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乡运动

清乡运动，是日伪合作在1941-1945年的非常时期内，在华中（主要指江浙沪一带）和华南占领区内推行的一项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性质的运动。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扶植下于南京登场。日汪“清乡运动”于次年7月1日正式施行，分为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等几个步骤。整个“清乡运动”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府倒台方告结束，持续了四年时间。该运动主要目的是军事清剿，政治布控，经济掠夺，思想奴化。

一体化的“清乡”活动给沦陷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沦陷区抗日力量大大受损，社会经济衰弱不堪。“清乡”是日本推行伪化统治的主要手段，是确立其政权在被占领区的有效武器。

事件背景

“清乡”的出台和实施，是日伪双方共同选择的结果。汪精卫曾说，“清乡”的宗旨和目的在于“确立治安，改善经济生活”，进而“使农村得以安堵，耕地得以整理”，“交通之恢复，实业之振兴”。但是，细加考察，双方的目的远较此险恶和卑劣。发动太平洋战争、争夺东南亚沿线，是日本进行扩大侵略战争的关键一步。为此，日本必须要紧缩中国兵力以便调集到东南亚地区。但是，因其抢占了大片中国领土，驻扎了大批日军，要进行兵力大调度，又要打击抗日武装，兵源就显得捉襟见肘，1942年其在华中地区兵力才仅仅14万余人。另一方面，日本资源匮乏，加上对华战争消耗了大量财力，要支持长期战争，必须“以战养战”，巩固在战略资源丰富的华中地区的统治，为此，必须要培植汉奸势力，“以华制华”，这成为日本扶植汪伪政权实施“清乡”的根本意图。

汪伪政权要反共建国，巩固并扩大对东南沦陷区的统治，掠夺更多的财富，也需要借助日本来推行“清乡”运动。尽管汪伪政权是全国性政权，但实际势力所及，仅是对南京、安徽和苏浙沪一带的几个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的点线扼守，根基极为薄弱，“欲藉清乡来奠定其政治的初基，实现其局部的“和平”，并欲于‘ 清乡运动 ’中扩张汪派的势力，排斥维新派的势力”，还能“征收田赋，以期解救财政上的困难”。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清乡”，汪伪政权要“得到一片完全自由行使权利的地方”。汪伪还积极反共，把清剿共产党列入“清乡”的首要任务，言明“中国共产党是奉行第三国际使命，违反民族利益，危害中国，扰乱农村，破坏东亚合作的唯一之大敌”，必须加以剪除才能维护“东亚“和平””。基于双方共同利益的需要，经过日方主军事汪伪主政治的协议分工后，就紧锣密鼓地策划“清乡”机构的设立。

事件过程

从一九四一年夏天至一九四五年夏天，日伪的“清乡”分四个阶段展开：

第一阶段

从一九四一年夏至一九四二年夏，首先在苏南的苏州市、常州、太仓市和锡无锡、武进区、澄江阴地区进行。“清乡”发动前，汪伪清乡委员会成立了以李士群、汪曼云为正恻主任的苏州办事处及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直接指挥苏南地区的“清乡”。接下来又在各县建立了清乡特别区公署。李士群还与日军第十三军团参谋长签订了《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规定伪军、保安队和警察由日军调遣指挥。一九四一年七月，日敌调集两个师团的兵力配合伪军六个正规师，总计七万人以上，配合以飞机汽艇，对苏南地区实行空前的大“清剿”。凭着绝对优势的兵力，日伪狂妄叫嚣“此次清乡扫荡打击重建之新四军，系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妄图置苏南新四军于死地。七至九月，敌伪以主力先向苏、常、太地区，实行对主力的大包围，十至十二月转向澄、锡、虞常熟地区，对中心根据地实行残酷的屠杀与抢掠，一九四二年二月至六月又转向昆山市、相城区、锡无锡地区，实行严密的封锁分割。在仅一万七千余平方公里的面积内的苏南地区，敌伪控制了公路干线二十条、支线六十多条，构筑据点近四百个。新四军各部队之间的交通为敌伪隔截，敌人的汽艇穿梭于水网地带，加上日伪以梳、拉网战术，分进合击、反复搜索，使军民活动陷于困难，某些地区只能以营、连甚至班、排和一便衣活动。“我方在清乡初期因无经验猝不及防，又加战术指导上的缺点，是受了相当的损失，约相当实力的五分之一。”

