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fú]（1895年12月7日－1965年）， 字绶章，笔名清泉， 邵阳县 人，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 南开大学 历史系奠基人、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蒋廷黻早年为 清华大学 津贴生，并于1912年赴美留学， 先后求学于 密苏里州 派克中学和 俄亥俄州 奥伯林学院，主修历史，获文学 学士 。1919年入 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院，师从海斯教授攻读历史，并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3年，蒋廷黻回国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并兼文科主任，并最早开展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 1929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课程设置上、治学方法上等进行了改革。 1932年，蒋廷黻与 胡适 等人创办《独立周刊》。1935年12月，蒋廷黻离开清华大学，弃学从政，以非 中国国民党 员的学者身份参加国民党政府，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后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他被任命为中国驻 联合国 常任代表。 1957年，他当选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
蒋廷黻是南开历史系的创建者，主持历史教学长达6年之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构建了 南开大学 西方 历史学 的课程体系，发挥先导示范的作用。除此之外，蒋廷黻在南开历史系最早开始了中国近代外交史料的收集研究工作，并率先在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教学研究的先驱者。他著有《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中国近代史》《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作品。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95年12月7日，蒋廷黻出生于 湖南省 宝庆府 邵阳县 （今属邵东县）楮[chǔ]塘铺（今属廉桥镇）一个中等农家。父亲和 伯父 经商，家中略有地产。蒋廷黻6岁起，接受私塾[shú]教育。
1906年，蒋廷黻入长沙明德小学，学习新学课程。同年秋转入湘潭益智中学；
1911年，蒋廷黻由 ymca 介绍自费赴美求学，入读 密苏里州 帕克学院（2000年更名为 帕克大学 ）预科。
1914年，蒋廷黻入 俄亥俄州 欧柏林学院 ，主修历史。时值 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他同情 协约国 ，加入奥柏林后备军训练团。
1917年，蒋廷黻毕业后赴 法国 参与战地服务一年。先后在 里昂 附近的圣芳斯军需厂和勒克列索的斯耐达兵工厂组织类似茶馆的俱乐部，举办学习班，教授中国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期间，曾与 巴黎和会 中国代表团有所接触，“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
1919年夏，蒋廷黻进入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先是专攻新闻，继而改学政治，最终转学历史。 华盛顿会议 期间，曾积极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后援会”，担任英文刊物主编之一，声援中国代表团的外交努力。
1923年春，蒋廷黻获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英国劳工党的外交政策》。
回国任教
1923年回国，先后任 南开大学 、 清华大学 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他主张兼重中外历史，兼采中外 史学 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对近代中外关系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看法，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 美国 著名汉学家 费正清 正是师从于他。教学之余，蒋廷黻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校长 张伯苓 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肯拨款购置已出版的史料”，让他终生难忘。在南开，他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数据辑要》（上卷），这是第一部不依靠 英国 蓝皮书等外国文编辑的外交史资料，他自述“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说， 南开区 六年奠定了他中国近代外交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础。
1929年又接受 清华大学 校长 罗家伦 邀请，出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并在 北京大学 兼课，主讲中国外交史及法国革命史。并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凡11年。
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自到 南开大学 邀请蒋廷黻前往领导清华大学的历史系。他在清华六年，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 清华大学历史系 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迥然有别于传统的史料派。
在清华六年，蒋廷黻不仅显示了学术上的实力，行政才干也得到一定展现。这期间他还在《 独立评论 》发表了60篇政论，因此在1933年夏天到1934年6月， 蒋介石 曾三次约见他。
1934年7月，他受 蒋介石 委托，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访 苏联 、 德国 、 英国 。
1935年末，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长，即任命非 中国国民党 员的蒋廷黻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这也是他弃学从政的开始。
力主抗战
1931年“ 九一八事变 ”发生后，蒋廷黻在 燕京大学 发表演讲，支持政府划 锦州市 为“中立区”的政策，遭到 燕大 师生通电反对。
1932年春，蒋廷黻和 胡适 等创办了政治性刊物《 独立评论 》，成为核心人物，在对日主张方面，他赞同 丁文江 的倡议，仿照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保住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而签订《 布列斯特和约》，主张“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也附和胡适提出的“和比战难”的观点，自称是“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他认为“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甚至在《独立评论》撰文批评“停止 内战 ，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他对于时局和 中国 对日关系的一系列主张，很快引起中国最高当局的注意。
1933年夏， 蒋介石 在庐山 岭约见蒋廷黻，他提出“正确结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论”，建议先建立一个真正核心地区，然后分阶段进行，将来利用 抗日战争 达到统一中国。同年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 汪精卫 亦在 南京 约见蒋廷黻，征求其对日方针的意见，蒋廷黻明确反对使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对日和战问题。翌年初，蒋介石再次约见蒋廷黻，他建议在“剿共”战争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并称此为对付 共产主义 的“釜底抽薪之法”。
驻苏大使
1934年8月，蒋廷黻赴 苏联 和 欧洲 收集中国外交史资料， 蒋介石 要求他利用此行试探中苏合作的可能性，并通过外交途径说明蒋廷黻是他的私人代表。
1934年10月16日，蒋廷黻会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亚科夫，斯托莫亚科夫着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蒋廷黻致电蒋介石报告：“中苏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蒋介石复电甚表嘉许。
