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恩令

《推恩令》是西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刘彻颁布的一项“ 削藩 ”政令。

西汉初，汉高祖刘邦分封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实行郡国并行制，在稳定政局的同时也使得诸侯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甚至开始威胁到中央集权制度。从汉高祖到刘启，均颁布了多项政策，试图限制诸侯王的势力。如“ 白马之盟 ” “ 除诸侯相国法 ” 削藩策、左官律和附益法等。其中景帝颁布《削藩策》引发了“ 七国之乱 ”。叛乱虽被平息，诸侯王势力依然很大。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继续削弱诸侯国势力，采纳主父偃 “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的建议，正式施行推恩令。推恩令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命令诸侯王将封地的继承。由原来只传给嫡长子（其他庶出子孙无封地），改为所有子孙（包括庶子）共同继承。诸侯王死后，其他子弟分割王国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统辖，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项政令本质是在郡县制的基础上的改进。嫡长子继承的土地后依旧是诸侯王，庶子继承的土地后称为列侯归郡县管辖。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该法令通过温和的手段逐渐削弱诸侯国的势力。

元鼎五年( 公元前112年 )，为进一步削减诸侯王势力，汉武帝通过酎金律，一次夺爵106人，其中“王子侯被夺爵者达六十四人之多”。至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 —前101年），只剩列候5人，同姓王18人。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诸侯国的势力衰弱，封国逐渐郡县化，使得郡国并行制趋于瓦解，实质上转变为单一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加强，刘彻有余力对内以较低成本统一币制、收回盐铁专营权，缓解土地兼并现象，缓和国内矛盾；对外出兵匈奴，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

实施背景

西汉初年，刘邦认为秦朝的早亡与皇室力量的单薄有很大关系，于是采取了郡国并行制的管理制度，分封了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当时，地方共有54个郡，但中央直接管辖的不到5个，诸侯国就占了40个郡。在这一体制下，出现了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对中央集权造成威胁。于是，汉高祖与功臣集团、诸侯王立下白马之盟，将分封标准限定在刘姓皇族范围内。

吕后称制后，为巩固自身统治，分封了大量吕姓诸侯，遭到功臣集团和刘姓诸侯的反对，他们以白马之盟将吕姓诸侯全部诛杀。从此，异姓诸侯只剩长沙王。

刘恒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事件，曾在《治安策》中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诸侯王越分越多，而各诸侯国封地则越来越少，如齐国被分而为六个国家、淮南国分为三个国家。

刘启时，采纳晁错的建议颁布《削藩策》，引发了刘濞、楚王刘戊等七国的叛乱。国家调动大批军队，仅用三个月时间就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汉景帝趁机采取一系列削藩政策。首先，在吴国、楚、赵国、齐国四国旧地，陆续封皇子13人为诸侯王，并削其封域，从此燕国、代国没有了北边的郡县，吴国、淮南国、长沙国没有了南边的郡县，齐国、赵国、梁国、楚国等国境内的名山归属中央。此后，诸侯国封地一般只有一郡，大小与中央的郡县基本一样。汉景帝中期为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地位，颁布“ 左官律 ”进一步降低王国官吏的政治地位，颁布“ 附益法 ”，旨在孤立诸侯王，使其在财政上无法聚敛，在政治上无法组成自己的小集团。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他又将诸侯王的官吏任免权收回，剥夺了诸侯王治理王国的权利。这些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

刘彻十六岁登基，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余年，即位时汉朝整体国力正不断向上发展，但他面临两个问题。第一，诸侯王在税收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财政的税收；第二、诸侯王在政治上享有很大权利，通过经济政策严密控制着土地和农民，导致中央权力的空心化。同时，为解决北部匈奴的威胁，汉武帝开始对其发动战争，而战争的资源消耗巨大，为了赢得战争，只能通过削弱诸侯国获取更多赋税和徭役。

法令内容

元光元年（前134年) 主父偃在接受刘彻召见时，向其提出计策：“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正式颁布并实施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景帝时期晁错颁布的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的庶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若封土广大而子孙较少，则先虚建国号，待其子孙出生后再行分封。诸侯王的封地是有限的，但他可继承封地的儿子是无穷的，这样他的封土不能不日益减少，他的权势不能不日益式微。新分封的列候没有治理百姓的权力，推恩越多王国只能越小，对中央的威胁逐渐消失。

