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卷。 清代 阎若璩 (1636—1704)撰。若 字百诗，号 潜丘 ，山西太原人，迁居 淮安市 。 康熙帝 十七年(1678)匝征博学鸿词科，落第后曾与 胡渭 等协助 徐乾学 修《 大清一统志 》、《 明史 》等。长于考据，著有《 四书释地 》六卷、《释地余论》一卷，校正前人关于古地名附会的错误，其他撰著尚有《 潜邱札记 》六卷、《 毛朱诗说 》一卷、《 孟子生卒年月考 》卜卷等著述，其中以《尚书古文疏证》最为重要，是阎氏的代表作。
内容简介
《 尚书 》，“尚”即“上”，“书”即史官所记之史，《尚书》之名起于汉，《孔安国悄书传》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经 孔子 编定，原书有一百篇。 西汉 初，存二十八篇，就是《 今文尚书 》，另有相传 刘彻 时在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和 东晋 梅 所献的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两种。古文即指先秦时代六国的古文字，与 汉朝 的隶书(即今文）相对。现在通行的《 十三经注疏 》本《 尚书 》五十八篇，就是《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在本书中被分割成三十三篇)与伪《 尚书 》二十五篇并加上假托 孔安国 名义的自序所组成的。本书切成四卷， 黄宗羲 为之作序，后又续成四卷．共为八卷。原来仅有抄本流传，阎氏逝世后四十年、始由其孙学林刻于 淮安市 ，是为 乾隆 于年眷西党刻本。今传《古文尚书疏证》只有九十九条，其余“有目无文”者十二条、“目文全缺”者十七条。
条目展示
汉书
第1条说《 汉书 》载武帝时坏 孔子 宅得古文《 尚书 》“多十六篇”，而 东晋 时 梅赜 “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
周官
第3条言“ 郑玄 注古文篇名与今异”。
第7条：“ 墨子 《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又从而释之曰：‘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切着明矣。墨子生孔子后、 孟子 前，《诗》《书》完好，未遭秦焰。且其书甚真，非依托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独遗此数语，非一大破绽乎？”
第54条古文“《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系以‘时'，非史例”。
第87、88、89三条言《 尚书·禹贡 》 孔传 所注地名及状况在 刘彻 后，此当是孔氏家族的后人所补入。
第104条“ 太康失国 时母已不存，‘五人御母以从'乃妄语”，“（夏）启即位改元岁丙戌，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国仅七年，寿九十五而终。”“ 姒太康 十九年岁辛亥方有失国之祸”，“（启）妃定与之齐年，……是 中康 等御其母以从，母年当一百一十有四矣”。“然则太康失国时，固已无复母存矣。”
创作背景
国朝 阎若璩 撰。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徙居山阳。 康熙帝 己未荐举博学鸿词。古文《 尚书 》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 杜预 皆注曰逸《书》。 东晋 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 陆德明 据以作《释文》， 孔颖达 据以作《 正义 》，遂与 伏生 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 刘知几 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 史通 》，未言古文之伪。自 吴棫 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 吴澄 诸人本 朱熹 之说，相继 抉 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 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 ，而见闻较狭， 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 毛奇龄 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其书初成四卷，馀姚 黄宗羲 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续成。若璩没後，传写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七卷第一百二条、一百八条、一百九条、一百十条、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七条，皆有录无书。编次先後，亦未归条理。盖犹草创之本。
作品鉴赏
如据《 正义 》所载 郑玄 《书序》注，谓马郑所传与孔《传》篇目不符，其说最确，至谓马郑注本亡於 五胡乱华 ，则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录，称所注凡二十九篇。《 经典释文 》备引之，亦止二十九篇。盖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与 伏生 数合，非别有一本注 孔姓 书也。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又《 全本史记 》、《 汉书 》但有 安国 上古文《 尚书 》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诸条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 。盖虑所著《 潜邱札记 》或不传，故附见於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後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 郑玄 注《礼》先用《鲁诗》，後不追改之意，於体例亦究属未安。然反复釐剔，以 祛 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
作品评价
黄宗羲 、 纪昀 、 钱大昕 、 梁启超 、 胡适 ， 钱穆 等学者皆以为伪古文《 尚书 》的定案实归功于 阎若璩 ， 汪中 认为阎氏《疏证》是“千余年不传之绝学”。梁启超认为自阎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请问，区区二十篇书的真伪，虽辨明有何关系，值得如此张皇推许吗？答道，是大不然。这二十几篇书和别的书不同。二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它。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 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 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 基督 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一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经典和“ 野人 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 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杨善群 ：《疏证》这样一部“辨伪”著作，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推崇，究其原因是由于疑古辨伪思潮的长期泛滥，加之《疏证》又运用了上述几种不合理的辨伪手法，许多学者未加深考，陈陈相因，给予其书一片喝彩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