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辑览》， 乾隆 三十三年敕撰，共一百一十六卷，（附唐桂二王本末三卷）。
内容简介
乾隆三十三年敕撰，共一百一十六卷，（附唐桂二王本末三卷）。编年记事，上起 太昊 伏羲氏 ，下 讫 明代，清高宗亲作御批，又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此书在 史书 中虽无特殊价值，但剪裁和内容组织上都很精当，篇幅适中，既不像《 纲鉴易知录 》那样仅具梗概而略显乏味，又不像《 资治通鉴 》那样篇幅浩大，头绪繁多，难于卒读。
是 清代 通行的历史读本，民国初年也颇为流行。 王文濡 又补入清代史事，称为《增修补正正续历代通鉴辑览》，共140卷。
创作背景
修《御批通鉴辑览》的起因，是 爱新觉罗·弘历 阅读 明朝 李东阳 《历代通鉴纂要》一书，“以编内采录尚未精审，特敕重加订正，并增入明代事迹”。
这种因已有之书而修订增辑，是乾隆朝官方 修史 活动的常例，最初未必列为要务，况且当时清廷正着力纂修《大清会典》、《续文献通考》（后发展为“ 续三通 ”、“清三通”）、《皇舆西域图志》、《 平定准噶尔方略 》等等 史书 ，《通鉴辑览》的纂修恐亦视作泛常之事，连 清高宗 有关敕令的日期亦缺记载。
然而随着纂修的进展，在认真讲求褒贬书法、斟酌义例过程中，其重要性遂被提高，纂修方至 五代十国 之际，已有“要之《辑览》一书非他书之比，既奉朱批，又将颁发士大夫，必家置一编”的说法。
后来， 爱新觉罗·弘历 在亲撰序言内，提起纂修此书的起因，乃从其“皇祖”《 御批通鉴纲目 》谈起，认为“皇祖”御批虽可“垂教后世”，但却未改动旧史之文，“故命儒臣纂《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尽去历朝臣各私其君之习而归之正。”
这样一来，似乎纂修此书是秉承 康熙帝 的未竟之业，一开始就有高标准的政治、学术目的，与 李东阳 《历代通鉴纂要》无关。
我们注意到：清官书不仅不载 清高宗 最初的修书敕令，而且把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也弄得无影无踪，《 四库全书 》中未收，甚至《 四库全书总目 》也未作为“存目”加以介绍，其中有否忌讳，实为疑案。
编纂过程
作为一部重要的官修 史书 ，《御批通鉴辑览》的始修之年却没有明确的记载，《四库全书总目》在此书提要中称：“《御批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 乾隆 三十二年奉敕撰”，而实际上，乾隆三十二年乃是 爱新觉罗·弘历 为本书撰写序言的题签时间。
杨述曾 是本书最重要的执笔纂修人，其父 杨椿 为 雍正 、乾隆间有名学者，参修《 明史 》、《明纪纲目》、《 大清一统志 》等书。杨述曾承其家学，尤精于治史，乾隆七年中一甲第二名 进士 （俗称“ 榜眼 ”），任 翰林院 编修 。《 清史列传 》卷七十一记述曰：“（乾隆）二十四年，充《通鉴辑览》馆纂修官……三十二年，《通鉴辑览》书成，将脱稿而卒，年七十。始编《辑览》时，折衷体例、书法、本末条件，总裁一委之。又详订舆地谬讹，汇为《笺释》。与 朱筠 、蒋和宁、 张霁 、 王昶 诸人，同事发凡起例，龂龂不少假。及卒， 大学士 富察·傅恒 以述曾在事八载，实殚心力入告，奉旨赏给四品职衔”。
《 国朝耆献类征 》（初编）卷一二四载 刘纶 《杨述曾墓志铭》，记述与《 清史列传 》略同，且言“君之于《辑览》，则直以官与身视成书为始终，其可志也。”既然《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从发凡起例开始， 杨述曾 就是主要纂修人，那么他充任纂修官的 乾隆 二十四年必然是本书的始修之年。
