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1894—1979年)，字震瀛，号黄龙道人等，出生于 广东东莞 县温塘村。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上海社会主义 青年团 创始人之一，但终因信仰 无政府主义 ，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退出党组织。先后参加 上海市 、 广州市 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中作过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著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下） 》第一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版）在记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两处提到袁振英的名字。
人物履历
袁振英（1894-1979），曾用名震瀛、震英， 广东东莞 人，先祖 袁崇焕 。1915年毕业于香港黄仁书院。同年秋考入 北京大学 文学院。1919年在 菲律宾 当教员，并组织全菲律宾华侨工党，鼓吹 无政府工团主义 。1920年2月回到 香港特别行政区 ，任香港《 晨报 》兼 广州市 《新民国报》编辑。其间为声援 广东省 学生反对二十一条、 抵制日货 斗争，参加了“广东游东记者团”，赴 日本 、 朝鲜 等地进行宣传活动。1920年8月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月22日，与 俞秀松 、施存统等八人发起成立 上海市 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1日应陈独秀邀请参与编辑《 新青年 》，担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另外还参与共产党纲领草案的讨论，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教英文。同年底，随陈独秀到广州，任陈独秀和 吴廷康 的粤语翻译。1921年1月，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今广州广雅中学）校长，力排众议倡导并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该组织成员之一。《新青年》迁至 广州市 后，继续负责该刊“ 俄罗斯研究 ”的编辑和撰稿。以“震瀛”为笔名，撰写、翻译了大量文章、译作，介绍和宣传 俄罗斯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 马克思主义 理论。仅在《 新青年 》“俄罗斯研究”专栏，就发表了译作24篇。1921年8月前往 里昂中法大学 学习，从此离开了党组织。1924年9月回国后，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曾先后在广州 中山大学 、 武汉 中央军校、 暨南大学 、 山东大学 、勷勤大学、香港华南汽车工程学校、广东大学、 江南汽车 工程学校、崇焕中学等学校任职。著有《易卜生社会哲学》、《性的危机》、《近代婚姻与家庭的改造》等著作。1928年初，因“共产党嫌疑”被 中国国民党 广东省 当局监禁一年多。 新中国成立 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在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 广东省文史馆 工作。1979年1月去世。
袁振英家乡广东省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对袁振英的研究非常热心。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同志、南京 三江学院 院长助理郭彬同志、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教授 李继锋 同志广泛搜集资料，做了很多考证、研究工作，费了很多心血，终于写出了《 袁振英传 》一书，大致上描述了袁振英一生的经历。由于迄今对袁振英的研究还是空白，没有现成的成果可以利用，所有的材料都要四处去采访、寻找、挖掘，所以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本书的轮廓当然也就显得比较粗疏。但作者们所做的工作毕竟填补了袁振英研究的空白，让我们对袁振英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特别是一大历史的研究。因此，该书的价值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我作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分管全国地方党史工作和人物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对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几位作者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祝贺和感谢。希望继续努力，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加强对袁振英生平的研究，还可以加强对他的思想与中共早期思想理论关系的研究，加强对袁振英与其他著名历史人物关系的研究，加强对与袁振英有关的一些党史问题的研究。只要坚持不懈，一定会取得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
