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 清 光绪 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 慈禧 发动了 戊戌政变 ；九月二十八日，将维新志士 谭嗣同 、 杨锐 、 林旭 、 刘光第 、 康广仁 、 杨深秀 六人在 北京 菜市口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中日甲午战争 之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的呼声此起彼伏。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 康有为 在 北京市 发起“ 公车上书 ” ，宣传鼓吹 维新思想 ，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康有为连续向 光绪帝 上书，提出全面政治改革方案，强调变法维新已刻不容缓。 清 光绪 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 明定国是诏 》，宣布变法，陆续颁布谕旨230余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愈发激烈。9月5日，光绪任命 谭嗣同 、 杨锐 、 林旭 、刘光第四品卿衔，在 军机处 帮助处理变法事务，史称“ 军机四卿 ”； 9月21日， 慈禧 发动 政变 ，软禁光绪，废除新政，并搜捕维新党人。9月28日，谭嗣同、 杨锐 、林旭、刘光第、 康广仁 、 杨深秀 六人于 北京 菜市口被杀害。新政历时103天，除保留 京师大学堂 外，其余措施全部取消，“ 戊戌变法 ”宣告失败，史称“ 百日维新 ”。
戊戌维新运动是包括“戊戌六君子”在内的维新志士发起的爱国救亡政治运动，表现了他们鲜明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维新运动中，“戊戌六君子”通过 光绪帝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 中国 近代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要求变法图强，发展 资本主义 ，促成了近代 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群体的涌现；他们积极宣扬 西学 ，使民权、民生等进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促成了近代史上首次思想解放运动。
人物生平
谭嗣同
谭嗣同（ 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华相众生、东海 褰[qiān] 冥氏、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六君子”之一，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 其父官至湖北 巡抚 。谭嗣同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主要在北京度过，十二岁后因父亲官职变迁，前往西北磨砺，此后往来南北各地，结交友人，购买西学书籍，西学常识大增。 中日 甲午战争 爆发后，清军战败，谭嗣同深受刺激，“绕屋彷徨，未知所出”，促成了谭嗣同思想由旧到新的急剧转变。 他开始致力于维新变法，应湖南巡抚之邀，回湘投身维新运动。 谭嗣同 将“兴民权”视为救亡图存之道，与 梁启超 、 唐才常 、 熊希龄 等人通力合作，参与了湖南 时务学堂 、 南学会 、《 湘报 》、 不缠足会 等新政机构的创建与经营，宣传变法维新。作为六君子中的激进派代表，谭嗣同猛烈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并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思想之激进和深刻，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并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先导，但遭到顽固派的攻击。 他撰写了维新派的第一部著作《 仁学 》，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平等学说，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对晚清知识界具有深远影响。
“百日维新”期间， 谭嗣同 应召北上担任 军机章京 ，参与新政事务，积极为变法出谋划策，组织联络，负责处理司员士民呈递的改革条陈。 新政失败前夕， 谭嗣同 试图游说 袁世凯 率军参与“围园劫后”计划，未能成功。 慈禧 发动 政变 重新“训政”后，谭嗣同拒绝出走，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四日被捕入狱，二十八日被清廷处死，时年三十三岁。 谭嗣同的代表作有《 仁学 》《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著作编为《 谭嗣同全集 》。
