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韵珂

鸦片战争时任浙江巡抚

刘韵珂,字玉坡,号荷樵,又号廉访, 汶上县 人,生于 乾隆 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 同治 三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 时任 浙江巡抚 。与 林则徐 关系密切,是在战争初期与林则徐等一样坚决主战的高级官员之一。 后曾仕至 闽浙总督 。

人物经历

刘韵珂,字玉坡,山东汶上人。由拔贡授刑部七品小京官, 迁郎中。 爱新觉罗·旻宁 八年,出为 徽州 知府 ,调 安庆市 。历云南盐法道, 浙江省 、广西按察使, 四川省 布政使。

二十年, 浙江巡抚。 定海区 已陷,韵珂于 宁波市 收抚难民。沿海设防, 钦差大臣 爱新觉罗·伊里布 驻镇海督师, 博尔济吉特·琦善 方议以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易还定海,韵珂疏言:“定海为通洋适中之地,英人已筑炮台、开河道,经营一切。彼或饵渔,盗为羽翼,其患非小。浙江为财赋之区,宁波又为浙省菁华所在,宜预杜觊觎。”寻诏斥伊里布附和琦善,罢去,以 裕谦 代之,命韵珂偕提督 余步云 治镇海防务。

二十一年,英兵退出 舟山岛 ,仍 游奕 浙洋,裕谦督师赴剿。定海再陷,镇海、宁波相继失守,裕谦死之。韵珂檄在籍布政使 郑祖琛 率师扼曹娥江,总兵 李廷扬 、 按察使 蒋文庆 、 道员 鹿泽良驻防 绍兴市 ,募勇二万人守省城, 守具,清内奸,抚沙匪十麻子投诚效用,人心以安。英舰窥 钱塘江 ,寻退去。扬威将军 爱新觉罗·奕经 援浙。

二十二年春,规复 宁波市 ,不克,扰及 奉化区 、 慈城镇 ,战数不利,命韵珂偕 钦差大臣 爱新觉罗·耆英 筹办防务。韵珂疏言:“浙事有十可虑,皆必然之患,无可解之忧,若不早为筹画,国家大事岂容屡误?现在奕经赴 海宁市 查看 海口市 , 文蔚 留驻绍兴调置前路防守,究竟此后作何筹办,奕经等亦无定见。臣若不直陈,后日倘省垣不守,粉身碎骨,难盖前 。伏乞俯念浙省危急,独操干断,饬令将军等随机应变,俾浙省危而复安,天下胥受其福。”又力荐 爱新觉罗·伊里布 “不贪功、不好名,为洋人所感戴。其家人张喜亦可用。傥令来浙,或英兵不复内犯。”疏入,上颇采其言,命伊里布随 爱新觉罗·耆英 赴浙,相机办理。

四月, 乍浦镇 陷,伊里布往说英人退兵,于是改犯 吴淞 ,入大江,乃 江宁 定和议。韵珂贻书耆英、伊里布等曰:“抚局既定,后患颇多,有不能不鳃鳃过虑者。英船散处粤、闽、浙、苏较多,其中有他国纠约前来者, 粤东 又有新到。倘退兵之后,或有他出效尤,或即英人 名复出,别肆要求,变幻莫测。此不可不虑者一也。洋人在粤,曾经就抚, 给银后,滋扰不休,反覆性成,前车可鉴。或复称国主之言,谓马、郭办理不善,撤回本国,别生枝节。此不可不虑者二也。上所获之郭逆义子陈禄,皆云虽给银割地,决不肯不往 天津市 ,而现索马头不及天津,殊为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免事后之悔。此不可不虑者三也。通商既定,自必明立章程,各省关口应输税课,万一洋人仍向 货船 拦阻,势不能听其病商攘课,一经阻止,又启衅端。此不可不虑者四也。民人与洋人狱讼,应听有司讯断,万一抗不交犯,又如 粤东 林如美之案,何以 外暴而定民心?此不可不虑者五也。罢兵之后,各处 海口 仍须设防,修造战船炮台,添设兵伍营卡,倘洋人猜疑阻扰,以致海防不能整顿。此不可不虑者六也。今日汉奸尽为彼用,一经通商,须治奸民。内地民人投往者,应令全数交出,听候安插。否则介夫洋汉之间,势必恃洋犯法,不逞之徒,又将投入,官法难施,必寻衅隙。此不可不虑者七也。既定马头,除通商地面不容泊岸,倘有任意闯入,取掠牲畜妇女,民人不平,纠合抗拒,彼必归咎于官,而兴问罪之师。此不可不虑者八也。名曰通商,本非割地,而定海拆毁城垣,建造洋楼,挈眷居住,倘各省均如此,恐非通商体制,腹内之地,举以 人,转瞬即非我有。此不可不虑者九也。 中国 凋敝,由于漏银出洋。今各省有洋船,漏银更甚,大利之源,势将立竭。会子、交子之弊政将行,国用、民用之生计已绝。此不可不虑者十也。至于议给之款,各省分拨。浙省自军兴以来,商民捐饷赈灾,宁波菁华为洋人搜括,岁事歉收,责以赂敌之款,势必不应。若如 四川省 之议增粮赋,江、浙万不能行。故剿敌之款可捐,赂敌之款不可捐,他省完善之地可捐,浙省残破之馀不可捐。惟亮 之!”所言并切利害。

