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羌 - 全界百科

氐羌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氐族与羌族的并称，是中国古老的族群，主要分布在陕、甘、川交边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文献常常将氐羌并称。

氐羌关系密切，史书中往往合在一起称为氐羌。如《诗经·商颂》日：“昔有商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竹书纪年》也载：“氐羌来宾”等等，虽然是有一个共同的先祖，但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氐羌关系的复杂性，上列各说在学界目前仍存争议。尽管一些文献中可能将氐羌视为两个独立的族群，但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氐羌是同源而异流的，最初氐羌经常被联合提及，指的是羌族中的一支，而在汉代后期逐渐单独称之为“氐”。在秦汉以后，氐族与羌族已经成为两个独立的族称。

出处

氐羌两字亦可连用泛指中国古代分布在今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西部的民族。

【出处】《诗·商颂·殷武》：“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孔颖达疏：“氐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荀子·大略》：“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 杨倞注：“垒读为纍。氐羌之俗，死则焚其尸，今不忧虏获，而忧不焚，是愚也。”三国蜀刘禅《复诸葛亮丞相诏策》：“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震凶暴，功勋显然。” 章太炎《书·序种姓上》：“姜，姓也，子为氐羌。”

氐族的形成

氐族是以繁殖培育新羊种而得名的古老民族。它先在今河北省北部的太行山麓同早已分布于此的戎、北狄、东夷、东胡等族融合，形成了新的氐族族群，又向西南迁徙至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区，与羌族杂居，互相融合，到汉魏时期形成了氐族。

由于氐族与汉族长期杂居，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过着农耕定居的生活，经济较为发达，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在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时，氐族加入了“ 五胡乱华 ”的行列，先后建立了前秦、仇池、后凉等国。到唐代，氐族几乎都融人汉族。属于氐人系统的人、白人则向西南迁人川西、滇北、滇中。因此，氐羌族是一群人数众多，迁徙分布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古老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重要骨干。

夏商时期

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即夏商时期，包括在氐羌范畴中的各部，大致可分为今陕西省子午岭以西和以东两大部类。

子午岭以西

其中尤其是关山以西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大通河、洮河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但未出现较为统一的政权，历史文献对这些地区各部落的活动，缺乏明确的记载。考古文化则证明，在黄河上游及湟水、大通河流域，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卡约文化和唐汪川文化，年代大致相当于夏商至西周，经济由原始农耕向游牧转让。黄河中上游及洮河流域乃至岷山上游今川西北，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寺洼文化和安国文化。这两种文化与卡约、唐汪文化年代相当，并与之有共同渊源和许多共同特点，今主要的不同是寺洼、安国两种文化仍是以农耕为主要文化，畜牧业占明显比重，对于上述黄河中上游及上游两大类型的青铜文化，考古学界与民族史学界都判断属于氏羌族群的文化遗存。他们在政治上与夏、商朝有何种联系无明确的记载，在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地区的相互影响，则已在考古文化中有所反映。

子午岭以东

渭河流域及陕北地区，山西省、河南省西部，在夏朝或为夏朝中心地区，或为夏朝西部诸方，除夏启曾对有扈氏进行征伐涉及今渭河平原，很少见到夏王朝与西方及西北方各族矛盾冲突的记载。

《诗·商颂·殷武》说：“昔有商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能在商灭夏之后，西方与西北各部落方国随之臣服，但商代中晚叶，武丁以来的甲骨卜辞却反映出商代主要边患与征伐方向都比较集中在西方和西北方，主要方国有土方、方、羌方、鬼方与周方等。

在这些方国中，土方与方为西方劲敌，卜辞记录往往是商王亲征，对土方，武丁妇好也曾统兵征伐。卜辞中“登人”是征伐征集军队的意思，征土方、方一次征集达3000人，甚至5000人，征伐和入侵的次数也非常频繁。

