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 - 全界百科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汉族，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 ，又自言系出中山，家中世代是儒生，其先祖为中山靖王刘胜，晚年自号庐山人。唐代哲学家、文学家、大儒、诗人，有 “诗豪” 之称。

刘禹锡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出生，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为杜佑所器重，后从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贞元末，刘禹锡与柳宗元、陈谏、韩晔等结交于王叔文，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李诵即位后，刘禹锡参与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屡遭贬。刘禹锡后历任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兼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礼部郎中、苏州刺史等职。会昌时，刘禹锡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赠户部尚书。

刘禹锡的主要哲学成就在于对世界物质统一性的新论证，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强调了法制思想；文学上，独创了民歌体诗歌，在散文、辞赋、论说文上也有不俗的成就，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刘禹锡诗文俱佳，所作诗文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 刘柳 ”，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与白居易合称“刘白”，著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还著有《刘梦得文集》，存世有《刘宾客集》。刘禹锡铜像、刘禹锡纪念馆、刘禹锡公园等都是后世人们为纪念他所留存下来的。

人物生平

早年游学做官

刘禹锡，自称祖先为汉景帝贾夫人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七代祖刘亮，北魏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父亲刘绪，为避安史之乱，迁居苏州。刘禹锡生于李豫大历七年（772年），其父、祖均为小官僚，父亲刘绪曾在江南为官，刘禹锡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贞元六年（790年）十九岁前后，刘禹锡游学洛阳、长安，在士林中获得很高的声誉。

贞元九年（793年），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不久丁忧居家。贞元十六年（800年），守父丧期满，在宰相、扬州节度使杜佑那里掌书记。两年后调任京兆府 (今西安市 )渭南县主簿。贞元十九年(803年)冬天，调升为监察御史。

中年屡次被贬

被贬缘由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诵 ( 李诵 )即位，重用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的革新派人士。刘禹锡升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王叔文推行“ 永贞革新 ”，这次革新运动只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在大宦官俱文珍联合守旧势力的反扑下，顺宗被迫让位，太子李纯 ( 宪宗 )继位，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后被杀害; 王伾为开州司马，后被逼死;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被贬到边远州府作司马，因此，历史上又称“ 二王、八司马”事件。

被贬朗州

刘禹锡被贬为朗州 (今湖南常德) 司马。贞元二十一年十月，他离开了长安，到达洞庭湖时，写了一首有名的《望洞庭》，以传神之笔把秋夜的湖光山色描写得优美动人，俨如山水画一般。刘禹锡到朗州后，住在城东的“招屈”亭旁(今常德市东门口)他曾感叹地说:“ 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 《采菱行》 )。第二年，朝廷大赦，但明文规定刘禹锡等人“纵逢恩赦，亦不在量移之限”( 《旧唐书·宪宗纪上》 )。他闻讯后曾自豪地宣称:“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咏史二首》之一)表现了诗人的战斗精神。

刘禹锡在常德市有机会广泛的接触社会实际，对于人民的疾苦、贫富的对立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等，有较多的了解，并先后游览了朗州的名胜古迹，写了将近二百篇诗文，其中不少诗篇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如《百舌吟》谴责阿谀逢迎之徒的无耻; 《聚蚊谣》用寓言形式讽刺宦官、藩镇、大官僚互相勾结、为害人民的罪行; 《采菱行》反映妇女们紧张而又愉快的劳动生活; 《登司马错故城》借游览名胜古迹，抚今思昔，感慨万端; 《贾客词》揭示中唐时期“贾雄农伤”的社会现实; 《壮士行》歌颂壮士不畏强暴、为民除害的英雄业绩。

刘禹锡在朗州十年，曾多次游览武陵胜境桃花源。他的《游桃源一百韵》《桃源行》等诗和他亲笔题的“桃源佳致”，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现在游桃花源的人，还能看到“桃源佳致”的石碑和《桃源行》诗的石刻。他的有名的哲学著作《天论》也是在朗州写的。《天论》是对柳宗元《天说》的补充和发挥，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无神论思想。

被贬连州

李纯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从朗州被召回长安，诗人目睹执政者横行霸道，权倾京师，内心无比愤慨，便借看花为题，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寓意深刻，引起京城权贵的不满。他们群起而攻之，胡说什么“语涉讥刺”。刘禹锡到京只有一个月，又被贬到更边远的连州 (今广东连县 )去了。