韵珂机警多智,数见 浙兵 不可恃,以战事委之 裕谦 、 爱新觉罗·奕经 ,专固省防,浙人德之。及事急,再创调停之说,而虑成议于浙,为天下诟,移祸于 江苏省 。然世多讥其巧于趋避。

二十三年,擢 闽浙总督 。疏言:“ 浙江省 旧未与外洋交易,与 广东省 情事不同。应于 爱新觉罗·耆英 等所议章程稍加变通,先申要约。”又筹海疆善后事宜二十四则,下议行。

二十四年,疏报 厦门市 开市 , 鼓浪屿 尚有英兵栖止,恐久假不归,请谕禁,与领事面订预杜偷漏稽查洋众条款。又奏 天主教 流弊,请稽查传教之地,不令藏奸;或有藉端滋事,据事惩办,不牵及习教,俾无借口。

二十五年,英人始至 福州市 ,请于 南台 及城内 乌山 建洋楼,韵珂难之。士绅见广东争议久不决,亦援以拒。英人诉诸耆英,谓不践原约,则鼓浪屿且不退还,往复辩论,卒不能阻,而闽人归咎于韵珂。

三十年, 唐文宗 即位,以病乞假,特旨罢职回籍。 咸丰 二年,坐 泉州市 经历何士 犯赃逃逸,追论宽纵, 职。 同治 初,召来京,以三品京堂候补。复乞病归,卒于家。

寒门学子

刘韵珂出生于 汶上县 刘楼村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儿时虽家境贫寒,但却非常喜欢读书习字。少年时为生活所迫,给村中一大户人家做小工。因其聪明机敏,被这家的 老爷 看中,成了小少爷的伴读。又因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故村人多以“刘三”呼之。仕至高官后,复在“ 刘三 ”后加“大人”二字。时至今日, 汶上 人提起刘韵珂时,辄亲切地以“刘三大人”称之。

嘉庆 十三年(1808年),刘韵珂16岁时得主人家资助应 乡试 ,一举中得 秀才 ,同年入京城 国子监 学习。在这里,刘韵珂得到了许多名宿大儒的指点,再加自己的勤奋与刻苦,书法和文章很为时人推重。可惜在随后的省试中未能取得 举人 功名。这令他十分懊悔,更引为奇耻大辱,从此益发刻苦,励志成才。

嘉庆 十八年(1813年),京城科考拔贡,刘韵珂以 朝考 第一,被任为刑部七品小京官。此后,在京候补,连续七年未被录用。没奈何,刘韵珂只得在京城赁屋苦读。

爱新觉罗·旻宁 初年,刘韵珂经皇帝身边的红人荐举,为 道光皇帝 撰写了一副 对联 。此联甚得道光赏识,从此仕途一帆风顺。未多久,刘韵珂即被录为额外 主事 。道光六年(1826年)升 员外郎 , 京察 一等记名,授道府级 爵位 。道光八年(1828年)授 徽州 知府 ,旋调任 安庆市 知府。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云南盐法道,次年升 浙江省 按察使 。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 四川省 布政使。同年二月,其父病逝,刘韵珂按例丁忧三年。 道光 十八年(1838年),丁忧期满,刘韵珂先后被朝廷起用为广西按察使和 四川 布政使。 爱新觉罗·旻宁 二十年(1840年)升 浙江巡抚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擢至 闽浙总督 之高位。