纂修《通鉴辑览》，清廷专设馆局，以大学士傅恒、 来保 、 章佳·尹继善 、 刘统勋 四人为总裁，设副总裁七人、提调官十五人、收掌官五人、纂修官十二人、校对官十人、总校官十二人，规格、规模均相当宏大。杨述曾名列纂修官之首，其他如 朱筠 、 赵翼 、 陆锡熊 、 程晋芳 ，总校官如 毕沅 、 纪昀 等人，或已是文化名人，或在纂修此书中锻炼为硕学之士。
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所载 爱新觉罗·弘历 御制序，题签为“ 乾隆 丁亥秋月御笔”，即乾隆三十二年秋，一般目录之书即据此作为成书之时。然而 杨述曾 亦卒于本年秋天，是时此书处于“将脱稿”状况，则清高宗御制序写于全书告成之前。本书卷首尚载有馆臣的《进书表》，所署日期为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而且在《清高宗实录》中，《进书表》与御制序都载于这一日，可见乾隆三十三年正月才是本书正式告成之时。
《御批通鉴辑览》成书后，又于乾隆三十六年将书中 清高宗 的批语录出另成一书，共十二卷，名为《评鉴阐要》。后收入《 四库全书 》史评类。
乾隆 三十八年开始的编纂《四库全书》活动，是清官方对思想文化和文献遗产大规模的、全面的清理，《御批通鉴辑览》也再历一次补充更定。乾隆四十年， 爱新觉罗·弘历 谕令将 南明 唐、桂二王附记于卷后。 五代十国 、 北宋 时 辽朝 进攻内地政权，原从后晋时起书为“侵”，此前仍书“入寇”，乾隆四十二年于校勘本书中，谕令一律依列国互伐之例书“侵”。
乾隆四十七年又命《通鉴辑览》记载 吴三桂 攻入 缅甸 擒 朱由榔 朱由榔 事，提出不应泯没史实，对吴三桂“又何不可功则功之，而罪则罪之乎？”此外，尚有其他补充润色之处， 乾隆 四十九年十一月写成定本，收入《 四库全书 》，亦录入《 四库全书荟要 》。
作品鉴赏
最后定本的《御批通鉴辑览》起自远古 伏羲 ，止于明末，一百十六卷，后附 南明 朱聿鐭 、桂王事迹本末四卷，即唐王一卷、桂王三卷。仿《 资治通鉴纲目 》体式，但“纲”与“目”皆用大字书写，而用双行小字补叙史事、附记轶事异说、注明人物、诠释地名、考辩史实、引述前人注释和评论等等，并间或撰有馆臣的考释评述。正文、《凡例》与批语对包括《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纲目》在内的各种 史书 皆有指摘，而自称本书“尽善尽美，集 历史学 之大成，实足表里六经，准式万世”，成为撰史、评史的圭 。
《御批通鉴辑览》在编纂和修订中，于义例、书法、是非褒贬等极其认真，对史实也不乏精湛的考辩，却仍未能全脱官修之书众手不齐之弊，《 四库全书 》和《 四库全书荟要 》两种版本及《评鉴阐要》所载 爱新觉罗·弘历 的批语数量各不相同、在一些重要内容上互有遗漏，文字也有错讹，盖写定之时各书未能协同校对。
书中内容亦有与《凡例》牴 处，例如《凡例》明确批评贺善等人的史论“文芜义浅”，要“并加刊消，以省繁文”，而卷二十二却引贺善评 刘秀 的赞语，称相信图谶为其“盛德之累”，这恰与清高宗在上一卷的批语相违背。
作品影响
《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及其成书，在清朝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该书在官方 历史学 发展中也具有极高的地位。