杨锐
杨锐（ 1857~1898），字叔峤，又号钝叔， 四川省 绵竹 人，清末维新派人士，“戊戌六君子”之一。 杨锐早年进入 成都市 尊经书院学习，院试时获 张之洞 赏识，后考取知县，被张之洞招入麾下，成为他倚重的幕僚，掌管着机要文牍[dú]，并参与规划加强海防、兴办实业诸事。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锐任 内阁中书 ，在京参与政治。 中日甲午战争 后，他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参与“ 公车上书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起组建了“ 强学会 ”，使之成为维新运动中，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学会。 他鼓吹开发民智，讲求经济之学，学习西方科技等变法自强之道。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杨锐组建蜀学会，招收在京川籍人士，为新政训练人才，之后与其它学会扩大为保国会；6月，他参与 戊戌变法 ，被 陈宝箴 推荐，与 谭嗣同 、 林旭 、 刘光第 并加四品卿，充 军机章京 ，负责推行新政。失败后被捕，与谭嗣同等（总称戊戌六君子）同时被杀害。著作有《说经堂诗草》。他对新政的意见，与洋务派的变法观相似，主张采取温和渐进的方式，在中央或地方的人事上基本不做大的变动。 同年9月28日，因戊戌变法失败，杨锐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死，时年四十一岁。杨锐的著作有《杨叔峤文集》《杨叔峤诗集》等。
林旭
林旭 （ 1875~1898），字 谷，号晚翠，生于 福建省 侯官（今 福州市 ），“戊戌六君子”之一。 林旭出生在一个贫寒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十七岁时，江南水师学堂总办 沈瑜庆 赏识其才华，招为婿。清 光绪 二十一年(1895年)， 林旭 入京参加 会试 时，正逢 中日甲午战争 战败，林旭参加“ 公车上书 ”，此后投身维新变法运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林旭在福建会馆成立“闽学会”，协助 康有为 在北京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组织“ 保国会 ”；他召集366名 福建 举子联名上书，抗议驻 青岛 德国 士兵闯入 文庙 、捣毁 孔子像 。 同年9月5日， 林旭 与 谭嗣同 、 杨锐 、刘光第一起被授予四品卿衔，入 军机章京 上行走，参与新政，时称“ 军机四卿 ”。 9月12日， 慈禧 发动 政变 ，囚 光绪帝 于 瀛台 ，并宣布“临朝训政”，下令逮捕维新变法领袖人物， 林旭 被捕；9月28日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时年二十四岁。
刘光第
刘光第 （1859~1898），字裴 ，四川 富顺县 人，原籍 武平县 ，清末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 。刘光第出生在贫寒家庭，父早亡，与母亲艰难度日。清光绪九年（1883年），刘光第中 进士 ，授刑部 主事 。清 光绪 十八年（1892年），他写了《甲午条陈》一文，从爱国救亡的目的出发，向光绪提出了四点主张，因堂官推诿而未能上达。 中日甲午战争 后，刘光第的思想发生明显变化，认识到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必要性。 他宣传推广 梁启超 等人创办的《 时务报 》，对 维新运动 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 刘光第 与 杨锐 一起组建了“ 强学会 ”； 同年9月，在 湖南巡抚 陈宝箴 的推荐下，刘光第被任命为 军机章京 ，参预新政。他在维新变法中并无政治派别，虽然与军机大臣 他塔拉·刚毅 等顽固派相妥协，但是并不属于守旧派，也与 康有为 、 梁启超 为代表的维新派有所区别。 因 戊戌变法 失败，刘光第于9月28日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时年三十九岁。
康广仁
康广仁 （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中，出生于 南海区 ，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报人，“戊戌六君子”之一。 康广仁自幼丧父，在长兄康有为的启蒙和教育下成长，行事立身深受康有为的影响。其曾言：“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康广仁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因而每次应试都放弃作答。20岁后曾在 浙江省 当小吏，其后曾当 保加利亚足球甲级联赛 差、文闱差。他轻视科举致仕的道路，在杭州府巡检司任上一年有余，即弃职而去。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康广仁 到澳门着手创办《 知新报 》，推介西方国家政体沿革和政治学说，启迪国人的救亡意识，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蓬勃开展。同时，他创办 大同译书局 ，以出版维新变政的书籍为主，为维新派在变法前作短促的理论准备。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 慈禧 发动 政变 ， 康广仁 被捕；九月二十八日，他与 谭嗣同 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死，时年三十一岁。康广仁的主要著作为《康幼博茂才遗稿》。
