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战争

宋元战争，又称蒙宋战争，是蒙古帝国（蒙哥汗死后帝国分裂，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与南宋的战略决战，始自1234年宋军端平入洛，至1279年崖山海战宋室败亡结束，共历时46年。

13世纪初，蒙古族乞颜部落首领成吉思汗在部落间战争中壮大崛起，统一蒙古高原，建立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蒙古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覆灭西辽、西夏政权及其他割据势力。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南宋与蒙古国联军共同灭亡了金朝。同年六月，宋廷发起“收复三京”之役，史称“端平入洛”，南宋进兵中原，收复汴梁、洛阳市，引发蒙古发兵南下，击退中原宋军，蒙宋战争开始。战争初期（1235年—1241年），窝阔台出击四川、荆襄，蒙宋激战大小数十战，双方均伤亡惨重，窝阔台病死后，蒙古军主力北归；战争中期（1256年—1259年），孛儿只斤·蒙哥继承汗位后，集中兵力攻打四川，1259年，蒙哥汗率军与宋军大战于合州钓鱼城，战事不利，蒙哥汗身死钓鱼城下。元朝因汗位之争，陷入内乱。蒙古军遂向北撤退；战争后期（1267年—1279年），孛儿只斤·忽必烈即位后南征，攻打襄阳市，期间改国号 “大元”。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区被元军攻破。同年二月，襄阳失守。 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区。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等人先后拥立赵昰、赵昺成立小朝廷。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宋元双方于崖山海战，史称“ 崖山之战”，宋军战败，陆秀夫负8岁的宋末帝赵昺跳海而死。南宋灭亡，元朝统一中国，宋元战争结束。

元朝为成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大统一中原地区的王朝，结束了中国长期居于分裂的状态，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融合，其所设行省制度一直为后世所沿行，中国疆域也基本上从元代开始确立。宋元战争后，元朝统治者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及南人受到不平等对待。学者周良霄在所著《元史》一书中评价“元朝伐南宋的战争是封建主之间争取统一的战争”，认为“大统一的完成，对当时与历史发展的积极影响更为深远。”

战争概述

战争背景

蒙古国兴起

13世纪初年，漠北高原各部落互相拼杀，初期势力弱小的部落首领成吉思汗，采取依附、联合、团结战斗诸手段，利用强大的克烈部首领王汗（后称王汗）、蒙古扎答阑部首领札木合的势力，以众击寡，接连获胜，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铁木真与王汗联兵，在海剌儿河之战中，大败札木合等人的松散盟军。此年，铁木真在失连真河之战中，灭亡塔塔儿部。同年，铁木真再与王汗联兵，在阔亦田之战中，大败乃蛮联军。嘉泰三年（1203年），铁木真同王汗决裂，之后袭杀王汗，取得胜利。时至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蒙古高原上原先将近100多个大大小小的部落先后败亡，五大兀鲁思 —— 塔塔尔族、克烈、篾儿乞、乃蛮和蒙古，都统一在成吉思汗的旗帜下。“蒙古”一词成了漠北高原上所有民众的共同称呼。

同年初春，铁木真在其祖先居住过的鄂嫩河源头聚集全蒙古的贵族、那颜（官人），举行盛大的忽里勒台（大聚会〉，建国号为元朝（YekeMonggolUlus）。萨满教巫师阔阔出在会上向铁木真献上“ 成吉思汗 ”的尊号。蒙古国控制了东起兴安岭，与金朝接壤；西至阿尔泰山，与西辽及其控制下的畏兀儿相邻；南与金朝和西夏连接，北连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蒙古国立国后，成吉思汗建立了确立了专制主义的汗权；开始建立了从汗庭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居民正式按地域而不是按部族血缘来划分统治单位；出现了常备军以及法律、刑狱；创行了文字、司法、行政制度。成吉思汗以千户制为蒙古国的基本军事单位和地方行政单位，施行兵民合一，把全部民众纳入直接控制之下。同时，成吉思汗还扩建了其护卫（怯薛）军，蒙古国军队总人数多至12.9万人，成为其对外进行掠夺战争的军事基础。

对外侵掠

蒙古立国之前，在中国大地上并存着若干个政权。南方为汉人的南宋王朝，北方为汉化的女真族所建金国。宋、金两国之西，又有唐兀（党项族在蒙古帝国时期称呼）建立的西夏国。西部是西辽及其臣属下的畏兀儿。南宋之南有大理，之西南还有吐蕃等。蒙古立国后，更是形成了多国并立的政治格局。成吉思汗建国后，即向蒙古草原北面扩展势力。南宋开禧三年（1207年），成吉思汗遣使降服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流域的吉利吉思部。次年，成吉思汗遣兵越过金山，击溃乃蛮、蔑儿乞联军，从而鼓舞了西辽控制下的畏兀儿人。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畏兀儿人杀死西辽少监，投附成吉思汗。同年，哈喇鲁人也乘机杀死西辽少监归降蒙古。此后，畏兀儿和哈剌鲁人在蒙古西征、蒙古攻西夏以及蒙古攻宋战争中，都尽力而为。