《御批通鉴辑览序》经精心结撰，对清以前的历史作一系统的清理，成为官方述史、论史的的圭臬，而居于尊崇的地位。 爱新觉罗·弘历 自诩其书“于凡 正统 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必公必平，惟严惟谨，而无所容心曲徇于其间。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则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也”，将此书看成为万世君臣的政治 教科书 。而辑录清高宗批语的《评鉴阐要》，《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称其“圣鉴精详，无幽不烛……斥前代矫诬之行，辟史家诞妄之词，辨 讹，折衷同异，其义皆古人所未发而敷言是训，适协乎人心天理所同然”，是“读史之玉衡”、“传心之宝典”，甚至认为此书一成，起到“日月著明， 火可息，百家 言，原可无存”的作用。按照这个说法，清以前的任何历史名著，均无法与之相比。
同是 清朝 官修前代之史如《 明史 》、《明纪纲目》等，在《御批通鉴辑览》成书之后亦相形见绌，而且有时要按《御批通鉴辑览》进行修订。 爱新觉罗·弘历 在批语中多次指摘本朝官修《明史》，如批评其中记载 朱见深 万贞儿 嫉妒狠毒，前后事语自相矛盾；批评书中对 朱祁镇 的赞称；批评其中记述 史可法 由其母梦 文天祥 而生，是“出于 野之附会，失之不经”。 乾隆 四十年，清高宗指摘《明纪纲目》之误，承认纂修时“朕鉴阅尚不及近时之详审”，决定将之修改，“若《通鉴辑览》一书，其中体例书法皆朕亲加折衷，一本大公 至正 ，可为法则，此次改编‘纲目’自当仿照办理”，同时又令将《 明史 》亦加修订。此外， 爱新觉罗·弘历 还多次在批语中指出宋、辽、金、元史内 人名 、地名译音鄙俚，从而发起大规模修订 正史 的活动，其契机亦出于《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
由于《御批通鉴辑览》极严格地贯彻了要求臣下忠贞不二的纲常准则，将之推拓至明清之际，遂导致 乾隆 四十年在国史中特立《 贰臣传 》的举措，随之又在《 续通志 》中也照此办理，一时声势颇大。溯其思想源流，亦得自《御批通鉴辑览》的编纂。总之，无论清廷的自我评价还是该书的实际影响，《御批通鉴辑览》当时都处于官方 历史学 中的尊崇地位。
以《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为契机， 爱新觉罗·弘历 在评断历史中总结政治经验，推动了官方 社会主义 和政治措施的发展。全书及其批语中，强调臣下无条件忠于君主，朝廷要建立严格的“ 纪纲 ”，主张行政“宽而有制”，认为君主应牢牢掌握用人之权，勤于政事而使权不下移，并且针对具体史事提出许多具体的见解，这些都发展了康雍以来的统治思想，维护和强化了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
清高宗 反对 史书 滥载 五行 灾异等怪诞之事，斥其不实，而更加痛恨“左道”妖言，认为这是政治上倡乱之阶。他在关于 刘邦 斩蛇之事的批语中，指出往往有借怪异惑众煽乱者，在 王莽 借符命篡汉事的批语中明确提出：“左道之诛，其可贷耶！”他还赞同 苏轼 “大乱起于小奸”的说法，认为如果对“左道惑众者流不能早除”，会导致“自贻噬脐之祸”。 爱新觉罗·弘历 鉴于历代多有 东汉 张角 等借“左道”起事造反，得出不能“养 滋蔓”见解，于是对民间宗教采取不分情况、极其严厉的镇压手段，使社会矛盾激化。 乾隆 中期以后，民间秘密宗教组织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连绵数十年，成为 清朝 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重大的政治动荡，部分地由于 清高宗 的决策不当，而批阅《通鉴辑览》与此相关焉。