1935年冬，蒋廷黻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走上从政道路。其时，行政院对与 日本 和战问题展开争论，他主张“光荣的和平”，并提出一项修建铁路、发展工业、改良农业的发展计划，以为国力增强之后方可言战，受到实业界的激烈反对，计划流产。
次年10月，蒋廷黻复被任命为驻 苏联 大使。政府高层希望蒋廷黻设法使苏联与中国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然而，蒋廷黻却未能在任内将中苏关系大力向前推进。客观原因是中苏间围绕着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出售 中东铁路 问题等，矛盾不断，发展双边关系的条件尚不成熟。主观原因是蒋廷黻力主“中国与几个国家（包括苏联）结盟的机会比中苏单独联盟的可能性大”，对苏联态度的评估与政府期待不符。加上 西安 事变发生后，他在未得到外交部指令情况下，根据行政院副院长 孔祥熙 密电，向 苏联 外交部提出抗议，指责西安事变是“苏联指使”，引起苏方强烈抗议，并导致苏方对蒋廷黻的冷遇。
抗日战争 爆发后，蒋廷黻坚持“除非 日本 先对苏联下手，苏方不会对日作战”的判断，亦与 国民政府 争取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的外交决策不符，蒋廷黻任职仅年余即奉调回国。使苏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和交涉，赴苏已十多年的 蒋介石 之子 蒋经国 顺利回国，从而使蒋廷黻与小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内外交涉
归国后，蒋廷黻继续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并一度兼代行政院秘书长及行政院发言人。他的主要政务活动集中在内政方面，但也参与若干外交方面的活动。
1942年8月9日，蒋廷黻以政务处长身份发表正式谈话，希望 联合国 通过类似《大西洋宪章》的宣言，保证 韩国 在战后独立。此为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正式对战后韩国独立问题表明立场。27日，蒋廷黻应重庆中美文化协会邀请发表《江宁条约的思想背景》，纪念《 南京条约 》签署100周年，从一个特殊角度分析不平等条约的起因，主张“中外都不必感情用事，引起仇恨”，“可以一面取消不平等条约，一面促进友邦的友好关系”，在舆论界、外交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3年11月，蒋廷黻赴美国出席 联合国 善后救济会议，后任 中国 驻联合国救济总署（“联总”）代表，其工作转向中国的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外交。
1944年7月，蒋廷黻出席 联合国 金融货币会议，参与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 开发银行 的创建。
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1945年初，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 总署 （“行总”）署长。在分配 联合国 救济物资时，不顾 中国国民党 方面反对，力主国民党统治区与 共产党 占领区一视同仁进行分配。
1945年11月14日，与“联总”驻华代表签署《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与“联总”基本协定》。
1947年4月，蒋廷黻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
1947年6月，担任 联合国 在上海和 马尼拉 举行的 远东 经济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主席。
1947年11月，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兼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中国首席代表。
筹划组阁
1947年12月，任中国驻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常任代表。此后从事职业外交生涯，长达15年。
1949年4月和5月， 南京 和 上海市 已经解放， 美国 已经放弃援助 中国国民党 政权的对华政策。在 蒋介石 的默认和支持下，蒋廷黻同 宋子文 、 顾维钧 等人筹划 胡适 组阁，企图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1949年6月12日，在 广州市 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阎锡山 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这是国民党最高当局抛向美国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蒋廷黻不仅赞成胡适出任外交部长，而且主张由胡适担任行政院长，出面组织自由派 内阁 。他认为中国国民党的失败就在于缺乏一个在野党的监督，为此，积极推动创建以 胡适 为 党魁 的新自由派 政党 ，草拟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与胡适商定了该党的核心人物名单。蒋廷黻设想以该政党为新内阁支撑。
1949年6月中旬开始，他与 宋子文 、 顾维钧 、 胡适 频繁磋商，认为胡适出面组阁“是我们挽救 中国 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牌”。然而，由于美国政府最终没有接受这个方案，蒋廷黻等企图建立自由派政府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新中国成立 后，蒋廷黻继续担任台北当局驻 联合国 首席“代表”，时间长达14年之久。
1949年底， 苏联 驻联合国代表提出《中国代表权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指派的代表任之》草案，他串联西方国家代表极力阻挠这一草案在 联合国大会 上付诸讨论。曾在联合国第四、五、六届大会上多次提出所谓“控苏案”，指斥苏联是 共产 主义 与 帝国主义 掺和起来的共产帝国主义。因此，倍受西方赏识。其间，他发生婚外恋，原妻不断去 联合国 干扰其公务活动，使他无法再在联合国任职。
1950年11月29日，蒋廷黻在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上全程用 英语 发言攻击新中国，洗白 美国 入侵朝鲜的行为，被中方代表伍修权严厉驳斥，使得蒋廷黻狼狈不堪。
1961年任 台湾当局 驻美“大使”兼“驻 联合国 代表”。
1962年，他转任台北当局驻美“大使”。
1965年5月退休，暂居 纽约 。应 哥伦比亚大学 之邀，口述其回忆录，计划结束该项工作后，返台“中央”研究院，重拾中国近代史研究。惜口述回忆录仅完成三分之二，即于当年10月病逝。
教育经历
工作经历
1923年回国任 南开大学 第一任历史系主任。
1929-1935年12月调入 清华大学 任历史系主任。
1935年12月以非 中国国民党 员的学者身份参加国民党政府，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 联合国 常任代表。
1947年4月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
1961年11月改任 台湾当局 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
1965年5月退休
个人生活
情感生活
原配：唐玉瑞，苏州人。1914年考取清华官费留学生，是中国最早一批公费留 美的 10名女学生之一，在 哥伦比亚大学 研读 社会学 。1919年夏结识从 法国 归来的蒋廷黻，1923年，两人同时毕业，结束留学生涯，一起返回祖国。在漂洋过海的 轮船 上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同时进入 南开大学 任教，育有二子二女：长女智仁、次女寿仁、长男怀仁和次男居仁。1948年，蒋廷黻在 墨西哥 法院与其离婚。
继任：沈恩钦，上海人。就读于上海中西女校。原蒋廷黻 清华大学 校友、抗战期间救济署编译处处长沈维泰之妻。1944年，时任救总署长蒋廷黻把沈维泰夫妇双双调到“救总”任职，不久沈维泰调往国外，两人从此一处生活，度过了4年。蒋廷黻与唐玉瑞离婚后，沈恩钦成为正室，一直陪伴到蒋廷黻去世。
个人作品
文章著作
蒋廷黻重视中俄、中苏关系与东北问题的研究，于1932年写成《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书中从 顺治 到 咸丰 部分，以后又发表有关文章多篇。1938年写成大纲性的《 中国近代史(1840—1949) 》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
蒋廷黻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以《筹办夷务始末》为基础编辑《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上、中两卷），并收购散落民间的档案，编辑 爱新觉罗·旻宁 、咸丰、 同治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
他的著作还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 蒋廷黻选集 》（台北文星出版社）、《 蒋廷黻回忆录 》，译著有海斯著《族国主义论丛》。