第二阶段

从一九四二年春至一九四三年夏，着重在太湖东南地区、上海郊区及苏淮特别区进行。一九四二年七月成立了太湖东南地区第一期清乡督察专员公署，清乡委员会在嘉兴市设立了驻嘉办事处，由汪曼云任主任。这一清乡区地处江浙沪交界处，包括青浦区全县、吴江区、松江区大部以及嘉兴、嘉善县、昆山市各一·部。由于该地区历来是最富庶的鱼米之乡，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和伪浙江省省长傅式说，都想包办该地区的“清乡”。汪精卫原来指使李士群密议清乡方案，由李一手经办，但傅式说得知后当面向汪精卫表示“两省清乡，由两省各办，应该联防，而不应该连办”，否则他就辞职不干。李士群只好将“清乡”伪军撤回苏州市，第一期太湖东南地区清乡，便中途夭折了。太湖东南地区的第二期“清乡”，于同年十月开始，清乡委员会在杭州市设立驻浙办事处，由傅式说兼主任。清乡辖区划分六个特别区，包括平湖市、海盐、金山区三县全部以及松江区、海宁市、嘉兴市、嘉善县四县部分地区。日本小林部队二千人配合伪军，进行“扫荡剔抉”，推行各项“治安”措施。日伪乘这次“清乡”大肆进行搜刮抢掠，大小头目中饱私囊。汪曼云在沪昆高速铁路一狭石站“检问所”拦截一列火车，就从旅客身上搜刮现钞八千多元，而沪杭线每天有八班车对开，一天就是六万四千元。群众讽刺说“生意要做‘五洋’做官要做‘清乡”。据统计，浙江省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度财政收人总计七千一百五十九万余元，单单清乡赋税就达三千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八。上海郊区的“清乡”开始于一九四二年八月，重点置于浦东新区地区的南汇区、奉贤区、川沙县三县。同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上海市分会，由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兼主任。陈公博与日军小林信男部队长签订了《关于上海地区清乡工作中日协定》及各项清乡条规章则。九月向南汇、奉贤、北桥三区实施第一期“清乡”。千月，日本调集三个团兵力，配合匪伪刘铁成部约五千人，对南汇、奉贤、川沙三县实行全面封锁，并由南向北分区“清剿”，妄图扑灭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至一九四三年春，上海第一期“清乡”结束。同年四至十月，又转向崇明区、嘉定、宝山区三县。

第三阶段

从一九四三年春至一九四四年初，日伪把“清乡”的重点置于镇江市、苏北地区和浙江省的杭州市、余姚市等地。镇江专区包括镇江、丹阳市、扬中市三县和武迸、金坛区、无锡各一部。此区地处大江南北要冲，是代茅山、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一九四三年三月敌伪成立了镇江地区清乡主任公署，日伪又签订了《关于镇江地区清乡工作之中日协定》。三月至八月，日军及伪保安队、警察倾巢出动，采取“剿抚兼施”的反动策略，疯狂地向丹北、金坛、丹武、茅山、长漏、太隔等地进行“清剿”。敌伪在镇、一丹、武地区构筑封锁竹篱长达二百七十三里，并在通衙要道设置大小“检问所”及临时据点，妄图分割根据地，将抗日军民封锁在“清乡”网内，实施残酷的“搜剿”。致使抗日军民“无立足之地”，不得不撤离封锁线外，潜伏于茅山一带。日伪还阴险地进行“策反”招抚活动，新四军镇丹县长兼地方部队负责人叛变投敌，由他组建了一个“别动队”，配合日伪军向抗日军民进行“清剿”，“遂使抗敌战争与革命事业，遭受到极大的破坏与无可补救的损失”，“新四军茅山根据地也受到了最惨重的打击”。

苏北地区的“清乡”开始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月八日李士群与日军签订了《苏北第一期清乡工作实施之协定》，又在南通市成立了苏北清乡主任公署。日酋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及小林师团长和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先后亲临南通指挥。四月初，日军调精锐数千，伪军出动二万人，配合数百名特务，气势汹汹汹向通南通、如皋市、海门区、启东市地区发动第一期清乡，企图以优势兵力，一举消灭新四军一师主力。因此，该地区的清乡空前残酷。“敌汪铁蹄所至，残暴兽行随之，掳掠不论贫富，十室九空，奸淫竟及女孩老妇，极尽兽行之能事。如南通中区被奸淫妇女为数即达千人。好淫掳撩之外，复采取乱烧乱杀政策，‘清乡’区内被烧毁之民房，触目皆是。人民横遭颠沛流离痛苦，而南通十总店一次即屠杀老弱妇女六七十人，更是惨绝人性。”敌伪遭军民强有力的大规模破击后，又先后实施“政治清乡”、“机动清乡”和“延期清乡”，至一九四四年一月，均被苏中军民所挫败。