晚年为官写作

长庆元年(821年)冬天，刘禹锡改任州(今重庆奉节) 刺史。第二年正月到任。在夔州任内，他写了《浪淘沙词》九首。刘禹锡在夔州三年，又改任和州 (今安徽和县 )刺史。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罢和州刺史，准备回洛阳市 ;恰巧白居易因病免苏州刺史，也准备回洛阳。两位诗人在扬州相遇。白居易在酒席上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一诗，对刘禹锡先后贬官二十三年的痛苦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刘禹锡看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首名作。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年)，刘禹锡被任为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大和二年，回到长安。重游玄都观，写下《再游玄都观》，反映了元和十五年(820年)以来李纯、李恒、李湛先后为宦官谋害，朝政陵迟、变幻的情况，讥笑了当年的权贵一个个销声匿迹的可耻下场，表现了诗人不怕打击、继续斗争的精神。

大和三年(829年)，经裴度推荐，改任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大和五年，裴度罢相，刘禹锡出任扬州市刺史。他与白居易、韦应物三人先后在扬州做过刺史，都有政绩，人称“三贤”。刘禹锡在扬州两年多，他写的《杨柳枝词》和以前写的《竹枝词》《浪淘沙词》，吸取民歌特点，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大和八年(834年)七月，迁徙汝州市 (今河南临汝县 )刺史。次年十月，改任大荔县 (今陕西大荔县 )刺史。开成元年(836年)，刘禹锡因患足疾，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李炎会昌元年(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仍兼太子宾客。会昌二年七月逝世，赠户部尚书，年七十一岁。有《刘宾客集》，又称《刘中山集》《刘梦得集》。刘禹锡临终前撰《子刘子自传》。

人物著作

学术著作

《天论》三篇

《天论》是刘禹锡在哲学领域的起点。《天论》的主要着力点在于通过论证天人关系，驳斥韩愈的“ 天人感应 ”说。刘禹锡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理论命题。这一命题既要比韩愈的“天人感应”说更“唯物”，也要比柳宗元的“天人相异”说更“辩证”。

在《天论》下篇中，不仅进一步厘清了天人关系，把“天与人交相胜”的哲理发挥到极致，而且特意拈出“气”这一概念，将其视为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赋予其物质性，造成其实体化。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因论》七篇

《因论》则标志着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在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后，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因论》七篇则创作于刘禹锡谪守夔州 (今重庆奉节 )期间，时间要后于《天论》十年左右。《因论》七篇包括《鉴药》《讯田亡》《叹牛》《儆舟》《原力》《说骥》《述病》等七个寓言小品。它们彼此独立而又相互支撑、相互映衬，着重从事物的两个相反方面(祸福、大小、利钝、声实等)探讨其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系统而又深入地阐述了其不断成熟、不断深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所谓“因论”，是指事有所由、言有所指、因事而发的议论。他认为这些叙事与议论相结合的小品文既不同于“立言”者随意发端、旨在正面垂训的政论作品，也不同于“寓言”者任意想象、旨在侧面寄讽的虚构故事，而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匪立匪寓，以因为目”的一种特殊文体。从哲学的视角看，刘禹锡在《天论》中曾提出“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 ”的观点，认为形有粗、微之分，人的认识有“以目而视”和“以智而视”之别。两相联系，所谓“造形而有感”尚属基于形体、“以目而视”的感性认识，所谓“因感而有词”则是脱略形体、“以智而视”的理性认识。刘禹锡以唯物论作为认识论的基本前提，已经接触到、并且比较辩证地梳理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因此，这组小品文的贡献是双重的，跨越文学与哲学两个领域的。

其他著作

散文

《陋室铭》

该文是一篇托物言志的骈体铭文，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代表作品之一。刘禹锡在任监察御史期间，因参加的" 永贞革新 "，反对宦官和势力的活动而得罪权贵，遭到皇帝的贬谪，由监察御史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市刺史及安徽和州刺史，长期过着贬谪生活。《陋室铭》就是四年(公元824年)调任和州 (今安徽省和县) 刺史后写的。

