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年鉴

1948年王扆昌编著的图书

《中国美术年鉴·1947》讲述了:人类爱美观念,与生俱来, 芸芸 蒸民,非论文野,生活虽殊,爱美则同,特在文化发达,则美戚愈益滋长,而更求其充实。故民族 文野之分 ,惟在审美程度之距离;以百美术,实为民族文化之要端,其影响于政治,经济,宗教,文学,科学,工业,及一切社会生活者,关系至密,效力至巨,近代研究推进民族文化。

图书简介

精装纸本,图书大小:26cm×19cm ,出版时间: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十日

出版单位: 上海市 文化运动委员会中国图书杂志公司。

《中国美术年鉴》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美术学科的年鉴。因为是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所以著录的内容不限于1947年度,亦涵盖了 清代 中晚期 乾隆 、 爱新觉罗·颙琰 、 爱新觉罗·旻宁 、 咸丰 、 同治 、 光绪 、 宣统 年间(1736-1911年)和民国元年(1912年)以来的相关美术史料内容,包括著录美术院校和美术社团史111个,美术家传(附有肖像)4000余人,收录美术论文51篇,以及美术展览活动一览,美术家师承关系一览,文字容量百万字以上,还附有 中国画 、书法、篆刻、西洋画、雕塑、木刻版画、 平面设计 等大量美术作品图录,内容相当丰富,委实弥足珍贵。

图书目录

目录

书面

署签

封面装帧

扉页

书端

图案装帧

题词

题词

张道藩 近影

潘公 匪伉俪近影

虞文近影

编审委且会全体委员名录

支持团体名录

序文

卷首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英文)园外版专用

附分目索引:国外版专用

目录

卷首

目录

史料

卷首

九龙

万国美术专科学院.

小行星2197

平远山房

袁家山

萍花社书画会

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

文明雅集

豫园 书画善会

宛米山厉书画会

上海书画研究会

青漪馆书画会

私立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文美会

东方画会

天马 会

私立 上海艺术大学

晨光美术会

停云书画会

青年书画社

红书画社

大天鹅 绘画 补习学校

盛泽红梨金石书画会

素月画社

立达学园美术科

中国摄影学会

海上书画丰口会

上海 社

私立 中华艺术大学

艺观学会

古权今雨社金石书画社

私立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艺苑

白马画社

组美艺社

中国画 会

黑白影社

蜜蜂属 画社

长虹画社

私立上海艺术专科学校

曾李同门会

百川书画会

中国女子书画会

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

中华艺术教育社

默社

美社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 沪校

小留青馆书画社

涛社

清 艺社

随胎仙馆同学会

中华文蓉书画举院

上海市 书人人协会

上海美术会

行余书画社

上海市摄影记者协会

上海 美术茶会

上海市美术馆筹筛处

丹阳市

私立江苏正则艺术专科学校:

小行星2209

绿渠昼会

龙门昼社

北平市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中国画 举研究会

湖社

中国美术学院

文艺学会

私立北平艺术职业学校

私立京华艺术学校

雪庐画社

翰忧雅集

西安区

西北大学 西北文物研究室

咸都

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

吴江区

盛泽红梨金石书画会:

桐华艺术社

吴舆

双林石湖书画社

杭州市

西泠印社

杭州西 书画社

艺海同鸣会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苑社

小留青馆书画社

南京市

台湾中央大学艺术呆

中华全国美术会

江宁师范美术师范科

柳州市

柳州罗池艺苑

重庆市

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

国立重度师校美术师范科

香港

香港万 函授美术专科学院:

杏港女子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协会

桂林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立艺术专科学校

晋江市

泉州公立溪亭艺专师范学校

温陵金石书画会

一月漫画社

晋江美术会

常熟

虞西书画社

汉口

私立武昌专专科学校

华宇画社

嘉兴市

……

作品

国画

其他

研究文章

解读我国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成书过程

于蓝

在1948年10月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以下称《年鉴》)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由于该部《年鉴》以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为立足点,记录了近代美术家传略1454篇、美术作品730幅、论著51篇,以及全国各地的美术社团史料116篇和师承纪略26篇等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为近年来美术史研究工作者所关注。

