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迁都是指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将 明朝 的首都从 南京 迁往北平顺天府(北京)的事件, 由于北京密迩长城,因此 朱棣 迁都 也被后人形容为“天子狩边”。
永乐元年(1403年)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为营建北京,重新 疏浚 开通大运河 。 永乐十四年(1416年),开始营建 紫禁城 ,永乐十六年(1418年)开始,全国各个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的官吏直接去北京 朝觐 皇帝,不再来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初四日, 朱棣 正式宣布 迁都 北京,但规定仍旧保留南京的 首都 地位,实行两京制。1421年正月初一日,正式迁都 北京 ,朱棣在 紫禁城 的 奉天殿 接受百官朝贺。1441年,朝廷正式宣布定都北京,摇摆于南、北二京的明初迁都与定都问题尘埃落定。
永乐迁都是 中国历史 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 在政治上,统治中心由局于东南一隅的 南京 迁到北京,加强了对东北、 西北 的实际控制,更有利于控制全国的政局,军事上,确保了 明王朝 能动员更多的兵力来应对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经济上,随着北京官民及北境守军人数激增,除了要继续依赖来自 漕运 的供应外,北方 农业经济 的恢复与发展得到加强。
背景
迁都前的南京
自 唐朝 以后, 江南 经济迅速发展并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位于江南的 南京 和其上下游的采石、 瓜洲 一起构成的江防体系是保证南京安全的直接屏障。同时, 南京 自身的地理条件也十分优越。因此,几乎所有占据 中国 南方的政权都以南京作为首都。 朱元璋 也以南京作为基地,统一全国建立 明朝 。
南京地势险要,四周是山,北高南低,易守不易攻。西边有 秦淮河 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 马鞍山 、 八字山 、卢龙山、 幕府山 ,东北有 宁镇山脉 的最高峰钟山,北边有 富贵山 、覆 舟山 , 鸡笼山 ,南边有长命州、张公州、 白鹭 等沙州形成 夹江 ,这些天然屏障拱卫着 南京 ,使得历代统治者都很看中这块地。不仅如此, 南京 还交通便利,东南的 太湖平原 和 钱塘江 是 水资源 丰富的地方。沿江可上溯到九江、 武汉 ,沿江下行可到 上海市 ,加上秦淮河与 太湖 水系 ,使得南京四通八达。
明初的南京城自外而内,有外城、京城(内城)、皇城、宫城四层。内城 周长 九十六里,外城周长一百八十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 首都 形制与历代故都近似方形的布局不同,明南京城形状不规则, 南京明城墙 (即京城城墙)根据南京山脉、水系的走向筑城,据岗垄之脊,依山傍水而建,呈“南斗”与“北斗”聚合形布局,是 中国 礼教制度与自然相结合的典范。
迁都前的北平
北平位于 华北平原 的北端,三面环山,俯瞰中原,号为形胜。自 唐朝 安史之乱 以来,北平(范阳)在全国的地位日渐显著。北平是辽的 南京 ,金元两代的故都。
洪武 元年(1368年), 徐达 攻克 元大都 ,大都改称 北平 。徐达将城中部分居民迁往 开封市 ,平毁了 元朝 宫殿,其在旧址堆土筑成景山;为了便于防守,将 北面 城垣南移。由于运河淤塞,南方的物资主要改由海运和陆运转运。这样,原本繁华的元朝 京师 大 首都 变成了一座相对冷清的北方边城。
洪武 三年,太祖四子 朱棣 受封 燕王 。洪武十三年,燕王之国,在 北平 设立王府,俗谓 燕平 。徐达死后,华北边防部队多由燕王节制,北平也就成为 明朝 北部边防的中心。
过程
明太祖定都南京
由于历代统一王朝的 都城 大多都在中原,明朝统一全国之初,明太祖便打算择机将 京师 迁往北方。洪武元年,下诏以 汴梁 为 北平 ,以金陵为 南京 ,效仿周唐的京平故事。洪武二年, 朱元璋 又在故乡 凤阳县 营建中都,同时下令从 江南 移民中都。但是 开封 和 凤阳 都是久经战乱,破败不堪,难以承担京师的重任,朱元璋于是放弃了 迁都 这两处的打算。 洪武 十一年,罢 北平市 ,改南京为京师。
由此, 南京 再次成为 中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迎来历史上的发展高峰。明初京师(即 南京 )总人口近百万人,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修造历时达27年的 南京明城墙 ,是世界上第一大城垣。鸡笼山麓的 国子监 学生多达近万人,还有 日本 、 朝鲜 等国的留学生在此学习。
明成祖迁都北平
靖难之役 后的 永乐 元年(1403年), 礼部尚书 李至刚 等奏称, 燕平 北平 是皇帝“ 龙兴 之地”,应当效仿 明太祖 对 安徽凤阳 的做法,立为陪都。 明成祖 于是大力 升燕平 北平 府的地位,以北平为北平府,改北平府为顺天府,称为“行在”。同时开始迁发人民以充实北平;被强令迁入北平的有各地流民、 江南 富户和 山西省 商人等百姓等。
永乐四年,下诏以南京皇宫( 南京故宫 )为蓝本,兴建北平皇宫和城垣。
永乐七年,明成祖以 北平 为基地进行北征,同时开始在北平附近的 昌平区 修建 明长陵 。将自己的陵墓修在 北平 而不是 南京 ,证明 朱棣 已经下定决心要 迁都 。
永乐 八年,亲征回师后, 明成祖 下令开会通河,打通南北 漕运 。永乐十三年完工,从此 北平 所需物资可以通过相对经济地运输。