刘韵珂既非 满族 ,也非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 举人 都不是,只是 国子监 中的拔贡);他既没有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他的官却升得很快。原因在哪里呢? 茅海建 在他的代表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刘韵珂“一、办事结实,二、为人乖巧。”“办事结实”为皇帝欣赏,“为人乖巧”讨同僚喜欢。

由战转和

不少人(包括某些学者)认为刘韵珂在 第一次鸦片战争 中是主和派人物,其实不是。至少在战争初期,刘韵珂是个彻头彻尾,与 林则徐 立场完全一致的主战派。

爱新觉罗·旻宁 二十年也即公元1840年,是 中国近代史 的开端, 英国 于是年6月发动了著名的鸦片战争。在林则徐等率 广东省 兵民的积极合力防御下,英军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便按原定侵略步骤,北上进犯。7月初,英军攻 厦门市 不下,遂乘 浙江省 防务空虚,攻占了 定海区 。时任 浙江巡抚 的乌尔慕额因“事前既无准备,临事不合机宜”被革职,刘韵珂被朝廷调任。到任后,刘韵珂于 宁波市 安抚难民,并在沿海巡防,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农历正月,新任 闽浙总督 颜伯焘 赴任 杭州市 后,提出了“定海一日不复,其为心腹之患”的主战言论。作为颜伯焘的密友,刘韵珂亦极力主张“必应寓剿于防,歼此丑类”。他俩联名奏请起用 林则徐 、 邓廷祯 等主战派人士。同时,刘韵珂亲赴 浙江省 前线,与将士襄筹收复 定海区 攻剿事宜,并“请添铸位,以资分布”,配合 两江总督 裕谦 积极筹办浙江防务。

招宝、金鸡两山隔港对峙,形势甚为险要,而港口只宽三百余丈,为防止英舰联结闯入口门,刘韵珂与由粤到浙的四品卿衔林则徐再三商筹,“拟购长大木桩,又从港口偏旁,层层 钉,填塞石块,或明或暗,疏密相间,将江门束窄,则逆船势难直闯,而炮台均可会攻,于防剿似俱有益。”

对镇海和定海的防务,刘韵珂亦多次征询 林则徐 的意见。对于民众自发抗击侵略军的行为,他大力支持,并上书朝廷,赞赏定海各地乡民“慕敌忾同仇之义,相形踊跃”。

同年六月, 爱新觉罗·旻宁 下令各省撤兵时,刘韵珂竟抗旨不撤,并奏称“臣自上年蒙恩擢任来浙,以英逆胆敢犯我瀛 ,切齿痛恨,欲加痛剿,以泄愤懑,而振国威......厦门失守,复在各要隘设堑掘壕,杜其登越,并亲率各兵,再三激励,于战守之法,实已曲尽无遗”。

同年八月十七日,英军再攻定海,定海三总兵 葛云飞 、 郑国鸿 、 王锡朋 率军五千血战六昼夜,力竭战死,定海再陷, 钦差大臣 裕谦 在镇海兵败后投水而死。 宁波市 守城兵勇望风溃散,宁波失陷。在此情况下,刘韵珂不象其他官吏似的慌张失措,而是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命令“在籍布政使 郑祖琛 率师扼曹娥江,总兵 李廷扬 , 按察使 蒋文庆 、 道员 鹿泽良驻守 绍兴市 ,募兵二万人守省城”,并“厄守具,清内奸,抚河匪十麻子投降效用”,保住了省城杭州和绍兴等地。

战事屡次失利后, 爱新觉罗·旻宁 便不再对前线增调新兵,认为军事抵抗无用,只能另寻他路。刘韵珂领会了皇帝求和的意图,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和地盘,也由于他看透了形势,即由主战派转为主和派,向 道光 上了著名的“十可虑”奏折。一至七可虑为,英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军心、民心不二用。第八可虑,因为战争,糟粮难收,大军失利,军心不稳;第十可虑,因战乱频繁,当地军民相背,官军顾此失彼。而尤能打动道光的应是第九可虑, 浙江省 去年 雪灾 ,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个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敢于讲真话,敢于与当时的阿谀奉迎,大拍马屁的官场风气唱反调,这既表现了刘韵珂对国家的忠心,更体现了他的胆量。这应是他在交战省份 督抚 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原因之一吧!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副 对联 ,道是“扬威威不扬靖逆逆不靖两将军难兄难弟;定海海未定 宁波市 波未宁一中丞忧国忧民”。其中“扬威”指“扬威将军” 爱新觉罗·奕经 ,“靖逆”乃奕经之弟“靖逆将军” 爱新觉罗·奕山 。兄弟二人寡谋少断,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中丞”即指当时的 浙江巡抚 刘韵珂。由此可见,民间对刘韵珂是持赞赏态度的.