同时，在1205年至1207年，成吉思汗三次出兵西夏，迫使其纳女请和。嘉定十年（1217年），成吉思汗征调西夏出兵随从西征，遭拒绝，于是蒙古军于次年春第四次攻西夏，西夏遣使求和。次年，又遣兵征吉利吉思等林中百姓，各部均表臣服。与此同时，蒙古势力也向西面扩展。同年，成吉思汗又特遣大将哲别率兵征讨篡夺西辽政权的乃蛮太阳汗子屈出律，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捕杀屈出律，西辽境土尽归蒙古，成为日后蒙古西征的的重要基地。嘉定十七年（1224年），蒙古因西夏与金朝议和，并称“兄弟之国”，又第五次攻西夏，杀夏军数万人，掳掠人口及牲畜数十万。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蒙古军第六次攻西夏，李德旺受惊而死。次年六月，西夏被迫投降，西夏国亡。同年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在六盘山下清水县（今属甘肃省）病逝。蒙古与南宋成为近邻后，由原来交往极少逐渐变成交往较多。随着西夏、西辽的灭亡和柯尔克孜族、畏兀儿、哈喇鲁的归服蒙古，多国格局的形势逐渐为蒙古、金朝、南宋三国格局所取代。

蒙宋金关系

蒙古原来是金朝的属部，在三国格局形成过程中，成吉思汗了解到“ 金国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等情况后，便于嘉定四年（1211年）发动了历时24年的蒙金战争。嘉定七年（1214年），蒙古出兵迫使金朝献金帛、公主乞和，次年攻占中都。嘉定十年（1217年），完颜珣乘蒙古军攻势减弱的机会，为达到寻求补偿，索要岁币和“以广疆土”之目的，发兵大举攻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金宣宗遣使奉国书去西域向成吉思汗请和，“称帝为兄”，遣拒绝。完颜守绪即位后，以全力西守潼关，北沿黄河 2000里派兵坚守，于是蒙金形成隔河对峙。同年，南宋派使者出使西域，拜见成吉思汗，意图联兵灭金。嘉定十七年（1224年），金宋战争以金败、宋胜而结束。

宝庆三年（1227年）春，蒙古军以武力侦察道路为目的，与宋军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蒙古军掠遍五州，进而南下，破文州（今甘肃文县）石靴关，纵横数月之久，至七月北去。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秋，孛儿只斤·窝阔台继承汗位。1230年冬至 1231年秋期间，蒙古军强行争夺蜀口借道宋境，在宋之蜀口三关（武休关、仙人关、七方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内，与宋军展开了一系列的激烈战斗，宋军溃败。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起，南宋被迫借道给蒙古军实施战略大迂回，包抄金江宁府的后路，在次年的三峰山之战、南京（今开封）之战、郑州之战等，歼灭金军大部主力。绍定六年（1233年），南宋派兵、运粮与蒙古军一起参加蔡州（今河南汝南）会战，次年蒙、宋联军共同灭亡了金朝。蒙古、南宋之间，初期因有金朝、西夏的隔离，两国不相邻、也不直接交往。随着蒙、金战争的发展，蒙古和南宋两国之间开始有了官方交往。金朝亡国后，蒙古与南宋疆域相联，交往更为直接。

战争起因

南宋端平（1234年）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攻破蔡州，灭亡金朝，双方划分河南省地界，以陈（今河南淮阳区）、蔡（今汝南县）以北属蒙古，以南属宋。蔡州大战结束后，因时称“三京”的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今商丘市）为中心的河南地区，屡遭战火摧残，破败凋零，蒙、宋双方便从河南战区撤军。此时，蒙古取代金朝成了北方的统治者，蒙古和南宋成了邻国，并形成了疆场相望的态势。由于蒙古主力部队返北，黄河以南地区几成真空，南宋朝廷廷经过讨论，决定派兵收复“三京”。同年六月，宋兵北进，占领了汴梁，又从汴梁（今开封市）分兵西去，占领了洛阳市。但中原地区久遭兵火，又值元兵决河放水阻挠，宋兵粮饷不继，与元兵小规模接触后，相继从洛阳、汴梁南撤，北伐失败。蒙古统治者迅速做出反应，先是派使赴宋，斥责其“败盟”，继而于次年春征调兵马，分路向宋地大举进攻，宋元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经过

战争初期

巴蜀战场

端平二年（1235年）春，蒙古军分三路向南宋大举进攻，其中一路由孛儿只斤·窝阔台之子阔端率领，进攻巴蜀地区。巴蜀地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与长江、淮河一起组成南宋对北方的坚固防线。另外，巴蜀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南宋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双方在巴蜀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宋军为了坚守巴蜀，在川陕交界地带修筑了武休、仙人、七方三个关城以扼要冲，另外又设阶州（今甘肃武都县东）、成州（今甘肃成县）、西和县（今甘肃西和县）、凤县（今陕西凤县）、天水（今甘肃天水市）五州以为三关外围，在这一地区驻守着约十万宋军。同年八月，阔端率军大举攻入四川省内境，分兵数路，直逼成都市。阔端以塔海为元帅，以汪世显为先锋，率蒙古、西夏、女真等族军队，号称五十万。十二月，蒙古军自凤州(今陕西凤县)进至西川之西池谷(今康县东南)向州(今陕西略阳)进军，沔州守将高稼率军拼杀，激战数日，最终沔州失守，高稼战死。

