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明代 永乐 、 宣德 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由于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且船队航行至婆罗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谓“西洋”），故名“郑和下西洋”。 在七次航行的28年间， 郑和 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在 太仓市 的 刘家港 集结，至福建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航西太平洋和 印度洋 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 苏门答腊岛 、 苏禄苏丹国 、彭亨、 真腊 、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 摩加迪沙 等地，已知最远到达东非、 红海 。 经历了古里建碑、捉拿海盗、布施锡兰佛寺、建立官仓等重要事件，不仅带回了奇珍异宝、香料药品、异国动物，还发展了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郑和下西洋维护了中国与邻国的友好关系，是中华民族对外关系史中的重要篇章，标志着明朝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郑和下西洋是当时世界上船只和海员最多、持续时间最长、队伍规模最庞大、航行范围最广的海上活动，也是 地理大发现 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远航， 开辟了贯通 太平洋 西部与 印度洋 等大洋的直达航线，开创了世界航海的新纪元。
事件背景
个人背景
郑和早年经历不详，据《明史·郑和传》等史料记载，1399年（ 建文 元年）， 朱元璋 第四子 朱棣 发动 靖难之役 ，郑和在靖难之役中立有功勋。 1402年（建文四年），靖难之役以 朱棣 的胜利告终。同年12月18日（建文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郑和 以太监身份受命祭祀朱棣的乳母冯氏。 由此不难推测，彼时郑和不仅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且受到 明成祖朱棣 的信任。 而在正式确定下西洋人选之前，朱棣也曾询问过著名相士 袁忠彻 ，由郑和担任下西洋的正使太监是否适合，并得到了对方的认可。
政治背景
自 秦汉 时期以来， 中国 历代王朝统治者一直把自己的统治区域视为世界的中心，将自己的政权视为最高政权，自称为“天朝”，而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所有外国政权统统视为附庸，称为“蛮夷之国”，认为“蛮夷之国”的统治者都得向自己朝拜纳贡，以示臣服。 朱元璋 建立 明朝 后遵循了这一思想，派遣使者前往各个国家或地区，暗示它们的统治者来朝纳贡。 朱元璋 第四子 朱棣 通过发动“ 靖难之役 ”登上皇位后也继承了这一思想，有意扶持 宦官 势力，并推动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往来，造就“远方万国无不臣服”的统治盛况，其基本手段就是四处派遣使者招揽。 《 明实录 》中就有记载多次派遣不同宦官出使各国的记录， 永乐 时期“宦官外交”盛行。通过对宦官势力的大力扶持， 明成祖 朱棣掌握了对西洋贸易的领导权，牢牢把控了海洋贸易这一重要的财政来源。
经济背景
元朝末期发生的农民大起义不仅推动了元明两朝的更替，也推动了明初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在农业方面，明初统治者为了恢复元末被破坏的农村经济，并安定新王朝农民的生活，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实行了一系列宽容政策鼓励农民复业。加上明初对于水利工程的兴修十分重视，很快农业生产便得以恢复，并出现了增长的迹象，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得到发展，不止在大城市，就连一些小地方都出现了“商贾往来”的繁荣景象。由此，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明初统治者的国库也很快充盈，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经济基础。