当笔者第一次见到该部《年鉴》时,不以为然。认为这仅仅是一部类似于今天美术家词典之类的工具书,而且编辑于战乱年代,其中鱼目混珠者居多,不及细看。后来,一在《 新民晚报 》上见到署名 黄可 的文章对它所作评价较高,称其“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美术学科的年鉴,……内容相当丰富,委实弥足珍贵。”二在拍卖市场上, 上海市 嘉泰2006年秋季、上海国拍2008年春季,该《年鉴》均拍到一万二千元之巨。三在当今众多的美术家介绍中,都以入编该《年鉴》为荣,可见《年鉴》所收录的艺术家决非等闲之辈,更觉得这部出版于60年前的《年鉴》,决不是一部一般的工具书。年前,要阅读这部巨著,很难找到原著;在上海图书馆近代图书阅览室,有该书的照相光盘可供读者浏览,但毕竟是照相光盘,阅读起来十二万分的吃力;现在好了,该书已由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影印出版。一册在手,可以细细地在字里行间,寻找老一辈艺术家当年的风韵,品味他们多姿多彩的作品。解读当年编写《年鉴》的情景。

说实在的,不读不知道,越读越觉得当年编辑这部《年鉴》的前辈们的不容易。如此壮观的,将近70万字(连图片版面超过100万字)的一部《年鉴》,仅用了15个月,而且这15个月还包括排版印刷。按照笔者的经验,60年前,在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U盘,没有打印,全部要靠一支笔一张纸手工誊写,铅字排版,照相拼贴来完成这部《年鉴》的编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别的不说,单以美术家姓名排序为例。现在有了电脑,你只要在Word或 Excel 中创建一个文本,将全部姓名随意输入,无论多寡,在零点几秒的时间里即可完成,而且毋须校对。而在当时手工操作的情况下,就复杂得多了。先要为每一姓名做一张卡片(有时还不止一张),标明姓氏笔画几笔,起笔笔画,名字笔画几笔,起笔笔画,以及分类等等排序所需要的内容,随后按序分别存放。每产生一张新卡片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插入。末了再用稿纸按照笔画序抄录,校对后,交印刷厂排版。印刷厂排版后,先印成小样,校对无误后方能付印。1454个人名的目录及索引,前期工作不算,光是交印刷厂排版到校对无误,一个或两个来回,在时间上,没有八天十天是做不了的。所以,洋洋七十万字,能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完工,决非易事。

为此,笔者出于好奇,希望能还原当时编写该书的情景。于是,对该《年鉴》的13篇《序》、主编 王扆昌 的《编后记》、编辑 蒋孝游 的《编辑感言》,以及编审委员会诸委员和编辑团队组成人员的基本资料(传略)、部分美术社团史料、师承纪略进行了一番探索。

一、《年鉴》编写起因猜测

“三十六年七月,上海美术茶会干事部诸子,倡议编辑美术年鉴,推 昌主其事,自维诩陋,恐难肩此重责, 承朋辈及诸前辈相鼓励,遂不辞艰困,毅然为之。”这是主编 王扆昌 在《编后记》中的自述,但没有言明是谁首先提出编写《年鉴》的,当然从“推扆昌主其事”,可以肯定他当时在场,是倡议者之一或者是积极响应者之一。笔者又在张延章的序文中见到这样的文字“而艺术本诸群经。此我 张道藩 先生,所以有 上海市 美术茶会之集;虞文、 王扆昌 诸君子,所以有美术年鉴之辑者也。”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提出编写年鉴的主要人物是虞文和王扆昌,二是指《年鉴》之辑虞文是出版王扆昌是主编。然,查《年鉴》“虞文”和“上海美术茶会”条目发现,均未提及虞文与《年鉴》有关。