蒙古军继续南下，经土关隘（凤州东南35里）径抵武休关。宋兴元戎司都统李显忠率军抵抗，全军溃散，兴元遂被蒙古军所占。南宋左骁骑大将军曹友闻奉命驻守鸡冠隘（今勉县西南龙门山），决定以阳平关（今陕西宁强西北）为战场，与蒙古军进行决战。曹友闻采取深入敌后设伏，乘夜出奇，内外夹击的战术，同元将汪世显展开激战，大获全胜。同年九月，蒙古将八都鲁率兵数万进至阳平关，蒙古军军力大涨。之后曹友闻战死关下，宋军主力被击溃，南宋四川省制置使赵彦呐率部退守川境，巴蜀门户洞开。

至十月下旬，成都市失陷。南宋高官四川制置副使丁黼阵亡，其他军民死伤无数。攻占成都后，阔端又派兵四出进行攻击，一月之间，战火烧遍四川各地，全川残破不堪。由于蒙古军尚不具备长期占领四川的能力，阔端于十一月率军退出四川，在川边建立了石门、兴元两个据点后率军继续北返。以后，四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斗。但蒙古军为防止宋军再次经营四川，便采取了骚扰破坏的战术，屡屡派兵深入川境大肆抄掠，然后迅速退返。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余任南宋四川省制置使，他在川内修筑了数十座山城，形成有效的防御体系，遏制了蒙古军的进攻。此时蒙古内部出现了汗位之争，无暇顾及，四川局势此后十几年相对稳定。

荆襄战场

端平二年（1235年）春，孛儿只斤·窝阔台在派阔端率兵攻蜀的同时，又派兵大举进攻南宋荆襄地区。荆襄地处中国腹心，北接中原，西邻巴蜀，大江横贯屏蔽吴越，战略地位较为重要。南宋在此地区共置六郡，以襄阳市（今湖北襄樊市）、江陵县（今湖北江陵）、鄂州市（今湖北武昌）等城市为中心，以唐州、邓州市为外围，驻军五万余人进行防守。七月，蒙古军展开攻击，直逼唐州，南宋京湖制置使全子才弃城而逃，唐州落入蒙古军手中。九月，蒙古军进逼邓州，南宋邓州守将降元。至此，屏藩襄阳的唐、邓两州全部失陷，襄阳的门户大开。十月底，蒙古军开始进攻襄阳城。在扫清了襄阳外围的几个据点之后，以重兵围困襄阳。而镇守襄阳的南宋京湖制置使赵范却不能控制城内的局面，由于其措置不当，以致在次年二月底酿成兵变，城内两支番号不同的宋兵相互厮杀，混乱中，赵范等人逃出襄阳。接着，城内宋军将领四处纵火，开门降元，襄阳市陷落。占领襄阳后，蒙古军又向江陵推进。宋军将领孟珙率军驰援，在枝江市（今湖北枝江）击退了蒙古军，据守江陵县。

蒙古军在攻击荆州受挫后，其主力便陆续北返，只派了少数部队驻守襄阳。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宋军在孟的指挥下收复了襄阳。这时孟珙已出任湖北路安抚制置使，全面主持荆襄地区的军务，他上奏朝廷要求派重兵防守襄阳，又在当地招募人丁，组建新的军队，使整个荆襄地区的防务得到了加强。至此，荆襄地区的局势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

江淮战场

端平二年（1235年）秋天，进攻荆襄地区的蒙古军分兵西进，攻击南宋淮西路各州。次年，蒙古马步军都元帅察罕率军攻真州(今江苏仪征)，被知州丘岳率军击退。南宋将之分为淮东、淮西和沿江三个地区，以长江为主要防线，以淮河为外围，驻有数十万精兵，另外还设有水军。蒙古军遂进攻淮西地区的光州（今河南潢州），十一月，城陷。蒙古军继续前进，直逼黄州府（今湖北黄冈）。宋将孟珙率师驰援。蒙古军昼夜攻城，宋军则白天坚守，夜晚出袭。两军相持不下，蒙古军采用挖地洞的办法想进入城内，孟珙则指挥宋军在蒙古军打算穿洞而进的城墙内挖有大坑，等蒙古军挖穿城墙进入城内时，全部掉进大坑，宋军趁机出击，大败蒙古军。黄州之围遂解，宋军取得了黄州保卫战的胜利。蒙古军取黄州不克，转而攻击安丰镇（安徽寿县南），安丰守将全力死守。蒙古军用巨炮攻城，轰塌城楼。宋军则随坏随修，并造“串楼”以御炮，又造“平底船”搭载士兵攻杀企图填平护城河的蒙古军。后宋将吕文德又率军入援，城中士气大振。这时城外大批南宋援军也已赶到，城里城外宋军两下夹击，大败蒙古军，蒙古军北退。宋军取得安丰保卫战的胜利。

蒙古军取黄州不克，转而攻击安丰（安徽寿县南），安丰守将拼全力死守。蒙古军用巨炮攻城。宋军则随坏随修，并造“串楼”以御炮，又造“平底船”搭载士兵攻杀企图填平护城河的蒙古军。后宋将吕文德又率军入援，城中士气大振。这时城外大批南宋援军也已赶到，城里城外宋军两下夹击，大败蒙古军，蒙古军北退。次年，蒙古军经过精心准备又对淮东地区发起进攻。此次蒙古军攻击的是庐州（今安徽合肥），而庐州守将正是一年前的安丰守将杜杲。蒙古军造木楼高过城墙，杜用火箭烧之；蒙古军又造土坝，杜杲又以巨炮轰之。蒙古军久攻庐州不克，转而东去，杜杲又派兵追击，击败蒙古军。蒙古军又攻击滁（今安徽滁县）、寿（今安徽寿县）、泗（今盱眙县）等州未果。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十一月，孛儿只斤·窝阔台病死，蒙古主力军随之北退。