自 明朝 建国以来， 明太祖 就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在 太仓州 黄渡镇设置了 市舶司 ，专管国内外的贸易往来。后由于部分走私商贩经常威胁到 朝贡 贸易的地位，且他们大多携带武器，导致明朝政府相关部门屡禁不止。此外，明初时期，部分 元朝 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威胁，沿海一带反抗的元朝豪强地主大多逃亡海外，不时在沿海地区引发骚乱，被称为“倭寇之患”。于是，为了防止内外反明者勾结，同时为了朝廷独占对外贸易之利， 明太祖 决定实行“ 海禁 ”政策，禁止百姓私自出海贸易，与对外往来。 而 朱棣 登基后，对外要防备倭寇，征讨蒙古、 安南 国等地，对内要迁移 首都 ，建造宫殿，耗费了大量的财富，于是决定对“海禁”政策适当让步，发展海外贸易，出使西洋以满足国内的财政需求。 例如，1403年9月（即 永乐 元年十月）， 泥国 （今 文莱 一带）派遣使者前来 朝贡 ，携带胡椒等货物与 明朝 百姓互市；1404年（即永乐二年）， 琉球王国 （今日本 冲绳县 ）的朝贡使者在非明廷指定地点 开市 ；1404年4月（即永乐二年五月），明朝廷派遣军队驻守 日本 、 泰国 前往 中国 的海道，以保障朝贡船只的安全等。
技术条件
中国的造船技术水平高超，自先秦时代起就出现了造船业，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就已经能够建造承重两万斛[hú]的大船。到隋唐时期，中国在平底船的基础上，研发出了受阻更小的 沙船 和更利于破浪前行的 福船 ，相关技术传入日本。除此之外，中国造船技术在汉唐时代的若干项重大发明创新都在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例如密封船底舱的水密舱结构、用于拼接船身不同木料的榫钉接合与油灰捻缝技术、在船边钉上被称为“大腊”的粗木等，都能使船体更牢固稳定，航行更安全。到了宋元时期，又发展出铅锤测海、指南针导航、航海针图等先进航海技术，其中指南针在航海领域的应用对世界的贡献最为突出，是航海史上划时代的进步。 郑和 使用 海道针经 （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 导航技术 。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事件过程
第一次
1405年7月11日-1407年10月2日（即 明朝 永乐 三年六月十五至永乐五年九月初二）， 郑和 率队从 福建省 长乐区 五虎门出发，第一次出使西洋，船队共计27800人。此次航行涉及 占城 (今 越南 中南部)、爪哇(今 印度尼西亚 爪哇岛 )、 旧港 、 泰国 (今 泰国 )、南渤里(今 苏门答腊 岛 上)、苏门答腊、满刺加(今 马来西亚 马六甲 )、 卡利卡特 (今印度 科泽科德 )、 锡兰山 (今 斯里兰卡 )等国家及地区。 途中在苏门答腊东南部的 旧港 附近，船队遭遇了海盗 陈祖义 的袭击， 郑和 被迫反击，烧毁陈祖义的十艘船只，捕杀了数千海盗，并将陈祖义本人活捉了回去，随后按令当着各国使节的面斩首，并在 旧港 设立宣慰使司。据《 明史 》记载：“祖义，亦广东人，虽 朝贡 ，而为盗海上，贡使往来者苦之。” 郑和 这一举措消除了东南亚海上的动乱因素，重建了 明王朝 在东南亚的宗主地位。
第二次
1407年-1409年夏（即 明朝 永乐 五年至永乐七年），郑和再次出使西洋，船队共计27000人，途径 泰国 、 占城 、爪哇、 古里 、满刺加、 科钦 (今印度 柯钦 )、渤泥(今 文莱 )、 斯里兰卡 和加异(今 印度半岛 南端)、 柬埔寨 等国家及地区，进一步与其发展贸易往来，带回大量奇珍异宝和外来动物。 此次航行，明朝使节们正式册封了 古里 王，并在 古里 刻石 立碑以纪念这一盛事。回国途径锡兰， 郑和船队 向当地佛寺 布施 了金、银、丝绢、 小磨香油 等物品。1409年2月15日（即 永乐 七年二月初一）， 郑和 、 王景弘 《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记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现存 斯里兰卡 科伦坡国立博物馆 。