主编 王扆昌 在《编后记》中说得很明确,倡议编写《年鉴》的是上海美术茶会干事部诸子所为。那么,上海美术茶会干事部诸子是那些人呢?常任干事有王扆昌、史良 、 蒋孝游 、 王康乐 、 吴青霞 、杨达邦、张中原;聘任干事有陈景烈、王柳影、 胡倬云 、胡旭光、陈在新、郑孝廉、姚乃震、石佩卿、 陆元鼎 、朱有方。其中既无虞文,也无 张道藩 。由此可见,《年鉴》的倡议应该尊重主编 王扆昌 在其《编后记》里的陈述:“上海美术茶会干事部诸子,倡议编辑美术年鉴”。即1947年7月, 上海美术茶会 自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八次,参加人数从几十人猛增到800多人,不仅如此,而且在内容、形式上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茶会干事部诸子为此十分兴奋。某一天,他们在参加茶会的艺术家、社会人士陆续散去后,坐下来品茗聊天,对茶会的前景寄予无限希望,其间,偶尔有人提到:美术茶会何不将这段在上海美术史上的盛况,作为历史记录下来呢?于是想起了编写年鉴之事,于是乎得到了在座同道的积极响应。认为这不仅能总结一下 六年 上海市 美术界(当然也包括美术茶会)的盛况,“仅以记录卅六年度美术界之动态,用留纪念而已。”( 王扆昌 《编后记》句)也可以归纳一下近年来全国美术界的动态,于是“推扆昌主其事”。从一般常理推测,提出编写年鉴的极有可能就是主编本人,但其不便自吹自擂,于是将此事说成是集体的倡议。当然,这仅仅是猜测。

《年鉴》的编辑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编辑们能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值得敬佩的。然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喜欢空口说白话,吹大牛,他们是说干就干的实干家。既然有胆识提出倡议,在他们的心中少说已经有了三四分的把握。

二、当年编写《年鉴》的组织人事基础

编辑团队组成:主编:王扆昌;校阅: 姜丹书 , 陆丹林 , 俞剑华 ;编辑: 蒋孝游 、陈景烈、屠诗聘;助编: 戚叔玉 、 陈在新 ;校对:郑孝廉、 汪 、 王小摩 、倪左黄、姚乃震。

⒈ 担任校阅的 姜丹书 , 陆丹林 ,俞剑华年龄较大,但这三位在当年可称得上是美术界的前辈,在 美术教育 、鉴赏、评论及出版等方面均是行家里手。如姜丹书,63岁,历任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及 江浙 两省师范中学艺术教师,所著颇丰;陆丹林,51岁, 蜜蜂 画刊、 国画 月刊等编辑, 柏林 中国画展征集委员,教育部第二次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编辑委员兼征集委员,苏联中国艺展常务委员; 俞剑华 ,53岁,擅长国画、书法、西画、美术评论。屡在京沪各地举办画展,艺坛蜚声。所撰有《中国绘画史》、《国画研究》、《书法指南》、《历代画论大观》等书。报章杂志,短篇论文,不可胜计。历任大中学校教席。凭这三位前辈的阅历和社会交往,把持校阅,核查来稿,审定是否入编之关,问题是不大的,但仅此三人工作量相当可观。

⒉ 除上述三人年龄偏大外,其余参编人员的年龄都在40岁上下,平均为37.1岁。可见这支编辑团队具备精力充沛、能征善战的要素。

⒊ 绝大多数成员与上海画人协会、美术茶会有关。 王扆昌 : 上海市 画人协会理事长(发起人),上海美术茶会总干事(发起人); 蒋孝游 :上海市画人协会常务理事(发起人),美术茶会干事并兼主任秘书(发起人); 戚叔玉 :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陈在新: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美术茶会干事兼外事组长;郑孝廉:上海市画人协会干事;汪灏: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姚乃震:上海市画人协会秘书,美术茶会干事。王小摩、倪左黄等人均为 上海市 画人协会和美术茶会成员。由此,亦可以推测推选 王扆昌 为主编,事出当时其位居 上海市 画人协会理事长和上海美术茶会总干事两职。

⒋ 王扆昌 、 蒋孝游 、郑孝廉、汪灏师出同门,均为鹿胎仙馆 郑午昌 的学生。

⒌ 王扆昌、 陆丹林 、蒋孝游、屠诗聘、郑孝廉等均有担任编辑、总编辑、主笔、主编之职的经历,出版过期刊、杂志、画册。其中屠诗聘在《年鉴》中无任何资料,通过网络搜索 上海 地方志—— 上海出版志 ——1943~1949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得知其是《年鉴》的出版社——中国图书杂志公司的主编。

6、 王扆昌 、蒋孝游、陈景烈等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美术家人事信息,为编写《年鉴》奠定了组织人事基础。如 上海市 画人协会,至1947年底,有会员452人;上海美术茶会,至1947年,共计上海地区会员1782人,各地会员150余人。同时,这两个组织共同有陈景烈掌管组织人事工作。

