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主义（ 朝鲜语 ：사대주의）是一种 儒家 的外交理念，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年—1895年 朝鲜王朝 对中国 明朝 和 清代 称臣纳贡的政策。“事大”一词最早出现在《 周礼 》、《 左传 》、《 孟子 》、《 韩非子 》等 中国 先秦 古籍中，而“事大主义”则是 日本 思想家福泽谕吉总结出来的概念。“事大”早期运用于 中国历史 上的割据分裂时期，后引入 朝鲜 并成为朝鲜王朝对华政策的代名词，如《 经国大典 》中的礼典专门对“事大”进行详细规定，近代朝鲜开港后主张效忠 清王朝 的官僚集团被称为“事大党”，“事大”一词亦被广泛应用于朝鲜与中国有关的文书中。
除了 朝鲜半岛 外，日本有观点认为事大主义同样是 冲绳县 （ 琉球王国 ）的传统，亦属于冲绳人的行为模式之一。
概况介绍
出处
“事大”的概念在春秋时代即已有之，系统论述于《孟子·梁惠王》下篇： 齐宣王 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 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 周文王 事昆夷。 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故大王事 獯鬻 ，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解释
齐宣王问道：“与邻国交往有一定的法则吗？”孟子回答说：“有。只有仁人能以大国的地位侍奉小国，所以 商汤 曾侍奉 葛国 ， 周文王 曾侍奉昆夷。只有聪明的人能以小国的地位侍奉大国，所以 周太王 曾侍奉 鬻， 勾践 曾侍奉 吴国 。能以大国地位侍奉小国的，是乐于听从天命的人；能以小国地位侍奉大国的，是畏惧天命的人。乐于听从天命的能安定天下，畏惧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国家。正如《 诗经 》上说的：‘畏惧上天的威严，才能得到安定’。”
运用
事大作为一种 儒家 的外交理念，最早运用于 中国 。“事大”的概念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像 郑国 、 鲁国 等紧邻大国的小国不得不择强而事，以保全其国家，而一旦违背，则往往招来亡国之祸。在儒家经典中，已多次提及“事大”一词，如《周礼·夏官·司马》有言：“比小 事大 ，以和邦国。” 郑玄 注：“比犹亲。使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相合和也。”这种理念也为《 春秋 》所肯定，《 春秋左氏传 》有言：“小所以 事大 ，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因此 晋朝 的 孙楚 在《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写道：“见机而作，《 周易 》所贵；小不 事大 ，《 春秋 》所诛。”与 儒家 对“事大”的肯定态度不同，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韩非子 则对“事大”提出质疑，他虽然认为“事大”是小国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但又指出“ 事大 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民卑则政乱矣。 事大 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并举例 齐国 攻宋时，宋虽事楚并向其求救，但 楚国 为了自己的利益拒绝救援。又指出如果一国沉浸于事大之道，则会使君主为大臣挟制，大臣们会要求“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因此他对“事大”持否定态度。