同时，他还在《清华学报》《中国社会政治学报》《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学术性文章，著述虽然不多，但对旧中国史学界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出版图书
主要成就
政治
在内政方面，蒋廷黻主张效法 土耳其 由 穆斯塔法·阿塔土克 领导的革新运动，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具有高度工作效率的中央政府，"能维持全国的大治安，换句话说能取缔 内战 及内乱"，中央号令各省必需遵守，"换句话说，全国必须承认它是中央"。由此，他主张开明独裁而不同意 胡适 对自由议会政府的天真想法。其次，这样的中央政府应在发展经济方面立即采取行动。他认为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应该先于政治"，"而无需等待中国政治的民主"。由此，他批评胡适忽略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在经济方面有两件工作要做，一是利用科学和技术从事生产和运输，二是社会化或公平地分配财富。他说："我认为宪法和议会之有无是次要问题。创造更多的财富，平均分配对我才是最重要的。"再次，他认为这样的中央政府要领导并负担民族复兴的使命，必需真正站在"为民族服务的立场上"痛自革除弊政，提高自身素质，真正实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关注教育等政策，使 中国 日臻富强，对内可以谋致人民的康乐幸福，对外可以抗拒 帝国主义 侵略。
蒋廷黻心目中是把以 蒋介石 为首的 南京国民政府 视作能领导民族复兴大任的中央政府的。他对 国民政府 寄予厚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从理念上说，他在留美期间就一直对 奥托·冯·俾斯麦 、马志尼等德、意政治家所领导的统一事业深为敬佩，对 土耳其 的 凯末尔主义 表示向往，希望中国能走出中世纪、建立一个近代 民族国家 ；从事实上看，南京政府统治着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省份和最先进的大城市，在各种政治力量（军阀集团）中确实最具备统一中国的条件与实力。而且，他认为 国民政府 自" 济南惨案 "后对 日本 的态度已由亲日渐趋恶感，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正向抗日的路上走去。其实，蒋廷黻作为一个 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对 中国国民党 并无特殊好感，他曾说："我不愿作国民党的辩护士，国民党亦用不着党外人替他辩护。"
终其一生，他也没有参加国民党。他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无非是一个自由派学者在国难当头，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本色， 书生 论政而已。说他和《独立评论》社成员表现了强烈的参与意识是可以的，但若说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迎合了 蒋介石 的政治需要，成了蒋介石的辩护士和帮闲文人，那就不够客观了。其实，团聚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派学人，原本希望通过他们的"讲学复议政"的努力，使 中国 "知识阶级和职业阶级的优秀人才组织一个可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并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团体"，以便使国家和社会有点滴的改良与进步。这种理念势必使他们主张精英政治和寄希望于政治精英人物。蒋廷黻之主张开明独裁，无非是在国难当头的危急形势下，直接诉之于集权统一的政治制度来解决危机而已。可以说，无论主张好人政府的 胡适 ，还是主张开明独裁的蒋廷黻，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是他们的共同思想路向。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既不同于激进派，又有别于保守派的本质所在。
外交
蒋廷黻所主张的理智的、互利合作的外交，首先表现在如何对 英国 和 日本 的问题上。1927年春，他与何廉博士一同去 上海市 、 杭州市 、 南京 游历，他“当时对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很有兴趣”。当他获知主持接收 胶济铁路 谈判的 王正廷 可能出任外交部部长时，“希望能从他那里获得新政府对外关系的真正意向”。在上海，他与何廉设法见到了王正廷，王对他们说：外交政策“很简单，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 帝国主义 ”。蒋廷黻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他认为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是应废除，“但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是 中国 外交部部长最困难的工作。”当时中国最大的外交困难应是“ 东北地区 问题”。外交部部长所面对的情况是：“一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要维持某些国际友善关系，以解决东北问题。”这里所说的要维持某些国际友善关系，实际就是指要维持与 英国 和 日本 的某种程度的开放、合作关系，否则“东北问题”难以解决。
蒋廷黻与 国民政府 的外交政策的分歧是明显的，这个分歧不是要不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不要打倒 帝国主义 的问题，而是怎样废除不平等条约，怎样打倒帝国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只顾一时、一地、一事的解决，还是从长远、从全局、从轻重缓急的要求来考虑；是把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帝国主义极端化、绝对化，还是从实际出发，依据双方的情况来处理问题。蒋廷黻认为，如果是从理智的、全局的、双方的角度来观察当时 中国 的外交关系，“ 东北地区 问题”将成为更重要的焦点，要妥善地处理“东北问题”，就不能四面树敌，至少要与 英国 维持适当的友善关系。“东北问题”的难点在 日本 ，以日本当时的强劲，简单地以打倒 帝国主义 的“革命外交”，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也需要维持与日本的某种友善关系。概而言之，就是要与英国和日本保持一定程度的柔性与合作的关系。
蒋廷黻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一方面是源于他的深厚的学识，特别是对国际关系史和中国外交史的了解；另一方面与 南开 大学的特殊环境分不开。蒋在回忆录中说：“所有上过 国际关系 课的学生都知道中国东三省是 远东 的风暴中心。 南开中学 和南开大学有许多学生是来自 东北地区 各省的。何廉博士都对山东河北农民移居东北以及 东北地区 的国际贸易问题感到极大兴趣。地质学家曾经估计过东北地区的煤铁资源，指出： 中国 如果要成为工业化国家，一定要依靠东北的矿藏。因此，南开校长 张伯苓 于1928年夏发起一次东北研究旅行。”蒋廷黻参加了这次研究旅行，沿途他与东北的重要官员会见交谈，实地考察，更使他感到东北对于中国整体现代化的意义。他最担心的是东北地方当局能不能处理好与 日本 的关系，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于东北已有咄咄逼人之势。
由于蒋廷黻对“ 东北 问题”早已关注，1927年春他去南方考察之后，同年夏天，他赴日本，在 东京 研究。他会见了离职不久的日本外相 币原喜重郎 。币原对华外交方针是：保持和平，不干涉 中国 内部的统一。早在 华盛顿会议 期间，蒋廷黻 曾与 币原见过面。蒋廷黻相信并且称道币原的对华外交方针。与币原的会见，使蒋廷黻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关于 日本 的情况。本来中国南方革命政府的“革命外交”，实际是联苏、联日以集中打击 英国 侵略势力，故币原的对华和平外交，既合乎逻辑，也未受到国内军方的过分抵制。然而到1927年3月24日，“ 南京 事件”发生后，形势迅速转变。 日本 舆论大肆宣扬所谓北伐军“暴行”，说日军没有还击是“耻辱”。在野党政友会利用这一事件进行倒阁活动，攻击币原外交软弱无能，使 大日本帝国 丢脸。政友会总务 山本条太郎 攻击民政党若 内阁 “只知道在不干涉内政的美名下袖手旁观，造成了今天这样的连侨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的局面。这一事件有一半罪在 日本 当局。”政友会总裁 田中义一 在4月16日的政友会临时大会上发表演说，批判币原外交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夸大 苏联 对中国的影响，要求出兵干涉中国国民革命。日本陆海军、资本家、舆论界、在野党，均一致要求放弃外交手段，以武力对 中国 实行干涉。1927年4月20日， 田中 义一政友会内阁成立，田中身兼首相和外相，币原的和平外交路线搁浅了。6月27日至7月7日，在田中义一的主持下，在日本外务省召开了由外务、陆军、海军、大藏等省及驻海外使领人员参加的“ 东方会议 ”。会议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制定了在中国 东北地区 实施侵略扩张的行动纲领。