既有了勇气,又有了基础,于是就大着胆子向前迈进。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硬是一座虎山……

三、该《年鉴》编写的艰难程度

1、“吾国出版年鉴,尚属创举。编印之始,无蓝本宿稿,可资参考。”( 王扆昌 《编后记》句)其实,在他们之前是有人提出过编辑出版年鉴之事了。“大约在民国十八九年吧,老友 黄宾虹 先生接办 神州国光社 ,曾有过编印美术年鉴的提议,我也义务的参与过编辑计划,但是因为编印不易,而神州国光社不久又变了质,黄先生也脱离了,于是这编印美术年鉴的计划,边昙花一现都没有现,就归于泡影了。二十年来,一直没有人提起这种事情,所以一直到现在,中国还连一本不像样的美术年鉴都没有,这是我们美术界的耻辱吗?不,简直是国家的耻辱!”( 俞剑华 序)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他们之前,是有人提出过编印美术年鉴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而且这事情一搁就是十七八年。这也很难怪罪某一个人,原因是“我国艺术界,过去对整个艺坛,甚少顾问”( 颜文樑 序),在那个年代的艺术家,圈子很小,只局限于同系同门同派,这是不争的事实。谁愿意而且敢于突破系统、门类、派别而为之呢?然而,美术茶会做了, 王扆昌 、 蒋孝游 他们做了。就像蒋锡颐先生在序中所说的那样:“要明知其难而不退缩,方能成功,否则对于难做的事情,永远没有人去做,岂不永远没有成功的一日了!然而毕竟知难而不动手的人多,冒险尝试的人少,因此,连一本编得不像样的年鉴也没有,……”

尽管编印之始,无蓝本宿稿,可资参考。但他们既有胆识提出编写《年鉴》,想必,一定是知道《年鉴》是怎么一回事的。所以,“本书编辑,殊无前例,规划未周,遗漏殊多。”( 蒋孝游 《编辑感言》句)可见编辑之初是有规划的,只不过是“未周”(谦逊之词)罢了。但从整本《年鉴》的编排布局可以看出,编辑们不愧为是当代的美术家,不仅在编目上动足脑筋,将繁杂门类编得一目了然,并请了当时的各个门类的著名人物 严独鹤 、 庞元济 、 张乃燕 、 吴湖帆 、 马公愚 、 郑午昌 、 王福庵 、 颜文樑 、 张充仁 、 郎静山 、 姜丹书 、 陆丹林 为序文、史料、师承纪略、美术家传略等题写卷首,更显现出编者的独具匠心和考虑之周详,同时也体现了该书得到当时艺术界权威认可的程度。

2、“其间受经济影响,将陷于停顿者再三。”( 王扆昌 《编后记》句)1947~1948年之间,解放大军直逼江南, 上海市 的经济处于“物价飞腾,一日数惊,” (王扆昌《编后记》句)濒临崩溃的状态,编辑这样一部巨著在经济上受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政府一向是忙于救国,忙于治安,对于艺术,好在不是当务之急,同时又好像与福利无关,向来听其自然,可有可无。社会上大多数人沉湎于货利,对于精神问题,他们另有见解,一般人目光中的艺术,不过是一种 点缀品 ,甚至是奢侈品。负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美术的命运,几乎令人不堪设想。”(蒋锡颐序)从这段文字印证了当时 中国国民党 政府及一般民众对于艺术,对于年鉴出版的态度;政府忙于 内战 ,忙于镇压工人运动,忙于消灭 上海市 的地下党活动,而市民们则忙于为一日三餐奔波。然而“我国美术家无不自力更生、埋头苦干的。政府从来不帮助美术家,美术家亦从来不仰求政府。每从冷落清苦的环境,自求灵妙愉快的安慰,不尤单瓢陋巷,不嫌轻视冷笑,而兢兢于美术之研习。偶逢水旱兵火,需要救济,则无不尽心力以赴;而于发扬文化,为国争光,尤肯群运群力,惟恐或后,并不期有所报酬。”( 郑午昌 序)郑午昌先生也在序文中因政府的不支持为编辑们抱不平。

