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由西汉董仲舒所建议，汉武帝诏定的思想方针，其核心为废斥百家之学而定儒学于一尊。《汉书·武帝纪赞》中称这一政策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汉书·董仲舒传》中称其为“推明孔姓，抑黜百家”。1910年，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的绪言中首次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 1916年，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孔子评议》中首次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汉初统治者奉行黄老之学，以“清静无为 ”作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央统治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加深，匈奴对边境的侵袭加剧，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及至刘启平定“ 七国之乱 ”，中央皇权得到极大增强。而自汉朝建立之始，儒学就在儒家学者的努力下逐渐复兴，汉武帝时期儒学在法家、道家等流派斗争的过程中，已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在多位崇儒人士如赵绾、王臧、田蚡等人的倡导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顺势而为之举。但由于彼时窦太后信奉黄老之术，因此崇儒政策未能推行。直到窦太后去世，丞相田蚡废弃了黄、老、刑名等百家学说，并延请了数百位儒生入朝为官。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征召天下名儒入长安策问，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刘彻采纳了他的建议罢黜了百家博士，只立了《五经》博士，并采取了一系列崇儒措施，后世将这一政策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影响深远。首先，这一政策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其次，该政策的推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巩固了大一统帝国的局面，并影响了汉代人才的选拔和汉代经学的产生。但同时，这一政策也导致了繁琐注经、教条主义的异化等现象的出现，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而围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产生了一些争议，如刘彻是否真的推行了这一政策，“罢黜百家”是否意味着消除百家，以及“百家”所指的具体范围等。

提出者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 公元前104年），字宽夫，出生于赵国广川县董家庄（今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西汉经学家、哲学家、教育家。

董仲舒自幼学习非常刻苦，专心研究《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刘启时被征召为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授学评书的同时潜心钻研孔子学说。刘彻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选拔天下贤良之士，董仲舒前往长安（今西安市）先后三次上《天人对策》，进一步继承发展了赵、王臧、田等人的崇儒思想，主张顺应《春秋》“大一统”的趋势，结束“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混乱局面，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具体地说，就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而达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刘彻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董仲舒因言辽东高庙灾异之事被捕入狱，险遭不测。后出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因胶西王残暴，害怕获罪，辞官回家，居于陋巷，修学著书终老。约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于长安陋巷病逝。

董仲舒提出“ 天人感应 ”“大一统”之说，他的学说以儒家为中心，综合名、法、道，杂以阴阳五行说，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制、夫权，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其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他以天道论为出发点，通过“天人相与”“天人感应”的学说将自然观与社会观相联系，建构了其认识论、人性论等学说。其天道论对西汉谶纬神学的流行起到了推动作用。后汉哲学家王充评价其：“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原文出处

《汉书·董仲舒传》：“诸不在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

《汉书·武帝纪赞》：“ 刘彻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蔡元培在1910年4月完稿、同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绪言部分写道：“我国伦理学说，发轫于周季。其时儒墨道法，众家并兴。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言始为我国惟一之伦理学。”

易白沙在1916年2月15日的《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上发表《孔子评议上篇》，指出：“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

提出背景

政治背景

汉代初期，统治者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面对经济凋敝的现状，吸取秦朝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政策的教训后，决定以黄老道家的思想作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所谓黄老思想，就是托名黄帝之言，推崇《老子》之术的一种哲学思想，这种思想提倡“清静无为”，在汉初起到了与民生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内，中央皇室的统治势力和地方的割据势力不断发生矛盾，地方的割据势力不愿受中央干涉，要求变成半独立的王国；对外，匈奴的发展迅速，时常侵扰汉王朝的边境地区，已经成为了汉朝的边患。因此，黄老道家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削弱了中央集权统治，便已不再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了。而自刘知远时期起功臣、皇室外戚以及诸侯王等势力对中央统治产生的威胁，至刘启平定“ 七国之乱 ”后得以平息。此后，中央皇权得到极大增强。