蒋廷黻在 东京 研究并会见币原，正是田中上台和“东方会议”召开的时候，他比国人更直接地感受到 日本 将要进攻中国东北的压力和威胁，作为一个对国际关系史有深厚学养的人来说，他对东北的危机的理解和预测，更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对于东北问题的认识，蒋廷黻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面对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所有国家都设法控制国内市场，排斥日货。日本主战论者利用世界资源分配不公及有资源国家加紧排斥日货的事实为藉口。另一方面‘有’资源的国家自 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即锐意保持和平，共同努力控制世界市场和原料。 日本 有见及此，自然要筹谋对策。他们认为： 日本 如果不能从西方列强控制下的落后地区分一杯羹，就只有牺牲 中国 ，在 亚洲 北部去建立他们的帝国。日本人认为占领我们 东北地区 是公道的。他们认为他们并非从中国人手中攫夺东北，而是从 俄国 人手中拿到东北的。他们认为：1904年至1905年间的 日俄战争 如果日本战败的话，东北将成为沙皇帝国的一部分。结果 日本 战胜了，东北自然应该归他们。他们进一步认为：日俄战后，东北重归中国版图，那实在是因为国际间的嫉忌和中国的外交阴谋有以致之，事后中国非但不与 日本 合作，反而阻止日本发展，而且更重申中国的主权”。蒋廷黻说：“东三省的重要性是中日双方都承认的。我们都知道 东北地区 的农、工业在中国均居最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对日本人的态度一向也是看不起的。日本人一直未曾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在过去若干世纪，我们一直把日本人当作‘侏儒’，认为日本人少、地小、文化低。1895年 日本 战败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个大震荡。中国人把那次失败，当作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三十年后，日本在东北非法筑路、驻兵、控制重要港口，实际上就是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中国人认为： 日本 在中国所作所为，对中国都是侮辱和侵略。这就是中国人对中日两国在东北冲突的看法。当时中日双方均缺乏政治手腕，以致无法筹划出有利双方的经济发展计划，解除 日本 侵略 中国 的经济因素。中日两国主战的报纸，一致渲染：如果中国富了，日本一定会穷；反之，如果日本富了，中国也一定会穷。双方没有合作的余地。”蒋廷黻说：当时“中国舆论着重在反对不平等条约上，经过研究和实地观察，我当时认为 东北地区 问题不易解决，因此我以为应该格外注意才对。我认为除非中日双方小心、聪明，否则就会发生巨变。”虽然对如何解决好东北问题尚无成熟的意见，但蒋廷黻在思索，“想要找出一个双方均能获益的办法”。
1927年10月，著名 英国 历 史学 家汤恩比，有一篇题为《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之异同》的文章，由李颐翻译发表在《 国闻周报 》上。蒋廷黻特意为这篇译文写了一段按语：我们以为全英国的人民都是与我们为仇的，其实并不如此。英国人也有许多是对我们表同情的。这篇文章就代表英国的亲华派。他们不但不仇视我们，且希望我们的革新运动早日成功。这是 中国 国民应该知道的。
蒋廷黻要借汤恩比的文章为题，来抒发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中那种刚性的偏急的“革命外交”的不满；他要用事实来证明那种只从己意出发、不知对方全面情况而一味对抗的举动是不理智的；他要告诫那些煽起狭隘民族情绪、挑起民族仇恨的人们，这样做不一定真正有益于 中华民族 的解放。
1933年11月，蒋廷黻在《 独立评论 》发表《送蓝普森公使归国》一文，对 英国 驻华公使蓝普森的合作外交大加称赞。他说蓝普森在中国作了七年公使，使中英关系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成绩伟大。蓝普森是1926年来华接任的，当时中英关系正处危急的时期。1926年冬天和1927年春天，如果“蓝普森公使的判断、勇敢、忍耐稍有欠缺，不但中英的关系必致大决裂，就是全盘 远东 问题也可演变到一个不堪设想的田地”。由于“ 女王陛下政府 和蓝普森公使屡次的具体的表示中国的富强就是英国的利益，使这富强得实现，英国愿意尽友谊的协助责任。”“现在我们知道 英国 不但不是 中华民族 复兴的障碍，且是一种助力。从此以后，中英的友谊及合作只须维持和培养。”（注：载《独立评论》第76号，1933年11月12日，《 蒋廷黻选集 》（三），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版，第441-442页。蒋廷黻认为，中英在大革命时期的激烈对抗，其历史原因是英国的工业品破坏了 中国 的手工业和农业，加剧了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人民对英国 帝国主义 表示仇恨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在这个历史的、心理的土壤上， 米哈伊尔·鲍罗廷 等人制造反英空气，才能收到极大的效果。蒋廷黻认为：蓝普森公使是有眼光的外交家，他没有恶化中英之间的对抗，而是很快公布新政策，主要包括六点：（一） 英国 愿意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二）英国绝无强以外人的统治加诸中国的志愿；（三）中国条约的志愿是正当的；（四）旧条约未修改以前，英国愿意关于条约的权利略为通融；（五）在 中国 未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前，英国就愿意与中国维持亲睦的关系；（六）华府会议所通过的海关附税，英国愿意中国即时起始征收。蒋廷黻说：蓝普森公使的秘诀在于：不以中国的 国家主义 为 英国 之敌，反引以为友。）
蒋廷黻从中英关系转变的历史事实中更获得一种认识和信心，如果中、日双方都能采取忍耐的合作的政策， 东北地区 问题或许不致激发起剧烈的波澜和严重伤害中国的后果。很显然，蒋廷黻一方面对 日本 币原外相抱存希望；另一方面，他不愿意看到 中国 国内也像反英一样，掀起强烈的反日怒潮。然而事实完全不是朝着蒋廷黻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虽然币原外相试图做过一定的努力（注：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1931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诉他，币原于1927年夏天就曾要求当时中国驻日公使 汪荣宝 回 南京 向政府报告：“告诉你们政府，币原说：‘一个大事变就要发生了。除非中日双方政府谨慎处理，双方均将被毁。尽速和我来解决。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让步，我的政府必然会垮台，而后任将较我更甚，会要求无厌。’”蒋廷黻说：“事实上，整个七、八两个月，币相一直都急于寻找谈判的机会，而南京和 东北地区 方面都尽量设法避免。明了对方所使用的策略后，我不禁感到我们的政府措置失当。”（见《 蒋廷黻回忆录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年版，第138页）），但没有成功。
1931年冬，外交部部长 顾维钧 提议将东北南部的 锦州市 附近地区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双方的军队。蒋廷黻赞同顾外长的提议，认为此举至少可使冲突的紧张形势不致蔓延。当时 燕京大学 校务长 司徒雷登 约蒋廷黻到燕大演讲，蒋在演讲中极力支持顾维钧外长的主张，演讲结束时，燕大名教授 陆志韦 站起来代表教职员及学生联合会发言，他提议，燕大师生通电全国，反对设立中立区。在场的政治系系主任徐淑希也支持陆的提议。结果，当司徒雷登将提案付诸表决时，台下一片大海。如此场面使蒋廷黻不免尴尬和沮丧。全国学生几乎一致要求抗战。他们到 南京 向中央政府请愿，铁路为之阻塞。他们认为， 日本 占领 中国 领土，中国必须要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
蒋廷黻认为，学生和老百姓大部分是真正爱国的，但不能排除有政客在幕后操纵的事实。他说：“活动费送到北平，大部分用在少数学生身上。此种情形更使我要去努力阻止 全面战争 。”蒋认为即使是出于纯洁的爱国心，也要分辨是理智的爱国还是盲目的情绪化的爱国。如果是盲目的、情绪化的爱国，那么爱国很可能导致误国。他说：自 中国国民党 出师北伐，到“9·18”，全国布满打倒 帝国主义 、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标语。我们把一切国计民生的困难都归罪于帝国主义者，把外人的一言一动都看为帝国主义的。由于“受环境和时潮的支配，我们近几年来朝野所共造的空气，一句话：就是虚骄自负。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好像我们的敌人愈多愈好。自己让自己的口号标语麻醉了，而美其名曰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9·18’事件一发生，前日我们口号标语中所要打倒的，我们厚起面皮来求他们同情和帮助。当局所作的就是仰承他们的主公翁——民众——的意旨所作的。有这样的民众，然后有这样的当局。全国都变为开空头支票的。”
