孝廉制度名存实亡。

曹魏南北朝时期

随着士族阶层的兴起，选官格局发生了改变，但举孝廉依然存在。虽然其地位、作用已开始下降，但其制度程式却依然在向前发展。曹魏时期特举数年一次，较为频繁。孝廉秀才之岁举，建安时期就在进行，曹丕代汉登基之后又很快发诏重申察举制度。黄初年间有“三府议”，是关于孝廉察举的一次重要辩论，将察举制度的发展方向做出了规定，此后“以文取人”开始占据优势。

刘宋建立南宋之后，君主就明显表现出了对察举取士的重视。通过恢复策试、严格制度、更革程式以至亲临策试第等举措，孝廉察举呈现复兴之势。同时南梁时期的察举入仕呈现士族化，由此入仕者多出自士族。晋朝覆灭以后，少数民族相继在北方建立政权，造成了不同民族及其生活、文化和政治的碰撞与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北方政权日益汉化、官僚化，与此适应，孝廉察举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采用与发展。十六国时期，前赵、后赵、前燕、前凉等许多政权都曾采用察举制，北魏时期对察举制也有采用与发展。

消亡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科举制，是对两汉察举制度的延续和发展，成为魏晋南北朝这300年时间里最主要的选官制度。到了隋朝，杨坚取代北周之后，为了防止“关陇集团”等士族势力过分强大，威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实行了“偃武修文”的政策，废除了士族赖以维系的选举工具——察举制。随着科举制的确立，九品中正制被废止，举孝廉也随着察举制的废止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明清时期的举人仍俗称孝廉。

制度选拔

内容

举孝廉开始是两个科目，被举者须符合德行、学识、法令、决断四项标准，尤重孝行与廉洁。举孝是地方长官在辖区内举荐有孝行的人员（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即举孝悌，所谓孝悌，系指孝顺父兄；察廉则是地方长官考察能廉洁奉公的下属僚吏。 “孝”与“廉”是分开的，即孝子与廉士，后来合称为“孝廉”。孝廉举至中央后，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人郎署为郎官，作为皇帝的侍从。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考察其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使之熟悉行政事务。孝廉在宫里待几年后，一般便能被任命到地方上做官或者留在中央任职。西汉的举孝廉比较严格，被举者如被发现不合标准，举者要承担责任，被贬秩、免官。东汉刘秀时期，察举制出现了变化，规定“授试以职”，就是说对于举孝廉，举主应该先委以一定职务，合格者才能举至中央。

名额

最初举孝廉的人数是以郡为单位。东汉和帝永元年间改为按郡国人口比例举荐：满二十万每年举一人，四十万举两人，边郡适当放宽；人口不满二十万每两年举一人，不满十万每三年举一人。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刘肇下诏，因幽、并、武威郡户口率少，规定郡口十万以上每年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岁举一人。

制度影响

填补政治空间

举孝廉”的逐渐推广对汉帝国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使汉代政治本质起重大变化。 “举孝廉”制度的推行，成为政府选拔和储备人才、扩大政权基础与增加政治活力的有效方式。通过“举孝廉”制度选拔人才来填补政治空间，成为刘彻时代的必然之选。原因有二：

第一，孝廉制度的设立，为底层百姓的入仕开启了大门。该制度不问出身，以德行为标准，阶级、门第、血统都不重要，这无疑使得政权组成来源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对于政治活力的保持，社会利益的分配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人才由皇权直接选拔，权力直接进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最底层的优秀分子直接进入到国家政权。可以说，“举孝廉”制度选拔的范围广泛而开放，政权的开放程度与平民化进一步加大，这就使得国家政权在全社会范围内获得最大程度的支持与认可。

第二，在选拔标准上，以是否符合儒家德行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进而“建构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受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作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至此，“为政以德”与“以德取人”形成一种良性支撑与互动，为儒家“仁政”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增强国家凝聚力

除了选拔人才，“举孝廉”也是朝廷推行儒家教化、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书·循吏传》《后汉书·循吏列传》《后汉书·儒林列传》《后汉书·文苑列传》的记载，汉代的许多官吏都是通过“举孝廉”而进入仕途。他们通过“举孝廉”参与到国家政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在他们施政的过程中，又必然会褒奖孝行，在为政中起到一种导向性作用。由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不论是对社会风气还是人才储备，都起到正面积极的引导作用。通过对德行的提倡而入仕，一方面拓宽政权社会基础的同时，另一方面则加大提倡教育的力度。在这两方面共同努力下，极大提升了文化吸引力与政治向心力。

孝廉皆地方推荐而来，全国百余郡国，无论其在中原或边疆，无论居民之为华夏民族，或边裔少数民族，亦无论其经济文化发展之高低，一律一视同仁，皆以户口多少为比例。推荐人才到中央为郎官，在首都观摩数年，然后分派在中央或地方(不到本籍)任职，这样增加了地方四裔对中央的向心力。

制度弊端

从汉朝开始，按照“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原则，诏地方郡国向朝廷推举孝廉，国家正式以选官制度为孝道提供保证。由于孝子有出仕之路，还可以免除赋税力役，为了获得孝子的美名，一些人超越正常的孝行规范，试图以更极端的行为来引起社会和朝廷的关注。于是，从汉朝开始，孔孟的孝被扭曲了，形成了愚孝、假孝的陋俗。其表现，一是欺世盗名，二是惊世骇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