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

墓志铭是世界范围内通用的纪念逝者的方式，任何一篇墓志铭都承担着纪念式的现实功用，好的墓志铭往往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在中国，它还是一座特殊的文化宝库，既反映了前人不同的思想文化和思维方式，又表达着人们对待自我、社会、世界的认知。

墓志铭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延续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从材料上说，早期是“砖、瓦、石并用”，后来逐渐形成了石刻墓志；从文体上说，墓志铭由简入繁，由随意写刻变成了有固定格式；从名称上看，由早期的墓记、柩铭等名目统一为墓志铭。

唐朝是墓志铭发展的巅峰时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社会繁荣，另一方面是有了前代文学的积淀，使得墓志铭的创作达到鼎盛，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被后世所借鉴。

概述定义

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时，无论是持家、德行、学向、技艺、政绩、功业等的大小，浓缩为一份个人的历史档案，以补家族史、地方志乃至国史的不足。也是墓志断代的确证。

墓志铭包括志与铭两个部分。关于它的起源，纵说纷繁，但墓志铭真正成为一种文体应该始于南朝，正如清朝汪汲在其《事物原会·墓志铭》书中就这样认为，比较可信。

出处介绍

明代徐师曾在《文本明辨序说》中说：“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志是用散文记叙死者姓名、字号、籍贯、官级、功德事迹的。铭是用韵文概括志的全文，并对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扬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只用碑记(文)或碑铭的。

铭本是记载、镂刻之意，它开始是刻(或铸)在铜鼎上；以后也刻在石碑、金属板等器物上，或以称功德，或引申借鉴，逐渐演变成独立的文体。刘勰著的《文心雕龙》中有《铭箴》篇；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中有班固等人的铭文五篇；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中有刘禹锡的《陋室铭》，至今传诵。

铭文精短活泼，或用骚体，或类五、七言诗歌或似佛家倡语，或同警世格言，妙语珠玑而不浮华，蕴藏哲理而不晦涩。这是墓志铭及其它座右铭在记功、记物等铭文的特色。明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按状：公讳可立，字礼卿，别号节寰。（袁可立）先世居凤阳县，始祖荣，国初以战功屡调坚城卫百户，即今睢阳区卫也，遂徙于睢，代以德望著。”

文体风格

墓志铭用于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写的（偶尔），也可以是别人写的（大多）。主要是对死者一生的评价。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撰写墓志铭，有两大特点不可忽视，一是概括性，二是独创性。墓志铭因受墓碑空间的限制，篇幅不能冗长，再说简洁明了的文字，也便于读者阅读与记忆。因此，不论用什么文章样式来撰写墓志铭，均要求作者有很强的概括力。汉朝大将韩信的墓联为：“生死一知已；存亡两妇人。”寥寥十个字，高度概括出韩信一生的重大经历。（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6年第6期《墓志铭写作摭谈》）

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墓志铭是给过世的人写的。在古代，墓志主要是把死者的简要生平刻在石碑上，放进墓穴里，中国人讲究立德、立言、立行，死后这些都是要写进墓志铭的，以求得人死留名。在现代，主要是记述一生的重要事件，然后对人做一个综合的评价。

经典识趣

1、16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花了毕生的精力，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后35位，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数值。在他的墓碑上就刻着。把自己一生最得意的成就写在墓碑上，独一无二的贡献的确可以引起世人对他伟大贡献的尊重与认同。对于这位数学家来说，一个数字足以给他的生命无与伦比的光环和荣耀。

2、古希腊大数学家丢番图的墓志铭：“过路人，这里埋葬着丢番图的骨灰，下面的数字可以告诉你，他的一生有多长。他生命的六分之一是愉快的童年。在他生命的十二分之一，他的面颊上长了细细的胡须。如此，又过了一生的七分之一，他结了婚。婚后五年，他获得了第一个孩子，感到很幸福。可是命运给这个孩子在世界上的光辉灿烂的生命，只有他父亲的一半。自从儿子死后，他在深切的悲痛中活了四年，也结束了尘世的生涯。”

3、“37，22，35，R.I.P”是美国影星玛丽莲· 梦露的墓志铭，许多人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最终这个谜由梦露研究会揭开，这三个数字是梦露的胸围、腰围和臀围的英寸数，缩写字母的意思是在此长眠。死者生前最大的嗜好是爱美，她用数字将自己十分钟爱的形体永久记录了下来。

4、杰弗逊是和华盛顿、林肯齐名的美国三大伟人之一，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他的墓碑碑文是他自己写的：“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如此中规中矩地按顺序写下自己一生都干过什么事，正是“美国精神”的最实在表现。

5、对任何一位画家的赞美，又有什么样的语言，能胜过出现在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桑西的墓碑上的：“活着，大自然害怕他会胜过自己的工作；死了，它又害怕自己也会死亡。”

6、伏尔泰，这位《哲学通信》和史诗《亨利五世》的作者，顺理成章的在专门迎葬伟人的先贤祠里占了一“席”，并受到这样的赞美：“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并且使之懂得它应当是自由的。”