以袁振英为例，我希望，全国党史部门在继续深化对党史和近现代史主要脉络、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拓展视野，进一步开展和加强对像袁振英这样特殊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研究，一定会发掘出很多很有价值的新材料、新内容、新认识、新天地来。
主义者
袁振英是一个十分认同 马克思主义 的颇为特殊的 无政府主义 者，他一生的思想，都矛盾地徘徊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1921年3月，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分道扬 ，袁振英并没有在这个大转变中离开共产党。对此，袁振英作了解释：我和陈独秀等在 上海市 组织了共产党小组，又在《 新青年 》杂志“俄罗斯研究”专栏担任了主编一职，“这就拯救我于无政府主义的泥坑了”。
袁振英后来解释，他离开共产党的原因主要是对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不满。1920年7月到1921年8月，无论在上海还是在 广东省 ，袁振英都与陈独秀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既有师生之渊源，又是 社会主义 的同志，也是工作上的伙伴，甚至共居一室，朝夕相处。那时袁振英被陈独秀倚为左右手，在 广州市 时，社会上的一些人也视袁振英是“陈独秀的高足”。
去 法国 留学前，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并没有明显的爆发。但在1921年3月以后，他们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到广东以后，袁振英除了做翻译，并没有在党务方面有过明显活跃的表现，他承认：“我自从做了‘省一中’校长以后，因为事忙，便与他完全脱离关系。”
北京大学 第一怪人
1915年9月，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举行，由当时的代理校长、工科学长胡仁原主持。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后，作为英文门教授的 辜鸿铭 便首先站起来发言了。这是袁振英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发现这位教授“背后拖着小辫子，身上穿了‘乾嘉道’（指 清代 的 乾隆 、 爱新觉罗·颙琰 、 爱新觉罗·旻宁 三个时代）间 长袍马褂 ，头上又戴着陈旧的破帽，脚上又穿着布靴。统统是肮脏的、龙钟的状态。委实令人讨厌和可笑”！
与袁振英同时入学的哲学门学生 冯友兰 也看见辜鸿铭宽袍大袖地端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作为新生一起聆听了他别开生面的即席演说。据冯友兰回忆说，当时辜鸿铭的演说并不带稿子，也没有什么章法，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完全是即兴式的。那次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是骂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上的新鲜事。 辜鸿铭 语带嘲讽地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饭碗。但是，一定要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饭碗，可跟咱们普通人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实在是大得很哩！那里不仅可能装洋楼，装汽车，还可以装姨太太。”说着，突然又变了一个话题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简直变得越来越不像样子了，真可谓怪事多多。但看啦，现在的人写文章，不但句子不通，就连所用的名词都不通。譬如，就说今天很流行的‘改良’这个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而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
这位 辜鸿铭 被他的 北京大学 同事 周作人 认为是北京大学第一怪人，他是“英文门”最知名的教授，也正是袁振英的英文教师，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是1917年 蔡元培 主长北京大学之后才聘任他的。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据现有资料来看，至少在1915年，辜鸿铭便已经是英文门教授。至于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后对辜鸿铭所做的，只是继续续聘而已。共和之后，还留着发辫，这是 前清 遗老的标志，象征着政治上忠于已经退居 紫禁城 一隅的大清 爱新觉罗·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欧美人知道 辜鸿铭 ，是因为读了他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经典著作。