第三次
1409年10月-1411年7月6日（即 明朝 永乐 七年十二月至永乐九年六月十六），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经过阿拨巴丹(今印度 甘巴里 东北)、 占城 、 加异勒 、爪哇、满刺加、 锡兰山 、 卡利卡特 、 阿鲁 、 奎隆 (今印度奎隆)、柯枝、 苏门答腊岛 、喃渤里、 甘巴里 (今印度科摩林)等国家及地区。
此次航行， 郑和 调解了 中国 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矛盾。一方面， 郑和 奉 明成祖 朱棣 之命，亲自给满剌加酋长授予双台银印，冠带 袍服 ，建立 满剌加国 ，保护其不再遭受 罗国骚扰，并带回了当地特产 沉香 、 黄熟香 等。满剌加国王心中挂念 明王朝 的帮助，后于1415年（即 永乐 十三年）亲赴 明帝国 朝觐 。
另一方面， 锡兰山 国王 亚烈苦奈儿 曾于1407年向郑和勒索珍贵货物，还时常欺辱邻国。根据记载，他曾率领5万士兵偷袭 郑和船队 ，但被郑和击败，但亚烈苦奈儿被当作俘虏带到 明朝 廷后， 明成祖 并未将其诛杀，只是罢黜了他的王位，让另一位有德行的当地首领接替。后来，被罢黜的亚烈苦奈儿得到释放并被遣送回国。
第四次
1413年11月-1415年8月12日（即明朝永乐十一年十一月至 永乐 十三年七月初八）， 郑和 率27670人第四次下西洋，首次到达东非麻林迪国。同年11月，麻林迪国派遣使者向 明王朝 进献“ 麒麟 ”（实为 长颈鹿 ），被视作 明帝 政治清明的吉兆。 1415年（即 永乐 十三年） 郑和船队 抵达 苏门答腊岛 国（今 苏门答腊岛 西北端），那时苏门答腊国的老国王刚被上一任王的儿子谋杀篡位，而老国王的弟弟苏干剌逃到 山中 ，占地为王，连年侵扰。因为 郑和 前来时的赏赐没有给到苏干剌，统领数万人拦截攻击郑和的船队，最终被郑和打败并作为俘虏带回 明朝 廷，明朝廷诛杀了苏干剌，并赏赐立功将士。
第五次
1417年6月-1419年8月8日（即 明朝 永乐 十五年五月至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 郑和 第五次下西洋，抵达卜喇哇、 占城 、 麻林 、爪哇、 木骨都束 、东非等国家及地区，此次出使目的是为了寻找更多的商机和外交联盟。 郑和奉命在柯枝诏赐国王印 ，封国中大山为镇国山，并立碑铭文。此外还带回了多样异域动物，如 忽鲁谟斯 进贡的 狮子 、 金钱豹 、 西马 ； 阿丹国 进贡“ 麒麟 ”（实为 长颈鹿 ）；祖法尔进贡长 角马 ； 摩加迪沙 进贡花福鹿、狮子；卜剌哇进贡千里 骆驼 、鸵鸡；爪哇、 古里 进贡麾里羔兽等。
第六次
1421年3月3日-1422年9月3日（即明朝 永乐 十九年正月三十至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 郑和 第六次完成出海使命， 到达国家及地区有 占城 、 泰国 、忽鲁谟斯、祖法儿、刺撒、竹步（今 索马里 朱巴河 ）、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巫里、苏门答剌、阿鲁、满刺加、幔八萨（今 肯尼亚 的 蒙巴萨 ）等。暹罗、苏门答剌和阿丹等国均派遣使节跟随 郑和船队 前往明王朝朝见。
第七次
第七次下西洋出发前，郑和船队曾在 福建省 停留半年，期间在湄州屿卖办木石，重修湄州 天妃宫 。还在 长乐县 南山三峰塔寺旁白修建了长乐天妃宫，于十一月建成，并树立了 《天妃灵应之记》碑 。 1431年1月（即 明朝 宣德 五年闰十二月初六）， 郑和 从 龙江 关出发，率领27550人第七次带队出海。1433年（即明朝宣德八年），积劳成疾的郑和在回国途中于印度 西海岸 古里病故。1433年7月22日（即明朝宣德八年七月初六），明朝 航海家 王景弘 带领船队返回 南京 。