杨深秀
杨深秀 （1849~1898），字漪村或漪春，本名 秀 ，号 孴孴子 ， 山西省 闻喜人，“戊戌六君子”之一。 清同治初年（1861年），杨深秀以 举人 入 为 刑部员外郎 ，仍居于 山西省 ，在太原崇修书院主讲，任令德堂书院院长。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考中进士，先后任刑部 主事 、郎中等职；杨深秀为官清廉，性格耿直， 德国 武装侵占胶州湾事件对他影响较大，使之在行动上向维新派靠拢。清 光绪 二十三年(1897年)， 杨深秀 任山东道 监察御史 ，向光绪上了《时事艰危谨贡 议折》，阐明“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的道理，这是 胶州湾事件 后 光绪帝 第一次听到的变法倡议。 在“百日维新”前夕， 杨深秀 即与 康有为 等人频繁往来，过往甚密；由于他们政治主张相同，因此，杨深秀便利用身居 台谏 之便，多次代递康有为上书。他在整个“百日维新”过程中，对封建专制制度表示不满和反对，多次与顽固派斗争，以至踏上与之决裂的道路； 戊戌变法 失败后，他不惧危险，谏阻 慈禧 垂帘听政 ，遂与 谭嗣同 等六人于清 光绪 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杀，时年四十九岁。
戊戌变法期间之活动
戊戌变法是在近代经济初步发展基础上诞生的政治变革。以维新志士为代表的 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借鉴西方和 日本 的经验，推动了以变政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背景
中国 在 中日甲午战争 中失败，证明了 洋务运动 的 渐进式改革 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清王朝 的落后，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境况，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于是涌现了从更基本层面、包括进行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的呼声。 清 光绪 二十一年（1895年）4月， 康有为 在北京参加 会试 期间，时值 日本 逼签《 马关条约 》，遂发起会试 举人 联名上书 清政府 ，提出“拒和、 迁都 、变法”的主张，并在各地创办报刊，组织译书，兴办学会，鼓吹宣传 维新思想 ，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中国 发生了 德国 强占 胶州湾 (青岛)事件，俄、英、法、日等国家乘机提出侵略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康有为连续向 光绪帝 上书，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批判固守祖宗遗训，主张效仿 俄罗斯 、 日本 的改革，并呈上自己的著作《俄大彼得变政记》《 日本变政考 》和其它各国改革书籍，提出了全面政治改革的方案，强调变法维新已刻不容缓，受到了光绪的赏识，同时增强了光绪对改革的决心。
经过
光绪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推行新政。此时，拥护变法的 御史 杨深秀 变法前夕率先上《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力促光绪帝要求“明定国是”，即决定变法大计；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任命 康有为 为参赞新政，命 谭嗣同 由湖广总督护送进京，辅佐新政； 6月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商讨变法步骤。 为了缓解变法压力，维新派提出了保留旧官旧衙门，提拔新官增设新衙门的主张。 光绪据此陆续颁布谕旨230余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维新变法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社会上守旧势力的不满和抵制，触动了士人、官僚和乡绅的利益；他们除面对面与维新派公开争斗以外，还采取拖延的方法，甚至一部分群体倒向了反对阵营。