在他们看来，辜鸿铭的独特发辫不止带有政治效忠的色彩，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化身。他对 中国 传统文明的百般维护与他英文水准的出类拔萃，这两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便成了令人倍感兴趣而又深为困惑的谜。就像辜鸿铭的 北京大学 一位同事所说的,“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 人生哲学 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 独裁者 ：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美国 学者 艾恺 ，在他直接用汉语写作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曾这样评价 辜鸿铭 ： 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后，“在战时与战后 欧洲 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 梁漱溟 或 梁启超 ”。但国共两党相继执政以后，长期按 意识形态 与政治标准评判人物，辜鸿铭遂长期被定位成最顽固冬烘的历史人物，而其真实的一面已不为人所知，作为学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的片段回忆让我们窥见这位“辫子教授”更鲜活的真面目。
辫子教授印象
袁振英可以轻松地接近这个看似冬烘的怪物老师。他回忆说：“我在 北京大学 ，由民国四年至民七到了毕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同他见面。”
辜鸿铭 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和一般人并不亲近，但与袁振英等几个学生倒来往密切。他曾把自己的许多著作印给学生们。其中代表作便是《 春秋大义 》，也就是名为《 中国人的精神 》一书，书封面的四个字是当过 大清王朝 外务部大臣的 梁敦彦 题写的，梁敦彦常在辜鸿铭生活困难的时候资助他。袁振英说这书，“那时定价五元，常存[在] 北京 外国饭店出售”。袁振英将这本有辜鸿铭签名的书珍藏了许多年，最后却在战乱中遗失了。除了校园里、课堂上的接触，袁振英等还登堂入室，到 辜鸿铭 在东椿胡同的寓所做客。袁振英回忆说：“他常常请我们到他家里谈天，他的女儿也常常同我们的同学跳舞和打台球。因为他说跳舞是西洋一种很要紧的礼仪，很像我们 中国 古代的进退左右的礼仪一般。”也许看到袁振英是 广东省 人，辜鸿铭在交谈中，对近代领风气之先的广东人赞誉有加，“说只有广东人才遗留了中国民族的真性情——节气，刚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当时这一席话听得从小就崇拜 袁崇焕 、英雄主义 情结 浓厚的袁振英眉飞色舞。两人聊到兴头上， 辜鸿铭 甚至常用起 粤语 骂人的粗话——“丢那妈”。
课堂上的辜鸿铭也让袁振英着迷。这位老师常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 千字文 》，念着“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等句子。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摇头晃脑地合唱。毕业近二十年的时候，袁振英还回忆道：“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1917年，新派的 胡适 也到英文门任教，风头盖过了 辜鸿铭 ，但在袁振英所在的班上，辜鸿铭称“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这个印象也得到袁振英同班同学 李季 的验证。 李季 翻译出版过《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传》等影响重大的著作。1918年毕业后，胡适曾安排他在 北京大学 代英语课，但他对胡适却没有好感，后来更是不断写书批判胡适的思想与学术，却大赞辜鸿铭乃“全中国英文学巨擘”，“为人极严正、刚直、廉洁，不独擅长外国文学，并精研西洋的历史，素为世界有名的学者所推重”。李季对此特别记述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 ‘拨开云雾见青天’。”李季认为北大几年间，自己与 辜鸿铭 “关系最深，得益也最大”。
频繁的接触中，袁振英发现辜鸿铭的记忆力特强，在少年时代所学得的诗歌，终身还不忘。袁振英便问其缘由，辜鸿铭就告诉他说：“外国人 用脑 记忆(remember by brain)，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这玄而又玄的解释让当时的袁振英听得一头雾水。