日伪为了掠夺盐和棉花，在这一阶段还向余姚庵东盐场及其周围棉产区发动“清乡”。与此同时，又在杭州市周围崇德、桐乡、海宁市以及嘉兴市、昊县、德清县、杭县之一部实施“清乡”。

第四阶段

从一九四四年初至一九四五年夏，是日伪“清乡”最后失败的阶段。除了对原“清乡”地区实施所谓“刷新清乡”和“高度清乡”外，又在安徽、广东省、湖北占领区的部分县分推行“青乡”。这些地区的“清乡”是在日伪急剧衰败的形势下进行的。一九四三年五月，汪伪政府撤销了清乡委员会，只在厅政院下设立清乡事务局，由汪曼云任局长。汪曼云供认“要是把‘清乡’再像过去那样，大吹大擂地搞下去，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更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同时为使‘清乡’所引起的汉奸内部矛盾缓和一下，于是决定将清乡委员会撤销，把所谓‘清乡’工作改由各该省市政府自行办理。”⑩一九四四年二月，汪伪正南京召开“清乡”会议，汪精卫象泄了气的皮球，连会议也不出席，叫周佛海主持，会上没有制订什么新约方案，只是以一种伪装的姿态和骗人的宣传，给各地方伪政府继续撑腰打气。所以，会后在广东省、湖北、安徽部分地区进行的“清乡”，已成了强弩之末，原来一套“清乡”办法，根本无力卖施。在抗日军民的英勇顽强打击下，各地区的“清乡”至一九四五年夏天，终于彻底破产。

具体措施

军事扫荡和封锁

“军事清乡”首先是进行“扫荡”。清乡一开始，先是在浙江省沦陷区划出“清乡区”，然后征发民工、砖瓦和竹竿等，在周围广筑堡炮楼，构筑封锁沟和铁丝网，在交通线和河道湖面加紧舟车的巡逻。封锁完成后，日伪即出动兵力对抗日力量和政府机关进行“扫荡”。对于抗日根据地和活动中心，则采取拉网式、梳篦式战术，分进合击；同时在包围圈内增设据点，坚壁清野，致使许多地方都荒芜一片。

其次就是对沦陷区军民的“封锁政策”。一般是强征竹篱材料和铁丝，同时训练专业封锁人员，圈定“封锁区”。为了对“封锁区”内的民众加以控制，在各个出入口，设立大小“检问所”，盘查出入人员，有些据点还设碉堡，配备日伪军守卫。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4月，日伪在浙江省 “清乡区”修建封锁线长达187公里，大小“检问所”40个。1943年4月到5月，日伪军强制庵东群众将东起新浦沿闸口、西至英生街的沿南封锁线塘堤，筑高50公分，加阔4公尺，铺成32公里长的泥面公路，设“检问所”22处，大小碉堡22座。日伪为了修建封锁线，还肆意损害人民的财产。“日伪军担心农村中抗日力量攻打县城，强令将沿城四周两里以内的树木砍伐光，单是东门一带被破坏的桑园就有几百亩。”人民自由也受到绝对限制，出入“封锁区”必须携带“良民证”等证件。对于不满人员或钻篱笆人员，轻则关押处罚，重则枪杀。

政治控制

随着“军事清乡”而来的是“政治清乡”。日伪清乡”“特别着重于‘政治’方面的阴谋，由‘政治’的阴谋而达到‘军事’‘经济’阴谋的兑取”，从而加强伪化统治。

“政治清乡”实质就是集警察伪化、保甲连坐、团体监控为一体的法西斯主义殖民统治。“政治清乡”特别注重建立警察保安系统，强化伪政权。汪伪政府在“清乡区”内除设有清乡警察总队外，省有保安司令部，区有保安处，县有保安大队，还设置警务督导室对警务督导，以期增进工作效能。日伪企图通过建立层层武装机器，肃清游匪，根除地痞莠民，协助催征赋税，编组保甲，从而使“治安得以确立，民生得以昭苏”。据伪省府统计，浙江省三个清乡区共配备警察保安人数为8254人，大约每200人中就有一个安保人员。在招收的警察和保安队伍中，人员大多是平民，多为被迫加入。当然也有不少中国国民党游杂部队和地痞流氓，充入警察保安系统，对平民实施监控，形成了庞大的网络体系。