边局平稳以后,刘韵珂积极主持了修建营房, 疏浚 水陆要道等活动,并负责赈济抚恤了流利失所的15万难民。对朝廷要求增加的捐税,他坚持“剿敌之款可捐,赂敌之款不可捐;他省完善之地可捐,浙省残破之余不可捐”的观点,竭力为治下的百姓减损失,谋福趾。

道光 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刘韵珂升任 闽浙总督 。为防国家与英人做生意时受损失,他采取“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遵守条约让 福州市 通商,背地里做下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43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37万元,后两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对此,刘韵珂十分自得,他在给 道光皇帝 的奏折里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处此。”当然,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刘韵珂的措施是不妥当的,可站在历史的角度,却未免不是一计良策。

同时,为了防止英国人无限制地扩大事端,寻衅滋事,他根据 爱新觉罗·旻宁 的意旨,制订了《沿海口岸防条二十四则》。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三月,他针对外国 商船 来 中国 做生意,不经政府检查货物和按律纳税直接与商民谈生意的做法,便上书 道光皇帝 ,要求政府制订一部完整的对外贸易条款。这两项举措,对于保卫中国领海,保护 关税 权,维护中国的司法、海关等主权,防止列强侵入内地和白银外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惜垂暮的道光皇帝和其后昏庸的 爱新觉罗·奕詝 未纳忠言,致使以后的中国日渐凋蔽,并为越来越多的外国入侵者所凌夷掠夺。亲赴宝岛支持开发

刘韵珂对祖国宝岛台湾,亦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不惜涉险过海,亲赴宝岛,看望慰问 高山族 同胞,与同胞们密切接触,频繁交往,“同行同饮同乐”。

爱新觉罗·旻宁 二十六年(1846年),清廷接到 台湾 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 史年伯禀报,台南高山族同胞埔里等6社“求官经理”,要求朝廷开发台湾。朝廷命 闽浙总督 刘韵珂派员赴台调查。为了组织好这次活动,以便把台湾人民的真实情况反映到朝廷上去,刘韵珂便派自己的得力助手 曹士桂 前往。

曹士桂通过调查,深切地感受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台湾和祖国血浓于水,人民心向祖国,台湾与祖国不可分裂。这是历史大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台湾人民请求政府开发的态度是真诚的。

听了曹士桂的汇报后,刘韵珂除了行成文字上报朝廷外,并在曹士桂的陪同下亲赴 台湾 。

当 高山族 同胞按当地风俗杀鸡款待他们,并邀请他们与民同乐时,刘韵珂认为“此情不可拂,此境不易得也”,便“慨然应允”。为了更好地表示对高山族同胞的尊重,刘韵珂除根据朝廷旨令将 曹士桂 由江西南昌县令调任台湾 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 外,还安排专人协助高山族同胞搞好开发。临行时,他专门设官宴宴请高山族同胞的头面人物,对其他高山族同胞“命以大坛酒给从人与群番畅饮”,“以此御寒,且以同欢”。刘韵珂、曹士桂等官员真诚的关怀 高山族 同胞,为他们的生计所焦虑,“慨然者久之”,“恻恻然欲泪”,令 台湾 同胞也深受感动。正是因为刘韵珂等从维护祖国统一,保护台湾人民的利益出发,所以 高山族 等台湾同胞始终心系祖国,即便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泛舟三湖

爱新觉罗·旻宁 二十九年(1849年), 洪秀全 、 杨秀清 等领导的 太平军 即将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很快就成燎原之势。再加 福建省 、 浙江省 一带连年灾荒,官府依旧向农民催粮逼税,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农民流离失所,穷困不堪,对政府的仇恨与日俱增。闽浙乃边疆要塞,少数民族颇多,民风犷悍,常有聚众与官府作对的事件发生,官府亦镇压缉捕不及。刘韵珂精于世故,在探知洪、杨等将举行起义的消息后,密奏道光。谁想垂暮之年的 道光皇帝 早为英夷等外国入侵者的事缠得焦头烂额,对刘韵珂的密报未予理会。面对如此局势,刘韵珂认识到,一旦有人首起举事,百姓便会云集响应,其势必不可收拾。而对丧失疆土的败军之将, 清政府 定然严惩不贷。思前虑后,他觉得不如趁现在局势平稳之际脱身。同年11月,刘韵珂以年老多病为由,向 爱新觉罗·旻宁 请假回籍调理。 道光 旨谕:“闽浙海疆紧要,刘韵珂既系久病俱增,毋庸赏假,著即开缺,回籍 调节 ”显然, 道光皇帝 对在多事之秋临阵脱逃的刘韵珂已露不满之意。第二年秋天,刘韵珂卸职退居家乡。

