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筱庵

傅筱庵（1872年~1940年），又名宗耀，字筱庵，1872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县。民国时期企业家、银行家，曾任“上海特别市政府”伪市长。

1887年，傅筱庵到浦东新区英商耶松船厂做工，因他粗通英语，又善于逢迎，很快便擢升为领班，经管工人工资等。后来，傅筱庵通过严信厚家的关系，投入清末大买办、官僚盛宣怀的门下，成为盛宣怀的得力助手。 1909年，他进入招商局所属的华兴保险公司任副经理，后继任该公司总经理一职。 1914年4月，盛宣怀为酬谢傅筱庵保其财产的功劳，任其为招商局经理，经营各地栈租。 1916年，傅筱庵与严子钧、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在虹口百老汇路合开一家“祥大源五金号”，自任总经理。这期间，他还先后担任过英商长利洋行和美商美兴洋行的总买办，控制了上海市五金市场。从1916年起，傅筱庵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并兼任招商局董事。到1919年，傅筱庵掌握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实权。在此期间，傅筱庵还依附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出任北洋政府的国务院高等顾问、财政部驻沪特派员、中国银行监理官、上海造币有限公司和中国烟酒公卖局监督等职。 1926年，傅筱庵依靠孙传芳的支持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以傅筱庵支持孙传芳、效忠于北洋军阀的罪名，下令对其通缉，并没收其财产。傅筱庵向日本领馆求援，逃往大连市。在避居大连的三年时间内，傅筱庵成为亲日派人物。1931年，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傅筱庵回到了上海市。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公开叛国投敌，接印上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1940年3月18日，在汪精卫筹备“还都”阶段，傅筱庵率先发表通电，力挺汪精卫。 1940年10月11日凌晨，在戴笠指派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特工策划下，傅筱庵在上海虹口祥德路的傅公馆被其仆人朱升源用菜刀砍杀身亡。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傅筱庵，又名宗耀，字筱庵，浙江镇海县人。 1872年12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出生于浙江镇海小港镇。其父傅晓春为当地的小帆船主，专为源茂木行运输木材，经常往返于浙江省和福建省沿海。傅筱庵幼时在私塾读书，因家庭贫穷，跟随同乡到上海市，靠在黄浦江上摇小舢板为生。 1887年，傅筱庵15岁进入夜校补习英语，并到浦东新区英商耶松船厂做工，因为粗通英语，又善于逢迎，很快便擢升为领班，经管工人工资等。当时，厂里的工人大多居住在船厂附近，而这些房产都归上海总商会的总理严信厚所有。严家每月派人对船厂附近的房产收租，但工人们收入微薄，生活贫苦，很多人都交不出房租，严家为此十分头痛。傅筱庵得知此事，便毛遂自荐，由他出面代收房租。傅筱庵买通了船厂的洋大班，把房租从工人每个月的工资中扣下，然后由他送到严家。由此，傅筱庵博得了严家的好感，又趁机认了严信厚的爱妾杨氏为“干娘”。傅筱庵依靠克扣工人工资、虚报冒领等手段敛财，不出几年便在浦东新区购置房产，出租获利。后来，傅筱庵经严信厚之子严子均介绍，结识了当时上海市有名的买办虞洽卿、朱葆三等人，并通过严家的关系（“干娘”杨氏与盛宣怀夫人常有往来，傅筱庵因此也成了盛宣怀家的座上客），投入清末显贵一时的大买办、官僚盛宣怀的门下，拜盛宣怀为“干爹”，盛宣怀妻子庄氏为“干娘”，渐成盛宣怀的心腹，甚得盛宣怀的赏识，不久晋升为盛氏总账房的帮办。他周旋于盛宣怀幕府上下，开始跻身于绅官之列，在盛宣怀所控制的企业中担任招商局船舶科科长、产业科科长，成为盛宣怀的得力助手和代理人。

飞黄腾达

1906年，傅筱庵与朱葆三、虞洽卿组织万国商团中华队，配合帝国主义巩固租界治安。1909年，他又经严子均介绍，进入招商局所属的华兴保险公司任副经理，后华兴公司总经理病死，该公司总经理一职即由傅筱庵继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举家逃亡青岛市，随即又逃往日本。其在沪财产委托傅筱庵代管。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朱葆三继沈缦云任都督府财政部部长，负责筹措军饷。傅筱庵与朱氏关系渊源很深，在其认筹饷款后，被都督府任为财政部总参议和沪海关清理处长。当时，上海市各界以盛宣怀畏罪潜逃日本，主张将其资本没收充公。傅筱庵闻讯后，十分紧张。在商界人士集会时，他竟当众哀求不要没收盛宣怀的财产，并承认自己是盛家在招商局、汉冶萍公司和中国通商银行三大企业内股权的代表，暂为盛氏管理其产业和股权。1914年4月，盛宣怀重掌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职权，为酬谢傅筱庵保其财产的功劳，任其为招商局经理，经营各地栈租。

1916年，他又与严子均、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在虹口百老汇路合开一家“祥大源五金号”，自任总经理，包揽轮船招商局所用的全部五金。这期间，他还先后担任过英商长利洋行和美商美兴洋行的总买办，推销美国的电器五金，独霸上海市市场上的五金进口贸易，积累了数以千万元计的财产。同年4月27日，盛宣怀病死于上海，其一生中所攫取到的财富竟达白银6000万两。傅筱庵乘机以各种方法，蚕食鲸吞盛氏财产，把盛宣怀家财产攫为己有，并在镇海老家和上海都拥有了大量地产。从1916年起，傅筱庵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并兼任招商局董事。他利用各种手法，高抛低买，聚敛巨资。他还与一些洋买办互相勾结，走私罂粟，坐地分肥。到1919年，中国通商银行的实权几乎完全被傅筱庵操纵。在此期间，傅筱庵还依附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出任北洋政府的国务院高等顾问、财政部驻沪特派员、中国银行监理官、上海造币有限公司和中国烟酒公卖局监督等职。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全中国响应。5月9日，上海总商会发表通电，主张撇开和会，就青岛市问题单独与日本交涉，遭全中国舆论所反对，正、副会长因而辞职。傅筱庵和虞治卿遂操纵会务。6月3日，沪商会参加“三罢”。傅筱庵与虞洽卿等曾秉承反动当局的意图，劝导商店开市，遭抵制而未能得逞。6月10日，曹汝霖等人被撤职。12日清晨，傅筱庵等又陪同地方官员上街劝告开业，而应者寥寥。直至下午学生会出面劝导，全市才正式复业。傅筱庵却由此深受北洋政府的赏识。鉴于傅筱庵平日所干的走私贩毒、巧取豪夺的不法行为，1921年4月，招商局股东大会撤销傅筱庵的招商局董事和积余产业经理的职务，另有股东孙某要求彻查账目。傅筱庵恼羞成怒，指使流氓混入股东大会，推翻议案，并勾结法国驻沪总领事，在法租界公堂控告孙某诋毁其名誉。后经施肇基出面调停，恢复其董事一事，才算了结。此后，傅筱庵气焰益发嚣张，招商局总经理盛重颐愤而离职，傅筱庵则乘机又控制了招商局局务。1922年秋，招商局股东张某向北洋政府交通部控告傅筱庵败坏航政，营私舞弊，侵吞公产。交通部派员来沪调查。傅筱庵便拉拢朱葆三等人，组成所谓股东自查会，阻挡部员彻查。同时，他还请张皆出面领衔江浙士绅联名致电交通部，为其疏通，遂使此案不了了之。1923年，上海总商会改选，傅筱庵与宋汉章争选会长，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最终，傅筱庵没能当选。后经协商，改选虞洽卿为会长。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6月1日，上海市全市发动三罢斗争。6月3日，银行和钱庄职工也加入罢市行列。6月5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当时傅筱庵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他怀着对工人、学生的爱国运动极端仇恨的心情，与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等勾结，在6月10日召开的上海总商会会员大会上，炮制出一个所谓的“五卅事件委员会”。6月13日，傅筱庵以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身份，设宴招待北洋政府派来的代表，并由虞洽卿以及“五卅事件委员会”委员冯少山等作陪，企图结束罢市。他们擅自将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交涉条件改为13项。19日，上海总商会又召开各业代表会议，认为继续罢市损失太大，决议开市。在傅筱庵、虞洽卿等人的操纵下，26日上海市商界单独退出“三罢”斗争，宣告复业。