为加强社会团体控制，大搞“自卫团”和社团。“自卫团”是以地痞流氓等为主要成员组织的准军事性反动团体，主要用于“防剿”抗日军民，“编组保甲，辅助（日伪）军警维持地方治安”。团丁平时维护治安，入室查口，协助追寻“共匪”；战时参加修筑军事设施，有时参加战斗。为造就地方有力之团队，日伪特别注重对团丁的操练和干部的训练，最终训练团丁近20万人。同时，为加强对社会各团体的控制，汪伪当局着重调整旧有人民团体和各种行会组织，规定工商业行会凡满七家者，责令组织同业工会、重订宗旨和政纲来顺应日伪需要，如第一清乡区就在半年内新增和调整了各种团体321个。

经济掠夺

“经济清乡”是日伪“清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日伪延续统治的生命线。汪精卫极度关注两个问题。

“经济清乡”的第一步棋是物资统制和物资掠夺。日伪通过物资管制法规和条例，对粮食、棉花、盐、金属矿石等重要物资实施严控。为了控制掠夺杭嘉湖平原地区的米、丝和余姚庵东的盐场，日伪专门建立了华中蚕丝公司和华丰公司。日伪的物资统制，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日伪搜刮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切断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物资流通，从经济上困死抗日军民。日伪把粮食、棉花、茶叶等农产品列为重点掠夺物资对象，其掠夺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征发，利用伪政权对沦陷区人民强行摊派，公开搜刮。

思想钳制

在日伪的“清乡”计划中，“思想清乡”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汪精卫深知精神统治的重要性，一再鼓吹“清乡先要清心”，从而使人民在“心力”上信任所谓的“和平”运动。通过此举，日伪对“清乡区”人民的思想控制和精神奴役得到空前强化。

“清乡”宣传是伴随“军事清乡”“政治清乡”鼓噪起来的舆论恶浪，是“思想清乡”的重要内容之一。日伪在浙设立了清乡宣传委员会、清乡宣传总队、清乡政工团等机构，各县、乡镇也设置了宣传机构，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宣传网络，犹如一架精神奴役机器置于人民头上。同时出版“清乡”报纸、期刊，举办“清乡”展览，张贴“清乡” 标语，散发“清乡”传单，甚至在食物包装袋、发票上都印上“清乡”标语。1943年11月，日伪在崇德县城创办《崇德新报》，出八开三日刊，作为宣传奴化教育之主要工具。嘉善县也创立了《新报》，宣导奴化，标榜汪伪的“ 正统 ”。此外，日伪还举行纪念日来扩大宣传，举行流动剧团巡回公演。日伪搞的“清乡”宣传，内容无非都是“中日共存共荣”““和平”反共建国”之类，妄图以此来毒化和腐蚀沦陷区人民，摧毁人民的爱国和革命精神。

“思想清乡”重点就是所谓的“清乡特种教育”。特种教育的目标是：“训练一般成人及儿童，使能彻底了解无底抗战之谬妄，及共产党之罪恶……以期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信念。”369汪伪为此在浙江省设立了特种教育委员会，对清乡区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施行所谓的特种教育，开办扩张学校和社教单位。首先是把学校作为推行“特种教育”的基地，主要在浙西和路东展开。针对青少年学生，编印发放了“特种教育”教材10多种，如《领袖言论》、《清乡讲义》等。针对教师，则加以“特种教育培训”。汪伪教育部统一规定学校教材，其中充斥着“中日亲善，“和平”反共”等内容，还强迫师生进行对外联动宣传。在加强社教方面，则普遍设立民教馆和民众学校，定期强迫组织民众上课、谈心得，增强民众对“大东亚”和汪伪政府的信任和热爱。1943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日伪仅在浙江省第二期“清乡”中进行伪化的中学就有6所，完全小学47所，初级小学182所，所设民教馆35所，民众学校25所。

加强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也是日伪实行“思想清乡”的重要内容。首先，逼迫青少年参加伪教育组织，组编青年团和童子军。1942年底，浙江成立“清乡区青少年队”，诱逼大批青少年参加。其次，利用寒暑假抽训中小学体育教师，组成训练班，在嘉兴市和杭州市共训练261人。训练结束回到各地协助组织青少年团和青年学校，推行“汪精卫主义”文化教育。再者，对中小学生灌输法西斯主义奴化教育。1944年春，伪崇德县政府开办了伪崇德县立中学，每周开设两节“青训课”，对青少年进行严格的武士道精神训练，“邀请”日军头目训话，并强迫学生呼喊“ 大日本帝国皇帝 ”等口号；音乐课则教唱《大东亚进行曲》《支那之夜》等歌曲，千方百计地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和心理害。面对日汪来势凶猛的“清乡”运动，中共领导南通市地区的抗日军民针锋相对的开展反“清乡”斗争。从反第一期“清乡”到反第二期“清乡”到最后进行反据点斗争与战略反攻，赢得反“清乡”斗争的最终胜利。