学术背景

黄老道学在西汉初期盛行并作为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至汉武帝时期，儒学在法家、道家等流派斗争的过程中，已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儒学的复兴，与儒家学者的努力也有关。儒家中的部分学者，如陆贾、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人，能够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创新儒学，使其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对于如何御民的问题制定了一套办法，其关于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论强调尊卑等级和家族伦理，符合中国封建社会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这成为其被定为一尊的重要原因。陆贾著《新语》，得到刘邦君臣的肯定，刘邦因此改变观念，愿意下马治天下；叔孙通和弟子们为汉朝制定朝廷礼仪，得到刘邦的采纳和赞赏。汉武帝即位后，对儒学较为重视，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举荐品德贤良方正而且通晓经学的文士学者。赵绾、王臧等人凭借对儒学的精通及其文章的博学而被封为公卿。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上奏称：“所推举的贤良学士，如果陈说申不害、商鞅、韩非子等人的法家言论，或是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言论，淆乱国政，请一律罢去。”汉武帝对此表示同意，并罢黜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而次年，窦太后崇信黄老学说，不喜儒术，便命人暗中收集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等人的罪证。赵绾因上奏请求不向窦太后奏事而被下狱，王臧也一同下狱，随后二人自杀。因此这些崇儒的措施都被迫停止了。直到窦太后去世之后，田蚡担任丞相，他废弃了黄、老、刑名等百家的学说，并延请了数百位儒生入朝为官。

提出过程

长安策问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征召天下名儒入长安策问，董仲舒作为贤良文学回答他的策问。这些贤良文学的受策察问，都用文字记录了下来，编辑成册，供刘彻阅览，董仲舒三次对答汉武帝策问的文章构成了《天人三策》。

汉武帝问：“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各悉对，着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即汉武帝向群贤寻求治国之方，希望通过这些人的建议能使国家强盛，将先祖的基业发扬光大。董仲舒回答说：“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 董仲舒则从人才选拔、人才教育等角度回答了刘彻的策问。

汉武帝又问：“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汉武帝从三王教化的不同和道之永恒的角度进行发问。董仲舒回答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从推崇儒术以达到思想大一统的角度回答了刘彻的策问。

武帝采纳

待董仲舒对策结束后，汉武帝任命他为江都王的国相，侍奉易王，并部分采纳了他的建议。其一，汉武帝将儒学定为官方正统思想，阻止除儒学及《六艺》之外其他门派学科的传播和发展。其二，汉承秦制，汉初时仍设置有七十位博士，但这些人都只是预备人员并未被任用。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推行后，刘彻罢黜了诸子百家的博士，只设立了《五经》博士。汉武帝兴办太学，令《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学。其三，在人才选拔上，刘彻任用儒生，令州郡举荐秀才、孝廉，选拔下层有能力的人。在考察人才时，招贤良文学进行对策，直接讨论政治问题，对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思维能力进行初步考察，然后在任用中进行实际考察。同时，独尊儒术并非只用儒生治理天下，而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在较多儒生从政的同时，使其他人才也能各得其所。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与董仲舒所推崇的儒学同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区别。彼时董仲舒需要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将各种有利于巩固封建制度的观点综合起来，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唯心主义体系。因此，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姓为骨干，以西周以来的宗教神秘主义天道观为主导，以阴阳五行说为支柱，将自然界神秘化、伦理化，建立了一种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世界观，作为汉代官方的统治哲学。由于董仲舒属于今文经学派，主张变通，故他在以原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同时，还兼容了诸子学说，如他吸收了法家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思想，吸取了阴阳家的德运说以夯实其君权神授说等，最终形成了博采众说的思想体系。

影响

积极影响

巩固大一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削弱和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的分裂活动。刘彻时期，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不仅存在，且它们的分裂割据活动严重的妨碍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切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促进全国大一统的政策、措施、思想，在当时都具有进步意义的。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施行，正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思想混乱的局面，以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

提升儒学地位

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施行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一尊，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同时，尊儒又是提倡文化教育，提高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的表现。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自秦朝焚书坑儒后，六艺近乎缺失，直至汉代，儒生才得以学习经艺，学习之风才渐趋浓厚。据此可知，“独尊儒术”的推行引起了知识分子社会政治地位的较大变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独尊儒术”思想的形成和确立，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统治模式，创立了兴学育才的封建教育工程，确立了儒家以道德为中心的人生价值取向。这一政策的实施也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

结束“百家争鸣”