实施结果

实行推恩令后，不少诸侯王国先后被分为若干侯国，王国土地减少对应着中央直辖土地变大，使汉初郡国并行制在实质上演变为单一的郡县制。这使得诸侯王国在名义上没有被进行任何的削藩，以此避免激起诸侯王进行武装反抗的可能。诸侯越来越多，封地却越来越小，“大国不过十余城，小国不过数十里”。不久以后，诸侯王再也无法积蓄力量和中央政权抗衡了。

与此同时，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刘彻命桑弘羊将盐铁专营权收归中央；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接受桑弘羊的建议，改革币制，取消郡国铸币权，诸侯丧失经济特权。一系列政策使得诸侯国与普通郡县无异，变成衣食租税的大贵族地主，已经无法与朝廷抗衡了。

辅助律法

当支庶子弟的利益被满足后，推恩令“实分其国”的本质就会暴露出来，诸侯王认识到其害处后，将不再分封。刘彻只能辅以酎金律继续削减诸侯王的数量。金律是汉文帝开始设置，目的是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削弱王子侯国的经济实力。汉武帝对这条律法进行了修改且严格执行，酎金斤两不足或者成色不好者会受到惩罚，酎金律实施的结果是，元鼎五年( 公元前112年 )，汉武帝以“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的罪状，一次夺爵106人，其中“王子侯所受的打击尤为严重……以酎金律夺爵者达六十四人之多”。此外，因杀人、淫乱、失职等其他犯罪形式而遭夺爵者，尚不在其中。以最先执行推恩令的城阳国为例，元朔二年至元鼎五年，共分封支庶子弟34人为列侯，其中19人因酎金律被夺爵。至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前101年），只剩列候5人，同姓王18人。由此，西汉的诸侯国问题在推恩令和酎金律等律法的推行下彻底解决。

成功原因

关于推恩令成功的原因，明朝末清朝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王夫之著作·读通鉴论》中指出，推恩令与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是相似的，贾谊的主张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诸侯国实力强大；推恩令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七国之乱后诸侯王的势力不如从前了，他是“乘时而有功”。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推恩令不同于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推恩令并非完全是“自上令而行之”，而是“本下情而行之”。所谓“下情”，一方面是王国支庶子弟也想获封列候；另一方面诸侯王不愿支庶子弟沦为庶民，所以才愿意主动执行推恩令。

改制影响

政治

推恩令的实施，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皇权对地方封国的控制，诸侯国的力量日渐衰弱，封国不断郡县化，使得郡国并行制趋于瓦解，实质上转变为单一的郡县制。如刘邦时，齐国辖地为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城北）、胶东、胶西、济北（今山东省济宁市）、博阳（今山东省泰安市）、城阳、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等七个郡，到汉景帝时期，齐国原来的千乘（今山东省高青县高城镇）、泰山、济南市、北海（今山东省昌乐县）、临沂市、胶西等地都归属了中央，只剩下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市）、胶东半岛、城阳（今山东省青岛市境内）三个国家。此外，刘彻充分贯彻汉景帝时颁布的“ 左官律 ”，降低王侯的属官地位，防止诸侯王招募人才。元封五年( 公元前106年 )，汉武帝十三部刺史，每年“ 周行郡国 ”，“ 省察治政 "检举犯法的王侯官吏，报中央惩罚。诸侯王与郡守受到刺史的监察，特权大大削弱。这样，汉代诸侯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实现了郡县化，封国再也无法构成威胁中央皇权的地方割据势力。

经济

推恩令的实施在经济上使得刘彻以较小的成本统一币制、收回盐铁专营权，打击了诸侯国豪商的势力，让当时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有机会在中央的调控下得以缓解，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缓和，农民的生活有所好转。同时，通过经济改革汉武帝得以集中大量社会财富，从而有机会抓住对匈奴作战的主动权，完成稳定边境和开拓疆域的事业；也使得他能够在灾荒不断发生的年代，较成功地赈济灾民。

总之，推恩令的实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文化的认同和政权的稳定，使得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成为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是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统一的标志。

事件评价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周东辰等人在《推恩令与“大一统”思想》中指出，推恩令是中国古代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它对于西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加强中央集权制度、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且杰出的政治智慧，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