诗歌

《竹枝词》

刘禹锡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因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案被贬谪，但他能够战胜自己内心的愁苦，在民间重新获得力量。他从当地民俗音乐中汲取素材，变民俗风情为文人风雅，该诗因受民众喜爱而流传至今，其中“东边日出西边雨”一句曾在民间广泛传唱。在这首诗中，诗人巧妙地运用谐音，通过描写初恋少女在河边听恋人唱歌的情景，刻画了陷入爱情而又得不到明确回应的少女的复杂心理。

《乌衣巷》

这首诗是刘禹锡的怀古名篇之一，曾博得白居易的“掉头苦吟，叹赏良久”。此诗是作者任和州刺史时所作。他曾作《金陵五题》，这是其中的第二首，主要写了乌衣巷的变化。乌衣巷在朱雀桥附近，是东晋时贵族王导、谢安宅第所在之地。野草，斜阳，表示当年这一带的繁华已经衰落，成为寻常百姓的居住区了。所以，昔日曾经栖宿于王、谢雕梁画栋上的燕子，现在只能飞人老百姓的屋舍去了。该诗抒发了对沧桑变化的感慨，也是对豪门贵族终于没落的讽刺。

《春词》

此诗题一作《和乐天春词》，也是写宫人悲怨的诗。妆成下楼，却无人赏识，人与春光都深锁在空院之中。百无聊赖，只好闲数花朵。此句对宫人愁闷心理，口谓刻画人微。而差翅亚目无知，反爱新妆，这是如何令人惆怅。全诗具有细腻、曲折、含蓄、婉约之妙。这首诗是描写宫怨的，只是对宫女的怨愁并没有去正面描写。这首诗巧妙地运用了比喻、象征和细节的描写。从侧面写出处境的冷落，含蓄地表现了宫女的怨愁。

《西塞山怀古》

公元824年( 长庆四年)，刘禹锡由夔州调任和州刺史，沿江东下，途经西塞山 (今湖北大冶东面的长江边)，此处是六朝有名的军事要塞，岚横秋塞，山锁寒派，形势险峻。公元280年( 太康元年) 司马炎命王溶率水军讨伐孙吴。东吴孙皓凭借长江天险，并在江中暗置铁锥，再加以千寻铁链横锁江面，自以为万全之策。王溶用大筏数十，冲走铁锥，以火炬烧毁铁链，顺流鼓棹，直取金陵。诗人以这件史事为题成诗。诗寓意深刻，把锋芒指向割据一方的统治者。时值李纯时期，国家虽暂时出现安定，但到821年以后，又恢复了割据局面。故此诗怀古，也伤今。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这首诗约作于唐宝历二年 (826年)，时刘禹锡从和州返回洛阳市途中，路过扬州市，与老友白居易相遇，白居易在宴席上写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相赠，抒发了对刘禹锡长期遭贬不幸遭遇的同情，刘禹锡即写下此诗作为应答。诗开头两句紧承白居易的诗叙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紧接着悼念已故并肩战斗的友人，结尾处委婉表达了个人对人生的看法。

论说文

刘禹锡的论说文在思想上具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和独到的哲学见解，针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各种社会积弊尤深的社会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用人主张，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艺术上具有吐辞多讽托幽远、善于引用典故、风格简洁洗练等特点，在中唐及其以后都具有较大的影响。

人物思想

哲学

“乘气而生”的自然观

在自然观上，刘禹锡继承了荀子的传统，进一步补充了柳宗元《天说》的思想对 “天人感应” 论进行了批判。刘禹锡的《天论》的要点是讲天不能干预人事，这个论点是对柳宗元《天说》的解释和补充。从刘禹锡的《天论》对天的解释方面来看，他的哲学确实是对柳宗元的解释和补充。但从总体看，是对柳宗元学说的发展。刘禹锡认为柳宗元的《天说》对天与人的关系问题的论述是不透彻的，所以他著《天论》是要进一步阐明天人关系。