7、马克·吐温：“他观察着世态的变化，但讲述的却是人间的真理。”

8、司汤达：“活过、爱过、写过。”

滥觞介绍

曾巩说:“夫铭志之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 韩愈善写墓志铭，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载韩愈计有碑志75篇。韩愈文名日盛，达官贵人常求其为先人撰墓志铭，润笔甚高，韩愈亦来者不拒。其友刘叉甚觉眼红，取其黄金数斤而去，云：“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 欧阳修也写过《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师鲁墓志》、《杜祁公墓志》，但其子孙皆不满意欧的文章[。曾巩曾对欧阳修为其祖父作墓碑铭深表谢意说“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苏轼本人则少作行状、碑志。不过苏轼还是代张方平作〈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这是由于张方平当时已病故。

文化角度

从文化的角度看墓志铭，能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的当属凤毛麟角，这里收录的一些文学家和数学家的墓志铭均各有味道，可以“奇文共欣赏”。

文学家的墓志铭

莎士比亚（1564－1616），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戏剧家和诗人，他的作品是世界艺术的瑰宝。他52岁故世，葬在斯特拉福特镇。他在临终前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

“看在耶稣的份上，好朋友，

切勿挖掘这黄土下的灵柩；

让我安息者将得到上帝的祝福，

迁我尸骨者定遭亡灵诅咒。”

亚历山大·普希金（1799－1837），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诗人。1831年他与美人娜塔莉亚·冈察洛娃结婚，1837年不容于世俗，死于决斗。当他16岁时，出于好奇给自己写了一首《我的墓志铭》：

“这里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

爱情与懒惰，共同消磨了愉快的一生；

他没有做过什么善事———可在心灵上，

却实实在在是个好人。”

科学家的墓志铭

举世闻名的英国科学家牛顿的墓志铭：“他几乎神一般的思维力，最先说明了行星的运动和图像、彗星的轨道和大海的潮汐。”

1953年逝世的苏联火箭技术和星际航行家齐奥科夫斯基的墓碑上，刻着他的格言：“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他们不断地争取扩大生存时间和空间，起初小心翼翼地穿出大气层，然后就是征服整个太阳系。”

数学家科林·麦克劳林是艾萨克·牛顿发现和培养的，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6个大字：“承蒙牛顿推荐”

希腊著名物理学家阿基米德的墓碑上刻着一个圆柱体和它的内切圆，因为它证明了球的面积和体积是它外切圆柱体面积的2/3。

鲁道夫是德国著名数学家，在圆周率的研究上取得卓越的成就。他的墓志铭上镌刻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科学数字，他把圆周率准确推算到小数点后第35位，为了这个数字，他献出了他的一切。

各具特色

数字铭介绍

16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穷其毕生精力，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35位，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数值，他的墓碑上就刻着这一组数字。

图示铭介绍

古希腊著名数学家阿基米德的墓碑上刻着球内切于圆柱的图形，以纪念他发现球的体积和表面积均为其外切圆柱体积和表面积的2/3这条著名的几何学原理。德国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因其发现了正17边形的尺规作法，他的墓碑上刻上了一个正17边形。法国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的墓碑上刻着许多小鸡、小羊和幼犬。

美诗铭介绍

英国诗人珀西·雪莱的墓志铭是莎士比亚《暴风雪》中的诗句：“他并没有消失什么，不过感受了一次海水的变幻，他成了富丽珍奇的瑰宝。”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墓志铭是他写的六行诗：“等我死去，亲爱的朋友，请在我的墓前栽一株杨柳。我爱它那一簇簇涕泣的绿叶，它那淡淡的颜色使我感到温暖亲切，在我将要永眠的土地上，杨柳的绿荫啊，将显得那样轻盈、凉爽。”

幽默铭介绍

伟大的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墓碑上刻着他临终前为自己撰写的幽默的铭文：“看在耶稣的份上，好朋友，切莫挖掘这黄土下的灵柩；让我安息者将得上帝祝福，迁我尸骨者定遭亡灵诅咒。”大文豪萧伯纳的墓志铭：“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一定会发生的。”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墓志铭：“恕我不起来了！”

名字铭介绍

法兰西民族英雄、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的墓碑上只刻有他的名字：“ 夏尔·戴高乐 ”。曾经“捕捉”天上雷电的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的墓碑刻的是“印刷工富兰克林”，因为他毕生引为自豪的，还是他青年时代做过的印刷工。

历史名作

明文渊阁大学士孔贞运

【录者小引：明大司马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睢州（今河南省睢县）人，中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以子枢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