资料记载

早在1930年郭沫若先生已提出“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其分布断定在今山西省北部至内蒙古自治区一带；1989年甲骨学家胡厚宣撰《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详征甲骨卜辞与文献记载，断定土方在今山西南部，河南省西部，即夏遗民之未服商朝的方国，武丁时屡次进行征伐，然后在山西南部河汾之间今翼城县一带筑大邑镇抚，此即夏人中心区域，文献称之为大夏之地，“所以殷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司马卬征伐土方之卜辞大为减少了”。按卜辞记录推断，土方在商之西与西北，方更在土方之西，则方可能是分布在今陕北地区与晋北一带的游牧民族。

羌族在卜辞中，专称指称为羌的方国，泛称则包括西方与西北各部落和方国。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方国地理》所举武丁时一次征伐方的卜辞，征集归好之族3000人，“旅万人，共万三千人”。此外，还有北羌、多马羌等专称。《综述》共举关于北羌、马羌的卜辞五条，只有一条是记录对北羌的征伐，其余四条都记录着北羌与马羌对商朝的臣服。陈先生推断，马羌可能是马方之羌，也可能是马方与羌方。北羌与马羌既是臣属于商的羌人方国，总不出商的西边和西北边境的附近。

从事甲骨学研究的专家，曾对武丁以来的边患与商朝的征伐作过统计性研究，不仅发现卜辞表明当时的主要威胁来自西起陇，从西方和北方环绕商朝的地带，而且有时西方或西北各部落、方国“联合行动或结成联盟时，方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在有关战争的卜辞中，涉及方的不论数量还事类上看都居首位”。卜辞中对方战争的记录达二三百条，土方也七八十条、对下危、巴方等战争内容也三五十条不等，“而对羌方、马羌、羌龙战争卜辞的总合不超过三四十条”。但卜辞中商朝捕获羌族，“只羌”或用羌人作人牲、做奴隶，都是统称为“羌”，却不具体记载是方人、土方人、下危人，还是巴人。“这就启示我们，商代用人牲的羌的涵义并非仅限于羌方的臣民，而是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统称；‘只羌’ 卜辞不是卜对羌方的战争，而反映了对西北各方国边民有组织的劫掠运行”。

商朝不断向被他视作羌人的各部落、方国进行征战，有时并非因为被征伐的部落、方国有侵入与掠夺行为，而是专为捕掠人口，即“只羌”，除此以外，商朝还强迫已被征服的部落、方国进贡人、畜等，充分表现了奴隶占有制的商朝民族压迫的特点。他们将这些主要是俘获也有一定数量进贡的羌族，用于祭祀祖宗、雅威、河岳或祈年、法灾等重要祀典，从两三人至上百人不等，其中武丁卜辞有“ 戊子卜，宕，贞亩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契，“丁是武丁至祖庚、祖甲之世祭祀最隆重的祖先之一，多认为是指祖丁。辞末缀验辞‘用’，表现占卜后三百羌人一次被杀祭了。这是甲骨文中能确知的一次实际杀机的最高数字”。

在用作人牲的羌人中，不仅有一般的羌人，还有用“二羌白[伯]”的记录，而对夷人、奚人很少见用作人牲的记录，“以国族名相称的人牲除羌以外，出现在卜辞中次数一般较少，有的仅一二条”。除了作人牲，羌族奴隶多用于作畜牧生产，偶也有用于农耕生产，这些生产奴隶奚人及其他各族较多，而羌人则主要是用于作人牲。陈梦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羌可能与夏后氏为同族之姜姓之族是有关系的”。其他如郭沫若、顾颉刚、董作宾、胡厚宣等老一辈甲骨学与古史专家及上引罗琨的论文，都有类似的看法。