事件影响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行动比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 达·伽马 到达 印度 、麦哲伦环球航行更早，是当时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队伍规模最庞大、航行范围最广的海上活动， 也是15世纪末 欧洲 的 地理大发现 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开辟了贯通 太平洋 西部与 印度洋 等大洋的直达航线，开创了世界航海的新纪元。
经济影响
从正面影响上来说，对外， 郑和 为沿海各国人民开辟了经济往来的贸易航线，同时因地制宜，为不同国家及地区制定了切合当地条件的经济发展方针，大大提高了与当地人民的合作水平，为亚非多个国家及地区带来巨大的财富，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 中国 自身的经济发展也更进一步。 对内，郑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 朱元璋 以来的禁海政策，开拓了民间海外贸易，包括 朝贡 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等形式。朝贡贸易以奢侈品（例如香料）为大宗，甚至有观点认为寻找海外香料、满足国内需求，是促成郑和下西洋的一个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 郑和 出海前在 福建省 的休憩，为当地航海业、造船业和社会经济提供了发展条件。
从负面影响上来说，郑和下西洋导致的诸个番国以前来朝贡为名，实行贸易之实的活动在 明朝 统治者的眼中只是这些番国表示臣服的一种方式，而回赐也只是一种“怀柔”的外交手段。因此，在这种“朝赐”关系中明朝廷几乎不考虑经济利益，不仅给 朝贡 使臣的赏赐丰厚，他们带来的私货也能减免官税，再加上郑和下西洋本身经济消耗巨大，久而久之造成了明朝廷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只能对来朝纳贡的使者施以人数和货物限制，同时减少下西洋的频率，最后由于缺乏持续的 经济动力 ，下西洋的活动也在轰轰烈烈一时后悄然终止。
文化影响
对内，郑和在第六次下西洋后，绘制了著名的《 郑和航海图 》，其本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图中记录了郑和航行过程中历经的约五百个地名，以及 远航 途中共计一百余线针路（即以 指南针 标明方向的航线），充分表明郑和的船队在远航中已经能够灵活地采用多种针路以适应和利用 季风洋流 ，体现了 明朝 高超 的 航海技术 和较高的海洋气象科学水平。该图集不仅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图籍，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在 世界地图 学史、地理学史、航海史上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对外， 郑和 的船队中 王景洪 、 马欢 、 费信 、 郭崇礼 、 巩珍 等重要使团成员都是 伊斯兰教 信徒，而郑和本人除了信奉伊斯兰教，对儒、佛、道文化也多有感悟。在郑和下西洋出使的各个国家或地区中，大多崇奉佛教和伊斯兰教， 郑和船队 中不仅配备了许多穆斯林船员和为他们服务的教职人员，而且还请了精通伊斯兰教又通晓 阿拉伯语 文化的著名经师随行，与各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宗教互信，促进了佛教、伊斯兰教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传播，利于彼此间沟通思想、增进友谊、消除隔膜。 此外， 郑和 的 远航 还促进了 海上丝绸之路 的发展，不仅为沿途国家及地区带去了 中国 先进的冠服、历法、 度量衡 、 科举制度 、图书等科技，还对外传播了雕刻艺术、建筑绘画、风俗习惯等 中华文化 ，推动了沿线多个国家及地区的文化文明交流发展。
政治影响
郑和率领船队恩威并施，友好相待，缓解其他各国间的矛盾，为 明朝 朝廷获取了良好的国际名声，推动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即把自身树立为“天朝上国”或“ 宗主国 ”的地位，把来往的其他国家，作为“附属国”的地位来处理的外交体系 ）的建立，巩固了 朱棣 的统治。 且此次出洋活动涉及了多个西 太平洋 和 印度洋 的国家及地区，发展了中国和东南亚、 非洲 东海岸等地区的友好外交关系，增进中国人民与多国人民的交流与往来。