事实恰如刘韵珂所料, 咸丰 元年(1851年),广西金田村就暴发了后来席卷大半个 中国 的 太平天国运动 。刘韵珂非常庆幸自己的及时抽身而退。

居家十余年间,刘韵珂除有时泛舟游于 南旺湖 、蜀山湖和 马踏湖 外,尤致力于书法临摹和研究。他的书法作品刚健雄强,颇得力于 柳公权 和 欧阳询 ,再加曾任边疆大吏,一时书名远播,甚至 高丽 、 琉球王国 商人也不远万里,亲来求其墨宝,以得之为幸。而刘韵珂也全然不像某些故作矜持的官僚一般,乡里亲友,无论谁来求书,他无不应允。至今在闽浙地区及鲁西南民间,其存世墨迹仍被百姓视为珍宝而世代相传。他的代表作品是《汶上小坝口重建文昌阁记》等。重建 文昌阁 记的碑文现在依然存在。此碑现在存放于 汶上县博物馆 。

同治 初年(1862年),皇帝诏刘韵珂进京,委以四品京官。刘韵珂以耳聋目昏,年老体衰为由,力辞不就。同治三年(1864年),刘韵珂以七十三岁高龄,寿终于 汶上县 老家。

刘韵珂、 徐继畬 与真实的福建神光寺事件

爱新觉罗·旻宁 三十年, 林则徐 与刘韵珂、徐继 在福建神光寺事件中意见不同,史学家一般将 神光寺 事件看成 福州市 人民反对 英国 侵略者入城的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说成由于 清代 官吏破坏而遭到了失败。时任浙闽 总督 和 福建巡抚 的刘韵珂和徐继畲被看成妥协派、投降派的代表人物。神光寺事件导致了刘韵珂和徐继畲在政治上失势,而病中的林则徐则被重新起用,作为 钦差大臣 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尽管林则徐与刘韵珂和 徐继畲 都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但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前者是抗英斗争的 民族英雄 ,后者却是投降妥协的庸吏。这似乎已经定论。笔者近年来查阅了有关的档案资料,感到这一结论有失偏颇,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有必要加以澄清。本文拟用档案资料,对神光寺公案进行考证、分析,并对 林则徐 和刘韵珂和 徐继畬 在神光寺事件中的意见分歧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得出比较符合历史的结论。①