从与百家争鸣的关系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百家争鸣”结束的原因，而恰恰是它的结果。在战国末年，以荀子的出现为标志，百家争鸣的局面便已接近尾声。荀子本人的学说横扫百家而又兼赅百家，反映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学术发展趋势；荀子提出的“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学至于圣而止矣”的思想，也为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供了思想基础。经过秦始皇、李斯 “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百家争鸣的局面已更为衰微。至刘彻时，“百家”主要指儒家和黄老，此时百家争鸣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了。因此，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实际上是顺应时代思潮的举动，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经学产生

统治者独尊儒术，就要选精通儒家经典的人当官，这便产生了明经取仕，拓宽了士人的出仕方式。公孙弘便因研究《春秋》而从平民当上了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士人读经成为一个成功立业的重要途径，学习经书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在这一风气的驱使下，经书教育机构普遍成立，有条件的年轻人都到那里学习。但由于所有经学教师只讲五本经书，故对于经书的理解会产生分歧，基于对经书的传习和注解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即经学。

同时由于儒家独尊以后，诸子无力与其抗争。诸子中合理的思想，都被儒家吸取。故在儒家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展开斗争，由外部矛盾变成了内部矛盾。汉代儒家有许多派别，大致可以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认为“六经”是指导政治的学说，所以重视“微言大义”，经常结合现实讨论经学，主张天人感应说；缺点是臆解经文，以合己意，曲解附会。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六经”是孔子整理古代史料的书，所谓“ 六经皆史 ”，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着重于考证，希望恢复古史的真面目；缺点是烦琐。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开始融合，郑玄融会两家说法，取长补短，遍注群经，自创一家之言，成为两汉注经的集大成者。

人才选拔

刘彻选用人才多用儒生，且原意提拔下层有能力之人。根据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中认定的五十多位杰出人物来看，以明经和对策的方式选拔的人才有十四人，占比最多，而在这十四人中，除一名崇信黄老之术者，其余十三人均为儒家学者。而“独尊儒术”也并非只用儒生治理天下，而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在保证较多儒生从政的同时，使其他人才也各得其所。汉武帝的统治政策兼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因此有公孙弘与张汤这两类人并存。

消极影响

繁琐注经

自“独尊儒术”后，汉代的学者都集中研究官方所立的几部经书，对经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读。一个教师有一种说法，这叫“师法”。教师的说法能够成一家之言，又叫“家法”。学生首先要学会师法，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理解来注释经书，代代相传，经书的注，越来越多，越注越复杂。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往往需要两三万字来对五个字进行解说。桓谭说，泰延君注解《尧典》篇目两个字，就注了十万字，只注“曰若稽古”四个字，也用了三万字。这类现象较为普遍且日趋严重。《汉书·艺文志》评价此类繁琐注经的现象为“学者之大患”。

教条主义

儒学独尊以后，几部儒家经典具有极高权威，任何言行都要以儒家经典为最高标准。儒家思想成为权威以后，便产生了异化。经书中真正的义理被掩盖了，书中的文字变成教条，由此产生了两种情况：其一，创新思想受到严重挤压。其二，纬书的出现。纬书，采“经纬”之意，将自己的思想与经书相联系，称为纬书。纬书有时是出于注解经书的目的而撰写，但有时却几乎与经书没有联系。对每一种经，都编撰一批纬书，例如与《周易》经相对应的有《易纬》，其中包括《易乾坤凿度》《易乾凿度》《易稽览图》等十多种。与《春秋》经相对应的有《春秋演孔图》《春秋元命苞》《春秋文耀钩》等十三种。人们过度推崇儒家经典，就必然产生迷信，孔子提倡“不语怪力乱神”，而纬书却有很多“怪力乱神”的内容。

钳制学术发展

“独尊儒术”导致部分知识分子沉溺于官名利禄，穷年注经，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的繁琐僵化，使得中原地区的思想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了伪托儒学的灾异妄言的支配。同时这一政策对思想具有垄断作用，它钳制了士人的思想，有碍于百家争鸣，压抑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