1925年10月中旬，反奉战争爆发。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率五省联军攻占上海。12月17日，孙传芳来沪，傅筱庵等以总商会名义设宴为其接风。从此，傅筱庵开始投向孙传芳的翼羽之下。1926年，上海总商会再行改选，傅筱庵依靠孙传芳的支持，击败虞洽卿，终于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

投靠日本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傅筱庵与浙江军阀狼狈为奸，除了运用中国通商银行的资金以支持孙传芳的军用开支外，还利用他招商局董事的权力，动用轮船招商局，为孙传芳运送军火和军队，抵抗国民革命军北伐。9月9日，招商局江永轮因装运弹药发生爆炸，炸死船员数十人。为此，招商局海员纷纷罢工，反对军运。傅筱庵乃勾结孙传芳之爪牙，封闭中华海员工人联合会，对海员罢工进行镇压。1927年3月，北伐军前锋直抵上海市市郊。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取得胜利，孙传芳兵溃势去，仓皇逃出上海，傅筱庵亲自前往送行。面对着北伐军的勇猛攻势和蒋介石的显赫地位，傅筱庵见风使舵，派其亲信持函往见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表示效忠。3月22日，白崇禧进驻龙华，派人持函前往会晤傅筱庵，称其为“商界领袖，群流景仰”，傅接函后很是喜悦，遂于次日晨邀集英、法、美等国驻沪领事同往拜会白崇禧。孰料3月26日，北伐军蒋介石以傅筱庵支持孙传芳、效忠于北洋军阀之罪名，下令对其通缉，并没收其财产。傅筱庵当天得到消息后，秘密向日本领馆求援，由日方派武装卫队护送他上外国轮船，连夜逃往大连市。在避居大连的三年时间内，傅筱庵直接受日本侵略者的保护和豢养，经常与日本特务小松、石井等人往来，成为亲日派人物。经过虞洽卿、杜月笙和张啸林等人的一再疏通，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撤销对傅筱庵的通缉。10月16日，傅筱庵回到上海市，复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并充当美国钞票公司买办、英商耶松船坞及机器江南造船董事等职。1932年6月，中国通商银行董事会改组，傅筱庵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3年，国民政府强令推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以后，银价大涨，造成金融恐慌。1935年初，上海爆发了严重的工商业倒闭风潮，通商银行遭遇民众挤兑，傅筱庵无力应对，青帮大亨杜月笙出面相助，中国国民党也趁机参股其中。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乘机吞并商业资本，中国通商银行大伤元气，被迫于6月7日改组成官商合办银行，由杜月笙任董事长、张啸林为副董事长，傅筱庵改任常务董事，交出了他把持该行十多年的大权。傅筱庵自从被剥夺了中国通商银行的操纵大权之后，终日郁郁寡欢，但却野心不死。他时常在家宴请社会各界名流，希望从中找到翻身的机会。跟傅筱庵往来的也大多是绅商闻人和北洋政府的旧官僚。这些人以周文瑞为首都鼓动他卷土重来。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市，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民抗战全面展开。11月12日，上海沦陷。傅筱庵不甘蛰居，仍与日本特务、浪人频频来往，并通过周文瑞与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搭上了关系。当时，日军华中派遣军正在物色有名望的人物出任伪上海市市长。1938年3月，以梁鸿志为首的伪政权“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成立，在华中派遣军的授意下，“维新政府”任命傅筱庵为伪“上海特别市”市长。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公开叛国投敌，傅筱庵接印上任，原先由日本人组建、苏锡文担任市长和督办的“ 上海市大道政府 ”正式改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督办上海市政公署，办公地点也从浦东新区搬回了江湾的原址。当日上午十时，“上海特别市政府”在市中心区市政府大礼堂内举行了就职典礼，傅筱庵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第一任市长，而苏锡文则被贬为市政府秘书长。在傅筱庵的市长就职宣言中，他向民众大表决心。而在具体的施政方针方面，傅筱庵却暴露出亲日傀儡的面目。他禁止共产党人的活动，对于日本和满洲国，则相互提携，相互赞助。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之后，在组织机构上较之前的伪政权有了加强。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携其妻陈璧君叛逃至越南河内。29日，汪发表叛国“艳电”。 1939年1月1日，傅筱庵下令将各区政务署一律改为某某区公署，并于同年5月将闸北区改为沪北区。由于傅苏矛盾，更鉴于苏锡文策划的暗杀事件，傅筱庵为排除异己，将原苏锡文的班底更换。除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方面安插的警察局长卢英和社会局长凌启鸿不动外，其余各局处一把手均由傅筱庵的亲信，如替其与日方牵线的周友常（即周文瑞）、李鼎士、董光孚、王如松等担任，傅筱庵还任命其心腹吴麦汀为外交秘书，一揽内政、外交大权。5月6日，汪精卫由河内到海防，乘日本 “北光丸”号在上海虬江码头登陆，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策划吞并伪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建立伪中央政权。日本军部特指定江湾重光堂为汪精卫的行馆，傅筱庵则以伪上海市市长的身份亲自迎接，为汪精卫在沪一切活动做了精心、详尽的准备工作。1940年3月18日，在汪精卫筹备“还都”阶段，傅筱庵率先发表通电，力挺汪精卫。 3月30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傅筱庵则继续任伪上海市市长。由于上海沦陷后，公共租界成为“孤岛”，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特工人员常以租界为掩护，在上海从事“除奸”暗杀活动，对那些公开叛国投敌的社会名流大开杀戒，上海不断发生暗杀事件。对此，大小汉奸十分恐惧。汪伪政府下令通缉在上海市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人员，上海伪市政府也向租界工部局提出抗议。傅筱庵要求租界当局缉拿凶手，肃清租界内的国民党地下特工人员。7月14日，奉汪伪行政院训令，傅筱庵前往与租界工部局交涉，限令上海《申报》《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的外文编辑阿乐满、鲍惠尔、高尔等七人出境。7月22日，又禁止上海各商号及娱乐场所在《大美晚报》《中美日报》《大晚报》《大英晚报》《正言报》等报刊登营业广告，并禁止报贩出售上述各报。租界当局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上海市伪政府的要求。7月27日，傅筱庵就上海不断发生的暗杀案件，再次奉汪伪政府之命向租界工部局提出抗议和警告。但也恰在此时，傅筱庵本人也已成了中国国民党特工人员的猎杀目标。同年10月11日凌晨，傅筱庵宴游醉酒归家（即上海虹口祥德路上的傅公馆，是日本人为傅筱庵在物色的一所花园住宅，位于今祥德路26弄2号，原是“施高塔路即山阴路祥德村” ），进屋之后沉睡过去。傅筱庵的仆人朱升源见此良机，手执菜刀，进入傅筱庵的卧室，向傅筱庵头部猛砍数刀，将傅筱庵杀死。直到10月11日天大亮，傅筱庵的第二任夫人到傅的卧室探望才发现傅筱庵已经被人杀死。日军迅速赶到傅宅，关起大门逐个人查询，发现只少了傅筱庵的仆人朱升源。于是，日海军陆战队、汪伪特工队一起出动，在虹口区地区实行紧急戒严，仔细盘查过往行人车辆。又发令沪杭、沪宁两线列车全部停运，不许杨树浦沿岸船只离岸。同时，在上海各处贴出悬赏5万元缉拿凶手朱升源的布告。傅筱庵大殓的那一天，往吊者必须经过日本军部，领取颁发的临时通行证。沿途放电网，三步一岗。日本军医将傅筱庵被割下来的脑袋用针缝上，缠以白布，再放在楠木棺材里，葬于上海市沪西永安公墓。