然后,编辑诸子在无奈之时,他们自有自己的对策,可以说这样的对策是被政府逼出来的,在一开始并没有这种打算。编辑们“于发扬文化,为国争光,尤肯群运群力,惟恐或后,并不期有所报酬。”(郑午昌序)齐心协力,靠众同仁的物资捐助和经济援助度过难关。在主编先生的《编后记》中,有四份名单,可以想见当时克服种种困难的情景。第一份是“协助校编者,尤推 陆丹林 , 姜丹书 , 俞剑华 三氏审订最劳,编校同人中,以 蒋孝游 同学兄所耗精力独多”;第二份是“协助事务者,推陈景烈,石佩卿,王柳影诸兄奔走最力”;第三份是“捐助物资者,为 马公愚 , 汪声远 , 陈巨来 , 张大壮 , 吴野洲 , 陆元鼎 ,张溪堂, 江寒汀 , 朱积诚 ,张公威,姜丹书, 吴青霞 ,俞剑华, 戚叔玉 ,商笙伯诸氏,尤以郑午昌夫子最多”;第四份是“援助经济者:为 丁健行 , 陆元鼎 , 沈谦 、 沈雁 ,戚叔玉, 厉国香 ,朱沛甘,陈怀卿,唐旭升,姚永年,丁庆龄,陈景烈,姚乃震,汪仰真,蒋趾奇诸氏,而以丁健行氏支援最力,陈在新兄张罗最勤。”这四份名单有点象今天做成某一项巨大工程后,所开列的表彰名单。从这四份名单中,我注意到:他将物资捐助和经济援助明显地分列成两份。而 马公愚 , 汪声远 , 陈巨来 , 张大壮 , 吴野洲 , 陆元鼎 , 江寒汀 , 郑午昌 等是属于物资捐助者。试想,当年赫赫有名的书画大家,他们能捐助的物资会是什么呢?不会是从家里拿些纸张笔墨来吧?推想起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藏品,二是自己的作品,但是前者的可能性较少,一般说来是自己的作品。编辑诸子将这些作品放在某一个画廊或者是美术茶会中变卖,多少也能救救急(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价格不一定能卖得很高)。其中郑午昌夫子最多,那是肯定的,自己学生们所创导的事业,在危急关头,老师是不能不管的,在他的序中也印证了这一点。至于经济援助,那肯定是钱财了,“以丁健行氏支援最力”,可见丁氏出得最多。从丁氏在《年鉴》中的传略看,他是一个商人,“壮岁即著书行世,於诗文书画,无所不窥。经商余暇,偶作 小品 ,清新婉妙,人争宝之。”在经商之余能从事艺事者,且所作清新婉妙,并非等闲之辈,在生意场上是过得去的人物。同时,用现代的语言说,他是一个美术发烧友,到了诗文书画,无所不窥的地步。想必,与编辑中的某些人或者绝大部分人是知交,所以,在朋友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慷慨解囊也在情理之中。

于是,“本年的美术年鉴,由于主持人的‘破釜沉舟’居然成此空前的巨著,可以说是出乎意料之外。”( 俞剑华 序)主持人已经到了破釜沉舟的地步,可见经济上的束缚到了何等程度。

3、《年鉴》编辑的工作环境十分简陋。“梅苞腊雪的残冬,转瞬已是春满江南,草长莺飞,又快临到蚕眠豆熟的黄梅时节,参加年鉴编 的朋友们,已经孜孜不倦的工作了半个年头以上了。我相信他们在这半年之中,局处 陕西北路 的一间斗室,白天的写字台就是夜间的卧榻,虽然早已忘记了窗外的阴晴寒 ,花开花落;就看编辑室内,从各方搜集来的美术文字和图片,非但琳琅满目,而且光辉灿烂。——也就可以了解编者的辛苦了。”(王进珊序)可想而知,当时编辑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到种种压力,就是工作环境也是十分艰苦的,一间斗室,几个人挤在一起,日以继夜地工作着。难怪他们的老师 郑午昌 十分心痛他的学生,于是有“於政治倥偬,军事倥偬, 经济崩溃 ,民生艰困之时,而竟有美术年鉴之编印,闻者无不又惊又喜。”之感叹。