对此，中国学者持有正反两种不同的看法。 中国 明清史、史学理论研究学者 赵轶峰 认为，郑和下西洋展现了 明朝 统治者视野向外的开放理念，虽然从国内经济角度持续性不高，但从外交关系角度看却是存在积极意义的。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杨永康 等认为，郑和下西洋等外交活动威慑了部分其他国家或地区，加速和推进了西洋朝贡体系的建立。然而，也有学者对郑和下西洋评价不高，认为它不仅耗费了国力，还打击了私人海上活动。 厦门大学 教授 庄国土 认为，郑和下西洋虽然体现了明朝的朝贡制度和海外政策，但由于入不敷出而中断了 中国 的海外拓殖事业，从而导致失去多个向海洋发展的机会。 山东大学 教授 陈尚胜 则认为，虽然郑和下西洋成功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 明朝 廷的朝贡体系，但这种秩序没有长期有效执行。
事件评价
当时之人
正面评价
明朝 方志史学家 何乔远 评价：“太监 郑和 与 王景弘 、侯 刘显 等人统领下西洋已经有一年了，其他部族的 首领 都带着礼物来明朝廷 朝贡 ，络绎不绝。 明帝 宴请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跪在地上行礼，这样的 盛况 从未有过。翻译的官员也充满彷徨，场景相当壮观。”
清朝 政治家 张廷玉 等在《 明史 》中充分肯定了郑和下西洋带来的盛世情景：“郑和下西洋得到的宝物不计其数。自 明朝 宣德 年间以来，远方各国不时也有来中原觐见的，但终究也不能与 永乐 时期相比，而郑和也已经病逝。自郑和死后，凡是奉命出使海外的官员，大都极力称赞郑和，并向其他国家及地区夸耀，世人也都把三保太监下西洋传为 明朝 初年的盛事。”
负面评价
明代官员 茅元仪 对郑和下西洋并不赞同，认为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活动劳民伤财，而目标却遥远不可及，将之与先王功绩相比后作出评价道：“先代帝王没有穷尽兵力，也加重百姓的压力，却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礼乐文明受到异域推崇，天下没有哪个地方不受到 中国 的道德教化的，这难道不是先王与天地同量的功德吗？ 朱元璋 派出的航海 使者 就必须要出海航行到不知前方数十万里的地方吗？”，认为开通海域是可取的，但需要适度，不可以过于勉强。
后世之人
《 光明日报 》从人类交往史的角度赞道：“ 郑和 七下西洋的经历为人类交往打破相对分散和隔绝状态，迈出了从陆上 向海 上转折的重要一步，是人类交往史上从陆向海转折的标志性事件，更是推动了人类文明互动中心从亚欧大陆转移到海上，由此整合形成了繁荣了一个世纪之久的 亚洲 国际贸易 网，为十五世纪末东西方文明在海上汇合、世界变成一个整体奠定了基础，从而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
学术争议
航行目的
根据《明史》记载，郑和出海的目的是寻找下落不明的 朱允炆 ，并展示明朝的军事实力，此后，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以及清代官修《明史》之《郑和传》与《胡濙传》均收录这种说法，近现代学者如许立群、范文澜也曾加采用。此种说法受到不少批评。明人朱国祯认为，建文帝为人“仁弱”，即使未死而窜入异域，也不再对朱棣的皇位构成威胁。曾担任 复旦大学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现任复旦大学教授的 葛剑雄 则认为这样的推测基本没有切实的依据，更推崇宣扬国威，发展对外贸易的说法。对此葛剑雄给出的理由是，当时的明朝作为东方大国，耗费些人力、物力发展与西洋国家及地区的和平外交关系是一件利国利民、符合实际的好事，且船队中军人占比不多，在海外也并没有建立军事基地、殖民统治等行为。 后来发现的 郑和 亲自篆刻的天妃灵应之记碑碑文上也记载着出使西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明朝与各国的经贸往来，发展和平外交关系，更具有可信度。
船只大小