南宋淳三年（1243年），宋军开始修筑寿春城防，并派重兵驻守。寿春位于淮河北岸，是渡淮河入江淮的门户，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见宋军筑城，蒙古军便以水师进攻，宋军亦以舟师迎战。蒙古军以骑兵置两岸夹水师而进，使迎战的宋水军三面受敌，终于不支而败，蒙古军随即围困寿春。五月，宋将吕文德率援军奋战突破包围进入寿春城。入城次日，吕文德又率兵出击，大败蒙古军，蒙古军遂北撤。此后，双方在江淮地区进入了相持阶段。

战争中期

钓鱼城之战

淳祐十一年（1251年），孛儿只斤·蒙哥继承蒙古汗位，施行屯田戍兵，积极为全面进攻南宋进行准备。他派孛儿只斤·忽必烈征灭大理白族自治州，占据云南省，使南宋腹背受敌；又派诸将在宋界附近屯田练兵，建立南下入宋的基地。经过五年的精心准备，蒙哥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亲征南宋。他兵分两路，一路攻击荆襄，一路由他亲率攻击巴蜀，又命灭大理后留守云南的蒙古军北进，企图三面合击，一举灭掉南宋。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七月，蒙哥汗聚兵十万出六盘山，大举攻蜀。蒙古军由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入蜀，九月入据汉中市。接着取道金牛，直逼利州区（今陕西汉中及四川广元一带）。十月破利州，蒙古军渡过嘉陵江，力克险隘苦竹（今剑阁县西北），再沿嘉陵江东下，破大获（今四川苍溪县东南），降青居（今四川南充市南）、大良（今四川广安县东北）诸山城，直逼重庆市。当时南宋四川省制置使已移驻重庆，重庆已成为新的防守核心。此时，余玠十余年前守四川时所修筑的数十山城均已落入蒙古军手中，只有钓鱼城尚存。

钓鱼城修筑在山上，三面临江，四围峭壁，城高二十仞，易守难攻，此时钓鱼城守将王坚也做了周密准备。他首先发丁十余万加固了城墙，又在城内凿池蓄泉水，并令军民屯田，蓄积粮草，并沿江构筑工事，置以水军，加强外围戒备。次年二月，蒙古军合围钓鱼城，攻城之战打响。此后两月，蒙古军屡次猛攻，但由于钓鱼城城墙沿峭壁而建，火炮、箭矢难以企及，蒙古军将士虽奋勇作战，但都被击退，伤亡惨重。至五月，城仍不克。蒙古军士气低落，而宋军则士气高涨，屡屡夜间出袭得手。时至七月，蜀中大早酷热，来自北方的蒙古人开始普遍不适，不久，军中疾疫大作，士卒多有死亡，蒙古军斗志低落，而钓鱼城内的宋军则兵精粮足，斗志旺盛。蒙古军无力再攻，便围而不攻，双方相持不下。七月上旬，蒙哥汗忽然死于军中，蒙古军遂弃城不攻，仓皇北退。

鄂州之战

宝祐六年（1258年），在蒙哥汗亲征四川省的同时，同时又命孛儿只斤·忽必烈督师攻击南宋荆襄地区的鄂州市（今湖北武昌），以期牵制南宋援川兵力，并寻机直捣江浙。次年八月，忽必烈率军渡淮，进入南宋界。连破大胜、虎牢两关，控制了南宋淮南西路地区。大军南下，达于黄陂区（今湖北黄陂）。二十九日，蒙古军绕过武湖，到达阳罗堡，遂决定由此渡江。阳罗堡位于长江北岸，西接汉阳，东接黄州府，由此南渡可直抵鄂州，是南宋江防的重镇。宋军水陆十余万布满江岸水面。九月四日，忽必烈下令蒙古军分三路强攻，直取南岸。一路与北岸宋军激战，一路水军与宋水军战于江中，一路进攻阳罗堡。宋军全面溃败，蒙古军渡江成功。孛儿只斤·忽必烈命令士兵不得休息，乘胜前进，直捣鄂州市。鄂州是整个荆襄地区的关键，它向北扼住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向南屏障吴越。由鄂州沿江西上可以援川，东下可援两淮，实为南宋江防的一大枢纽。而之前，由于蒙哥汗入川，大部鄂州宋军已赴川增援，鄂州城防空虚。

九月八日，蒙古军抵达鄂州城下。九日，完成了对鄂州的包围。面对如此局面，南宋朝廷大为震惊，派出数路兵马增援鄂州。蒙古军亦分兵阻拒这几路宋援军，同时加紧对鄂州城的进攻。但鄂州守军顽强抵抗，屡屡击退蒙古军的进攻。此时，高达部、吕文德部等宋援军又已纷纷入鄂，鄂州市的防守得到了加强。孛儿只斤·忽必烈命张柔遂率军猛攻鄂州，鄂州又陷入危机之中。此时驻鄂督师的南宋权臣贾似道甚感恐慌，连忙派人赴蒙古军乞和，遭到忽必烈的拒绝。十一月，蒙哥汗死讯及孛儿只斤·阿里不哥谋自立为汗的消息传到忽必烈处，忽必烈匆匆北返，鄂州之围遂解。