汉代 以后， 儒家思想 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每逢分裂割据的乱世之时，儒家的“事大”理念便会派上用场。如魏晋南北朝时期， 后秦 君主 姚兴 虏获了 南燕 君主 慕容超 的母亲，慕容超派使者 韩范 前去索要母亲，姚兴问韩范：“为依《 春秋 》以小 事大 之义？为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其言下之意便是要慕容超按“以小事大”的规矩来向他称臣。 前凉 权臣 张瓘 与诸将商议如何应对强大的 前秦 之时，诸将皆曰：“ 姚襄 、 张平 一时之杰，各拥众数万，狼顾偏方，皆委 秦桧 款，请为臣妾。小不 事大 ，《 春秋 》所诛，惟君公图之。”由此可见“事大”理念作为一种乱世中的自保之策已深入人心。
五代十国 以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事大”再度广泛应用于外交场合。当时 南唐 、 吴越 等南方小国面对已统一北方的 后周 、 北宋 等大国，被迫称臣纳贡，他们称这种政策为“事大”。如《 新五代史 》记载：“（ 李璟 李璟 ）尽献江北地， 世宗 （ 柴荣 柴荣 ）许之……始赐璟书曰：‘自有唐失御……倘坚 事大 之心，必不迫人于险。’”。又如《 类说 》卷五三引宋 杨大年 《谈苑》：“开宝中王师围 金陵 ， 李煜 遣 徐铉 入朝，对于便殿，述 江南 事大 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 ，非敢拒诏。 王建 （ 赵匡胤 ）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两宋、辽、 西夏 、金对峙时期，依然延续着“事大”这种外交传统，如《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四年》：“若以元昊于 北朝 失 事大 之体，则自宜问罪。” 南宋 对 金朝 也不得不行“事大”之策，在1129年金军猛攻南宋、 赵构 逃亡海上之际，曾下诏说：“如 金人 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 事大 之礼，敢有不恭！”也就是说只要能 苟安 ，便愿意向金国恭行“事大”之礼。不过总的来说，大一统是 中国历史 的主流，“事大”在中国只是特定时期才被运用。
“主义”是近代 日本 对 英语 “-ism”后缀的翻译，最早将“事大”和“主义”绑定在一起的也是日本人。据考证，“事大主义”的概念发轫于1884年12月15日的日本报纸《 时事新报 》中一篇名为“朝鲜事变”的报道中：
“韩廷之臣僚中，苟依赖支那人者重权在握，则争献媚于邻国，云大国之命不可不从，云大国之政府不可不事，称之 事大之主义 ，甚至有发议愿以举国内附中华者，在其最高潮时，独国王与一二近臣窃不悦之，终究守自国独立之大义……特别是如其外戚 闵姓 亦所谓事大党之一……然此近臣之核心者 金玉均 、 朴泳孝 、 洪英植 、 徐光范 等之流，其主义之所乃辅佐国王陛下，成全 朝鲜 国独立之名实，附之以党名，则称其为独立党虽恰如其分……然于朝鲜之国内而执 独立之主义 者，有时云日本党。既云 日本 党，则彼事大党命名为支那党，如同日本与支那相对，实则日本国对 朝鲜 唯国与国之交际，固不可参彼国事。况行于其朝臣等之间，于其内部之情实，断非我国所知。故假令其中谁云彼为日本党，亦仅偶然之名耳；于彼之 国情 之实际，则不过事大党与独立党二派。……综上所述，今回之事仅为 朝鲜国 内部之变乱，且如暗杀或诛戮大臣，为彼国常见之事，自是与在朝鲜之日本人毫无关系。”
这则报道是1884年12月4日朝鲜开化党发动了“ 甲申政变 ”却很快被驻朝清军镇压后， 日本 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主办的《 时事新报 》上发表的评论。紧接着的12月17日，福泽谕吉又撰文点名“事大之主义”的代表者是 闵泳翊 ，从此对“事大主义”、“事大党”等词汇的运用一发不可收拾，“事大主义”的概念也就逐渐传开了。据分析，福泽谕吉为了开脱自己及日本与甲申政变的干系、掩盖自己曾支援过开化党的事实，于是选择了“事大”一词来描述 朝鲜 当局的理念，并构造出“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事大党”与“独立党”的对立模式，试图以此取代之前常用的“支那党”与“日本党”的说法，表明甲申政变只是朝鲜国内持有两种不同理念的派别的争斗，与 日本 无关。由于福泽谕吉在近代日本所具有的话语优势，“事大主义”的用语很快被广泛运用，而且这个概念最初的登场仅仅是用于说明特定情况（ 甲申政变 ），后来逐渐引申到描述整个 朝鲜王朝 及 朝鲜半岛 历史上的对华政策、乃至朝鲜民族的国民性。