辫子教授精通国内多种方言与多国语言，特有的语言天才也是最让学生佩服的。袁振英满怀景仰地赞叹道：“他说得很好的 粤语 、福建话、 上海方言 、北京话，……他又精通英德法各国 文言文 ； 希腊 、拉丁等死语，也可同他人谈话。(当时有一教拉丁文的 德国 教授，也常常同他说拉丁语)听说他总共懂得九国文字，不过他的著作还有许多译本寄给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国文字；又听说他讨了—个 日本 姨太太，他的日本话也很好！” 辜鸿铭 的记忆力及语言天分和他的成长环境有极大的关系。1857年７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 槟岛 （ 马来西亚 的 槟城州 ）一个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他的父亲辜紫云是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 英语 、 马来语 。他的母亲则是 金发 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 葡萄牙语 。生为混血儿，辜鸿铭自幼就表现出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辜鸿铭虽然热爱并捍卫 中国传统文化 ，但他汉语基础并不过硬，这点倒是和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 求学较久的袁振英有同命相怜之处。袁振英和他们的同学都发现 辜鸿铭 的一个弱点，就是汉字写得并不纯熟，“辜先生本来不大懂 文言文 ，与 严复 一样，大家都是后来学的。不过他在 黑板 写的中文，常常漏去一撇或一划，很不好。”辜鸿铭的另外一个 北京大学 学生 罗家伦 在回忆中也同样提及这一点。所以，辜鸿铭的英译汉的成就远不如他的汉译英的作品有影响。袁振英举例说：“他平生很喜欢由汉译英，刚刚同他的同乡(闽人)严复和 林纾 相反。他只有《痴汉骑马歌》一本诗是由英译汉的。”“《痴汉骑马歌》英译汉，译为五言诗，很不错；由 商务印书馆 出版，早已 绝版 了。”
外表看似古板的 辜鸿铭 在不苟言笑的袁振英的眼里是个非常机智慧、风趣、诙谐、幽默的老头。袁振英称辜鸿铭“常常很喜欢说笑活，大概老人家的性情有些类似小孩子吧”。20世纪30年代，袁振英在提倡幽默文字的 林语堂 所办的杂志《人间世》曾经撰文纪念辜鸿铭，在署名“震瀛”的这篇文章中，袁振英给了辜鸿铭有趣的评价：“辜先生不但是幽默的老前辈，并且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
辜鸿铭是公开赞成一夫多妻的，他一个最出名的比喻流传甚广：“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袁振英还列举了 辜鸿铭 所持的理由：“辜先生主张纳妾的理由，他以为男子到死还可以传种，女子到了四五十岁便失其效用了。并且各种冒险的事情多是男子担任，所以男子死得多，弄到女多男少。并且从 生理学 来讲，世界的统计，生一百个男孩子，就有—百零五个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于男子。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定世界上有许多怨女！”有趣的是，辜鸿铭还身体力行，娶了不止一个老婆，可这位教授平生也最怕老婆。袁振英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证，“辜先生怎样怕老婆，现在举出一个例： 北京 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来到门前，他照常例又给了钱，给他的太太便拿饭碗向他的头颅掷去，因为老太婆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如 弗里德里希·尼采 一般”。 辜鸿铭 也并不隐瞒这些，和袁振英这帮学生谈到这些事的时候，便带着自嘲的口吻“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对辜鸿铭的机智，袁振英举出了许多例子：“—个人问他：‘为什么 中国 的方言那么多?’他反问：‘为什么 欧洲 的方言那么多？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实等于全欧洲’”！
辜鸿铭的幽默并不只表露在日常生活中，也用来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他用特立独行的行为、戏剧化的效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脑后留着的那根细长的辫子。共和时代依旧拖着辫子，是 辜鸿铭 留给 北京 大学校园的古怪印象，他因此被看作顽固的冬烘先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留辫子、穿 长袍马褂 有段有趣的记载：“在亡清时代，辜氏是一个维新派，不过在 宣统 逊位的时候，他还是西装剪发，他便马上戴上了假辫子，穿回长衣马褂，叫黄包车夫拉着巡游北京城．结果给警察拉到警区去！这可以见得他的幽默，同时也见得他的反抗社会”！
人物轶事
帝制与文化
辜鸿铭热爱 中国 传统，并始终如一地向欧美人介绍中国文化。袁振英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恩师的思想倾向与行为特征：“一句话说，辜先生以为中国事事都是好的，外国事事都是坏的！”比如《 三字经 》是过去幼童的启蒙读物， 辜鸿铭 就把它夸得完美无缺，还用到 英语 教学的课堂上。袁振英后来写道：“‘人之初’也有英文本。他说‘人之初’一书，里面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有关于 人生哲学 问题，与法儒 让-雅克·卢梭 的论调相同：什么‘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日水火，木金土’……是 物理化学 ，什么‘ 三纲五常 ’又是 伦理学 ；什么‘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论， 天文学 等。