百日维新中， 杨深秀 率先上疏请更文体，面对守旧派阻挠新政，他以奏章作武器，代 康有为 呈上《请御门誓众更始庶政折》《请申谕诸臣力除积习折》《时局艰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等多个奏折，成为重要的骨干分子。 谭嗣同 到京后在给妻子 李闰 的信中说：“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5日，谭嗣同被光绪召见。 刘光第 、 杨锐 在湖南巡抚 陈宝箴 的推荐下，进京参与维新变法。 实施新政后， 瓜尔佳·荣禄 欲将 林旭 招入 幕府 ，林旭征询康有为意见，康有为告之并无害处，如能利用此时机，晓以大义，开导其迷途知返，并暗中洞察阴谋，却是一大好事；于是林旭应允入府，后来得到光绪召见，深受赏识与器重。 康广仁 是 戊戌变法 的直接参与者，他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989年）3月入京，帮助抄写奏折、奔走联络，协助兄长 康有为 将变法思想诉诸文字，进呈皇帝。很多变法意见即来自康广仁，如关于改变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关于“变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刷此辈之心目，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等。在 政变 前夕最紧张的时刻，康广仁与 谭嗣同 等谋划保救光绪之策，但均未成功。康广仁既是康有为的助手，又是维新变法的谋划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愈发激烈。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次日，为谭嗣同、 杨锐 、 林旭 、 刘光第 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处帮助处理变法事务，史称“军机四卿”。 谭嗣同等四人主要处理无上奏权的司员士民关于新政时务的条陈，提出处理意见呈光绪审阅。
9月14日，光绪赴 颐和园 ，意图说服 慈禧 同意开 懋勤殿 ，设立变法新机构，当即引发慈禧不满。次日，光绪返回，自知事态有变，连下三道谕诏，让杨旭、林旭交 康有为 ，命其速去 上海市 督办官报；杨锐胆怯失态并未出示，林旭二次受命，立即与康有为、 谭嗣同 商讨对策。 9月16日，光绪召见统率陆军的直隶 按察使 袁世凯 ，升他为侍郎候补；隔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欲废黜 光绪帝 的计划，希望以其掌控的陆军诛杀荣禄，控制慈禧。袁世凯首应，返回 天津市 后即泄露给荣禄。
结果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 慈禧 发动 政变 ，宣布恢复“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软禁光绪帝，废除新政，并搜捕维新志士。 ，同时下达懿旨命 步军统领衙门 抓捕 康有为 与 康广仁 ，只捕获康广仁及家丁五人。 政变发生后， 谭嗣同 、 杨锐 、 林旭 、 杨深秀 、 刘光第 等五人皆继续开展活动，或希望新政推行，或留守静观局势变化。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积极争取美、英、日等国公使援助，设法保护 光绪帝 ；并与 侠士 王正谊 计划营救光绪未果。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不想像汉朝 张俭 一样四处望门投止而连累志士与好友，亦希望以血唤醒国人变革的希望，一心求死拒绝逃亡。友人劝其东渡 日本 避难，谭嗣同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 杨深秀 在 政变 发生后继续与守旧派抗争，他上疏朝廷，诘问皇上被废的原因，请求 慈禧 撤帘归政，并准备劝说 董福祥 军队勤王，拥立光绪帝，还未实施即被抓捕。 林旭 、 杨锐 和 刘光第 在政变发生后，均未赴外地避难，至终未离开京师；9月24日， 谭嗣同 等五人均被捕入狱。 为担心外国干涉，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 康广仁 、 杨深秀 六人未经审判即于北京菜市口被杀，称为“戊戌六君子”。新政历时103天，除保留 京师大学堂 外，其余政策措施被全部取消，“ 戊戌变法 ”宣告失败，史称“百日维新”。
维新思想与变法主张
谭嗣同
社会主义 方面 ： 谭嗣同以兴民权、废君统为政治改革理念的核心内容。他认为， 中国 之所以愚弱，主要原因是君权与官权太重，民权太轻，以至于社会没有平等，也没有公理，触目皆是惨酷蒙蔽之祸。 谭嗣同 主张，改革的首要之务是兴民权、开民智， 具体包括创办学会、变更科举、设立公司、发展报业等。 他还主张与 《万国公法》 接轨，反对“仇洋闹教” 。
经济思想方面：谭嗣同主张 自由贸易 ，反对闭关锁国，希望国与国之间互通有无。他对晚清 洋务派 创立的 官办企业 、 官督商办企业 持批评态度。 谭嗣同从奢俭观入手，思考了经济模式与政权制度的关系。