根据《 瀛涯胜览 》史料记载，郑和出使西洋所用的 宝船 最大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今138米长，56米宽），曾亲随郑和出海的明代 幕僚 巩珍 所著的《 西洋番国志 》中也注明这些船只体型巨大，要两三百人才能操作，而此后包括《 明史 》在内的文献资料大多引用了这些数据。但由于船只被毁，已出土的 舵杆 、绞关木等零件无法准确推算出船只尺寸，导致缺少实证，这些数据在当今学术界中仍然存疑，部分学者认为这个船只规模过大，不可能在 明朝 出现。
航行范围
对于 郑和 航行的范围，《明史· 郑和 传》和《 瀛涯胜览 》中均记载最远抵达了 非洲 东海岸 木骨都束 、竹步、 麻林 ，也就是今天 肯尼亚 和 坦桑尼亚 一带，而这些地区也发现了一百多处 中国 十四、十五世纪的古瓷的遗址，根据这些线索，中国学术界大多认同郑和最远只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观点，但其他国家学术界对此持有疑议。 英国 地图学家 弗拉·毛罗 曾在1459年版 世界地图 中，根据一支中国式帆船在迪布角的航行方向和时间推测 郑和 曾带队越过 好望角 ，后英国科学家 李约瑟 也认可了这一观点。 澳大利亚 学者菲茨拉德则根据在澳大利亚 达尔文 出土的中国 寿星 石像，认为 郑和 船队 具有到达 澳洲 的可能。在此基础上， 马来西亚 学者祖菲加推测郑和甚至可能到达过 南极大陆 。2002年，英国退伍海军 孟席斯 在《 1421:中国发现世界 》一书中作出郑和最远抵达过 美洲 ，比 哥伦布 更早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的推论，并列举出了更充足的理由，例如一张依照 经纬度 所绘制的 中国 古代地图、 加拿大 岛屿遗址中出现的汉字和 黄种人 基因等。针对这些观点，中国学术界均给予了否认。
暂停原因
1433年， 郑和 航行结束回国后， 明朝 的出洋活动渐渐停罢，中国航海事业渐渐衰落，针对其原因，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历史学家 王赓武 为代表，认为出洋原因是为了镇压其他国家对明朝统治的威胁，镇压成功后就没有了继续出海的必要；第二种观点以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为代表，认为下西洋的终止是出于经济考虑， 郑和 的船队规模巨大，耗财耗力，导致国库空虚。除此之外，也有观点认为是明朝的土地观念和封建思想战胜了支持出海一派，或也有以 郑和 为代表的 宦官 集团失权于 文官 集团、 朱高炽 和 朱瞻基 无心拓展、郑和去世导致缺少领导人等影响因素的可能。
档案去向
根据《 殊域周咨录 》所述， 朱见深 成化 年间，记载有郑和下西洋具体细节的档案已经丢失，为车驾郎中 刘大夏 所藏，且刘大夏对该档案并不认可，认为应当销毁。 但对于档案被刘大夏销毁的观点，存在以下三点疑问：第一，依照 明朝 律法，私自销毁官文书应当受罚，但刘大夏反而平步青云；第二，这件事在刘大夏 墓志铭 中并未记载；第三，在刘大夏中记载有他私藏征 安南 档案之事，销毁 郑和 档案的说法可能因此移花接木、无中生有。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郑一钧 也不认可 刘大夏 私毁档案的观点，他认为档案可能在明末 李自成 攻打 北京 或清兵攻占北京城时亡失于战火。
文献记载
由于记录了 郑和 下西洋细节的相关公 大量遗失，由当时跟随郑和一起出使西洋的人员归国后书写记录见闻的史籍就成了研究这个事件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书目可考的书籍有《 瀛涯胜览 》《 星槎胜览 》以及《 西洋番国志 》，这三部书是集中、系统记载郑和下西洋事迹的最初史料。
《瀛涯胜览》
《瀛涯胜览》由 明朝 马欢 于1451年（即明朝 景泰 二年）撰写完成，马欢曾与郑和的出洋队伍一同出海航行，回国后将途中历经的 爪哇国 、 锡兰山 （今 斯里兰卡 ）等二十余个国家及地区的状况编撰成书。《瀛涯胜览》是第四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之一，被公认为 郑和 下西洋事件最重要的原始研究资料之一。
《星槎胜览》