在《天论》中，刘禹锡首先对天作了说明。认为天是有形物体中最大者，人是动物中的最突出者，这就把天放在自然界的总体中，然后从基本的方面去概括自然界的特性，反映自然界的规律性。人是动物发展的最高阶段，天与人都以一定的物质存在为其根本基础。他说:“今夫人之有颜目耳鼻齿毛颐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肾肠心腑。天之有三光悬宇，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天论》)这就是说，人之所以有其容貌和感官这样一些精华的部分，其根本在于有身体;天之所以有日、月、星辰等变化多端的不可捉摸的现象，也是因为它有山河五行之气作为基础。

刘禹锡明确提出整个世界存在的基础是物质的气，他用清浊二气的变化、阴阳二气的作用。说明万物的生成，描绘了世界万物的生成过程。他说:“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日生，动类曰虫;虫之长，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天论》)刘禹锡把世界万物都看成是从气产生，并分成若干种类先有植物，而后有动物，人是动物中最有智慧者，人能掌握自然规律而作用于自然界。刘禹锡对植物、动物、人类的顺次叙述是对荀子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荀子·王制》 )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刘禹锡不但肯定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且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性作了说明。这种说明集中表现在他对“理”“数”势”三个哲畴的解释。这三个哲学范畴是“古已有之”的，刘禹锡又赋予了它们以新的含义。“理”是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性，“数”是事物存在及其规律的不可逃避的必然性，“势”是事物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理、数、势三者都是事物本身固有的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原则。万事万物都受理、数、势的支配。这种用理、数、势来解释万事万物的联系、变化的复杂情况，从而说明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掌握，这就否定了神秘的有意志的天。这是对天人感应论的进一步批判。

天地是自然之物

在与韩愈、柳宗元等人讨论的过程中，刘禹锡对前人有关“天人关系”的理论进行了总结，指出以往的种种天人之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天与人实影响”的“阴之说”和“天与人实刺异”的“自然之说”。

持阴骘之说的人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具体说人为恶则天必从而祸之，人行善则天必从而福之;穷病困厄者呼天则天必可闻之，隐疾痛苦者祷天则天必可应之。即对于人间而言，天是有意志的神圣主宰。

坚信自然之说的人则提出怀疑：如果天是有意志的，天能对应人间的行为施以赏罚，那么天降雷霆及于牲畜草木，难道也是因为这些牲畜草木有罪。何况人间不平之事不胜枚举，盗无恶不作却不遭报应，孔颜推行仁义却厄运连连，这说明并不存在一个赏善罚恶的主宰之天，天只不过是与人间祸福无关的自然之物。

刘禹锡批判了前者，肯定了后者，他更倾向于“天人关系”的自然之说。

天与人交相胜

刘禹锡不满于前人自然天论的片面，进而提出了自己系统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天人关系理论，将荀子以来的自然天论发展到极致。

刘禹锡重新界定了“天”与“人”的性质。他赞同柳宗元关于天地是自然之物的说法，从形器的角度对天的性质做出规定。他说:“天，有形之大者也。”( 《天论》 )天包举万物，乃是一切有形之物中的最大者;但无论天有多大，它都是有形器的。人当然也是有形器的，人是所有动物中最出类拔萃的。

刘禹锡还认为“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天论》）。这就是说，天不是有意识地“胜人”，天之所能乃是其自然的特性。人却是有意识地胜天，自觉地改变无意识的自然。这样，一方面反对了把天神秘化的“ 目的论 ”思想，另一方面又防止了忽视人的自觉性、能动性的毛病。特别是他承认天有能胜人的特性，又强调其非务胜人。

天人各有所能

刘再锡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原则，即：“大凡人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论》）有形有器者，就是自然之物；既然是自然之物，就一定是有限的，是有所能有所不能的。因此，“天“和“人”这两种最重要的有形有器之物，也必然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的。换言之，有些事情是天能够做到的，而人对此则无能为力;有些事情是人才能做到的，天对此也只能无可奈何。“天”与“人”各有其所发挥作用的领域，彼此的作用不可取代。这就是"天与人交相胜”。

人之道在法制

刘禹锡认为天之道在生植，人之道在法制。天的作用是生育长养万物。阴阳生杀、水火伤物、新陈代谢，这是天所擅长的领域。而人类的本领在于治理管辖万物。因顺阴阳而春植秋敛、取物为用，制定道德仁义而兴礼乐刑政，这是人发挥作用的舞台。