战争后期

虎啸山之战

大良城和虎啸城是宋蒙两军分别在渠江岸边创建的军事城堡，为争夺渠江流域的控制权和川东战场的主动权，双方围绕这两座山城开展了拉锯战。南宋景定二年（1262年），南宋四川省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夏贵调兵船和运粮船入渠江，行至虎啸城（今广安市东）下时，遭蒙军拦截。景定五年（1264年），夏贵率军数万攻虎啸城，蒙军据守城内，双方僵持月余。之后蒙古将领张庭瑞、焦德裕寻机夜袭，宋军大败。

襄樊之战

至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孛儿只斤·忽必烈以襄阳市为重点发动对南宋的全面进攻。襄樊分为襄阳和樊城两城，夹汉水南北对峙，地处河南省、湖北的交界处，四通八达，所谓“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蜀，可以取财货；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被称为天下之“腰膂[lǚ]”。此时，蒙古军水军的规模有所发展。为了攻取襄樊，忽必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在南宋边界附近屯田以建立坚实的攻宋基地，大量建造战船、训练水军、招募新兵、严肃军纪等措施。经过上述准备，孛儿只斤·忽必烈向襄阳市发动进攻。他先是派大将阿术率军进攻襄阳，结果蒙古军被宋军水陆结合所败，但蒙古军由此确立了进攻襄樊的策略——长期围困和大量使用水军。从咸淳三年（1267年）冬季开始，蒙古军开始大举进攻襄樊。在扫除了襄阳周边宋军据点之后，蒙古军开始在襄阳四周要害处修筑堡垒，做长期围困襄阳的准备。

在蒙古军筑堡围城期间，南宋朝廷组织了多次对襄樊的救援。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宋将张世杰率军攻击包围樊城的蒙古军，被击败。同年七月，宋将夏贵率大批水军乘汉江水涨入援襄阳市，给襄阳守城军民送入粮食等物资，又与元水军战于汉江中，大败。九月，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水军数万、船两千余艘来援，与蒙古军战于汉江中，又大败，范文虎仅以身免。经过这几次战斗，蒙古军将领看到宋水军仍有一定的实力，便在汉江中安置木桩，连绵数十里，完全封锁了襄阳与外界的水路交通。襄阳从此成了一座孤城。南宋襄阳守将吕文焕以襄阳守军出城进攻各蒙古军堡垒，但都被击退。随后，蒙古军又多次击退了南宋的水陆援军。到了次年冬季，历经两年时间，蒙古军在襄阳市周围筑起了十余处城堡，又筑长城互联诸堡，水路亦设关隘，使襄阳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至此，蒙古军完成了对襄阳的全面包围。

咸淳七年（1271年）襄樊战争期间，孛儿只斤·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在襄阳完全与外界隔绝后，宋军又组织了几次救援，大都失败，只有一次进入襄阳，即“二张援襄”。同年五月，汉江水涨，宋将张贵、张顺率水军三千人，乘百余轻舟载满物资，由汉江支流清泥河出发进入汉江，于夜间冲入布防江面的蒙古军舰队，双方经过一夜短兵相接的激战，天亮时宋军终于突破重围，进入襄阳。但殿后的张顺却在激战中负伤数处，终于战死江中。张贵入城后又派人秘密潜出城外，到宋将范文虎处约定夹击蒙古军。七月七日，张贵率军出襄阳市，顺汉江东进，战至全军覆没，张贵本人被俘处死。

次年春，元军开始进攻樊城。樊城与襄阳隔汉江对峙，襄樊守将吕文焕以铁锁桥连接二城，以相互声援。元军认识到若取襄阳必先取樊城，因而对樊城发动猛攻，取得该城外郭，宋军退入内城，继续抵抗。咸淳九年（1273年），元军兵分五路大举进攻樊城，并调来巨炮轰击城墙，经十余日激战，终于进入内城，南宋樊城守将牛富战死。同年，元军移攻樊城时所用巨炮轰击襄阳，威力巨大，城中军民恐慌。同时，孛儿只斤·忽必烈又派人至城墙喊话，劝吕文焕投降。吕文焕投降，襄樊争夺战就此结束。襄樊失守，南宋防御体系随之崩溃。

郢州、沙洋之战

咸淳十年（1274年）九月，元军对南宋发起总攻。两路进攻江淮地区以牵制南宋兵力，主力则由大将伯颜率领由襄阳市出发，顺汉江东下，直扑郢州（今钟祥市）。郢州位于汉江东岸，南宋在此驻有重兵。襄樊失陷后，宋军又在汉江西岸与郢州相对筑城，称“新郢”，亦屯驻重兵，并在江水中植入木桩阻止舰船通过。这样，新旧郢夹江而峙，扼住了元军顺汉江南下的通路。九月下旬，元军对郢州发动进攻，但由于郢州守兵准备充分，顽强战斗，加之地势十分险峭，元军几次进攻都未能奏效。不久，伯颜派人侦知郢州以南有深宽均达数丈的水渠，此渠通入汉江。时值九月，秋雨连绵，渠中水涨，可供元军通行。伯颜决定由此渠进入汉江下游，放弃郢州不攻继续前进。南宋郢州守将见此连忙率军追击，伯颜回兵与战，宋军大败。十月底，元军进至沙洋。二十三日，元军招降不成，使用巨炮猛攻沙洋，元军敢死队竖云梯爬城，登城纵火，火借风势延及内城，城中居民几乎全被烧死，沙洋遂破。攻下沙洋县，元军进入汉江下游。