家庭生活

家属

父亲：傅晓春，为浙江省镇海县的小帆船主，专为源茂木行运输木材，经常往返于浙江省和福建省沿海。

妻室：第一任夫人朱氏，体弱多病，患有心脏病，1939年12月，因病死亡。第二任夫人张姓发现傅筱庵被杀，身首异处，吓得昏死过去。

儿子：傅品圭。1930年，傅品圭被杜月笙聘请到中汇银行担任总经理（当时称作经理），本来傅品圭干得还不错，但后来杜月笙为了给黄文祥腾位置，抽调杜公馆的账房先生杨渔笙来做襄理（相当于副总经理），杨在背后说了傅品圭不少坏话，杜月笙就撤了傅品圭的职，调他去当总稽核，总经理则请了和杨渔笙关系不错的徐懋棠出任。傅品圭对杨渔笙很憎恶。杜月笙远走香港特别行政区后，杨渔笙除了中汇银行的本职工作，还兼着杜月笙交给他的一些地下工作，这个小秘密，银行同事多少也了解一点。于是傅品圭专门跑到杨渔笙的办公室，对杨渔笙说了一些恐吓的话。吓跑杨渔笙后，傅品圭了解到中汇银行的头寸已经很紧张，便劝父亲把11家的存款全部提出来（因当初杜月笙创办中汇时，傅筱庵一次性存了6万元捧场，从未动过。不过自从杜月笙帮着孔祥熙、宋子文演双簧夺走了中国通商银行后，傅筱庵对他失去了好感。所以傅筱庵便决定去提款，虽然他知道这样做带来的连锁反应，有可能会挤垮中汇银行。中汇总经理徐懋棠得悉后，马上去拜访傅筱庵，请他手下留情，至少别一下子把6万元全部提走。傅筱庵没有答应）。直至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汉奸政府成立，傅品圭依然在杜月笙的中汇银行任职。傅品圭平日痛恨其父投敌附逆，父亲被刺杀后一度精神失常，每天在阳台上撒钞票。

儿子：傅在源。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傅在源在纽约与一批民国时期的党政军大腕及其家眷一起参加麻将派对。这个沙龙基本囊括了在纽约养老的、民国时期的大牌遗老及他们的家属。如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黄雄盛夫妇、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儿子徐积错（阿欢）夫妇、唐腴庐的夫人谭端、唐腴庐的妹妹唐瑛、广东郭家的郭华德、潘振坤夫妇、中国银行老总贝淞菰、蒋士云夫妇、张寿铺的儿子张悦联、卓还来的哥哥卓牟来、哈同的女儿诺拉、银行家徐新六的儿子徐大春、张嘉玻的妹妹张嘉蕊、荣宗敬的儿子荣鸿三夫妇、张静江的侄媳妇徐懋倩、原金陵女子大学美国校友会会长谢文秋、“海上阿叔”的妈妈王定珍、朱榜生的女儿朱珍珊、朱月珊等等。

仆人：女佣杨妈、李嫂、厨师朱升源。

嗜好

傅筱庵对饮食之道颇有研究，中午喜吃西菜，晚间喜欢吃本地菜和他家乡的宁波菜，他在私宅中也常请客。他自幼生长在沿海，爱吃毛蚶，到大连市后，毛蚶仍是他餐桌上的家常菜。

傅宅

傅筱庵在宁波镇海的宅子，又名傅乾月房，位于镇海城中心人民路路口。该建筑建于1922年，是民国时期流行的中西合璧式豪宅，属于典型的欧式古典风格，建筑面积约有1600平方米。这栋豪宅的前身是公善堂。

穿过该建筑的中式雕花门楼，是一个走马楼四合院。院子里没有草皮，铺着大方块的石板路，中央花坛里种着一株参天大树，有些风水局的意味。四合院里矗立着一栋洋楼，主楼坐北朝南，高二层，有五间两弄四厢房。主楼外墙用水泥砂浆浇筑。两边较高的硬山顶是法国路易十三式样。下层廊的柱子用的是欧式古典的梅园石柱，柱头由科林斯柱式的草甸毛茛叶和爱奥尼柱式的涡卷组合而成。上层廊柱则分成两段，上段为圆柱，下段为方柱，柱头为混合式。洋房室内的彩色拼花地砖风格明丽，有黄、蓝等鲜艳的颜色。彩色地砖与天花板上的装饰带互相呼应。宅子里的四个厢房也分为中西两种式样。东西厢房和南廊为欧式，北厢房为中国古典式。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路傅宅被用作民国镇海县政府办公地。1999年，傅宅被公布为宁波市 “十佳”近现代建筑，2000年12月，该建筑被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亲日举措

媚日奴化活动

防范爱国抗日活动

防共反共是上海市特别市政府的主要活动之一。傅筱庵早在宣誓就职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时就立志要“防止中国共产党”，预备“绝对禁止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共产主义之宣传”，尤其注意“青年学子”和“劳工”的思想，企图遏制爱国活动。

配合日军指令，参与军事“清剿”

日军在占领上海后，妄图以大规模的烧杀抢掠达到消灭抗日力量的目的，但是这并不能阻挡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团体的抗日斗争。因此，为了将上海“迅速确定治安”，日军决定“固定地配备相当的兵力”，从1939年开始，集中兵力对上海郊区实行大规模扫荡。在扫荡兵力中，伪军就是日方“以华治华”的一颗棋子。另一方面，由于伪政权也是抗日武装的打击目标，上海市特别市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也想利用日军的力量剿灭抗日力量，稳住政府地位。凡是日军计划到郊区进行“扫荡”或“剿匪”，不论规模大小，必定责成顾问部下派到各警局的指导官派遣伪政府官警随行，或美其名曰“做乡导 55 工作”。日伪军队每到一处，在搜查完毕之后，就开始大屠杀，并对这些“有游击重大嫌疑之村镇”实施焚烧。1940年4月14日至27日的“青东大屠杀”和崇明“六二六”大烧杀就是其中最为灭绝人性的两次扫荡。

戒严“爱国纪念日”，压制爱国情绪

上海特别市政府每到纪念日前后便会开始“特别戒备”。如为了防止在遇到“匪警”时往返报告发生“窒碍”，“八·一三”纪念日之前，各伪警察分局、所特意安设“直达友军（即日军）驻在所、宪兵队及总局”的警报电铃或电灯，以利于及时镇压民众抗日活动。在戒备期间，伪警察局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户籍警负责清查户口，每日至少搜查一次，以防“不宵匿藏”；严加警戒各路口及重要地带，以防“匪类潜境”；组织巡查组在各重要里弄梭巡；特派警力到茶馆、酒肆及公共场所查察；禁止聚集路旁及成群游行者；细密搜查各码头；在各偏僻处加派双岗，并组织巡查队无昼夜巡逻；与日军密切联络，以期遇事共同应付；每晚（一般是晚8点到第二天早晨4点）实行戒严；特别保护电杆、电线、电话、火车轨道及桥梁等等。并明令，“全体官警一律不准请假”，以日夜“整装戒备”。

成立特务股，限制民众人身自由

为达到控制民众的目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加强了在市警察局督察处特务股（此组织由1939年3月成立的“密访班”改名而成）的力量。。特务股由局长卢英直接指挥，选拔了十数名“干练人才”为稽查员，“调查一切应行注意事项”。这些“应行注意事项”包括监视人民言行，不论值勤或是休息时间，都要在“有心无心之间留意”“查有形迹可疑之人，即出示特务证协同当地官警立施拘捕，径送司法科讯办”。除此之外，上海市特别市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进一步强化对上海人民的监控。如警察局借消灭盗匪之名义，通过了《消弭盗匪暂行办法》，以便可以“多派便衣员警随时随地化妆密查”“抽查户口”“核发户籍证”。上海特别市政府还进一步强化了保甲制度，采取“连坐保结”的办法，以少则两户、多则十户为一单位，胁迫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上海特别市政府规定，上海市民如要出门往返，必须领取“良民证”或“通行证”，领证期间，市民会被日军以拍照、打针等方式百般侮辱。