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之说在提法上是天与人“交相胜”，实际上更偏向于“人胜天"的一面。在他看来，“人”从“天"那里收复了大块的失地，因为“人"原本在“天”的面前几乎没有独立性和地位可言的。

“人胜天”关键在于人能行“法制”。为此，刘禹锡对人与法以及人与天的关系进行了辩证的思考。他将人与法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所谓“法大行”，在这种情况下，法制完备、公道盛行、赏罚分明、福祸皆由自取，此时人事是不需要天意的干涉的；第二种情况是所谓“法小驰”，此时法制略有松施，是非有时淆乱，赏罚或者失误，人道驳杂导致有些人开始相信上天主宰之说;第三种情形是所谓“法大驰”，此时法纪废绝、是非易位、赏罚饽理，人所以制天之具尽丧，已经无法治理社会，只好转而求助于冥冥不可知的天道了。所以，法制就是人道之所在;法制废则人道衰，人道衰则天道盛。实际上，并不是天道真的能够干预人事，只是在法制废绝、人道衰败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病急乱投医。

《天论》所蕴之思

刘禹锡的哲学著作《天论》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他继承了荀子的传统，进一步补充了柳宗元《天说》的思想对“ 天人感应 ”论进行了批判。通过《天论》提出了相对“阴骘之说”和“自然之说”，在此基础上，又继承了荀子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 “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论》还强调了法制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法制还是“人胜天”的关键所在。

文学

诗歌

诗歌创作

刘禹锡今存诗八百余首，内容非常丰富，或怀古忧今，慨叹世事变迁、宦途的沉浮;或讽刺时政、发泄积愤、抨击贪官污吏和世俗小人;或托物言志，借景抒怀，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诗风沉着稳练，风调自然，格律精切，意境优美，思想深刻，颇具艺术价值。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与中唐诸大家相较，艺术个性鲜明、自成家数。 “无体不备，蔚为大家”，其诗语言能合气骨、情致、韵律于一体，熔豪健、含蓄、明快于一炉。既重雕琢之功，豪宕而不俚俗；又不遗斧凿痕迹，明快而又含蕴。

民歌体诗歌

民歌体诗歌是刘禹锡诗歌作品中独特的创作成果，颇受学界关注。学者陈祝义认为，丰富的民间歌谣给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这首先表现在敢于冲破旧诗格律的限制，标新立异，别创新格;口语人诗，是刘禹锡学习民歌，革新诗体的又一特色。另外，刘禹锡吸取了民歌 “比兴”的长处，有时“托物取喻”，有时“借物发端”，有时也借助谐音、双关语。 “刘禹锡吸取民歌的养料和形式，为当时民间歌舞写下了大量的乐词，既有当地民歌新鲜活泼，爽朗明快，节奏明亮的特点，又比之一般民歌要细腻和凝练，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散文

刘禹锡是唐朝杰出的散文家，如今他存世的文章将近二百五十篇，其中不乏为人称道的散文名篇。刘禹锡一生仕途坎坷，在他参与的永贞革新运动失败之后，刘禹锡的政治抱负则无从施展，只好通过散文来明志寄意。这一做法使刘禹锡在散文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刘禹锡说：“所蓄者志，见志之具，匪文谓何？是用颛恳于其间，思有所寓，非笃好其章句，泥溺于浮华。”刘禹锡通过散文来寄意明志，一方面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宣扬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影响深远。古文运动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推到了骈体向散体的发展，加强了文章的教化功能。刘禹锡写了很多散文来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比如《献权舍人书》，刘禹锡在这篇散文中类似于“文以载道”的思想，这与古文运动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说，刘禹锡的散文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刘禹锡通过散文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也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革新虽然失败了，但是通过刘禹锡晚年的散文，使我们可以重新审视革新运动，重新审视王叔文等人的措施。可见，刘禹锡的散文在文学上和政治上都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禹锡的散文不仅在唐朝受文人推崇，在宋代也受到了当时学者们的重视。

辞赋

刘禹锡是唐代辞赋作家之一，现存辞赋十一篇。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

论说文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他的论说文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诸多方面。哲学论说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说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二是杂文。他的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