《 星槎胜览 》由明朝 费信 于 1436年 （即明朝 正统 元年 ）撰写完成，费信曾跟随 郑和 的船队亲身参与过两次航行任务，在书中记录了郑和率领队伍第三次和第七次出使西洋时经过四十多个其他国家及地区的过程，并介绍了这些国家及地区各自的位置、地貌、经济资产、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等状况，与《 瀛涯胜览 》和《 西洋番国志 》共称为郑和下西洋的最早见证，拥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西洋番国志》
《西洋番国志》由 明朝 巩珍 于1434年（即明朝 宣德 九年）撰写完成，主要记录了 郑和 第七次出使西洋，途中经过 爪哇国 、暹罗国、 苏门答腊岛 国、阿丹、 古里国 、 马六甲王朝 等二十个国家及地区的详细过程，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始资料。
遗迹遗址
天妃宫
天妃宫是 郑和 为感谢海神天妃保佑他第三次出海平安归国而奏请明成祖 朱棣 赐建的，其主建筑建于明 永乐 五年（即公元1407年），规模宏大，是当时影响极大的宗教 翊坤宫 。然而1925年，天妃宫塌毁，仅保留下一块天妃宫碑，其旧址位于 南京 建宁路 天妃宫小学一带。天妃宫碑是国内现存与 郑和 下西洋有关的最大一块石碑，也是南京仅存的两块明代巨碑之一。1997年，为了更利于天妃宫碑的保护与管理，相关部门将其移至与 天妃宫 相邻而建的 静海寺 中。
静海寺
为了肯定 郑和 出使西洋的成果， 明成祖 朱棣 于 永乐 年间在南京仪凤门外为其建造寺庙，怀着四海平静、天下太平的希冀，取名静海寺。自 第一次鸦片战争 后，静海寺屡遭战火破坏，1986年， 南京市人民政府 仿照寺庙原风格在静海寺旧址的基础上重新修 ，现为 中国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郑和下西洋以及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历史遗址之一。
宝船遗址公园
郑和宝船 遗址公园 是依傍在南京龙江宝船厂遗址的基础上而建造的一座大型遗址性公园，用于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园内分为东、西、中三个区域，陈列了复原后的 郑和 宝船 、郑和铜像和郑和下西洋主题 浮雕 等景物，公开了当年龙江宝船厂为郑和准备出使西洋的船只时运用的 捻缝 技术、独特的硬帆船只结构等。
纪念活动
2005年7月11日，被确定为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日，中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相关纪念活动，时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黄菊 和时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长春 等出席。活动中时任 中国 交通部部长 张春贤 肯定了郑和精神所代表的 中华民族 传统外交文化思想，提出了共同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理想。 中国政府也决定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中国航海日，同时作为 世界海事日 在中国的实施日期。航海日当天，各地会举办多种庆祝活动，相关船舶都要统一鸣笛一分钟。
除了中国，其他国家也举行了许多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纪念活动。例如2006年， 津巴布韦 在国家美术馆举办了“来自中国的和平使者——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展览，津巴布韦国家美术馆馆长西班达表示，此次活动规模大、出席人员规格高、持续时间长，是近年来在该馆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展览。 2019年1月15日，“郑和下西洋”图片展在法国 斯特拉斯堡 欧洲议会总部开幕，时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在开幕式上介绍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表示了中国愿意奉行和平外交的态度。