召开反共大会，宣扬汉奸理论

上海特别市政府刚成立，傅筱庵就责令下属准备召开“上海反共救国民众大会”，彰显其反共决心。1938年11月6日，反共大会在东昌路空场（即前督办市政公署门前）召开。大会推出卢英为正议长，林炯庵为副议长，并通过三项决议案：“反对共产党之倒行逆施，毁灭人性，附逆国情，一致声讨；反对国共两党之同恶相济，大张挞伐，藉以救民；树立统一中央政权，合力救国。”大会还找来朱玉轸、朱鼎等人来充场面，同时，一并贬低国民党政府“不择手段，势将多行不义，无所不为”，宣称“难民云集海上，四郊多垒，哀鸿嗷嗷，天寒衣节薄，断垣残壁，处处是人间地狱”的国家惨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狼狈为奸”的结果，对其自身的汉奸行为，则狡辩称是“欲救国，必先救民，苟无民，无有国”的救国、救民之义举。

推行媚日奴化政策

对日军卑躬屈膝

傅筱庵强令市民对日军灵柩鞠躬致敬、纵容日军对上海人民的暴行。

强制推行“东亚新秩序运动”

奉上海特务机关顾问部的旨意，傅筱庵将1939年3月3日至9日定为“东亚新秩序运动周”，举办讲演会、音乐演奏等活动。规定市辖各区公署分别举行“东亚新秩序运动建设大会”。“东亚新秩序运动建设大会”打出诸如“ 亚洲人建设亚洲事业”“日华满协和一心一德”“日华满经济提携”的亲日口号，试图用宣扬中、日、满“三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亟应提携方能共存荣”的思想来掩盖日本侵华的罪恶；用“新秩序的建设，不但能够安定东亚，并且对于世界也有不少的贡献；新秩序建设成功，亚洲民族才可以团结，才可以促进民族平等”的论调来愚弄中国人民。

“庆祝”“大日本昭和天皇圣诞节 ”

为“宣示睦邻政策，恢复中日邦交，友爱提携”，感谢“ 日本出师代驱虎狼之共，再造吾华”，上海特别市政府特别规定于1939年4月29日——“ 大日本帝国昭和天皇圣诞之期”，“热烈庆祝，以示钦崇”。当天，各局局长要随同市长到日本各机关道贺；各区公署署长率同各科长赴各该当地日本机关道贺；各机关门前旗杆上将日、中旗并揭。而且，特别市政府还要求“各局、处及各区公署于当日上午办公以前，所有全体职员在各该机关集合一处，由第一科或总务科科长领导，向东天遥拜，默祷邻邦天皇皇帝圣寿无疆，后口呼万岁三声”，以示对日本天皇的无限崇敬之意。

拥戴汪精卫“还都”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由河内到海防，乘日本 “北光丸”号在上海虬江码头登陆，傅筱庵就以上海特别市市长的身份亲自迎接，为汪精卫在沪一切活动做了精心、详尽的准备工作。1940年3月18日，在汪精卫筹备“还都”阶段，傅筱庵率先发表通电，力挺汪精卫。为扩大声势，傅筱庵还责令各局处、区公署提前准备汪伪政府“还都”庆祝周活动，制定“每日实施办法”，以便“先行筹备”。而各局长、区公署署长自然心领神会，纷纷打出“拥护汪主席”“拥护国府还都”“实现和平建国，解救全国和平”等口号，大肆举办阅兵典礼、示威游行、演讲竞赛、提灯大会、大运动会等等活动。上海特别市政府特意从市党部、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妇女会、市民联合会中选出职员，筹备3月30日当天举行的“ 上海市市民众庆祝国府还都典礼大会”；通告全市各机关、团体、学校、住户，3月30日须一律“悬旗志庆”；各大、中、小学校也放假一天，分别在校举行庆祝仪式，“藉伸庆祝”。上海市116个伪政权控制下的工会，以及其他伪团体，也都纷纷跟风电贺汪精卫。除此之外，特别市政府还采取使用纪念邮戳、各区集队游行、散发红绿灯鱼标语等手段，表达对汪精卫“还都”的庆贺之意。

其时，各地伪政权都相对独立、“各自为王”，汪伪集团并不能“一统天下”，而傅筱庵的拥汪通电和系列大肆庆祝动作无疑给了汪精卫一个有力的支持，相对也影响其他地区伪政权。所以在南京伪“ 国民政府 ”就职以后，汪精卫即致电上海特别市政府，要求傅筱庵等“一切政务暂维现状，各职员照常服务”。而且，即便在汪伪政府成立前后，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与汪伪之间，以及汪伪内部因为权力争夺而产生诸多争斗，傅筱庵的伪上海市市长位置却一直未被动摇。

成立亲日反共团体

成立防共自卫团

上海特别市政府于1939年颁布《乡区防共自卫团组织条例》，“以防剿匪共，增进人民自卫能力，编查保甲，辅助军警维持地方治安为宗旨”的乡区防共自卫团成立，原先其他一切地方“自卫团体”，均改编为防共自卫团。特别市政府规定，凡身体强壮，品性善良之男子，在本乡有确定住所，且有正当职业或有恒产，并常年居住本乡而与本乡公正人士、殷实商家有亲戚故旧连属关系者得充任自卫团团丁。团丁以10人至14人为一班，24人至50人为一分队，每三分队为一中队，每三中队为一大队，每三大队为一团，以乡董为团长，总辖全乡自卫事宜。各县知事兼任本县总团长，并设一副团长，由当地公正人士或殷实商家充任。对于各乡、镇自卫团的设置，特别市政府另有规定。为了达到防共之目的，上海特别市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奖惩措施。自卫团每三个月进行一期教育，分精神教育和术科教育。定期测验思想、稽考技术及勤情、检验体格及调查品行、查核经费之收入及支出、点验枪械等，以示监督。自卫团在地方公有房舍或祠庙内办公，除担任教育及办理文牍的人员发给薪水外，其余一律为义务职。

防共自卫团的战斗力并不高，很多团员都是被强迫入团，既没有斗志，也没有能力。除了自恃有枪有权，横行乡里、鱼肉乡民之外，最大的用处就是给日军做摆设，当日军“剿匪”的前锋炮灰，或者成为日军的发泄对象。在与游击队的斗争中，防共自卫团也未能占上风，反而有“被掳劫”之说。由于“被掳劫”之事时常发生，再加上中国民众对于汉奸走狗的仇恨心理以及当时上海的“锄奸”运动，自卫团员整日担惊受怕，不少“被动”入团的自卫团员只好用潜逃的方式来摆脱“汉奸”名号和自卫团的束缚。

组织勾结各种伪团体

除了直接成立官方的亲日防共组织以外，上海市特别市政府还在日方的扶植下不断间接组建和勾结各种伪团体，加强日军侵略声势。当时由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扶植的或是与之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伪团体有：伪维持会、人民自警团、中国反共同盟总会、黄道会、大民会等。这些较大规模的伪组织都直接听令于日军其行动也都由日军直接指派。加上日本方面对于各汉奸组织从不敢完全相信，所以，同为为日军服务的汉奸组织，上海特别市政府和这些日特属下的伪组织虽然表面上同为一体，但暗地里却是互相“监察”。

镇压抗日救亡运动

从1937年11月12日上海市沦陷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直接处于日军的占领和包围之下，是最艰难的“孤岛”时期，尤其是1939年下半年租界当局在日本的压力之下下令取缔政治团体，禁止抗日活动之后，抗日救亡活动一度在租界内都处于非法状态。上海特别市政府作为日军的爪牙，也参与了对国共两党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