社会思想方面：谭嗣同重视男女平等。在《 仁学 》 一书 中，他将“仁”的具体内容分为上下通、中外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四个部分。其中的男女内外通指的正是男女平等。 他反对强迫女性穿耳、 缠足 ；反对将女性禁 在家庭之中；反对严防男女自由相见的所谓礼制；反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这些残毁女性肢体和精神的做法，是将女性视为鬼物和仇 。
杨锐
杨锐 具有爱国救亡图存的文人思想。 他以维新派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但由于其与 洋务派 代表人物 张之洞 关系密切，思想也受其影响，并不完全认同 康有为 的激进变革思想，倾向于稳健的改革，强调稳妥为主，尽量避免中立势力站到改革的对立面。杨锐在变法上与其他维新人士意见不同，难以统一；他不赞成设立议院，对以 慈禧 为首的顽固派尽量妥协，慈禧同意的先变，不同意的不变；对守旧大臣的进退，也依慈禧旨意为准，故 杨锐 主张的变法最多只能以洋务派的变法观为依据，与维新派主纸并不融合。 在文化思想方面， 杨锐 推崇相传为 三国 吴皇象书的《天法神谶碑》，提出了“文无定式”，不可拘泥于 许慎 六书 ，“要当兼收而并蓄之”的书法观点。同时 杨锐 还认为只有求变造新才是弘扬中国书法艺术的必经之道。 他主张诗歌应反应社会生活，主张紧扣现实、针砭时弊，他的诗作着重表现十九世纪末期的 中国 社会，并尝试将诗歌作为维新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林旭
中日甲午战争 后， 林旭 的 社会主义 发生变化，他更加关心政治，忧国忧民，参加了“ 公车上书 ”，明确表达“保教以保国”的政治主张。维新运动中，林旭的政治主张与 谭嗣同 不谋而合，他力主开议院、伸民权，把为民立政作为变法的主要任务；他作风激进，处理奏折所加签语言之激烈，与同班 杨锐 多有分歧，经常“强令改换三、四次”。林旭擅长诗歌创作，其诗作属于诗坛中的“ 同光体 ”，在后期创作中，已摆脱了“同光体”一味拟古诗风的不良影响，在外患频仍、国运衰败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 甲午 战后， 林旭 的诗风苦涩幽僻，多以感慨时事为主，艺术上日渐成熟。
刘光第
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爱国官员， 刘光第 认识到，必须以 日本 为榜样，走变法维新的道路，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基于此，刘光第针对当时 中国 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变法维新主张和方案，已经具备以西方 资本主义 制度取代封建体制的内涵：政治上，他主张重国权，削皇权，要求设立议院，期望当时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在经济上，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发展现代农业和经营管理方法，裁减冗员以节省费用，提高进口税，设置商务专官，允许私人开设公司，鼓励发展民族 资本主义 工商业；在军事上，他主张开设武备学堂，聘用洋将训练军队；在文化上，他主张重视教育改革，废除八股应试教育，加入 算学 、测量等考试内容，科举之外辅以特举之法，重用士人以开民智等等。
康广仁
康广仁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倡导妇女不缠足运动，是中国不缠足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他冲破世俗观念和习惯势力，兴办女子学堂，是中国女学的倡导人和筹划者。 戊戌变法 以后，康广仁作为直接参与者，参与了变法的全过程，既是 康有为 的助手，又是维新变法事业的谋划人。“百日维新”前，康广仁的思想较为激进，主张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百日维新”时，他对变法策略和步骤有自己的见解，力主废除八股制度，并协助康有为拟定新政奏稿，多方奔。他对于变法有独到见解，认为以当时情况在中国进行改革，凡百政事皆属次要，第一要务则是变科举，废八股之制，使举国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让社会公众明白国家之所以有强有弱的根本原因，从而产生强烈的爱国心，引导造就大批兴国之才。 康广仁 对于改革有清醒的认识，在取得阶段性成果时，他认为改革断然不会成功，主张告以段落，专心培养人才，韬光养晦，待时机成熟再图将来；同时他深谙 康有为 的个性弱点，为变法的前途和兄长的安危担忧，曾规劝康有为宜激流勇退，从长计议。在 政变 前夕最紧张的日子，他更是谋救光绪的关键人物之一。
杨深秀