有讲到君臣父子……全书都是很有教导小学生价值的。”他也证实，“辜先生不但赞成小辫子，小足，并且赞成纳妾，主张一夫多妻制度，很像康长素主张拜跪—般，因为人类膝头有何用处?” 辜鸿铭 对 中国 传统的爱到了没有选择的极致地步，也包括后来最为人诟病的忠于帝制。但辜鸿铭只效忠 爱新觉罗氏 皇族，对 袁世凯 的复辟帝制并无兴趣。袁振英与辜鸿铭师生两人对袁世凯 洪宪 帝制的反对与消极态度倒是共同的。1915年，新生的共和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但它没有成熟长大，专制旧传统根深蒂固，而新事物已日趋凋零，共和政体时刻有夭折的危险。复辟的风声开始流传。这年 元旦 ，《总统选举法》公布，规定大总统不仅可以终身连任，而且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此前的1914年9月28日，轻易不出宫门的大总统袁世凯到 北京孔庙 主持祭孔。他看上去不知疲倦，跪拜从容。短短三个月后， 袁世凯 出现在北京天坛，他神情的庄重与专注，甚至超过了清朝皇帝祭天时的虔诚。 紫禁城 里 前清 遗老们开始惶恐不安，他们开始意识到，复辟的不是大清皇室，是袁大总统自己想变身皇帝。他们做好了主动让出紫禁城、迁往 颐和园 的心理准备。
袁世凯与袁振英同是袁氏家族的后人，而 东莞 正是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的故乡，这让许多攀龙附凤的人都出来拥戴袁世凯 陈桥兵变 ，以图分一杯羹。袁振英自己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写道：“袁世凯认是 袁崇焕 之弟崇煜后人，所以与 叶恭绰 世伯合编《北京岭南文物志》的 张次溪 的父亲篁溪便代表东莞人‘劝进’了！”但袁振英对 袁世凯 背叛誓言、颠覆共和国政体的行为极为痛恨，图谋阻止。他便与几个同学向《 顺天时报 》投稿，反对 袁世凯复辟 。《顺天时报》是北京日本 侨民 机关报，袁振英深知不希望 中国 长久统一的 日本 政府也不赞同袁世凯做皇帝，因为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 的爆发便和当时在 朝鲜 主事 的袁世凯有莫大的关系。只是因为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已经内调回国，他在朝鲜与日本人交恶的事情才不为人所知。当时，袁振英的同学曾对袁振英说：“你们姓袁的也反对袁氏，袁氏一党不成功了。”
袁世凯 很喜欢看《顺天时报》，以了解日本人的态度。袁振英等人的文章刊载以后，袁世凯政府颇为惊讶，专门派人调查，但袁振英他们有惊无险。他后来回忆说，政府方面派人“由邮政查到 北京大学 来，但找不到我们”。可笑的是，袁世凯的大儿子 袁克定 想做皇太子心切，便投其所好，伪造《 顺天时报 》，让袁世凯误认为日本人也支持他当皇帝。结果，袁世凯决定废止共和，过一回皇帝瘾。但由于 蔡锷 将军在 云南省 发动护国运动，日本等国也表示不支持帝制。众叛亲离之下，1916年3月22日， 袁世凯 觉得大势已去，只好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民国。
吊诡的是，袁振英1912年就已经相信了 无政府主义 ，思想激进。他虽然反感 袁世凯复辟 ，但认为恢复王朝专制是可以理解的。可他的老师 辜鸿铭 是个拖着辫子的著名保皇派，一向尊崇帝王制度，却也对袁世凯称帝极为鄙夷，乃至不屑一顾。当初，他在 大清帝国 两湖总督张之洞 幕府 服务时，就疑及袁世凯的人品。他效忠的是 爱新觉罗氏 ，而不是袁世凯这个“洪宪”皇帝。 罗家伦 后来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佐证：“辜先生有一次谈到在 袁世凯 时代他不得已担任了袁世凯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政院的议员。辜先生虽是帝制派，但他主张的帝制是满清的帝制，不是袁世凯的帝制。有一天他从会场上出来，收到三百 银元 的出席费，他立刻拿了这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窑子。北京当时妓院的规矩，是 唱名 使妓女鱼贯而过，任 妓者挑选其所看上的。辜先生到每个妓院点—次名，每个妓女给一块大洋，到三百块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1917年7月， 辜鸿铭 却卷进了 丁巳复辟 一事。 蔡元培 知道他的政治立场，但仍然继续聘他，蔡元培的解释是：“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 英国文学 ，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对 爱新觉罗氏 的统治与帝制的旧情难忘，是辜鸿铭的一大特征。袁振英曾经回忆过辜鸿铭的一件事，证实这位辫子教授对帝制的癖好：“他常常叫我为Msrchist．他也以Monarchist自居，因为他是—个复辟党。他在 宣统 的复辟傀儡怪剧开幕的时候，他曾经做过外部侍郎。他在蔡子民先生辞‘ 北京大学 ’校长的时候，他也跟着别人主张挽留，欢迎复位；人问他的缘故，他说：‘因为我赞成蔡先生复辟！’”
辜鸿铭 为自己终生对中国传统的爱感到自豪，他解释自己貌似 前清 的忠臣，实际上更是中国文化的 仰慕 与捍卫者。他把自己对 爱新觉罗氏 的政治忠诚与 中国 文明连接起来，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为自己作辩护。辜鸿铭写道：“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对留辫子一事，曾在 北京大学 就读的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学子 沈从文 曾经听到辜鸿铭对学生们所说的话：““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不容易。” 辜鸿铭 这段话，让沈从文意识到灵魂的束缚才是最难以摆脱的。沈从文成了教授之后，经常对学生引述这段话，晚年去美国各大学演讲，也将其作为一个富有哲理的掌故一再引用。