天启二年为登莱巡抚，主持辽务多年，参与并指挥明清战争。以智取策反收降努尔哈赤姻婿刘兴祚，在任上为毛文龙请饷募兵，后因指斥毛文龙贪功冒饷又为毛所嫉恨。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天启末起袁可立兵部左侍郎，极力反对袁崇焕与后金议和，注重加强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三年后袁崇焕因此获罪而遭杀身，然毛文龙被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的牵制形势已荡然不存，致满族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明末朝鲜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袁可立严词质责，并牵及朝鲜勾通倭寇等旧事。五十年后倘为朝鲜君臣所忌恨，在清朝开馆延修《明史》之时曾派专使来中国在康熙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都有记载。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有传记史料均被删削，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节寰袁公行状》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袁可立正直敢言，是晚明少见的干练之才。二十八岁弹劾炙手可热的应天巡抚李涞，平反苏州市知府石昆玉冤案。以御史巡视西城，惩办权贵；因直谏触帝怒，削职为民二十六年，史称“震门之冤”。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间，官拜兵部左侍郎，廷推南阳郡户部尚书，改兵部，因公开反对魏忠贤再遭罢官。皇帝念可立登莱劳，授兵部尚书，特准驰驿乘传归。

天启四年春，登州巡抚即将离任，作《观海市》诗，描述海市生动真实，为海天增色。晚年崇道，在睢州建袁家山，《道藏辑要》所记最详，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善诗文，受清朝文字狱所累，多所毁失。

《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文出自明崇祯年间大学士孔贞运，字为明末著名书法家大学士门生王铎书丹，工部尚书靳于中篆盖，内容十分详实可考，能补清人修撰《明史》之偏见和不足，为明清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资料。另见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倪元璐《袁节寰大司马像赞》等，可作更全面之考研。】

著名作品

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皇甫湜：《昌黎韩先生墓志铭》

欧阳修：《泷冈阡表》

孔贞运：《节寰袁公墓志铭》

主要区别

“墓志铭”一词被普遍误用和滥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关于墓志铭，《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解释得很清楚：“墓志：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也指墓志上的文字。有的有韵语结尾的铭，也叫墓志铭。”当今的误用者和滥用者，他们并不知道墓志铭是放在墓里的，墓外的人是根本看不到的，而把地面上的墓碑及碑文错称为“墓志铭”。近读《禅绕着的墓志铭》、《人生的休止符——西方名人墓志铭和墓地》等图书，书名本身就弄错了，因为这些书中介绍的众多历史名人的所谓“墓志铭”，实际上几乎都是这些人墓碑上的碑文。如莎士比亚的墓碑上刻着他的遗言：“看在耶稣的分上，朋友，切莫动底下的这黄土。让我安息者上天保佑，移我尸骨者永受诅咒。”再如莱纳·里尔克的墓碑上也刻着他的遗言：“玫瑰，啊，纯粹的矛盾，希望不是像任何一人那样睡去，在这么多的眼睑下。”这些墓碑迄今仍然被完好地安置在他们的墓外，碑上刻的名言从来就不是什么“墓志铭”。读近年十分畅销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发现这位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竟也误解了“墓志铭”的意思：“ 约翰·济慈的epitaph(墓志铭)是他死以前为自己写的，非常有名，即：‘Hereliesonewhosenamewaswrittenin H₂O (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在这里，何先生将epitaph译为“墓志铭”，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王尔德在《济慈墓》一文中明确说过，是济慈自己在临终之际要求把这句话刻在他的墓碑 ( tomb-stone )上的。好在很多种英汉词典的编者头脑还是清醒的，他们对epitaph都提供了两种释义：“墓志铭；碑文。”这样做，至少能给人们以正确选择的机会。

“墓志铭”一词被滥用，与很多人不了解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文化载体有关。东汉末年，曹操严令禁碑，魏晋两代亦因循此令。然而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于是产生了将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铭形式。墓志铭的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墓志铭又称“埋铭”“ 铭”“圹志”“葬志”等，由这些称谓也可看出它确实是埋在地下的。至北魏时，方形墓志成为定制，即为两块等大之正方形石板，上下重叠，刻铭文者在下为底，刻碑额者在上为盖。禁碑令废除后，此风仍不改，从而造成墓碑矗于地上而墓志藏于地下的格局。墓志铭大行于隋唐，以唐朝最为繁盛，出土的数量远胜北朝。宋元以后，墓志铭数量锐减。近代以来，西式葬法逐渐推行，碑墓合一之制日盛，墓志铭之作渐衰。解放后，实行丧葬改革，丧事从简，并推行火葬，墓志铭失去了物质载体，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至于启功先生那篇著名的以“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开头的《自撰墓志铭》，其实是他生前以韵语形式表达的心迹，后来镌刻在他墓碑前的一方巨石上，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墓志铭”。

前些年报上曾刊载《中山陵为何没有墓志铭》一文，提到“ 孙中山陵墓竣工后，树立墓志铭……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中山陵建成之后，碑亭虽在，却没有墓志铭”。吴小如先生曾在《文汇读书周报》撰文批评，指出该作者“缺乏常识，故行文不免讹 ”，“墓志铭虽刻在石上，却是埋藏在地下的，凡立于地面之上的碑文是从不称为‘墓志铭’的。今传世的历代墓志铭，都属于出土文物。如果在地面上撰文树碑，应称‘碑文’，若篇末加韵语，则称‘碑铭’……立在碑亭中的应是‘碑铭’，而绝非‘墓志铭’”。吴先生的纠错言犹在耳，但是报刊图书上的误用和滥用依然不断出现，实在令人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