镇压郊区抗日武装力量

日伪在上海郊区的扫杀抢掠使得上海民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很多郊区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反抗日伪或是加入游击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也积极在上海郊县活动，组织和扩大当地的抗日武装力量。上海市特别市政府用保甲制、维持会、防共自卫团等手段重重监控民众，加上为报复抗日斗争，日伪不时出动大批兵力到上海郊区进行“扫荡”和“围剿”。为了从源头上严防游击队和抗日力量的活动，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大小伪员们绞尽脑汁，想出多种办法，如“一、着‘ 大民会 ’派员调查各地现有人民团体状况；二、积极推广‘青年团’组织，藉以吸收各地青年学生；三、假名杜绝匪患，办理民枪登记，并于事前散发‘民枪登记劝告书’；四、沿铁路公路两旁500米内，禁种高禾（如高梁、玉米棒等）；五、各伪‘民征厅’通‘令’各乡县组织‘乡区自卫团’，抽调壮丁训练，以便实行日方以华制华政策；六、举行小学教师思想测验；七、伪‘警务处’派‘员’视察各游击区内‘警政’；八、举办特别户口，对行踪可疑者严密监视；九、勒令各游击区内妇女（尤其是伪组织中职员的眷属）组织‘妇女会’或‘国防妇女会’，日方则利用此机会委派曾经受训之日本女子参加，从中刺探各伪员活动，以免与游击队暗中发生关系；十、阻挠第三国船只继续航行，距上海市不远各口岸，并擅扣第三国船只，因日方认为游击队接济多由第三国船只运输；十一、令沿铁路6里内各乡组织爱护村，负责保护铁路电报电话线；十二、改进游击区内先行保甲制度；十三、对于发给通行证取严格主义，并缩短期限；十四、迫令在交通方面担任职务的日人学习华语；十五、密令海关日员严查由外埠到沪旅客。”

伪警察局和防共自卫团一直把“捉拿共产党”列为每日头等必做工作，伪警和防共自卫团员们抓人并不要真凭实据，而个别市民还利用日伪“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心理，任意诬告、诽谤与其有过节的人。此类案件在日伪政权统治时期并不少见，盲目的抓捕让上海普通民众担惊受怕，甚至大批无辜市民因此而丧命。

打压中国国民党的锄奸运动

国民党在孤岛时期侧重特工战，利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用恐吓、暗杀等手段与日伪展开了激烈的特务战，防止有影响的上层人物投敌，起到警醒国人的目的。从1939年到1940年，绑架案、暗杀案、爆炸案层出不穷。此类暗杀事件中，被袭击者均是日伪工作人员或是与日伪关系密切者。因此，上海特别市政府借口“对抗重庆市派来潜匿租界内之暴徒，必须彻底加以检举，根本予以肃清”，向工部局及公董局方面施重压，并以此为借口干涉租界警权。除此之外，日伪的各恐怖组织，“76”号特工总部、黄道会、大民会等也对爱国人士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性恐怖活动。锄奸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人民的抗日热情，但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与日伪汉奸特务相互之间的恐怖战争也让上海市一直笼罩着恐怖气氛。而1940年在租界内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上海团部、军统、中统等13个机关全都遭到汪伪76号特工总部破坏，被捕100余人。一部分中国国民党大员、特务在威逼利诱下成为汉奸，这使得国民党在上海的抗日活动逐渐走向低迷。

破坏中国共产党市区统一战线

由于上海被占领后，民众的心理一方面因为日伪的侵占而更激起民族仇恨，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也由于日伪的残暴而产生恐惧、苦闷的情绪，心理波动较大。这对向来认为“坚定国民个性，根本固在教育；移易人民观感，完全有恃宣传”的傅筱庵来说，正是利用民众畏惧心理，大肆宣扬奴化汉奸理论的好时机。

日军在侵占上海之后，强行将原设于公共租界多伦路大陆商场内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上海市新闻检查所移设于南京路哈同大楼，并宣布于1937年12月14日开始“执行上海新闻检查工作”，华人报纸必须送检后方能付印。日伪企图用这种手段扼杀抗日反日言论，干扰新闻中立性。因此，为了避开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新闻审查，很多进步报纸刊物都雇佣英、美等外国人士作为报纸发行人（实际上这些“洋老板”就是报社的“保镖”，每隔三五天到报馆巡视一次，每个月领取一笔可观的薪水，但并不掌管实际业务），作为外国刊物向租界当局注册登记，俗称“ 洋旗报 ”。截至到1939年4月，租界内的“洋旗报”已经多达17种，销量在20万份以上。中共当时也在租界内创办了大批“洋旗报”和“洋旗刊物”，如《每日译报》《文汇报》《导报》《申报》《循环报》《华美周刊》《译报周刊》等；并出版进步读物，如《鲁迅全集》《红星照耀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等，揭露日寇暴行、宣传抗日思想。其实，上海市特别市政府也知道这些“洋旗报”是“凭借租界特殊势力，假托洋商名义，为虎作伥，恶意宣传，日肆鼓惑，淆乱视听”，特别市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于1939年11月15日成立上海特别市政府宣传委员会，监督上海各报社、通讯社、民众团体、戏剧团、电影拍摄、讲演团、无线电台等，并要求工作人员每日检查并上报市府，企图消除日益强烈的反日救国言论。但是，由于当时“ 洋旗报 ”宣称享受治外法权，拒绝任何方面的新闻检查，租界当局大部分也只是用“警告”来对日伪的压力敷衍了事。所以，伪宣传委员会除了向傅筱庵抱怨“该报竟不遵本处检查”“实属故意违背”等，实际上并不能奈何这些进步刊物。在此情况下，日伪就采用了骚扰恐吓、向报社投炸弹、暗杀进步报人等恐怖手段。

争夺租界权力

虽然上海市沦陷之初日军碍于国际影响，没有正面进攻租界，但是却一直没有放弃夺取租界的野心，他们在租界内增设日本工厂、洋行和各类企业，并向租界当局提出在工部局与公董局中“添用日籍特别副处长、增加日籍职员和日籍董事”，试图渗透并逐步攫取租界权力。傅筱庵上台不久，便开始积极准备干预租界事务。他在上海特别市政府施政纲要中明白地说到，“本市毗连租界，关系之密切，犹如唇齿相依。目前国共两党均以租界为护符，而作扰乱本市治安之根据地，以至市府之设施诸多妨碍。故欲维持本市秩序之安定，推进施政之基础，必须与两租界当局合作，取缔一切不良份子，庶本府之一切设施，亦得顺利进行也。”出此考虑，“实现租界合作”成为了傅筱庵开宗明义之第一要务。

攫取沪西越界筑路区警权

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法租界当局为了扩充租界地盘，不断在上海租界以外的华界地区修筑道路，习称为“越界筑路”。每当一条越界道路筑成后，工部局就会派警察到此道路上实施他们对这条马路的权力，但上海市地方政府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和方法，同样加派警力争夺此道路的管理权力。久而久之，在越界筑路地区双方都想争夺对马路的管制权，但双方都难以实施这个管制权，越界筑路地区就成了一个谁也管不了的“三不管”地带，因此越界筑路区域也往往是社会秩序最混乱的地区。据1930年代初的统计，沪西地区的越界筑路有28条之多，是当时上海各区内越界筑路最多的地区。所以，当时的沪西充斥着各类“花会总会”“白粉窝”、赌台、日本妓院等罪恶场所，凶杀、抢劫、吸毒、赌博、嫖娼等活动猖獗，被人称之为“歹土”。而发生在越界筑路地区的刑事案件更是不计其数，当时国共两党抗日活动有很多就是利用越界筑路地区进行，很多军统特务都是在此地区刺杀汉奸后，逃到租界，躲避伪警察的追捕。

日伪早就开始觊觎越界筑路地区。早在1938年3月，上海市大道政府已经宣布沪西区为其特区，设置了沪西区警察分局，开始渗透越界筑路地区的警权。但是，由于大道政府力量有限，加上日伪并没有充足准备对租界下手，因此迟迟未有大动作。傅筱庵上台之后，下定决心要夺取租界权力，侵占越界筑路地区正是其插手租界的第一步。