朝鲜半岛
确立
朝鲜半岛 臣服 中原王朝 已有上千年历史，而 新罗 、 高丽 和 李氏朝鲜 三朝皆对 中国 唐、宋、辽、金、元、明、清诸朝采取“事大”政策。不过，新罗、高丽都 吕振羽 中原王朝发生冲突，而且有学者指出统一 新罗 虽然加入了以 唐朝 为中心的 华夷秩序 ，但中国中心的 世界观 的影响并不彻底； 高丽王朝 甚至还曾采取“天子”、“皇城”等称谓，持有多元的世界观。所以当时的“事大”更多是一种为了“保国”的策略性的外交手段，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 文言文 化 不断深入影响 朝鲜半岛 ，作为一种理念的“事大主义”也在朝鲜半岛生根，特别是 元朝 征服 高丽 后，高丽不得不取消一切 越、严格落实诸侯体制， 朝鲜王朝 建国及巩固后更是发自内心地“事大”。与“事大”相应的是 中原王朝 的“字小”（爱护小国）， 朝鲜 “事大”愈是恭顺，中原王朝的“字小”也愈是宽宏，形成了“ 事大以礼 ”和“ 字小以仁 ”的一种互动，反之若被中原王朝察觉出“不恭”，那么就会对两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例如明初的状况）。总体而言，朝鲜是 中国 明朝 和 清朝 最典型、最亲密的属国，在《明史·外国传》和《清史稿·属国传》中名列第一。《 明史 》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 朝贡 络绎，锡 便蕃， 不胜书”，所以 朝鲜王朝 也是东亚宗藩体制中最恪守“事大主义”的国家。因而“事大主义”无疑最适用于1392年到1895年的 朝鲜 。
在朝鲜王朝时期，其外交政策是“ 事大交邻 ”，所谓“事大”，即是指侍奉 中原王朝 ；“交邻”则是指与 日本 等邻国的往来。因此“ 北不失礼 ， 南不失信 ”成为朝鲜王朝的祖训，而“事大”则成为朝鲜对华政策的代名词。众所周知，朝鲜王朝是以 威化岛回军 为契机而建国的，1388年， 高丽 策划 北伐 明朝 ，大将 李成桂 坚决反对，指出出兵北伐有“四不可”，其中第一个就是“以小逆大”。但 王禑 还是执意北伐，李成桂率军行进至 鸭绿江 威化岛 时发动兵变回师，其理由便是“以小事大，保国之道”，而北伐明朝之举违背事大主义，“今不俟命， 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李成桂在威化岛回军后就夺取了 高丽 的政权，在1392年取代高丽王朝，建立 朝鲜王朝 ，并立刻遣使通报明朝，称臣于明朝，由 朱元璋 下赐“朝鲜” 国号 。可以说，朝鲜王朝本身就是在事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到了 李芳远 时，终于获得了来自 明朝 的册封，从此将事大主义奉为基本国策，几乎与朝鲜王朝相始相终。
运用
在明朝时期，朝鲜王朝对 中国 的事大主义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政治上向明朝称臣，奉大明 正朔 ，使用明朝年号与历法，定期 朝贡 ，并于节庆时遣使朝贺， 朝鲜 派遣的使节名目有定期的正朝使、 冬至 使、圣节使、千秋使及不定期的谢恩使、陈奏使（或奏闻使）、进贺使、进香使、问安使、告讣使等，统称为“ 事 大事 行 ”。《 大明会典 》载：“ 李成桂 代王氏，请更其 国号 ，诏更号 朝鲜 ， 永乐 初赐印 。自后每岁圣节、 正旦 （ 嘉靖 十年，外夷朝正旦者俱改冬至）、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 朝贡 ，视诸国最为恭慎”。与之相应的，朝鲜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 中国 朝廷册封方为合法，并且其死后必须由中国朝廷主持祭祀，并赐予 谥号 ，因此作为 宗主国 明朝 亦派遣册封使、吊祭使等使节。此外皇帝向天下颁布诏书时，也会派遣使节来 朝鲜 宣诏。在中国“天使”抵达朝鲜首都 汉阳 （今韩国首尔）时，朝鲜国王必须亲自前往西郊迎恩门（初称迎诏门），举行盛大的“迎敕”仪式。可见 朝鲜王朝 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是非常完备周到的。