四、该《年鉴》编写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尴尬和无奈

1、“初意小作尝试,仅以记录卅六年度美术界之动态,用留纪念而已。”编辑之初,原以三十六年之美术界动态为限,应该是他们所设定的框架。所以,。但始料不及的是,一经征稿,四方响应,纷纷报以文稿, 赐 图片。似雪花般地从全国各地飞来的文稿画片,美不胜收,洋洋洒洒。虽然,以时期言,则上溯 同光 ,下迄最近。以地域言,则迩自沪杭,远逮边陲,琳琅满目,使编辑诸子欣喜若狂,同时也让他们为难。如果增加版面,有限的预算将捉襟见肘;如不扩大收编范围,这些资料恐怕将被历史湮没,所以破釜沉舟,尽加搜罗。至于经济,只能先搁一搁再说了。此尴尬之一也。

2、“不易公允”之说。在 蒋孝游 的《编辑感言》, 王进珊 的序文中多处提到“不易公允”。这“不易公允”是谦逊之词,还是有所指的?在 中国国民党 统治下的 上海市 ,要出版涵盖全国美术动态的《年鉴》,能让你公允吗?如近在咫尺的 张乐平 先生没有入编,张乐平先生创作的《 三毛流浪记 》于1947年(即民国卅六年),在《 大公报 》上连载,而且轰动上海滩,作为美术茶会诸子不会不知道。还有 华君武 先生等等;在美术社团史料方面应该有“ 鲁迅美术学院 ”。想来编辑诸君定有难言之隐,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上海,你要将 延安市 的共产党人的进步的人和组织列入年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许他们出于公允,曾将美术界的人、事、组织,不分阶别林林总总都归纳其中,但通不过 张道藩 、虞文的关卡,当然,因编辑时间匆促,而遗漏也不在少数。如:2008年2月2日《 新民晚报 》阅读专栏报道的“中国闺秀油画家 关紫兰 ”也是一例。

3、“承编审委员会诸委员指示”之说。“本书承编审委员会诸委员指示编辑方法及搜集资料。”之句出现 蒋孝游 的《编辑感言》和 王扆昌 的《编后记》中。按理一部著作的编辑,在编审委员会制订了编辑计划后,主编乃是绝对的权威人士,有事应向主编请示才对。为什么连主编先生都有“承编审委员会诸委员指示”之说呢,难道在美术茶会“民主”之风是如此浓烈?在编辑的过程中,需要经常或者说不断地根据“编审委员会诸委员”的指令来进行调整编辑方向。回过头来,我们去看列在《年鉴》最前面的“编审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录”,主任委员: 潘公展 、虞文;在委员中,除了 王扆昌 、 蒋孝游 、 姜丹书 、 陆丹林 、 俞剑华 、屠诗聘、陈景烈之外,其他编辑人员还排不上号,都是些在上海各界的权威人物,如王进珊、 王福庵 、 汪亚尘 、 吴湖帆 、李仲乾、 李泳森 、 郎静山 、 孙雪泥 、 马公愚 、 陈巨来 、 陆元鼎 、 张大千 、张充仁、许士琪、 贺天健 、 郑午昌 、蒋锡颐、 刘海粟 、 庞左玉 、 严独鹤 等等,然而,编审委员会却是在潘、虞二人的主持下工作着。从他们两人在《年鉴》美术家传略中的描述,没有一个人是与美术有关的,只是空占了个书法家的头衔,更不用说有作品选登。

这就告诉后来者一个事实,也是茶会诸编辑的高明之处。尽管政府没有拿出一个子儿来支持《年鉴》的出版,但在编辑上不仅插上一脚,而且严加控制。其他资料表明, 潘公展 当时对出版界盯得很紧,《年鉴》的编辑在当时也算是一件较大的出版物, 中国国民党 当局是不会让你自成一体的。所以,这恐怕是编者的无奈之处,即“不易公允”之处。为此,也不难想见,为什么《年鉴》的扉页上有 张道藩 、潘公展、虞文的近影,这三个人中,潘公展:《 申报 》董事长兼社长、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虞文: 上海市 文化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道藩: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正由于他们的介入,《年鉴》便成了由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出版,然而,编辑们是不服气的,无奈之下,只能在《编后记》和《序》等处暗渡陈仓,发发牢骚,出出闷气。也正因为如此,原本编辑《年鉴》是 上海 美术茶会的事,一下子变成了由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出版,虞文发行了。