阳罗堡渡江之战

咸淳十年（1274年）十一月底，元军主力进至蔡店（今湖北汉阳），伯颜召开军事会议，谋渡长江。当时，南宋淮南西路制置使夏贵率领水军十万，战船万余，以阳罗堡为中心布防达十余里，加之汉口江面水流宽阔湍急，元军强渡十分困难。伯颜派人四处察看地形，最后选中沙武渡口作为元军强渡之处。沙武渡口位于阳罗堡西北，与武湖相通，伯颜决定由汉江入武湖，再由武湖抵长江北岸。伯颜一面制造元军将从汉口渡江的假象以迷惑宋军，一面派出骑兵迅速攻打沙武渡口的南宋守军。十二月初，元军由汉江入武湖，进而抵达长江北岸的沙武渡口。夏贵率水军应战，大败。元军全面控制了沙武渡口之后，开始布置进攻阳罗堡。十一日，元军招降阳罗堡守军不果，开始攻击该城。但由于该城坚固险要，又有宋水军在江面支援，故而始终未被攻破。伯颜便派大将阿术率兵逆江而上，到达青山矶对岸位置。是夜大雪，元军乘机发动强攻，与宋军激战于江中。经过一夜的战斗，元军击败了宋军，成功登上长江南岸。正在北岸督军攻打阳罗堡的伯颜闻讯随即亲临前线指挥，元军士气大振，猛攻阳罗堡及江中宋水军，很快便击溃了宋水军并占领了阳罗堡。至此，元军在渡江之战中大获全胜。

芜湖丁家洲之战

咸淳十年（1274年）底，元军渡江占据鄂州市后，稍事休整，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水陆并进，向南攻击。南宋黄州府、蕲州镇、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安庆市、池州市（今安徽贵池）等地相继降元。元军最终驻于池州。次年正月，南宋权臣贾似道以大都督之职上表出师，调集了一支十三万人的水陆军队，于正月十六日出发，北上抵御元军。二月，宋军抵达芜湖市，贾似道即在芜湖设立督府，全面指挥对元军的作战。他派大将孙虎臣率兵七万驻扎于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一带），又派夏贵以所率水军列于大江中，与孙虎臣所率陆军互为声援。但贾似道一方面布置作战，一方面又派人赴元军大营见伯颜求议和，遭到伯颜的拒绝。而此时孛儿只斤·忽必烈已派人赴杭州市敦促南宋投降，命令伯颜暂时不要进攻宋军。

伯颜与诸将商议，都认为战机不可贻误，遂不顾忽必烈成命，率师而进，二月十六日，元军进至丁家洲，与孙虎臣所率宋军相距仅数里。十八日，元军发动攻击。一路由大将忽剌出和董文炳率领攻打孙虎臣所率宋军，宋军溃逃，元军猛追，再败宋军。另一路由伯颜亲率攻击江中夏贵所领水军，元军舟师行江中，骑兵则分置两岸，夹江而进，并设巨炮轰击宋军船阵，宋水军大溃，夏贵逃跑。元军追击百余里。十九日晚，贾似道、孙虎臣以轻舟逃扬州，夏贵逃庐州。丁家洲之战以宋军的惨败而告终。丁家洲之战宋军十三万被歼灭。占据了丁家洲，使元军完全控制了南宋江东地区。

荆湖南北之战

伯颜攻占鄂州后，率兵继续向东南方向攻击前进。他派大将阿里海牙率兵四万屯守鄂州，并控制荆湖南北。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初，南宋岳州守将高世杰统兵二万余人、战船一千六百余艘驻于洞庭湖口，伺机攻打鄂州。阿里海牙闻讯率兵攻之。三月，两军战于洞庭湖口。元水军分三路直冲宋军船阵，宋军大败，高世杰逃跑，元兵紧追不舍，高世杰无处可逃，降元。元军以高世杰为先导招降岳州守军，守将孟之绍开城投降。阿里海牙攻下岳州之后，溯江西上准备攻击江陵。江陵 “表里襄汉，西控巴蜀，南扼湖广”，是宋军反击的重要据点。四月五日，阿里海牙率军进至距江陵十余里的沙市镇（今湖北沙市），江陵守军亦出城迎战，元军使用火攻，烧掉了守军设置的木栅，猛攻城垣。经激战，宋军多员将领战死，守军遂降。次日，江陵守将高达等投降。阿里海牙占领江陵以后，传檄至宋京湖路诸州郡要求其尽早投降，一时间诸城纷纷降元。

孛儿只斤·忽必烈派廉希宪至江陵镇抚荆南地区，又命阿里海牙回驻鄂州市。阿里海牙回师鄂州后又谋攻潭州（今湖南长沙）。潭州乃湖南省重镇，南宋派有重兵驻守。在江陵失陷月余之后，南宋湖南安抚使为增援杭州市，带走了全部守军和财物，所余军队只有不足五百的老弱。南宋潭州守将李芾临时征募了一支不足三千人的队伍，又发人加固城防修缮器具，准备固守潭州。十月初，阿里海牙率重兵进至潭州，扎下连营，包围了潭州。潭州被围后，宋廷也派出了几支援军，但都裹足不前，不敢与元军交锋，潭州遂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阿里海牙招降李芾不果，便指挥元军攻城。李芾身先士卒督军死战，多次击退元军的进攻。至十二月，元军久攻潭州不下，遂调来巨炮轰击潭州城墙，又派士兵负干草爬上城墙，烧毁了城墙上的角楼，使守城宋军失去了防守依托。元旦，元军竖云梯爬城，一举攻下潭州，李芾及多名守将自杀。