杨深秀 上书光绪，主张“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这是光绪从维新派方面直接听到的最早的变法呼声。从奏章中，可以看出杨深秀对世界形势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比较早地揭破 沙俄 和 德国 相互勾结的企图，反对向德国妥协投降，同样认为 沙俄 靠不住。他主张“今若北联俄矣，南更结英，立可以制德人之死命，即俄亦不敢包藏祸心，持两端以观变， 他国而敢生凯觑乎?”他主张联合 英国 ，即可制服德国。
人物影响与评价
维新变法以来，以“戊戌六君子”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四处奔走，唤醒人民变法图强，捍卫国家主权，肩负起救国的历史重任，表现了他们鲜明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维新运动中，“戊戌六君子”通过 光绪 皇帝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 中国 近代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戊戌六君子”出生不同，所受教育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目标及政治主张是相同的，要求变法图强，发展 资本主义 ，促成了近代 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群体的涌现。维新志士积极宣扬 西学 ，著书立说，使处在封建闭塞中的人民觉醒，“ 祖宗之法 不可变”的旧观念被逐步破除，促成了 中国近代史 上首次思想解放运动。 政变 发生后，顽固派的 叶昌熾 在日记中侮斥 谭嗣同 “凶忽狡悍，死当其辜”，斥责 林旭 “少年浮躁”，对 刘光第 、 杨锐 致以“惋惜”。 戴逸 在《千秋功过论戊戌》一文中评价道：“戊戌主要贡献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动摇和局部改变了传统的封建制度，人们尝试着要建立一个独立、繁荣、富强的近代中国。”
谭嗣同
谭嗣同的死让一部分人有了思想觉醒，其精神如同“星星之火”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思想主张和激进的斗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革命民主派的先驱。变法失败后，仁学即广泛在革命派中传播。
梁启超 评价 谭嗣同 ，说他“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 西学 太甚，伯里玺（总统）之选也。”又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还赞誉《 仁学 》是前所未有之书和无价之宝。
谭嗣同 曾前往拜见帝师 翁同龢 ，与之讨论洋务。翁同龢评价谭嗣同“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
钱穆 评价谭嗣同，说他是从学术上正面痛斥纲常名教的第一人：“晚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
熊十力 敬佩 谭嗣同 的人格，曾对友人 林宰平 、 梁漱溟 说“自清季以来，真人物，唯（谭）复生一人足当之而已”。熊评价谭嗣同的《 仁学 》“规模甚大，志愿极宏”，同时也认为该书“不免失于浮杂”。
杨锐与刘光第
历史学家 汤志钧 与学者刘高 评价指出， 杨锐 与 刘光第 在 维新变法 的根本问题上表现出患得患失，主要是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杨锐的一生，对外来侵略，他主张抗击；面对清廷政治的腐败，列强瓜分的危机，他积极地谋求挽救危亡之策；他主张变法革新，但还是为了挽救衰落不堪的封建专制的 清帝国 ，使之富强，而不是建立资产本主义国家。 杨锐 在实施新政中即自称与 林旭 “积久恐不相能”，暴露出维新志士内部分化与政策分歧。
胡绳 在《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一文中指出：“ 张之洞 插手百日维新，已见前文， 军机四卿 中的 杨锐 、 刘光第 就是他的人， 光绪帝 的许多新政诏书是按 洋务派 的精神写的，当然也和他们有关。”胡绳认为刘光第当属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 汤志钧 在所著《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 》中也说：“杨锐原为张之洞亲信，与洋务派关系密切，”又说刘光第、杨锐二人“思想行谊，实多相似。”两人同样对张之洞顶礼膜拜，期望很高。 历史学家 范文澜 在《 中国近代史 》中评价杨锐为维新派的 右派 ，“代表假维新系”，认为他参与 维新变法 只是“随声附和，不出于心” 梁启超 在《 戊戌政变记 》中评价 刘光第 “性格重敦笃，不苟言笑，志节崭然”。
林旭
康有为 对 林旭 维新改革的激进做法颇有微词，对全面实行新政持迟疑态度。他在《 康南海自编年谱 》中直言：“时吾观复生（ 谭嗣同 ）及林暾谷（林旭）之相，谓卓如曰‘二子形法皆轻，不类开国功臣也。今兹维新，关 中国 四千年大局，负荷非常，而二子起布衣而骤相，恐祸将至矣。’”表达对林旭、谭嗣同的思想冲突和政治隔阂。
康广仁