关联概念

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论”集中体现了董仲舒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董仲舒从“人副天数”的前提出发，认为人是天的副本，人的外在的形体躯干和内在的情感道德都是通过模仿上天而获得的，并且在各部分的数量上与天完全吻合。因此，人与天是同构、同类的，而同类事物之间会出现相感相动的现象。所以，天与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感应的关系，这便是“天人感应”。其一，他将自然的阴阳四时看作是天的意志和情感。春季代表天的喜气，秋天代表天的怒气，夏天代表天的乐气，冬天则代表天的哀气。阴为天的刑罚的表现，阳为天的恩德的表现。五行相生体现了天的恩德，五行相胜体现了天的刑罚。天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而产生和指导万物和人类。其二，由于天人相通，因此人类社会的礼法纲常就是天意的表现。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都取自阴阳之道。君主为阳，臣子为阴；父亲为阳，子女后代为因；丈夫为阳，妻子为阴。其三，天人感应还体现在人类社会的治乱与天道运行之间的关系上。具体来说，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状况会影响到天道的运行；与之相对，天也会通过灾异或祥瑞来体现它对人间社会治理情况的评判，即有时降下灾异现象来谴告人间统治的过失；有时又降下祥瑞之兆来预示有德者的兴起。故董仲舒希望借助上天对人间的帝王起限制、威慑的作用。

大一统论

董仲舒将宗教哲学和他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强调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他把统一思想看作是首要任务，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正是其哲学思想中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体现。在统治者的地位上，他认为皇帝代表“天意”，是万民的主宰，甚至自然界的阴阳风雨都由于他的行为所决定，把一切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从而论证“君权”的神圣和至高无上。君权之所以不可违抗，是因为它体现了雅威的意志。为了巩固中央专制集权，董仲舒作为儒家代表人物，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上强调人治；他吸取秦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主张缓和阶级矛盾，提倡德治，主张在政治上革除秦时的弊政，提出对政治进行变革，即“更化”。他主张德和刑并用，重视德治的统治原则，限制豪强兼并土地，减轻徭役和赋税。故他的“更化”思想就是以孔孟的礼义仁德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以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

相关争议

是否真的推行该政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可从历代文献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如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写有：“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中有：“推明孔姓，抑黜百家。” 东汉荀悦在《汉纪》中写有：“ 刘彻时，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绌百家。” 明朝张宁称：“ 汉武帝抑黜百家，表章六经，建立学校，举用贤良，大率皆仲舒推明正学之力。”至清代，学者李元度认为：“董子知道之大原，能尊孔氏，斥百家，以正谊明道为鹄。”由此可见，从东汉至清代，历代学者均肯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他们有的融合了《汉书·武帝纪》与《汉书·董仲舒传》的说法，把 “推明孔氏 ”与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融合起来，有的增加了 “尊孔氏”等内容，把刘彻与董仲舒联系起来。抑黜百家、抑绌百家，均有贬废、排斥百家的含义；罢黜百家有废除、排斥之意，两者有相通之处，可以互相替代。因此，历代文献记载的话术及学者的观点虽略有不同，但本质上都肯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以及其产生的影响。

至现代，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政策进行探究，对汉武帝是否真的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进行了质疑，他们认为汉武帝并未真的推行该政策。张荫麟指出武帝所用得力人物不是董仲舒，而是酷吏义纵、王温舒，商人桑弘羊、孔仅。国家的大政方针如开疆拓土、均输平准政策等也没有体现儒家的指导思想，因此刘彻虽推崇儒家却并未真正尊儒。朱子彦从汉代学术的特性、汉武帝选拔人才的方式、中枢大臣的构成以及武帝人才观等几个方面分析，认为“罢黜百家”的提法难以成立。而“独尊儒术”也需具体辨析，一方面，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已非原本的儒家思想，他的思想体系是以儒学为主同时兼容诸子学说后形成的博采众说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汉武帝的崇儒是有始无终而非一以贯之的。袁德良、袁刚认为汉武帝前期的社会主义既不是“罢黜百家”，也不是简单的“博开艺能之路，延悉百端之学”，而是经历了儒学理想期、文学纵横期、文法转换期和酷吏兴利期四个阶段的嬗变，是由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武帝政治阅历积累造成的。不过在刘彻一朝，儒学思想一直在政治姿态和舆论方面起到宣传和协调作用。

是否“消除百家”

有一种观点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味着定儒学为一尊，并在此基础上“消除百家”。如梁启超认为“自茲以往，儒学之尊严，迥绝百流” ，张岱年认为这一政策推行后“ 儒家以外的诸子学，由于无进身之路，日益衰微。” 但学术界多对此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着“消除百家”。