南宋投降

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伯颜率元军在丁家洲大败十三万宋兵以后，沿江东下，直取建康（今江苏南京）。不日，南宋建康守将徐王荣等投降，元军入据建康。伯颜选择建康作为元军的休整之地。建康乃当时的军事重镇，北临大江，可据守以阻两淮地区宋军南下；南近临安，路途畅通，随时可以进击。为了巩固对建康的控制，伯颜又派出数路军队进占江东各地。不久，江东各地的重要城镇均为元军所控制。在元军积极备战的同时，南宋朝廷也在做出努力试图挽回危败的局面。宋廷一方面下诏征各地守将率兵赴临安增援，并将这些军队布防在临安外围的战略要地；一方面又屡次派人赴元军大营乞和。同时，宋军在大将张世杰的率领下发动了一些反击。

同年十一月，元军分三路出攻杭州市。西路出建康，经溧阳市（今江苏水）、广德市（今安徽广德），直趋独松关（今余杭区一带）；东路沿江进发，趋长江入海口，欲沿海奔袭临安后方；中路由伯颜亲率，出镇江市，经常州南下。军激战，守将王濡战死，宋兵溃逃，元军遂占独松关。中路军进抵常州。早在同年八月，伯颜已派兵围攻常州，但由于常州军民的奋力抵抗，历时四个月之久，元军始终未攻占常州。十一月十六日，伯颜率中路元军抵常州，随即督师猛攻。元军堆土成台，高与城墙齐，架巨炮于台上向城中猛轰。十八日城破，常州军民转入巷战，守军大部战死。伯颜下令屠城，绝大部分常州军民死于屠杀。东路元军由江陵出发，顺江东进，在长江入海口处招降了一支海盗队伍后，迅速沿海南下。十二月中旬，三路元军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作战任务，会师在杭州市城下。十七日，宋廷派陆秀夫护送赵昰、赵昺两王南逃温州市，以图东山再起。十八日，宋廷派使赴元军大营奉表请降。二月五日，伯颜受降，元军入据临安城。

平定东南

德祐二年（1276年）六月，阿里海牙率军攻打南宋广西路的静江府（今广西桂林）。阿里海牙先派使劝降，遭到南宋静江守将马的拒绝，元军遂进，与宋军遇于严关（今广西兴安县一带）。严关为静江门户，地势险要，马塈以重兵拒守，元军久攻不克，阿里海牙便以一支元军绕至严关侧后，形成夹攻之势，宋军大败，严关失守，马塈退守静江。元军复攻静江。静江依水而城，形势险要，宋军又拼死守卫，元军攻城三月不能下。元军筑堰断水，使宋守军失去水上优势，又分兵从不同的方向攻城，终于将外城攻破，马塈率军退守内城。元军又集中优势兵力猛攻内城，城破，马塈身亡。占领静江后，阿里海牙又派兵四出攻打广西各地。不久，元军基本控制广西地区。与阿里海牙进兵广西同时，元将宋都带亦率兵进取江西省诸州郡。同年，瑞州（今江西高安）降，之后元军入据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宋都带部将李恒又相继占领吉州区、赣州市和南安军（今大余县），进至广东省边界，广东经略使徐直谅以所辖十四郡降元。江西制置使黄万石弃建昌军逃奔福建省。江西地区也基本为元军所控制。

南宋残余势力

元军平定东南地区后，元廷北方发生叛乱，孛儿只斤·忽必烈征调大批元军北还，使得东南地区南宋的反元力量重又兴起。德祐二年（1276年）初，文天祥被福州市政权任命为同督都诸路兵马，率领一支军队在东南地区抗击元军。次年五月，文天祥率军出福建梅州，夺取会昌县（今江西会昌），各地抗元武装纷纷归附。六月，大败元军于于都县（今江西于都），继而又攻下了兴国县（今江西兴国），二十一日，文天祥率同督府入驻兴国。江西省各地士人纷纷起兵响应文天祥。文天祥乘机派出军队攻击江西各地州县，一时间，江西各地大多被宋军收复。与此同时，淮南西路、湖南省等地也出现了多股反元武装，这些武装屡屡击败元军，收复了许多州郡。

同年，镇守江西的元将李恒率军攻击文天祥军。他一面派出大部队攻击围攻赣州市的文天祥军主力，一面自率精兵循小路直接袭文天祥同督府驻地兴国。文天祥军主力被元军击败，退守雩都，后至空坑，元追兵又至，宋军大溃。文天祥逃走，部将赵时赏伪称自己是文天祥，为元兵俘去，文天祥的大部分将领在此役中被俘或阵亡。文天祥逃出空坑后辗转进入了惠州（今广东惠州），并逐渐又聚集起了一支抗元武装。次年六月，元军分数路进逼广东省。元将张弘范率军由海道至广东，先锋张弘正于十二月二十日中午在五坡岭（今海丰县一带）追击文天祥，宋军全军覆没，文天祥被俘，南宋残余势力抗元斗争失败。