我们在探讨神光寺事件以前,首先要搞清 第一次鸦片战争 之后刘韵珂和 徐继畲 在 福建省 任上对外交涉活动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么? 爱新觉罗·旻宁 二十三年四月,徐继畲由 广东省 按察使 迁任福建布政使。五月,刘韵珂由 浙江巡抚 迁 闽浙总督 。刘韵珂在任闽浙总督七年中,外交上基本上依赖布政使(后为 巡抚 )徐继畲。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刘韵珂接奉上谕: 广西巡抚 著徐继畲补授,福建布政使著 陈庆偕 补授。刘韵珂立即上奏了《密陈夷务急需得人》一折。刘韵珂认为,闽省夷务“虽稍减于广东,而实难于江浙”。原因是“江浙通商,每省均止一口,又距省城较远,有府 道县 为之维持,均不甚难。闽浙则两口通商,一在南台,逼近会垣,为入省门户;一在 厦门市 ,孤悬海外,为台内咽喉”。另外“英夷领事又驻居省垣,稍有未周,即难保不别生枝节”。刘韵珂说:“臣自莅闽以来,时深顾虑,幸得新授广西巡抚 徐继畬 ,熟悉 福建省 利弊,洞晓各夷情伪,遇事熟筹密商,时向 厦门道 恒昌指授机宜。故虽英夷或间有背约要求,或夷商因纳税狡 ,或华夷因语言不通,口角争斗,均可设法随时了结,相安无事。”刘韵珂在赞扬了布政使徐继畲后,即表现出对 福建巡抚 郑祖琛 的不满:“夷性偏执,非其所习好相信之人,竟难冀其听受。是以抚臣郑祖琛到任已及半年,英夷领事,从未禀陈一事,亦绝不至署请 。”因此英人“事无巨细,无不求地方官,带赴藩署商议,一经 徐继畬 相机开导,靡不帖然悦服。其开导之法,悉与臣意见相符”。刘韵珂坦诚地说:“是闽省夷务,日形繁重,其得以无误,并可数年相安者,徐继畲之力十居八九,臣实不敢掠人之美为己有也。”而“欲求如徐继畲之人地相宜者,实难其选”。刘韵珂最后写道:“臣为夷务紧要起见,谨不揣冒昧,缮折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臣无任惶悚待命之至!”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爱新觉罗·旻宁 在刘韵珂密奏上朱批:“国事为重,何冒昧之有!”接受了刘韵珂的意见。即刻下了谕旨,将新任 广西巡抚 徐继畬 与 福建巡抚 郑祖琛 互调。②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 福建省 对外交涉活动的实际中心人物是刘韵珂和徐继畲。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刘韵珂和徐继畲在福建任上推行了对夷惠而对民猛的对外妥协政策。这一结论有失偏颇。笔者前几年在清宫档案里发现了 闽浙总督 刘韵珂在 道光二十五年 三月十五日上奏的一件留中密片。刘在密片的结尾处写道:“所有臣等年余中筹办 福州市 夷务事宜,并年来揣测夷情,因均关机密,正折内不便胪叙,谨附片内详细密陈,伏乞圣鉴。再,臣等所办各情,因夷性阴狡,巧于窥探,故除 承宣布政使 外,余人皆未知悉。皇上垂览之后,并乞俯赐留中。” 爱新觉罗·旻宁 在密片上朱批:所见所办俱好,切不可令该夷知觉,是为至要。并密谕刘韵珂:“驾驭夷人事宜,密之又密,不可稍露端倪,致令有所藉口。”③根据刘韵珂的密片及道光帝的谕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1.密片说除藩司 徐继畬 之外,余人皆未知悉,证明这一策略是刘韵珂和时任布政使的徐继畲密商之后制定的。2.道光帝对这一策略是完全赞同的。3.道光帝再三强调密之又密,说明这一对外政策不仅英人不知道,而且 清代 统治阶级 内部也不清楚。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 爱新觉罗·旻宁 可以同意侵略者割地赔款的要求,而不愿意 福州 开埠通商,其原因有两点。首先, 福州市 是省会,华夷杂处,自然要影响统治阶级的政治威望。而维护天朝统治阶级至尊无上的“光辉形象”,是道光帝对外政策的基石。所以当 爱新觉罗·耆英 上奏:“若坚拒不准,许易他处,该夷既以 天津市 藉口,诚恐又添枝节”时,道光帝立刻软了下来。英人如在天津开埠通商,其政治影响自然要比福州大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时 道光帝 才不得不同意福州开埠通商。刘韵珂和 徐继畬 认为,英人是为了收买茶叶而要求 福州 开埠通商的,如果断绝了英人的茶叶贸易,“则福州一口虽有如无,该夷不能 开市 ,其势自难久住,庶上可以副圣意,下足以靖海疆”。因此他们在英人未到 福州市 之前,则在“茶商应行经由及可以绕越各处,节节设卡稽查,使内地贩茶之人先多阻碍,则人情不以为便,必仍贩往 粤东 等省行销,不复来福”。 爱新觉罗·旻宁 二十四年五月,英人李太郭到达福州,刘韵珂和徐继畲“密派文武员弁,分赴各地查访,不准稍有偷漏。一面又委熟悉之员,向省城内外之巨商大贾密加晓喻,以夷人在省会通商,非有益于地方之事,总宜令其废然而返,方为长策,劝令各该商等勿得即与互市,俾免在此勾留”。④由于刘韵珂和 徐继畬 暗中下令华商不得与英商互市通商,使英商处于困境,所以 福州市 开埠多年,实际上并没有开展对外贸易。