抗议

自从1939年2月19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在愚园路 668弄25号公馆内被杀之后，上海特别市政府抓住此事件，大事渲染，傅筱庵先后就此事向各国驻沪领事团、工部局和公董局提出所谓抗议。日本方面也开始向工部局加压，日总领事三浦两次往访工部局总董樊克令，“诿责租界警力单薄，不足维持治安”，之后更在“东京上海两方面会商后”，于2月22日开始，先后两次向工部局提出书面抗议。租界当局在重压下，虽不情愿，但却不敢撕破脸皮与日伪决裂。因此，从1939年2月22日早晨6点开始，英、意驻军便与日本宪兵、伪警察“合作”，开始了“上海历史上罕见之大举搜查”。23日晚，租界巡捕还与白俄商团300余人合作，检查南京路先施公司屋顶花园与东亚旅馆，虽“逮捕3人，但未发现任何罪行。”更从25日起，加紧南京路以及外滩沿浦江各码头的防务。“外滩每一码头，派由英军2名暨华捕站守，往来人皆经搜查，南京路向外滩，以虞恰卿路，南北沿行人道之里弄，一律截断交通，由工匠布置铁丝网。每一弄口派驻华捕一二名不等。”然而，事实证明，这场持续几天，看起来规模浩大的搜查，“结果并无所获，并未发现持械或显明之暴徒。” 在此情况下，工部局答覆日方抗议的牒文，称将依照1938年7月工部局的紧急命令，工部局警务处对反日恐怖行为当继续警戒；对出入租界的华人，加以搜查，尤其严查由水道渡黄埔及吴淞江入租界者。对于工部局这种无关痛痒的答复，日伪自然不满意，因此，傅筱庵又于3月10日照会工部局总董樊克令、总裁费信惇及领袖领事，提出五项要求，威胁工部局交还英军封闭的伪大西路警察派出所，“否则本府为地方治安计，不得不采取断然行动，从事维持地方治安”；并要求工部局交还上海第一特区法院和中国国民党寄存在工部局的土地局卷宗；要求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禁止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傅筱庵更提出，让“租界当局，速与本府合作，务须查清户口，如查有党员证据，一律驱除出境，其有私藏军火者，依法从严惩办，不论由陆路或船舶出入租界者，加以严重取缔，如租界警务处之探捕，对于实施上述工作，有不敷展布之处，则可由本府加派市警察，共同担负治安责任，以杜乱源。”至此，日伪染指租界警务的企图已暴露无遗。但是，碍于工部局已采取的一系列搜查、封锁的行动，日伪只能暂时将抗议陈箓被杀事件告一段落，另寻他法。恰巧，4月12日，伪警察局秘书主任、卫生处处长、日本军事课特别成员席时泰被杀，傅筱庵等抓住此机会，再次以租界内治安无保障之名义，向工部局施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工部局对此事负全部之责任，并要求对席时泰遗族“讲求慰藉之方法”，另外再次提出，“欲与工部局警察人员，共同协力从事于租界内不法之团体，检查及侦察”。但工部局出于保障自身利益的考虑，仍然一口咬定“除本局警务处以外之任何警务机关，在公共租界以内独立行动之任何建议，非本局所能接受。”在此情况下，日伪开始决定考虑采取“断然措施”。

冲突

上海特别市政府早就为与租界的武力冲突做好准备。1939年1月，傅筱庵就责令卢英 “为防范起见，饬由高桥分局暂发巡长2名、巡警18名，携带步枪20枝、子弹2000发前往沪西区分局协助防务。”2月21日，又据沪西区分局长王德林呈报卢英，沪西“盗匪众多，抢劫案件日必数起”，特派遣巡官率领长警102名、宪兵30名、侦缉员7名，会同工部局江宁路捕房的35名中西探捕，分成20小队分路检查。虽然一无所获，但仍要求在沪西“不时施行总检查以靖地方而维治安”。 3月21日，伪警察局又加派巡长和长警夫17名，前往沪西大西路派出所，“日夜轮流协助，以期周密”。同时，伪警察局还加派人手保护沪西地区的伪组织。沪西警察署于1939年5月23日选派“年轻力壮、素有经验之请愿警士”36名、巡官1名、巡长4名，常驻华中宏济善堂开设于沪西区的土行里弄，并调水上警察队巡官刘兆雪为该堂请愿巡官，“以资维护而利业务”。这些频繁的动作无不显示上海特别市政府已有对沪西越界筑路地区采取行动的意图。

8月19日，在伪警察的一再挑衅下，当天下午5时40分左右，极司非尔路、康脑脱路口附近发生英捕枪击沪西区巡逻官事件。该事件发生之后，沪西越界筑路地区全体伪警察开始严加戒备，傅筱庵更是态度强硬，宣称“非有圆满解决不退让一步”，并加紧对沪西区的警备。伪警察局由南市区、浦东新区、沪北闸北市中心林肯路等警察署挑选体质强壮、学术兼优的警士200名划归沪西警队，节制编为第九、十两中队，连同原有的第二、三、四中队共计官警732员名，携带步枪99枝、子弹3000粒一并开往沪西，分驻法华正始中学及法华寺两处。并饬令警士教练所将第五期学警300名及特别学警班学警150名加紧术科训练，预备于必要时编为第五、六、七、八中队，调往沪西协防，以策安全。而工部局面对日伪咄咄逼人的气势，也开始加派警力：将静安寺巡逻沪西一带的铁甲车由原来的2部增加到8部；动员万国商团白俄常备队随时准备；抽调各捕房中、西探捕，集中于静安寺捕房；并派遣6名中央捕房政治部派探员和20余名探头到越界筑路地区“密探”，随时报告来去人数及汽车行动等。双方于沪西越界筑路一带相持不下。日伪为壮大声势，大肆渲染此事件。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御用宣传工具《新申报》于8月20日头版头条报道此事，并于其后连篇累牍地进行宣传。傅筱庵紧紧抓住越界筑路的主权归属问题，称“中国政府，始终未予承认其为合法，包含越界筑路之沪西全部地域，既为中国政府所有之土地，故其行使警务之权限，自应由本市政府全权处理。”并于8月27日在市中心区虹镇飞虹娱乐部和江湾镇小学校内举行大规模的八一九沪西惨案民众运动大会，企图给予工部局舆论压力。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也派遣外交部专员赴沪西调查事件“真相”，并向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严重抗议”。而日方则利用其军事实力，以海军舰队参谋长草鹿、驻在武官野村、陆军上海特务机关长竹下、警备司令樱井与日方总领事三浦就此事的“会面”，威胁工部局“采取有效措置”。9月1日，欧战爆发，日伪更是气焰嚣张。9月9日，日本宪兵公然在极司非尔路驱逐租界巡捕，伪警察紧随其后，派出警察大队在该路口密布岗哨，“在人行道上设置沙袋防御工事并架起了机关枪 ”，“打算用暴力手段夺取对沪西界外马路的控制权”。至9月底，伪警察局已在越界筑路地区设立隶属于日伪警察局沪西分署的警所10处，警员达300人。并格外派遣警察总队第一中队在重点位置，静安寺路、地丰路、大西路一带各路路口担任警戒，派警察总队第二中队在极司非尔路、愚园路一带各路路口担任警戒；在毗连租界之交界处的愚园路忆定盘路口、大西路忆定盘路口、长寿路槟榔路口、劳勃生路胶州路口增设4处交通岗；分别在极司非尔路开纳路口、康脑脱路星加坡路口、极司非尔路五角场、长宁路支路口、极司非尔路大鸿运酒楼前、白利南路忆定盘路口、忆定盘路开纳路口、极司非尔路康脑脱路口、忆定盘路开纳路口、兆丰花园、愚园路丰田纱厂职工宿舍、极司非尔路钱家巷口、极司非尔路康家桥口、白利南路忆定盘路口、大西路汪家弄口、忆定盘路派出所小弄口等各越界筑路交通岗增加警戒警士；并派员赴各里弄清查户口。但是租界当局并不愿意就此放弃越界筑路地区的权力，10月4日，工部局发言人称，“对沪西越界筑路之权益，并无放弃之意”，对于伪警察在此地区的增设警岗也“决不予以承认”。伪警察与工部局捕房的第二轮武力冲突又开始了。随即，大批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涌至该区，工部局巡警也赶到戒严，并调派武装汽车在该区巡逻，以四五人组成的英兵小队若干队，在愚园路、忆定盘路两端，及大西路等地，荷枪巡逻，严密警备。越界筑路地区形势再次转为紧张。