永乐 十四年, 明成祖 召集群臣,正式商议迁都 北平 的事宜。对于提出反对意见的臣工,明成祖一一革职或严惩,从此无人再敢反对迁都。次年,以南京 紫禁城 为模板的北平紫禁城正式动工。
永乐十八年,北平皇宫和北平城建成。北平皇宫以南京皇宫为蓝本,规模稍大。新修的 北平市 城 周长 四十五里,呈规则的方形,符合《周礼·考工记》中理想的 首都 的形制。 明成祖 下诏正式 迁都 ,改金陵应天府为 南京 ,改北平顺天府为 京师 ,但在南京仍设六部等 中央机构 ,称南京某部,以南京为留都。
明仁宗还都南京
刚刚迁都几个月的 永乐 十九年初夏, 紫禁城 的 奉天 、 华盖 、谨身 三大殿 遭雷击,尽皆焚毁。朝野议论纷纷。 礼部 主事 萧仪 认为, 迁都 后诸事不便,且弃绝皇脉与 明孝陵 ,有违天意。成祖大怒,立即处死萧仪,并以强权压制朝中大臣。
明成祖 死后, 明仁宗 即位。明仁宗长期作为太子在 南京 监国 ,即位后,面对残破的 北平市 皇宫,立刻有还都南京的打算,下令修 南京宫殿。随即, 北平 六部原印信收回,新印信重又加印“行在”,等于废除了北平作为 京师 的地位。但 仁宗 享国 日短 ,未满一年即已驾崩,此时还都的实际行动尚未展开。尽管 仁宗 的遗诏中强烈表明了他希望还都的意愿,继位的 朱瞻基 还是暂缓了还都的计划。明宣宗的儿子 朱祁镇 继位后,正式确定 北平 为 明朝 京师,不再称行在,从此终明一代再未改变。
影响
政治和军事
大都陷落、元朝灭亡约半个世纪后,全国的政治中心再度回到北方。自938年石敬瑭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后,北京一带已有约430年不在汉族政权的控制之下;而靖康之难后,整个 华北地区 地区也已经有近250年由异族统治。成祖 迁都 后,北京及其周边成为明朝的核心统治地域,汉族政权对华北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赞赏成祖迁都的意见认为,其一,由于首都距离长城很近,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和调动军队抵御侵略。成祖本人就曾以北京为基地五次 明成祖北伐 北元的残余势力,北京在军事指挥上的优点是处于后方的南京无法比拟的。同时,天子戍边的气势以及 皇宫 和先帝陵寝俱在前线的事实,使朝廷上下在面对危机时更有抵抗的决心;例如 土木堡之变 明军覆灭及皇帝被俘之后,明朝坚决地组织了北京保卫战,而不是像 晋朝 、 北宋 一样放弃北方。其二,辅佐 朱允炆 的多为 江南 人士,成祖即位后,在南京杀戮过甚,唯恐结怨太深,有损执政基础。从稳固皇位考虑,返回其发迹之地似乎更为有利。
而反对者则认为,一方面迁都北京给明朝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北京地位陡然提升。令整个北方防线在向内收缩的同时也向北京集中,反而破坏了 朱元璋 时北方边防的均衡配置。 朱瞻基 放弃开平等三卫后,长城以外明军再无据点,令北京暴露了两翼,也失去了战略纵深,使 京师 长期处于外敌的直接威胁下,同时也是明中期鞑靼在大漠、明后期女真在 辽东 做大的重要肇因。
经济
明朝 初期, 华北地区 相对于 江南 的贫困相当明显。 北平 的营建使北方的生产和人口迅速恢复。但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城市,京师对物资的大量需求无法就近解决,必须依赖于 大运河 从江南转输。因此在明清两朝, 漕运 均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漕运的繁盛带动了运河沿线市镇的发展,如 扬州市 、 临清市 和 沧州市 等,进一步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
而反对者一般认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过分远离为明朝和继之的 清朝 经济增添了巨大的、不必要的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大运河关乎京师命脉,漕运从纯粹的经济行为上升为带有明显政治意义的行为。在运河沿线发生水患时,公家却只会优先保护漕运的利益,而往往忽视周边百姓的安全。
火灾
永乐 十九年(1421)四月初八,北京紫禁城内建成仅百日的奉天、 华盖 、谨身三殿遭雷击引发火灾。成祖为此“心惶惧,莫知所措”,急“诏群臣直陈阙失”,希望“庶图悛改,以回天意”。但是群臣“多言改(迁)都之故,而 主事 萧仪言尤峻,被诛”。即便如此, 言官 们依然认为:“朝廷不宜轻去金陵,以致此变。在这些 奏疏 中,邹缉的《奉天殿灾疏》最为有名,言辞也较为激烈。他在奏疏中指出:“ 皇帝 肇建北京,焦劳圣虑,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冗官蚕食,耗费国储。”使农民“不得躬亲田亩以事力作”,加之官吏横征,物价上涨,“大青一斤,价至万六千贯”。营建 首都 ,财力耗尽,灾害来时,人们“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bó]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他还进一步指出:“今天意如此,不宜劳民。当还都南京,奉谒[yè]陵庙,告以灾变之故,保养圣躬休息于 无为 。”邹缉的奏疏较客观地反映了营建北京及 迁都 后出现的种种危机,但 朱棣 依然发怒,“谓言事者谤讪,下诏严禁之,犯者不赦”。在永乐十八年(1420), 户部尚书 夏原吉 曾言:“连岁营建,今告成,宜抚流亡,蠲逋负以宽民力。可以看出营建北京使国家的财力消耗殆[dài]尽,急需恢复经济,以安民心。因而邹缉的言论从某种角度来讲并不为过。朱棣通过这次对言官及一些主张南迁大臣们的打击,使反对迁都的声音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