在被商朝当作羌人或氐羌的方国中，也有和商朝关系比较好、甚至在商朝做官，参与商王对羌人的征伐，或者先与商处于敌对关系，后又成为商朝诸侯的。前者如鬼方，卜辞记录表明不仅罕见商王对鬼方的战争，而且“ 鬼族的代表人物良武丁时起就参与王朝的祭祀、征伐、掠夺羌族等活动，常与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重要成员相提并论，连是否‘得疾’都受到商王的关心”。《史记·殷本纪》记述帝辛曾“以西伯是、九侯、晋鄂侯为三公”。九侯即鬼侯。在卜辞中也有占卜是否让鬼族人参加祭祀作杀牲者，“验辞记占卜结果令鬼与周一同担任这个职务”。纣时“三公”是何种性质的官，难断，卜辞中有令鬼与周同参加商王祭祀活动作杀牲人的记载，证明商末鬼方与周的首领确曾在商王朝廷用事。

存在情形

总括桥山以东被商朝统称为羌的部落与方国，大致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游牧的羌族部落，但受商的文化影响较多，在今山西省北部、陕北地区至河套平原一带发现商代这种游牧人的文化遗存颇丰富，方是这种人的代表。他们是商朝在西方的劲敌，是商朝主要的征伐对象。一种是夏遗民之未臣服于商朝者，如土方，经过征服，可能大多与商融合，也可能有一部分往北成为匈奴人的来源之一，对龙的崇拜等文化特征在匈奴人中流传，大概与夏人遗裔土方加入匈奴族体有关。第三种即如周人、鬼方等，与商朝关系较好。周人是华夏三支主要来源之一，鬼方与楚人关系密切，也和春秋时赤狄等隗姓狄人有渊源关系。在古代民族史上，对鬼方的族属争议极多，他们如何被误认为是商朝西北方劲敌，将在周代氏羌诸部中叙述，兹不赘。

秦代时期

秦国从秦襄公受周王之命从西戎手中收复歧周镐京地区，到秦昭襄王灭义渠戎，在关山地区及陇以西今甘肃省省东部原为诸戎分布之区均已设立郡县，前后经历了5个世纪。在这5个世纪中，秦族自身完成了由抵御西戎而强大的过程，并奠定了统一诸夏的基业，秦国郡县以内原有的诸戎也都华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来源。今甘青川西北的氐羌族群，同在战国逐渐强大。

诸戎的形成

从秦襄公至秦武公将近百年，主要精力放在收复汧陇以东、华山以西的平原地区，也已开始了兼并陇山地区诸戎的尝试。公元前688年，即秦武公十年，“伐邽、冀之戎，初县之”。这是秦国设县的最早记录，也是春秋时期最早的设县记录之一。秦邽县，西汉改为上邽，属陇西郡，应劭说：“即邽戎邑也”，故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市西南，冀县在汉代属天水郡，故地在今天水市西北甘谷县。但从西河以西，包括今陕北地区及陕甘交壤地区，仍为诸戎比较集中分布之区。秦自公元前627年，即秦穆公三十三年被晋国及姜戎大败于崤山山脉之后，即停止了向东方发展的进程，一直到战国时期以前，秦国主要是向西兼并诸戎。秦穆公用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当时从辽西地区、燕山地区，到晋北、河套平原及陇山东西诸戎“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史记》戎与狄不分，实际上辽西、燕山地区是山戎，与东胡族属相近，河套一带可能属匈奴，在北狄一节叙述，关山地区及陇以西则自夏商西周以来，都是羌戎分布之区。由余的祖先是晋人，他本人也“能晋言”，在戎入部落中被称为圣贤。当时诸戎中自有君长，但无宫室积聚，也还不知诗、书、礼、乐、法度之治，酋长与部落民之间，“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还是比较简朴的。其风俗大异于诸夏的是火葬，诸戎中最强大的义渠国，其亲戚死，积柴焚尸，熏烧烟往上冲，认为死者随烟升遐，生者尽了孝道。秦国为了离间戎王与由余，遂给戎王“女乐二八”，戎王十分着迷，长年乐此不疲，由余屡谏不听，终于受到戎王的排斥而投奔秦穆公。