崖山之战

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五月，宋臣陆秀夫等在福州市拥立赵昰，但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小朝廷四处逃亡，并于景炎三年（1278年）六月迁徙至崖山。崖山位于珠江出海口之中，西与汤瓶山对峙，其形如门，地势险要。宋大将张世杰在此招募流亡军民，造船治兵，积极备战，崖山军民达二十万。同年十月，元军分数路进入广东省。次年正月六日，元将张弘范率水军由潮阳区出海，十三日到达崖山水域。二十二日，元将李恒亦率军赶到。张弘范驻崖山南，李恒居北，对崖山形成夹击。宋大将张世杰决计死守。他放弃崖门不守，以巨舰千余艘下海中结成巨阵。元将张弘范则派兵登上崖山，切断宋军的水源；又在山上立寨，以巨炮轰击宋军舰阵。在对峙了十余日后，二月五日夜，元军舰船齐发，集于宋舰阵对面，等待总攻。次日，元军分四路对宋军发动攻击，经过激战，宋军溃败，宋臣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赵昺投海自杀，数万人殉国。张世杰等乘船逃脱，于五月遇飓风于海上，溺死。崖山海战是宋元间的最后一仗，南宋政权至此彻底覆灭。

战争结果

蒙古国政权从成吉思汗讨伐西夏、覆灭金朝开始，到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元朝，再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亡南宋，共进行了七十年的军事征服，其中宋元战争持续达四十五年，元朝完成了包括汉、蒙、藏、维等民族的全国规模的大统一。

战争影响

积极影响

政治统一

自907年唐亡之后，中国长期居于分裂状态，五代十国之后为北宋与辽、西夏的对峙，继而则是金、南宋、西夏的鼎立。在蒙古、新疆、西藏自治区、云南省等少数民族地区，则为各民族政权割据。蒙古统治者依靠武力陆续征服了这些民族和地区，完成了空前未有的大统一，成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大统一中国的王朝。针对大统一国家境土辽远、民族众多、经济生活互有不同等复杂情况，元朝对于地方大体采取了在汉族及某些边境地区，设置行省，加强中央集权，元朝行省制度一直为后世所沿行，其区划也基本上从元代开始确立；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则因俗而治，直隶中央。

同时，元朝政府在适当的地区，实行亲王出镇的制度。根据成吉思汗以来的诸王分封与嗣后实行的王子出镇制度，孛儿只斤·忽必烈的长子孛儿只斤·真金有封地在云南省。孛儿只斤·忙哥剌封阿难答，出镇京兆，分兵驻六盘山，兼辖河西、吐蕃、四川省等处军民政务。孛儿只斤·那木罕封北平王，出镇西北边；后改封北安王，出镇漠北。孛儿只斤·忽哥赤封云南王，出镇云南，兼辖大理白族自治州、善阐及察罕章、合剌章、赤秃哥儿、金齿等部以及安南诸国。脱欢为镇南王，初镇鄂州市，后改镇扬州市。此外，西平王孛儿只斤·奥都赤、宁王阔阔出，孛儿只斤·爱牙赤、忽都鲁帖木儿诸王分地配置皇子出镇，以加强控制。

民族融合

元朝是蒙古族以一个少数民族完成对全国大统一，并对全国各民族进行直接统治的王朝。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契丹族与女真族（为后来满族先民的近支）在元代被视为汉人，而最终与汉族相融合。回族则作为一个新形成的民族出现。藏族地区正式列入中国版图，藏、蒙两民族的政治与文化方面的特殊联系开始形成。畏吾儿（维吾尔族）成为蒙古统治者主要的助力，同时得以占据政权上层，并且获得了较高的汉文化修养。

确定疆域

元朝统一中国后，大体上确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元朝的版图，东北地区直至混同江口的奴儿干城，元朝在这里设有征东元帅府；在东南，元朝在至元末年首次在原南宋晋江县所属的澎湖岛设立了澎湖巡检司；在北方，元廷在叶尼塞河上游设立了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五部断事官；在云南省，至元十三年在赛典赤·赡思丁瞻思丁的经划下，建立了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将所有归附的诸部列为郡县；在西北，通管畏吾儿部的大都护府设于别失八里（后治永昌）。至元代中期以后，元朝实际控制的全部地区加上隔海的台湾岛与东察合台汗国之域，基本上等同于清代极盛时期中原地区的版图。

消极影响

民族压迫

元灭南宋后，把原属南宋的江南汉人称之为宋人、新附人或南人，而把原属金者称之为汉人，按照他们降附的先后，而分列为政治地位高下不同的两等。在灭宋战争中，孛儿只斤·忽必烈对降附的南宋官吏暂时都优予高官，或仍留原职，以资招徕。到至元十五年，元朝政府经过多次刷汰，将南宋的降官，除吕文焕、范文虎等个别有影响的人物仍被继续任用外，其余尽数清除。其后虽有圣旨，声明江南旧有官员可赴省换授，但实际成为空文，南士被“列名新附而冒不识体例之讥”，入仕无门。北方州县官员基本没有南方士人担任。北方之士则视江南为荒远之区，大多不屑前去做官。在忽必烈时期，官方文书上虽无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的明确记载，但实际上已存在四种人不同的等级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