但《年鉴》编辑诸子是聪明的,这些蛛丝马迹,给后来者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暗示,让我们可以顺着这些痕迹探索编辑们当年的艰辛和无奈。

4、主编 王扆昌 条目的隐匿。在《年鉴》里如不仔细阅读 王姓 各条目,只是从索引中去寻找“王扆昌”,是不会有结果的。笔者最终在“ 王端 ”条目中发现,“王端, 国画 家。字扆昌,一字之端,又字孝善,别署五士草堂主。 绍兴市 人,年四十,1908年10月27日生。擅长国画,书法,商业美术。从 郑午昌 、李健、王潜楼、 钱云鹤 诸前辈游。十四岁学 汉隶 ,鸡鸣而起,临摹不辍。国画宗宋元,尤工画竹,兼擅商业美术。民十六,与西泠诸子,办中华艺术同盟,艺海同鸣会,於 杭州 ,被推为执委。……并主持三十六年美术年鉴编务。现任 上海市 画人协会理事长, 上海 市美术会常务理事,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 图案系教授,卿云出版社总编辑,人与物出版社总编辑,上海美术茶会总干事等职务。”可见, 王端 即 王扆昌 ,是一位出道很早,在上海滩有一定影响力的美术家。为什么身为主编,又为美术界办了一件好事的他,不以“王扆昌”入《年鉴》,而用“ 王端 ”呢?是否这也是主编先生的一种尴尬呢?可惜,当今已为时过晚,无从考证其深层次的原因了。

五、《年鉴》的出版,在当时美术界及社会各界的影响。

1、 颜文樑 序:“ 上海 美术茶会,成立迄今为时不过数月,近鉴于此工作之重要, 爰 有《美术年鉴》之编辑。我知是书一出,不特 采广博,掇拾精详,为艺坛辟一新纪元,而我国多年来之美术运动,亦可藉此得有源流可稽, 假而与欧美各国艺坛通声息,亦意中事也。”

2、 王进珊 序:“年鉴虽然不同于正史,却是断代史料的宝库,留待将来,也就成了宝贵的史籍。倘能每年一部继续不断的出版下去,一部完备的近代史料便逐渐累积起来,这便是年鉴出版事业,在文明国家特别发达的原因。所以当大家谈论到这部年鉴的编印,灯光辉映着熊熊的炉火,深深的体会到参加这部年鉴编纂工作的朋友们的动机,不在出版营利,各人心头却充满了贡献于美术事业的热忱与毅力,仿佛宗教信徒之向往于他们的经传宝典。可是年鉴编印的困难甚多:经营草创,难期完备,此其一;篇幅有限,门类众多,既虑繁杂,又恐遗漏,此其二;作家漫无统计,作品尤难搜求,审选 抉 择,不易公允,此其三;物价飞腾,纸张印刷,无法预算,经费难筹,此其四:这此都是筹编期间应有的顾虑,也是事实上的问题。……而在这种社会动荡,学术滞退,道德败坏的时期,皇皇巨制的美术年鉴不但弥补了美术界的遗憾,造成了我国近代出版的荣誉,做了学术年鉴,道德年鉴之类的先驱。所以就人类文化史料而言,也更有其不可抹煞的时代意义。”

3、蒋锡颐序:在眼下动荡不定的局势下,飞黄腾达的物价下,美术茶会毅然决然来办这件事,不仅使美术界感到莫大的兴奋,即全国文化界也不免投以惊奇的一瞥,经济与物质条件的束缚,明知这是一件不易讨好的工作,但是他们竟不顾一切的进行了,他们没有充分的经济预算,事实上也无法预算;没有充分的人力办事,凭少数人的埋头苦干,日以继夜的工作,日坐愁城,张罗款项,处斗室,编写稿件,也许有人讥笑他们是自讨苦吃,但他们所吃的苦,是有意义的。许多老前辈的鼓励,和各地美术家的响应,使他们增加不少勇气,虽然物质上的困难,日益增加,但是他们毕竟排除万难,完成了这艰巨的工作。我对于这本我国第一部出版的美术年鉴,同时想到他们一切困苦过程,真有“热泪盈眶”之感,编者要我作篇序文,就拉杂写点感想,祝贺编者的成功,并对编者的坚苦的精神,表示无限同情。