清高宗认为“世殊代异”，分封、井田、 均田制 等皆不可行，而强调保持满洲礼制、风俗，这种反对复古却主张“法祖”的观念，与其父清世宗略同。所不同的是：他从“法祖”观念引出反对一切变法的政治见解，则是在批阅《通鉴辑览》中形成的。 爱新觉罗·弘历 抨击 王安石变法 ，将之与 王莽改制 等同，认为是“宋室致病之由”。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变法，尤其加以贬斥，如攻击 北魏 “孝文变其 祖宗之法 ……不德孰甚焉”；斥责 完颜璟 “尽变金源旧风，国势日就孱弱”等等。正如他在一项谕旨中所说：“迩来批阅《通鉴辑览》，于北魏、金、元诸朝，凡政事之守旧可法、变更宜戒者无不谆切辩论，以资考鉴”，可见“守旧可法、变更宜戒”已成为 清高宗 政治思维的定式。这种守旧思想，给 清代 政治以深远的消极影响。
在《御批通鉴辑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储贰问题的论断。清世宗鉴于 康熙 后期嗣位之争，创秘密建储之法，但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几千年以来关于册立储贰、早定“国本”观念根深蒂固，储君又有立嫡、立长的原则，这充斥于经史典籍，影响极大。是恢复传统儒学的立储方法，抑或将传统方法视为 井田制 一样不可行于今时，还是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立储制度？三者必取其一。 爱新觉罗·弘历 经过一度犹豫徘徊，选择了最后一项，而这种选择是通过批阅《通鉴辑览》作出的。他在批阅 商朝 帝乙 立嫡子辛（即后来的 帝辛 ）为储君时，就意识到“立嫡之论”的舛误，“观此犹不悟者，非愚而何？”随后以批语批评了 刘知远 、 李渊 、 李世民 、 朱元璋 等拘于立嫡立长而导致动乱的举措，明确提出“神器当择贤而 ”的主张。在 唐朝 裴休 请早立太子事的批语中，清高宗详论了册立太子之弊：“名位已定，其不肖者固不足论，即有英贤之姿，谀之者献其逢迎，忌之者亟其排陷，古今之迹章章可考也。，则何如令其同列兄弟之间均选贤而教之之为愈乎！是不亟亟于册立者，实所以保全之也……故悉而论之，以破千载之惑。” 乾隆 四十八年， 爱新觉罗·弘历 下令编纂《古今储贰金鉴》，搜集从 西周 至 明朝 因册立储贰招致祸乱的事例，附加评论，冠以有关谕旨，彻底否定几千年以来的这个传统制度，使 清代 秘密建储的理论系统化、成熟化。这个理论的贯彻实施，使 清朝 宫廷政局始终比较稳定，而其基本思想见解，在《御批通鉴辑览》中即已提出，事例也有所准备，《古今储贰金鉴》的编纂乃是水到渠成之举。
时至清代，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末期，而乾隆朝却是一个“盛世”，作为这一时代的代表者 清高宗 ，其思想也呈现出两重特征。他以宏大气魄、渊博学识而雄视千古，高屋建瓴地评析历史，对历代帝王和名臣几乎皆有所指摘，从中总结政治经验，在政治措施与政治理论上有所创新。《御批通鉴辑览》纂成阶段正是乾隆朝由盛转衰之际，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他在评析历史中表现出 社会主义 的守旧性和极端专制性，也是不可避免的。由编纂《御批通鉴辑览》而成熟起来的这些官方的政治历史观，如新的 正统 论思想、严执纲常伦理原则、臣民的绝对“忠节”标准、反对变法的守旧意识、秘密建储的政治理论等等，对此后清廷的思想、政策、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使之成为一个保守、专制而又比较能有效运转的政府，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中国 社会形态的发展。