第二，朝鲜王朝盛行“慕华”思想，许多事物模仿明朝，如导入大明衣冠、以中国的 儒家 性理学统一思想，正如朝鲜古书《象院题语》中所说：“虽在海外， 三纲五常 ，中国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礼法，行政法度，依着大明律条行；冠婚丧祭，依着 朱熹 家礼（朱子家礼）行。”这种“慕华”思想既是事大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事大主义的重要体现。1444年 李祹 创制谚文（训民正音），大臣崔万理等便上疏反对道：“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 中国 ，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可见在 朝鲜 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主义。在这种事大慕华观念的影响下，朝鲜将 宗主国 中国 奉为“天朝”、“中华”，而自诩为“ 小中华 ”（参见词条 小中华思想 ）。
第三，朝鲜依附 明朝 ，获得明朝保护，确保国家安全。16世纪末 日本 丰臣秀吉 要求朝鲜借道，以便日军“超越山海，直入于明”，遭到朝鲜的严正拒绝。丰臣秀吉遂于1592年发动大规模的 侵略战争 ，史称“ 壬辰倭乱 ”。 朝鲜 不敌日本，国王 李昖 直奔中朝边境的 义州郡 ，向“父母之邦”明朝求援， 朱翊钧 遂派大军援助朝鲜抵御日本侵略，到1598年终于驱逐全部日军。朝鲜通过明朝庇佑得以复国，亦将此视为“再造之恩”，事大主义更加强化。总而言之，以“礼”作为媒介， 朝鲜王朝 诚心事奉 明王朝 ，政治上朝鲜依从 儒家 礼仪制度，外交政策则采取 朝贡 方式，思想文化上归依 中华文化 ，并接受 明朝 保护，这就是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的体现。
在清朝时期，朝鲜王朝仍然奉行事大主义的基本国策，但相比明朝已有所变化。1627年， 清朝 的前身 后金 入侵 朝鲜 ，史称“ 丁卯之役 ”，朝鲜与后金确立了“兄弟之邦”的关系。1636年， 皇太极 率领清军直捣 汉阳 ，征服朝鲜，史称“ 丙子之役 ”。朝鲜国王 李倧 被迫投降 满清 ，向清朝称臣，其“事大”的对象由 明朝 变成清朝。在1637年春朝鲜与清朝签订的确立两国宗藩关系的盟约中明确规定：“其圣节、正朝、 冬至 、 中宫 千秋、太子千秋及有庆吊等事，俱须献礼，命大臣及内官奉表以来；其所进表、笺程式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或尔陪臣谒见及迎送、馈使之礼， 毋违 明朝 旧例 。”也就是说， 朝鲜 对 清朝 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承袭明朝，特别是1644年 清军入关 、逐渐统一 中国 以后， 中朝关系 恢复了明代的正轨。不过，正如 韩国 学者全海宗所说：“朝鲜对 明朝 真诚地奉行着事大主义，而对清朝只是采取事大的形式”。朝鲜对明朝“事大”不仅仅是由于明朝是大国，更是出于内心对明朝的仰慕与认同。朝鲜对清朝则不然，完全是屈从于清朝强大的力量，内心则鄙视和仇恨 满清 ，甚至在 李淏 即位后掀起了“北伐论”，而“尊周思明”的思想也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弥漫着朝鲜社会。这一方面是出于 儒家思想 的“华夷之辨”、 朝鲜 自居“小中华”而将 满清 视为蛮夷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朝鲜不能摆脱旧的主人（ 明朝 ）的阴影而对其异常怀念，对于新的主人（ 清朝 ）则一时无法适应，这在本质上也未脱离事大主义的范畴。
随着时间的流逝，朝鲜对清朝的仇恨逐渐淡化，甚至在18世纪后期发展出“北学”（即学习清朝）思潮，进入19世纪以后已经心甘情愿地做清朝属国，在继续尊崇明朝的同时内心承认清朝为 宗主国 ，接受清朝保护。进入近代以后，在 英国 、 法国 、 美国 等欧美列强相继叩关之时， 朝鲜 即以事大主义标榜，恪守“藩臣无外交”，拒绝与之通商。19世纪后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中主张效忠 清王朝 的官僚也被称为“事大党”。
终结