4、 汪亚尘 序: 上海 美术茶会,为胜利后最努力于美术活动者,今拟编辑三十六年美术年鉴,事属创举,困难必多,而茶会干事部诸子,竟不顾一切而为之,毅力殊堪钦佩,若吾人仅附庸于陈腐颓废之艺术,则美术家之本身永无进步,甚或陷社会更堕落于黑暗之境,故今日之治艺术者,应着眼于远者大者,不仅为个人艺术成功而已,年鉴之辑,所以纪以往而励来者,重要可知,茶会诸子,皆青年后起之秀,负此重任,即使未臻理想之完善,而贡献已大,余于是辑实寄予无限厚望焉。

5、 俞剑华 序:现在在兀 不安的时局下,在飞黄腾达的物价下,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下,在印刷纸张制版种种困难的条件下,想不到美术茶会却有冲破藩篱,不顾一切的勇气,而来出版在中国破天荒的美术年鉴,这消息不但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惊奇!所以这本美术年鉴不管好不好,总不能不算是奇迹!

六、后记

1、在上海美术茶会诸子为《年鉴》出版而开的庆祝酒会的酒气尚未散尽,欣喜若狂的心情尚未冷却,正为出版海外版而摩拳擦掌的时候,“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已响彻了 上海市 的大街小巷。上海的解放给《年鉴》带来的厄运是谁也没有想到: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那些拥有这部《年鉴》的艺术家们,谁愿意没事找事,拿《年鉴》示人,虽说你是为了查找资料,以求证一个或两个学术疑问,但《年鉴》开篇,那三个上海滩上反动文人的近影,或许会使第二者第三者想起什么来,在不知不觉之际,让你得个莫须有的罪名。于是,原本就胆小怕事不愿引火烧身的艺术家们,或将其束之高阁沉入箱底,或毁其尊容废其影页,或付之一炬一了百了。到了“文革”时期,其状更加惨烈,该书更是在被破被除之列,要是谁家被抄出一部《年鉴》,那才叫是颠扑不破的反动罪证了,他的罪名至少可以批上三天三夜;所以,明白的,早已将它化为灰烬,免得生出些许是非来。至于,编辑们的遭遇,更应该“最是不堪回首处”。所以,这是更让众前辈乃至所有与该《年鉴》有关的善良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事。然后,它的存世稀缺和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恰又成就了当今那些拥有这本《年鉴》,又与艺术毫无关联的玩家,多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2、有的人会问,如果当时不急于出版,而将这许多资料保留下来,迎接 上海市 的解放,再议出版之事,那一定更完备。我在这里要毫不客气地说,编年鉴不是编词典,更不是写小说,它有一定的时效性。如果真的是这样做了,那这本《年鉴》的出版也将是遥遥无期的。一方面,解放初期党的重点工作是恢复上海的经济,根本不可能来关注一本无伤大雅的《年鉴》。即使是顾问了,内容的审核必将从头开始,等到审定,那时该《年鉴》还是“民国三十六年”吗?更何况,随之而来的历次运动,完全有可能将它打入冷宫,甚至扔进废纸堆。

3、《年鉴》之编辑,是一群聪明能干、才气横溢、年届不惑的年轻人,他们懂得:为了《年鉴》的出版,拿生命作本钱与 中国国民党 当局去拼是不值得的,但 张道藩 、 潘公展 、虞文之流,硬是要坐在你的头上拉屎,你也只能来个“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指东打西的游击战术。在编辑期间,想必是受了不少委屈。主编先生在国民党反动文人的淫威之下,“打击之事,铸版,印刷,纸张,工作,以及人事种种困难,层出不穷,有加无已。”是可想而知的。要说“铸版,印刷,纸张”之类,这只是经济上的打击,尚可以通过努力加以克服,而“人事种种困难”(暗指来自当局的压力)才是最头痛的了。说不定在当时,主编先生有可能发过牢骚赌过气,甚至甩过主编的乌纱帽。然而,廼承朋辈及诸前辈相鼓励,遂不辞艰困,毅然为之。惨澹经营,阅时年余,始底於成。

感谢 王扆昌 、 蒋孝游 等美术界的前辈历尽千难万险,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在中国破天荒的美术年鉴。尽管,从今天的眼光去看,它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无论如何,要不是他们的努力,中国有美术年鉴至少要晚四十五年。因为直到1993年 中国美术馆 才谱写了它的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