人物影响

哲学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刘禹锡《天论》等哲学著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主张革新的进步政治思想与反对“天命”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刘禹锡身上得到统一。从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说，刘禹锡的《天论》二篇继承屈原《天问》、荀子·天论、王充《谈天》、柳宗元《天对》及《天说》等天道“自然之说”的唯物论传统，借助“体用”等哲学范畴，提出“ 天人合一 ”于“物”的思想，触及并试图解释“有无”等哲学难题。他提出“空”、“无”是"形之希微者也”的观点，认为“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在宋代，刘禹锡的《天论》对王安石、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在《天论》一书中，刘禹锡将哲学思想与政治伦理相联结，从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视角，肯定永贞党人变革与刷新政治的诉求。

刘禹锡《天论》最有价值之处，是继承并发挥荀子《天论》中的天人相分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的哲学观点。刘禹锡的哲学思想重新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的“ 天人之学 ”，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积极推进“天人关系”论的哲学思辩的深度，还促进自然观的一大进步。

文学

作为文学家，刘禹锡诗文中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刘禹锡的诗作在中晚唐诗人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刘禹锡晚年除和白居易等人唱和较多外，中唐其他诗人与刘禹锡也多有交往，晚唐诗人受他影响的不少，杜牧和刘禹锡是对忘年交，两人曾见面谈诗，杜牧学习刘禹锡诗，受其启发，写了不少仿照刘禹锡的诗句，也学出不少新东西。刘禹锡另一“弟子” 李商隐不仅仕途上得益于刘禹锡举荐，他对刘禹锡的诗也甚为喜爱，用心学习。晚唐诗人温庭筠对刘禹锡及其诗作相知甚深，学习其诗文的精华也创作出来许多好诗好词。

刘禹锡对宋代诗词的影响也很大，北宋的王安石很赞赏刘禹锡的诗歌风格，追慕刘禹锡诗歌的立意深远，学习刘禹锡诗歌的取境之美。苏轼赞赏刘禹锡只用虚景略加点缀、烘托意境的方法，多次运用刘禹诗中的典故，其讽刺诗也和刘禹锡的讽刺诗有一脉相承之处。刘禹锡的某些作品已开江西诗派风气，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诸诗人继承刘禹锡“为诗用僻事，须有来处”理论，对刘禹锡诗皆多有推崇学习。

刘禹锡对后世的影响还体现在诗体创新上，其创新的以《竹枝词》为主体的拟民俗音乐的新诗体在唐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极广，民间迎神鼓舞所唱的歌曲，“率多禹锡之辞。” 此外，刘禹锡的散文也影响着后世文学家的创作与文学的发展。

人物评价

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说：“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意思是说，刘禹锡的《天论》的要点是讲天不能干预人事，这个论点是对他的《天说》的解释和补充。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对刘禹锡评价很高，称之为“诗豪”，称其诗“其锋森然，少敢当者”( 《刘白唱和集解》 )。他还称赞刘禹锡的才气与名望。此外，白居易还将刘禹锡称为“刘二十八”，因为他是在家族的同辈人中以长幼排序第二十八位，所以白居易称呼他为“刘二十八”。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称赞刘禹锡的《淮阴行》 “情调殊丽，语气尤稳切”，“ 《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三阁辞》 “可以配《黍离》之诗，有国存亡之也。大概刘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诗优于它文耳”，他还赞许其《武昌老人说笛歌》“使宋玉、马融复生，亦当许之”。

宋代文人蔡百衲称“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见少拙。”(何汶《竹庄诗话》卷一引)

明代文学家胡震亨称:“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 ( 《唐音癸签》 )

明代文学家杨慎曾通观刘禹锡的文集而后赞曰:“ 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人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 《升庵诗话》卷十二)

明代诗人、学者胡应麟形容刘禹锡的七律“骨力豪劲”( 《诗薮》 ) 。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称“刘梦得诗稍近径露，大抵骨胜于白，而韵逊于柳。要其名隽独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艺概》卷二)

清代诗人管世铭称“刘宾客无体不备，蔚为大家，绝句中之山海也。始以议论人诗，下开杜紫微一派。”( 《读雪山房唐诗·七绝凡例》 )