尽管明清两代的状况有所不同，总的来说 朝鲜王朝 在这五百年间一直坚定奉行事大主义，朝鲜人也将小国依附大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 丙子之役 后，朝鲜致 皇太极 的降表开头就表白：“小邦以海外弱国，与 中土 绝远，唯强且大者是臣是服，丽朝之于辽、金、元是也。” 李昑 年间，朝鲜一度谣传西鞑（ 准噶尔汗国 ）将攻入，但朝鲜大臣却晏然自如，表示：“我国弱国也。蒙古来，则待之如清人；西鞑虽来，亦如之而已。”可见 朝鲜 的事大主义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 惯性 。然而朝鲜自19世纪后期逐渐打开国门、开拓眼界之后，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主权观念的冲击，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开始怀疑、批判和摒弃事大主义，并试图摆脱 宗主国 清代 的控制，寻求独立自主，这些人主要以朝鲜上层的“开化党”为主。 开化 党领袖 金玉均 明确称 朝鲜 是清朝属国乃“万无之耻”，另一名开化党人 尹致昊 则对事大主义更加系统地批判道：
“今我国与 清国 干系，五洲之众，三尺之童，孰不知之？然而以今比古，事变顿异：古则为其属邦，甘处其下，不但势所使然，亦是保国一策；今则惜守宗国，苦守旧规，何 事宜无益，反必则国乃已。且古则输诚事上，惟望其庇；今则甘心居下，却受人辱，必须勉图自振，以期独立。”
也就是说，开化党人认为事大主义在古代固然合理，但到19世纪后期应当完全抛弃。开化党在这种独立思想的指导下，于1884年发动“ 甲申政变 ”，杀死亲清的大臣，宣布“朝贡虚礼议行废止”，不过很快被 袁世凯 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事大主义”的概念产生背景也是这个事件）。除了开化党之外，当时的朝鲜国王 李熙 （朝鲜高宗）也颇有独立思想，“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 华为 耻”，并企图借助欧美 日本 等列强力量脱离 中国 。1890年 中国历史 上最后一次以 宗主国 身份派往 朝鲜 的使节续昌、 崇礼 以吊祭 神贞王后 赵姓 的名义抵达朝鲜时，高宗千方百计地回避前往迎恩门“郊迎”并行三跪九叩之礼等延续了数百年的事大传统，但最后还是被 袁世凯 强迫前去。从这一事例中可见朝鲜高宗对事大主义的反感。
当时的朝鲜既有反对事大主义的一派，自然也有坚持事大主义的一派，这些坚持事大主义的朝鲜官僚被称为“ 事大党 ”，他们效忠 清朝 ，希望借助清朝的力量抵制外国干涉，更有甚者（如 李昰应 ）还提议将朝鲜设为清朝的一个行省。随着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 中清朝战败， 朝鲜王朝 奉行了五百年的基本国策——事大主义亦走到尽头。1895年 李熙 宣誓 《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附依 清代 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 朝鲜半岛 与 中华帝国 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而后 朝鲜 拆毁了迎接中国“天使”的迎恩门，接着改建为巴黎凯旋门式的“独立门”，以庆祝脱离 中国 独立。
虽然表面上的或者狭义上的事大主义（即对华事大主义）结束了，但这种政策和理念对朝鲜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就以不甘于朝鲜做 清朝 属国的 金玉均 和朝鲜高宗而言，金玉均主张“深结外国中公正且强之一国，始终赖其保护之力”，可见其仍未克服事大主义，只是对象不再是 中国 而已； 李熙 也在获得“独立”后反复尝试依赖某大国来抵制 日本 的侵略，仍是事大主义的体现。而1910年日韩合并， 朝鲜 人所“事”的对象由中国变成了日本，并且日本是实行殖民统治而非古代中朝的封贡体制，但本质上仍属于事大主义。事大主义对 朝鲜半岛 的影响延续至今。
主义评价
早期批判