新儒家学派学者徐复观认为，从《汉书·艺文志》来看，西汉时学术流通的情况很多，对学术的态度也较为公允，没有受到设立五经博士的影响。而魏晋的玄言，六朝时期的佛学，也都凌驾于儒家之上。因此，在该政策施行之后，诸子学并未完全被禁绝。朱子彦认为从汉代儒学发展来看，儒学与非儒学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儒学与各个学派进行相互渗透，故“独尊儒术”也会一定程度上的惠及诸子百家。其次，从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而言，刘彻通过考试取士的方式有多种，如果说对策成为了儒生入仕的一种途径，那么其他考试形式，如上书、荐士、讲解等则为诸子学者提供了入仕的途径。从元光五年到元封五年间以诏书的形式选拔诸子学者就有六次，且历时较长；而征召儒生对策仅有两次，且历时较短。因此，汉武帝在推崇儒术的同时，对诸子学派同样兼收并用，并未“消除百家”。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授周桂钿认为：“ 先秦所谓诸子百家，经过争鸣的洗礼，到了秦汉时代，只剩下六家。司马谈所论的六家，在儒学独尊两千年以后，它们都依然存在。这说明独尊儒术，并不能消灭百家。” 金春峰认为，所谓“罢黜百家”，并不是禁绝各家的著作和思想，搞新的“ 焚书坑儒 ”，不过是举贤良方正，俊茂异材，不取“百家”，不以“百家”作为统治思想而已。所以终汉之世，黄老及兵、刑、农、医、阴阳等等的研究，都是合法的。

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对该政策的学术性质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尤其集中在对“百家”的具体做法。杨生民认为刘彻推行的学术思想政策是既尊儒术，又“悉延（引）百端之学”。万彩虹从董仲舒原话、武帝任用人员及武帝政治三方面进行分析后指出，汉武帝一朝多家学说交错杂糅，阳儒阴法，而非唯儒是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研究员王葆玹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推行不过是改变了儒道两家的主从关系，将原先的尊崇黄老而以百家为辅的局面，扭转成尊崇儒家而兼容百家的局面。庄春波认为汉武帝尊儒未罢黜百家，是“兼容并包”，以醇儒传经，能者为治。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在于以儒学为尊的同时兼容百家，而非消除百家。

“百家”所指范围

一般观点认为，“百家”即指先秦时期的各个学派。《荀子·解蔽》中记载：“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号称“百家”，实际上主要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西汉刘歆《七略·诸子略》著录：“凡诸于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因此，“百家”一般指以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为代表的先秦各学派的总称。但学术界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百家”所指的范围有不同意见。

当代学者朱翔非对刘彻和董仲舒所指的“百家”进行辨析，认为二者所持的观点不同。他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在于反对窦太后把持朝政，企图收回帝权，打破现有的权力格局，实现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而窦太后是黄老之学的倡导者，因此，汉武帝所要罢黜的“百家”，主要是指黄老道家一派。而汉承秦制，继承秦朝的刑法，任用酷吏。董仲舒痛心于刑法的残酷，臣民们深受其害的现状，希望通过反对法家，以反对当时以严刑峻罚为治。因此他对儒学的推崇，是想以德治转移当时的刑治，为政治树立大经大法。因此，朱翔非认为董仲舒所要罢黜的“百家”，主要是指申韩法家一派。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惟汉室初尚黄老无为，继主申韩法律。”这表明，汉初的学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申韩之术；二是黄老之术。因此，“百家”在汉初可能表现为黄老道家和法家。

当代学者金春峰认为经过秦始皇、李斯的“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异端群起，百川竞流的黄金时代，已经被彻底扫灭了。刘彻时期，所谓百家，主要不过儒家和黄老而已。百家争鸣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他认为这一政策中的“百家”即指黄老道家。

当代学者葛志毅指出建元元年汉武帝下诏所罢免的学派、学说为“申、商、韩非子、苏秦、张仪之言”，这一举措是汉武帝尊儒的序幕。直到窦太后去世，独尊政策采正式出台，即“罢黜黄老刑名之言，儒学由此登于一尊”，因此“百家”所指范围应为“黄老刑名之言”，即道家与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