因为对 中国传统文化 始终如一与真诚的爱，辜鸿铭一生的成就也集中在这里。民国第一任总理 唐绍仪 当年是曾经留学美国的幼童，熟悉西方政情民风，深知辜鸿铭作为中国学者而著书立说，赢得了欧美学者普遍景仰。他认为辜鸿铭在1928年去世未得当时的“ 国葬 ”礼遇是很大的憾事，会让西方人觉得 中国 政府不知礼遇文化名人。 王宠惠 早年留洋，当过内阁总理与外交部长等职务，且是在 北京大学 任教过的 辜鸿铭 同事，他认定辜鸿铭学贯中西，荣获各国赠送的博士学位达十三次，“其为国争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而作为弟子，袁振英用赞许的口吻写道：“他是中国唯一的文人最给外国人崇拜的，因为他能够把中国固有的文明，宣传到外国去．不像别人只说外国的东西好！”他反对辜氏的顽固态度，但却同情其热爱中国文化，并不懈地向外进行传播的精神。
当翻译
1920年7月到12月，为陈独秀充当翻译，要担当《 新青年 》一个新办栏目“ 俄罗斯研究 ”的主要编译者，要为《共产党月刊》与《 劳动界 》撰稿，还要为《 上海市 俄文生活报》提供英文译稿，参与中国 社会主义 青年团的创建，担任外国语学社的 英语 教师。此外，他还曾远往 武汉 争取另外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恽代英加入共产党组织。
1920年底，陈独秀与袁振英从上海来到了 广州市 。他们当时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袁振英对这次回广州，最初的态度并不积极，当时，他正把精力专注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的编辑和文章的译述上。对两人南下的原委，袁振英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民九’（1920） 粤军 入粤，赶走了 莫荣新 （桂系）。孙中山先生要我担任 广东省 立第一中学校（广雅）校长。我因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来。后来 陈炯明 又要陈独秀来粤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俄国的同志也要来粤，想解决‘联孙’和‘联陈’的问题。他们都不懂 广州市 话，要我传话，所以便一齐来到广州。”显然袁振英回到广州是要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的校长，并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他的另外一个使命是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袁振英后来也成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 广东省 第一中学的管理上。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校长。
1921年，袁振英在广东省第一中学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后来还有 广州市执信中学 、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 岳云中学 。继小学和大学后，女子在中等学校终于开始获得了与男子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去法国留学
后去法国留学。1924年，袁振英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他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军校教官，与恽代英等共事。
袁振英与拔英、 英兄弟3人，均为留法学生，都曾任大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 后，袁振英是广东文史馆馆员，1979年去世。
人物档案
1894年7月生于东莞县温塘乡。
1915年6月考入 北京大学 西洋文学系。
1918年6月，在《 新青年 》杂志第4卷第6号“易卜生专号”上发表著作《易卜生传》。
1920年7月，在 上海市 遇到陈独秀，帮陈独秀组建共产党组织。同年8月，参加中共发起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充当陈独秀和俄共(布)远东局代表 吴廷康 的翻译，参与重建广州共产党活动，成为广州 共产党 组织成员之一。同年8月，公费到 里昂中法大学 读书。
1979年1月，因病去世。
1952年12月，经周恩来总理的介绍，一个失业两年之久的人来到 广东省 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一年后，此人被调往 广东省文史馆 做馆员。馆员的工作虽然清淡，但却是终身制的。从失业到终身都有工作，周总理的这次介绍使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人就是 袁振英 ， 袁崇焕 的后代，东莞温塘人。
周恩来为什么要给 袁振英 介绍工作? 袁振英 和周恩来是什么关系?