后世纪念

刘禹锡铜像

刘禹锡铜像高2.8米，坐落在连州中学燕喜山的刘禹锡纪念馆前，是中国雕塑泰斗、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潘鹤历时一年多构思与创作的。铜像两袖清风，衣带飘逸，左手拿卷书，右手握笔，令刘禹锡纪念馆倍增肃穆。

刘禹锡纪念馆

粤北古城连州投资千万元人民币、历时近3年修建的刘禹锡纪念馆于2011年11月20日正式落成启用。“刘禹锡纪念馆”占地756平方米，建筑总面积2210平方米，共三层。一层内设有刘禹锡雕像、诗词文章、遗址展览等，系统地复原刘禹锡在连州市为官期间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历史功绩。二层展馆则着重介绍千年古城连州的历史名人与文化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祥表示，连州作为一个岭南与中原文化交汇的地方，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化特点。刘禹锡任刺史期间为连州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刘禹锡纪念馆”很好地将刘禹锡与连州历史融合在一起，具有文化教育与历史传承意义。连州市相关官员表示，“刘禹锡纪念馆”将成为展示当地文化的重要载体，且对于连州乃至全国日后研究刘禹锡文化都具有重要作用。

刘禹锡公园

刘禹锡公园是荥阳市第一个文化主题公园，以刘禹锡的诗歌文化为主题，是一处充分融合了园林景观艺术的开放性公园。内有刘禹锡雕像和墓碑，以及纪念馆1座、陋室3座、牌坊13座、亭子5座，重现了《陋室铭》中所说之景。2009年初，为了增加灵动性，公园引进了第一批鸭子；2015年公园新增了麻鸭和鸳鸯。

衍生作品

文化形象

由曹春生所著的《连州刺史刘禹锡》以刘禹锡在连州的诗文为基础，通过艺术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年刘禹锡在连州的行政、生活情景。

由卞敏、卞宁所著的《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刘禹锡》勾勒出刘禹锡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在儒学家风熏陶下，他早年苦读诗书，志存高远，注重道德修养;青年时期意气风发，三登文科，享誉京华，“忧国不谋身”，期望辅时济世;中年时期参与“ 永贞革新 ”，施道展志，叱咤风云，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革新失败后，仕途受挫，贬谪边州，遇挫不馁，坚毅不屈，积极进取;衰老之年不甘老暮，对生活、老病持乐观豁达的态度。刘禹锡才华横溢，不甘心当一名文士，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仕途坎坷不平，一生颠沛流离。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他始终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自己。

影视形象

由卢加拿导演的电影《刘禹锡》根据历史小说《连州刺史刘禹锡》改编，故事以刘禹锡出任连州刺史，引导和开化连州学子刘景为主线，讲述连州学子在刘禹锡的影响下，开启了连州学子进士之先例，成长为考中进士的国家栋梁。刘景之子刘瞻，清正廉洁，官拜宰相。在刘禹锡的影响下，连州市科第甲通省，千年文脉，延续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连州学子。该电影中刘禹锡一角由演员魏凯出演。

人物争议

籍贯争议

关于刘禹锡的籍贯，一般人都沿《旧唐书·刘禹锡传》的误记，称他为彭城人。其实，刘禹锡与彭城没有什么关系。刘禹锡曾说自己“籍占洛阳市 ”( 《汝州上后谢宰相状》 )，这算是自己填写的履历表。刘禹锡的曾祖父刘凯，在唐朝当过博州 (今聊城市 ) 刺史。祖父刘锽，做过殿中侍御史，父亲刘绪，曾在场桥( 安徽省宿县城南)做管理转运业务的官吏。他们家因避“安史之乱”，迁居苏州市，刘禹锡就出生在苏州属县嘉兴。

《陋室铭》作者争议

《陋室铭》的作者是有争议的。一说《陋室铭》作者为天宝崔沔。自南宋起，民间普遍说是刘禹锡所作。很多资料也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刘禹锡因政改失败，被贬官后遭遇当地官员排挤而三患其屋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仅是民间传说，并无史实依据。古文观止一书明确标注其作者是刘禹锡，统编教材也采用了此说法。还有学者分析认为此文仅是江浙一带民间文士假借刘禹锡之名所作。但作者的缺失和争议并没有让《陋室铭》失掉它经典的色彩，反而在历史的涤荡中，独树一帜、愈发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