在自己实力明显不足、外部援助也不可靠的情况下，蒋廷黻认为对付强敌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就是妥协，就是暂时吃点亏。他认为，如果战，未免要吃更大的亏；实际不能战，而空喊抗战、鼓动对抗，只能是给国家添乱，妨害外交。所以，蒋廷黻完全赞成国联调查团“务须对于两国之根本利益予以调和”的基本态度。国联调查团本着“调和”的精神，要求 日本 退让两件事：（一）取消“满洲国”，（二）撤回驻 东北地区 的军队；同时也要求 中国 退让三件事：（一）创立东三省的特殊自治制度，（二）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权利，（三）缔结中日新商约。为善后计，调查团提议中日两国缔结和解、仲裁、互不侵犯及互助条约。蒋廷黻说：“我们对于调查团的方案是佩服的。 远东 和平，关系中日两国的前途和全世界的前途太大。调查团不能因为 日本 已疯狂地走上了死路，就不尽人事之可能而不指出一条活路。在中国方面呢？我主张不问 日本 接受与否，我们除一点应保留、一点待考虑外，应完全接受调查团所拟的方案。”蒋说：“我这样的主张，并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方案含有若干矛盾及其有不利于 中国 者。调查团向我们指出一条新路。概而言之，这条路就是中日合作。”蒋廷黻认为，调查团指出的这条中日合作的新路是基于两个理由的：一是中日之间经济的接近，固然对 日本 有重大的利益，对中国亦有同等的利益，因为中国藉 此在 经济上和技术上与日本的合作，可以获得建设国家主要工作上的助力；二是既然中国有识之士已承认建设与近代化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就不能不确认建设和近代化的完成，实有赖于与一切国家培植友好的关系，因此，与近邻 日本 维持良好的关系，更属重要。 中国 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需要与列强的合作，而日本政府的友善态度及她在中国 东北地区 经济方面与中国的合作，更为难得。蒋廷黻告诫说：“国人不可不再三细读调查团这段良药苦口的忠告，其中所含的意义是极深厚的。中国当前最急要的事业，无疑的，是国家整个的现代化。为完成这事业，无疑的，我们需要‘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为获得这友善态度——万一尚有方法能获得，——更无疑的，惟有承认 日本 在东三省的经济利益及中日经济合作这一条路。”
蒋廷黻认为：从世界形势看，自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后，欧美人民怕战过于怕虎。大战损伤的元气尚未恢复，接踵[zhǒng]而来的是三年空前的经济恐慌。 共产主义 与 资本主义 、战债、军缩、关税，法意、法德诸问题使得西洋绝难有两国或 三国 联合对日的可能，而这种联合是制裁 日本 必须的条件。从日本方面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已有余，所顾虑的是对西洋的防守力尚不足； 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后， 日本 不仅对 中国 的进攻更有余，而且对西洋任何一国的防守也有余。在这种势力相竞之下，日本因此就肆行无忌，想尽可能多占便宜。但是，日本也不可能毫无止境，如果他把华府会议所造的均势根本推翻，全世界受了这种压迫之后，必定会设法联合应对。有鉴于此，在短期内， 东北 问题决无解决的希望。如果我们要速求解决，反而要吃大亏。由于对世界局势认识不清，对中日问题的严重程度认识不清，国内有不少人仍在寻找解决的捷径。故蒋廷黻愤慨地说：“这种野梦，我们现在必须放弃。”要知道，现今中国与 日本 相处的态势，决非是你今天打一下，我明天高兴又打一下所能了结的。这种局部的、无充分军事、经济、政治及外交预备的战争，纵得着一时的小胜利，终究徒给敌人蚕食的机会。
蒋廷黻提醒国人，中、日的问题，我们不要看错了，是世界历史上第一等严重的问题。日本武力所创造的大陆帝国，非用更大的武力是不能消灭的。要蓄积更大的武力，就需要时间，所以要下决心作长期的准备，要“咬住牙根作长期——五年或十年——抵抗的计划”。在这长期抵抗的计划中，除无条件停止 内战 、努力内政的改良和尽力争取与 国际联盟 的协调外，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与“ 苏俄 的合作，必须占一重要地位”。他进一步解释，也不可因为怕共产革命、怕 日本 宣传我们要行 共产 ，就不利用复交以后的机会到 俄国 去考察、去学习所有学习者。究竟唯一防止 共产主义 革命的方法就是建设一个比 共产主义 还好的社会，此外都是治标，唯独这个方法是治本。 苏联 的经验可资借鉴者正复不少。计划化的经济是其最大端。不要忘记一个劳工与农民生活较好的国家就是在国际中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国家。倘若中俄复交以后，我们能从 苏俄 得些解决农工问题的方法，那这复交便更有意义了。
蒋廷黻的知己知彼、互利合作的外交思想是面对全方位的，也是始终一贯的。他不仅是对 英国 、 日本 而言的，也不是仅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事实上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也是如此。他非常重视与苏联的交往与合作，并且要排除干扰顶住压力。
从历史的角度和世界全局的眼光来关注一个对象，这是蒋廷黻最突出的认识方法。用这个方法观察当时的 苏联 ，他以为 约瑟夫·斯大林 不过是地道的民族主义者，他所承继的就是 彼得大帝 的事业。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并不是什么 国际主义 ，而是以 资本主义 的外交来对付资本主义，他的准则当然是维护 苏联 本国的利益。从历史来看， 苏俄 在 远东 有不可割舍的利益，为了维护其在 中国 东北 地区 的特殊地位，俄与日在战和、进退之中，大多总是以牺牲中国的权益为代价。蒋廷黻当时想提醒国人的是：不要把苏俄与 日本 这两个都想主宰中国东北的强国，一个当成完全的朋友，一个看成绝对的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蒋廷黻的心目中，的确是具有很自觉的防俄意识的。蒋廷黻深通历史，同时他又密切地关注着世界的大势。他看到，自 德国 法西斯主义 兴起之后， 苏联 的战略重心已开始移向 欧洲 一边，因为防德比防日对苏更重要。从这个大局看， 苏联 在 远东 是以守为主。日本进攻 中国 ，苏能给中国一定援助，但在较长时期内不可能出兵击日，以致引火烧身。所以蒋廷黻一再告诫国人，不要指望苏联出兵与中国并肩作战，不要抱存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体谅、理解苏联尽量避免与 日本 交战、抓紧国内建设，蓄积国力以对付 德国 的基本国策。在蒋廷黻看来，一个国家首先考虑她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是正常的，天经地义的。他在理智上并不会对 苏联 的这种政策提出指责。如果要说蒋廷黻对苏联的反感，恐怕主要是对苏那种尽量避免与日本作战而同时则鼓动中国对日作战的做法。至于苏联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不自由的体制，蒋廷黻的确有些厌恶，但是，这决不是他对苏的全部感受，更不能说达到了极点。
蒋廷黻并非是一种极端的仇苏、反苏的心态。蒋廷黻对苏联，注重的是如何帮助国人有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或是防备、或是合作、或是借鉴、或是学习、或是交往、或是抗拒。然而贯穿其中的基本愿望始终是了解的合作。
因蒋廷黻对 苏联 认识深透，苏方对他自不无防备，故他一面愤慨地抱怨，一面又以理解的心态指出事实：以往，苏联当局一面极望吾人抗日，其代表与国人私自谈话亦竭力鼓励吾人抗日，然彼辈政府曾未与中国政府说一句负责的实着边际之话，且 苏联 本身对日尚力求避战。此乃至对苏联最不满意之点。更可恶者，彼在中国制造抗日潮流，使我人民与我政府为难，几至挟我人民以迫我政府。我人民知识幼稚，感情用事，不知世界各国人皆推行本国本位之政策，绝不愿为他国作 冯妇 。……职到任以来，已两次要求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 彻底交换意见，彼始终推诿。故在 西安事变 之前，职心已抱不满。此外，在数星期之内，彼已两次不以诚待我。……在 国际联盟 中， 苏联 代表无一次不协助 中国 代表。……在中日两国争论中， 苏联 无一次不完全偏袒我方，且 苏俄 对中国政府中人士之守信与否自亦不无戒备，此国际之常情也。……苏俄自有其困难，彼所须者为和平，盖惟在和平环境之中始能继续其建设事业。彼之国际地位欠佳，夹在东西两强敌之间，而彼无一可靠之与国。彼之不愿在 远东 多负责任乃彼之自为谋也。彼所愿者为，中国多负责任，盖中日多事则日苏之间可少事矣。其次，彼甚愿英、美两国多负一份抗日之责。彼或者判断中日战，中必败。中败后，英美必援助，中日之战遂转为英美与日之战，而 苏联 反可坐收渔利。英美两国亦颇怂恿苏联对日强硬。英美对苏联，苏联对英美同一心理也。
认识苏联，才能更好的合作。盲目的合作总是不牢靠的。只有清醒的合作，才会是互利的、长久的。蒋廷黻最重视的是清醒的合作，知己知彼。他深知苏联的外交是灵敏的、实际的，为本国利益打算的。对苏联在对日问题上的推诿、绕圈子，蒋虽表示不满，但他终究能理解、能容忍。他不指望苏联 会出兵来无私地帮助中国抗日，但他认为：无论苏联怎样为自己打算，中苏之间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是应该的。蒋所重视的合作，其重心自然倾向于英、美，倾向于国际大范围的合作，但他并不忽视争取与 苏联 合作的可能和机会。
1937年12月，蒋廷黻在致外交部电稿中，分析 苏联 不能积极出兵助我抗日，自有其为难之处，尽管如此，他仍建议“中苏利害关系极深，近数月来，彼助我亦不少，我政府在未接受调停之前，应与苏联切商”。