康广仁 是维新理论的实践者和鼓动家，思想中有温和但更趋向激进，在幕后默默支持 康有为 的维新事业。 梁启超 在《康广仁传》中对谭嗣同和康广仁有过评价，他说：“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笃挚，惟复生（ 谭嗣同 ）与幼博（康广仁）为最。复生学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 也。呜呼！今日眼中之才，求如丽君者，可复得乎，可复得乎？”
杨深秀
杨深秀 变革思想彻底，并且不畏“权贵”，在 政变 发生后毫不惧怕，仍然疏请 慈禧 “归政”，不考虑个人利益，为 维新变法 而死。 康有为 称赞他“虽惨柴市刑，能毓权好魄”。 章太炎 在评价 谭嗣同 、杨深秀时称赞说：“ 戊戌变法 ，惟 谭嗣同 、杨深秀为卓厉敢死。”
戊戌六君子著作
谭嗣同 勤于著述，主要著作有《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氤 台短书》《 仁学 》等，还在《 时务报 》《 湘报 》《 湘学报 》等刊物上发表与维新改革有关的文章，流传至今者超过四十万字，其中《仁学》是谭嗣同最重要的思想著作。
杨锐 著有《秦汉碑篆文考》一书，主要阐述其书法理论，在晚清书学领域具有一定地位。此外，他在 史学 研究和诗文创作上均有一定成就，完成了《隋书补注》40卷。清 光绪 十五年（1889年），杨锐参与续修《 钦定大清会典 》并完成《晋书注》100卷，但两本著作在 戊戌政变 中散佚。此外，杨锐创作《从军乐》《劝农词》《 苦寒行 》《都门代人赠歌者》等诗篇，最早收录在《蜀秀集》。
林旭 的文学创作在中国近代 文学史 上具有一定地位，戊戌政变后，友人 李宣龚 等将 林旭 作品收集整理编辑成《 晚翠轩集 》，仅收集诗作154题192首、应试诗文9篇、遗札8封，其政论文章均散失未收录。
刘光第 著文大多涉及时政，如《甲午条陈》《论<校 庐抗议>》等，其数篇《 杂说 》从文题到寓言形式，均深得 韩愈 精要；论学文字如《都门偶学记》，表达了治学治文的独到理念。 刘光第 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上，其诗文有《介白堂诗集》《衷圣斋诗文集》，诗作收入《戊戌六君子遗集》，1986年中华书局将刘光第诗文整理编辑成《刘光第集》。
康广仁 创办《 知新报 》，宣传维新变法，并撰文力主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主要著作为《康幼博茂才遗稿》。
杨深秀 擅长 汉学 ，力主今文，其文章以 奏疏 为主，大多思想激进，言之有物，引经据典；他在修《 闻喜县 志 》中，新创《志斟》《志补》《志续》三种体例，著作有《杨漪邨侍御奏稿》《雪虚声堂诗钞》《闻喜县新志》等。
后世纪念
谭嗣同 故居： 北京故居位于 北半截胡同 41号的 浏阳会馆 ，该处一度作为普通民宅使用，2011年被列为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 湖南故居位于 浏阳市 城区北正街98号，始建于明代末年， 谭嗣同 之父 谭继洵 出任湖北巡抚后，命名为“ 大夫第 ”。现保存有谭嗣同的书房、卧室、会客厅等，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锐 祠： 旧址在 四川省 绵竹县城关小西街，后人在民国五年（1916年）为了纪念 杨锐 而建，面积约2600平方米，内有紫微山馆、说经堂、 杨锐 纪念馆、崇经壁、聚书楼、爱莲水 等建筑。因管理不善，解放前已成为居住杂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绵竹 县政府在城关人民公园内将原文化馆阅览室改建成“杨锐纪念馆”，并矗立杨锐全身 玉石 像一座。
刘光第 铜像： 刘光第铜像于1988年9月7日在 富顺县 城西湖旁的 刘光第 墓园落成，由 四川美术学院 院长、雕塑家 叶毓山 等人精心设计制作。铜像高1.23米、黑色 大理石 像座高1.8米，矗立在刘光第墓前。
墓地
谭嗣同墓 ： 位于湖南 浏阳市 荷花办事处翟水村，清 光绪 二十七年（1901年）建造。谭嗣同墓占地面积约160平方米，呈半圆形，以圆扁的小 鹅卵石 铺盖墓顶，以石柱和青石板相围。1958年，墓地的 华表 与石围板被全部损毁；1983年，墓地整修复原。
杨锐 墓： 在 四川省 绵竹 县城南， 杨锐 遇害后，其遗体由亲友辗转运回 绵竹 ，葬于南轩祠右侧，1958年曾一度被毁；杨锐墓于1985年修复，为绵竹县文物保护单位。
刘光第 墓 ： 刘光第 遇难后，安葬在 富顺 县 赵化镇 普安寨下，为 自贡市 文物保护单位。因年久失修，土墓垮塌严重，1984年6月，刘光第墓迁至 富顺 县城内西湖公园的 五府山 上。
林旭 墓： 林旭 遗体归葬家乡 福州市 ，墓旁题曰：“千秋晚翠孤忠草，一卷 楼绝妙词。” 光绪 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林旭妻子 沈鹊应 离世，同葬于福州北门外义井。
康广仁 墓： 民国九年（1920年）， 康广仁 遗体由 北京 迁葬至 广东省 句容县 南浮山脚下，墓 于1973年遭受损毁。
杨深秀墓 ： 位于 山西省 闻喜县城 东北 3公里的 仪张村 南，墓冡呈圆形，高3米，下部用石条砌成，直径6米，1996年1月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