后世地位
《御批通鉴辑览》的历史命运。依照既定计划，《御批通鉴辑览》“将来书成时亦必颁赐讲习”，是为极重要之书。修成后 爱新觉罗·弘历 自己也常常重新阅览， 乾隆 五十六年阅后还曾写诗，并以自注再次称此书提供“万世君臣法戒”。至 爱新觉罗·颙琰 朝，《御批通鉴辑览》和《评鉴阐要》确实被奉为思想法戒，尊崇至极。 清仁宗 将之精谨研读，并写出《恭读评鉴阐要》诗七十五首，首首赞颂清高宗的思想与见识，重申清高宗的历史论断。 爱新觉罗·旻宁 后期以降， 资本主义 列强的步步侵入，社会舆论仍倡行着以“忠节”思想，以加强“攘夷”意识，但 中国 面临的毕竟是一个亘古未有的新问题，旧的封建 思想体系 已显得苍白少力，《御批通鉴辑览》的“法戒”作用有所淡化。到同治朝， 慈禧 垂帘听政，当然不会再宣扬极力反对女后干政的《御批通鉴辑览》。 爱新觉罗·载淳 （ 同治帝 ）虽青年早逝，却也撰有不少经史之论，而其史论多有与《评鉴阐要》相抵牾之处，例如 爱新觉罗·弘历 认为 商高宗 用 傅说 为相，“恐人望未厌，托之梦 图形，所为神道设教而已”，而清穆宗《商高宗梦得傅说论》 则言：“高宗之梦真也，非托也，要之积诚之所感而已”；清高宗认为史载“ 商山四皓 ”使 刘知远 不废太子，“其事不足深信”，而清穆宗《四皓安储论》 则对此津津言之，决不怀疑；清高宗斥 陈平 、 周勃 为“ 高祖 之罪人”，而 清穆宗 则称“平、勃虽有安刘之功，亦侥幸成事而已”清高宗认为 李隆基 焚珠玉锦绣之事恰见其“情伪”，而清穆宗则盛赞唐玄宗“此举犹有古人慎乃俭德之遗风焉”。如此等等，可推断 爱新觉罗·载淳 不曾阅读《评鉴阐要》和《御批通鉴辑览》，在 慈禧 掌实权时期，《御批通鉴辑览》等书已被束之高阁。
清朝 灭亡之后，近代学者多持贬斥清廷情绪，对清朝官方所修 史书 不予重视，其影响波及至今，史学界研究清史甚至研究 爱新觉罗·弘历 本人，亦未注意到《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同时，此书至今也未有一较为精审的校点本。
四库全书
乾隆 三十二年奉敕撰。是书排辑历朝事迹，起自 黄帝 ，讫於明代。 编年纪 载，纲目相从。目所不该者，则别为分注於其下。而音切训 ，典故事实，有关考证者，亦详列焉。盖内府旧藏明 正德 中 李东阳 等所撰《 通鉴纂要 》一书，皇上几暇披寻，以其褒贬失宜，纪载芜漏，不足以备乙览，因命重加编订。发凡起例，咸禀睿裁。每一卷成，即缮稿进御。指示书法，悉准麟经。又亲洒丹毫，详加评断。微言大义，灿若日星。凡特笔昭垂，皆天理人情之极则。不独词臣载笔，不能窥见高深，即 水、紫阳亦莫能仰钻於万一。所谓原始要终，推见至隐者，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不可一一缕陈。而尤於系统表年，著笔削之大旨。予夺进退，悉准至公。故大业冠号，则义等於存陈。 至正 书年，则旨同於在 郓 。知 景炎 、 祥兴 之不成为宋，而后 荒弃国者始不能以滥窃虚名；知 泰定 、 天顺 之相继为君，而后乘衅夺宗者不得以冒干 大统 。凡向来怀铅握 ，聚讼不决者，一经 烛照 ，无不得所折衷。用以斥彼偏私，著为明训。仰见圣人之心体，如鉴空衡平；圣人之制作，如天施地设。惟循自然之理，而千古定案遂无复能低昂高下於其间。诚圣训所谓此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书也。至明季北都沦覆，大命已倾， 弘光帝 窃号 江东 ，仅及一载。皇上如 天圣 度，谓犹有疆域可凭，特命分注其年，从 建炎南渡 之例。唐、桂二王迹同昰、 ，虽黜其伪号，犹 念其遗臣，亦诏别考始终，附缀书后，俾不致湮没无传。大哉王言，量同天地，尤非臣等所能仰赞一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