1938年1月，蒋廷黻回国述职，在 长沙市 ，他作过多次演讲，介绍国际情势，客观地描述 苏联 国内的各种状况，如实地说明苏联不能出兵帮助中国抗日的原因，他甚至把 法西斯主义 与 共产主义 相提并论，但他承认苏联是中国的朋友。他说：苏联对于中国，真可说是一个最好的朋友，她对中国是十分同情的，十分赞助的，至于苏联不能正式出兵帮助我们，这是有原因的。虽然如此，但她给予我们的帮助仍旧很大， 苏联 确是我们的好友，无论在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她帮助我们的地方比任何一国大。蒋廷黻当时对苏联不会是对抗的。应当说他的愿望是要与 苏联 合作的。
到蒋廷黻的晚年，他的反苏、抗苏态度的确是很强烈的。他明确说：“我曾于1934年冬季因秘密任务前往 莫斯科 ，又在1936年以中国大使资格再去莫斯科。我都想设法开辟合作的途径”。
1958年，蒋廷黻在《我对控苏案的看法和说明》一文中，再次阐述他的合作的外交思想，并且特意指出， 俄罗斯 也在开放与合作的范围之内。他说：我们政府是反对 帝国主义 的，不过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后，我们却希望维持和重建与西方各国的友好关系，连俄国也在内。我们一得到平等的关系，我们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在准备建立合作的关系。我们决不让我们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去培植和发展成为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怨恨和敌视。
历史
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荒漠。蒋廷黻任教于 南开 大学之后，便有志于做一名拓荒者，他开垦的第一片荒地，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在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他引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观念。
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积累了大批中国近代外交史一手资料，率先运用这些资料在南开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并以西方现代史学体例编纂出中国第一本《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为日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在旧中国 历史学 界，有关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而蒋廷黻的著述，又是旧中国大学历史系的教本，影响十分广泛。时至今日，他的一些代表作仍被一些近代史专家不时提及。
现代历史研究的人手方法是充分地占有原始资料，这在今天的史学界乃是常识，但对二十年代初期的人们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在采用这一方法上，蒋廷黻开了风气之先。他在中国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人手。他自己身体力行，为搜集和整理中国近代外交原始资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在 南开大学 ，为了搜寻史料线索，他想方设法地联络各方鉴定家、收藏家，频繁地访亲问友。为了掌握 李鸿章 1896年至1900年期间从事外交活动的史料，他走访了许多李鸿章的旧部，或助手，或秘书，一有机会就把话题引到资料的搜集上。
蒋廷黻在传播现代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引进了新的研究观念。在南开，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参考多方面意见，本着客观的态度解释史实。1928年，他在介绍 英国 历 史学 家汤恩比《中国革新运动与 日本 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译文的前记中，特别强调要借鉴外国人看中国的见解，多听听旁观者的话。在谈到 中国 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他也指出：“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上卷序言）。
根据上述观点，蒋廷黻撰写了许多专题论文，不仅对比参证中外各方史料，并且折衷中外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得出“兼听则明”的结论，从而跳出了中国传统的“虚骄”史证的旧套子。他不倾向于在中国外交史上大骂外国人，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洋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他认为19世纪 帝国主义 侵略是一个历史事实，侵略的对象也不只是 中国 ，要紧的是看我们如何应付 帝国主义 侵略，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从这个观点出发，他的外交史研究便有新的方向、新的思路。
早在 南开大学 时代蒋廷黻还倡导和重视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努力探寻历史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途径，这在当时大学的历史教学中也是少有的。
1929年，蒋廷黻调任 清华大学历史系 ，继续引进新的 史学 研究方法，同时，为建立中国现代历 史学 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蒋廷黻对中国传统的考据式治史方法持批评态度。认为 中国 旧的史学家往往熟读许多 史书 ，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的精力，对版本训练也许有所发现，但对史料本身却没有多少知识，人们只是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这是“治史书而不是治历史”，这种研究方法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为此，他首倡开创新 史学 、培养新式历史学家的教学目标，这种新，就是区别于中国古代 史学 的考据方法，而采用西方综合的治史方法。为培养和训练这种方法，他要求历史系学生“多习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 人类学 ”，从而“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体性，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
教育
“使教育人性化，与 中国 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蒋廷黻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主张“使教育人性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他批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脱离民众、脱离社会生活的状况，力倡加以改革。
担任南开文科主任期间，蒋廷黻曾谆谆告诫学生，社会经验，是文科学生不可或缺的；读书并不是求学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指出，人们经常把语言或文字做事实，听某人说过什么，某报某书写过什么，就深信不疑，这不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
为丰富学生的社会知识，他亲自带领南开经济史班的学生去调查八里台村的村史和裕源纱厂工人生活史。他向学生传授调查研究的方法，要求他们事先准备好调查问卷，以备填写。要学生深入纱厂，了解工人的生活、家庭、工资、工作时间、所受教育、卫生状况、娱乐活动、年龄状况和死亡率等状况。用科学的方法组织排比，撰写成调查报告登诸报端，以有所贡献于社会。20年代后期，在蒋廷黻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社会调查成为 南开 的一项正式教学制度。
蒋廷黻还是学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热心赞助和支持者。他曾带领南开文学社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他的导师、 美国 著名历 史学 家海斯的《国家主义论文集》，他亲自为之作序并推荐到上海教育书店出版。他也是学生编辑出版的《南开大学周刊》的顾问之一。
蒋廷黻在 南开大学 倡导 通识教育 。他任文科主任期间，曾例举世界许多著名社会科学家同时精通自然科学的例子，鼓励文科学生略识 生物学 、物理学、 化学 、数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并稍习试验课程，以培养和训练自己清晰的思想和科学的态度。