在一份于1955年填写的《广东省文史馆工作人员登记表》中， 袁振英 写有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法国同学。
袁振英 的女儿袁昌淑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听我父亲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收到过一份通知，是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书，署名为周恩来。我父亲说他此前和周恩来并不认识。当时他由于很忙，后来就没有参加成立大会。”
如果那时周恩来和 袁振英 并不相识，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寄一份通知给 袁振英 呢?
关于这一点， 袁振英 曾对女儿说，他留学前在《 新青年 》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可能周恩来看过他的文章后记住了他的名字，所以就给他寄了一份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
主编“俄罗斯研究”专栏
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 袁振英 究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什么文章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称， 袁振英 曾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 读书，英文功底比较扎实，1915年秋天， 袁振英 考上 北京大学 文科学院，是该校唯一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译文和著作的学生，其才能得到陈独秀的赏识，这些都为 袁振英 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红色文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920年7月， 袁振英 来到上海，陈独秀见到他，要求他“帮忙一切”，于是他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并为《 劳动界 》、《 新青年 》、《共产党》等刊物撰稿，担任《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的编辑。
《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 社会主义 革命和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的经验， 袁振英 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 袁振英 在这个专栏发表译文24篇，占到这个专栏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二。
当时每月 袁振英 只能拿到100元稿费作为工资，还要扣除膳宿费，生活比较清贫，但他坚持用笔杆宣传 马克思列宁主义 。
事实上，《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发起组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
陈立平在《 袁振英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用》一文中认为， 袁振英 在《 新青年 》“俄罗斯研究”这个“树旗帜”的专栏上传播马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
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换句话说，那时的 袁振英 ，实际上在为中共发起组工作。那么，中共发起组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1958年9月5日， 袁振英 填写了一份干部登记表。在这张登记表里， 袁振英 清楚地写着“曾参加共产党小组民九”的字样。民九是指 中华民国 九年，也就是1920年。根据史料的记载， 袁振英 于1920年8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成立于1920年的上海 共产主义 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历史表明，它并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全国各地以及国外中共党组织创立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根据陈立平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先后参加中共发起组的人总共16个， 袁振英 是其中一位，陈独秀是这个小组的书记。
1920年冬天， 广东省 政府聘请陈独秀和 袁振英 到广东教育界任职，陈独秀借机在 广州市 宣传社会主义和发展共产党组织。
当时去广州的还有共产国际的 吴廷康 ，他和陈独秀一样，都不懂 粤语 。 袁振英 和陈独秀既是师生，又一起共过事，而且能讲粤语和 英语 ，所以他就成了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身边的传话人，充当他们的翻译。在广州，由于陈独秀和 袁振英 的这种密切关系， 袁振英 被当时许多人称为“陈独秀的手足”。
自评一生有功无过
然而，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两个月， 袁振英 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此后，他再也没有过组织生活，自动脱离了党组织。
从 里昂大学 博士院毕业后， 袁振英 就回到国内，主要从事教学、编译和文史研究工作。
袁昌淑女士回忆到:“解放后，我父亲失业了，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不得已于1952年给周总理写信。同年12月，我父亲被安排到广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53年调往 广东省文史馆 。”
对于周恩来的帮助，在《 袁振英 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袁振英 曾经说过，周恩来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才会介绍他工作。这些都归结于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和对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关怀，这也是对 袁振英 参与建党之功的一种补偿。”
1979年1月， 袁振英 因病去世。在生前，他评价自己为“共产主义马前卒”，并说“我的一生对于人民是有功无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