事件结果

“清乡”前后延续四年之久，它给华中地区、华南沦陷区人民造成极为深重的灾难。当时，深陷于侵略战争泥潭中进行垂死挣扎的日本侵略者，把“清乡”当作一根救命稻草，以为靠了它，就能加强汪伪政权，确保占领区，掠夺更多的战略物资，支持其在太平洋地区从事更大的军事冒险。然而，历史的发展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汪精卫反动派的愿望相反，“清乡”终究不能挽救它们败亡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华南游击纵队和广大抗日人民的抗击下，各地的“清乡”连连破产，终于彻底失败。

应对措施

随着日伪“清乡”活动的逐步发动，沦陷区军民反“清乡”斗争也随之展开。

一九四一年七月，当日伪发动罪恶的“清乡”活动，向沦陷区军民流狂进攻之时，中共中央便在《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号召沦陷区军民，要“加强反汪逆傀儡政府的斗争，肃清汪逆余党，巩固抗日阵营。”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一九四三年三月，当日伪向沦陷区军民全面发动“清乡”之际，华中地区局党委和新四军总部正确分析了斗争形势，认为敌伪加紧“清乡”，并不证明其强大，而是在不断打击下进行绝望挣扎的表现。敌伪兵力不足、矛盾重重，在“清乡区”社会基础薄弱，而根据地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全体军民斗志坚定，又有苏南及“清乡”斗争经验，敌伪发动的“清乡”是必须粉碎，也是可以粉碎的。据此制定了反“清乡”斗争的方针，即“坚决依靠人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动员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力量，将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因地制宜，灵活运用，积极顽强地坚持斗争。”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军民驰骋于沦陷区敌后、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清乡”斗争。

第一，依靠抗日军民，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战略战术，粉碎日伪的“军事清乡”。中共中央军委明确提出“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部队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据此，华中地区局党委迅即调整了各级军事组织机构，在各战略区成立了军区与军分区，统一对主力与地方部队的领导，并且将部分主力兵团，充实到地方部队中去。同时提出分散游击、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反“清乡”斗争方针。

为打破日伪的“清乡”部署，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反“清乡护斗争，浙东区党委派出一支仅十二人的武装小分队，进入上海市市郊浦东地区。他们在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深入偏僻的小宅子，住聂氏宗祠、坟山屋和蟹棚，风餐露宿，秘密串连和组织热心抗日的青年建立“兄弟会”，设置联络站、情报网。到一九四三年夏天，这个小分队就发展成为数百人的地方武装。

为打破日伪“分割”“清剿，，在封锁线上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封锁斗争当敌人运集封锁器材时，军民予以袭扰、烧毁敌伪强拉民夫构筑篱笆，即组织民夫怠工拖延，篱笆筑成后，组织民兵焚烧破坏，苏北南坎至大生港二百佘里封锁线上，火光烛天，篱笆变成灰烬。两个月内，参加破击的群众几十万，烧毁竹竿五百万根。大竹子光了，改用小竹子，小竹子烧光了，用芦柴代替，最后连鸡狗都不能封住。一九四三年夏天，苏中军民乘敌伪空虚之时，对桑墟据点围困二十八天，水井被填塞，运来一千条死狗放到据点周围，经日晒雨淋，死狗腐烂变臭，毒气升腾漫溢，敌伪塞住鼻子，脸面肿胀，最后只得求饶，敌之据点不攻自破。

据统计，一九四三年一年，仅新四军一师在苏中战场上，同日伪作战六百寸一四次，毙伤敌伪一万五千零五十四人，俘敌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九人，缴获枪支三万零九百四十文，轻机抢三百九十四挺，掷弹筒六价二个，炮六四门，子弹三十九万余发。苏中四分区的地方武装，一年内配合新四军作战一千四百九十五次，取得了反“清乡”即斗争的重大胜利。日本华中派遣军参谋本部供认新四军反清乡工作有极坚强作用。

事件影响

长期以来，依仗武力、胡作非为是日伪军一贯的行事作风，在“清乡”运动中，普通民众遭受了灭顶之灾。日汪对普通民众的压迫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为竭泽而渔的榨取与掠夺，其二是惨无人道的烧杀与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