蒋廷黻对中国当时的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如他对国内大学照抄照搬西方教育模式，社会科学学科中，西方课程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很不满意，认为留学归国的博士、教授不能只读洋书、教洋书，还应研究和探索 中国 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开拓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园地。他主张“教育以中国的实在需要为基础，不以外国的模型为基础”。认为“唯独在中国生活的实况的土地上，中国的教育家能够找得材料来创造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中国的学生将来既要在中国服务，知道中国的 政治经济 情况，比知道西洋的国会和交易所还要紧些”。他在 清华大学 致力于造就中国历史的专家，正是本着这一思想。
蒋廷黻还批评了当时大学教育的其他弊端，如学生听讲多，应考多，自修少、与教员接触少等等，主张进行改革。他不赞同学生平日忙于作笔记，考试忙于背笔记的现象，认为这将妨碍学生自己的观察和思索。他对大学教授讲课钟点过多，许多人因为经济困难而忙于兼课的现象也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他因此赞扬 南开大学 的作法，教师的薪水虽不算很高，但从不拖欠，严格按规定付酬（当时国内大多数高校都发不出薪水）。教师全力授课，出席率极高，这也是他最初选择任教南开的重要原因。他对 清华大学 的措施也很称道，教师有休假，上课钟点少，进修的时间多，还可以得到资助进一步深造。
蒋廷黻是 南开 历史系的创建者，主持历史教学长达6年之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构建了南开西方 史学 的课程体系，发挥先导示范的作用。他最早开始中国近代外交史料的收集研究工作，并率先在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史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教学研究的先驱者。他提出了建立研究和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形成了区别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新学派。他编著的《评<清史稿邦交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中国 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国近代史》等，为民国外交史新学科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蒋廷黻重视体育，指出，中国旧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为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背不能直，这种体格上的虚弱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根本的毛病之一。他本人则十分热爱体育活动，常常打网球、高尔夫球、游泳、滑冰、打猎和骑马。
社会活动
1943年11月赴 美国 出席 联合国 善后救济会议，后任中国驻联合国救济总署（“联总”）代表，其工作转向中国的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外交。
1944年7月出席联合国金融货币会议，参与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开发银行的创建。
1945年初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署长。11月14日，与“联总”驻华代表签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联总”基本协定》。
1946年利用救援物资和设备，在 邵阳 市 设立乡村工业示范处，兴办了机械、铸造、制革、农药、 硫酸 、水泥、粮油加工、肥料、自来水等小型工厂，为邵阳现代工业之始。在邵阳东乡宋家塘设立“华中农业技术推广站”，开邵阳农业生产新技术和农业机械耕作之先河。同年10月，转任 联合国 远东经济委员会代表。
1947年6月担任联合国在上海和 马尼拉 举行的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主席。11月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兼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中国首席代表。
1947年12月任中国驻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常任代表。
1962年转任台北当局驻美“大使”。
人物评价
郭廷以 ：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 罗家伦 ）同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 历史学 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澳洲 外交官 ：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费正清 ： 我认为你的成就让你有资格——我希望你确实是那样觉得——为你在公仆生涯里所作的贡献有着无比的成就感。在你从政以后，现代中国毫无疑问地失去了它最有能力的历史家。我知道在政府工作可以让人很挫折，因为不像写一部历史，政府有否建树不是操之在个人。当一个政府遇到困难甚至遭遇挫败的时候，作为官员的人可以是灰心罩顶的。
李济 ： 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李敖 ： 蒋廷黻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所以，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何炳棣 ： 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是与 清华 国学院的 王国维 、 陈寅恪 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他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分量，这才是经典。
沈渭滨 ： 在 新中国成立 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蒋廷黻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 历史学 家，先后做过 南开大学 历 史学 教授、 清华大学历史系 主任，以主张 史学 改革著称于世；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 苏联 大使、驻 联合国 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 台湾当局 驻美"大使"。在 中国国民党 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 书生 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从治外交史扩及中国近代史，写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许纪霖： ①从骨子里看，蒋廷黻与其说是一个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士大夫。②蒋廷黻是瓷器店中的猛牛。③命运真是与蒋廷黻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却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政治功绩，而无意间写下的《 中国近代史大纲 》，却成就了他做 司马迁 的梦想。
江勇振： 蒋廷黻的一生是多采多姿的。他的官运，也是亨通的。他在行政院担任政务处长，以及接着所担任的“行总”署长的官涯固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所在。“行总”署长还是被 宋子文 赶下台的。然而，以他在外交官的生涯来说，他是 蒋介石 派驻 美国 的外交官里官运最好的一个。拜美国的中国政策之赐，他在“驻 联合国 代表”任内维持住了在联合国里的席次。长远来说，他在联合国为蒋介石所作的奋斗，到头来还是失败的，虽然不是在他任内。美国汉学家
刘绍唐： 1950年代，蒋廷黻在联合国为维护中国代表权的精彩辩论，铿锵有声，他在外交战场上打了一个接一个的胜仗，真抵得过百万雄师。如果他没有婚姻上的不幸与困扰，如果他还像写这批家书时所表现得无‘后顾之忧’，也许还有几个胜仗可打，也许还有几本大书可写，至少还可以多活十年八年！
马勇： 蒋廷黻为我们重构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叙事，使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渊源有自，并不可怕。蒋廷黻本可以像 司马迁 那样潜心著述，藏诸名山，以待来者，可是他又期待像 张骞 那样折冲樽 ，为国立功。学术上的野心、企图并未全部实现，甚为可惜；而政治上的缺憾是他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甚至没有机会像他的前任 顾维钧 、 颜惠庆 那样为大国代言。