公元前623年，即秦穆公三十七年，“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中原诸夏也不把秦当诸夏，春秋时期不与秦会盟。被秦穆公所吞并的八国或十二国，未详其名称，其未被吞并的，关山以西有绵诸、翟、?等部，岐山县以北有义渠、大荔县、乌氏、朐衍等部。在秦穆公以后到春秋末的百余年中，不见秦与诸戎战争的记载，可能有一段相安时期，此期间距秦较近的大荔戎、义渠戎社会发展很快，战国初“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大概已经定居，由游牧转向了农耕。

根据《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及《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战国时期秦与陇山东西两侧诸戎的关系，列大事表如下：

公元前470年，周元王六年，秦厉共公六年，义渠来赂，绵诸乞援。

公元前461年，姬介八年，秦厉共公十六年，秦灭大荔县，有其地。

公元前457年，周贞定王十二年，秦厉共公二十年，公将师与绵诸战。

公元前444年，周贞定王二十五年，秦厉共公三十三年，伐义渠，虏其王。

公元前430年，姬嵬十三年，秦躁公十三年，义渠伐秦，侵至渭城区。

公元前395年，姬骄七年，秦惠公五年，伐繇[绵]诸。

公元前361年，姬扁八年，秦孝公元年，出兵，西斩戎之？王。

公元前331年，周显王三十八年，秦惠文王七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

公元前327年，周显王四十二年，秦惠文王十一年，秦取义渠地，置县，义渠王臣于秦。

公元前320年，周靓王元年，秦惠文王更元五年，秦王北游戎地，至河上。

公元前317年，周靓王四年，秦惠文王更元八年，义渠败秦于李伯。

公元前314年，周赦王元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侵义渠，取其二十五城。

公元前272年，周赦王四十三年，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宣太后诱杀义渠于甘泉，因起兵灭义渠。

上述诸戎从黄河以西，泾、洛流域，到关山东西，环秦分布，与西周时诸戎环丰镐遗址王分布设有根本的改变。所不同者，西周时诸戎部落名称记载不详，只笼统称为西戎、鬼戎、、薰育等诸戎部落群的总名；战国时诸戎部落与国家名称比较详细，这是由于诸戎社会有了发展，各部或立国称王，或自成部落，名显当地，而秦与诸戎的关系也比西周时与诸戎关系更为密切，了解得更加详细。

大荔县在最东，处北洛河、渭河入黄河三大河相汇的地方，今陕西省有大荔县，即古大荔戎的中心分布之区。大荔稍东北有彭戏氏之戎，今白水县东北彭衙村，早在春秋初叶已被秦武公吞并，而大荔处在晋、秦两大国之间，无论晋秦是和是战，都未危及大荔在整个春秋时期3个世纪的存在，而且发展为诸戎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中奥秘史载缺略，能在晋秦两强之间顽强地存在3个多世纪也说明了大荔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

诸戎最集中的地区，还是在秦的西方，以关山山脉为中心。

绵诸，在今天水市天水县，是与秦早期立交的秦邑及犬丘距离最近的一部，西汉有绵诸道，属天水郡。翟在今临洮县，西汉有狄，翟，道，属陇西郡。?在今陇西县北，汉有？道，属天水郡。乌氏，在今甘肃省崆峒区西北，汉有乌氏县，属安定郡。朐衍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东南，汉有朐衍县，属北地郡。陇山地区诸戎以义渠为最强大，其首都在今甘肃省宁县北，汉有义渠道，属北地郡。秦灭义渠以后，设北地郡，包括今宁夏东南部，甘肃省庆阳地区及陕北地区部分地区。其间有乌氏、朐衍等部，不知是否对义渠有附属关系，但从义渠有数十城，其中公元前314年秦一次攻取义渠25座城，义渠也曾有攻秦直到渭河北岸，大败秦师于李伯等取胜于秦的战役，足见义渠地区在秦以北包括比较广大的地域。秦灭义渠的手段也很特殊，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曾与义渠王相通很长时间，生有二子，当时义渠虽已朝秦，也还有相当大的力量。最后是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才并灭义渠，设北地郡郡，并沿陇西、北地、上郡修长城，以与诸游牧部落相分隔。