从1895年起，朝鲜半岛脱离 中国 ，正式开始与事大主义决裂；而对于事大主义的批判，也一直在进行中。这种对事大主义的批判的直接表现就是否定 中国 。1896年创刊的 朝鲜 报纸《 独立新闻 》写道：““朝鲜人从不知独立为何物，而且对外国人蔑视朝鲜人无动于衷。朝鲜君主曾经每年派使到 清代 朝拜，取用清国历法，在公文中亦使用清国年号，朝鲜人虽自知属于清国，但数百年间从未考虑洗雪此耻，而一直甘于其属国地位。倘考虑此种懦弱之心理，岂非可悲之人生乎？”而亲华事大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对外总是宣称自己小、弱、丑，请扶起我”的无能国家。《独立新闻》还指出“朝鲜人身边虽有清国这样因拒绝开化而备受列强侵辱的例子，却仍有一部分人坚持效仿世界上最被鄙视、最为羸弱的清国，这样的朝鲜人是官民的仇人，是致使国家走向灭亡的罪人。 朝鲜 应该把这些人装进 黑船 ，运往 清国 ，使他们‘朋友’相聚，这对朝鲜亦是一大庆事。”甚至还扬言“朝鲜如果能从同样的迷梦中醒来，全力学习富国强兵的学问及风俗，那么朝鲜也可以去抢占 清代 的 辽东 和满洲、获得八亿八千万的赔款。但愿朝鲜人民能痛下决心，十年后占据辽东与满洲以及 日本 的 对马岛 。”由此可见，《 独立新闻 》猛批事大主义演变为对 中国 的鄙视和仇恨。
20世纪初为 爱国启蒙运动 时期，批判和清算事大主义也是其主要内容。著名启蒙思想家 申采浩 号召韩国人成为20世纪的新国民，湔雪数百年沉醉于事大主义之旧耻。他剖析道：“ 三国 以前，汉文未盛行，全国人心只尊自国，只爱自国，支那虽大，却常视为我之仇敌……三国以后，几乎家家储汉文，人人读汉文，以汉官威仪埋没国粹，以汉土风教断送国魂，言必称大宋、大明、 清代 ，堂堂大 朝鲜 ，反认作他国之附庸属国，充满奴性，长陷奴境。”同时他又强烈呼吁祛除事大主义劣根性：
“夫今天下之势，固与汉唐时不同。泰西多瓦拉有六十八独立国，而我韩乃以二千万众求人 庇护 ，则岂其情理乎？且明室之亡，今己二百有二十五年矣；清人近亦不振，甲午一败，遂成让退矣。未知诸公其将谁事耶？事俄、事美，必有所居，幸以一言相示如何？以愚所料，莫若以我人民事我国家矣！”
除了 申采浩 之外，柳寅植也强调事大主义是 朝鲜 衰落的原因之一。他指出，自 朝鲜王朝 建立之后，“尊王事大之论，遂为一部义理，而深入于全国之脑髓，养得依赖之习惯，缺乏自主之性格”。还有人痛心疾首地写道：“那所谓的以小事大被视为天经地义，将用夏变夷作为鬼训神诰来 迷信 ，将尊中华攘夷狄视为春秋大义，在这种问题下为圣宋大明而排斥胡元蛮清，敢于付出许多牺牲，反而招来不少蹂躏，历史上的绝对耻辱，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也难以很快消除其痕迹的绝对的耻辱。”
以上对事大主义的批判不可不谓严厉深刻，并普遍将事大主义视为耻辱。但是，这些批判大多缺乏理性，过于激进，有失偏颇，这也是 朝鲜 近代史危急存亡之秋的背景所致。而且这些对事大主义的批判大多数流于单方面批判 中国 ，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朝鲜 民族的事大主义，还对 中朝关系 造成负面影响。
当代韩国
1945年 朝鲜半岛 摆脱 日本 殖民 统治，继而分裂为朝鲜和 韩国 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均对历史上留下的遗产——事大主义持否定态度。事大主义被韩国当代的部分学者认为是 朝鲜王朝 末期妨碍朝鲜近代化的原因之一。而大韩民国总统 朴正熙 亦曾对事大主义进行批判。他对其事大主义这样定性：“纵观李朝五百年历史，其基本的对外政策是事大主义……事大主义意味着对 中国 明朝 的屈从”。他指出“李朝以前，我国人民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而李朝实行事大主义则“损害了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朴正熙认为 朝鲜 太祖 李成桂 实行事大主义的初衷是“考虑到韩半岛的 地缘政治 特征”的“政治原因”，但“这种方式在我们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被歪曲成为对中国的崇拜”，导致“形成了一种奴性十足的模仿他人的风气”。他将“对中国的奴颜婢膝”的事大主义盛行的原因归为一下四点：
我们的地缘政治位置要求我们对大国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
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纠正这种依附性的对外关系；