谈判

英法租界并非想象中那么强硬，在日伪的重压之下，工部局为求自保一再退让。其实在8月19日事件爆发之后，工部局总办费利浦就为解决此事于9月15日登门拜访傅筱庵，主动提出撤退工部局巡警，要求和解。这件事情还被日伪称为是逼迫租界“将越界筑路，归还市政府之初步措置”的“初步胜利”。也正是因为如此，伪警察才敢在傅筱庵的指令下毫无顾忌地对租界巡警横加干涉，从而发生10月20日和22日的袭击巡捕和曹家渡巡捕房事件。

10月22日，工部局总董樊克令与傅筱庵在日本总领事馆会商越界筑路地区的纠纷问题。10月26日，工部局草拟“建议草案”，提出由工部局与上海特别市政府联合管理沪西越界筑路地区，但傅筱庵却态度强硬，要求工部局完全移交沪西区界外道路的行政权与警务权，谈判陷入僵局。11月2日，樊克令与费利浦亲自赴上海特别市政府，与傅筱庵交换了关于沪西越界筑路区警权问题的建议，再次提出由双方共同管理沪西越界筑路地带；并要求工部局所筑马路的警权仍归由工部局巡捕管理，马路两旁则由华警担任。为表租界当局诚意，工部局巡捕房还将暗杀陈箓的两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引渡给日方。对于此情形，傅筱庵不免心生得意之情，于是便开始着手与工部局就越界筑路地区警权、造路及沟通经费、公用事业的维持、税收整顿等问题进行正式谈判。

为尽快达成协议，傅筱庵等在与工部局谈判的同时，也不忘暗中施压，让伪警察在租界内不断寻衅闹事。1940年1月6日，工部局总办费利浦在早晨乘其汽车由其海格路633号寓所出发时，被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力车夫开枪袭击，所幸6弹全都打中汽车，而费利浦并未受伤。2月16日，双方正式签订《沪西越界筑路设警之临时协定》。《协定》中规定，工部局承认沪西越界筑路区域的行政权与警察权属于上海特别市政府，但租界在越界筑路区域所建设的各种设施仍属于工部局。双方协议，在沪西地区设置“沪西特别警察总署”，成立隶属其之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沪西特别警察队”，并在该区内分设适当数量的警察署及分署，管辖以沪西毗连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特别区域。这些区域包括沪西外国警佣军警佣地区，和原有伪警察局所辖沪西警察署辖境的全部，以及徐家汇警察署辖境的一部分。沪西特别警察总署拟设总署长1人、总署员2人（内含一日本人），均由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任命。下设警务课、特高课、行政课、外事课、勤务课。沪西特别警察队拟设警务专员1人，由伪市长特派。为体现租界当局利益，工部局可派高级职员1人为联络官，并派联络员3人辅佐之，用以交换情报、协同搜查、引渡嫌疑犯，以及解决外交事件等，但是不论是联络官，还是联络员，均不得实行警察权，形同虚设。同时，一并解决的还有沪西越界筑路地区的行政权。上海市特别市政府拟在沪西设置一特别行政机关，治理一切行政事宜。这个特别行政机关须任用一部分由工部局及日本方面分别举荐的官吏，以及工部局派来的不得行使行政权的联络员。至此，上海特别市政府已将沪西越界筑路地区的权力争夺到手。之后，傅筱庵着令宋沅、戴寅、王承瀚、吴德、江震武、朱宗柏等六人于7月3日开始先行组织沪西特别警察总署筹备会，准备成立沪西警察总署的一切事宜。

伸手租界其他事务

在逐步攫取沪西越界筑路地区权力的同时，上海特别市政府也试图找其他借口插手租界内部事务。

禁止租界内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由于租界当局一直没有正式承认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在上海市沦陷之后，租界内的各机关、商店仍旧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日伪对此一直深恶痛绝。因此，1939年3月10日，傅筱庵致函英、法等国领事馆，要求租界当局严禁在两租界内悬挂国民政府国旗，称凡在伪维新政府统治下之地区，自应一体遵照悬挂维新政府的中华民国国旗，而“租界区内，迄今仍悬挂前党政府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因此人心思乱，而国共两党不良份子之作恶气焰，亦因之而愈张，其影响于社会人心与国家体制殊属重大”，并威胁到如果文到之日不加禁止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则以后因悬旗问题而发生事故时，其一切责任应由贵租界当局完全负担”。于是，3月12日，法租界下令租界内“取下华人所悬青天白日旗”。此举动马上遭到租界内华人的反对。3月16号，各团体电请国民党政府向英美法驻华大使抗议；两个租界内华人为明志，于4月19日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周之农工商界宣传日集体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但是法租界公董局居然出动警探没收226面国旗，逮捕43人，租界内各商店愤而罢市。在经过4月21日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与法国驻华总领事的交涉，和4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法国驻华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之后，公董局才归还没收的国旗。对于法租界的行动，日伪比较满意。更进而要求公董局“本4月19日之严切取缔精神，继续加以禁止”，且要“随时督率所属严加注意”悬挂党旗一事，以“确保安宁之盛，而贵我邦交将愈臻巩固”。而对于工部局“迄未闻采取若何之适当措置”的行为，则大加鞭挞，迫使工部局也不得不采取行动，于5月5日在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发表通告，规定公共租界内华人市民一年之中只可在1月1日、3月12日、3月29日、5月5日、7月1日、8月27日、10月10日、11月12日这8天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而即使这样也不能令日伪满意，日本驻沪总领事三浦当天就向工部局发出牒文，对于公共租界一年内8天悬挂国旗一事表达其极大的不满，认为是“赞同中国人民之反日情绪”，企图全盘禁止悬旗现象。

要求英、法、意交战国驻沪防军撤离上海

1940年5月，意大利宣布参加对法作战，欧洲大陆形成了英法和德意两大战争集团，傅筱庵抓住此机会，于6月11日电函汪伪政府行政院，称“ 欧战方酣，意又参战，消息传来，人心浮动，查英法意三国在沪均驻有防军，为保持上海中立地位，维护地方治安与社会安宁起见，自有令各该交战国驻军撤离上海，以免发生误会，引起冲突之必要。”6月15日，傅筱庵正式发表关于欧战立场的书面声明，假意称“为顾全上海市民之幸福及保持上海商业之利益起见，责职所在，不能不向中外人士郑重声明上海市之和平与常态，必须予以确保者也。”他明确表态，“传闻交战国驻军当局已有进行协议以防发生纠纷之说，但此种毫无保障、不切实效之措置，非彻底之办法，殊不足以安定人心”“如果此项军队仍听其驻留中国领土之上，则不论其在上海之任何地区，终为上海正常状态之威胁”，因此他要求“ 欧洲交战国之驻沪防军必须完全撤离上海”，“同时对于交战各国，因曾与中国订有不平等条约或其他协定所取得之权益而擅自变更，或私相授受之不合法行动”一律断之无效。第二天，汪精卫对傅筱庵的来电作出正式回应，并将限期撤离各国驻沪防军的声明以中、英、日三文刊登于上海市字林西报、泰晤士报、大陆报等各外文报纸。6月19日，傅筱庵再次就此事致函上海领事团领袖领事和英、法、意三国驻沪总领事，要求三国早日撤军。日伪此举维护上海安定是假，妄图赶走各国防军，独霸上海是真。除了英国驻沪防军300人于8月20日乘怡和德生轮离沪至新加坡，另1200人于8月23日会同平津驻军赴港之外，法、意二国对于此函令，只是含糊而过，假意称已将此意转达本国政府，实则不加理睬。但是日伪侵占租界的野心一窥而知。