英人入城问题是福州开埠后的重要事件。人们认为“ 闽浙总督 刘韵珂因福州人民反对,只准 英国 领事李太郭在城外设立领事馆”。⑤这种说法并非事实。 爱新觉罗·旻宁 二十四年九月,英人德庇时来福州查看码头时,以英国领事李太郭住处卑陋为由,提出了李太郭移居城内的要求。刘韵珂和徐继畲查核原议和约,载有领事准住城邑之语。所云城邑二字原指城内而言,该夷所请本非违约要求,特以省垣重地,与省外之郡县不同,且其所指之白塔寺地方居民稠密,未便与该夷错处其间。故先以和约内城邑二字系兼指城内城外。该夷前来通商,自应在城外居住之言,由刘韵珂和 徐继畬 向英人说明。同时他们“密令绅民许有年等,联名赴署具呈请阻,欲令该夷知 舆情 不顺,或行中止”。另外又令地方官“在南台觅得宽大民房数处,引令李太郭前往相度”。以上这些措施都是刘韵珂和徐继畲“委曲筹办之策,原欲拒其入城,以免华英错杂”。⑥也就是说,为了不让 英国 领事入城,又必须有恰当的理由,刘韵珂和徐继畲才密令绅民具呈请阻英领事入城。这就是 福州市 开埠之初所谓福州人民反对英国领事入城的内幕。

道光 二十四年十二月,英国领事李太郭又私向城内积翠寺僧人租房数间,搬入居住。刘韵珂和 徐继畬 却未加拒绝。六年之后,刘韵珂和徐继畲在处理神光寺事件时,向 咸丰帝 透露了当年英国领事李太郭搬入城内积翠寺的真情。徐说:“福州一口,当道光二十四年开关之际,英夷派有领事夷目李太郭来福驻扎。李太郭即欲在城内租屋居住。时臣徐继畲尚在 藩司 任内,经臣刘韵珂密与商酌,以夷目准住城邑,虽已载入条约,但城厢重地,使丑类杂处,诸多未便,务当设法拒绝,方臻妥善。惟官为禁阻,该夷必以有违条约藉口,必须密约绅耆居民,公同出阻,然后臣等再以众心不服,众怒难犯等情,危词耸动,或可使之畏 中止。随饬前署 侯官县 保泰向绅民密为授意,并令先具联名公呈,以便由县据此照会。俟李太郭进城之日,再行邀集多人,在南门外坚持力阻,俾臣等得以措词理拒。 联名具呈者虽有二百余人,迨李太郭入城之日,绅耆士民,竟无一人出城阻止。 闽县 差役家丁,上前劝阻,几致决裂。李太郭随入城租住 乌石山 积翠寺房屋。”⑦由此说明,刘韵珂和 徐继畬 当年是反对 英国 领事居住城内积翠寺,并且暗中布置了 福州市 绅民加以阻止。但在英领事入城的关键时刻,福州绅耆士民无一人出来阻止英国领事入城。这一现实打破了刘韵珂和徐继畲原来的设想和安排,迫使他放弃利用民众力量阻止英人入城的计划。刘韵珂在 道光二十五年 三月给 道光帝 的密片中奏陈,同意英人在乌石山积翠寺设立领事馆的三点原因:1.英人提出的租住积翠寺僧寺是城内荒凉僻静之区,与民居并不毗连,没有华夷错杂的忧虑。另外, 英国 领事进城仅两三人,亦无虑其向民滋扰。2.民间没有不令英人入城之意,许有年等呈请阻止,系臣等密令具呈,并非绅民本谋。3.最关键的是,英人在 福州市 未能 开市 ,无利可图,难保不另乞别处码头,以求足原给五处之数。这一点提醒了道光帝。他即在密片上朱批道:所见周到之至。并在上谕中说:“该夷酋等情既诡诈,性复贪刁,惟有设法羁 ,妥为驾驭”。英人请租积翠寺问题,“自应准其暂住,以顺夷情”。完全赞同了刘韵珂和 徐继畬 的意见。⑧刘韵珂和徐继畲在允许 英国 领事租赁城内乌石山积翠寺时,又与英领事议定,只许领事馆人员入城居住,而英商租屋居住须经地方官盖印,方能生效。

以上说明, 第一次鸦片战争 后,刘韵珂和徐继畲在 福建省 任上推行的并非是对夷惠而对民猛的对外政策,而是推行了“明示德意,阴为钳制”的对外政策。正如刘韵珂在密片中所说:“臣等惟有与 承宣布政使 (即徐继畲)尽乎力之所能为,阴加阻挠,密为钳制,使该夷不能即遂所谋。外则仍待以德意,曲示羁縻,使其冥然罔觉,无以借词生衅,以免枝节。如能仰赖皇上福庇, 福州市 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者实逼处此,殊为万幸。”⑨也就是说,表面上仍恪守条约,民夷相安,使英人找不到挑起边衅的借口,而私下设卡阻挠内地贩茶之人来福州,并晓谕省城内外巨商大贾,勿得与英人互市贸易,使英人在福州不能通商,最终迫使其灰心离开福州。