新罗 借用 唐朝 的军队统一 三国 。从那以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当内部发生麻烦时就依靠外国的力量。
1.我们的 地缘政治 位置要求我们对大国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
2.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纠正这种依附性的对外关系；
3. 高丽 以后，在照抄中国这种普遍 情结 的鼓励之下，我们倾向于牺牲我们固有的文化为代价，引进诸如儒家学说之类的外国文化；
4.新罗借用唐朝的军队统一三国。从那以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当内部发生麻烦时就依靠外国的力量。
总之， 朴正熙 认为事大主义是“李朝的有害遗产”。不过，亦有 韩国 学者从另一角度评价事大主义，比如姜万吉写道：“外交上重视实利的事大主义，既可作为避免强国侵略、保全自己的策略，又可以成为以和平方式吸取先进文化的方法。因此，外交策略上的事大主义，如果只是出于保全自己和吸取先进文化的目的，就没有必要区分其对象是大明还是满清，只能以追求实利为标准。”即认为 朝鲜 王朝实行事大主义，不仅保全了自身免遭侵略，也获得了实利，因而对事大主义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给予肯定。此外还有韩国学者认为，日本人在殖民 朝鲜半岛 以后，恶意滥用事大主义一词，将其延伸到国民性或民族性方面，声称韩国人有依赖外人的劣根性，以此证明韩国被外国支配是其宿命。其实事大主义只是古代韩国人在对外关系认识上的一种特性而已。另外不是“事大主义“而是“事大”确实是 韩国 传统 世界观 的基干，这是在韩国家族主义的文化传统中绵延下来的。
当代朝鲜
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事大主义的批判远甚于 韩国 ，朝鲜的开国领袖 金日成 更是不遗余力地批判事大主义。金日成说：“事大主义就是崇拜大国的思想，也就是屈从大国的思想。”他还指出事大主义的三个反动本质是“事大主义首先是背叛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出卖祖国和背叛民族的思想”、“事大主义其次是一种民族 虚无主义 思想，它盲目地轻视自己的东西，眼里只有大国的东西好”“事大主义的反动本质还表现为容忍大国主义，助长大国的专横”。金日成认为：“在 高句丽 繁盛时期，我们国家没有事大主义。高句丽人民屡次击退邻近大国隋、唐的侵略，勇敢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从而使国威大振。然而，高句丽灭亡之后，我国腐败的封建统治集团开始信奉‘以小事大’的反动儒教教条，这种事大主义到了 李朝 末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金日成 还说：“历史经验证明：人犯事大主义，就要变成傻瓜；民族犯事大主义，就要亡国；党犯事大主义，就要断送革命和建设。” 朝鲜劳动党 所提倡的 主体思想 即一种否定事大主义，追求独立自主的思想理论。 朝鲜 劳动党章程中亦明确将“事大主义”列入斗争对象之一，可见事大主义在朝鲜是政治上的一大忌讳。
金日成全面否定事大主义，除了表面上的民族大义以外，还有出于政治斗争的因素。1956年金日成表示既要反对亲苏派（即“ 莫斯科 派”）的“ 教条主义 ”，也要反对亲华派（即“延安派”）的“事大主义”，因而展开了对这两派的肃清。20世纪70年代主体思想确立之时，“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也被定为“主体思想的主要斗争对象”。不过“事大主义”在 朝鲜 已鲜少被用作亲华的代名词了，而成为亲美的代名词。1975年朝鲜便认为“在南朝鲜，反动的崇美事大主义大肆泛滥，腐蚀人民的民族自主意识和 民族自尊心 ，麻痹人民的革命精神”。21世纪以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亦多次抨击韩国总统李明博、 朴槿惠 等“亲美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