秦汉制度，县级“有蛮夷曰道”，原诸戎地区所设县，多以原有部名称“道”，可见这些地方是华戎共处，合而未化。

羌人的生活

在黄河上游，今青海省与甘青接壤地区，三代以来本有许多部落，秦厉共公时，即战国初叶，有羌人叫爰剑的，不知出自哪个部落，被秦所俘，沦为奴隶。后来逃归河湟赐支，各部落以为爰剑得到了天神的保佑，才大难不死，共推他为首领。当时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爱剑赏为奴，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两汉时河湟赐支地区，有许多羌人部落，首领大多是无弋爰剑的子孙。

分布在河西走廊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乌孙、月氏、塞种等，其中月氏在战国末已建国称王。

关山以西，今甘肃省武都、略阳县一带的氏人，也出自先秦诸戎，其史绩大显于两汉魏晋，其起源将在秦以后相关部分追叙，本节从略。

历史发展

氐与羌，在秦汉以后已是两个族称，但在时代较早的文献中，氐羌常被结合为一个族名，或至少显示出二者存在某种特殊关系。例如：

氐羌在秦陇之西，《汉书·贾捐之传》谓西周姬诵时的国域，“西不过氐羌”。《吕氏春秋·恃君》言上古各族及其居地：“氐羌、呼唐，离水之西。”《汉书地理志》金城郡白石县下云：“离水出西塞外，东至枹罕入河。” 枹罕镇在今兰州市西南，属临夏县境。据此可知氐羌所在的大致方位。《史记 ·五帝本纪》言禹“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的功业时，概举四方之族，西方有“戎、析枝、渠、氐羌”，《史记》中华书局标点将“氐羌”二字用顿号断开，表示两个族，亦属或然，并无确据。当今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氐羌为同源而异流，初始氐羌经常联提，是指该族为羌之族系中的一支，汉以后方渐单独称之为“氐”。

学界争议

对于氐族的族源问题（包括氐族与羌族的关系），史学界长期聚讼纷纭，主要有五种意见。

一、独立种族说。陈寅恪认为：氐族自成为一个种族，既不与汉族同，亦不同羌人同，但深受羌人和是汉人的影响。从语言、生产、习俗来看，氐族与西南夷族南诏之先六诏，实同出一源。范文澜也认为，氐人在魏晋时，加速了汉文化的吸收，汉言成了通用的语言。

二、夷、氐、羌各族混合说。韩国磐认为：西汉时，开冉夷，立汶山郡，其地有六夷、七羌、九氐，大概这里的夷、氐、羌各族互相混合起来了。

三、诸戎说。黄烈认为：氐人先代是街、冀、、道地区诸戎。李绍明、冉光荣也赞同此说法，并强调，街、冀、䝠式皆属所谓西戎范畴，其地在西汉归天水郡，魏晋以后分属天水市之陇西、南安、天水诸郡，亦即汉天水郡故地。

四、居住低地民族说。赵卫邦认为：氐族原是一个习惯于居住低地的民族，乃沿河谷地带由西往东往南发展者。涪江、白水、岷江三水的发源地相去不远，皆在松潘之北，岷山东南，可谓古代几个氐族部落所由来的故地。

五、羌族分化说。张建昌认为：氐族是春秋战国之际由古老的羌族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的共同体，初期活动于甘肃南部、四川省中北部和陕西西南一带，随后其足迹远涉河西地区、成都平原和淮河流域。

氐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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