试图收回上海第一、第二特区地方法院

1930年，国民政府在公共租界内设立了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第一特区法院，1931年在法租界内设立了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和第二特区地方法院。1939年3月，特别市政府以上海第一、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在重庆市政府同志及支持之下，对于同一阵线之暴乱份子，虽经逮解决，不能尽法惩治”为借口，称两法院“未经本府收回管辖，亦为发生暗杀事件重要原因之一”，要求“特区法院长及全体推事检察官必须一律易人，另由新政府遴员接充，以符体制”。而且，傅筱庵还宣称，“对于特区法院所有一切民刑诉讼之任何判决，自本年4月1日起，一律认为无效”。但是，两租界当局对于此无礼要求并未理睬，因此上海特别市政府收回特区法院的企图一时未能得逞。但是，日伪并未放弃对法院的争夺，在与租界当局交涉失败之后，日伪便以恐怖活动骚扰两特区法院。特区法院的很多工作人员都遭到日伪的绑架或暗杀。由于欧战中法国战役，1940年6月16日，法国投降派组成维希政府，依附法西斯主义德国，因而法租界也随之投降，于11月8日将第二特区法院移交上海特别市政府。

强迫移交国民政府土地局档案

国民政府在败退之前，将土地局卷宗、簿籍、地图、表册等档案存放于工部局内，上海特别市政府为彰显自己是上海主人，强迫要求工部局将这些档案“交还本府接收在案”。甚至认为工部局拒绝之行为难以理解，因为“须知此项寄存之件，关于中外土地所有人之权益身大，贵局置若罔闻，不肯交还实属故意侵害他人之权益，应请即日交还，否则本府为保障土地所有人之权益计，当另行办理登记，并对寄存之件声明作废所有，因此而所受之一切损害应由贵局负完全赔偿之责。”迫于日伪势力，工部局于1940年7月5日将这312箱土地局卷宗“移交”给伪市政土地局。

慈善活动

傅筱庵在上海发了财后，傅筱庵回家乡镇海搞慈善，做公益。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镇海修筑了后海塘（傅本人以塘工协会成员身份兼驻沪塘工协会主任），集股资5万元创办了明明电灯公司，后又建筑沪甬线轮埠。

人物评价

“傅筱庵是浙江省镇海人，工头出身，善于经营。早年被盛宣怀夫人收为义子，靠盛发迹于金融、矿业与交通行业，成为大资本家。20世纪20年代，他投靠军阀孙传芳，当上上海总商会会长，曾参与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对抗北伐军，先后被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通缉，曾逃避大连市。1931年返沪出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美国钞票公司买办。这时他虽已年过花甲，但政治欲望极强。他与国民党有成见，一见日方派人来洽谈，马上就答应‘落水’。”——（《汪伪特工总部76号完全档案》马振犊、陆军评）

“傅筱庵在就职宣言中自称‘旅沪多年，洞明时势’，虽然才绵力薄，但是‘惟念时艰世强，四民交困，亦何忍坐视不顾，因是奉命就职’；所以将尽‘最大之努力，但求无愧于心，只期有益于事’，在民众面前大表决心。而在具体的施政方针方面，傅筱庵就暴露出亲日面目，称要‘防止共产’，绝对禁止共产党人的活动；对于与中国‘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日本和伪满洲国，则要‘睦邻互助’，‘保持协调”，通力合作，相互提携。所以，在当时的民众看来，这场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的把戏，只是‘不顾国民唾弃、同乡指摘’的傅筱庵‘在日军卵翼下’上演的一幕‘ 木偶戏 ’。”——（《傅筱庵时期伪上海特别市政府（1938.10～1940.10）》谢月恒评）

“由于上海市总商会和商界联合会的重重矛盾，再加上与蒋介石的宿怨，1927年，傅筱庵被蒋介石投入监狱。刑满释放后，傅筱庵曾在日本控制的东北流亡了一段时间才回到上海。基于这一经历，傅筱庵对于蒋介石极为仇恨，他曾说：‘我值五千万块钱，每一块钱我都要花在和姓蒋的作对上面。’这是他表面上接受日军建议，担任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仅凭这一理由，实在不足以解释傅筱庵为什么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甘为汉奸，究其本质，傅筱庵一生都野心勃勃，对权力、金钱充满欲望，‘傅筱庵作为一个傀儡官员，显然飞黄腾达：他和其他许多投敌分子一样，在食品短缺时自己却丰衣足食；在日军的支持下，掌握着征税的权力；别的店家被没收，他却拥有经济特权。’所以，妄图通过日军的力量满足自己的私欲才是傅筱庵真实的叛逆投敌目的。”——（《上海研究论丛第19辑》谢月恒、杨元华评）

“1927年被蒋介石通缉而亡命大连市、青岛市、天津市日租界那几年，在租界里傅筱庵充分展现了他出色的商业天赋，很快就成了大连、天津两地租界里的中国商界领袖，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在此过程中，他和日本人来往也很密切。不过傅筱庵本人并不是一个亲日分子，他最终心甘情愿接受了松井的邀请，却是源于对蒋介石、孔祥熙等人的刻骨仇恨——他曾语重心长地说过：老子身家5000万，我要把每一元钱都花在反蒋上面。他果然说到做到，像市政府的装修、办公设施等，都是他自己掏钱干的，但凡做汉奸者，大体上就两种人：一种为了某种‘理想’，比如汪精卫；一种为了升官发财酒色财气，比如陈群。而仅仅为了仇恨，自己居然倒贴钱当汉奸者，傅筱庵当算古今第一人。当市长，傅筱庵提了两个条件：第一，大道市要改回原来的名字上海市特别市，而且市政府不能像现在这样设在浦东新区，而必须设在市中心区的老市政府原址，一切恢复以前的样子——总之，就是怎么能最恶心蒋介石就怎么来。第二，日军退出市区，治安工作由他的警察局全权负责。日本人‘求贤若渴’，两个条件照单全收。”——（《黑灰人生杜月笙》小杜城南评）

“傅筱庵当上伪市长后，每天从虹口区私宅坐一辆轿车出发，前后有4辆汽车护送，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傅筱庵每天中午都在九江路东乡饭店进西餐，饭店门外增加了一批杀气腾腾的警察。晚上，傅经常去虹口吴淞路 ‘六三亨’艺妓馆请客，到席的都是日本方的军政要员。席间他向日本主子大献殷勤，给日本人出谋划策，在沪西地区大开烟土馆、赌馆、妓馆、白粉馆，滚滚财源落进了日本人和傅自己的腰包。”“傅从此知道，自己的敌人不仅仅是蒋介石的‘除奸团’，而是全国几万万有良心的民众。”——（《民国春秋》张宗高评）

“虽说他的钱来路不怎么正，但算起来还是对镇海有点贡献的。”——（《不一样的江南小城招宝山的慢时光》谷声图书评）

“傅筱庵从一个来自浙江乡镇的学徒，混迹上海市数十年，成为赫赫有名的‘海上闻人’，一度称雄商界。他的发迹史，是近代上海社会的激烈竞争的一个缩影。傅筱庵的结局是可悲的。”——（《大资本家传奇》龙之光评）

“傅筱庵是被戴笠所刺杀的最高级别汉奸之一。”——（《近现代爱国慈善家徐乾麟》徐晨阳评）

“傅筱庵被劈杀丧命，对日伪震动极大。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部长发表讲话称：‘傅筱庵上海市长之凶变，鉴于新中国建设途上，上海之重要性，实遗憾至极，不胜哀悼。然忽于此时牺牲此伟大之名市长，不特为上海之损害，亦为全中国之大损害也。’傅案消息传到南京，汪伪政权的大小头目们心惊肉跳。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在10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五时为电话惊醒，士群报告上海市长傅筱庵为其跟随十余年之仆从用刀刺死。人心难测，为之寒心……’”——（《民国惩治日本战犯汉奸案》韩淑芳等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