我们在搞清刘韵珂和 徐继畬 对外策略思想之后,进一步考察他们在神光寺事件中的表现。 爱新觉罗·旻宁 三十年, 英国 驻 福州 领事若逊回国,由翻译官金执尔代理领事,办理通商事务。六月间,一名英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来 福州市 ,金执尔代他们向城内 乌山 下之 神光寺 僧人租屋一间,并将租约送 侯官县 用印。侯官县令兴廉“忆及上年曾有夷官租赁城内寺屋收存行李之案,误为事 同一律 ,即于租约内用印交给”。

如前所述,刘韵珂和徐继畲同意英国领事李太郭及其他领事馆人员住进福州城内积翠寺,但仍然严格禁止外国其他人员入城居住。现在侯官县令兴廉在租期半年的契纸上盖了印,也就承认其他英人入城居住为合法。此时刘韵珂在外阅伍, 徐继畬 得知这一消息后,即以该县兴廉办理错误,严行申斥。兴廉即向英官金执尔言明错误,嘱令遵约搬移。这时金执尔提出索要照会,兴廉即根据徐继畲与英人议定的条约,照会金执尔,让寄居 神光寺 的英人在 福州市 城外另行租赁。金执尔将照会抄呈 香港总督 文翰查核,并回答侯官县令兴廉,英人是否应出城,须俟文翰批回后办理。在这以后,福州绅士缮写公启,交 侯官村 转致金执尔,令神光寺英人立即搬出。不久,神光寺生童以神光寺系当地生童会课之所,难容英人租住。应各约会同至寺内,与英人讲理,公具告白。同时福州街头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粘贴字条。金执尔接到公启,又见公白字条,两次到巡抚衙门投递申陈,声称是否退租神光寺需待 英国 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并要求 福建巡抚 保护。刘韵珂和 徐继畬 表面上曲存英人要求,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弹压巡防,但同时又照会金执尔“以讲经夷人,现尚未得住处。岂忍逼令搬移,致使露处。但省中绅民,既不甘愿,必难日久相安,只好在神光寺内暂行借住,不准租赁,一俟城外觅有妥善房屋,即行退还”。一面致书士绅,称“此时若将两夷人逐出”,英国“势必借为口实,以兵船入港滋扰”。并饬该管府县密谕生童,从缓设法,使英人“心愿情服,自行搬迁,方为正办,断不宜操之过急,致令别生枝节。”

让生童多体此意,勿再肇衅。不久生童就默喻止息了。刘韵珂和 徐继畬 采取的两面手法,使“该夷疑团已释,该绅士亦无异词”。至于 侯官县 知县兴廉办理错误,咎有应得,徐继畲将他“先行饬司记过,仍责成他从容布置,务令该夷人等自愿搬移”,如果不知愧奋,“办理始终失当,即当从严参办,以示惩儆”。

刘韵珂阅伍回省之后,查知徐继畲办理此事,不动声色,暗中筹画,必欲使该夷搬出城外,并不为倡议强逐之数绅所摇。认为徐继畲所办极为合宜。刘韵珂和 徐继畲 知道英人“所租寺屋非常破旧,即饬令鹿泽长授意闽、侯两县及委员郭学琠,“以士民公议,如有敢与夷人修理寺屋者,即捆送重惩,并将其住房拆毁,向泥作木匠等人遍为晓谕,又向城厢居民遍为告述,仍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听经就医”。当有生童投递公禀时,他们将生童传至署中“复以前情密为指授,嘱其分投禁阻,各生童皆欣然而去”。并饬鹿泽长照会英官星察里“以众怒难犯各情,面向该夷目明白开导”。

人物评价

曾国藩 :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 总督 不合,复思出山。近 徐松 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二人皆有过人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

亲属成员

祖父:刘方英

父:刘振鹏

妻:徐氏、 邵氏

兄:刘鸣谦、刘撝谦

子:刘步 、刘步沂、刘步

个人作品

《玉坡疏稿》

汶上小坝口文昌阁记

《汶上小坝口重建文昌阁记》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