金应熙： 蒋廷黻是 蒋介石 反动集团的策士和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又是中国 历史学 界洋奴买办派"研究" 中国 近代史和中国国际关系史的代表人物之一，洋奴买办派 史学 的形成是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以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 中国共产党 人和一些爱国史学工作者一起对 帝国主义 的侵华罪行作了比较有力的揭露，推动了中国人民的反帝高潮，帝国主义老爷们发慌了，开始认识到单靠其国内的御用。
许泓[hóng]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蒋廷黻目睹国家多难，痛心疾首。1932年，蒋廷黻与 胡适 、 丁文江 等当时知名学者，创办《独立周刊》，讨论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尽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的责任。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蒋廷黻告诫当时青年学生“吾辈皆 黄帝 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作为历史学家，蒋廷黻主张兼重中外历史，兼采中外史学研究方法，治史颇有建树。在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 中国 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有借鉴意义。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时期，蒋廷黻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他治 中国近代史 ，就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富强国家。台湾学者 李敖 由此评价说，蒋廷黻“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轶事典故
个性耿直
蒋廷黻很有个性，对人对事，总有独特的见解。与人争辩，单刀直入，毫不留情。性格耿直，自信自负但并非有意骄傲，不喜欢敷衍应付，厌恶恭维迎合。对社会国家、负责敢言，不计得失。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留学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时期，闻听国内爆发 五四运动 ，兴奋异常，“心焉向往”。
1921年，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积极参与组织 中国 留美学生华盛顿后援会，秉承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从事活动，出版刊物，担任英文刊物的主编。任教于南开后，常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抗议与日本签订“ 二十一条 ”的国耻纪念会上，告诫南开学生，“吾辈皆 黄帝 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建议南开学生征收日货所有人的爱国捐，提议用这笔捐款建立工业研究机构。认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好事，但还不彻底，还不是治本的办法。希望建立一个工业研究机构去研究现代科学和技术生产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国货质量，与日货竞争。
好友会议
同在 清华大学 执教的好友 浦薛凤 说：“廷黻与予同在清华执教多年，又同住北院，朝夕相见，加之网球场上，桥戏桌边，又复时相过从。”浦薛凤说蒋廷黻与他有两项共同的嗜好：“一为运动，即打网球，每周二三次，均在下午四时许举行。偶或预备 冰淇淋 一桶，置球场旁，吃吃打打。一为消遣，即玩 桥牌 ，每于周末晚饭后开始，只计分数，有胜负而无输赢。经常参加打网球与玩 桥牌 者，吾俩以外，计有（陈）岱孙（总）、（萧）叔玉、（王）化成、（陈）福田诸位。蒋、浦两家同住 清华大学 北院（十六号与四号），相去咫尺。廷黻大嫂（唐）玉瑞与内人（陆）佩玉时相过从，且常与（北院五号）王文显夫人，三位并坐，一面编织毛线衣帽，一面细话家常。两家儿女亦常来往，回忆清华生活真是黄金时代。”
婚闹风波
蒋廷黻的原配夫人唐玉瑞与蒋同岁，是一名新式的知识女性，两人有四个儿女。
蒋廷黻好玩 桥牌 ，没多久，情感危机就在桥牌桌上发生了。蒋廷黻在重庆常邀三朋四友在家中玩桥牌，这个女人是蒋的清华后辈沈维泰的太太，名叫沈恩钦。两人日久生情。唐玉瑞陪孩子到 美国 看病，蒋廷黻乘机将沈维泰、沈恩钦夫妇调到救济总署任职，不久又找个由头把沈维泰调往国外，和她过起了甜蜜的小日子。
1948年，蒋廷黻委托律师在 墨西哥 法庭单方面与唐玉瑞办理了“离婚”。随后，与已经离异的沈恩钦结婚。但唐玉瑞对此并不认账，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她在美国的法院提起诉讼，但当时蒋廷黻担任中国驻 联合国 代表，具有 外交豁免权 ，法院没有受理。于是，唐玉瑞又请求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协助解决其婚姻纠纷，不过，以协调国际纠纷为己任的联合国对于私人家事也无计可施。即便如此，唐玉瑞依然坚持“维权”，不论蒋廷黻在哪里有公开活动，她都不请自到，“宣誓主权”。她还给 胡适 等蒋氏朋友圈里的人写信控诉，希望得到支持，但后者也以“家事”不便干涉为名保持沉默。足令今天有些媒体汗颜的是，当时的媒体既没有添油加醋炒作，更没有祭起所谓“家丑”的道德杀威棒，只作了客观报道。
1950年1月16日，蒋的侄儿在《 人民日报 》发表《致蒋廷黻的一封公开信》，责骂蒋廷黻“你抢了你下属之妻……丑名处处闻！”抛开当时特定的政治气氛不说，这桩具有“国际影响”的出轨案终究是蒋氏的人生滑铁卢。
学识渊博
蒋廷黻学识渊博，不仅广泛涉猎 社会科学 书籍，而且拥有一定的 自然科学 修养。英文造诣很深，出口成章。早在留美时代，已显露出使人钦佩的辩才，谈论问题头头是道，精辟动人。
他的文章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别人的文稿经他修改，便能去滓存精。在 南开大学 批改众多学生的调查报告，半天功夫，便能决定去取，明快程度，令人由衷地佩服。
他拥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使他在中国近代史和 中国 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眼界开阔，独辟蹊径。
关心国事
湖南省 近代史上曾经产生了 魏源 、 郭嵩焘 [guō sōng tāo]等一批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深受故乡这种学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蒋廷黻治学伊始，就决心把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研究近代中国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为了了解 帝国主义 如何侵略中国，研究每一时期中国的抵抗方案及其分析每一方案的成败得失，找出经验教训，有所贡献于社会。蒋廷黻十分关注社会问题从为现代知识分子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回国之初，便与南开同仁游历了北平、 西安市 、 上海市 、南京、 杭州市 、并对 东北地区 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认真考察，以实地地了解 中国 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还重点研究了中国的东北问题，预见到东北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治学时代，曾以学者身份发表了多篇政论性的文章。
人物思想
蒋廷黻在晚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输进西方的学问、治学工具和方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知识、求知方法与工具来了解中国的国情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这样，知识阶级与实际的生活才不致脱节，知识阶级的求知对象将扩大、求知方法亦将更加灵活，知识阶级才能更加了解人生的复杂。这正是蒋廷黻一生的主导思想。他早年治学，中年以后从政，一生的经历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蒋廷黻人生观的核心是有所贡献于社会，成就一番事业。他认为，“中国士大夫阶级不以财产为人生最高目的而重视事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与最高目的”。
蒋廷黻从政后，并没有忘却学术事业。仍乐于探讨学术，手不释卷，一遇好书，便热切地推荐给亲朋好友。对研究历史仍有高度的热忱，常读历史书籍。出任外交大使阶段，对外交档案特别重视，颇有雄心重理旧业。从政期间，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对学术事业给予特别的扶植和保护。热心于国家学术，文化和教育建设，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晚年有志于撰著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传世之作，故晚年一再请求退休，以实现上述心愿，终因突发的绝症，未能了却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